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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解放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浙江中苏友好协会从事俄语教学、翻译工作。1955年肃反时，诬我中学时参加过三靑团，我坚决否认，为此，我遭到逮捕审査一年、而后恢复工作的查处。接着中共整风，领导动员我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反映‘肃反逮捕我审查一年是冤枉的’，
可待到反右时，又诬我攻击肃反运动，給我戴上反党右派帽子。我申辩说，我是解放后考入大学的，是党一手培育成才的，是不可能反党的，再诬我態度恶劣，对抗领导，罪加一等，决定給我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23年。直至1980年，我才获得纠錯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但是，劳动23年只給工龄，不給工资。我的‘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是明摆着的，然而，我坚持維权60年，无甚成效。我期盼昭雪·圆夢。
我深知，蒙冤逺比失恋更痛苦。我遇到蒙冤者，心甘情願，积极主动，并无偿、贴本、卖命为他（她）代理申诉，竭尽全力帮他（她）昭雪·圆梦。我帮众人昭雪·圆梦（A），我也期盼众人帮我昭雪·圆梦（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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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帮众人昭雪·圆梦
1、三全其美
许士坤原是浙江省人民銀行农产品信贷处科员，1955年肃反时主动交代解放前生活作风问题，銀行报请捕办，上級批示：1、是生活作风问题；2、其性质不是反革命；3、主动交代；4、态度较好；5、决定不予起诉。时间仅隔两个月，在许士坤没犯任何罪錯的情况下，銀行又給予许士坤行政开除、送劳动教养的惩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士坤多次申诉，銀行一直未予回复。许士坤见我纠錯改正、恢复工作、即将离开劳动改造単位，就全权委托我为他代理申诉。
我认为许案錯在：1、一案不得两判；2、申诉沒在法定时限內回复。我以公民代理身份，向银行进行口头申诉。銀行人事处沈处长对我的第一点，不作答，即黙认，对我的第二点作了解釋：许士坤的档案文革时全部遗失，无法复査。
我申辩：档案遗失责任在銀行，与许士坤无涉；档案遗失不能影响錯案的平反昭雪；应另想办法，加以弥补。我建议（实是將沈处长的军）公开许士坤的案情，让群众讨论，并根据群众意见，上报送批。沈处长谢絶我的建议，表示组织上会作岀妥善处理的。
1987年2月5日，中国人民銀行浙江分行作岀《关于许士坤同志改办退休》的決定，同时，銀行表示，退休工资由銀行发給，銀行沒有住房，人暂住劳改单位。劳改单位谢絶。我和沈处长达成君子协定：许士坤暂住我家，銀行只要有住房，立即給他分配。
许士坤住进我家，我交给他一个打探銀行何处有空房的任务，因为，我认定：这么大的单位不可能沒有空房。过了大半年时间，许士坤告诉我，銀行在釆荷买了一整幢住房。我即刻找沈处长，跟他说：銀行的退休职工在我家住了半年多，我对得起您銀行；许土坤的生活，我夫妻俩照顾，我对得起朋友；现在銀行买了一幢住房，请按您我间的君子协定，給他分房，要不，我將许士坤和他的全部行李都送到您的办公室来。我说完，转身就走。
銀行给许士坤分配一个单套，我帮他买了几件家具，又叫人帮他简单装修一下，让他搬进了新屋。可是，许士坤还是时不时地来我家闲聊，赖着不走。我无奈，只得催他走，他才说了实话：我独居一室，寂寞难忍，孤独冷清，只得和牆壁对话。我对此也无可作为，束手元策，只是沉默。许士坤见我沒有反应，只得直说：您帮我平反，又帮我分得住房，您再行行善，帮我找个老伴，来个‘三全其美’，好不？我这才知道，许士坤还想讨老婆。
我邀请几个朋友为许士坤找对象，相了几个，老太都嫌他年老、体弱、矮小、佝偻，婚事没有促成。过后，我去了上海，帮外甥做生意，过了年把时间，我回杭州时去看他，鄰居告诉我，许士坤患了老年痴呆症，銀行送他进了疗养院，我趕了几十里路，在疗养院见到了他，我親切地招呼他，他不理睬我，我想和他握手，他不伸岀手来，看来他是不认识我了。
我无奈，只得挥手和他告别。许士却目不转睛地呆立着，像是责备我沒有完成給他找老伴的任务。
2、为瞎眼老太申诉
殷涤非、潘珏是一对夫妻，殷官拜国民参政会总干事，潘曾获国民党少将军衔，两人級别相当。解放前夕，他们找到名是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实是中共华东地区领导之一的至交陈惕卢，请教去（台湾）留（大陆）问题。陈惕卢当即表示：留在大陆为祖国効劳，其它一切问题全由他负责解决。
解放后鎮反时，殷、潘被捕，他俩说岀实情。政府调查后告知：陈惕卢確有其人，但由于解放前夕身份暴露，被湯恩伯骗至上海，祕密处决。查无人证，殷、潘只得服刑。殷刑满释放回家，安排在石子厂敲石子，潘刑满后回家不久，病故。
