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是法律。
苏格拉底
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乃国之根本。
马英九
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具体地说，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确定哪些是正确的，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错误的，应该修正和摒弃的。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谈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以及毛泽东彭湃的暴力革命对农村造成的长期动乱和重大伤害；下篇回顾先贤晏阳初梁漱溟陶行之等，及军阀阎锡山在乡村建设与变革中的有益探索与借鉴意义。
一，土地私有与宗法制度是中国乡村的相对安定，也是保守闭塞的根源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有哪些合理的部分，应该保护和尊重；哪些不合理部分，亟待改进与变革？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年4月）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暴力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农民手中只要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中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中国国民性中的保守自私、重土轻迁、重农轻商，以及“落叶归根”，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等观念习俗，归根结底都是深深依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是的，小农经济，分散经营，产量低，自足自给，较少进入流通环节，决定了他们的保守闭塞和贫穷落后。甚至愚昧、疾病丛生、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积贫积弱，成为长期落后挨打的国民基础。因而出于增强国家实力，和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利益的需要，都必须加快农村的建设与变革。但是，所有倡导与组织变革者，都不能忘掉变革的基本宗旨，必定是也只能是保障和提高国民尤其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国民素质为根本，而不是借建设与变革之名，对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百姓，进行剝削和掠夺。它也是我们判定真改革与假改革的试金石。
其二，另－个重要原因，也是－个延续数千年，且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体制。人们要问，何谓宗法体制？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转至男性社会时期。或者说是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向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关于生殖崇拜与宗法体制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做过－些研究。周予同老先生1927年在《孝与生殖崇拜》一文中说到：“儒家哲学就是生殖崇拜哲学，儒家的根本思想生发于生殖崇拜，其深层是对男根的崇拜。”这几句话现在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不多了，很多人对所谓生殖崇拜哲学会更陌生。但它恰是中华民族的根。人类在丛林时代，有过漫长的母系社会，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很大程度依赖雌性物种的大量繁衍，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是母性生殖崇拜时期。大约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即半坡仰韶文化期间，经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先人们已经从母系社会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即由女性生殖崇拜，开始转向男性生殖崇拜。
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男性的被解放，生产力大大的发展了，但男尊女卑的积弊，也由此滥觞了。到了夏、商、周王朝时期，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其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以保证男性主宰的“家天下”可以延续下去，家族的利益可以延续。再到了孔子年代，儒家学说主宰了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至上，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汉代董仲舒又把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儒家学说就有了宗教神学色彩。“三纲五常”就成了天意，天意不可违，“三纲五常”就成了维持封建统治几千年的基石。
说到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对现当代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寻找出如下的轨迹：由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宣扬孝道------崇尚血亲，而至迷信血统，组成血亲纲络，直至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以上就是乡村乃至全国宗法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n代”聚集的历史根源。他们只能代表家族利益、血亲网络利益、权贵集团利益。因而他们只能是封建的、落后的、僵化的，乃至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别管它一时势力如何强大，能呼风唤雨，君临天下，终将被民主宪政的大潮淹没。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曾提出过“万恶孝为首”，并列出孝的十大罪状，言论虽有些过激，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今天作为问题可以讨论，但不宜宣扬，易被误读产生歧义。
话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广袤的乡村，看看宗法制度对乡村的政治生态，乡村经济诸多方面，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它和城市里和官场里，都是－样的吗，有过维护农民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利益吗？宗法体系的上层，具体点说就是那些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他们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客观－点说，别问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再寻根究底联系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阻挠与桎梏。就其对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是有其两面性的。宗法体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对广大乡民先是同姓同宗，再扩展至异姓乡亲，都有一定维护的，乡村中最贫穷最困苦，甚至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懒汉生活无依无靠者，很多时候也是依赖大户人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庇佑，说白了还是依赖宗法体制的余阴，得以生存下来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宗法体制奉行的是儒家学说，所谓仁者爱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的儒家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这些中小地主和士绅们，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维系者。宗法制度不是一级政权，但它在基层，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方面能替代一级政权。在姓氏的词堂里，以执行“家法”名义，对氏族中所谓不良分子，予以惩处。最重者甚至可以“沉塘”“绞杀”！而惩处的标准，常常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基本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比如对所谓不贞女子，施行“家法”，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和什么夫为妻纲。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乡村宗法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就是那些地主士绅们，在对同宗和异宗中的穷苦民众有若干关照与庇护的同时，也有剥削、压迫和歧视。他们是乡村中的弱势人群，与富人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常态下，只要矛盾着的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行为，或是说贫富差距不是过大，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也很脆弱，遇到非常时期，比如灾荒、时局的动乱，最具代表性的是暴力土改来了，相对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动乱大破坏。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的驱动。富人们都想守护好自身利益，穷人们则想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翻身，怎样才能实现，当然只能依仗暴力了！而一旦只依仗暴力来掠夺财富，这个社会还能平静吗？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像暴力土改这样非常时期，毕竟是罕见的。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依赖了儒家学说。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各时，乃至各民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各各有别。如果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只用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从过去的实践看，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农村的全面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在效法斯大林，对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虽然远离了现代文明，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式古老的文明，离开了它们，所谓文明古国，就是－句空话。它也是中国农村前进与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它抛弃它盲目改造它，必然会引发农村大乱，甚至民不聊生，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怎样的改革才是合理的，是摆在国人面前严峻的话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
二，彭湃、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是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和消灭富农的中国版，历史证明它给中华大地带来的伤害与破坏，是全面的、空前的、极其严重的，有些是极难修复的。彭湃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一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一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当然也不能忽略了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同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里，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如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
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一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一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农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有两个人最受注目。一是广州农讲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一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牺牲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当年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毛泽东，从发动农民革命起家，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新政权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里；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推行统购统销，任意剝夺农民的利益；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且怙恶不悛死不改悔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一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在反剝削、反压迫、均贫富的名义下，鼓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所谓和传统决裂。从而要在古老的中国广袤的农村，掀起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而革命的实际行动，就是从井冈山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经过十年的土地革命。对乡村中的地主富农士紳们较富裕的农民，施行疯狂的打砸抢，直到把他们斗倒斗垮，有的杀掉，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起来。再分掉他们的田地房屋财产，有的还分掉了他们的老婆女儿。这样的大革命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且从“农讲所”到1976年9月，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大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一号人物，始终站在舞台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一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沒有建国前后的区别。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一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一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一丝省悟。纵观其一生，是古今以来，中国第一暴君！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而另一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一样。毛只是一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故又史称“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
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一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复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里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志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一生，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而是动乱逃亡，相互仇恨和杀戮，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适时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一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革命地区八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一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一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一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丶审查丶批评丶处罚丶表扬丶教育的权利。”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一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一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但是，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风云再起，即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里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同时，彭湃之子被抓走批斗，失踪十年成谜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一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一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后，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一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勋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勋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勋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勋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一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一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记者注意到，在红宫、红场革命遗迹中，并不见有人谈起此事。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一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四字,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复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一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2014年7月初稿
2014年8月二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