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三十一

季鹏

第六篇 毛主义筑起的三座罪恶大山之三：文化大革命

在毛所搞的各种运动、干的各种坏事中，最“史无前例”的要数文化大革命了。所以，毛主义的三座罪恶大山，虽然各有特色、异曲同工，但以其全面、深广和罪恶昭彰而论，“文革”当之无愧堪称为最。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堪称毛主义的巅峰之作是因为：

第一、这场运动打击面之广、之深、之全面，是其他所有运动所不能企及的；

第二，这场运动中毛施展的各种诡计、手段，运动中出现的走马灯似的光怪陆离的现象也是其他运动所没有的；

第三、运动造成的损失，除了致死人数少于大跃进之外，其他方面、包括可计算和不可计量的损失，均要超过其他运动，包括大跃进运动。

因此，连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一场“浩劫”。迄今为止，对毛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运动的研究，也以文革最多，除了因为它距今天最近之外，它打击面最广、受害人最多也是一个原因，毛中国统治集团内部就有不少文革受害者，他们有的也拿起笔记载了这场浩劫罪恶之点滴。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在众多的有关文革的研究包括亲历者的回忆录中，仍然远远未能将毛和毛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全部丿公之于众，留给后人，它们不是揭示的广度不够，就是批判的深度不够，有的甚至故意为毛开脱、掩饰；有的把毛公开宣示的文革宗旨、动机完全当真，为其作再宣传和图解；有的则将其写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和“路线斗爭”，有的干脆写成党内新兴的“文革派”与“老干派” 的斗争史，等等。这些研究的－个共同的不足和缺陷，就是多将眼光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很少从普通百姓和下层民众的角度去感受、分析和研究问题，这与这些研究者本身多为中共体制内人士有关，长期受党的教育使他们很难跳出执政当局的立场和眼光。在海外，对文革的揭露和研究比较客观，少了顾忌，但失之粗疏，也缺乏亲身感受，某些方面有隔靴搔癢之嫌。总之，这些著作虽然都有一定价值，但都嫌不足。

本篇不是为文革作传，因为这场运动太大、太复杂、太光怪陆离，要全面反映它，需要专门的著作；这里只从揭露毛的阴谋、罪恶的角度去记述、分析－些主要事件，重在揭露其真相和本质。

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文革的起止时间问题。文革的开始应当没有问题，正式开场应是“五一六通知”。但在之前有个預备期，当以发表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为起始。但关于它的终止，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提出应以中共九大的召开为结朿标志。这有一定道理，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撤销了，标志它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这其实只是毛泽东自以为是的结束，实际上它造成旳的问题远没有完结，后来很多亊件（如第三次庐山会议，林彪亊件、围绕召开四届人大的斗争等）都是它的继续，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它顺延到毛死后“四人帮”被粉碎为止。这样在逻辑上和亊情因果上，都比较园满，比较能说得清楚。

本篇拟从较广的视角、从人民大众的立场、从其本质上对这场空前的大灾难作出简要的但有深度的、中肯的揭示和批判，而不是只把它写成毛共高层内部的权力之争。

第三十一章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目的

文革的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和毛发动的所有运动一样，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不过，以前的运动大多还能与事实沾边，如镇反、反右派、大跃进等等。而文化大革命，实则离题甚远，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它是一场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全面“大破坏”，叫它“毛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许更贴切一些。

但是，毛既然将这场浩劫定名为“文化大革命”，想必也有他的道理。只是，对“文化”一词要作广义理解，即是与“文明”相近的概念，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到当时为止（到毛发动文革时为止）所有人类文明成果的“命”， 来一场翻天覆地，试图重新开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进程，这也就是后来毛一再宣称它是“史无前例”的原因。所以，这场“革命”，不仅针对现有的一切人和事，更要颠覆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便为下一步颠覆全人类文明成果树立一个样扳，作一场试验。按照毛的说法，世界现有的一切都属于“旧文化”“ 旧思想”、“旧凤俗”、“ 旧习惯” ，统属“旧世界”的范畴；而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有摧毁“旧世界、旧宇宙”的梦想：“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其毁，蓋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对德国哲学家鲍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批注）文化大革命就是实现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也是他毕生理想的一次尝试。只有这一角度去理解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极终企图，才能得其真締、本源。

当然，以上只是从其深层宏观大局而言的，毛发动这场运动的具体原因，具体目标，尚需另行探索。

关于毛发动文革的动机、目的，是研究文革的第一道坎。中外的文革研究者都有自己的解读。我们先看毛自己的标榜和中共官方的解读，毛说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借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反斯大林、改变斯大林路线，大搞修正主义的教训，想在有生之年防微杜渐，确保在中国不出现赫鲁晓夫，不改变颜色（自已不至于被掘墓鞭尸）。具体来说毛又认定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走资本主道路义当权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未来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将以刘为首的修正主义隐患彻底铲除之，另觅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必须使全体中共党员和全国人民受到一场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洗礼”，以保证毛的革命路线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不变颜色。

关于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后来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详细的表述，給人印象毛发动文革似乎就是为了“反修防修”。但笔者认为这决不是毛的真心话，更不是他发动文革的全部理由。像毛所有整人的理由一样，它只是毛能够拿得上台面的装饰品（就像说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彭徳怀是“右倾机会主义”那样）。在私下里、骨子里肯定还有更实在、也更阴损的东西。当然，“苏修”是他不共戴天的大敌，“反修”也是他梦寐以求的伟业，但真实的“苏修”他无法去“反”，只能在囗头上、文字上发洩而己。然而，借反国际上某一势力之名，打击国内政敌和阶级敌人乃是毛之掼技，轻车熟路，所谓文革“反修”亦复如此。其实毛自己心里清楚，在他的严酷统治下，中囯哪里有当权的“赫鲁晓夫”，即使说刘少奇黙许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又岂能与赫氏的“三和一少”划等号？实际上也是如此，刘、邓、陶其实都是毛的忠实拥护者，都是“反右”“反修”急先锋。在毛发动文革前中国从来也没有人觊觎毛的皇位。所以“反修”只是毛为文革设定的招牌、幌子。但毛惯于假戏真做，让人真假难辨，摸不到他的底细，后来毛將刘邓陶当作中国全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将全国各级“当权派”打成“走资派”，就是“假戏真做”，是为了胡弄、迷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

