回忆“严打”的1983年

李晓斌 供稿

　　1983年的案例，一个女孩夏天夜晚在自家院子里洗澡，这时同村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门前路过，因院墙较低随便伸头看了一眼，被女孩发现，该女大叫“流氓”，男孩被抓，随即被定为流氓罪给枪毙了。

　　四川泸州纳溪有一姓王的小伙，在一路上和同伴打赌敢亲女孩嘴，结果真的去亲了过路的一女孩。被抓后判死刑，枪毙了，轰动了当地。过了好多年，据说公安给家属赔偿了200来块钱了事。

　　1983，郑州市上街区；男女谈恋爱，由于双方家庭条件悬殊过大，女方家长一直不同意婚事，无奈女方毅然决然和恋人半公开同居以此来要挟父母就犯，女方家长闻之大怒，叫来众多亲朋好友强行把女抢回并对男青年大打出手。谁知男青年对此女是一往情深，尽管受到如此待遇也对女方痴心一片，仍隔三差五‘骚扰’女方。女方家长终于下了毒心，把女儿关在家中洗脑一月有余，硬是诱逼着女儿告男方强奸，并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证据”……凭着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不出一月，男青年命丧刑场。

　　1983年严打，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个被枪毙的犯人，19岁，罪名是严打期间“强奸未遂”；某村有个青年，在大街上作势拦了一下一个姑娘（开玩笑的那种），被枪毙了。某青年因为喝多了在马路边尿了一泡就被定罪为“现行流氓罪”送新疆劳改了。

　　1983年，安徽省蚌埠市，有一个小青年（名叫李和）与一个妓女发生关系不给钱，被告强奸。已判刑5年，严打开始，改判15年，布告贴得满街都是。这小子不服，上诉。第二批严打时数字不够，改判死刑。

　　某工厂有五百多人，那一年下达的严打指标是30人，超过了5%，据说是给人数少的小厂子分摊了1%的指标。为了完成任务，把在厕所写脏话的都抓了起来；还有一个工人更倒霉，他本来在厂子里没什么事，便把他在学生时代的老底翻了出来，他在学校偷了同学十几元钱，其实被学校处理过了，这次为了凑数，送进了拘留所，最后被判了2年徒刑。某北京小伙，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洋妞跟别人扭打时被扯开上衣，一时冲动，上去摸了一把。枪毙。

　　那时新疆晚上12点（12点相当与北京晚上10点）还在街上的话，基本都会给带回派出所。若一男一女，俩人分开，只要说错对方的名字，铁定是流氓罪。而且十来岁的孩子抢个电影票基本也是10年20年的判……，15年以上的都拉到沙漠的监狱里去了。

　　第一次严打比较严的，只要是有人检举一般的偷窃也马上被抓的。

　　第一次严打高潮期间，一没有着警服的警察见到一个人自行车棚转悠，喊其“站住”并对其搜身，发现该人带有螺丝刀一把，认定其为偷自行车贼，准备将其带回派出所，该人不从，在反抗警察揪住其衣服时，螺丝刀划破警察胳膊，结果归案后被判处死刑。对其定罪的罪名前面加上“反革命”三个字。

　　严厉打击偷、抢机动车运动中，一入室盗窃的小偷两次以顺手牵羊的方式偷走失主的摩托车车证、摩托车钥匙然后将摩托车开走，案发后，两部摩托车均没有销赃被追回发还失主。结果以该小偷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

　　一个当年的材料里，最狠的一个，是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有性行为，结果判刑了，原因是“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一个拉车的在马路上和一个女邋三吵架，女邋三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告他强奸，围观好几百群众，后来那男的被判流氓罪枪毙了。

　　一个17岁女孩子初中毕业辍学在家，由于母亲去世，父亲上班，家中无人照顾，经常和两个小男生往来，也许发生了性关系，由于他们家与居委会很近，肯定瞒不过局委会老妇女的眼睛。1983年那场严打一来，立刻被逮捕（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片员”之前从未对其批评教育过），被冠以“流氓团伙”的罪名，判刑15年。公安破了大案，立了大功。游街的时候，女孩子茫然的看着远方，她肯定不知道：公安能超额完成严打指标，有她一分功劳。

　　这是个发生在苏州的真实事件；人们厂二车间周书记是部队的指导员，举家转业回来，首次严打，唯一的儿子就此十七岁消失了。当时公判，工厂停工收听广播，当听到判处周大维死刑立即执行，人们分厂的知情的职工都惊呆了，车间书记、主任：“这是个很本分的孩子，怎么就这样完了”。在严打前几个月的一天晚上，大维的几个同学约他出去玩，本不想去，又经不住同学劝，就骑着父亲刚给他参加买的新自行车去了，到了彩香一农户家，才知同学是为了讨赌输了的一百元钱，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赌得过有妻儿的农民，农民看到来的人多，就答应归还，参赌的孩子（是首犯）却拿了一百二十多元，和另外几个都骑车跑了（自行车未锁）。周大维拿起钥匙开锁却被此农民后腰抱住，周大维打开钥匙圈上的折叠的削水果刀刺穿了农民一个掌心。被农民抓住灌粪喝尿，被毒打后送派出所转公安局，假如是工伤的手掌被刺穿，劳动教养几个月好就可以了。然而案件不大，年龄不够，几个月都判不下来。到了严打时就可以判决了。几个同学与他（主犯）被判死刑。赌徒却没有受到判决。广播里声撕力竭地读着“不杀不足于平民愤”“判处周大维死刑立即执行”。

