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二章

季鹏

阴谋运动的丑恶开场

为了报七千人大会之仇，在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重新祭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咒，刚缓过气来的中华大地，再次陷入以“反三风（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 和“四清”“社教”为名号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恐惧之中。1964年12月26日是毛的71岁寿辰，毛在这次火药味极浓的寿诞上再次指桑骂槐，把矛头向刘少奇，说明此时他已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倒刘的准备，己经箭在弦上。只是由于刘少奇的逆来顺受，变成了毛唱独角戏。决斗暂时敷衍过去了。但是，只过了两天，即1964年12月28日，毛就再次演出了一场文革前奏的“骂刘”丑剧。

事情是这样的：其时，政治局正在北京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下一步“社教”（“四清”后改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问题。会议照例由“一线”的刘少奇主持，在由各地汇报情况的阶段，邓小平出于好心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这却使毛不满，但当时未发作，也没有退场。在讨论时，刘少奇打断了毛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毛再次恼火了。

   第二天， 1964年12月28日，毛一手拿着一本《党章》，一手拿着一本《宪法》，一进会场就怒气冲冲地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 (毛指着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看到对方沒有答话，毛不依不挠，使出了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冲着刘少奇嚎叫：“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读者现在还可以设想一下，臃肿不堪的毛拖着他那肥大的身躯冲进会场，两手一边挥动着小册子，一边叫骂的情景，这分明是一出街头流氓骂架的阵势，哪像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在处理国政呢。

   这场小骂可算是随之而来的阴谋运动的“序曲”了，它也昭示着这场运动的特点、格式、和品位：阴谋、粗鄙、突然袭击。可是这次寿筵冲突没有成为文革的导火线，直到一年后，文革才正式开锣，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毛选择的“切入口”不对路所致。

政治局的这次扩大会议从1964年12月15日开到次年l月14日，（毛喜欢开这种马垃松式的会议，它使与会者摸不着底，产生恐俱。）它的主题是讨论进一步开展社教问题。毛和刘在社教运动的重点指向上发生了冲突，按照刘的设想，四清也好、社教也好，应该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整什么问题。实际上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广大社员对大跃进中干部的恶劣作风的痛恨，对“四不清”干部要求清算。所以刘少奇主张主要应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而毛却強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把运动的名称由“四清” 改为“社教”，有意增強运动的“路线斗争” 色彩。刘少奇揣摸毛喜欢搞阶级斗争的心理，又想把运动重点引向打击农村中传统的地、富、反、坏阶级敌人，这样就可以变相保护执行了他的退却政策的各级当权派，稳定农村的现状。刘的忧虑是害怕毛借社教之机掀起打击“三自一包” 等“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高潮 ，那样一来，不仅使自己和中央“一线”的一帮人几年来辛辛苦苦得来的农村成果付之东流，还可能引火烧身，招来毛的暗算。

毛则正好看准了刘的这根“软肋”，他所谓的“整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打击农村的各级干部，一方面把大跃进的责任推给这些基层干部，另方面顺籐摸瓜，牵出刘少奇等一帮大“后台”， 一举打倒之，以报七千人大会的“一箭之仇”。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毛的这一着棋完全暴露了其阴险毒辣而又卑劣的本性，本来，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举国饥荒、饿殍遍地、民生凋敝的悲惨局面，黔驴技穷无可奈何的只得宣布退居“二线”，将收拾残局、救民水火的重任交给刘少奇为首的“一线”去处理。刘少奇以－心为党、全力救民的精神担起重任，其挽救危局的办法主要就是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但鉴于经验教训，他仍然不敢公开提倡“三自一包”，“三自一包”是被逼上死亡绝路的农民自发搞起来的，刘少奇等人都知道这是唯一的“救命之法”，故而采取默许态度。各地于是纷纷仿而效之。其间，田家英、陈云还曾面见毛泽东，直陈农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非如此农业无以自救，国家不能走出危局。毛也知道舍此别无他法，但他故意不置可否，实际上暗藏杀机，秋后算账，等待刘少奇等人落入这个陷阱。        

后来，危机过去之后毛加在刘少奇和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头上的罪名，就是大搞“三自一包”。

也就是说，毛最初想以“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罪名对刘少奇及其支持者进行大报复、大清算，毛在71岁寿筵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言语举动就是这一打算的先声。但到后来，他似乎发现了这个计划的“错误”和风险：因为，如果以“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三自一包” 的罪名开展这场大清算、大复仇运动，毛将很难得到党内高层和全国各级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的拥护，当时绝大多数干部都站在刘少奇一边，执行了刘的一线政治局的政策，而且确实靠着这一政策度过了难关。如果以此为打击的理由，无异于将自己放到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

再者，如果将“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运动主题和切入口，还很可能将大跃进、大饥荒扯进辩论的漩涡之中，很多隐瞒的亊情将被廹公开化。那正是毛的“痛处”、“软肋”，不论毛多么会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铁的事实面前，可能仍然难以逃脱罪责。这样，这场运动就可能走向反面，弄成惹火烧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基于这种考虑，那场毛、刘关于社教运动的分歧没有发展成为一场新的大斗争的导火线，社教运动也没能将刘少奇打倒。老奸巨猾的毛暂时收敛了锋芒。