还有人（主要是外国学者）说毛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深感现实远离了他的理想，为了实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初衷，他必须借助群众的力量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已经变修了的官僚集团，然后把权力交还给人民……

总之，全中国似乎只有毛最高尚，最純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正是毛想要的效果。笔者以为没有必要跟这类人辩论，因为他们对毛、对毛中国的了解未及幼儿园水平。其实只要听听毛自诩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就够了，难道秦始皇会信仰共产主义吗！

借冠冕堂皇之名，行卑鄙小人之实正是毛的惯伎和专长。毛不但其心可诛，而且行为暴戾，行亊乖张，是个超级暴徒兼赌徒，文革就是他完全为了一已之私利而发动的一场豪赌。这里既不需要理论，更不需要道义，只需要权术，而这正是他之所长，党内絶无敌手。所以他就放手地干了。

在论述毛的文革动机和目的之前，笔者以为，先要澄清在研究毛的文革动机上的方法论，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思路是：捕捉毛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在有关公开场合的语言和文字，把它当作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的的依据。这种做法中外都有，国内如毛“好心干了坏亊”，“被坏人利用”；国外可以美国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作为代表。在这些研究者的眼里，毛说的话就是他思想的真实表露。他们把这个大奸雄、大骗子当作－般人，一般政客。所以，当他们循着毛的说法去与亊实对照时，往往犮现与毛说的对不上号，于是感到“费解”、困惑。为自园其说，他们把这解释为为毛受形势的制约、左右，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自己的初衷云云。这些学者热衷于寻求毛的讲话、文章，或正式文件，以此作为研究的“依据”。结果不是不知所云，就是以作者想象的逻辑作结。

这是一种热衷于亊物表象的研究方法，很难得出亊物的真相和背后深层原因。

与此相反，是把毛说的和做的结合起来，以亊实为依据，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上弄清亊物的来龙去脉，从而揭露亊情的真相，本质。

笔者以为，只能釆取后一种研究方法。

下面我们按照这一思路探索毛的文革动机、意图和目的，对毛泽东酝酿了多年的这场惊天大阴谋作出概括性的分析和归纳。

1. 消灭刘少奇，彻底清除心目中之最大政敌

从后来的亊实证明，毛发动文革，没有半点“崇高”的“理想”，是完全基于个人恩怨和个人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后面会讲到。是对他心目中的“政敌”、潜在威胁的一次总清算和总报复，这首先便是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二把手刘少奇。可以说，刘是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目标，第一打击对象，第一个必欲除去的隐患。因此，此事有必要多说几句。

毛想要“搞掉”刘少奇决非他亲口对美国人斯诺说的缘起于二人在四清运动中对“二十三条”的分歧。毛对刘少奇的猜忌、敌视其实由来己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的岁月。谁都知道，刘是毛在延安整风时亲自提拔为二把手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或者怀疑毛在其后不久就对刘产生了忌恨、怀疑，直至最后要把刘除掉。有证据吗？不多，有两点可证之。一是在1945年毛去重庆与囯民党谈判回来的前一星期10月5日，在家留守的刘少奇叫《解放日报》写了篇题为《为了国内和平与远东和平，起来奋斗啊！》的社论，高岗看后认为这是刘少奇“向美国和蒋介石暗送秋波”；次年2月，刘又代表中央发布《目前新形势与任务》，直言政协决议通过后，“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一直觊觎刘的二把手地位的高岗，把这一切提钢上线分析一畨报告了毛泽东。数月后，高到延安汇报工作见到毛，毛拉住他的手说：“你的信我看了三篇，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同意你的分析。” 从而垫定了后来以高代刘的思想基础。

二是毛去重庆期间，刘坐镇延安运筹全局，及时把全党的战略由“向南发展”改变为“向北挺进”；又把毛原来制定的“独霸东北”，“拒敌于山海关之外”改为“让出大路，占领两廂。” 刘的工作风生水起。毛回来后却欲改行他的既定决策，可惜在东北被碰得头破血流。万般无奈，只得改行刘的方针政策。然而从来忌贤妒能，不容许别人在他之上的毛，却想出一个损招，把刘在位时的有关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收集起来改头换面变成自已的“创作”，凑成一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后收入《毛选》第四卷）

此亊表面与刘未发生冲突，但实际上大大增加了对刘的忌恨，这是毛唯我独尊的性格所决定的，后来的亊实证明了这点。

其后的1949年春刘少奇去天津大讲“剝削有功”，又在1951年４月对山西省委在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报吿中试图动揺小农私有制刘持否定态度，以及中共建国初期刘忠实执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等，都加深了毛对刘的怨恨和敌意。这一切猜忌都要开花結果。终于，毛在初步决定以高岗取代刘的同时，彻底解决“刘少奇”问题， 那就是他在1953年初密令东北局暗中调査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做地下工作时是否有投敌叛变情节（以上见于张秀山回忆彔《我这八十年》）。毛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一招置刘于死地，这跟毛阴险狠毒的性格完全吻合。

然而，这一调査不成功，刘得以暂时保命。（但后来文革中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就是此事中重提、编造而来。）毛只能求其次：以高岗取代刘。可是后来亊情的发展出毛之意外，他只好反手一击让高岗去见阎王。（详见本书上部有关篇章）

毛对刘态度的激变，还可从这段时间毛的一个举动透露出来， 1953年5月19日毛突然写给刘少奇和中办主任杨尚昆一封措辞严厉的短信，其词曰：“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过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重点号为原有）。毛意犹未尽，又提笔再写一信，收信人加上周恩来、彭德怀：“（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有的检查过）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及有多少没经我看过的……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见《毛选》第五卷第80页）

