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三章

季鹏

毛泽东文革中的算计与失算（一）：

红卫兵的兴起、倒戈与被弃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也是一场特殊的运动，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此前一切运动都是打击“阶级敌人”，或毛共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每次运动也都是由毛以“党中央”之名义下发文件，明确运动的动机、目的、程序、安排等等，然后由各级党委负责组织实施；而文革要打击的对象则包括整个毛共统治集团，即后来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过去运动的一切“规矩”都要被颠覆、打乱了，其中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初期仅仅由毛和江青的“夫妻店”在暗室中策划，然后网罗一小撮直接听命于毛、江指挥的死党四出煽风点火，一切都采取“地下”的、非正规、非组织的方式诡秘地进行。运动正式开场后，也由毛指定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行使运动的领导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很快就瘫痪了。这就使这场运动连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都被蒙在鼓里，被牵着鼻子走，一切变得怪异和扑朔迷离。

另一大特点是运动开始和其后相当时间，依靠的主力不是传统的各级干部和工农群众，而是从大、中学校发动，主要依靠大、中学校的在校学生，即所谓的“红卫兵”。

之所以如此怪异，主要是由于这场运动的性质、目标，即主要矛头对准“当权派”所决定的。自从毛共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广大群众已经对各级党和政府的大小官员奉若神明，敬畏有加，特别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运动，在发动阶段毛曾经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号召知识分子和党外干部对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云云。结果呢？一律被当作“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 的“反党、反革命右派分子”严加惩办！还辩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数以百万计的上钩者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来一次号召广大群众、平民百姓起来造各级党委的“反”，去打倒各级当权派——领导干部，有谁这么傻冒去响应呢！

经过深思熟虑，毛终于想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高招：利用大中学校（首先是中学）的在校学生去充当文革的冲锋队、排头兵。学生们尙未进入社会，年轻气盛、偏激、冲动、幼稚、单纯，易于控制、唆使，釆用“停课闹革命”的办法，使其有充裕的时间、精力，再给其一点小甜头、高帽子，就必定蹈汤赴火、万死不辞地去充当这场运动的排头兵、敢死队了。

于是，中国大地上就演出了一场令全世界震惊的、由青少年学生打头阵、唱主角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本章主要概述红卫兵的兴起到灭亡的大致过程。但声明，此处不是为红卫兵作传，红卫兵事件的历史复杂，故事曲折，内容丰富，有待专门研究。的此处主要是揭示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以及毛利用、玩弄红卫兵的真相。

一、第一代红卫兵：红卫兵中的原教旨主义者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毛的文革意图的公开宣示。它气势汹汹地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很明显，毛要将这些人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但是，毛釆取的却是非公开的隐蔽策略，运动的具体方式、部署、程序深藏不露，从而在整个统治集团乃至全国人民中制造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这正是毛所需要达到的效果。人们对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目的、打击的具体对象、要达到的目的都不清楚，更不敢多问。而毛此时对他的运动首要打击目标——刘少奇，也釆取欲擒故纵的策略，他先不觸动刘及原来的一班人，而且叫刘少奇等去领导这场运动。毛的算计是，让刘等人在运动中“犯错误”、“自我暴露”，然后抓住刘的“把柄”，对其声而讨之，新账旧账一起算，最后围而歼之。

发了“五－六通知”，点燃文革这把烈火之后，毛就呆在杭州西湖的超级别墅里，－边欣赏“天堂”美景、一边隔山观“火”了。中央文革秉承毛的计划和密旨，先从学校搞起，而且选定北京大学为突破重点，因为北大前不久己因 “社教”发生了内部斗争，近期以聂元梓为首的部分北大教师与校党委书记陆平之间又因文革问题再次发生争执，中央文革决定利用北大的内部矛盾，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计划和策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聶元梓等七人于5月25日贴出了一张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校内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拉开了学校文革斗争的大幕。学校中大致形成了保护和反对校党委的两派，两派开展了激烈斗争。中央文革小组瞒过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到了杭州毛的手里。毛看后高度赞扬，称其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又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巴黎公社宣言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在其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毛就许诺通过文革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的国家机构。）毛命令立即将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同时由中央文革控制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随即北京和全国掀起了支持聂元梓、支援北大学生“造反” 的高潮。在北大带动下，北京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专、中学掀起了揪斗校党委负责人和老师的高潮。很快，全市学校处于瘫瘓状态。

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政治局不得不考虑采取中共领导运动的老办法：派驻工作组，以代替瘫痪了的学校党委，诙复学校秩序，并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经过反复请示、这一措施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从6月5日起，向全市教育系各学校以及少数斗争激烈的其他单位派驻了文革工作组，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了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作为新的权力机构，试图使运动进入正常的轨道。

