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四章
季鹏
毛泽东文革中的算计与失算（二）
不肯合作的老干和老帅
可以看出，毛泽东原来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将中央及各部门的大臣、大员们制服，将他们中的“恶劣者”像刘少奇一样打倒、批倒批臭，投入监狱或让其自取灭亡，其余人则解除职务，靠边站。扶持一批文革中崛起的新左派接班掌权。然后将这一模式推广于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地、县……于是宣告文革胜利结束。他原来的估计很乐观，最初计划到第二年即1967年春节前结束运动；后来又推迟到两年、三年……最后变成遥遥无期，实际上直到毛死后才结朿。
毛的失算源于他的野心太大，打击面太宽，招致了他意想不到的阻力。下面两件事情具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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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的不合作与被打倒
陶铸是毛最信任的地方大员，文革前系政治局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陶一贯对毛紧跟高举，忠贞不二。陶年富力强，能文能武，相对其他大员，有较高文化、理论水平，得到毛的特别器重。在延安整风时陶任军委秘书长也受到打击、“抢救”，毛泽东亲自为其解了围。陶对毛特别崇拜，对刘少奇则多有不敬，在大庭广众前公开说：“我觉得刘少奇不如毛主席有本事。”建国后毛将其从军队调到地方，地位一路攀升，建国初期，陶被毛派至广西、广东主持剿匪和建政，风头压过中共元老张云逸和叶建英，取代叶成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南局书记。在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上，陶对刘少奇提出公开批评，得到毛的青睐，毛称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头上有角，谁都敢顶，当然毛本人除外。
毛在文革中越级提拔陶铸，还因为陶对毛的极力吹捧和对文革的赞同拥护，讨得了毛的欢心。1966年2月24，《人民日报》用通拦标题登刊了陶铸在其主持的中南局作出的一个题为《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的《决定》。5月29日，又以《羊城晚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文，这些文章极尽对毛和毛主义吹捧之能事，文中“最高指示”、“最高最活马列主义”、“顶峰”、“天才舵手”、“指路明灯”等全用上了，从此这些谀词成为当时官民常用词语。陶铸还极力赞同通过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来反修防修。
为此，毛在当年5月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拔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66年6月1日陶铸奉命上调进京，为其再加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头衔，可谓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毛将陶调进京，其意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利用陶铸对刘少奇一贯的不满、不敬重，让这头“牛”再给刘少奇致命一击，帮助他实现这一文革首要目标。
但是令毛没有想到的另一面是，此时陶与刘少奇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陶比较认同刘的建国路线方针，承认自己过去不尊重刘的不对，刘也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另外，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陶铸与邓小平关系日渐密切，对邓小平特别佩服，据陶妻曾志所言，陶曾说：“如果党内允许拜师，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这－切，让陶埋下了与毛日后分道扬镳的种子。
陶铸是那种认同正规马列主义、按党内公开规矩办事的人，－切从“党”的利益出发。他对毛的崇拜，是对毛的能力和对共产党的贡献为出发点的，他似乎没有看到或没有认识到毛在表面掩盖下的另一面，如对自己人也搞两面三刀、翻云覆雨、阴谋陷害等，特别对毛与江青的“夫妻店”关系缺乏认识。
导致后来陶与毛分歧的另－个原因是，毛对文革的具体内容、目的、做法釆取秘而不宣的策略，除了江青、林彪、周恩来几人（严格说只有江青）能参赞军机，获得毛的一点“圣意”之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只能紧跟，见机行事。陶铸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毛连要将刘少奇作为首要打倒的意图也未透露给他。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借此观察、考验干部，让他们在他与刘少奇之间站队、选边；二是增加运动的诡秘和恐怖气氛，以便于他临机决策，随时调整战略战术，主导运动的发展。结果是使得这场运动更像毛的个人阴谋，使许多忠臣良将因不理解或误解毛的圣意而蒙难，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陶铸跟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不同，他不是毛原定打倒的对象，而是毛计划中重要的依靠对象。但结果却走向反面，成了继刘、邓之后中国的第三号“走资派”，冤死于文革之中。算是毛给历史开的一个黑色幽默的大玩笑。
从现有资料看，导致陶铸倒台的根本原因是他对毛的文革方式、目的不甚理解，不大认同，其中对江青的不敬起到重要的催化、发酵作用。
