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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索赔的根据。
一、1957年由整风“阳谋”引起的反右派斗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反右派运动不是扩大化了，而是从根本上就错了，应予彻底纠正。
二、我是一个学生右派，我和我的右派同学，因为爱国而受到沉重地打击，我们不仅无罪，而且还对民族和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有权利获得赔偿。
尽管现在中共当局还没有任何给我们赔偿的表示，但是，我们是债权人，根据宪法和人类共同拥有的社会正义，我们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索赔主张。
所有的反右被迫害者都有主张正义和提出索赔的权利，但是，这要由被害人各自提出自己的索赔主张，他人不能越俎代庖。
三、我们在学校的“右派言论”是正义的和爱国的，我们无罪，我们受到的迫害罄竹难书，我们自身遭受到的灾难深重：仅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物理系的刘奇弟是最早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的，他判了15年的徒刑，1960年惨死于监狱之中，1980年中共为胡风平了反，可是，没有人、特别是北大，却没有人纪念年轻屈死的刘奇弟；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被处死，处死之后还向她的家属要了
5分钱的子弹费；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被处死，处死时被割断喉管；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学，1976年被处死；物理系研究生吴思慧，1953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黄立众(
又名黄美琦 )，哲学系一年级，于1970年
7月被军管会下令处决。
除了刘奇弟，还有历史系陈洪生，1961年饿死于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某系?朱祖勋，1961年
3月15日饿死于清河585分场。
物理系气象专业二年级黄思孝“困难时期”饿死于清河农场，法语系肖其中病死於劳教所，生物系袁植芬，54届，58年先劳教改判死缓后饿死於狱中。共六人。
其他还有因不堪凌辱而自杀者十人，死因不明者一人。
现在已知北大非正常死亡共二十六人。
四、据说北大1957到1958年共划了右派716人，据现在已经知道名字的
460人当中，有九人被判徒刑去劳动改造，有二十五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有七十五人被逐出校门劳动考察；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受到无理的处分和无情地批判。
他们不仅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还作为“黑五类”而饱受欺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们没有青春，他们没有任何可能以自己的才干为国效力的机会。
五、我们所有这些右派的家属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株连，物理系右派朱志英本是烈士遗孤，她的母亲因为她被划为右派而自杀；其他人的父母兄弟姐妹无一幸免，重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轻则家庭失和，爱情破裂，他们受到的歧视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这些右派受到的压力两个方面都有：中共和政府迫害我们；家属则怨恨我们，因为我们的爱国，而使他（她）们受到虐待。“洒向人间都是怨”！
六、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右派，不仅有权利为自己争得尊严，也有义务为死难者和所有右派家属恢复名誉。但是，恢复名誉是一回事，经济索赔则又是一回事。
七、我个人获罪的大字报的题目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个警告及时而正确，1980年，中共领袖邓小平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无情地批判了高度集权现象，指出它的危害，它是我在1957年大字报的强烈回声，我受到劳动教养处分极不公平，就是邓小平重复我的论点之后，北大也没有向我道歉，当然也没有赔偿，因此我提出抗议，我有权利得到相应的赔偿和道歉。
因此，我们提出自己的索赔方案。
（二）经济索赔的原则
我们在二十几年的时期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还是经济上，都受到了虐待，并且严重地株连了所有的家属和亲朋，与女朋友分道扬镳，陷于失恋，不论是“与国际接轨”，还是根据国内的“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我们都有理由获得经济赔偿。
经济赔偿方案的设计遵循两项原则：一项是合情合理；一项是留有余地。
所谓合情合理是指，我们的要求既不过高，也不过低，赔偿的金额与我们所受的苦难相当，同时又不要求过高，以免“赢了官司，输了人情”。留有余地是说，时至今日，中共并没有给我们赔偿的任何表示，即使有朝一日他们表示要给予赔偿了，也必然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因此，我们的方案还要保有余地，保留下降空间，不会是“一口价”。我们不“漫天要价”，他们也就不能“就地还钱”了。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愿望。
