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獻給2019年一份歷史性檔案/金鐘

2019年備受關注的日子，是中國大陸赤化的1949年七十週年。1911年孫中山建立的共和國因內戰被分裂為兩個中國──大陸，共產黨專制的紅色中國；台灣，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這是鐵一般真實而且長達七十年的事實。所謂「一中」的爭議，不過是次要的問題。研究1949年中國歷史的大變局，已有很多論說，卻莫衷一是。何處是彼岸？海峽浪滔滔。

筆者沉浸於史料經年，上下求索、動手動腳找東西。有感於近來大陸「武統」之聲張揚，甚至有軍頭仿效毛澤東當年「懲辦戰犯」之舉，放言對「台獨戰犯」之首要（李陳蔡三民選總統）施以絞刑的威脅。不由得對七十年前的戰犯問題作一番考究──我的心得是，發現一份1949年朝野九十九人簽署的《反共救國宣言》文本長期被淹沒而罕見於眾多史著（此件複本現存於台灣國史館）。此宣言實為對中共主打「懲治戰犯」的堅強回應，也是國共從「劃江而治」走向隔海而治的重要史料。

回顧當年局勢。中共贏得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之後，軍力已經超過國軍，取得很大優勢。國民黨內主和派聲勢上升，視大局失敗歸咎於蔣介石，桂系白崇禧於1948年聖誕前夕致電蔣，促與中共言和；蔣則於1949年元旦文告中，表示個人進退絕不縈懷。而毛澤東於元旦前三天以「權威人士」之名提出懲治蔣為首的戰犯，名列43人。接下來，1949年1月14日毛發表願與南京政府和談的八項條件，第一條就是「懲治戰犯」。蔣終於1月21日被迫宣告「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上台後懷抱「劃江而治」的幻想，汲汲於和中共停戰談判。4月1日組成張治中和談代表團赴北京，中共以毛「八條24款」為要狹，不容絲毫改變。代表團本來就是一班親共政客，被譏為「可憐蟲」，在北京聽任周恩來軟硬搓捏半個月，正式談判只有兩天。最後派黃紹竑回南京復命，政府拒絕協定。和談失敗。

這次隔江和談的實質，是中共要求政府「無條件投降」。最昭著的手法，就是毛提出的「懲辦戰犯」。將國府高層要員一網打盡，天下哪有這樣的和談！還有半壁江山、近二百萬軍隊在政府方面。因此，國府嚴正抗拒，並指出國共內戰性質，和國際戰爭根本不同，自無戰犯可言──不久前結束的對二戰德日戰犯的審判，人們記憶猶新。那是獲得國際公認的處理戰爭罪犯的範例。眾所週知，納粹和日本法西斯發動二戰，給世界造成巨大死亡的浩劫。從雅爾達會議到波茨坦會議決定對德日戰犯予以懲罰，邱吉爾、羅斯福與史達林曾有意以政治手段處理，遭到法官們的抵制，反對由戰勝國少數人的懲罰，而應交付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以彰示法律的公正與尊嚴。因此，紐倫堡、東京兩場大審判，都履行了嚴肅的法律程序，分別判處戈林等十二名納粹要犯和東條英機、土肥原等七名日本軍閥絞刑，以及其他罪犯的刑罰（還有五千餘日本戰犯在上海、馬尼拉、伯力等處受審，有數百人被判處死刑），到1948年才完成全部審判。

歐美法官自詡於審判二戰罪犯「為後世留下典範，讓後人永記：地球乃是一個文明乾坤，誰也休想勝者為王」──他們說服了英美蘇三巨頭，但無法影響毛澤東。毛以勝者為王的姿態，在會談前就亮出殺氣騰騰的殺手鐧：懲辦「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的戰犯，甚至要狹李宗仁先逮捕「頭號戰犯」蔣介石交給共軍為先決條件。國府嗤之以鼻，僅以「節外生枝」斥之。明眼人則看出毛乃暴民稱王的本性，毫無現代法治人權之念。毛大造「戰犯可殺」的聲威，和李闖王張獻忠以殺戮震懾天下的造反別無二致。但是，可以煽動暴民，卻不能得逞於面對苦戰的國府大本營。