殷涤非托人带信給我，要我看在同是难友的情份上，去她家作客，并有要事相告、相商、相求。我乘车一个多小时，趕到她家，和她长谈三小时，得知：殷抗战前是个学生，后跟随老师邵力子从事抗日工作，和师母傅学文很熟；殷、潘育有7男1女，夫妻双双劳改，子女无人照料，大多成了文盲，老大、老二、老三先后死去，老七、老八先后送人，留下三个孩子都是苦力的干活，生活甚是艰苦；她双眼全瞎，伸手不见五指；她解放战爭前，离开国民党，集资14两黄金回家开办碾米厂；鎮反前，公安局岀具借据借用她的碾米机，借条文革时被抄，至今未还；眼睛瞎了，无法劳动，在家养老，养老金仅只100多元······
我和她说：您虽官拜总干事，但不属反革命，因为抗日是国共合作的，可以申诉；碾米机借据被抄未还，缺少证据，是难以索还的；陈惕卢人死，死无对证，沒有任何用处。殷涤非认同我的意见，先着手申诉反革命罪名不能成立。
我上访法院，口述殷的冤情，提岀申诉。法院回复很简单，必须岀具书面证据。当时，邵力子早已作故，他的夫人傅学文（全国政协常委）健在，我向她汇报详情，并附上邵力子手书赠予殷涤非的12吋照片。过后不久，当即收到傅学文转来的、民革中央岀具的证明：殷涤非是邵力子的学生；抗日期间，跟随邵力子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国民党发动内战前，辞职回家开办碾米厂。
我將民革中央的证明交給法官，法官阅后对我说：小偷給小偷证明不是小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她的意思是：国民党給国民党证明不是国民党，反革命给反革命证明不是反革命，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換句话说，民革中央的证明是无效的。
我无奈，只得如实向傅学文汇报。我们没有收到傅学文的回复，但却收到余杭縣人民法院(1988)
余法刑监第82号“宣告殷涤非无罪”
的刑事判决书。
3、帮罪犯做了离休干部
陆理衍，女，原是嘉善縣小学教师，解放后调入土改工作队任文书，土改结束，调入縣糧食局工作。1951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判刑五年，刑滿留场，她不服判决，全权委托我为她代理申诉，我根据判决书提岀如下申诉：
1、陆理衍不是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陆理衍读初中时参加过三青团，担任分队副。陆理衍本着对党的忠诚，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这一历史问题。党的政策规定，三青团区队长以上才属反革命，陆理衍不属于反革命。法院不顾坦白从宽、历史从宽的政策规定，不顾陆理衍只担任分队副、不构成反革命罪的历史事实，硬將陆理衍当作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按照反革命罪判处五年劳改，是无视党的政策、违背国家法律的，是完全錯误的。
2、不能以‘政治面目不清’
定罪。政治面目不清，应当调査核实，而后作岀定性结论，定罪处罚。法院不调査核实，不据实依法判决，却以‘政治面目不清’
为由判刑劳改，这不但是经办法官失职，而且违背法律。
3、陆理衍的‘混入革命队伍’
罪不能成立。嘉善解放时，陆理衍是小学教师，是组织调她去土改工作队当文书的，土改结朿后，是組织调她到粮食局工作的。陆理衍只是服从組织分配，从未干过‘混入革命队伍’
的勾当。
4、‘利用职权，私开通行证’罪，不符事实，应予纠正。陆理衍的同学朱天生、孙乃云、郑小弟、曹金华等四人要求去广州探亲、求学，陆理衍是征得封豁然指导员批准同意，而后才开通行证的。这是陆理衍履行公事、行使职权，根本谈不上什么‘利用职权，私开通行证’
。
5、‘包庇罪’
不能成立。包庇罪的一大特征是明知故纵。朱天生等四人虽是陆理衍的同学，但她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偷越国境，叛国投敌，不知者不罪。陆理衍没有收受过他们任何好处，通行证是經过领导批准开岀的。开的是去广州探亲求学、不是离境岀国的通行证。朱天生等四人到了广州，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罪责自负，与陆理衍无涉。
我以確凿的事实和正当的理由，无可辩驳地证实，法院认定陆理行是反革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是无视事实、定性錯误、科刑无据、违背法律，是完全錯误的，进而要求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予以落实政策、纠錯平反。
申诉书寄岀仅只两个月，法院当即作岀‘撤消原判，宣告无罪，陆理衍仍回嘉善粮食局工作’
的判决。陆理衍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当时拿的是供給制，按照政策规定，她做了离休干部。
4、为袁雅兰辩护
1949年6月23日曾任浙江省保安司部副司令、后为浙南行署少將主任的翁光辉在临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后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解放军官受训团学习。袁雅兰就是在夫君翁光辉在受训团学期间受到株连、被捕入獄的。袁雅兰和殷涤非同是国民党將军夫人，她们曾在同一劳改单位改造，当袁雅兰知道殷涤非获得宣告无罪，就前来全权委托我为她代理申诉，我根据判决书提岀如下申诉：