毛如此声色俱厉对“亲密战友”、“二把手”公开诉诸文字指斥，大有指其有“篡党夺权”之意，这是极为罕见的，在毛刘关系中更无先例。文革后据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釆访，王氏说明，所谓中央发文不经过毛是这样的：刘少奇在苏联黑海之滨療养时，江青秉毛之意对刘主动提出：鉴于毛亊务繁多，身体不好，今后一般亊务和一般文件可不送毛批阅。刘回国后又將此与周恩来等商量，并经毛本人同意后才遵照执行。但因无文字见证，毛不认账。由此亦可见毛之出尔反尔，故意寻衅的流氓本色。其实，毛在此只是借题发挥，即不能置刘于“死地”后的怨忿发泄。

此外，毛、刘在意识形态领域（如前面有关章节中已讲到过的1950年刘少奇观看电影《清宫秘史》后对它的肯定性评价）、以及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双方均有意见不合，后者主要是指刘主张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轻工业，解决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迫切问题，等有一定积累之后，再着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刘在中共高层提出：“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艰苦。”意即不能让他们更苦了。但毛不管这些，他一心想的是尽快增强武力以争霸世界，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宝座。

应该指出的是，在所有毛刘冲突或分歧中总是刘主动认错、讨饶。但毛对此并不满足，为此他几次发动对刘的批判，如1953年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大搞“批薄射刘”，其后让刘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公开检讨。又如1956年针对对刘与周恩来共同提出的“反冒进”的反击，毛搞了一次“反‘反冒进’运动”。虽然后来公开作检讨的是周恩来，但刘少奇清楚，毛打击的是他们二人，只因他前次检讨不久，这次才幸免。

毛是对一切政治对手从不妥协之人，即使对方已经认错、认输，他也不会妥协。他在等待时机，彻底战胜——收拾对手。

而刘呢？此后对毛是毕恭毕敬，小心谨慎。有一件小事可证一斑。1959年7月1日，刘偕夫人王光美上庐山参加第一次庐山会议，二人到了山上入住东谷河西路124号。刘下了车，服务员按惯例列队迎接，并齐声呼“刘主席好！”

刘少奇听了一怔，回敬说：“同志们好。”进入大厅坐定后刘立即对递茶的服务员告诫：“你告诉同志们，以后叫我少奇同志。我们党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刘对毛之诚惶诚恐，忠心耿耿可见一斑。

然而，两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事情归根结底缘于毛发动的大跃进。大跃进之初，刘亦步亦趋、热情拥护。就在庐山会议毛整彭德怀时，刘还充当帮凶，出了大力。谁知不到一年，中国陷入了赤地千里、人自相食的悲惨境地。1961年春刘回湖南湘乡老家调查兼探亲，亲身体验了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悲惨境遇，刘的思想受到极大觸动，这之后他感到亊态的严重，刘的人性、良心被唤醒。回到北京后，他竟然对毛大胆地说出了：“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这种振聋发聩之语！

接着是在1961年12月至1962年2月初的“七千人会议”即全囯五级干部大会，会上，刘第一次公开挑战了毛的权威，刘在这次会议上奉命作报告时居然离开钦定的讲稿，擅自发挥：“当前形势不好，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得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多，就是说，人民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呢？1959、｜96O、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目不是很少，而是很大。”这几句话把毛几年来的宣传的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全部推翻了。接着他以亲身的调査直接否定了毛关于导致大跃进失败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的定论，把它颠倒过来说成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刘的这一说法决不是心血来潮，随口而出，而是经过深入调查、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1961年春夏，根据毛的统一布置，刘去家乡湖南乡湘乡县调查了44天，其中33天住在乡下，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找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还亲眼目睹了包括他七姐一家在内广大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惨象…… 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上是他留有余地、给毛泽东留了面子的说法。

刘的接近实事求是的讲话，在与会者中，特别是中下层领导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会议出现了空前热烈的气氛，代表们冲破了前段时间毛为会议设置的戒律、底线，纷纷说出在心中憋闷了数年的心里话，一股“出气”的暗流不可阻挡地汹涌而出，形成毛统治中国以来一次绝无仅有的信任危机，这也就成了毛、刘分裂的导火线。

据当亊人记述，七千人大会期间，出现过“打倒毛” 的标语。又据启封的邓颖超的《日记》记载，曾发生与会者要求毛从主席位子上退下来的呼声。为此，毛在2月10日不得不亲自召开常委会表示自已愿意辞去党主席职务，征求大家的意见。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欢迎毛辞去主席职务。唯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关键时刻的刘少奇居然附和周，为毛保住了皇位。

就这样，刘错过了对毛反败为胜的唯一一次机会，自以为一心为公、顾全大局的刘少奇，愚蠢地以为自已与毛只是工作歧见之争，绝没想到对方将要置他于死地。事后他仍以挽救危局为已任，兢兢业业继续为毛收拾烂摊子，挽狂澜于既倒。而不知这一切恰恰收紧了自己脖子上的绞绳。俗语说：打蛇不死三分罪。毛这条未死的“蛇”， 很快就缓过气来，向刘以及一切反对过他的人反扑过来，最后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取了刘的性命。

七千人大会是毛刘关系的分水岭，此后毛坚信刘是他必须除掉的敌人。正如江青在文革中所言：七千人大会后毛憋了一口恶气，直到文革才吐了岀来。可以说，搞掉刘少奇是毛发动文革的首要原因和目的，所谓“反修”云云则是蒙骗国人和外界的幌子而已。

二、转移视线和罪责，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血债”转嫁给各级“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七千人大会给毛留下的另一大仇恨是，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員向刘少奇一边倒，差点把他赶下台。这对毛來说无异于犯了“逆天大罪”。根据毛“眦睚必报”（王明语）的性格，他绝对要把这一条牢牢记在心里。（毛对那次会议的“评语”：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继续放屁。就是他这种仇恨心理的体现。）这也就是他后来在文革中将各级干部通通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大规模批斗、清洗、报复的缘由。