　　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谣。他们没有想到马燕秦根本不顾脸面，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严打开始，警察们获得了尚方宝剑，不仅将马燕秦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山西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这件案子由于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枪毙十几个人。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则多得不值一提了。

　　三个死缓和两个无期徒刑全曾经和某网民同关过一间号子，他看过他们的判决书，也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这个案子。

　　李兆胜，和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袁定之，是马燕秦女儿的朋友，由于坚决不承认和马燕秦有性行为，属态度恶劣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和风，举办过一次家庭舞会，邀请马燕秦等人跳舞，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在西安上学的洋学生参加，本人也不承认和马燕秦有过性关系，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马修士，多次参加马燕秦举办的舞会，判无期徒刑。

　　惠黎明，是自己筹组的乐队指挥，为马燕秦的舞会伴奏，判无期徒刑。

　　河南西部某县；一农户新添小孩，由于地里农活多，年轻夫妇便委托公婆白日在家照管。公婆因索事一时疏忽，把小孩单独放家外出办事。谁知等回来时，孩子已被家里喂的猪活活咬死只掉残缺的肢体。全家人悲痛欲绝……可是，事情并没有完，正好赶上1983年的严打。由于该大队没有完成抓捕指标，公婆二人双双被判过失杀人罪，一个死刑缓期，一个无期。

　　邻居家一个工人，因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被抓，掉了脑袋。

　　一老太婆，当年拦了一下汽车，被抓去给了个十天的拘留。本来十天就算了，后来一关给忘了，一共关了十年，回来后给了国家赔偿300元，现在变成上访专业户了。

　　有一个姓钟的教师，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19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用了，被行政拘留15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逮捕并判刑4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

　　1983年，一个人因偷了一盒价值10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9年。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判刑8年。门头沟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垮了。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

　　1982年，迟志强到南京拍摄影片《月到中秋》时，“八九个男孩和女孩经常在一起玩，听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跳贴面舞，看内部小电影”（迟志强语）。当时，他们根本没在意这种“超前”的行为是否影响到邻居休息，更没有想到是否引起了邻居们的反感，迟志强甚至还轻率地与一个女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当1983年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开始后，正在河北完县外景地拍摄《金不换》的迟志强突然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原来，迟志强他们几个年轻人在南京时的行为，被邻居告发为“跳光屁股舞”，“集体搞不正当男女关系”了！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一时间全国哗然。江苏省审判委员会迅速做出决定：迟志强一案，所有涉案人员均按“流氓罪”论处；迟志强的行为已构成流氓罪，监禁4年！

　　张行也是如此！

　　那时候法院的判决书是公开贴出来展示的，人们经常去法院门口看布告。十个案件有九个都是“流氓罪”。那些犯了“流氓罪”的“流氓”，最后都是被枪决了事。名字上打了红叉叉，画了红勾勾。也不知道那时候哪里来的那么多“流氓”。文革期间的性压抑太严重，物极必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有一个案件“四男三女同睡一床”，七个人同时被枪决！！

　　一个中学生把一个女同学抱了抱，最后被判刑15年。当时他才15岁。

　　一个姓史女性，因为和九个男性同睡一炕（不一定是和所有人发生关系）而被判死刑。一个姓刘男生，因为前女友反告他强奸，先是判7年，后女方家属上告，改判死刑。

　　1980年代初期，短短几年时间的改革开放，老百姓能吃上饱饭了，但也造就了大批的地痞，流氓，小偷。于是有了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声势浩大，能错抓不能错放。量刑时间短到几天就可以下法院判决书。凡是挂在黑名单上的通通采用‘绝户网’。那一年，除了小‘虾米’，基本上平时有劣迹都进去了，一时间“洛阳监贵”。监狱爆满，大便的地方都住满了犯人，好象人们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

　　1983年严打中，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么一个十分个人的事情，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在1983年的严打活动中如你穿成这样,就得给判个十年二十年的还可能枪毙。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偷一个南瓜8判年，这样的小题大做案件人们见得多了。

　　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不幸而被言中，在20年后，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

　　人们可以将王姓女子的命运与时下网上流行的木子美比较一下。木子美不仅放纵性行为，而且在网上公开记载性交体验的日记名曰《遗情书》。据《遗情书》记载，木子美性放纵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频频更换性伴侣，还曾经当着朋友的面与朋友的朋友性交。此外，日记内容显示，木子美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集体性派对。著名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在听说木子美其人其事后，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木子美性滥交而走红一时，名利双收。但王姓女子却为此丧失了生命，这真是一种悲哀!

　　现在，人们看到这些20多年前的陈年旧事，恍如隔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权力却也找到了“新”的专政手段，比如“被自杀”、“被精神病”、“被喝茶”、“被失踪”……。总之，政治体制不变，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大陆就是一句笑话；人权在中国大陆，就永远是一个画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