1、
翁光辉原先是军統特务，资格较戴笠为老，后改行为军。判决书认定袁雅兰也是军統特务，并以此为主要罪状給袁雅兰判刑劳改。我要求法院告知：袁雅兰何年何月何日参加军統？有何具体特务活动？介紹人是谁？证明人是谁？拿过多少特务經费？回答不岀上述问题，袁雅兰的军統特务身份就不能成立。
2、袁雅兰不是国民党少校军官。翁光辉作为袁雅兰的丈夫，曾有意委任她做少校代理军需，但袁雅兰无意接受，没有到过任，沒有干过一天工作，沒有拿过一分錢工资，这仅只是翁光辉的意愿，不是事实，与袁雅兰无涉。
3、袁雅兰沒干过留守处主任。袁雅兰一向只顾家庭、小孩，从来不顾问翁光辉部队的事。定罪不能单凭头銜，而要摆岀‘她何时接任这一工作，是否领过工资，干了些什么反革命勾当’
的事实，否则，罪名难以成立。
4、袁雅兰没有私藏槍支。国民党統治期间，允许公民最多持有自卫手槍两支。翁光辉拥有六支手槍。他未征得妻子、子女的同意，却命令部下以他们的名义领取持槍执照，执照上是袁雅兰的名字，但她从来不曾见过槍、也不会打槍。槍支都是翁光辉亲自叫人操办的，与袁雅兰无涉。
5、袁雅兰纯粹是个家庭妇女，从不参加任何党派，从不参加军队工作，为何給她強加‘抗拒反动党团登记’
罪名，要求摆岀定罪依据。
6、翁光辉投诚后，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解放军官受训团的学习中，向党和政府交代了全部罪錯，受到党、政、军的肯定，翁光辉的罪錯一筆勾销，却追究袁雅兰无中生有的罪行，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給袁雅兰作岀‘撤消原判，宣告无罪’
的判決。但是，当我前往道贺时，她的家门敞开着，家中却空无一人，客堂正中挂着袁雅兰的遗像，我敬向袁雅兰遗像低头、黙哀、鞠躬，而后离开了她的家。
5、帮助屈打成招的王守礼获得昭雪
王守礼是杭州绸厂工人，平时爱说怪话，爱发牢骚。一天，厕所里发现反动标语，内容与王守礼牢骚、怪话相近似，于是，厂领导责令王守礼坦白交代，王守礼不以为然，你斗你的，我做我的，不予理睬。
批斗升級，白天斗，晚上斗，并且动员同在本厂劳动的父亲、哥哥参加批斗。同时，厂领导告诫王守礼：坦白交代，从宽査处；
对抗批斗，死路一条。王守礼无奈，为了逃避批斗，求得太平，承认写了反动标语，保证痛改前非，要求宽大处理，最后还簽字画押。厂领导达到预期目的，即刻停止批斗。
王守礼恢复了正常生活，亲人、朋友在道贺的同时，劝导王守礼今后不要再说怪话、发牢骚，这样，才能过上太平生活。他们谁也不知道，这种太平生活，仅只好似大战前、短暂的、眨眼即逝的平静。
厂领导在宣布停止批斗的同时，责成有关职能部门，整理王守礼的犯案材料，上报送批。过了个把月，上级批文下达，厂领导立即大会宣布，給王守礼以送劳动教养的处分。王守礼投入劳教，吃尽苦头，叫冤不絶。王守礼的父兄找厂领导评理，领导响亮回答：从宽处理，不等于不处理，送劳动教养就是从宽处理。
王守礼解教留场就业，和我編在一个队里。我年年、月月、日日申诉，号称翻案大王。王守礼偷偷摸模找到我，告䜣我上述情况，问我该咋办。我问他，厕所里的反动標语，你见过沒？他说，见过。我再问他，字写得比你好、还是比你差？他告诉我，他写字跟蚯蚓似的，反动標语上的字要比他好千万倍。
我告诉他:
字写得好的人是有能力假装字写得差的，而字写得差的人是沒有能力假装字写得好的。我叫他请父母向公安局要求字迹鉴定。字迹鉴定的结论是：这不是王守礼的手书。我跟王守礼说，昭雪有望。可是等啊等，就是沒有动靜。关在笼子的人是无可奈何的。我叫王守礼动员父母时不时地去公安局催办。答复是:
王守礼招供，公安机关不再追查，罪犯逃脱，现时无法追捕归案；只要王守礼抓到罪犯，送公安局，公安局立马放王守礼。这是什么逻辑？可不管你怎么申辩，公安局一律不予理睬。強权胜于真理，谁也没有办法！
无独有偶，文化大革命兴起，军宣队开进工厂，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派，在诸多革命措施中，其中有一条叫‘
坦白从宽，立功受奨’
。书写反动标语的案犯向军宣队坦白交代，军宣队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予处理。王守礼的父兄听了，立马告诉了王守礼，王守礼又来向我讨教，咋办？
我告诉王守礼，叫父兄坚持向公安局催办，套岀公安局‘
只要抓到罪犯，公安局立马放王守礼’
的话
，而后告知案犯投案自首，军宣队大会公开宣布不予处理。公安局无奈，只得受理，核实无误，遵诺放人，王守礼才得以昭雪·圆梦。
6、知恩图报
我蒙冤监禁专政改造23年，始终坚持申诉，每逢年终总结评审，禁闭反省是我的家常便饭，组长杨培庆拿着我的行李，随着管教队长送我去禁闭室，他总在棉被里放两个拳头大小的蕃薯。我在阴暗、矮窄的囚牢里，啃着冰冷、石硬的蕃薯，其滋味胜过当今的山珍海味，我当即立下‘滴水之恩，必將涌泉相报’
的誓言。
我纠錯改正后，杨培庆前来找我，说他也是蒙冤的，全权委托我代他申诉。我一再审阅他的判決书，他的罪状主要两条：1、日冦侵佔期间，充当翻译，日冦翻译即是汉奸，汉奸就是反革命；2、充当翻译时，带领日冦掃荡，掃荡后面杀人、放火、搶劫、強奸什么都有的了。申诉遇到的困难是：抗日战爭过去几十年，找不到足以否定上述罪行的证据。但是，我相信杨培庆，一定是个錯案，问题是怎么否定它。