在和談結束的4月16日，李宗仁召集最高會議，黃紹竑報告和談經過，透露毛私見他的許諾：「李宗仁若簽訂和約，可以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白崇禧退回兩廣，共軍絕不開進桂粵……」白將軍聽到如此屈辱誘降，怒髪衝冠，當場將黃痛罵到抬不起頭，血壓突升，黃即送中央醫院……隨後國府進入緊急撤退部署，絕不投降。殊不知江防關鍵的江陰砲台已叛變，被中共地下黨所控制，21日毛朱發布渡江總進軍令。華中戰區統帥白崇禧領軍35萬，加上西南各部，國軍共計尚有180萬之眾，力圖守住半壁河山。雖然沒有成功，有幾名將軍投共，但也沒有「懲辦戰犯」這回事。即使在內戰結束後，中共關押過一批戰俘在撫順，也沒有進行過「戰犯審判」。可見，懲辦戰犯，只是一場製造戰爭恐怖與仇恨的喧囂。但毛的嗜殺仍未抑制，對於遺留在大陸的國軍官兵，除統戰對象外，在「鎮壓反革命」等運動中被殺戮者不計其數（中共官方透露，鎮反運動被處決者達87.36萬人，包括國軍人員）。

在政府遷移廣州之後，朝野以堅定的反共意志，回應中共的進逼，這就是前面提到的7月7日《反共救國宣言》的發表。宣言九十九名簽署人，涵括政黨領袖、五院院長、內閣成員、各省參議長及省主席、軍事首長和文教界領銜人物。這反共陣營的組成，和毛43名「首要」側重「蔣宋孔陳」和軍事將領的僵化陳俗大異其趣，簽署人沒有宋家、孔家、陳家，甚至沒有蔣經國，毛43點名戰犯中只有22人參與簽署。透過近百名行憲以來權力體制參與者，凸顯一個憲政國家對一群武裝叛亂者的威儀，而非個人情怨。飽含對中華民國法統的忠誠和對民意的珍懷不渝。尤其令人振奮的是，知識界的自由民主大師胡適博士，不畏赤焰瀰漫，在蔣中正、李宗仁、閻錫山三位黨國巨頭後作第四位署名，頗具深意，給那般毫無政治識見的教授學者一個警示。接著三位：于斌、曾琦、張君勱，是宗教界、青年黨、民社黨的最有影響力人物。尤其張君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人，一位權威學者。竟然被毛列入43名首要戰犯之末。顯然是毛的蓄意報復，因為在抗日時期，只有他和胡適寫過要求中共放棄「武力割據」的文章，並支持政府行憲。

宣言的文本部分，只有六百字，概括三層含義。一、當前危難產生的原因，是中共憑藉抗戰坐大之武力，利用國力凋敝機會，擴大戰端所致；二、中國未來若為中共統治，人民自由人權經濟生活無希望，歷史文化將有滅絕之虞；三、國難當前，只有精誠團結，反共到底，才能克服空前未有的危機──今天看來，宣言指出國難之因與中共統治之禍，都極具遠見，尤其針對毛的獨裁專制禍國殃民，已為大量史實所確證，雖然宣言呼籲的團結一致，如蔣李分歧，在1949年的潰敗局面下很難實現。但我認為這篇宣言，作為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時期的最後大型文告，以其臨危不屈的道義內涵和廣泛的朝野代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意義。不僅反映1949年最後幾個月國共內戰的態勢，也記錄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的主流意識和對憲政體制的勇敢堅持。我們不能以成王敗寇的歷史觀評論國民政府1949年在大陸的失敗。這九十九人是踐行孫中山建國學說雖敗猶榮的繼承者，他們大部分都在和共產黨竭力奮鬥之後，輾轉去了台灣。將中華民國的法統傳承下來，辛亥革命的聖火由此得以延續百年不絕，台灣終於建成一個無愧於文明世界的民主自由繁榮的國家。