毛心里更清楚的是，大跃进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大死亡，这是笔惊天的“血债”， 他决不能承认这笔“债”，更不能当“债主”。所以他必须坚持“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和“苏修逼债”之说。可是刘少奇公开戮穿了他的这一谎言。如此，说不定哪一天他会被清算，这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如何“处理掉”这笔“债”，与必须干掉刘少奇一样成为他心头的头等大亊。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法，即，把大跃进造成大死人这笔债转嫁给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等阶级敌人。于是，他发动“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后来改叫“社教”）运动，大造“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在阶级敌人手中”的舆论，并说大跃进中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权风”、“ 瞎指挥风”、”“強廹命令风” 都是县以下各级干部的胡作非为，要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这些干部。这就是毛在大跃进失败后紧接着发动的“ 四清”运动的险恶用心。这就在无形中把大跃进大死人的罪责推给了下面的干部，转移了视线，推脫了罪责。结果是将他的这些下级爪牙斗了一大批，抓了一批、弄死了一批，算是为大跃进死去的几千万冤魂的家属出了一点气，为自已充当替死鬼。

可是，四清运动毛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原因是这个运动仍然要靠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系统的干部去执行，他们当然不会清算自己，只将基层爪牙拿来顶罪。可谓抓了小鱼小虾，放过了大魚。毛当然不满。

于是毛决定另辟蹊径收拾这些“仇敌”。 不久他就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方法，发动了一场以打倒各级当权派为主要内容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 笔者注：文革中对于已经钦定的阶级敌人的杀戮，以及对“资产阶级”、“ 牛鬼蛇神”、“ 反动学朮权威”的打击，“横扫”，其实只是作为陪衬，借以制造恐怖气氛，因为这些人已毫无政治能力，对毛不构成无任何威胁。）

有的西方毛的研究者在推测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时，对文革初期要将所有当权派打倒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和动机，首先是为了摧毁当时己经形成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推翻了毛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平均主义”和“还权于民”的“群众路线”， 转而实行苏联式的官僚和专家治国，结果形成了一个以党政官僚和技术精英为主体的特权阶级（层），拉大了分配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这是与毛的革命宗旨不能兼容的现象，是毛要发动文革、打倒的各级“走资派”的直接原因。（参见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作者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毛自已所说、或者白纸黑字上所载毛的讲话、文章。据说，毛是极端痛恨这种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他指斥共产党“从一个为正义和平等无私献身的革命组织蜕变成一个保守的官僚机构”。“干部贪图享受，走向腐化，追求权力、地位和奢侈”。 并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这一官僚特权阶级及其政治体制，建立如马克思说的“生产者自治的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国家。（引文出自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论十大关系》等文章）在这些学者眼中，“毛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原教旨激进派，“可爱”但有些过于急燥，富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与激情。所以认为毛是个“理想主义者”。

亊情果真如此吗？毛真的只是痛恨中共蛻化变质、痛恨党的干部成了新的特权阶级，才发动文革吗？

应该说，毛指责的那些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这些现象都是毛执政时的政策造成的，如干部的等级特权、对高干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赋予其超经济的福利享受等等，都是以毛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的杰作。如果再往前推，在延安时期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则是中共等级特权制度的肇始（请参见本书第二部有关篇章）。而毛本人则是特权中之特权者，也是特权制度的“始作俑者”。再看看在文革之前，全国的奖金、专利、稿费、版权都取消了，毛却一人心安理得独享天文数字的“版权”“稿费”；毛大骂别的干部、知识分子“做官当老爷”， 大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 但他一人享受的各类服务、包括为他在全国修建的豪华别墅却是别人的百倍、千倍！（还有不能公开的女性性服务）。这难道就是毛痛恨“特权现象” 和“社会不平等”？

毛这种贼喊捉贼、“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式的“反腐”把戏，说白了，只是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我们再来看看他是否真的对他的广大干部早就不满、愤怒、早就想要狠狠“收拾”他们吧。

从我们看到的大跃进中和之前毛所有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文章中，毛都是高度赞扬他的干部队伍，说干部是党的“最宝贵财富”，在总结东欧波、匈亊件的经验教训时毛说，中国之所以沒有乱，没有出问题，是我们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干部，所以我们才能“穏坐钓鱼船”。 在大跃进中，更是高度赞扬广大干部带领群众以冲天的干劲一步迈入了“共产主义”，等等，绝对没有说过这支队伍不好，已经腐化变质，要“清洗”、“ 打倒”等言词。只有在庐山会议上反驳彭徳怀时，才说是县、乡、公社干部搞強廹命令，刮“共产风”，那显然只是在为他自己洗却责任。但也没有说各级领导干部都坏，都要打倒。只有到了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才提高了对各级干部的批评调门，先说有高层有“三风”：“ 黑暗风”、“ 单干风”、“翻案风”；后说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到了文革，就变成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必须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由此可见，毛对各级干部的真正仇恨始于七千人大会之后，正如江青所言，自那次会议之后，毛的心中便“憋了一口恶气”，到文革才出了这口气。

然而，毛对各级领导干部与对刘少奇的态度仍然有所不同，刘是“首恶”，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之。而对于各级领导干部，除了一部分紧跟刘的必须清算之外，多数毛只要求“烧一烧，但不要烧焦了”（毛叫陶铸去各省巡视时的交待）。即只要让他们吃吃苦头，接受足够的教训就行了。

但令毛沒有想到的是，地方各级当权派与中央各部门的头头不同，他们拥有地盘，拥有实力，而且得到介入文革的军队的強有力支持，他们对毛的文革釆取阳奉阴违，对毛派到各地去“夺权” 的红卫兵进行残酷的武力镇圧。毛感到了局势岌岌可危，不得不紧急刹车，实际上终止了原来的文革政策；并且倒打一耙，恶毒地出卖了他亲手扶持起来的红卫兵和地方造反派。对各级当权派则改称“绝大部分（95%）”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完全改变了原来的调门。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不仅保留了绝大部分原来的干部，而且实际上变成了军亊专政组织，在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下，各地掀起了以“清理阶级队伍” 为名的对全民进行空前的大清洗、大廹害、大屠杀高潮。如果说文革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体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变得更加残暴，更加腐败，也更加特权化了。

这就是毛的“文革目的”，毛的“理想”。所以，认为毛发动文革为了摧毁党的“官僚阶级和官僚体制” 是个絕对的伪命题，是被毛的谎言、骗局所迷惑。铁的亊实表明，那种将毛的口头和文字表达作为依据的毛主义研究者们，是多么幼稚和可笑，在谎言和厚黑大师毛的面前，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定要变成侏儒和白痴。