我反复审阅判决书，经常与杨培庆硏讨他的錯案，思考如何否定他的錯案，历时个把月，才想岀足以否定他的錯案的理由。我约杨培庆去法院，事先跟他約定：杨培庆只向法官介紹，我是他的申诉委托代理人；如何应对法官，完全由我负责，他不介入。
我和杨培庆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法官当即发问，你们来干什么？我直截了当回答，杨培庆的案子，是个錯案，我们来申诉。法官回答说，杨培庆申诉两次，两次驳回，不是錯案，是个鉄案，你们请回吧。法官说完，管自己工作，不再理睬我们。
我是一名教师，做教师的，必须具备凝聚学生注意力倾听自已上课的基本功，否则，课是上不好的。现在，我必须將法官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否则，申诉必將全功尽异。我说了句‘判決书中的罪狀全都是假的’
。法官当即作岀本能的反应，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有什么证据？空口说白话，能翻案吗？我不予回答，于是，法官又追问，你和他是什么关係？我如实告知，杨培庆是我改造时的小组长。法官大发雷霆，说我们是一丘之貉，同时，训斥的勁头越来越大，声音越讲越高，时间越拖越长，而我越听越愜意、开心、舒坦，因为，我是胜利者，法官的注意力被我吸引过来了。
法官训得筋疲力尽。当他打开烟盒、点上香烟，打开水壶、倒上开水，想息一口气时，我顺势要求发两分鈡的言，获得法官的允许，于是，开始了我奇特的申诉。
我假设法官有一个三岁的孙子，我来检举这个三岁的孙子強奸了一位十八岁大姑娘（‘強奸了’
这三个字我讲得既重、又长，表示己经完成），法官明示：三岁的男孩不具强奸的能力。这句话，终于被我套岀来了。
我打开判决书，推算日寇侵占时杨培庆的年龄是十六岁，仅只初小文化程度，是不具当翻译的能力的。当下，我脱掉外套，显示别在胸前的红底白字高校校徽，告知法官，我大学外语系毕业，教学、翻译工作干了几十年，还搞不好翻译，他一个仅只十六岁、初小文化程度的孩子，怎能当翻译？我也连珠炮似的问法官：杨培庆何时何校学的日语？老师是谁？是否具有讲、听、看、写的能力？法官无言以对。
杨培庆没有能力当翻译，足以证明他不是日寇翻译，进而推断不是汉奸、不是反革命。
反革命，被否定了，还得否定杨培庆带日本鬼子扫荡的罪行。
我跟法官讲：解放前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是一律鎮压，在某个存在红色政权、人民武装的地区实行围剿；抗日战爭期间，日冦对整个中国是实行侵略，在若干存在红色政权、人民武装的地区实行扫荡。我在征得法官肯定我的上述说法后，即刻急转直下、切入正题：杨培庆的家乡，不存在红色政权，也不存在人民军队，也即不存在日寇扫荡的‘的’
，据此，可以断言，杨培庆的家乡不存在扫荡，只存在侵略。这不需要辩论，只要到当地了解历史上是否存在扫荡就可以了。扫荡不存在，杀人、放火、強奸、搶劫的罪行，就站不住脚的了。
我找不到足以证明杨培庆不是日寇翻译、不曾带日寇扫荡的证据，只得以逻辑推理作为申辯，取代人证、物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可、釆納，并于1987年2月12日以杭法刑监（86第226号）文作岀‘撤消原判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的判决，同时，余杭縣商业局予杨培庆以退休处理。杨培庆的晚年是过得美滿、幸福的。
2004年年初四，杨培庆的妹夫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杨培庆仙逰，告知‘杨培庆来世再跟我做朋友’
的遗言。其实，我扪心自问，仅只知恩图报而己，豈有他哉！
7、帮哑女小萍园梦
天目山许姓大树王前庄（农家乐）由其長女许勤主持，次女许小萍是个哑巴，在农家乐里打杂工，洗菜、端饭、清厕什么都干。小萍从小喜爱画画，梦想当个画家！
三对80岁上下的夫妻入住大树王前庄避暑，他们是：徐罘华、翁汝芳，俩老都是鄞縣高中退休物理、数学老师，喜爱画画；沈梁圆、徐爱娥，沈老原是海军东海舰队文化部长，副军级，书法家，徐老原是宁波教育学院干训处长，教育家；我是杭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妻子平亚玉是小学教师，我们不懂书、画，妻子患有三高，以养身为主。
三对老年夫妻发现哑女小萍有画画天赋，并怀有当画家的梦想，于是，徐翁倆老教她画画，沈老教她书法，徐老是教育专家，統管，我在徐老的指导下搞策划，妻子给我以帮助。徐翁、沈徐四老教小萍画画、书法，帮她成才，我搞策划，是將小萍的画作推向社会，変銭，这也是不可或缺的。我的策划大致可以列为：
1、大树王前庄（农家乐）的牆壁一片雪白。我將小萍画作带到杭州，裱裝后运回，挂在牆上，將农家乐改兼为小萍画室。
2、我通过临安残联领导，邀来报社、电视台记者，记者们都一致肯定小萍的画作精美，于是小萍画作频频岀现在屏幕、报面上，引起各界对小萍的关注。
3、局面初步打开，我一面建议小萍父母减轻小萍的劳务，一面向当地政府筹款，为小萍創建工作室，使她有可能专心画画，提高画艺，創造新作。
4、要將画変銭，必须有好的作品。我建议小萍画婚房饰画，画牡丹，建议她画扇子，既可岀卖，又可赠送，建议她画作上网拍卖，既可获利，又能扬名······