经过瞑思苦想，毛调整了策略，改变了旗号，以“文化大革命”之名，选择了首先从文化领域和知识分子开刀，并且煽动和利用幼稚的靑少年学生充当运动的冲锋队、急先锋，果然一举成功。

一、为保吴晗彭真坠入陷阱

毛选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切入口，是他的御用文人兼党官吴晗在1960年编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光从这一选择我们就可以看到毛的手法是何等毒辣，心灵是何等卑劣！因为吳晗这篇作品当年正是响应他的号召的奉旨之作，而且他当时还给予了赞扬。不过，毛从来不在乎这些，干这种背信弃义、出尓反尔、反脸无情之事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毛做出这种选择，从内容上看，是“算旧账”，重提彭德怀一案，没有风险；同时借此向党内外宣示，他要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决不允许借大跃进大死人事件向他发难，这就堵死了他的政敌可能向他进攻的借口。最后是从打击文化人入手沒有阻力，而且符合他建立毛主义王朝的运动最终目的。

就这样，毛抢占先机，发动突然袭击，运动由吴晗而扯出“三家村”，由“三家村”而扯出“文化革命”，扯出彭真，再由彭真扯出更多人，直至刘少奇。

吳晗这部戏当年是这样出笼的：在1959年4月初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于不可吿人的目的，毛号召全党学习海瑞，提倡海瑞精神。会后，毛的政治秘书、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根据毛的指示去找人写一些宣传海瑞的文章。胡便找到了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当即表态：“主席号召宣传海瑞，我义不容辞而且尽快交卷”。

   1959年6月15口，《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的文章《谈海瑞》。第二天，吴又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后来还写了《海瑞的故事》等短文。在吴晗写这些文章时，庐山会议尚末召开，彭德怀更末被罢官。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得知伟大领袖发出了学习海瑞的号召，也想为宣传海瑞出点力，做一点贡献。他认为诲瑞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便亲自找到吴晗，要求他将海瑞的事迹编成京剧，搬上舞台。风头正劲的吴晗应承下来，数易其稿，终于在1960年底推出了《海瑞罢官》京剧剧本。

    次年，《海瑞罢官》公演，招来一批叫好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亲自邀请戏中海瑞扮演者、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去中南海他的家中做客，并宴请马先生。马连良现场为毛演唱了戏中几个段子，毛当场赞扬说“戏编得很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深受感动，亲口将此事告诉吴晗，还激动地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当时受宠若惊的吴晗和马连良做梦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同样是这个毛，却因此事要了他们的性命，让他们家破人亡！

    所以，当吴晗最初得知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姚文元杀气腾腾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毛授意之作时，他几乎不肯相信。后来彭真为了保住他过关，给毛写了一份关于文艺工作的《汇报报纲》(又称“二月提纲”)，提纲中称吴晗是“左沠，对党是忠心的”。吴晗看到这个提纲后还以为是毛有意出面“救”他，当即找到他的好友、历史学家翦伯赞，二人高兴地去北京烤鸭店吃烤鸭庆贺。吴晗激动地对翦说:“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

    两人拍手称庆，谁知这是他们死亡前的最后自我陶醉呢！

    看来作为知识分于中的“左派”，在建国初“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痛打“落水狗”的剪、吴（剪伯赞批张东荪、吴晗揭批罗隆基）对毛仍然太欠了解了，毛这只“政治动物”，从来是不讲“人性”的，更不知道“友情”为何物，他的词典中只有“利害”、“利用”、“需要”，为政治需要而出卖或陷害“友人”、“同志”是他最基本的“处世之道”。至于像吴晗和剪伯赞这样虽曾立过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眼中就更不值一提了，将他们弄死他们与弄死一条狗也没有多大的区别。1966年3月，毛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吴晗、翦伯赞是“学阀”，是“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员” 的论断。吴、翦二人作为文革祭旗的祭品的身份早就被毛内定了。

    为了打倒刘少奇，为了文革的胜利，接下来毛在这场“史无前例” 的运动中，继续生动演绎了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翻云覆雨这些古典成语的现代版，有兴趣者大可编一本“古典成语的现代故事集成”， 吳晗当为开局首篇。

拿几个文人（除吴、翦外还有邓拓、廖沫沙等）开刀只是敲山震虎、杀鸡儆猴，毛决定第二步是将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党内大员揪出示众，这就是随后发生的以彭真为首的所谓“二月提纲”事件。

原来毛早就有了对文化领域进行“革命” 的意向（文艺界是毛历次运动的第一打击对象，已成惯例），前面提到过在六十年代前期毛对文艺界的一系列恶毒批示之后，就于1964年7月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被毛钦点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彭为组长，具体负责文化、学术界“革命”的领导工作。彭真本是毛最信任的党内大员之一，在延安整风中崭露头角，被毛任命为延安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刘少奇为主任)。建国后彭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这些显赫头衔说明彭曾多么受到毛的宠信。彭真也堪当此信任，在文革前，这位市长大人就计划将北京建成一座纯洁无暇的“玻璃城市”，（ 用这个名词，大约是受到希特冲锋队1938年11月9日制造的臭名昭著的排犹亊件“水晶之夜”的启发，蓋“水晶”与“玻璃”同义。）要将一切血统不纯、历史上有“瘕疵”的“阶级敌人”、“可疑分子”及其亲属、以及一切身份不那么“纯洁”的人通通赶出北京城，把北京建成一座“无菌首都”。还是这个彭真，在已被打倒之后，还在极力与他人争夺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发明权。可见此人实乃货真价实的毛“左派”。