但是，己经被鼓动起来“造反”的学生，犹如脫缰的野马，再也不肯回到“笼子里”了。加上这时由中央文革控制的报纸、广播天天煽动“造反有理”， 号召“夺走资派的权”，“做彻底的革命派”，“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学生们有了后台，斗志高昂，根本不把工作组放在眼里，把全部精力用于文革“造反”。迫于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文，将高校入学考试推迟半年（后无限期推迟），并要求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无疑给学校文革注入了巨大推动力，使运动火上浇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情况越来越混乱。

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为了不使局面失控，为运动制定了“中央八条”， 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主要在校内开，不要上街开”，“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 等等。“中央八条”成为工作组的运动守则，却被学生们攻击为压制革命运动的“框框”，“ 紧箍咒”， 遭到強烈抵制。很快，造反的学生掀起了驱赶工作组运动，很多工作组被迫撤离学校……这惹恼了北京的一线政治局，于是，刘少奇下令开展“反干扰” 运动，工作组重回学校，开展反扑，大肆抓捕“右派”“ 反革命”…… 总的情形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试图按传统运动方式控制、领导运动；而由毛泽东遥控指挥的中央文革及其操纵下的媒体工具，则大力煽动学生“造反有理”，反对现有秩序和运动的方式，于是两派发生激烈的撞碰。两派势力互有消长、反复，但总的说，在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以前，刘少奇支持的一派占据上风。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嗅觉灵敏、善于窥视政治方向、观风使舵，而又急于“抢班夺权”的高干子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要在中央高层引起一场新的权力洗牌，而他们正好可以“自来红”的特殊身份提前“抢权接班”，进入各级权力班子。又根据对形势的判断，他们认定毛泽东绝对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于是决心全力投入到这场政治赌局中去，通过打击毛的政敌，“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讨得毛的欢心，并试图以此为阶梯，步入权力殿堂。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等七、八人在圆明园遗址聚集商议，秘密成立了命名为“红卫兵”的学生“造反”组织，撰写了《红卫兵誓词》，宣誓要为毛、为文革“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大学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学、以及高干子弟集中的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等都自已的成立了红卫兵，紧接着，以“红卫兵”署名的大字报涌现，昭示着红卫兵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早期“红卫兵”几乎都由清一色的高干子女组成，他们与后来更广泛的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红卫兵有着显著不同，两者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为加以区别，也为论述上的方便，根据这些早期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的特点，我们以下称之为“原教旨红卫兵”（他们自己则称“老红卫兵”）。

这些几乎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虽然是雅气未脱的中学生，除了有着青少年共有的偏激、冲动、狂热、盲目等共性之外，更有着特权阶级骄橫拔扈的特点，他们虽然年青，但政治头脑却并不幼稚，表现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无比強烈，“接班人”意识无比清醒而自觉。这既是建国后十七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结果，也是其家庭位居政治特权阶级的必然。这种政治上的“早熟”是中国现实政治状况造成的，在当时中国，“政治挂帅” 压倒一切，政治权力主宰着一切，这些青少年既已享有部分家庭特权，但终究未进入社会，未步入官场，他们以其父毌为榜样，企图取得更高地位，更大权力。在当时，毛已被捧成了“神”，谁要想在中国出人头地，都必须投毛所好，作毛的忠实奴仆，受到毛（及其代理人）的青睐。这些，已为这些高干子女所稔熟。

这些高干子弟这时多为十几岁、二十岁的年龄，特殊的地位和家庭教养，加上社会教育，形成了他们政治嗅觉灵敏、好勇斗狠、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特性，他们决心在这场运动中大睹一场，并把睹注押在毛泽东身上。且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誓词》：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示；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后来清华附中红卫兵连续撰写了三篇题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狂热地宣称要做革命造反的“孙猴子”，“ 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 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端、凶残、肆无忌惮的特性。红卫兵首先创始于中学生，就是因为中学生更幼稚，更加冲动，更加疯狂。后来作为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的大学生，便学习、发扬他们的中学生“老师” 的这种“造反精神”，并顺理成章地取代他们成为红卫兵的主导力量。

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们除了斗争学校的当权派和老师以外，又将专政的矛头指向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黑五类”（ 地、富、反、坏、右家庭）学生身上。这些“红五类”红卫兵宣布对学校的“黑五类”学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起初是将他们集中起来学习，或让其编队“劳动改造”；剝夺他们挂毛像章、唱语彔歌、读语彔的权利，以示打入“另冊”。很快发展到进行人身摧残，有－种游戏是命令所有“黑五类”学生站成一排，然后用一根长绳绕过他们每人的脖子，两头则拽在红五类红卫兵的手中，然后命令“黑五类” 学生大声反复叨唸“我是狗崽子，我有罪”，稍有不顺，两边的红卫兵便使劲拉紧绳头，看到这些“黑五类狗崽子”被拉得哇哇大哭、拼死挣扎，这些原教旨红卫兵便哈哈大笑，乐此不疲。

