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共内战有两方面的意见
李晓斌
先看一个叫林辉的作者发的：
很多年前，听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过，当年中共军队之所以攻下四平，靠的就是“驱迫大量无辜平民当炮灰的战术”，即让平民百姓走在队伍前面。国民党军人打到最后，再也不忍向百姓开枪，只有撤退。当时听的我如五雷轰顶，似信非信，难道一贯标榜自己“伟光正”的中共竟能干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若干年后，我来到了国外，抽空查阅了相关资料，才知道老人所言不虚。
出生在东北后去台湾的立法院院长梁肃戎生前曾撰写了一本书《大是大非——梁肃戎回忆录》，书的第三章就提到了四平之战。他写道：“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则说是三月十五日，我则清楚的记得是黄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当天。”
“共军为什么能发动人海战术？以我家乡为例，我家乡离四平五十华里，当时共产党到地方上，首先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将来国民党回来，你们也没命了。’”是以，无知的老百姓不得不跟着共产党跑，也因而被共产党送到前线当炮灰。
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马森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见台湾2005年1月的期刊《印刻》）中也如此描述道：“那时最令我心惊的是，听玉春表哥的描述，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至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
旅美学者辛灏年2005年澳洲巡回演讲中曾提到他从一名济南军区中共退役军官那里听来的故事，故事揭示的是中共为何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赢下了国民党王牌师74师：
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的山坡发起了第一次冲锋，国民党士兵射出子弹后，才倏然一惊，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中共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上来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藉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裸身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此役，抗战英雄、师长张灵埔自杀殉国，在他面前，中共将领不感到羞愧吗？
不过，这种把地主富农及其家属送上前线作为炮灰的方法并非是中共首创，列宁在1920年到1921年的“察里金战斗”中就是用的此法。由此看来，其邪恶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国民党将军胡琏亦曾与朋友何家骅谈到过中共的“人海战术”。他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
另有网上披露，淮海战役中中共同样使用了“驱迫大量无辜平民当炮灰的战术”。
对于中共军队的恶行，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作者是知名报人、大公报主编王云生。他在文章中痛斥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
1949年前，《大公报》报导一向以公正据实著称，是当时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报纸，也是唯一不称中共为“匪”的报纸，甚至还发表过赞扬中共的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份报纸，亦对中共的所为不耻，可见中共驱使百姓当炮灰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以下是黄章晋对于上述文字的反驳与评价：
中共的残酷和野蛮比这个描述严重而且广泛得多，但问题是，这个文章比较的小白。
举的几个例子都不是太靠谱，也不是很具有代表性。
在国共内战中的大规模战役中，驱动老百姓冲在前面对战役的胜负是没有影响的。文中所举的四平、孟良崮和长春战役都是最小战线也有十多公里的战斗，驱赶老百姓在前只可能出现在连级作战单位，基本上没有什么效用。转述者和论者（如王芸生）多对这种近现代战争缺少足够的了解。再一个，国民党人在描述战争情形时，与中共相似甚至比中共更善于夸张。1946年前后，中共中央已明确前方作战部队在公布战报时不得再如以往一般翻数倍上报，而依实际战场统计数字，但国民党方面在这部分并无改观，无论对日作战还是对共军作战，基本上依然是数倍乃至数十倍地夸大数字。
综合各种当时的资料，文章里举的各个战役的结果都与驱赶百姓上阵无关，而且我也不太相信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毕竟土共的军队构成本身就是农民和俘虏兵。