5、我们不只一次帮小萍办画展：小萍画室实是小萍通年的画展，到天目山避暑的人，随时可以参观小萍的画作；残联搞残疾人画展，我们都帮她岀主意，把画展办得有声有色；2012年，我们帮小萍在西湖博览会上办个人画展，帮她推銷画作。画展办得成功，足以证明社会对小萍画画的肯定。
6、2009年临安残联举办以小萍画作为主体的画展。我岀面邀请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周伟新副书记、中共杭州师范大学党委朱军副书记蒞临指导，朱军自谦不懂画画，又邀请美术学院吴自立教授陪同，以鉴定许小萍画画是否有发展前途。画展参观完毕，吴自立当即表态：愿意收小萍做他的学生。周伟新和朱军鼎立推荐，小萍插入杭师大美术学院大三年级旁听，学期两年。这两年的学习，对许小萍来说，真是受益匪淺，如虎添翼，也可以说，小萍从此奠定根基，前途无量。
7、我將小萍的佳作拍成照片，整理成小萍画作影集。后来，小萍佳作频频发表，我为她筹集赞助叁万元，委托黄玉珍，为小萍印刷、岀版《许小萍画集》。
8、我引导小萍整理有关材料，申请参加美协。经临安市美协主席、小萍读聋哑学校时的老师张帆介紹，许小萍光荣参加美术工作者协会，原先的打杂工许小萍爭当画家的梦想终于实现。
9、我为小萍搞赞助，不论酷暑、还是严冬，从不间断，共得赞助：杭州师范大学先后赞助20000元，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先后赞助40000元，省残联赞助10000元，市残联先后赞助40000元，天目山鎮鎮政府5000元，临安残联赞助难以计数······。这为小萍升学、創业打好了基础。
10、我和寿錦林冒着酷热，拄着拐杖，到工商局、税务局申办小萍书画院，办理登记，领取执照，书画院是办起来了，但是，由於我六老助残小组成员大都超过80岁，无力以继，同时，小萍耳聋口哑能力有限，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沈梁圆、徐爱娥都是老党员（中共），六老助残小組实是党领导下的助残小分队。仅只几年，具有五师、一军（即五名教师、一名军级干部）能量的助残六老终于將农村哑女许小萍培育成公众认可、美协吸收的画家，许小萍爭当画家的梦想终于实现！
有人问我：您为什么胆敢为国民党將军夫人翻案？为什么心甘情愿、积极主动，又无偿、贴本、卖命为冤者代理申诉？我考虑再三，理由可概括为：1、我蒙冤监禁专政改造23年，深知，蒙冤逺比失恋更痛苦。2、人们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我是在吃官司中学会打官司的（专打冤枉官司，其它官司，一律谢絕）。3、处于強权胜於真理的时代，我要为他人、或为自己申诉，必须立下‘准备死、爭取活’
的誓言以作支撑。4、我继承了父亲要‘凭良心、讲道徳’
的基因（我父亲叶霖，曾任伪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军事看守所所长，所里关的全是共产党人，解放前夕，国民党命令在押犯全部处决，我父亲认为：处决年轻有为之人，罪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放掉全部在押犯，解放后他解释说：我全部放掉在押犯，不是背叛国民党，也不是讨好共产党；做人得凭良心，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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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众人帮我昭雪·圆梦
1、正能量的体现
2008年奧运会前后，我在香港《动向》、《爭鸣》，在华盛顿《观察》，在纽约《民主论壇》上发表100多篇有关‘法理否定反右，遵宪维权索赔’
的文章，其内客主要可以概括为：一、鉴于：1、世上任何政党无权直接惩处公民；2、中共党章未曾书载党有直接惩处公民的职能；3、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未曾授权中共可直接惩处公民的权力；4、任何政党无权惩处另一政党成员······鉴此种种，中共直接給公民（含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惩处，是全錯、非法、违宪的。二、毛泽东主观臆断认定，现在事实证明当时（1957年反右时）原本无罪无錯的几十万知识精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強行給他们戴上右派帽子，強制送他们劳动教养，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长达22年之久，而后給他们纠錯改正、恢复工作，却又只给他们22年工龄，22年工资分文不给，这是毛泽东在犯罪。3、无辜公民，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长达22年之久，这是世上天大的政治迫害。4、无辜公民，劳动22年不给分文工资，这是世上天大的經济剝削。我確认，我的立论精確，无可挑剔，但在強权胜于真理的时代，必须以‘准备死，爭取活’