红卫兵兴起不久就遇到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政治局按照共产党搞运动的正常规矩派出的，他们认定这种自发的、以地下方式活动的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因而受到打压，有的被強令解散。红卫兵自然不肯低头就范，与工作组进行了顽強激烈的斗争。总的说，工作组要按照传统运动方式行事，而由毛泽东操纵的中央文革则在背后支持红卫兵槁自发“造反”，并且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双方斗争不可避免。这期间双方互有胜负，但红卫兵终究斗不过有现政权作后盾的工作组，眼看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危机时刻，毛泽东赶回北京来扭转乾坤。7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立即宣称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是“镇压学生运动”。于是红卫兵重新抬头，并且掀起了疯狂拥毛、颂毛、驱赶工作组的高潮。毛泽东看中了红卫兵的偏激、极端、疯狂，决心利用其作为他这场疯狂运动的冲锋队、排头兵。8月1日，毛泽东给淸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示对红卫兵的“造反行为”“热烈支持”。之后，红卫兵与毛之间进入互为依托、相互吹捧、相互利用的“蜜月期”，红卫兵运动顿成燎原之势。

这期间发生了“对联亊件”。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贴出了一付对联，上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为“老子反动儿混蛋” 橫批是“基本如此”。 这付赤裸裸宣扬封建血统论的对联引起了激烈辩论。对联作者、高干子弟、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对此进一步发挥，形成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讲话》，受到当权者们的赞赏和追捧，讲话稿印发全国，为血统论推波助谰，－时间血统论在中华大地横行无忌，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血统论的浊浪里，甚至出门乘车、住店、看病都要查出身，报成分，出身不好的人被骂为“狗崽子”，被剝夺了一切权利，成为被侮辱、打击的对象。同时，红五类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打、砸、抢、抓，被认为理所当然。一时间恐怖和血腥笼罩大地。

这里有必要考察毛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对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态度。应该说，毛是考虑到了这些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可能带来与其文革目标的矛盾的问题的，因为这些红卫兵的父辈正是他这场运动打击的对象。但是他决定暂时不管这些，他当时急切想要的是如何使运动迅速升温，如何迅速造成全国的恐怖局面。这样一批敢打敢杀横行无忌的青少年正为他所廹切需要。而且，运动初期主要是“横扫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尚未触及这些高干家庭。所以毛放手支持他们，纵容他们“杀向社会”。毛任何时候都是“分阶段” 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他不怕下一阶段釆取与上一阶段相反的政策，不怕自已否定自己，就象1957年整风和反右运动一样，他转瞬间变脸，还厚颜无耻说是“阳谋”。反正他知道自已大权在握，暴力在手，谁奈我何！

当然，面对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大肆宣扬血统论时，毛和中央文革也感到了不妥，因为这有碍于下一步打倒那些出身“根正苗红”的“走资派”和向他们夺权。所以由陈伯达和江青出面试图“修正”这付对联，但没有成功。已経狂妄不可一世的原教旨红卫兵就像从潘多拉盒中飞出来的魔鬼，已经不服掌控了。

但是毛没有进一步压制他们，致使血统论迅速泛滥。从中也就可以看出，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并不想批判“血统论”，因为“血统论”实际上是他的“阶级论”的变种，否定“血统论”也就否定了他的“阶级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毛对血统论实际上是支持的。那些高干子弟看出了这一点，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公开喊出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打江山，儿子要接班！”“红五类要掌权！”等露骨的抢班夺权口号，却并未受到当局的制止。反倒是奋起批判、反击血统论、撰写的《出身论》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作者遇罗克受到这些“自来红”的疯狂围攻和迫害，最终终于死于当局的屠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林彪代表毛对红卫兵作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的讲话，称赞他们为“革命小将”、“革命闯将”、革命接班人。并代表毛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去“橫扫一切牛鬼蛇神”！还号召红卫兵要杀向全国，让他们免费去全国串连，然后向各地、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毛、林的表态不但是对红卫兵最好、最大的支持，同时也是对“血统论”的变相肯定。于是，接着便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上演了以传统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打击对象的、血腥的“红八月”狂潮。（参见本篇有关章节）

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文革成了全民运动，毛泽东需要更多、更广泛的青少年为其打头阵，造声势，为其去“造反”，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学校中，非红五类的学生也被广泛动员起来，他们也仿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打起了同样的旗号，宣读同样的誓词。而高干子女红卫兵越来越显露他们的“反文革、保老子”的本质一面，引起文革当局的警觉。而－般的红卫兵却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他们更热衷于打倒作威作福的当权派。文革当局也认识到需要依靠这种基础更广泛、更听话的红卫兵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取代迟早要走向反面的原教旨红卫兵。

当运动发展要向当权派夺权时，高干子女们感到了恐慌。但他们不愿收敛自已的行为，而是变本加厉展现了特权阶级固有的疯狂，他们不敢直接跟毛、跟当局对抗，而是把仇恨发洩到新红卫兵身上，一方面，他们力图把文革斗争的大方向转移到传统的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上，另方面则对敢于斗争当权派的新红卫兵进行疯狂的报复。这时，他们实际上在为保卫父辈和家庭的特权而战。当然，表面上仍然维持原有的一套，而且显得更左，更疯狂。