最初，毛和江青都极力拉拢陶铸，想把他牢牢控制在手中。陶调到中央才一个多月，1966年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去中南海陶铸的新居，讨好地对陶说：“你刚来中央工作，情况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随即告诉他：在8月1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毛要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发动委员们对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斗争，希望陶铸做好准备，带头开炮，夺得头功。
然而，陶铸本人也参加过那次在杭州毛泽东召开的讨论向学校派工作组问题的“御前会议”，会上，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等持同一观点，陶铸在会上发言，直言应该向学校派工作组，说这是“我们党多年来成功经验之一”。现在要他改口“反戈一击”，陶铸感觉这种话难以说得出口，而且他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立场——从这点看，陶铸学毛著其实很差，远没有修炼到随风转舵，随时可以变脸、来个180度转变的功夫。
看到陶铸犹豫不决，江青进一步说：
“你是左派，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心里非常清楚，你早就同刘少奇有斗争么！这次生活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我是来向你作路线交底，我是一个传令兵。”江青挑明了她的毛的代言人身份，满以为陶铸会立即俯首听令。
然而陶铸仍然迟疑不决。这并不是因为陶铸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完全不是！他作风果断，雷厉风行，很有魄力。五十年代初，毛调他去广西剿匪，他就大开杀戒，直到把俘虏的土匪大部杀光！后来他向毛报告，说他杀了5万土匪，其中有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但他杀了。毛赞许说：“杀得对！”后来他的官位迅速飞升，正是毛看中了他这种果断作风和魄力。
但是，那是对敌人，对敌人他从不手软。可是，对自己的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所有被称为中共 “开明派”、“温和派”的共同特点，他们的“开明”、“温和”只限于对“同志”，对自己人，对敌人仁慈则是喪失立场的问题了，他们决不干。毛泽东赞扬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雷锋就是这么说的：“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冬天严酷无情”。陶铸认为，如今刘少奇、邓小平怎么说也是自己同志啊（当时刘、邓的职务都没有动），难道对待他们也要像对敌人一样无情斗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吗？
陶铸只好敷衍着对江青说：“我刚来中央不久，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江青继续给陶打气，再次肯定他是左派，说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等等。
然而到了“开生活会”，陶铸选择了沉默，一言不发。而且会后还叫工作人员不要印发批判刘、邓的材料。这当然令毛、江很失望
但是令陶铸意想不到的是，毛似乎并不生他的气，毛依然提拔他，在邓小平被“靠边站”以后，毛让陶铸接上了邓的位置，成为了当时中国仅仅位居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
毛如此器重他，以高官厚禄拉拢他，然而这个陶铸有些不识抬举，甚至“以怨报德”，这主要反映在他对待和处理有关文革的策略问题上与毛有分歧。比如，首先，他不赞成利用红卫兵搞文革，认为这些青少年太不成熟，根本下不懂政治……
临近国庆，要发布节日口号，陶认为有关部门报拟的口号太多、有的太长，就删掉一些。不料引起江青、陈伯达等人的不满，双方争吵起来，到毛泽东那里去裁决，毛支持江青等人的意见。
他又弄出了个“换头术”事件。起因是陶在审查1966年国庆节新华社发的天安门的照片时，发现没有刘、邓的照片，陶认为刘邓排名虽然靠后了，但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维护党和国家团结的形象，陶叫拿了一张毛、刘在一起的照片补上，并叫手下用技术手段把靠近毛的一人（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头，这就是所谓“换头术”亊件。
在10月9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作了检讨。毛泽东鉴于时机尚不成熟，使出欲擒故纵之计，故意放他们过关，还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刘少奇同志不能－笔抹杀。”
陶铸误以为毛还恋旧情，放过了刘、邓，故他于10月21日在中宣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路线错误是需要批判的，但他们是打不倒的，他们的错误是认识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很不赞成有些人给他们张贴大字报的做法，这和中央精神是不－致的。你们要问我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是要保的。” 这就是后来陶的“最大保皇派”的来源。
11月10日，上海发生由王洪文等造反派制造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奉毛之命去处理这一事件，张毫不犹豫支持造反派，全部允诺造反派的“五点要求”。陶铸则持相反态度，他倾向于支持上海市委。后来毛泽东表态肯定张春桥的做法……
更为重要的是，陶还积极支持周恩来不能让文革的一套推广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想法。周主持召开了一个工交系统 “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意在使工交企业的文革在有所规范、有所控制之下进行，不能“停产闹革命”，“跨厂矿搞串连”等等。会上弄出个工矿交通企业文革《十五条》意见草案，这与此前毛泽东属意陈伯达搞的要工人参加文革、让文革之火烧到工厂的《十二条》背道而驰。毛知道后十分恼怒。12月4日，他指示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的问题，批判在工交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上，陶铸为保护周恩来，把责任一人扛了，并在会上作了检讨，因此受到严厉批斗。