（三）索赔的计算公式
索赔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补发工资；一部分是精神赔偿，但是我把它合在一起计算。
对右派的处分分为五个级别，我们的索赔方案也就大体分为五个级别。
分五个级别，就是对精神赔偿的区别：受处分重的，赔偿的就多些；受处分轻的，赔偿就少些。
五个处分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是：一级是留校、只戴帽子不给其他处分；二级是留校，但是给考察处分；三级是保留学籍，到校外工厂、农村劳动考察，简称劳察；四级是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简称劳教；五级是开除学籍，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对应这五级的处分，我的索赔也要分成五级。
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一级处分的，给一倍工资赔偿；二级处分的给二倍工资赔偿；三级处分的，给三倍工资赔偿；对四级处分的，给四倍工资赔偿；对五级处分的，给五倍工资赔偿。
这个“工资”，有两种：一种是全额应得工资；一种是扣除后应得工资。
所谓全额应得工资是指：按同届同学在右派改正前之21年所得工资的全额；扣除后应得工资，是指，全额应得工资减去在此期间已经得到的工资。
以我为例计算如下：
1、
全额应得工资。
我在1955年入学，正常情况下将于1960年毕业，开始领工资。但是，我在1958年
2月就被送去劳动教养，所以工资应从1958年开始计算。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会不能正常毕业，所以，以我同级的同学的工资来计算我应该得到的工资是合理的。）
我在1979年获得“改正”，共计时间是21年，1958年计入，1979年不计入。
当时大学生的工资是每月56元，假定从1958年到1978年工资没有增加，每年的工资是
672元，21年的工资总数就是
14112元。
我的21年的全额应得工资就是
14112元。
2、
扣除后应得工资。
我在1962年
2月解除劳教，劳教四年，劳教期间没有工资，所以补偿工资应该全额计算，即：672
元×4 = 2688元。
1962年解除劳教后留场就业，工资是36.5元，以后一直到1979年改正，都是36.5元，56元扣除这36.5元，56
－ 36.5 = 19.5 元，每年是
234元，从1962到1978年共17年，应该补发的工资是：3978元。
总计，加上
4年劳教的赔偿2688元，我应该得到的补偿金额是2688
＋ 3978 = 6666 元。
物价指数与经济增长。
上面这个钱数，放在1958年或者1976年，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值，但是，现在是2010年，这个数值，只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收入，所以，在今天给我的赔偿，用当时的币值来计算，那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笑话。
把物价指数和经济增长加起来计算，应该有一个物价与经济增长系数。这个系数我以为应该是 100。
以目前北大毕业生的工资收入看，把各种各样的奖金、补助、基金、“三险”以及所有福利计算在内，这个 100的系数恐怕还是嫌少。他们的所得应该超过5600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系数是包括物价和经济增长两部分，并非全是物价指数，我们的赔偿有权利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而且，我在2010年提出索赔，今年是2015年，物价与经济都在增长工，也许到2030年共产党也不一定会接受索赔，到那时，这个系数就很难说了，究竟多少合适。
如此一来，按全额应得工资计算，我应该得到 1411200元的赔偿；按扣除后工资计算，我应该得到666600
元的赔偿。两者相差一倍多。
因为我受的是第四级处分，所以还应该乘以 4，才是我应该得到的全部补发工资和赔偿金额，以扣除后工资计算：666600
× 4 = 2666400 ，也就是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四百元整。
我以为，以扣除后工资为基数计算赔偿金额比较合理。
这个数值既不高，也不低，它与我遭受的苦难、个人尊严的践踏、青春的丧失、对家庭株连，个人创造力的损害，是相当的。
3、给出一个公式：
（56元
– 已得工资）× 12个月 × 年限 × 所受处分级别
×物价与经济增长系数，就是一个人应该得到的经济赔偿。
难友沈志庸委托我用这个公式计算他的赔偿所得，他结果是总数是2428800元，就是二百四十二万八千八百元整。
4、对其他四种情形的讨论。
1）、
劳改。劳改同劳教的情形差不多，大致释放后也都是“就业”，工资也是36.5元，处分系数是
5。
2）、
劳察。一般情形他们最初只给生活费15元到18元，数年后是32元，以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扣除后工资可能比劳教者还要多些，但是，处分系数是
3。
3）、留校者。留校者分为有处分和无处分两种情形，如果他们也能拿到每月56元的工资，则扣除后工资为零，得不到经济赔偿，这是个问题。好像应该赔偿一倍的工资。我对他们的情形不大了解，最好由他们自己提出。
4）、
这个以“扣除后工资”为索赔基数，可以解决劳改和劳教刑期不同的公平问题，刑期长的“全额工资”就高，刑期短的，“全额工资”就少。但是不能体现戴帽时间长短问题。
5、戴帽时间长短的问题。