可是，这么一位忠心耿耿的左派大臣为什么被毛亲自打倒并送进秦城监狱去了呢？仔细考察，这事可能一半是缘于“误会”，一半则是彭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尚不到家所致。

   原来彭真与他的副市长吴晗关系很好。彭一直非常信任吴晗，认定吴是知识分子中完全改造好了、并己彻底“党化”的典范。吴晗也不辜负彭的信任，在反右派运动中不仅站稳立场，还是与右派斗争的勇士，在揭发评判民盟中央的头头“章罗联盟”的斗争中，吴晗曾立新功。吳在反右之前的1957年3月就入了党，反右之后，在原有北京市副市长的头衔之外，又加一顶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桂冠。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己经由党外人士变成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吴晗，彭真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令彭真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对吴晗的信任和极力维护，让他自己和吴晗一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罪徒”、牺牲品。

事情缘于这次毛搞文化大革命一改以往历次运动的做法，后来叫做“踢开党委闹革命”，在毛来说，就是踢开党中央搞文革。最先是毛和夫人江青二人偷偷地干、神不知鬼不觉地策划于密室。几经商量，毛决定拿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刀祭旗。   

1965年元旦一过，江青奉毛之密旨乘专列去到上海，在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热情帮助和精心安排下，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联手，合作炮制了文革的开场重炮《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此文肩负打开文革突破口的重任，所以必须精心炮制，此后在长达八、九个月的时间内，张、姚九易其稿，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三次，江青则在北京、上海之间携文稿秘密穿梭，担负京沪两地联络协调之任务，形同在国民党统治下做地下工作。毛泽东虽然对这篇文稿还不满意，但总算认定“基本可以”了，于是在1965年11月10日率先在上海《文汇报》刊出。

此文以姚文元个人的名义发表。姚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名不见经传。特别令彭真恼火的是，文章中点名批判他的好友、下属、副书记、副市长吴晗，居然没有事先向他“打招呼”，文章发表前又没有中宣部或其他权力机关通报，这是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的。所以，当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邓拓将载有姚文元文章的《文汇报》送到彭真面前的时候，彭勃然大怒，下令拒绝转载。

   毛泽东这时正在杭州的别墅里静观事态。他故意事前不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打招呼，不以自己的名义或中央的名义要求各地报纸转载姚的文章，目的就是想看看在没有动用他的权威的情况下，各地的表现。毛认定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便是对文革的态度，亦即是对他本人的态度，成为划分左、中、右，敌、我、友的依据。

   得知北京没有转载，毛不着急，他正是要让彭真们自己养成“罪恶”坠入他的陷阱。这时毛已经与林彪结成了同盟，毛有了可靠的军事后盾，彭真等文官哪里放在他的眼里！

   直到11月24日，北亰的报纸仍然不登姚文。毛有些耐不住了，怕彭真打乱他的战略部署。便叫江青将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册子发行，在全国征订。

   邓拓再次找到彭真，请示北京订多少。哪知彭真再次回绝:“一本都不订。”

   邓拓和在场的周扬等人都觉得不妥，有些耽心，认为这绝不仅是上海市委的行为，肯定有“大人物”在背后。

彭真也知道可能有内幕。他也就此事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故意）没有明确表态。中央更没有就此事作出决议。彭真的脑子里仍然是按正常规矩和程序办事，所以他对邓拓和吳晗说:

“我还是那句话，关键是看真理在那一边。中央开了好久的会，五个常委没有一个人要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要跟上海跑?……除非中央有明确的指示，否则我们就是不理他们。” 彭真所说的五个常委没有一人批判吴晗，就是指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政治局常委。而毛的文革矛头就是指向这个政治局。

   此时，周恩来得到毛的指示，明令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且要加编者按。周通知彭真落实此事。彭真只得照办了。但他仍然力争把对吴晗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他通过“编者按”传达了这一意向。但此时，彭也懂得了，他现在面对的不是上海市委而是毛泽东了。他决心亲赴杭州，向毛直接陈述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以不阴不阳的态度接见了他。彭真向毛简单谈了吴晗的历史，又谈了当年胡乔木动员吴晗写宣传海瑞文章的事，这等于提醒毛：还是你自己号召要宣传海瑞、学习海瑞，吴晗不过是响应你的号召、奉命撰文罢了，如今怎么可以……。但是毛面无表情，不言不语装聋作哑。彭真只好迸一步说：“人家是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而写海瑞的，如今说写海瑞是反对主席，我们不能这么办嘛!吴晗一直跟党走，后又参加了我们党，整这样的一个人，会让知识界寒心的。”

   毛终于开口了，他问彭：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呢?彭真说，他们也认为将吴晗定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大合适。

   毛不说话了。在理屈词穷时，毛的战术就是沉默。

彭真咬住不放：“那您看吴晗同志的问题怎么办?”毛说，“就先按你们议定的办，等我回北京，再找少奇、小平他们议一议。”彭真可谓犯颜直谏了。他之所以如此冒着“逆龙鳞”的风险为吴晗说话，除了与吴晗的私人关系好以外，也确实出于一片公心，他不愿共产党失去人心，背上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恶名。岂知毛的文革计划早定，要拿吴晗来开刀祭旗的决心早下，岂能容忍彭真来干扰他的伟大战略部署?至于说到吴晗受屈、知识界寒心，这在毛看来简直是可笑的命题，毛正想借此次的运动将那些“跟共产党走”的知识界精英——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统统送去西天呢!