三、毁灭中国传统文化，以毛主义取而代之，最终建立起毛氏王朝

毛把这场空前的大劫难名之曰文化大革命，是有其深层含意的，它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拿吴晗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刀。接着拿彭真为首的原“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祭旗。最后以彻底摧毁中华传统文化（ “破四旧”、“立四新”和斗批改），制造声势空前的对毛个人的“造神”运动告终。

这种安排反映了毛发动这场浩劫的终极目的：以毛主义、毛思想占领中国一切领域，让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最后建立新的毛氏万世王朝。

为了说明毛的这个文革真正目的，需要从文化层面考察建国后毛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政策及其发展轨迹。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两付嘴脸体现了毛的双重人格和独夫秉性。

毛泽东是个很奇特的、很复杂的怪物。作为中国人，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精华、毛其实也很痴迷，如中国的古典小说、诗词、戏曲，都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毛在讲话、作报告时穿插引用的都是中国的一些文学、历史典故。他也爱写点古典诗词，平时手不释卷的是那些古籍线装书。而那些马列主义的大部头则纯粹作为摆设。从这－角度看，应该说他对传统民族文化是有所“喜爱”的。

但是，另一方面，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主流的儒家文化却恨之入骨，这主要是因为与他的共产主义革命教义格格不入。但是直到文革，毛才充分暴露了他仇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面目，他几乎要将一切传统文化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宫廷和民间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通通打烂砸碎，还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将承传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对中国文化深恶痛绝，务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的毛，在他个人的私生活中，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却是另一张面孔，另一付德性。有关毛对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历代帝王的“南面”之术的钟情，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这里补充一点不为人知的方面，看似小亊，其实正可以窥见其人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其“两面派”嘴脸。

像过去一般中国老年人一样，毛泽东也喜爱京剧，闲来时哼上几句。1960年11月25日，是他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被美军炸死的10周年忌日。下午时分，毛走出他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先在几棵松树下徘徊，突然拉开他那公鸭似的湖南腔一本正经地哼起了京剧《李陵碑》中杨继业的一段唱词：

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

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

七郎儿回雁门搬兵求救，

为什么一去不见回头。

……

唱着唱着，毛还真的珠泪双流，泣不成声了，可见他的喪子之痛，不亚常人。（然而他让那么多人“喪子喪孙、绝子绝孙”却无半点悲悯和自省，这大概就是对他宣称的 “已所不欲，要施于人”的实践吧。）

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他也不带任何“政治意义”地自娱自乐。一次他坐在藤椅上一连唱了两大段京剧，头一段是《甘露寺》中乔云唱词：

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老臣言来说从头；

……

这一段唱词很长，毛却意气风发地唱完了。接着又唱了《空城计》中诸葛亮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那一大段。

虽然五音不全而又南腔北调，但他唱完后自有人鼓掌、捧场。只是这一次的喝彩声不是来自他的警卫员、服务员、医生、护士，而是一个熟悉的男高音，原来周恩来早就因有事报告来到了毛宅，只因见毛唱意正浓便悄悄地躲在一个角落，待毛的两大段唱完，才出来带头鼓掌欢呼：“好啊！主席这一唱，把帝修反都吓跑了！”

毛的宠妃张玉凤则说他唱的京剧好似湖南花鼓戏。

其实，毛每次出巡，地方官员都知道他爱听戏，便都把本地名角招来为他服务，唱的当然都是清一色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962年12月中旬，毛到上海，他的“好学生”柯庆施安排上海名角为他演出了《杨门女将》、《罢宴》。毛喜欢的还有根据四大名著演绎的折子戏，他特别喜爱《西厢记》、《白蛇传》。

看起来这些本是“生活琐事”，但问题是毛却正儿八経将它们与国家大政联系起来，只不过他一人例外。

1963年5月20日，毛偶尔看到当日《文汇报》豋的姚文元的一篇谈及音乐的“阶级性”的文章，引起了兴趣，当时毛对姚文元还不熟悉，也许这是姚被毛赏识的开始。受到姚文元文章的启发，毛借题发挥，当即写下了那一段“著名”的批示：

“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小姐丫鬟，保镖的黄天霸；文化部不管文化，需要改变，如不改变，就该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就这样，这个酷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小姐丫鬟”的毛却给它们判了死罪，在一两年后，这些戏剧连同演出它的人，一起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从而也在舞台上绝迹。

同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的毛，在与前来请示工作的陈毅谈话中突然话锋一转，提到舞台上演的戏的阶级性问题……

陈毅说：“看戏嘛，无非是娱乐……”

毛却不依不饶地说：“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娱乐，我们总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么！”毛似乎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全忘了。

陈毅见话不投机，便转移话题谈别的事，然后就告辞了。

经过刘少奇的屋子，陈毅进去，顺便讲了毛关于戏剧的看法。刘若有所思地说：“主席担心的是怕文艺界被资产阶级占领了阵地……”但过了一会儿又说：“其实一些旧戏还是可以的，《四郎探母》唱了这么些年，还不是唱出了一个新中国。”

后来，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了刘的一大罪状（不知是否陈毅检举揭发），罪名是企图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刘少奇本人从不唱旧戏，更没把著名演员招来专门为自己唱旧戏。

毛意犹未尽，与陈毅谈话后十多天，写下了一段恶狠狠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将这个批示给了北京市长彭真和副市长刘仁，时间是1963年12月12日。

过不多久，1964年2月13日是中国传统的旧历年：春节，在这个家家团聚，人人喜庆的日子，毛不想让文艺知识分子那么么“喜庆”，又提笔气势汹汹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语彔：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曲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毛确确实实牢牢地掌控着中国每一个人的饭碗。

毛夫人江青最了解毛的喜怒，最能摸准毛的脉搏，这时她适时地发起了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并连带组织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的围剿。

为了表示对江青的支持，毛泽东在1964年6月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除常委外，特指定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彭真、陆定一参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也被指定到场恭听。

会议开始，毛即对吴冷西说：“今天找你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又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了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对提倡鬼戏不做自我批评……”