原教旨红卫兵感到了自己的特权有被削弱、被取代的危险，于是这些自称的“老红卫兵”迅速协商对策，不久他们成立了凌驾于其他红卫兵之上的、跨校际的“特种红卫兵”——“红卫兵纠察队”，表面上打出维护运动的正常秩序，遏制红卫兵中的违法乱纪行为的旗号，实际上则是以打击与其对立的新红卫兵为己任。最初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然后向全市的主要区域扩展。纠察队得到了试图阻遏文革夺权的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但纠察队很快就表现出原教旨红卫兵的凶残本性，他们自我澎胀，横行霸道，随意抓捕对立观点的红卫兵和市民，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草营人命。在西纠的刑讯室的白墙上，触目惊心地用受害人的鲜血书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

运动仍在发展。原教旨红卫兵们感到文革“革到了自己头上了”。他们决定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用行动与运动对抗，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老红卫兵们秘密商定成立自己的统一组织。12月５日，一个以新的的极端组织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宣告成立并发布宣言。宣言表面上仍是“誓死忠于毛”、“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那一套，但实际上它满含杀机，宣称有可能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情况。预示着它将釆取更血腥的行动

“联动”成立后立即四出活动，它的核心组织纠察队更加疯狂，引起文革当局的震怒，决定解散纠察队。12月16日，“西纠”等一批首恶分子被逮捕。联动毫不示弱，立即组织人马先后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立即放人，气焰十分嚣张。

其后，联动继续与对立派红卫兵武斗，与中央文革对抗，公开喊出“反对纵容、支持、鼓厉反革军、革干子弟（原教旨红卫兵自称）的行为”，还公开大骂中央文革，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在12月下旬两次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甚至喊出“油煎江青！”“打倒谢富治”等口号，当局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1967年１月１日，联动发表“中央秘字003” 号通告，这实际上是一份夺取现政权的宣誓书，它宣称只“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并发誓为实现自已的目标而“流尽最后一滴血”。至此，联动的反文革面目已充分展现。

由此可见，所谓“红卫兵”决不是铁扳一块，决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写到这里，有必要对“红卫兵”组织的性质和它的内在结构给予进一步甄别、区分。因为后来的文革研究者往往把“红卫兵”当作統一的、固定的、－成不变概念，这是绝对错误的。在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侯，它是带有特权性质的、由高干子女组成的组织，后来它扩大吸收一些其他“红五类”（ 革命干部、军队干部、烈军属、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参加，但高干子女始终是其主导、核心。这派组织的最大特点和“资本”就是基于“血统论”的“自来红”，“唯我独革”，不容许其他人染指其“造反”的特权和分享作为毛泽东近卫军的“荣誉”。我们姑且称之为“原教旨红卫兵”。“原教旨”的含义是，他们具有毛主义的基本元素，以阶级斗争为纲，対传统的“阶级敌人”特别仇视、特别残忍，坚持“血统论”和“自来红”，以接班人自居，目标是提前“抢班夺权”。

表面看，原教旨红卫兵确是毛的忠实“卫兵”，毛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但他们却隐藏着与毛发动的这场运动相抵触、甚至相对立的因素，原因是毛的这场运动是以打击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现任官僚体系、现任当权派为主要宗旨，这就必然损害他们父辈这一固有特权阶级的利益。而高干子女们则是想在维护现有既得利益的同时，扩大这种利益，并且由自已提前接班掌权。这就蕴含着与毛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风险，双方的关系不可避免走向反面。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应该说，从这些高干子女方面检讨，他们只学到了原来毛主义的一面（造反夺权时期的毛主义），而毛主义在五、六十年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帝皇的专制主义，毛要报七千人大会之仇，要清洗一切他认为对他不忠、不顺的臣属，这些人中就包含这些原教旨红卫兵的父辈，以便另选对其更加忠顺的奴才。毛把这种清洗、换班叫做“反修防修”、“不断革命”。这些青少年还没有学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原教旨红卫兵最后遭到毛的抛弃就也就成为他们的宿命了。

但也必须指出，毛已经给了这些高干子女红卫兵足够的报偿和容忍。这些原教旨红卫兵是文革暴力的主要实施者，也是受益者，在文革初期，他们垄断了学校的文革大权，他们首先起来“造反”， 疯狂批斗学校当权派和老师，对“黑五类“同学进行专政；到了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造反派、“反干扰”抓“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时候，这些人依然是红人、是依靠分子。后来工作组被清算、当权派重新被打倒，他们却更加吃香了。他们左右逢源，是因为他们拥有－件红色保护装，这件保护装在这个红色帝国畅行无阻，处处投缘。即使如刘少奇的子女刘涛、刘平平等，也是学校的大红人，其余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邓小平女儿邓榕更是令人生畏的原教旨红卫兵实权派。据亲历文革的师大女附中教师林莽证实，刘少奇的小女儿刘亭亭是参与打死自已的校长卞仲耘的重要凶手之一，刘亭亭对卞仲耘的无情踩踢，导致了卞的最后死亡，开了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之先河。

