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的中国人现时最需要的是理性

苏明

对于共匪政权极左的宣传和毒化，使我真正感到了可怕和可笑。那还是在1965年，我才15岁，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同班有的同学似乎都懂得了阶级之分，大谈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揭发自己家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为的是要表现自己如何进行思想改造，要做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定接班人。

全班全级的风气马上充满着互相大谈思想，大谈爱党，纷纷表达自己要为了党决心拼出性命的可怕情形。尤其可怕的是上政治课，当政治老师讲完一个为党送命的故事之后，一定要叫出几个同学，分别站起来回答问题。而通常的问题是，你是否做好了随时为党牺牲的准备。当党需要你的时候，你是否服从党的需要，等等。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堂政治课上，老师叫我站了起来，要我回答的问题是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我能否严守党的机密。这是个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的问题。但我只能随口回答说“能”。老师并没有放过我，接着又问，敌人用刀子一下一下地捅你的身体时，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只好忍着。老师当即大声说：”错！当你忍不住的时候，你就一定出卖党。“老师的话确实把我吓坏了。

曾有几个同学找我谈思想，要我写入团申请书。事后有人告诉我，团支部书记在一次团员会上说，我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太严重，不配入团。我感到好笑：大家都是15岁的少年，我又怎么懂得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呢？

第二年的1966年5月，那场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真无邪的我也被卷了进去，我才知道能当上红卫兵的人都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我虽然不是所谓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但也被叫上台去，糊里糊涂地被批判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个时候我多少明白了一点，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就是我穿的衣服上没有打着补丁。我们家的生活习惯都是在家里吃完早点，然后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从来没有象不少的同学那样，把半个又干又硬的窝头放在书包里，到了课堂才拿出来吃。

这是不是在故意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但是既然说新社会人民生活多么幸福，那么啃干窝头当早点吃，也有悖于幸福的宣传。再就是我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和芭蕾舞，又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红五类的同学们组织起来，到我们家里查抄这些音乐的唱片。当时红卫兵的打砸抢的行动已经普及全城，所以事先我已经把这些唱片藏了起来。然后对他们说一张密纹唱片要卖9毛钱，我们家买不起。于是这又成为了第二天我再被叫上台被批判的理由。

看来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啃着干窝头的人，就是无产阶级。接着那个时候又开始讲家庭出身了，班里的那位团支部书记报出他的出身是革命干部，他的父亲在共匪进城后就在一个城市里当上了局长。同学们都大吃一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母亲是卖菜的，一个月才2、30块钱的收入。每年该交学费的时候，他都能得到免交学费的优惠。显然是他那位进了城当上了局长的父亲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后来证明了事实果然如此。

这个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立见成效，他当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头目。从那以后，就很少在学校里见到他了。但是他在社会上都干了些什么的传闻不断地被同学们知道了，其中的两个消息震惊了不少的同学。一个是他带着一群红卫兵去抄一个地主婆的家，一皮带把一个不足一个月大的婴儿打死。他还说：“地主崽子想翻天。”学校的文革委员会赞扬他的阶级立场坚定。

另一个消息说他去抄一个资产阶级的家，这家人家有一个与我们同龄的女孩子。在抄这个家和批斗这对资本家夫妇两个小时后，红卫兵们唱着胜利的歌曲走了。这家人和邻居进屋后才发现，这个女孩子在另一间小屋子里，赤身裸体地被吊在屋樑上，从阴道里流到地面上的血一大滩，当天送医后不治。这一次学校当局没有赞扬他，可是同学们都知道这件事就是他干的。

共匪号召自力更生、穷则思变，想必打砸抢也算是致富的办法之一。这个人尽管不常来学校，偶尔来一次，大家都看得到，他骑上了新自行车，戴上了新手表，衣服上也没有了补丁。有同学看到他下饭馆喝牛奶吃蛋糕。这个人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才知道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作为第一批去了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十年后的1977年，从调查他死因的公安局的口中得知，在内蒙古牧区他表现积极，很快入了党，还被调进县城当了干部。他一路顺风，却死于唐山地震。警方调查发现他并不是死于地震，而是被人捆在树上，身上被捅了十几刀送命的。