   当然毛当时不形于色。他临了还叫彭真去上海参加他的寿筵。寿筵上，毛介绍彭真与张春桥认识，并告知彭真，张春桥是那篇炮打吴晗的文章的作者之一。毛要彭向“上海同志学习”。这大概是毛最后一次给彭改正立场的机会了。

   可是彭让毛失望了。彭真回到北京“就按原来议定的办”。1966年２月初，他的文革五人小组拟就了一份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提纲》(即“汇报提纲”或称“二月提纲”)，交给在京的常委们审议。“汇报提纲”的核心精神是不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真理目前人人平等。《提纲》还把毛指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1959年被我们罢了官的彭德怀张目的，彭德怀也自称是海瑞”这段话删去了。

   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汇报提纲”。临了，刘少奇特别提出要五人小组全体成员拿了《汇报提纲》去面见毛，听取毛的意见和定夺。

   1966年2月8日，彭真和他的五人小组成员包括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徐立群，一同到了武汉面见毛泽东。毛依旧采取云山雾罩的模糊策略，不作正面表态。彭真却顶住不放，坚持说:“主席，我们都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学术之争，不能和政治扯到一起……”，毛仍不表态。彭真为了取得一个定夺，便说:

    “那吴哈的问题要不要下政治结论?”

    “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勿忙做出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完结的。”毛阴阳怪气地说。对于这种模糊的答复，在彭真等人看来就等于毛己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临别，彭真再次请示毛:“主席，你对我们的汇报有什么意见?”

   “没有了。”毛说：“我建议你们五人再议一次，争取统一思想，就这样吧。”

    毛最后这句话是别有所指的，那就是五人小组中的康生，凭着他猎犬般的嗅觉，与与其他四人保持着距离，但他不明确表态，表面上随大流，因为毛叫他这样。毛这样说只是暗示彭真：你们五人并非“铁扳一块”。

一群人离开毛的住处之后，康生主动请假离开了大家，并说:“你们研究吧，反正到时候我划圈。”

彭真等人回京后，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汇报了晋见毛的情况。刘少奇拍板说:“既然主席没什么意见，我同意以中央的名义将《汇报提纲》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党委或党组，成为指导全国学术批判的纲领性文件……”

   就这样，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汇报提纲》连同《文汇报》姚文元的文章发至全国县团以上党组织。刘少奇以为这件事了结了，便向毛提出按原计划出国访问。毛爽快地同意了。

谁知，毛就是要利用刘出国访问的期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除掉彭真以及除康生以外的五人小组成员，正式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刘少奇3月22日出国。毛28日正式“变脸”。3月28日和30日，毛以找康生谈话的方式宣告了彭真等人的罪状，谈话中，毛突然变得龙颜大怒，穷凶极恶，完全撕下了近几个月以来装扮出来的模糊、温和、中立的面孔。谈话的主要内容为：《二月提纲》(即汇报提纲)不分是非，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北京市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囯，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哈、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等、等等。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传达了毛上述“最新指示”。

4月9日至12日，康生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再作上述传达。总书记邓小平不在京，由彭真主持会议，会上彭真只好自打嘴巴，自咽苦水，被迫作出撤销原来中共中央关于《汇报提纲》的决定，以及撤销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决定。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核心层正式宣布彭真等人的罪状，会上毛赫然震怒，语同咒骂，完全没有其他人说话的余地。刘少奇4月19日回到昆明，被通知到杭州参加会议，此时木已成舟，一切已成定数，刘只有举手的份了。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这时毛仍在外地不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联络。刘少奇在康生的监督下担当傀儡的角色。会议先由康生传达毛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他－人讲了八个钟头，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张春桥、陈伯达随后跟进也讲了话。彭真被勒令检查，根本不容许他辩护、申冤。陆定－也被廹作了检查。林彪因为陆的老婆严慰冰检举自己的老婆叶群“生活作风”问题，给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员写了一张“叶群是处女”证明的复印件（散会后收回）。为此林彪还恨恨地对陆定一丢下了－句：“我恨不得－枪毙了你！”

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一是彻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的决定（但仍称其为“同忐”），并由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彭等人作专案审查。同时决定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二是在5月16日，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等人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文革小组名单，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8月30日中央再次通知，陈伯达因病休息，在请假期间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

可以很明显看出，毛泽东借此把他夫人江青推上了前台，为在不久的将来交班给江青预作准备。十年文革的中国，事实上成了毛、江的“夫妻店”。

“五－六通知” 是一个重要文件，它是其后八届十－中会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先声，表达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公开的指导思想。全文气势汹汹，充满仇恨和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充满了毛文特有的霸气和痞气，通篇是辱骂加恫吓，如：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己为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毛为何有如此深仇大恨？我们在上－章己经讲过了。此中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真原想把北京建成“玻璃城市”、“无菌城市”，可他本人却成了“菌虫”之首。