为了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本色，这些男女小流氓有意学着流氓无产者的派头，满嘴污言猥语，满身痞气、霸气，表现在文字上则是典型的“文革腔”，下面是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们贴在她们卞校长卧室的一张大字报：

“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杨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出来的女子中学学生使用的语言和“无产阶级精神风貌”。后来，“你他妈的！”“砸烂狗头”成了红卫兵的口头蝉、流行语。而这种“革命语言”又与最高领袖的喜好不谋而合，便成了文革中的主流语言，在当时所有官方和民间的文章、讲话和正式文件上，都充斥着这种张牙舞爪、痞气十足的“革命词语”。

原教旨红卫兵的最大本饯就是其父辈的政治特权，其理论基础则是“血統论”、“自来红”。毛共建国十七年来形成的等级特权制度深入人心，加之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等级社会的影响，人们深信这些人是天然的“共和国的接班人”， 谁也不敢挑战他们的特权和权威（遇罗克就是挑战这种权威的下场）。

然而问题是，他们绝不能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毛泽东却要挑战这些原教旨红卫兵父辈的权威，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表面上看，联动被取缔和其骨干分子被抓，似乎意味着毛与这些这些“老红卫兵”的彻底决裂。但其实不然。从毛这方面来说，他对这些特殊的“反革命分子”仍然旧情难断，虽然他知道这批高干子弟已无利用价值，且其行为已经走向他需要的反面。但是，对这批血统无比“纯净”、“高贵”、“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高干子弟，血统论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仍然情有独钟，他对他们可谓爱恨交加，且爱多于恨。毛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批人都是他的“共和国”的天然的基础和支柱，是他的政权的最佳接班人。把他们的部分骨干抓起来，为的只是杀一杀他们的骄气，绝非象对待“阶级敌人”那样要无情打击、坚决消灭。所以不久，毛就决定主动向他们让步、妥协。在毛属意下，由江青、周恩来出面接见了联动的被捕人员，对他们软硬兼施，更多的是好言抚慰。1967年4月22日，这一百余名联动骨干分子在被捕后几十天之后，全部释放。（这里顺便讲一讲，当年以暴虐名震京师“西纠”的司令孔丹，副司令陈小鲁，以及其他原教旨红卫兵头目，在文革后不仅未受到追究，而且后来大多成了省部级以上高官。反之，平民出身的新红卫兵领袖如蒯大富、谭厚兰、聂元梓等，在文革后都被判了重刑。这就充分体现了现政权的本质。）

但是，当时这些被释放的联动分子对毛的“宽大”却不以为然，他们立即声明决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只是，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没有与现政权抗衡的力量，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与他们对立的新红卫兵。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贆车，寻衅滋事，高呼口号，与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开展武斗……这些在与当局斗争中败下阵来的小爬虫，把满腔怒火发洩在与他们－样响应毛的号召投入文革的新红卫兵身上，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充分暴露了其欺软怕硬、色厉内荏的咀脸。

由于被释放后联动分子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捣乱，当局认为不值得再庇护他们了。而且，这时毛己有了比这些原教旨红卫兵更忠诚、更驯服、也更广大的新红卫兵，便决定彻底抛弃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原教旨红卫兵。在当局的策划下，经过近一年的斗争、围剿，联动最后盘踞的八十一中学老巢被新红卫兵攻占，原教旨红卫兵至此土崩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上所述，在对红卫兵问题的研究上，首先应将其分为前期的原教旨主义红卫兵，及后来的“新红卫兵”，这是问题的关键。虽然他们都充当毛的文革排头兵、冲锋队，但其动机、行为却有很大不同，前者本是毛政权的支柱，他们是为了维护和強化毛的现行体制，保护既得利益、并尽快“接班”而战；后者则是受毛的欺骗、蛊惑和唆使，为毛火中取栗，完全成为毛的文革牺牲品。前者是文革的施暴者，而后者——特别是各地方的红卫兵——主要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一开始就遭到地方保皇派和军队的残酷镇压，最后毛公开出卖了他们，结局悲惨。所以不应该笼统－概而论。

对于前一类高干子弟的原教旨红卫兵，有人仅用“幼稚”、“ 年少无知”、“ 受人唆使、操纵”来为其开脱。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这些人真是幼稚无知，他们就应是真心实意响应毛的“反修防修”的号召，他们首先就应造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反，忠实于毛和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然而他们实际上却在为保护父辈而战，可见他们早就熟知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等官场惯技。

另外，关于 “造反”，按照中文定义，乃是指对最高当权者、最高统治者的反动、反叛，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疑问是毛泽东。要“造反”只能是造毛泽东的“反”，可红卫兵发誓保毛、拥毛，颂毛，实际上是主动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爪牙、鹰犬，投毛所好去行凶作恶，去虐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弱者，这是一种可耻的投机钻营的行径，根本不是什么“年少幼稚”。再从造反动机来看，无非是受到压廹剝削，走头无路才“造反”， 而高干子弟本来就是特权阶层，高人一等，他们本身就是压迫者、剥削者，何来“造反”的理由和动机？所以，实际上是这些年青却狡猾的“红色贵族”看准了这种“造反”是一种只赚不赔、一本万利的买卖，才那么“义无反顾” 地投入到这场暴力钻营的游戏中去，残忍地将 “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白骨，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这难道能用“幼稚无知”解释？