毛泽东认为陶铸不宜留在中央了，叫他下去中南、华东去调查文革情况。可是陶仍不解圣意，以无法分身为由没有下去。
陶铸到中央后，一个基本想法就是重建中央书记处，并把文革纳于书记处的领导之下，恢复正常秩序。这无疑成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矛盾之根源。在陶铸眼中，中央文革不是正规机构，江青这个文革副组长不算正式职务，所以他向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均无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找到陶铸说：“你们碰到鬼了！”这时的江青正以“皇后”的身份辅佐毛号令天下，陶铸居然还认为她“没有职务”，弄个副部长抬举她。岂不等于对江的“人身侮辱”？
在江青看来，陶铸得到如此越级提拔，他应该对自己感恩，必须言听计从、肝脑涂地以求报答——报答她不也等于报答毛泽东吗！想到这点，她不禁有些飘飘然，也就对陶铸颐指气使起来。
引发了江青与陶铸正面冲突的是“吴传启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一次，江青叫陶铸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表态支持一个造反派，名叫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主编，此人写了学部的第一张大字报，应该予以支持鼓励。陶铸因为得知吳有“历史问题”，表示这种人不能支持。谁知江青竟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二人你来我去争执起来。江青一时性起，不觉拿出“皇后”的脾气和架式来，－拍沙发扶手，尖声命令道：
“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
然而，陶铸此时却循着另一条思路思：我如今是政治局常委，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也是毛封的；你虽然是他的夫人，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大概江青与毛结婚时的“约法三章”陶铸仍然铭记心头），却对我如此颐指气使，如斥皀隶，岂不欺人太甚……
陶铸也忍无可忍了，针锋相对顶上去：“我就是不去！……”一个大巴掌拍在眼前的茶几上，茶杯飞起来……
从来没有遭到如此“非礼”的毛皇后，那里受得了如此“欺负”，瞬间使出了她那泼妇本色，大哭大闹起来，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这些无疑会飞到毛的耳里。
江青决心倒毛。11月27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整理、罗列了陶铸“七大罪状”送到毛的案头……
第二天，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会上讲话中提到毛的“亲密战友”只列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几人，陶铸本来排名在陈伯达之前，江青故意将其删去。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人们对陶铸失宠的猜测。
这时正是陶铸因支持工交座谈会引起毛愤怒的时候，江青等人告御状，可谓火上浇油，毛立即指示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对陶铸进行批判（实为斗争）。
毛对陶铸彻底失望了。12月中旬以后，陶铸实际上己靠边站，毛不动声色要为江青报仇，陶的末日快到了。
12月26日，是毛的寿辰，毛借机召集他的中央文革成员在中南海聚会，席间毛举杯庆祝：“全国全面内战!” 同时在会上交底：“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 这时大家心里都清楚，毛指的“极少数人”就是指陶铸，这“咎由自取”四字正是陶铸最近讲过的话，毛乃“以其人之话还治其人之身”。由此也就可见，几天之后在北京掀起的“打倒中国最大保皇派陶铸”的群众运动，是有来由的，这个“来由”以及决定由“革命群众”打倒的方式，乃最高领袖的钦定。这次聚会上毛还决定，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生活会”的方式对陶铸进行“帮助”。
但是，在最后收拾陶铸之前，毛仍然玩了个花招，就像他在收拾刘少奇之前仍然说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样。他要尽可能撇清自己和“倒陶”的干系。
倒陶的最后一役是由王任重的辞职引发的，事情简单地说是：王任重原是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时的副手，兼湖北省第一书记，与陶关系较好。王任重也被毛调来北京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组长。工作中王任重感到与江青合作得“不愉快”，加上有病，想离开北京。王把这个想法对陶铸讲了，陶铸出面向毛报告，建议允许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职务，仍让他回中南局去。这是一种与中央文革、与江青不合作的态度。毛泽东按下心头怒火批示：“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要离开中央文革，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王任重提意见。” 毛想通过批王，引出王的“后台”陶铸，一箭双雕。
果然，过了两天，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这次联席会议（即生活会），会上，文革小组的大员们轮番批王，矛头很快转移到王的“后台”陶铸身上……
但老奸巨猾的毛泽东却对陶铸使出了明里“保护”、暗设陷阱的诡计。会后第二天毛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众人的面安慰了陶铸几句，说他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还批评了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批判陶铸，违反了纪律。人们以为毛气度恢宏，主持了公道。