综观整个《汇报提纲》事件，首先让我们强烈感觉到的是，此时的中共已沦落为毛的驯服工具，中国己经成了不折不扣的“毛氏王国”、 毛和江青的“夫妻店”操控－切，指挥一切。毛己经公开地、“名正言顺”地凌驾于他的党中央之上，从策划、炮制姚文元的文章到收拾彭真、陆定一等，都是毛与夫人江青密谋的决定，他们与一小撮亲信策划于密室，进行完全的“非组织阴谋活动”。而中共中央和其他领导人对毛的行为不但不敢制止，反而完全顺从。整个共产党和国家都匍伏在毛的淫威之下，连封建王朝在皇帝御前会议上进行议论和诤谏的勇气都没有。作为“大员”的彭真是唯一敢于对毛进行有限劝谏的忠臣，但待到毛皇一翻脸，一声怒吼，包括彭真和原来支持彭真的“二把手” 刘少奇全都战战兢兢成了哑巴。这种情况下，毛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由此可知了。

其次，让我们再次领略了毛的暴君加流氓的“风采”。整个事件中毛都在肆无忌悼地搞阴谋、弄权术，而他却大骂别人对他搞阴谋；他说彭真的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我们看到的只是彭真严格按规矩、按组织程序办事；而践踏党纪国法的正是毛自己。毛先是对彭真封锁消息，设置陷阱；继则故弄玄虚，让人“误解其意”。然后倒打一耙，血口喷人。特别恶劣的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毛，居然不顾廉耻，不讲诚信，将当年自己公开称颂过的《海瑞罢官》反口咬定是什么反革命的”大毒草“，将当年为他吹喇叭、抬轿子、效忠心的忠实仆役、帮闲文人当作新一轮阴谋的牺牲品。

应该承认，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彭真对毛进进行的劝谏完全是出自公心的一片忠言，毛自知理亏，无法反驳，便采取将进谏者加罪的卑鄙方法。在全国人民面前再次表演了一出流氓地痞式的翻云覆雨、背信弃义的丑剧……

以后毛泽东就将上述“法宝”贯穿运用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

再看彭真。从整个事件看，应该说彭真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甚至说得上“智勇双全”。 在坚持“党性”的前提下，他讲人性，恋友情，顾全党的大局，敢于“逆龙鳞”冒险向毛诤谏，而且巧妙地迫使毛不得不采取“模糊战略”，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然后果断地抓住机遇扩大战果……这在当时的中央大员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彭真称得上是第一能人。

可是结果他失败了，彻底输了。为什么呢?

表面上的原因是彭没有毛的官大、权大，毛仗势欺人。但是说到底是彭真仍然是一个具有一般人性， 或者说是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共产党员，他缺少毛那种流气、痞气，那种指鹿为马、翻云覆雨、过河拆桥的勇气。以一个正常人去斗一个流氓无赖，能不输吗?

毛泽东其实很清楚，彭真说的都是对的。吴晗绝不是反对他、跟他唱反调的人，更不是“反革命”。彭真说拿吴晗开刀会令知识界寒心也是对的，他这样做确实是不折不扣的背信弃义、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的行为，然而他不在乎这这一切，这些跟他的文革大局                                                                       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大跃进死几千万人他都不为所动，死几个、几十个吴啥又算得了什么！

前面笔者讲彭真的失败一半缘于误会，一半缘于他没有学好“毛著”。“误会”者，是指彭在整个事件中，彭一直以为毛支持自己的观点，毛在“摊牌”之前，表面上似乎也倾向于支持彭真等人，起码并没有反对《汇报提纲》。而彭也说过，如果中央明确表态，他就会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毛明确表态，将他定为 “反革命集团”首领，彭也“服从” 了。所以，彭前段的表现，确是“误会”了毛的意图所致。

至于说彭真学毛著不到家，那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对待吳晗问题上，彭真恋友情、讲诚信，认为“整”吴晗从道理上和道义上都说不过去，还会令其他知识分子“寒心”。这不是“孔孟之道”“人性论”又是什么?这是毛最反感、最忌恨的东西，彭真连这点基本功都没学到，所以被毛踢出局也是自作自受。大概在彭真看来，吴晗是自己人，不是敌人，所以应该讲道理、讲规矩 。(对敌人当然不用讲了。)彭真的这一观点，也是迂腐之极，幼稚之极，他忘了毛在历来党内斗争中毫不手软杀了不计其数的“自家人”。杀个吴晗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张祭旗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比起历来共产党内斗争被冤杀的大批功勋卓著的将领来说，吴晗又算得了什么？

但令彭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忠心耿耿，按规矩办事，毛却要将他与吴晗一起打入地狱！如此狠毒、如此不顾“三十年的革命情谊”，可能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好像有一句话是：你要成为魔鬼的伙计，你就得跟魔鬼一个样。不过看来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彭真在内，都还没有达到他们领袖的水平，所以他们被毛整得乌呼哀哉也就不奇怪了。