再从联动的作为看，在其极左、极端疯狂的表面，这些小爬虫仍然不失狡猾精明，他们明知毛是自己的最大敌人，可在它的纲领、口号仍然打出“誓死保卫毛、保卫毛思想”、“无限忠于毛”的旗号，他们学会了“贼喊捉贼”、“挂羊头卖狗肉”等流氓政客的伎俩，说明这些所谓“纯洁”的“革命小将”，已经不纯洁了。严格地说，这些红色小爬虫完全是看准时机，投机钻营、趁火打劫的暴徒。

至于后一类“新红卫兵”，主要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弟，他们对现政权确实有些不满，因此确有某种“造反”的冲动，但更多是出于对毛的信任，实现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也试图通过这场运动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是幼稚的，完全被毛所蛊惑和利用，他们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北京的新红卫兵也曾经参与作恶，但性质和严重程度不能与那些原教旨红卫兵相提并论，他们更适用于“被蒙骗”一族。至于更多的地方红卫兵，从他们参加“造反”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地方当权派、地方保皇派和军方的残酷镇压和杀戮，最后被毛泽东出卖，充当毛和军方、地方当权派妥协的牺牲品。（有新红卫兵的情况在本篇相关章节中另有叙述，请参阅。）

以上就是对红卫兵问题应持的基本观点和立场。

原教旨红卫兵的“演义”到此算是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失败，相反，这只是斗争、较量的开始。这些红朝贵族的后代经过挫折和磨炼更成熟了，后来有了不少长进。他们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八、九年之后，在1976年天安门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现场又出现他们的身影，抹掉岁月在他们脸上添加的些许皱纹和一丝华发，很多人原来就是10年前那些疯狂的原教旨红卫兵。这一次他们睹嬴了，他们拥戴邓小平作为自己的代理人，邓小平掌权后让他们集体接了班，把整个中国交给了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至此，这些当年原教旨红卫兵——高干子弟们真正完成了他们“接班、掌权”的梦想。

至于那些真正受骗、为毛的阴谋冲锋陷阵、火中取栗的新红卫兵（或称第二代红卫兵）才是真正、彻底输了，他们中的头目、骨干、积极分子，大多在运动中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更多的则被毛发配农村、边缰去“修理地球”、充当“二等公民”。

二、新红卫兵结局更加悲惨

第一代原教旨红卫兵在毛的打压下瓦解了。但他们只是红卫兵的很少数，更多的是后来一般家庭出身的 “新红卫兵”。他们中一部分曾经充当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造反”的排头兵，为文革冲锋陷阵，充当打倒刘少奇为首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的急先锋，还充当打击“联动”的工具。然而，令这些新红卫兵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仍然跳不出第一代红卫兵的命运，而且更惨。经过九死一生的文革洗礼之后，毛泽东并没有为他们庆功，而是作为“五一六分子” 受到残酷的清洗，然后统统发配农村、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经过十年栉风沐雨、九死一生的改造，这些先前的“红卫兵”们早己黄粱梦醒，只想过平常人的正常生活。在邓小平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被骗者最后上演了一幕“胜利大逃亡”—— 从农村、边疆农场逃回他们的出生城市。——这是后话了。

当年，新红卫兵或称第二代红卫兵取代原教旨红卫兵成为红卫兵主力后，出于对毛的忠诚，和“公私两利”的幻想，他们真心实意地充当文革马前卒。然而时运不济，让他们成了不幸的一代。

新红卫兵出道不久，文革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上海的“一月夺权” 为标志，工人捲入了文革，并且成了运动的主力，学生红卫兵退被迫退居次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奉命去夺各级地方“走资派”的权時，遭遇到了地方当权派强有力抵抗，而这时军队又奉命介入文革，军队毫不犹豫地充当地方保皇派，扮演了镇压、屠杀红卫兵主力的角色。最后，红卫兵连同地方上的造反派在军队和地方保皇派的联手打压下彻底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丢下累累尸骨、留下遍体伤痕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