這象徵眾志成城的九十九人，當年平均年齡56歲，超過半數具有「海歸」學歷，正是一個可有作為的政治文化族群，他們今天已經全部離開人世，除其中十三人在最後半年投共外（李宗仁1965年），值得我們研究國共歷史的人，銘記他們的夙願與憂憤。因此，特勉找出他們的背景資料表列於後。應該說明的是，這份《反共救國宣言》在1949年發表時，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也許，限於當時局勢的發展，而迫切的戰事新聞太多，以致今天的研究者對此宣言，難以搜尋。現在可以找到的出處，是台灣國史館的《蔣總統事略稿本》（相當於蔣介石年譜）和《中央日報》檔案版。感謝友人協助，這份珍貴的檔案才得以重見天日。

十二年前之今日，中國政府與人民為保衛國家生存，維護世界和平，對侵略主義者發動全面抗戰，經長期艱苦奮鬥，抗戰軍事始告勝利結束。在此戰後四年之中，中共黨徒如果體念民國締造之艱難，抗戰犧牲之深鉅，激發起愛國天良，放棄武裝叛亂之陰謀，接受政府和平建設之方針，使人民安居樂業之願望得以實現，國家復員建設之計劃得以進行，則中國已成為民主統一和平繁榮之國家，對於世界安全人類幸福有其重大之貢獻。不意共黨憑藉抗戰時期乘機坐大之武力，利用抗戰以後國力凋敝之機會，破壞和平，擴大戰禍，八年抗戰之成果為其所摧毀無餘，而國家危難比之於十二年前更為嚴重。

吾人深知中國如為共黨所統治，國家絕不能獨立，個人更難有自由，人民經濟生活絕無發展之望，民族歷史文化將有滅絕之虞。中國民族當前之危機實為有史以來最大之危機，而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一旦淪入共產國際之鐵幕，遠東安全與世界和平亦受其莫大之威脅。

今日國難當前，時機迫切，吾人特共矢精誠，一致團結，為救國家爭自由而與共黨匪徒奮鬥到底。吾人生死與共，個人絕無恩怨，民族之存亡所繫，黨派絕無異同。國家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一日不能確保，人民之政治人權與經濟人權一日不能獲致，則吾人之共同努力即一日不能止息。所望我全國同胞與政府通力合作，齊一意志，集中力量，重建抗戰精神，堅持反共戰鬥，克服空前未有之危機，完成救國之使命。

蔣中正、李宗仁、閻錫山、胡適、于斌、曾琦、張君勱、吳敬恆、徐傅霖、于右任、居正、王寵惠、何應欽、張群、鄒魯、程潛、吳鐵城、鈕永建、吳忠信、李文範、李璜、白崇禧、徐永昌、朱紹良、陳誠、馬步芳、馬鴻逵、童冠賢、劉哲、翁文灝、朱家驊、傅斯年、錢穆、張發奎、陳濟棠、余漢謀、薛岳、黃旭初、楊森、劉文輝、王陵基、盧漢、谷正倫、陳立夫、王世杰、張厲生、左舜生、蔣勻田、陳啟天、余家菊、俞大維、李書華、劉健群、白雲梯、張道藩、谷正綱、胡宗南、郭寄嶠、陶峙岳、董其武、董釗、賀衷寒、蕭同茲、成舍我、杭立武、黃季陸、張其昀、張雲、辛樹幟、李壽雍、歐陽駒、吳國楨、何成浚、潘公展、林翼中、黃朝琴、陸幼剛、方天、周喦、鄒作華、張維、李品仙、丁文淵、顧毓琇、向傳義、尹繼伊、唐伯球、平剛、周鴻經、林一民、張洪沅、盤珠祁、鄧傳楷、張廷休、汪德耀、馬元海、高上佑、范眾渠、任忠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