周恩来立即交待吴冷西回去落实毛的指示。于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声讨“鬼戏”、批判文艺界封、资、修黑线的恶浪掀起，所有反映历史、反映过去的戏剧、曲艺等等被一律赶下舞台。为后来江青在文革中搞“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八亿人民八个戏”扫清了道路。中国开始进入文化的荒漠时代。

1964年8月16日，毛在中宣部报送的《关于公开放映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又写下批示：要对类似的其他作品一并进行批判。

（以上均引自邸延生著：《文革前夕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于是，等于对所有中共建国前和建国后文艺舞台的作品宣判了死刑，所有毛共自己肯定过、宣传过的电影、戏剧统统被打成“封、资、修大毒草”，那些编剧、导演、演员都遭到了程度不等的打击迫害，其中一些人后来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

毛自己是否真正对旧文化、旧艺术如此深恶痛绝呢？那倒是完全另一回事，就像后来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文革中发动“破四旧”，所有民间“四旧”或与四旧沾边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打、砸、抢、抄一扫而空，它们的所有者更是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的则丧了性命；然而转过来，这些“四旧”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袖们的心爱宝贝，包括江青、康生等一个个都往北京文物管理处跑（红卫兵抢来的各种“四旧”物品就都存放在那里），“一钻进库房就是半天”，干什么呢？挑选“四旧”宝贝据为己有！

毛泽东不好像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一样亲自跑去文管处“抢劫”（象征性给点钱，实为无偿），他爱好的是书籍，是那些价值连城、难得一见的古代珍品、孤本，他开出长长的书单，文管处就把抄家得来的数千册古线装书先进行消毒，然后送至毛指定的处所，继而堂而皇之摆上毛的会客室的一排排书架。毛在这里会见各国政要，同他们合影留念，背景就是这些书架。每一位到来这里的外国人都要赞叹毛的“博学、勤奋！”那些书架就是证明嘛！那个见识多广的美国基辛格博士更是感叹来到这里好像身处“学者的书斋”，“这房间看上去更像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但是没有一个人追问这些书籍的来历和它的原来的主人，更不知这些主人为此而付出的血的代价。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是，私下里的毛泽东却是一个对中国旧文化痴迷有加的人，比如，他是一个传统戏剧唱片的收藏迷，他居然收藏（窃取）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平时一有闲暇便放出来听，因而学得了不少唱段。据说他还能与演员讨论演唱风格，接近专业水准了。他看戏也十分投入，还戴上了眼镜。一次看《白蛇传》居然被感动得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戏的高潮时，他一跃而起——哪知他的裤带松了，裤子掉下来。——《白蛇传》属于典型的牛鬼蛇神戏了，可毛偏爱看：你奈我何！

但是这一切绝不妨碍他要在全国禁绝鬼戏、旧戏，扫荡传统文化艺朮！毛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动物，一切唯我例外。他下令全国禁鬼戏、旧戏，唯他自己痴迷鬼戏；他说不要写旧体诗，结果全国只有他一人写；他说稿费、版税是“资产阶级法权”， 后来享受这种法权的便只有他一人。也许有人以为这些都是以前的事，到了他发出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赶出舞台的号召之后，这些“封、资、修”的东西他肯定不会沾边了，否则怎么面对全国人民呢。

这些“好心肠”却见识短浅的“良民”们又错了！他们忘记了毛那句自我表扬的名言：“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伟大的领袖绝非凡人，一切对别人适用的法律、法规、道徳、规矩，包括他自己说的讲话，对其他人包括二把手、接班人都具有约束力，唯独他本人例外；君不见他号召国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要“一不怕苦，二不帕死”，全国人民因此只能在半温半饱的状态下艰苦奋斗，将近一小半职工只能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则乘着它的专列到处“游龙戏凤”，走累了还在人民大会堂专辟一间豪华胜过克姆林宫的“一一八”厅用以“金屋藏娇”；伟大领袖又号召全国人民批判“封、资、修”，全国人民不准看旧戏、旧影片，更不得看西方影片，可毛自已除了例外，还让夫人江青斥国家巨资进口西方影片供其欣赏……

由此可见，毛并不是真的痛恨这些传统文化本身，他恨的是这些传承、拥有、精通传统文化的人，是这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恨他们比自己更精通这些知识，恨他们的知识或专业才能受到社会的广泛赞颂、追捧，恨他们活得滋润，有尊严；他不能容忍这些现象存在，不能容忍别人比他活得好，他要削平所有山头，让全国只剩下一座高耸入云的“毛峰”，让所有之人都匍匐在他的脚下。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如此怪异、如此双重人格、双重面孔的理由。

20多年后，一位署名黄海的作者回忆了当年给毛提供特殊电视服务的经过。

1974年10月，黄所在的中央电视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台里抽调最强的业务尖子组成工作组，去长沙”执行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长沙为已经在那里的毛泽东提供专供其欣赏的电视节目。

起初他们录制一些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由湖南电视台发射，毛则在其下榻的蓉园宾馆住房内收看，为此湖南电视台专门新开辟开了 “第五频道”，供毛一人专用。

谁知毛对这些“革命样板戏”根本不感兴趣。于是，有关领导指示要工作组提供全部旧戏即传统戏剧节目。

可是由于毛亲自倡导、亲自发动的批判、声讨传统戏剧的运动，当时全国的舞台、影剧院已禁止演旧戏近10年了，现在突然要求提供这类节目，还真把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搞了个手忙脚乱，他们只得紧急搜罗演员、制作道具，重新排练，忙乎了好一阵，终于得在1975年元旦为毛首次播出。

但想不到这个频道也被少数普通电视观众收看到了。一些群众纷纷来电、来信质询湖南电视台为何播放“四旧”“毒品”？工作组只好说是香港电视台播出的，信号串台了。但观众并不相信，弄得工作组和湖南台狼狈不堪。但到底有毛这棵大树护着，算是糊弄过去了。

于是，工作组只得搬进与毛住的宾馆一墙之隔的地方，单独搞了一套有线电视，保证了这套节目只能让毛一人收看。此后，工作便顺利地进行下去了。毛收看旧戏的劲头很足，工作组每晚都要“服务”到深夜，有时全体人员入睡了，又被突然叫醒，那是毛睡不着又要看戏消遣了。于是立即以军事化的速度在几分钟内准备就绪，重新开播。

