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四十三

如石

七千人大会的成功，还离不开周恩来的担心。周恩来的担心，从彭真在报告的修改讨论时，直接点名让毛泽东做检讨就开始了。周的担心是因为他太了解毛的性格和为人了。本质上毛周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周深知毛是那种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人，而且手段高妙老辣。都说目标、方法、结果应该统一，光明正大的目标，要用光明正大的方法去达成其结果，故宫太和殿皇帝宝座上的牌匾就是“正大光明”四个字，但从古至今哪个皇位是靠这四个字得到并强化的。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所遵循的五原则：

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

3. 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4.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5.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所以建国后的周恩来，一直以此五原则为准绳对应约束着自己言行：

1. 军队是毛的命根子、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除非毛亲自指示，周从不主动染指。

2.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周是唯毛首是瞻。在这一点上，周跟林彪的区别是：林彪有时私下里、尤其文革开始后，对毛的观点和看法在言谈上还有所否定，俗称“两面派”；周则在私下里从未流露和表现出与毛的观点和看法相悖离相抵牾之处。

3. 周愿意也好、违心也罢，最终不幸且不得不成为毛“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一只手，而且还极为得力。

4. 毛到了“必犯人”时，无论是谁，该杀则杀，该关则关，该撤则撤，绝不会心慈手软。周到了“必犯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时，尽量不会把事做绝，以为转圜。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恩来》当中，提到顾顺章叛变之后（这也是周恩来一生最危险的时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据【凤凰卫视曹景行】《专访顾顺章女儿顾利群（顾顺章幸存的女儿）》栏目中介绍，顾顺章的家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红队（中央秘密保卫机构“特科”三科也称为“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杀死的。死者包括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哥嫂以及几个亲戚，一共九人。他们当时大多在从事地下党的一些基层工作。同时被杀的还有当时在他们家里打麻将的三两个外人。勒毙过程当中，两个小孩，即顾利群和顾顺章哥哥的儿子顾益群，顾利群三岁，顾益群两岁。行动人员请示周恩来，周说，两个小孩，你们想办法给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寄养吧。顾利群说：“1979年，她的舅舅遇到了曾经的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洪扬生亲手杀死了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又把顾利群送到了乡下。洪扬生一看见顾利群，老泪纵横。具体的细节，他不肯透露。因为讲句不好听的话，他其实就是刽子手，他怎么好讲。据洪扬生说，事情完毕后，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抽了一根烟，抽了一半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样评价我。” 周以无辜之人的性命、而且还是自己的战友，来报复死有余辜的叛徒，这可以说是周一生做得最惨绝的一件事。是被动，也是主动；是主动，也是被动。相信这种当时就令人有所负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疚感在心里会越来越沉重。何况周本人虽外示中庸，内心情感却是极为丰富之人，只不过这种情感一直被压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说当时这样做，周尚可以理想信念来尽量减轻解脱自己内心的负疚，那么后来文革中，周或主动或被动、或违心或随心所做的一些事，如对刘少奇、贺龙等人进行惩处的批语批示，随着其理想信念的动摇、毁败乃至破灭，这种负疚渐渐便演变为负罪，最终于身心两端击垮了周。对周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来说，“哀莫大于心死”，换而言之，其乃先死于心，而后死于身。“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后来的毛，如是。说实话，毛、周二人，最后还不如林彪，林彪是求生而陨，毛周是怀死而亡。

5. 毛所谓战略上的藐视，一是指在道义和理想上，一是指在整体和发展上。战术上的重视，就是绝不能掉以轻心，不仅要有战胜敌人的信心，更要有战胜敌人的手段。周没有战略，毛的战略就是周的战略，也是当时中国和所有中国人的战略。既然战略大事皆由毛拍板，那么周则全力以赴处置战术“小事”。周有意无意的将这些战术“小事”，当成战略“大事”去做，做得滴水不漏、四面光滑，无可挑剔。以至于最后毛想打压周，都无从下手，不得不批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变，势必便修正”。前边说了，即便有此批评，周并无大的改观。因为周知道，一没篡位二没大错，“修正”（主义）何来？最多也就是个事务主义。但如果贸然讨论大事并不慎说错做错，那才真会成为“修正主义”呢！这个“套”，周这种绝顶聪明之人，当然不会上当，也当然会处置得当。所以最后毛只能小题大做一下（“美国核保护伞”），只能通过《水浒》来找茬儿（“投降派”），只能用指鹿为马式的历史做文章（“叛徒”），只能以揪“黑后台”的名义来敲山震虎（“右倾翻案风”）。最终周被折腾死了，但毛也因此在道义上损失惨重，后来遭老干部们的清算，也在情理之中。此是后话。