在文革正式开场之前，毛便取得了得了斩获吴晗、扫荡三家村，打倒"彭、陆、罗、杨”四员“走资派”大将的胜利，算是旗开得胜了。

二、为拉林彪毛泽东牺牲“大警卫员”

在檎获彭真的同时，还有必要交待一下毛进行的另一场开场好戏，其主角就是“彭、陆、罗、杨” 中的“罗” 即罗瑞卿。

罗瑞卿与毛泽东的关系比之彭真与毛更“铁”， 罗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大员之一。两人1929年相识，有近四十年的相交史。江西苏区时代罗就在毛的红四军中任职。“长征”时，罗瑞卿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出发前，罗选派了十名身强力壮、又忠诚可靠的战士充当毛的担架员，抬着毛泽东"行军"，使毛泽东得以愉快地“卧游”，完成了长征壮举，功莫大焉。

所以，建国后罗被毛委以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委秘书长，军队总参谋长，国防办主任等等，一个人身兼党、政、军、警多个要害职务，可谓权倾京华，从中可见毛对其依托之重。。

罗还与毛泽东有着特别亲近的个人关系。因为身任公安部长、保卫毛的安全成为他的首要职责，每次毛离开北京去外地，所有的安全警卫工作自始至终都由罗亲自部署、指挥、实施，他陪伴毛之左右，如影随形，所以，罗又获得毛的"大警卫员"、"毛泽东的影子”的绰号。毛对罗也是十分信任、满意，经常说:：“罗长子”(毛对罗的昵称，因罗长的高)在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罗长子站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这样一个忠诚、可靠、又为毛素所宠信有加的要员，怎么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了呢?此中的奥秘构成了文革第一"谜案"。

不过谜底其实很快揭开了，原来是林彪与罗瑞卿产生了矛盾，并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到了要毛进行“非此即彼” 选择的程度。毛泽东“两利相权取其重”，决定取林弃罗，这就要委屈罗去当“反革命” 了。

这林彪和罗本来关系本来也十分密切，两人是老搭档、老上下级关系。罗被任命为军队总参谋长就是林彪提议的，目的是取悦毛泽东，因为毛非常信任罗瑞卿，林让他当自己的副手，也就是让毛对自己更加放心。

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林、罗之间出现了裂痕。主要原因是因为林彪有病，许多时候工作便由罗瑞卿代行统领，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些指示，也往往直接下达给罗。久之，就使林彪感到了有被"架空"和取而代之的危险。林彪决定抑制罗的权力。最初的措施是将与罗曾经有过龃龉的杨成武调来任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在罗外出时代行总参谋长的职务，以此牵制罗。林彪更早已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势难两立，为了动摇罗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的地位，林对毛说：刘少奇正在拉拢罗，企图通过罗抓军权。证据是刘在1965年1月3日第三次当选国家主席后，曾经说过“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的话。

此时毛已决心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林彪的话引起了毛的重视和警惕。

罗瑞卿在毛心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林彪决定继续颠覆罗在毛的心目中的形象。

林彪知道毛对"政治挂帅"情有独钟，因为所谓政治挂帅实即意味着用毛和毛思想统揽一切，意味着对毛的忠诚压倒一切。于是林彪在军中大搞学毛著、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等等，赢得了毛的欢心。为了离间毛、罗关系，林彪决定利用"政治挂帅"问题再作整罗的文章。

罗瑞卿作为军委总参谋长，平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部队的训练上，这本是很正常的事。1964年，罗瑞卿在北京、济南军区搞了一次“大比武”的军事演练，还请毛泽东到场观看，毛当时很高兴，说要将这一活动普及全军。

然而过了不到一年，这件事却成了罗瑞卿的一大罪状，罪名便是“单纯军事观点” ，“以军事训练冲击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政治”。林彪为了表示自己执行的与罗瑞卿是一条相反的治军路线，特意在军中大搞各种“突出政治”活动，到处抓以政治治军的典型。1965年11月18日，林彪给毛送去了一份兰州军区党委的《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12月2日，已经决定抛弃罗的毛在该报吿上批示云：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里所说的"人们"，即是指罗瑞卿。这个批示等于宣判了罗瑞卿的政治死刑，罗在毛的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改变了。

其实，真正使毛泽东彻底改变对罗瑞卿的态度的并不是林彪采取的那些措施和手段，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首先是毛自己的政治需要，即他需要拉拢林彪作为自己发动文革的坚定盟友。为此，哪怕是抛弃、牺牲罗瑞卿这样曾经是自己的"影子"的忠诚卫士他也在所不惜。不过，促使毛最后抛弃罗，成为压垮罗瑞卿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还有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

林彪与罗瑞卿有隙后，就开始作离间毛和罗瑞卿的工作，他不断整罗瑞卿的黑材料，向毛“烧阴火”，这些措施虽然初步动摇了毛对罗的信任，但并未达到促使毛要抛弃罗的地步。一个明显的证据是1965年11月26日，毛与周恩来在上海接见柬埔寨首相朗诺，罗也在上海，毛叫罗瑞卿陪同在座。接见后，周恩来向毛汇报工作，毛让罗也参加。周汇报完后，罗对毛说: “我准备明天到苏州看看林总。”毛立即说:“去看也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干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毛的这句话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林彪在未来他与刘少奇的斗争中(此时姚文元的文章已经发表，文革己经拉开大幕)，像七千人大会上一样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向刘少奇开火。这时，毛还没有向外公开他要打到刘少奇的阴谋，却把这一"绝密"信息透露给了罗瑞卿，可见毛当时对罗还是信任的，这也说明，对于此前林彪要打倒罗瑞卿的图谋，毛并不完全认同，尚未釆纳。

可是，就在12天以后的12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罗被正式“打倒”。此间仅仅间隔了12天，也就是说，在这12天之内，毛对罗的态度来了个极大的改变！

这12天内发生了些什么呢?