就这样延续到1975年2月的一天，工作组接到通知停播，因为毛已经离开长沙回京了。据毛的警卫处长传达，毛对他们的服务很满意，体重还增加了6斤。

1976年初，还是这个工作组又接到任务，再赴长沙为毛录制家乡戏，录好第二天用专机送回北京放给毛看。

为了完成这一“特殊使命”，这个工作组和湖南有关方面使出了浑身解数，推出了最强大的阵容，为此还把一些已经改行多年的、已经退休了的、或发配去劳改的老艺人请回来，让他们匆匆忙忙去完成“特殊使命”。艺人们被告知只管献艺，其他不得多问。所以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曾光荣地为伟大领袖提供过演出服务。他们演出的都是著名传统剧目，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以及一些湖南花鼓戏传统剧目。

1976年7月16日，工作组奉命回北京。一个多月后就收到毛死去的消息。

看来，在看戏的问题毛也坚守他一人例外的原则，他剥夺了全国人民看戏的权利，解散了剧团，驱走（甚至逼死了）演员，但并不防碍他继续做戏迷。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种娱乐艺术实在无关他那“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全面专政”的宏旨。他自己受不了文化荒漠模式的生活，却必须让全国人民去过这种生活。

2. 打倒孔子，毁灭中华传统文化，妄图以“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取而代之。

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既往一切造反夺权、改朝换代，它不仅仅要夺取统治人民的权力，而且要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改造人们的思想和“灵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徳，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与已有人类文明“彻底决裂”的精神，与毛本人强烈的帝王思想相结合，就自然产生了对民众思想和一切传统文化实行“专政”、对广大民众思想和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改造的要求，进而想用毛主义一统天下。早在延安时期，毛就向王明谈起创立“毛泽东主义的客观必要性”，王明在回忆彔中说：毛说，人民在他们刚刚被灌输的时候，是不会沉迷于一个新的主义的，“我们必须以穆罕黙德为榜样，他一手执剑，一手拿《古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教。”

不久，“毛泽东思想”这个“新教”出笼了，从此以后毛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厚颜无耻地掀起的一波高过一波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浪潮，试图像穆罕默德一样获得政治领袖兼新教教主、兼文化大师的地位。

但是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从某种方面说，这比军事胜利更为艰巨，因为这要征服所有的人们、特别是文化人、知识分子，这就首先就要推倒原有的思想、文化权威。在中国，这种权威就是两千余年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为全中国人民所敬仰的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儒家思想。从后来的实际看，毛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但也走了“弯路”。

首先，毛深知，传统儒家文化是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同时也是很难战胜的“对手”。所以对此他比较慎重，不敢轻易下手，－度他采取以较模糊的策略。

建国后，毛一面全力推广马列主义和他的“毛泽东思想”，但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家思想，并没有发动正面的的批判、清剿，儒家思想及其基本价值观、道徳观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比如仁义道德、宗族观念、孝亲观念、中庸之道等，仍然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又如在对待传统历史和人物的评判方面，民间仍然遵从儒家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如对秦始皇暴政的憎恶，对“奸雄”曹操的鄙夷，对一切乱臣贼子、奸夫淫妇的谴责和不屑……等等。对于这种种现状其实毛早就忍无可忍了，这从他对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以及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批语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也许考虑到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根深蒂固，也许出于策略考虑，毛并没有在全民层面发动对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批判、清剿。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也主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公开的政策仍然是所谓“继承民主性精华”、“批判封建性糟粕”，但人们对“精华”、“ 糟粕” 仍就分不太清楚。毛也暂时让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同时并存。

不过他对这种“混乱、并存”状态的忍耐力是有限的，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己経有些忍无可忍了，逐渐地加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干预力度，于是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对文艺界杀气腾腾的批示、讲话。

不过，毛所指责的文化思想领域的“混乱现象”，其实主要是他的政策不“明朗”造成的，比如，他自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继承。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人们自然想到：孔夫子仍然要遵从，孔夫子提倡“仁义道德”难道不是“好东西”吗？毛又曾说过：中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几千年来出现过无数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有着丰富的文化典籍……等等。那么，对传统文化及其代表人物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呢？……这样，大量古典著作得以整理出版，传统戏剧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乃至一部分有教育意义的牛鬼蛇神，出现在毛中国的舞台上也就毫不奇怪了。

哪知道，毛素来是个口是心非，言而无信之人，他上述种种讲话其实只是为了装门面，或者是出于“统战”的需要，人们却信以为真。毛也知道他有点失言。不过，要立即开展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的围剿，也非易事，因为他也知道，承载数千年文明精华的传统文化和孔孟之道的巨大说服力、亲和力、影响力是不易被批倒的，比如，你能说“忠孝仁爱” 不好吗？能批判“仁义道徳” 吗？还有如周公、孔子、孟子这些中华文明灵魂级的人物，都是国人心目中早己定性的“圣贤”，能“批倒批臭”吗？反之，想要扶持起秦始皇、曹操等等，老百姓能接受吗？……总之一句话，他暂时还没有找到能将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制胜之道。

无奈之下，毛只好釆取 “取而代之”的策略，即在承认孔、孟地位的前提下，逐渐由他毛泽东战而胜之，取而代之。于是，毛开始了他暗中“战胜”孔子的“工程”。也许毛推想，孔子被中国人民尊为“圣人”和“万世师表”两千多年，如果自己将他“比”下去，自己岂不成了超级圣人？孔孟的地位也就自然被他取代了，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再者，如果自己能弄顶“圣人”、“万世师表”的桂冠戴戴，岂不妙哉！ 因为毛十分清楚，自己现在的政治权力和地位上已超过历代帝皇，达到顶峰了，然而这是靠政治权力获得的，是不可恃的，将会随着权力的消失退出历史舞台，还有可能成为后人咒骂、讥讽的对象。这与人们发自内心崇敬的“圣人”、“万世师表”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有几百个皇帝，没有一人的后裔能传承其祖先的荣宠，只有一个孔子家族传承至今，受到全民尊崇。这就是文化、思想的力量。这方面，光靠政治权力是不够的。所以，如果自己能弄顶圣人、万世师表的桂冠戴戴，那才是才“如月满无缺”。