散会后，毛将陶铸留下来，安慰陶说：“江青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接着向他交待了一项重要任务，毛当面交给陶一个20多人的名单，都是各省的第一书记，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千万不要烧焦了。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要把他们保下来。”陶铸很激动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这时已是1966年12月29日，陶报告周恩来，周叫他过了新年立即下去。
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一个专揪王任重的红卫兵“造反团”到了北京，指名要见陶铸，因为陶保护王任重，是王的后台。陶铸去接见这个造反团，因为王任重在毛交给他的“要保”的名单之内，所以陶态度很強硬，坚决不许“揪”王任重。陶被纠缠围攻了近6个小时。其间，陶铸的警卫人员与造反团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于是，陶铸“动用军队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北京城。红卫兵包围了中南海，四处架起了打倒陶铸的高音喇叭，陶铸脱不了身，走不出京城了。
随后几天，陶铸表面上仍在工作，不断接见各地赴京代表，但一张“倒陶”的大网已在京城和全国撒开，首先就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打倒陶铸的“强烈要求”，京城贴满了“倒陶”的标语，到处是示威游行的队伍。
1967年元月4日，江青、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那个专揪王任重的造反团，公开表态坚决支持造反团的“革命行动”，并指出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叫造反团不要去广州抓王任重（王任重去了广州，被武汉的造反派抓回了武汉），就在北京与陶铸斗……
很明显，这一切均是在毛泽东的策划进行的，如果毛真的要保陶铸，只要他－句话，或者下一道命令，让陶离开北京去各省视察工作，事情就完了，谁敢违抗最高指示呢！可是毛偏不这样做，而是任由江青、陈伯达把事情搞大，不准陶脫身。然后以群众之名，将陶铸打倒。
元月7日凌晨，陶铸终于被“揪”出来了，由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让陶停职检讨。
元月8日，毛泽东借机承认了陶铸被“打倒”的事实，撤去陶的职务，并指定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接替陶的中宣部长的职务。同时毛也撕下了伪装，讲了下面一番话：
“陶铸是邓小平介绍来中央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来就解决了。”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毛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借刀杀人”，通过中央文革和其操纵的红卫兵将陶拉下马。
就这样，毛和江青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幕后，把他自已扶持起来的陶铸搞倒了。
然而，因形势需要，毛在两个月之后一次常委扩大会上却指责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啕二人均是政治局常委），意即背着他打倒了陶铸。当然也顺带点了江青的名，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江青 “眼高手低，志大才疏”。 可是，稍懂文革时中国政治状況的人都知道，陶铸这个中共第四号人物，不经毛的点头，谁敢打倒他、谁又能打倒他呢！
康生在打倒陶铸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在陶铸问题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递给毛一份材料，说陶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判了无期徒刑。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关押的共产党人都被释放。但陶铸等六人向国民党当局写了“呈文”，是叛徒，陶铸是“叛徒集团头子”。这无疑对毛置陶于死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宣布打倒陶铸之后，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中南海由红卫兵监禁居住。以后又被红卫兵多次揪出批斗，身心备受摧残。1969年10月18日，根据林彪的战备“一号命令‘，陶铸被发配至安徽合肥，43天后，陶铸撒手人寰。
毛处理陶铸的权谋、手段无疑令他的大臣们战憟。但从后果上看，却可以说得不偿失。陶铸本来是毛作为依仗的对象调进中央的，结果却被以文革中最大的“保皇派”之名被打倒了，一正一反之间，毛失去的比得到的其实要多得多。其次，打到陶铸，等于向全国的当权派传递了一个信号：所有当权派都不能保，都要被打倒！陶铸都如此了，其余的还在话下吗？这样一来，毛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与各个地方实权派完全对立的地位，促使地方实权派丢掉幻想，武装保卫自己。后来地方当权派坚决抵制文革，使毛的利用造反派夺权完全失败与此有关。
此亊从根本上讲还与毛的文革策略有关。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毛当面向陶铸讲清楚文革必须打倒刘少奇、流放邓小平，陶应该是会接受的，他绝不会为“保刘”而与毛泽东对抗。又如果毛当时亲自拟定的对各省2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要“保”得以落实，并由陶铸到各省去宣布，后来全国就不会出现为“夺权”争斗不止，血流成河的局面。各地的造反派也就不会冒死去进行无谓的“夺权”斗争了。各省的文革就会中央的明确部署和控制下有序地进行，文革也就可以提早结束了。