相对来说，若论战场上的残酷，内战期间，共军基本上不存在杀俘的行为，而国军杀俘的行为则时有所闻。在国军看来，共军最大的残酷，则是战术上的残酷。内战中，共军频繁使用人海战术，而国军受抗战经验影响，基本废弃极易遭对方巨大杀伤的人海战术。所谓人海战术，即单位面积内投入最大数量的步兵集团冲锋，其实这也是对兰彻斯特方程的一种自觉的运用，因为它会大幅提高攻方单位面积内的火力强度，同时守方哪怕每颗子弹都会打倒一个人，但毕竟单位时间内射出的子弹数量有限，对方的密度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则人数越多，死亡比例反而越低。在国军看来，这种完全不爱惜士兵生命的打法是很难接受的。我记得一位国军将官的回忆录谈及东北战场时说，林彪太残酷，城墙只破了一段两三百米的缺口，竟然有三四千人向这个缺口密集冲锋。顺带说一句，这种密集冲锋其实可以减少伤亡的经验在朝鲜战场遭遇巨大挫败，因为对面的美军拥有近乎无限的火力，如果共军将官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只要用兰彻斯特方程简单计算就知道，这个密集冲锋是绝无意义的。但在朝鲜战场，往往却是因为下级军官在伤亡大到心理无法承受而拒绝冲锋时，才放弃攻击，如砥平里之战。
网上看多了这种揭露中共残酷的文章，有时不免会觉得，不少这类文章其实与赞美中共的各类文章的工具或水平相似，疏于考证疏于思辨，情感宣泄多而打通梳理少。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啊。相对而言，哪怕是在赞美国民党的热潮中，那些暗中站在中共一边，揭批国军无耻腐朽的一些文章，倒是在技术上能博得我的认同。其实，当年的国民党与今日的中共并无本质差别，傅国涌、陈丹青之流不遗余力赞美民国，其意原在反衬当年中共，但久颂成瘾，完全罔顾基本事实和逻辑，其智识实在是等而下之。
关于中共当年之残酷，其实当年早已有系统梳理论著，网上类似这篇文章的钩沉，说服力于事实逻辑均有可疑之处，这种揭批，未必没有诽谤之嫌，为什么不去看看前人的论述？
中共之残酷，约略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暴动时对城市、农村的破坏和大规模屠杀（如湘南暴动时，拟从湖南衡阳到广东坪石，沿京广线，将两侧20里内城镇全部焚烧）；
2、建立根据地时，对地主富农中农的残酷屠杀；
3、在根据地内自相残杀（如各地反AB团、肃反，典型如富田事变）；
4、在解放区的土改的屠杀和镇压；
5、国共拉锯战时，对特别顽固之村社的集体屠杀（如一些集体信仰天主教的村落）；
6、大规模围城战时，对城市采用饥饿法，如长春围城饿死三十万人；
7、夺取政权后的大规模镇反，屠杀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及政权公务员；
8、土改时对地主富农的屠杀；
9、剿匪时对少数民族的屠杀。
1949年之前，系统地描述和记录了中共的残酷性质的靠谱书籍略举如下：比如殷海光的《民族战争呢还是社会战争？》、《中共与中国现代政治》，中共老党员抱朴的《赤俄游记》，申报特派员陈赓雅的《赣皖湘鄂视察记》、江西旅扬同乡会的调查报告《赣灾汇刊》、《东北大学名豫鄂皖赣收复匪区经济考察团报告》、香港公理会高乐康神父的《中共在农村》、当年奔赴延安后来出逃的党员帅红的《劫灰集》、冯青文的陕北考察记《在西北原野》……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就更多了，这些史料其实档案馆和图书馆里颇有不少。
其实，我们今天在谈中共的罪恶时，往往会集中谈毛的残酷，在我个人看来，在1949年之前，相对而言，毛应该是最不残酷也相对最为理性的一个。知识分子爱批毛当年是小文青，不受胡适等大知识分子待见，所以才会报复知识分子云，此纯粹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历史的自以为是的书生之见，与毛同时代的受过更好教育，甚至留洋出国的中共领袖，来得远比毛要残酷野蛮，其反文明反社会倾向也更严重。毛是中共领袖当中最早有明确统战意识的人之一，更懂得笼络人心，更有革命的耐心，故其执掌权柄后，中共在手段上的残酷性，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性上，明显大幅提升。
至于1949年之后，就不太好说了，我个人以为，如果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台上，文革式的反智主义行为或许不会有，但杀戮的残酷性却是一点不会减少，他们会更接近斯大林，秘密审判秘密处决，靠秘密特务统治，而不是像毛一样依靠群众斗群众，互相监督。
类似的，斯大林其实也是被冤枉的一个。不少共产党的同情者认为，列宁遗嘱中与斯大林并列的几位继承人，如果不是党内斗争中输给了斯大林，苏联的历史或许将不会那么残酷血腥。个人略有研读后觉得，这纯属一厢情愿的鸡蛋头想法，事实上，被斯大林处决的政敌，每一个都比斯大林更极端更激进，他们之所以在竞争中败给斯大林，就是因为斯大林这个质朴而没文化的农民相对更理性，党内多数人很难接受那些人一步到位集体化的看法。如果不是斯大林，这些人会把苏联搞成柬埔寨，很快会陷入濒临自行坍塌的境地。关于这个部分，可参看本人的《通向大清洗之路》
关于中共的性质，目前官方允许公开出版的书籍中，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是最系统地梳理了中共为何能胜利，到底有哪些罪恶中共是否是个叛国政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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