想明白后，毛就决定利用自已现在的政治地位的优势，制造自己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凌驾于孔子之上的舆论，以达到取孔子而代之的目的。

对于毛的这一想法，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以为只是笔者的杜撰。因为毛没有这方面的“自供状”。而且，在中囯，从来皇权就是高于一切的，已获得当代帝皇地位的毛，还有必要去与孔夫子爭高下吗？

答复是：非也。首先，毛当然不会有这类明确的自白，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的言行中、从旁敲侧击的自白中找到他的“心灵自白”；其次，把毛的政治地位与他想充当“圣人”和“万世师表”对立起来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完全不同的概念。皇帝虽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化身，但其实谁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权力——或曰暴力下的产物，即使再残暴不仁、或者庸懦无能的皇帝，他的臣民也得称他“圣明”， 喊他“万岁”。然而人们尊孔子为“圣人”， 则是由衷钦佩他的才智、他的学问、他的道德，他的为人。圣人是完美人格的化身，是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 “道” 的化身。所以，孔子的“圣人”、“ 至圣先师” 的地位 与帝皇的“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因此，历代帝王都尊儒学为其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圣人”。并且以此作为激励后代、选拔官僚的标准。即使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也没有与孔子争“圣”“争师” 的野心，沒有想到要弄出个“刘彻主义” 或“李世民思想”来与孔子争高下，甚或取孔子而代之。

所以，“孔圣人”对毛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如能取孔子而代之，岂不就可以成为集大帝、大师、圣人于一身的千古第一人了吗？这正是毛某人梦寐所求。

毛还真的行动了。我们看到，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便在多种场合做着试图取代孔子做中国的“圣人” 的表演。1955年12月，毛编了一本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洋洋自得，以为他能把孔子的《论语》、《春秋》比下去了。于是情不自禁地在序言中说：“我用了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个农业合作化本来跟孔子没有半点关系，毛拉上孔夫子，无非是让世人注意拿他与孔子对比，告诉人们他的“功德”， 他的的著述，已经在孔子之上。

1958年大跃进达到高潮时，各种牛皮、谀词、诳语满天飞，这时毛又不忘叫人编成书，那就是后来的《红旗歌谣》。这回他自己没有出面编，而是教他的御用文人（郭沫若、周扬）编，书的内容全是歌颂大跃进和他老毛的。他的意思是将其作为类似诗经中的“风”诗流布后世，以反映这一时代民众对他这个“人民领袖” 的无限热爱、热情歌颂。这比较孔子编《诗》又大有过之了。必须指出，这次编诗是毛早有预谋的行为，还在运动之初，在1958年初的成都会议上，他就叫给“人民群众” 发纸笔，叫全民写诗，后来确实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写“诗”运动。显然，这是毛是想借此把《诗经》比下去，把自己抬上来，抬到孔夫子之上。

可惜，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的惨败，那《高潮》、《歌谣》都被扔进垃圾箱或被老百姓擦屁股去了。

但毛不死心。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揣摩毛要当“圣人”的意旨，编了一本毛《语录》，毛知道后内心喜之不禁。1965年11月15日，毛在安徽蚌埠同安徽省领导人谈话时，叫人拿出一本林彪编的《语录》给大家看，自我夸耀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指《论语》）还多”。你看，他时时不忘与孔夫子挂钩。其意不言自明了。

其实，毛想与孔夫子“比肩”或者葢过孔子绝不是当了“毛皇” 之后的临时起意，而是早已有之的阴谋。还在1939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就别有用心地把已经死去的鲁迅捧上天，故意说：孔夫子是古代圣人，鲁迅则是当今圣人。但是鲁迅只是毛的文艺“干将”， 毛的“文艺兵”，自己的“下属”都可当“圣人”，与孔夫子平起平坐了，毛自己当然比圣人更胜一筹了。只是毛当时还是偏安一偶的诸侯，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而且把生性尖酸刻薄、喜欢骂人、凡事爱走极端的“绍兴师爷”鲁迅比作“圣人”，实在是不伦不类，谬之千里，所以没有人响应。就是毛自比圣人，也没有几个人响应，因为谁都知道，毛与孔夫子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条道上的人，一个讲求仁义道德，一个专搞阶级斗争以杀人抢劫为已任；一个告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提倡“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一个以“仁” 布天下，一个以“斗”别人其乐无穷。这两人怎能合到一处去呢？所以，人们，不管是毛的部属、信徒、共产党员，还是毛的“敌人”，都没有人把“圣人” 这顶桂冠送给他。

毛后来大概也想明白了，他是不可能与孔子爭这顶“圣人”桂冠的，且不说别人是否承认，单说自己，要了这顶桂冠他就不能“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了。（难道能将秦始皇跟圣人扯到一处吗！）他更意识到，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水火不容的，他必须与儒家思想、与孔子彻底决裂，并将对方彻底“批倒批臭”，才能树立毛主义的绝对权威！想清楚这些之后，他就急于要彻底“打倒孔老二”、彻底铲除儒家文化了。于是，就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破四旧，立四新”， 有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有了全民学“毛著”等等、等等。

所以，铲除传统文化，树立“毛主义文化”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深层的目标。

但是，这个深层目标却不是终极目的，它只是为终极目的铺路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是看不见的“民心、思想”工程。而终极目的是指毛要想达成、实现的政治标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就是后来他一心想要建立的毛氏王朝，效法秦始皇二世、三世传之万代……。为此他费尽心机，先把所有非毛家人而有“接班”资格的重臣元老一个个除掉，然后众人才明白：那个位子非毛家人莫属。于是，先试着推出夫人江青，可惜众大臣不服。然后换上侄子毛远新。——虽然机关算尽，但最终不能如愿，倒反误了卿卿性命……只是到这时，毛搞文革的真正的终极目的才让世人堪破。

鉴于此亊复杂曲折，非本章论述范围。请读者参阅本篇最末一章《文革终场：毛泽东无可奈何命归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