然而，从来爱耍阴谋诡计的毛当然不会这样做。如果那样，毛泽东就不成其为 “毛泽东”了，也就不会有毛式“文化大革命”了。
二、处理“二月逆流”，毛泽东前踞而后恭
毛发动文革，除了要在中央消灭刘少奇等少数政敌之外，还要对各级领导班子，对所有的“权力场”进行大清洗和大换班。但是，毛的这一预期目标未能实现，或者说大打了折扣。这是由于这一举措打击面过宽，受到既得利益的各级当权泒及其拥护者的坚决抵抗，而毛泽东采取的是“夺权”的方式，这就更激化了矛盾，运动中出现多次反复、各派势力互为消长的情况，所谓“二月逆流”即这种反复之一。
运动进入全国性的夺权阶段之后，立即引发了激烈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各地的当权派不肯束手就擒，纷纷组织起类似上海的“赤卫军” 进行自卫，试图将造反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搞出的“上海样扳”， 并不能扭转各地造反派受阻、受压的形势。毛于是指派军队介入文革，试图扭转对造反派夺权的不利的形势。谁知军队立即与地方当局结合起来，开展了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使夺权斗争更加艰难，不能如愿。在巨大的阻力面前，毛不得不试图从原目标后退，以图早日结束文革。1967年二月，毛宣布“怀疑一切、打倒－切” 是反动口号，试图抑制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其实红卫兵的行动都是毛自己教唆、鼓励的结果）。又下达了让大中学校春季复课、学生回校的通知。周恩来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重新得到确认，周也趁机“解放”了－批老干部，抵制文革势力抬头，文革实际上受挫。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所谓老干、老帅 “大闹怀仁堂” 的“二月逆流”事件。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为一方（即所谓“三老四帅”）和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为另一方发生的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对文革以来一些问题双方针锋相对的看法，简单地讲，老干老帅们想要否定文革，回归原有状态。总的看，这次交锋由“三老四帅”挑起，这是由于当时的整个形势向“右”转，故被冠之以“逆流”云云。
这里先要说明引发所谓 “二月逆流”的背景，即之前发生的事件。
当文革恶浪席卷全国，刘、邓、陶相继被打倒之后，军队也受到波及，一些军事机关被冲击，高级将领被揪斗，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被说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是被批斗，后又被打成了“叛徒”，于1967年1月11日经毛批准撤销职务，投进监狱。改由徐向前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顾问。江靑将一只脚伸进了军队。
在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以林彪为首的军队领导人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林彪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及徐向前等想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准红卫兵进入军队，冲击军事机关，文革由军委领导，保持其独立性和半封闭性。而江青等则反对军队“特殊论”，想将军队文革置于中央文革统一领导之下。这一分歧反映了旧的军中当权沠与文革派在军权上的争夺，在这两派斗争中，林彪由于其“二把手” 的地位，被迫釆取首鼠两端的策略，他既怕搞乱军队，又怕得罪中央文革和其后台毛，因而只能伺机而动，求得两者之间的平衡。
江青知道军队在政权中的特别重要地位，一开始她就想插手并领导军队的文革，这就得先抓住军队领导人的“问题”，打开缺口。在揪出刘志坚之后，江青想顺藤摸瓜，把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打倒，然后再旁及其他领导人。最后名正言顺取而代之，夺取军队政治工作领导权。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文革的有关问题。会上，陈伯达、江青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发生意见交锋。三位老帅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不能乱；陈、江则强调军队“不能特殊”。陈伯达、江青还指斥总政主任萧华与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致使军队的文革搞不起来，并说“解放军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还责令萧华当晚到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群众大会上作检查。这令老帅们愤怒不己。
碰头会后，叶剑英等立即向毛和周恩来汇报，申诉，毛表示应保萧华。十万人大会被制止。但红卫兵不肯罢休，去萧华家抄家，萧华却被叶剑英匿藏起来了。
次日军委碰头会继续举行。江青追查萧华被匿藏一事。叶因为知道毛保萧华，所以态度強硬，他坦言：“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并厉声警告：“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说时猛拍桌子，致右掌骨受伤。
会后，叶剑英将情况报告林彪，诉说江青等想要搞乱军队，特别说了江青指责军队“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 以激怒林。以下是吴法宪的相关回忆：
听了叶的报告，林彪怒火中烧，当即叫秘书打电话叫江青到林宅。江青到后，林当即劈头盖脸大发雷霆，一连串质问不容江青有解释机会：“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军委所在地）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抓萧华，鼓动炒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职务。”