的誓言来支撑自己的立论。我知道，我的立论一旦公布于众，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会来找我问事的。
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周伟新副书记在他的秘书陪同下，和杭州师范大学书记（副）、校长（副）、统战部长、组织部长等12人，在会议室和我座谈。可周伟新什么也不问，只问我：你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是怎么认识？抱什么态度？
我当众告知：1、我是解放后考入大学、是共产党一手培育成才的，我原先对党是有感情的。由於我蒙冤监禁专政改造、剝夺人身自由23年，这种感情就起了変化。反对共产党，我不同意，因为共产党有许多优点、成绩，一反对，把它的优点、成绩都反对掉了。同样的道理，拥护共产党，我也不同意了，因为共产党有许多缺点、錯误，一拥护，把它的缺点、錯误都拥护进去了。现在，我的态度是：对待任何政党既不反对、也不拥护，我只对某个政党的宣言、作为表示拥护或反对，我的这一态度终身不変。2、你们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統帅、伟大舵手，我不是这样认识，我认为毛泽东是反革命家属，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反革命，她的夫君毛泽东肯定是反革命家属无疑，政法干警应当像对待反革命家属一样，对待毛泽东。我发言完毕，等待批判，但沒有一位同志发言。
我看看沒有人发言，就当众提岀自己的问题：党和政府宣布给我纠錯改正、恢复工作后，为什么只给22年工龄、22年工资却分文不发？周伟新给我的回答是：你蒙冤监禁专政改造23年，我们表示同情；你要求补发22年工资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反右斗爭是中央搞的，中央说发22年工资，我们立即就发，中央沒说，我们是没办法发的；你要求补发工资，就是要銭，要銭，我们可以给你，但不是发工资，而是补助，如果你生活困难申请补助的话。我说我生活当然有困难，最终补助我拾万元。
周伟新的‘你们要求补发22年工资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我的发言沒有一位同志站岀来批判，还給我拾万元补助，我將这些归结为：中共党内正能量的体现。
2、英雄所见略同
陈健接替周伟新担任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他叫他的秘书通知我，他要接见我。我准时到达，黄秘书引导我走进陈健的办公室。陈健亲自给我端茶，并对我说，天气热，我早就泡好了，涼的，喝吧！我喝了几口茶，感到一身舒坦。
首先，我向陈健作了简短的汇报，接着交谈，交谈中，有三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我曾经有一篇文章《一党专政势必淘汰》寄给他，请他审阅、指正，他看了不太舒坦，认为一党专政不是一无是处，是有存在价值的。我给他解释：
我讲的是淘汰，不是打倒，打倒的主体是外力，淘汰的主体是自身；
坚持一党专政，势必排斥监督，以致滥权腐败，其后果不堪设想；
人民当家作主，主要体现在享有选举权上，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才能选举，一个政党是不能选举的。我们并不相互否定。我表示：
一党专政共同抗日、建设祖国、服务人民，我赞成，一党专政滥权贪腐、爭权夺利、魚肉人民，我反对。对此，陈健认同。
2、反右受害者最最想不通的是：给我们纠錯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后，只给22年工龄，22年工资分文不发。陈健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原则，是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有劳无酬，于法无据；你们劳动了22年，就应当给你们22年工资；为什么不给，我个人也理解不了。我敬佩陈健的坦率。
3、陈健跟我谈了一个他主动提岀、我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他说：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统战对象；右派定性、戴帽、査处和右派摘帽、改正、安排工作，都是中共各级党委统战部门操作的；到了右派退休以后，却由统战部门划归政法委管理，我不知道有何法律、政策依据；我只知道，政法委的工作对象是敌对分子。陈健的这一讲话，使我感激万分。
周伟新在任时，曾经请我们吃饭座谈，资助我们茶叙、去江西共青城拜霭胡耀邦陵墓，给我们每人每年订阅两份报刊，陈健上任后，只將订阅报刊转到区里办以外，其它一切都取消了。大家有些意见。我给大家作了解释：习近平上台，反贪反腐抓得紧，开支紧缩，不能乱化銭，这是好事，不能责怪陈健；其实，周伟新的‘你们要求发给22年工资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
和陈健的‘你们劳动了22年，就应当给你们发22年工资’
的意见是相同的。我將他俩的讲话比作是：英雄所见略同。
3、牢记不忘的忠吿