调查的警方问遍了几乎所有的同学，是否有人知道有谁和这个人有仇。显然经历了文革的同学都变聪明了，没有人说出他身上至少背着两条人命的事情，这件事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这个人的当局长的父亲是否活过了文革，没有人去关注，但同学们都为这个人的被抛弃的母亲抱以同情。一个女人以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拉扯着儿子成人，天知道他的基因中天生就带有土匪的劣根性。殊不知杀人是要偿命的，他的母亲也只好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我坚信不止是那场文革。在共匪七年统治下，这种人和这种家庭悲剧又何止千千万万。在文字和文艺的范畴中，都有悲剧的这个项目。但通常公认造成悲剧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性格悲剧，另一个是命运悲剧。在2017年台湾举办了自由文化论坛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共匪造成的全社会的悲剧为主。且无论是性格或是命运，最大的悲剧就是社会悲剧了。

那场十年半的文革浩劫，深深地破坏和影响了本应该是我最美好的十年的生活和前途。一个人的一生在能有几个十年？那十年中整个生活在打打杀杀、阶级斗争、思想改造和颂扬马主义和毛思想的噪音之中。奇怪的是至今还有人在高唱青春无悔。难道该学习的年龄没书读，该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整天不是批判这个就是去斗争那个，嘴里喊着自己都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口号，就是无悔的青春的生活？！

我在那十年在共匪的歪理邪说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明白了共匪的主义思想里毫无理性的成分在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经得起推敲，更是无法说服人。于是共匪打出了阶级斗争是个纲的旗号，去煽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大喊什么“亲不亲，阶级分”。只要都是无产阶级红五类出身的人，就可以勾肩搭背结成一伙，干出任何令人发指的罪行，而所表现出的就是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

对于受到它们祸害的人，则是它们表现出了对资产阶级无比痛恨的阶级立场。这个所谓的立场，是共匪大肆赞扬的立场。也就是说，这帮所谓的红五类暴徒，为所欲为地干出的任何事都是正确的。而所谓正确的标准，完全是建立在感情上。一个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一个对资产阶级无比痛恨的感情，决定了一个人是好还是坏。

治国有治国的理念，工作有工作的规则和纪律，待人处世要讲究的是理性，搞科学研究的人，更是要有科学精神。我们常说某个人待人很热情，这是夸赞某个人的性格。再热情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上都离不开一个理性，所以社会学家对于人的定义是：“理性的存在就是人。”又把人定义为精神生命体。

想想毛泽东当政的那二十七年，中国人被逼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你要不就是无产阶级，要不然就是资产阶级。可是天下事又何曾有过如此决断的事呢? 况且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定义又是什么，不是一个”穷“字就划分出了阶级。

共匪吹捧说工人阶级最了不起，革命最坚决。可是马克思却不把工人划归为无产阶级，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工资是可变性资本。这就是说，资本家对工人的待遇不错， 每个工人都有成为股东的前途。也就是说，再小的股东在共匪的眼里也是该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再者，1949年之前，中国的工人是否形成了一个工人阶级，这是许多学者质疑的问题。

古书中从来说：“民从四业，士农工商。”中国民间也从来没有出现一个无产阶级，倒是有无产者的说法。凡是游手好闲之辈，靠偷和骗的地痞流氓、小偷和帮闲，都被叫做无产者。但通常前面要加上两个字是：流氓或痞子。无论是流氓无产者，还是痞子无产者，都是被人们看不起和唾弃的团伙。共匪所信任和依靠的，恰恰就是这种无产者。