新红卫兵的这种遭遇，其原因简单地讲是：在他们响应毛的号召去夺地方各级走资派的权时，各级地方的“走资派”——领导人仍在“台上”，当权派们看到北京的“同行”被夺权的悲惨命运，岂肯束手待毙？地方到底不同于京城，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天下，在他们的教唆、组织下，当地的干部、工人、农民迅速组织起来，仿照红卫兵的模式组建了各种“造反队”、“战斗队”， 来保卫当地的“红色政权”。这些由本地区成年人组成的打着造反旗号的组织，由于得到地方当局及军方的支持，比之红卫兵及当地造反派在各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观点都是清一色的“地方保皇派”，即以保护当地原有党政机关和领导人为职志，所以又称保守派。而真正的响应毛的号召的造反派——外来的红卫兵、本地的红卫兵、以及本地其他人的造反组织，则成了当地保皇派和军方残酷打击、镇压的对象。1966年冬和1967年春各地发生的镇圧红卫兵事件，如“西安交大事件”、“ 兰州事件”、“ 长沙事件”、“ 青岛事件”、“ 铜川事件”、“青海亊件”等等，都是属于同一性质的地方军事当局伙同保守派镇压造反红卫兵的典型事例。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红卫兵命运的写照。最后在军队直接参与围剿下，包括红卫兵在内的造反派被彻底消灭。

1967年1月23日，毛作出派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支持革命左派” 的决定（ 后来定名为 “支工支农支左，实行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噩运的开始。毛最初的本意是让军队支持他的“革命造反派”去夺权，但遭到军方的强力抵制，军方本能地选择支持地方保皇派。无奈之下，毛不得不改变立场，改变调子，不再坚持由各地造反派去夺地方当局的权，而是任由军方去搞所谓的“革命大联合”、“ 三结合”， 实则是对造反派的打压直至彻底消灭（详见后面有关章节）。因此，这时的红卫兵，实际上成了被军方和地方保皇派屠戮的对象。与文革初期在北京横行霸道、呼风唤雨的红卫兵，不可同日而语。

上海一月夺权之后，红卫兵的历史作用实际上己基本结束了。只是毛还想利用红卫兵作为去地方（省级）夺权的排头兵。然而武汉的“七二0事件”，让毛感到他的全国大换班、大夺权计划有可能引起地方和军队联手反叛的危险，于是决定收手，改为与军队和地方实权派妥协，将他的文革亊业草草收场。毛看出了红卫兵不能成亊、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反戈一击”，出卖了红卫兵。其实毛心里很清楚，不论是红卫兵、地方造反派，还是地方保皇派，都是他的忠实臣民，谁掌权都会喊他“万岁”， 都会执行他的政策路线。然而军队更是他的命根子，他绝不敢冒失去军队支持的危险去支持红卫兵，当年他称赞红卫兵为“革命闯将”，为的就是利用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莽撞劲，制造出全国大恐怖，起到为文革“点火”“播种” 的作用，绝没有把政权交给他们的打算。如今利用完了，无价值了，于是公开发话：“红卫兵能掌权吗？他们今天掌权，明天肯定就会被推翻。他们政治上还幼稚……红卫兵不成熟。” 红卫兵夺权不成，正好作为毛抛弃他们的理由。所以在当年（1967年）秋天毛故意说：“现在是小将们要警惕犯错误的时候了……”实际上是抛弃红卫兵，让军队收拾残局，然后将文革收场。

毛的立场转变敲响了红卫兵的丧钟。毛做事从来一不做二不休，要出卖就彻底出卖，他决定让红卫兵彻底完蛋。1968年7月毛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单位联合发布的“七·三” 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就公开命令各地军方、联合地方保皇派彻底打垮、消灭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以便完成省一级的一统江山，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红卫兵和造反派被武力消灭之后，毛尤恐有漏网之鱼，紧接着便发动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把那些幸存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骨干彻底“处理”掉，以绝后患。

就全国来说，到1968年七、八月，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相继成立、－统江湖之后，红卫兵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运动也已经结束。之后实际上是文革余波，主要为文革之后权力再分配的斗争。

但此时，北京仍有部分红卫兵仍然坚守在他们的最后阵地——自己的学校，试图分得文革成果的一杯羹。北京的清华、北大是文革的发祥地，曾为毛这场丑恶的运动立下汗马功劳，但从总体上说这时已经不再受宠，毛已决定将高校統统交由工人和军队管理。而校内的两派红卫兵仍然在你死我活地斗争。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和另－派“四一四”相互斗争了三个多月，人称“百日武斗”。

毛泽东决定不给红卫兵这最后的地盘。1968年7月27日上午，毛下令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队” 进驻清华大学，接管学校。三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大学，却遭遇了井冈山红卫兵的拒绝抵抗，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据当局称，没有带武器的工宣队员五人死亡，七百三十多人受伤。

“七二七”事件震惊了毛泽东。毛决定与红卫兵摊牌，顺机彻底解决红卫兵问题。28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到中南海他的书房静候“圣裁”。毛摆出了强大的阵容，出场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黄永胜、呉法宪、呉德等等，所有权倾当时的人物都差不多都出场了，显然，毛显然想以泰山压顶之势震慑对方，彻底解决红卫兵问题。

“五大领袖”基本上代表了“联动”之后上首都红卫兵的主流势力，是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他们也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和奴仆。

五人中的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先到。过了很久，蒯大富才匆匆赶到，似乎是从血与火的前线赶来，一身征尘，一脸憔悴。他见到毛时，忍不住号啕大哭，一面与毛握手一面流着泪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清华大学正处在危险中，因为黑手操纵下的工宣队开进了校园，镇压学生……”

