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笑话的跳出专制周期率

王向理

　　1945年7月著名民主进步人士黄炎培从国民党占领区到中共特区首府延安访问，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彻夜“窑洞对话”，前者回忆他们之间关于“创业和守业”的问答。毛泽东问，你访问延安感想怎样？我答：“我生60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集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一部历史，'政苔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窑洞对话”是很有名的，近70年来，被许多学者、教授、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引用,各有自己的解读。我认为不能否认，黄炎培问的好，毛泽东答的也好。其实在这5年之前，1940年六、七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时已同毛泽东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向毛泽东提出：延安地瘠人贪（不是贪污的贪），大不如重庆物资丰富，共产党即使搞腐败，也没有条件，如果将来抗战胜利，富裕了，共产党会不会还能保持这样的好风气。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促成5年后和黄炎培的“窑洞对话”。但问题是，毛泽东所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与事实并不符。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的战争年代，特别是延安时期，艰苦奋斗，这多半是环境使然，但和民主没有多大关系。战争艰苦年代，强调是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那时因为还处于革命造反时期，未来能否掌握政权还是大问题，所以跳出圆周率的问题，不过是“纸上谈兵”。

　　中共掌权后，半个多世纪事实证明，不仅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政党、国家一样，不仅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反而更加厉害受其支配。因为毛泽东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想搞民主，在战争年代，他要民主，是向蒋介石要权力，争利益，自己掌权后就再也不再提了。他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但自己更甚于搞一党专政，“党天下”，自己领导的共产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各界压力下不得不制定国家宪法，但从来没有落实过，尤其是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何止一纸空文，简直是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笑柄。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下，公然公开剥夺自己人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人参与、管理和监督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只是掩盖他自己和共产党的一块遮羞布，人民依然处于无权之中，一个相当的多数还受欺压和被剥夺，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甚。中共政权并非像毛泽东自己反复强调的是人民给的，各级官吏是人民选举产生，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本质上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原苏联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思想家雅科夫列夫指出，苏联从没有过10月革命，更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一个封建帝国专制社会，在它存续的70年里，残酷剥夺镇压农民，杀害3千多万(另战争死去3000万)人和党内外反对派。那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样，在中国大地上，60多年中，也数以千万计的人无端被杀，甚至遭集体屠杀，饿死竟3700万之多，比原苏联更厉害。在这种社会里所谓民主无从谈起。一本研究毛泽东探索民主的专著说，毛泽东一生追求民主，特别是大众民主，还在青年时代就主张“民众大联合”，在战争年代搞“士兵委员会”，建国后先搞精英民主、一二线和文革中的大民主。但所有这些都是假象。从骨子说，只不过为的是加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全面实现和维护毛泽东的皇权梦而已。近年来许多文章书籍透露，包括他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文痞姚文元的回忆，毛死前搞了多份其身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其主席（总书记）或是自己的老婆江青，或是自己的亲侄子毛远新，如果他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正常，或大儿子毛岸英没有死，前俩人就没有份了。

　　集党、政、军、舆论等大权于一身的毛泽东，甚于中外古今所有独裁皇帝包括大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皆望尘莫及，就是和杀人如麻斯大林相比，也不逊色，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在掌权所谓新中国27年里，特别从1956年反右派之后，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他自己的毛泽东思想为旗号，无论对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即使天大的事，也是他一人说了算，即使其非常荒唐的决定，也容不得别人有反对的话，他不顾客观规律，强力推行所谓三面红旗，搞大跃进，使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饿殍遍野，鬼哭狼叫，不认错；又固执己见发动毁灭中国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至死不罪己。这样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制造了极大灾难的大独裁者，说他找到了跳出圆周率的民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