共匪从来反对文化，反对科学。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共匪已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几年了。相当数量的共匪成员仍然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个大老粗，从小家里穷，读不起书，可我一样在为党工作。“这”为党工作“四个字似乎是要表示它们整天都在干着既崇高又伟大，但却是国人民众无法理解的工作。

可事实却是古今中外的流氓地痞无产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只会偷抢，不会生产。这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充分地证明了这是个事实。现时中国的千万、亿万、甚至百亿千亿的富豪，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它们当中能否找出一个是发明家、创造者、实业家，或者是工商经济管理者？显然没有。那么它们暴富的原因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都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贪污、受贿、欺诈、抢劫。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集如此巨大的财富，它们成为了全民国家资产的资产阶级。而9亿的老百姓沦落为真正的奴隶无产阶级，所以仇富的情绪遍及民间。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富得没道理。

就以上台八年的习蠢货为例，此人无德、无能，更是蠢才。一生当书记，却毫无政绩可言。上任后在钱上捞了多少个亿的美元，存在了西方和香港？至今在公开讲话中仍然是错别字连篇，可是它仍然又英明，英明之处就是它私人的资产巨大。又是一尊，又是皇帝，又是中国的马克思，还差点当上了太阳，傻里傻气的它仍然每天做着领导世界的中国梦。

我公开承认我反共，而且反共几十年。但我的反共正是被共匪逼出来的。共匪喊叫了七十多年，要老百姓听党的话，跟党走。七十多年共匪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在逼着全民反共。不反共反而辜负了共匪的期望。要反共，首先要清除头脑中被共匪灌输的毒素，而不是以共匪之道去反共。有宗教团体仍在使用共匪的二元论，对民众的宣传是：要麽你是无神论，要麽你是有神论者。如同共匪的宣传，要不然你是无产阶级，要不然你就是资产阶级一样，仍然是情绪上的煽动而不是理性上的启发和说服。

更有甚者，信仰着中国的佛道两家，竟然宣称人是神造的。可是，却又说不出究竟是哪个中国神造的人？后来又说是女娲造的人。其实传说中的女娲是炼五色石在补天的神。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文化是神本之路，所以圣经中明白地说，上帝造人；中国文化始终走的是以人为本的路。民间的愚夫蠢妇可以自由地造神，但成不了气候。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是堂堂的人文哲学的正规军，是不容歪曲的。

争议不断的美国的大选结束了，最终结果使不少人感到愤愤不平，甚至对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失望。大家不要忘记的是，当人类发现和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制度，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八十多年前就说过：”宪政民主的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是人类经历了许多政治制度之后，才走进了宪政和民主的制度。“

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终于发现了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但没有人说它好或者说它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人类仍在进步中。若干年后，会找到比宪政民主更好的制度。尤其是中国人对选举结果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他们担心共匪政权是否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中国人民又将多受几年的苦难。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此心、此理、此种遗憾，毕竟是出自于情感。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理性。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生活在中国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是中国的主人。那么在中国的那个共匪政权的问题，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掉。世界上的反共大同盟，和对共匪政权的追责索赔的大同盟，都已对共匪政权做出了他们该做的事，造成了共匪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外贸以及军事上，都处于了全面崩溃的最后时刻。国际社会已经做得很足够了，他们不可能纷纷派兵进入中国去消灭共匪。自家的事要自家人去自行了断，外人是不会插手的。最终铲除共匪，国际社会会全力支持，但这件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去做。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打败了日本的是中国人民；帮助共匪打了三年半内战，让共匪篡政成功的也是中国人民；帮助共匪搞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不让人说实话的反右运动，乃至破坏传统、破坏文化的十年浩劫的还是中国人民；为所谓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唱赞歌的，自豪骄傲的也是中国人民。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民的理性到哪里去了？

现在该是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表明立场的时候了：是愿意继续做匪区的奴隶，还是选择普世价值的理念去清算共匪的罪恶？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不做奴隶！不屈服于强权！共匪毕竟是一小撮，人民群众才是汪洋大海。我不相信铲除共匪是件难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