就在26日夜里，江青跑到罗瑞卿下榻的宾馆亲临拜访。江青此行有两件事，第一件也是主要的，是探探罗的口气，请他帮助召开一次部队文艺座谈会，让她挿手军队。第二件则是个人的一件小亊。

这时由毛泽东授意，江青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己经出笼，文化大革命己经开场。毛既然决定以文化革命作为这场运动的名称，从文艺界打开缺口也是自然的了，而江青熟悉的也就是文艺界，所以毛就让她去文艺界“打开缺口”。 江青选择从军队文艺界入手，表示这场运动有军队“枪杆于”支持，以增加运动的威慑力量。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军队的实权人物，江青争取得罗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中了。

谁知，江青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江青开口对罗说：

“现在文艺界问题颇多，被古人、死人、洋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想请罗总长在部队里帮我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由于江青是以私人身份来访，罗瑞卿没有把她说的与毛泽东的指示联系起来。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回答：

“部队文艺界还是好的，政治方向也解决了，现在的重点是提高艺术性。现在在部队搞文艺界整风恐无必要。”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江青极为失望，眼看着这笔交易做不成了，江青只好收拾原来的打算另寻途径。这时她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第二件事，一个小小的个人要求。便向罗瑞卿说:“总长，我想要套军装穿穿，请你给我批个条子吧。”

谁知罗瑞卿说:“批套军装可以，不过不能发给你领章、帽徽，你没有军籍呀。”

这太扫这位第一夫人的面子了。原来江青以为这小小要求根本不在话下。谁知在这个罗总长面前连碰了两个钉于。

在中国共产党高层，虽然人人都知道江青是毛的夫人，但他们也知道，早在延安毛与江结婚时，曾遭到党内普遍反对。后来毛、江虽然结了婚，但依据当时达成的妥协，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其中就有江青不得干政；不得公开以毛夫人的身份参与政务。所以，绝大多数中共高干都不将她当作真正的“第一夫人”看待，没有把她与毛泽东划等号。如今罗瑞卿可能仍然记着这条“戒律”。

中共党内对江青这种“不敬”不仅使江青十分恼火，也使毛泽东倍感“屈辱”。建国后，毛仍然不好明令撤销这条禁令，澄清江青的身份，但他多次听从江青的“建言”，发起了几次不大不小的运动，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等等，帮江青出了“气”。到了文革，江青便以第一夫人(此时应改称皇后)的身份到处颐指气使。聪明的官员己经懂得了江青新的“身份”了，但大多数人仍然比较糊涂，罗瑞卿就是其中之一。

江青回去后就给叶群打电话，告诉她在罗瑞卿处碰壁的事。

叶群听完江青在电话中的控诉，立即兴冲冲地跟林彪说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叶群说:          

“罗长子的路走到头了。刚才江青来电话说，她要请罗帮忙在部队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罗瑞卿说没有必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正，不需要整风。她跟罗要套军服穿，罗说给套军服可以，但不能发领章、帽徽。”

叶群当即在电话里代表林彪给江青送去两套军装，包括领章、帽徽。

林彪又指示叶群再给江青打电话，告诉她“我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林彪此时根本不知道江青的座谈会要讲些什么，而他本人也一贯讨厌江青，但是为了“倒罗”，林彪迅速作出了这一决定。

林彪和叶群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对于毛泽东来说，罗瑞卿“羞辱”江青的事件，可能比林彪此前所有的攻罗举措更为有效。毛泽东早已将江青视为自己的“代表”、“代言人”，“羞辱”江青就等于羞辱自己。     

林彪决定趁火打劫 (趁热打铁) 倒罗，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代表自己亲自赴杭州，交给毛泽东十余份收集的对罗的“检举、揭发”材料。12月 1日，叶群在杭州汪庄别墅晋见毛泽东。叶群先递交了林彪给毛的信，然后做了长达 5个小时的汇报。

叶群汇报完后，毛收下了她带去的材料，吩咐叶群立即返回苏州林彪处。为了防备万一，毛叫汪东兴动用自己的专列送叶群回苏州，并交待在回程时把林彪接来杭州。

毛泽东的这一不寻常举动，说明他迫切需要林彪的支持，此时他己经决定抛弃对自己最忠诚的“大警卫员” 作为交换筹码了。

12月1日夜，毛、林会面。这次会面的情况没有记彔，从未公布，详情已无从得知。但据后来传闻，毛在会面中已经明确向林彪交了此次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个“底”。毛嘱林要抓紧军队的指挥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要以军队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林彪则趁机提出要价：“不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军队有可能分裂。我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