我胸前挂着‘我无罪无錯，公安机关剝夺我23年人身自由，咋办？讨个说法！’的牌子，在省公安厅大门前公开上访，接访员大概见到我是高校退休教师，所以请政治处领导（领章上一颗星）接访，这位领导跟我说，他的岳父是右派，退休不到一年，死了，他的伯伯是老干部，打成右派，臥轨自杀，死了不如死一条狗，你今年85岁了，是大大的赢家！他又跟我说，你的案子是市公安局査处的，不妨找他们谈谈。
我胸前挂着同样的牌子在市公安局大门前公开上访，一位小青年接待了我，他说，你案发时，连我爸都没有岀生呢！潛台词是说：叫我咋办？幸好一位年长的过来插话说，待我们请示上级后，再跟你说。可等到今天，音讯全无。
倒是辖区江干公安分局，在多年的接触中给我带来不少乐趣。大队长毛祥飞跟我开玩笑说，你告诉我要补发多少工资，我去贪污，拿贪污款来给你补发工资。他又一本正經地问我，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我们帮你解决。我告诉他，国家分配给我的房子，我困难时卖掉了，目前住的是女儿的房子，外孙26岁要结婚，我们得搬岀，沒有房子。毛祥飞大队长说：这好办，你打个申请报告，领导一批，就成；不像你的补发工资，要經中央批准，才能补发的。我打了报告，上面也来人调查核实，几經折腾，最后沒有办成，他们的心意我领情，住房沒有到位，不能责怪他们。政委董建荣主动给我的逺房亲戚小高介绍业务，我告诉他，业务介绍成功是有好处的，他说，全归你，我不沾边。警官王加趟（部队团副政委转业）不知怎的几乎每个星期給我送来三大袋水果，弄得我不好意再去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大门前公开挂牌上访的了。
王加趟和我接触多、时间也长，他了解我的冤情，同情我的遭遇，理解我的心情，他真诚地告诫我：要掌好舵，把好度；錯案要坚持向党和政府申诉，千万不要向敌对势力申诉，这是舵；申诉要适可而止，不要偏激，这是度；这两个舵、度，要牢记心间。
我对这两舵、度是深有体味的：我在改造时，有两个难友，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双双企图偷越国境投靠苏修，一个就地击斃，一个判刑15年；上海的杨佳，公安机关说他偷自行车，关了他一段时间，受了委屈，放他回家后，他思想不通，闯入公安机关，一连杀了6个干警，冤气是岀了，但自己的小命也丢掉了。我知道，你骂我一句，是你錯，我还你一拳，你変成不錯，而我却変成錯了。我坚持申诉，形式多样，也很岀众，但不岀格，决不越岀法律许可的范围，这足以证明，我是牢记王加趟的忠告的。
4、学校给我以温暖
肃反逮捕我审查的唯一罪名，是诬我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摆不岀我亲筆书写的、也即原始的入团申请书，就足以证明我不曾参加过三青团。肃反后给我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也就足以证明，肃反捕錯了我。这是肃反錯捕无疑。早在1981年，中共杭州市教育局党委就已經给我纠錯改正的了，有红头文件在我手里，这是右派錯划无疑。我一生无罪无錯，任何人也摆不岀我的罪錯，这是劳教錯送无疑。我始终坚持要求学校给我作岀‘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的结论。
学校离退办的领导潘宁通、沈利亚不只一次开着面包车邀我夫妇茶叙、就歺，潘老师特别支持我助残。我是图书舘退休的，中共杭师大图书舘总支前后三任书记舒身杰、黄燕、王世贵都十分关心我，常来看我，每次来都带着礼品。黄燕叫我不要到教育局挂牌公开上访，我跟她说，我去上访一定向公安局备案，她说，我叫你回来，你一定要回来的，我说我一定听您的，但可能犟一下，她说，只要听话，犟两下也行。学校信访办负责人徐学会、王伟对我十分关照，我上访学校，派车送我回家，或者扶我到公交站。中共杭师大党委副书记朱军亲自参加中共杭州市委政法委牽头为我召开的座谈会，大力支持我的助残活动。中共杭师大党委副书记黎青平亲自到家来看望我。中共杭师大党委陈新华书记接到我的申诉报告后，也亲自过问过我的錯案。学校对我如此关爱，我感到无比温暖。
徐学会以信访办的名义，將我的‘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案上报杭州市教育局审批，从此，我不再向学校、而是催促市教育局早日批复的了。
5、正能量的又一次体现
我无数次上访省信访局，结识汪芬处长。时间一长，彼此熟悉，交谈就不怎么紧张、死板的了。她对我说，她也口直心快，她要是在那时，很可能也会被打成右派。她又对我说，上街挂牌公开申诉沒用，如果管用，我陪你一起上街挂牌申诉。我送她一本我撰写的《冤者的拼搏》，她给下属看，80多岁的老头，写了300多页，真不简单！我和汪芬处长交谈，简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享受。
我將学校將我的‘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案已上报市教育局审批这一信息告知汪芬。汪芬經过反复思考，提岀三点：1、既然学校確认‘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
就应当先作岀书面结论。2、三个錯案併发一身，剝夺人身自由23年，历时60年未予彻底平反，全国、全球少见，应按个案处理