对于亲眼见证了毛是怎样一步步把最初只有几个人的共产党，带到了今天成为政权的所有者、对于亲身经历了自己是怎样从毛的顶头上司一步步被毛取代，从心有不甘到心有疑虑再到心悦诚服直至心有余悸的周来说。延安整风给周整服了，“反反冒进”给周反怕了，打彭德怀给周打蔫了（如前所言，毛批彭前，周是基本认可彭信中说法的，毛对此当然了然于胸。毛后来招林彪上山，一方面是对付彭德怀，另一方面还暗隐震慑警示周恩来以及和周一样对彭的信基本认可的一些人，尤其是周恩来、陈云，58年刚被毛狠批了“反反冒进”，如果不能把彭德怀打压下去，周就有可能与彭不谋而合、不由自主的走到一块儿，那样的话，至少“反反冒进”就难以成立难以站住脚了，再加上朱德对彭的明显偏袒。所以毛一方面大打“感情牌”，一方面甚至不惜说出了“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就去找红军”这种决绝之语。这种让大家必须非此即彼、不留余地、选择站队的做法，与其说是彭给毛逼上梁山，不如说是嗅到了极其危险的毛，自己给自己逼上了梁山。庐山毛彭之争，固非刘项之峙，毛自强大于彭，而周亦弱于信，虽不能说“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但毛也难有全胜之算，即便最终获胜，也必是“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更多，那么“鹬蚌相争”，谁会是得利呢？后来彭骂周“老奸巨猾”这四个字，除了一腔怨恨，还有多少难以言传的深意啊），这“服”“怕”“蔫”三个字，奠定和构成了后来周对毛“只可顺守，不可逆取”、亦步亦趋、惟命是从的基础与核心，像尼克松说的周“活在毛巨大的阴影里”。

彭德怀庐山之信，让毛决绝了一把。这次七千人大会彭真指名道姓让毛检讨，此彭更有过于彼彭。而彭真的背后是刘少奇，所以周听到彭真讲话后，如前所述第二天就做出了回应。向毛和刘、彭表明态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有信仰和理想的一国总理，周衷心希望国家早日强大起来。如果国家一二把手形成对立，决非党和国家之幸，所以周还是想消弭可能的裂痕。再有就是政治上的唇亡齿寒，互为犄角，深知自己不具掌舵之才的周，也深知刘少奇绝非毛的对手。政治的本质是平衡，而平衡的关键在于相互依助和牵制，政治家的素养和能力，在于精确定位和认知自己在相互制衡中的位置、价值以及身在其中承载负荷的能力。

周恩来在听了刘少奇大会发言后，在感佩其勇气和担当的同时，也深以为忧。而当林、毛讲话后，又忧中生凛。毛表扬了林，但做了自我批评。表扬林，未出乎周的意料之外，但周没有想到毛居然在七千人大会上公然作了一番自我检讨。在敬佩毛的同时，以周对毛的了解，也感到了一丝寒意，这是老练成熟政治家的一种本能反应。

毛的检讨是在林彪那番讲话之后，对于毛林之间的默契，周宁信其有。于是，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一方面是检讨自己职责上的过失；另一方面强调“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后一个意思，一可以理解为刘少奇对某些事情的过分指责是为了把问题指出来并希望全党加以充分重视，进而团结起来发动力量予以尽快解决；二也可以理解为毛是为了团结，才把本不属于自己失误过过错，主动承担下来而作自我评批。所以基层干部听了毛的“自我批评”后，便说出了“毛主席都做自我批评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承担的”之类的话，便可以感动得热泪盈眶。三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以柔克刚”，即用“增强团结”来平缓、淡化和纾解刘少奇、林彪发言中一些略带棱角的语句，以期二者之间有更多的可融性和联结点。

应该说，周恩来不愧为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大政治家，当大家的思想在经济层面趋于一致之时，他已隐约感到了高层核心领导们在政治层面一些不同的心理和倾向。为此，他还特别强调“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1”七千人大会，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核心领导层一次集体性思想观点的袒露和直面，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的发言，切中了要点，但却无法弥合。人们大多在颇为动情于毛的检讨、津津乐道于刘的“两个三七”以及林彪的“个人几十年的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的走向，才越发感受到了周恩来强调“增强团结”和“发扬民主”的意义所在、感受到了其在大会发言中独到的视角和价值。

七千人大会的成功，更离不开彭真直接点名建议毛泽东应做检讨的一份正直、勇气和担当。在毛自1959年庐山拿下“刺儿头”彭德怀后，中央及省部等高级干部，没有人敢直接谏言于毛，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毫无疑问，彭真的这一点名，是整个七千人大会最为靓丽的一抹。

七千人大会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从一开始就赞同陶铸的建议并积极汇报给毛泽东，尽心尽力促成大会很快开始筹备和顺利召开的邓小平；离不开诸如王任重、叶飞、李井泉、陶鲁笳等地方大员们的真诚检讨和谦虚；离不开与会的广大地委、县委等中层干部的忠诚度和责任感。七千人大会的成功，是当时的经济状况使然、是国内外形势使然、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使然。

七千人大会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在民主集中制具体监督机制等方面都没有更充分地展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彭德怀。在讨论大会报告时，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2

毛泽东插话道：只要不是里通外国。3

彭德怀得知后拍案而起，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就找杨尚昆：“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中央没有理会他的申明。随后，彭德怀又正式写下了对大会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的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这实际是欺骗了同志，欺骗了党，也欺骗了自己。”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4

共产党内山头、派系的形成是历史造成的，毛就总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连毛自己都承认：我是井冈山山头的。至于“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与岳飞“莫须有”罪名并无二致。当时的中国，虽无宋高宗，亦未见秦桧，但毛是半个皇帝、刘是半个主席、邓是半个书记、周是半个丞相、林是半个大臣，合在一块，就是半封建半社会主义。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55页。

2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57页。

3  2011年08月12日，人民网，《彭德怀传》编写组。

4  2011年08月12日，人民网，《彭德怀传》编写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