我同张景中在1962年同时解除劳教，我摘了帽子，张景中则没有摘帽，但是工资是一样的，都是二级力工的36.5元，在平时看不出差别。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对“地富反坏右”进行专政，于是，张就要在“早请示、晚汇报”之外，每天还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半小时，同时，连队里的一切公益劳动也都由他们这些“黑五类”承担，在一些学校、机关，还要经常遭受批斗，我的同班好友林国策是留校的，毕业后也分配了工作，在文革中，因为不堪批斗，自杀身亡。
在我的这个赔偿方案中，以我的智慧，对戴帽时间长短不一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体现公正，如何对他们因此而遭受的凌辱给予赔偿。
6、对已经死难者的赔偿，当另行讨论。他们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但是人已经不在了，补发工资和赔偿对他们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最多由他们尚在人世的亲属得到，对他们就只有精神纪念意义。
5、对北大学生赔偿总金额的估量。
在我收集的
460人的右派名单中（含教师），劳改 9人，劳教25人，劳察75人，由于这“三劳”人员相对集中，大部分都统计进来了，在可能的
716名右派中，他们的数量都不会再增加多少，粗糙地估计，他们占总数的比例可能在 15%左右，绝大部分右派都是留校的，所以总赔偿金额不会太多。无法给出一个加权平均的“扣除后工资额”和平均处分级别。
（四）索赔方案引起的相应争论。
1、你计算的赔偿金额是不是太多了。
我以为不多，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在1957年写的大字报的题目就是“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准确而又及时，23年后邓小平又重复了我的观点，我的家庭受到的株连痛苦不堪，2666400元一点也不多，恰如其分。
2、有人不要求赔偿那么多。
这个自然，精神道歉是一回事，经济赔偿又是一回事，中共应该、也有义务向所有受害者赔礼道歉，但是，经济赔偿则有许多具体情况，你如果认为中共只要向你赔偿10万、20万、50万就够了，那是你的事情，别人无权异议，我也不反对。而且，赔偿总金额降低了，赔偿就变得容易了，好事情。
3、其他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在中共执政的60余年间伤害的人数不可胜数，地主问题、镇反问题、资本家问题、胡风问题、反右问题、大跃进饿死人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死人与受迫害问题、六四问题等等等等，你右派要求赔偿，其他的人怎么办？
其他人好办，赔偿问题是经济利益，对经济利益，原则是“谁受益谁主张，谁主张谁受益”，我不认为攀比是有道理的，你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提出赔偿的要求是你个人的权利，你自己不使用这个权利，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越俎代庖”。凭什么你自己的利益自己不去争取，要别人代劳？
你得到了赔偿，会分一些给别人吗？事后有人会说，其实，即使你不提出，到时候都会赔偿的，索赔者还劳而无功。
中国人经常都是这样的。你自己不主张，没有得到赔偿，却眼气别人得到的赔偿，这算不算中国人的“劣根性”？
对死难者怎么办？好办，“谁受益谁主张，谁主张谁受益”，不论是直系还是旁系亲属，谁受益谁就去主张，别人只有义务为死者伸张正义，求得精神的确认，却没有义务为活着的人去主张经济赔偿。
没有能力的人可以主动委托别人索赔，没有坐等的权利。
4、安于现状，不想索赔。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现在日子还过得去，就算了吧，共产党也不会赔偿的。他们可能还规劝别人不要去自寻苦吃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5、还剩多少右派？要赔偿多少钱？
55万右派现在还剩多少人，没有人统计过，也许只剩下10万人，也许连10万还不到，其中要求赔偿的人数也不清楚，我估计赔偿金额有5000亿就用不完。它还不如每年的维稳费多。
6、由谁来还债？
由共产党来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罪恶都是中共一手制造的。
但是，他们有钱吗？
说有钱就有钱，说没钱就没钱：自从中共统治全中国之后，他们就没有过“党产”，国库就是他们的“党库”，从来都不缺钱；但是，由于中共自己欠下的债务，还要由纳税人负担，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除了由财政出钱外，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由全体共产党员负担，他们现在有8000余万党员，每人多缴6000元，就够了，他们可以分五年缴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肯不肯给赔偿？
（五）、现在还只不过是一张“画饼”，离充饥还远着呢。
现在索赔，还只有精神上的意义，让中共知道，也同时让社会不要忘记，共产党欠人民的实在太多，不要自鸣得意，“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原作于2010年，2015年修改。修改的原因是有一位难友认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有现实意义。
2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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