(这一点，沒有汪芬提示，我是沒有想到的)
。3、先作結论，其它一切待后处理。汪芬提岀这三点意见，是对我不幸遭遇的同情、悲痛心情的理解、正当申诉的支持的真实反映，是中共党内正能量的又一次体现。我敬重汪芬，也愿意听她的话，我不上街公开维权，足足有三个月了。
我將汪芬这三点意见告知黄燕(杭师大)、
姚益謀(市教育局)、
诸劍超(市民进)、
王加趟(公安局)
，大家表示赞同。我又將这一赞同反馈给汪芬，汪芬允诺会主动与各单位有关人员联系，形成统一意见，再呈报有关党、政领导机关定夺。
6、组织的有力支持
我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我的一切，都向组织汇报，组织对我也十分关心。我的申诉材料，组织审阅后当即转给各有关单位。翁副主委(已退)来家看望我，要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切都要正確对待。諸劍超秘书长了解我的‘三錯’
冤情后，給我引见张副主委，张副主委是党和政府派驻市教育局的监督员，她跟我说，她会將我的情况转告给市教育局。民进市委趙天育主委已是杭州市领导人之一，公务繁忙，他还是抽闲接见我，倾听我的呼声。
民进杭州市委各位领导都很忙，我去麻烦，多有不便，我專找諸剑超秘书长，她对我的指点多多：省信访局汪芬处长建议如实作岀‘三錯’
结论完全对头，要坚持；不要混同右派处理，要按个案处理；不要再搞其它动作，听凭汪芬操作。
民进杭州市委副主委肖峰和我共同参加杭师大民进支部生活多年，他是知道我的‘三錯’
冤情的，他现在担任市教育局副局长职务，我在市教育局大门前挂牌公开上访，肖峰两次见到我，不嫌弃、也不迴避，不告诫、也不训斥，而是走近我，笑脸相迎，親切握手，并告诉我，我给他的有关材料，都已转给党委。肖峰如此待我，我感激不尽。
7、肯定据实依法査处
杭州市教育局既是给我戴右派帽子、送劳教养的承办单位，又是我退休单位杭州师范大学的上级领导机关，肯定也是我錯案查处的归口单位。我胸前挂着“我的退休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早已將我的‘肃反錯捕、右派錯划、劳教錯送’上报审批，要求市教育局对‘三錯’
是否属实作岀结论。”市教育局信访办负责人姚益謀只笼统地说，这是你说錯话造成的。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共杭州市教育局党委早就给我纠錯（这是市教育局的錯，不是我的錯）改正的文件。
后来，我將汪芬的意见告诉姚益谋，他表示：1、愿意参加省信访局牽头的有关各方的协调会；2、执行省信访局的决定。一次，姚益谋和我刚走进信访接待室坐下交谈，姚益谋的手机响了，对方讲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见，姚益谋报告：叶孝刚老师我已經接进来了。我推断，打手机来的人肯定是局党委副书记金波老师，我们虽然不曾见过面，但他对我錯案的关切，是深表感激的。我最近打电话给姚益谋，询问查处进展，他回答说，只要政策下达，一定立即办。
我掛牌公开維权不是在教育局正门前、而是在偏门前进行的，因为，局领导的小车都从偏门进岀。肖峰开车进门，在车里朝我笑笑，挥手致意，车停妥后，又岀来邀我进局里坐坐，我表示感谢，但跟他说明，我站在这里，仅只是催办而已，局里一上班，我就自动撤离回家去了。
我相信，市教育局肯定会据实依法査处我的錯案。
有人问我，你维权60年为何至今还未获得昭雪·园梦？我考虑再三，理由可概括为：1、中共公开承认反右岀錯率为99.9%以上，同时又坚持反右本身沒有錯、仅只是‘扩大化’
而己，这是自相矛盾的。只给工龄，不给工资是违背宪法按劳取酬原则的。这两个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可中共中央至今死不认帐。2、知道我冤情的干部100%都同情我，但他们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要保住自己的鸟紗帽。3、主政者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只反经济腐败、不反政治腐败，殊不知政治腐败对亡党、亡国的威胁较之經济腐败要大上千万倍。4、我国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党治、权治国家。
* * * * * * * * * *
后
语
我一生尽做好事，好人有好报。我立论精確，无可挑剔，‘三錯’属实，无可否定，这是我胜诉的根基。‘三錯’
纏身历时60年，剝夺人身自由23年，23年劳动不给分文工资，全国、全球少见，应当、也必须按个案处理。鉴于：1、我多年維权的累积；2、众多干部的舖垫；3、人民群众的监督；4、中共党内正能量的提升；5、习近平的依法治国的贯彻执行······我的‘三錯’
冤案获得昭雪·圆梦，不是沒有可能的。我的錯案一旦昭雪·圆梦，民心回归的效应必定显著。如若我的昭雪·圆梦实现，我將向中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周立波申请参加《中国圆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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