这时，毛的文革己如箭在弦上，没有了退路。而他面临的形势却不能令人乐观，姚文元的文章遭到强有力的抵制，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实际上都站在彭真一边，周恩来中立摇摆。如果此时林彪也倒向刘少奇和彭真的阵营，那么对方不但拥有绝对多数，而且还有枪杆子支持，要发动一场政变绝不是什么难事。毛自己的命运也就难以预料了。

毛、林的交易成功了，打倒罗瑞卿成为了毛送给林的第一个礼物。

12月2日，毛在林彪送来已经十多天的兰州军区的报告上作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批示。表示毛己经公开抛弃罗瑞卿了。

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了讨论和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是常委扩大会议，可除了毛、林之外，其他五个常委事先都不知道会议内容。罗瑞卿被通知到上海，却不准出席会议，被软禁起来。但考虑到对罗的处分还要通过政治局，毛又“扩大了”31人来开会，这些人自然是唯毛之命是从了，可以保证对罗的任何处分的通过。

会议主要是听取叶群对罗瑞卿的检举揭发。叶三次发言长达10小时。由于她发言的材料疑点甚多，刘少奇建议叫罗来会场对质和答辩，但遭到毛的拒绝。

会议就在这种诡异气氛中通过了对罗瑞卿的处分决定：撤销罗的军委秘书长、军队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表决结果是29票赞成，2票反对，7票弃权(投反对票的是彭真、刘伯承)。

这是毛统治时期最后一次给予党内的“民主权利”，此后，就是毛以绝对权威的身份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布命令和“最高指示”了，人们实际上只有服从的“义务”，和三呼万岁的“权利”了。

罗瑞卿虽然被打倒、撤销了职务但并没有开除党籍和投进监狱。林彪对这种处理结果仍不满意。他是想以“篡军篡党"的罪名置罗于死地。但是，毛不            允许他这个要价，他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可见，毛对会议上通过的那些罗瑞卿的材料、“罪状”的真实性心中有数。毛把打倒罗瑞卿当成纯粹的政治交易。也许他对自己一手制造的这一冤案的受害者“罗长子”还有一丝旧情，他手下留情，没有立即将罗置之绝境。

也因为如此，林彪也就对毛“留一手”。一月份农历大年初一，江青就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一事亲自到苏州去请示林彪，但林彪言不及义，以不冷不热的的方式接待了她。江青感到受到了冷落，会面不欢而散。后来林彪只派了个三流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去上海与江青“座谈”。在上海拉拉扯扯谈一个多月，搞出一个材料，但江青认为“根本不行”。

毛泽东知道这是林彪对罗瑞卿的处理不满意的表现。文化大革命才开头，毛需要林彪效力的地方还很多。这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与蒙古签订协定，苏在蒙中边境布下重兵百万，构成了重大威胁。在国内，毛怀疑彭德怀与彭真、贺龙以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可能有勾结，政变的可能性加大。这一切，加重了林彪的份量。毛决定进一步迁就、拉拢林彪。

于是毛将罗瑞卿的问题升级。进入3月，毛突然指示军委召开批斗罗瑞卿的会议，而且来势汹汹，调门提高，大叫罗是“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罗知道这回毛要将他彻底抛弃了，他万念俱灰，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3月18日，罗跳楼自杀。但没有摔死，腿残了。这反而加重了他的罪名。以后，罗被残酷地批斗，他不能走路，便用箩筐抬去会场，将他连拉带拖拖上批斗台。罗被彻底打倒。他虽然没在文革中死去，但在1978年，罗最终死于这条残腿。

关于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是非恩怨，我们本不必过多关注，从当时看，林、罗二人都是毛泽东最忠实的帮凶、刽子手，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部争权夺利、狗咬狗的斗争，谁输谁赢都无关大局，真正赢家只有毛一人。

只是，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再次表演了他那一贯的翻云覆雨、脸厚心黑、刻薄寡恩的本色。林彪表面上胜利了，但这个同样爱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似乎没有进一步推想：毛与罗的关系甚于自己，毛泽东既然能毫无顾惜地出卖罗瑞卿，难道就不会出卖你林彪吗?与毛“结盟”能有好下场吗?

直到“九·一三”前夕林彪可能才想起这个道理，可惜为时已晚。林彪对家人曾经有言在先：如果我输给毛泽东，那么就是我的痞子精神不及毛所致。林彪此言也许有些“谦虚”，但确实道出了他与毛本质的一致，只是手段、权朮有高下之别而已。

文革开头的两场戏演完了。人们从这丑恶的开场中也就可以推知这场大戏主体部分的"精彩"了，也就可以认识到这场大戏的本质了。

毛在这场开场戏中还顺带收拾了陆定一和杨尚昆这两位大员。陆定一是作为彭真的副手、主管文化的总管被连带打倒、收监的。杨尚昆则主要是因为曾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安装了录音设备，被认为“心怀叵测”。虽然杨辩说这是工作需要，还经过毛本人的同意才安装的。但是事情毕竟侵犯了毛的“隐私权”，使得毛与服务员在床上的私语爆光，引起毛的震怒。不过当时毛不好追究，只好留待文革算账；杨尚昆又精通俄语，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与苏联的“勾结”不会少，私通敌特的罪名也就成立了。数罪并罚，活该他进秦城监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