毛冷冷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黑手不是别人，就是鄙人我。”然后语带讥刺地说，“带我去卫戍司令部吧。”

毛的态度令红卫兵领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他们面面相觑，预感到大亊不好，大难即将临头。

正式开会之后，毛仍然不依不挠地说：“我就是压制红卫兵的黑手。”他指着几位红卫兵领袖继续说：“给聂元梓当炮灰的人数有限，蒯大富也一样，多时三百，少时不过一百五。能和林彪的解放军相比吗？”

谈话在断断续续的问答中进行，毛态度冷峻，语带讥刺，现场气氛严肃、恐佈。其间，陈伯达突然振臂高呼：“紧跟毛主席的教导，绝对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大家附合着呼喊，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打断说：

“不要再提教导了。”接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红卫兵）如果还继续违纪，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就要实行歼灭。”

五大领袖面色骤变，他们知道力量的悬殊，在座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将他们捏得粉碎……

毛讲完了以后，宣布休息10分钟，再由红卫兵领袖最后表态。

五大领袖紧急磋商。虽然他们都知道大势已去，毛是要将红卫兵彻底抛弃了。但他们仍然希望毛或许看在过去他们为他出生入死卖命的份上，对他们给予些许怜悯，不要把他们和红卫兵打入地狱。五人决定由蒯大富代表大家作辩解性发言，目的是求得毛的谅解，使他们不至彻底覆没。

蒯大富就几个问题为红卫兵做了辩解，其中重温了毛号召他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目的是想让毛勾起当年对他们的赞赏和许诺的记忆。蒯大富们想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希望获得毛的垂怜，手下留情。

但是，毛泽东不怕讥刺，他针锋相对地斥责：你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是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中的大多数……毛重申：

“如果谁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歼灭！”

毛说完后就走进另一间屋子去了。五大领袖瘫倒在沙发上。韩爱晶不由自主地长叹息：“完了，完了，红卫兵完了……”

为了不使这些人再玩花样、钻空子，毛最后特别宣布：“我以前的讲话从不彔音，今天我录了，不然的话，你们回去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我的讲话。”

为了落实毛的讲话精神，防止学生领袖们回去歪曲毛的讲话，散会前谢富治将五人留下来，搞出了－个统－的叫做“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的传达文件。

五大领袖回去后只好老老实实交出武器，拆除工事，听候处置。红卫兵运动至此真正地完结了。此次接见不久，蒯大富就被捕了，其余亦先后被捕。四人帮垮台后，除谭厚兰死于狱中，其余四人均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地方上那些被残酷屠杀的红卫兵头头和骨干，他们还算幸运，没有被斩尽杀绝，出狱后重新过起了平民生活。

这就是这些平民子弟（聂元梓为北大系党支书，其余都为出身贫穷家庭的大学生）响应毛号召投入文革造反、并一度成为风云人物的归宿。与同属文革造反风云人物的高干子弟己不可同日而语。

毛连学校的“接班权”都没有给红卫兵，他宣布：“城里的学校由工宣队接管，工宣队在学校长期驻下去；农村的学校则由贫下中农管理。”

与此同时，时那些分散在各省、市与当地的造反派共同战斗的红卫兵们，结局就比北京的同行更惨了，他们中的骨干分子，跟当地的造反派一道，在地方军阀和地方保皇派的联手围剿下，大多被当作阶级敌人消灭了。

红卫兵的这种结局其实是合符逻辑、毫不奇怪的，试想：这些大、中学生不也是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的“接班人”吗？而众所周知，毛从来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对那些未经过“改造”的青年学生更是蔑视、鄙视、仇恨有加，这早在延安整风时就人人皆知了。他又怎会允许这种人去接他的共和国权力的班呢？毛还清楚，红卫兵确实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锻炼，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些人除了学得打砸抢抄的本领之外，并无别的本事，而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太驯服和野心勃勃，已令毛感到不快和一种潜在威胁。毛从来就认定，知识分子在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之前，最该做的事就是去劳动改造。红卫兵们算是做了一场白日“接班”梦了。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红卫兵们也是如此。他们经历了疯狂，也经历了沉沦，勃发过豪情，換来了失落，最后沦落为可悲的权力的弃儿，吞食了自酿的苦果。命运使他们清醒了，对先前的“革命信念”产生了动揺，对毛和毛主义不再信任、不再盲从了。文革血与火的洗礼惊碎了他们的幻想，那些曾经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再神圣了，曾经五体投体膜拜的东西，也不再神秘，甚至变得一钱不值了。后来人们称这些人为玩世不恭的“失落的一代”。这就是他们十年付出换来的收获。

十年梦醒。文革从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始，到毛泽东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结束，一个轮回之后，回到原点。只是新当权者比过去更加专横、更加酷毒了。

有关红卫兵的后亊 ，我们留待后面关于“上山下乡”的续篇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