等林稍停息，江青便向他解释，说讲解放军“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的话，是陈伯达所说，我昨晚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利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一针见血指出：“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林彪怒斥之间，叶群进来了，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我不干了！”叶群惊得莫名其妙。当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就立即使出浑身数解两边劝和，哭哭啼啼、苦苦哀求……
还是江青先退让，承认了抓萧华、抄萧华的家是不对的，但不是她指使的，并说已向毛报告了，承认了错误。这种情况下，林彪逐渐安静下来。随后叶群送江青回到钓鱼台，又向江青赔了不少好话。
上述情况在其他有关著作中亦有记载，虽然内容略有不同，可见确有其事。由此也可见，后来中共官方一些著作大肆宣扬林彪要搞乱军队，实是故意歪曲的无稽之谈！
军队和中央文革的矛盾闹到了毛泽东那里，毛知道军队干部可不同于文官，不敢轻易得罪，何况此时正值文革之初，他正要靠军队保驾护航。所以，在处理这场矛盾的初期，他明显偏袒军方。
21日晚，林彪叫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林彪特别通知陈伯达、江青、康生与会，意在向文革派炫耀胜利。江青只是派了关锋参加会议，其他人都以各种借口不去了。关锋在会上实际是代表陈伯达“认错”，说陈在会前喝了点酒，糊里糊涂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已经请示毛，及时做了纠正，陈伯达已作了检讨云云。还说陈伯达强调他讲话事前没有跟江青商量。这样，陈就把“错误”一个人全担了。
1月22日，毛接见了军方主要人员，给予了安抚和笼络，毛要军队抓紧战备，要团结、不要分裂。还鼓励军队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等等。这时毛正要军队介入文革去“支左”， 帮助稳定大局，所以对军队只能加以拉拢、笼络。
事情到此初步告一段落。
在这一初次交锋中，军队一方暂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紧接着，老帅们乘胜追击，敦促林彪主持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制定了军队文革的《八条命令》。《八条命令》基本反映了军中老帅们对文革的态度，其中规定：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并规定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1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命令。林彪如释重负，情不自禁地对毛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但是很明显，《八条命令》本身留下了漏洞。因为它规定“军以上”机关仍然要按照一般模式搞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要“揪”军队内的“走资派”；特别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作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决策，1967年1月14日《解放军报》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中，就明确提出不能借口“军队特殊”而对军队文革有所动摇，明确提出揪出军队“一小撮”。因此，对军队的上层机关的冲击，仍然是“合法”的。林彪是军队领导者，军队乱了受损的首先是他。但毛泽东认定文革对象绝对要包括军队的上层人物，否则他的文革意义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这个《八条命令》既照顾到了军队领导人的意愿，也体现了毛的企图，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不过它也给双方留下隐患。
初战告捷，大大鼓舞老帅和老干部们的斗志，此时，全国各地军方都着手镇压红卫兵、造反派，形势对老帅和老干有利。他们也以为毛泽东要“后退”了，文革要刹车了，还误以为林彪会带领他们与文革派斗争到底，迫使毛泽东作出让步，直至终止文革。这就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其实，老奸巨滑的毛惯于玩弄翻云覆雨、忽左忽右的策略，当“左边” 太过强势时他就支持一下“右边”； 当“右边”得意忘形时他就又去扶－下“左边”，让“两边” 都受到打击，又受到扶助，保持动态的平衡。毛就需要这种恐怖平衡，促使大家都向他表忠、争宠。他就在这种“左右逢源” 中稳操胜券。此时毛拉拢军方主要是想让军队支持他的文革，而不是否定文革。所以，当他发现老帅们反对文革时，就是另一付面孔了。
1967年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党、政、军日常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及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会。江青以有病为由未到会，由陈伯达代为传言，陈说：
“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有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毛主席批了？”
江青自己不来，却叫陈伯达传达了她这个很有火药味的“意见”，她知道老帅们必然反攻，江的目的就是叫陈伯达代受老帅、老干们的“炮轰”，这是她的精明之处。而陈伯达则考虑到，以江青的“皇后”身份，由江青来说事，效果要比自己说有效得多。所以他也乐于为江青“传言”。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引发了老帅们的满腔怒火。老帅们承上月与文革派斗争“胜利”之余勇，早就想与文革派再战一回合了。叶剑英首先发炮：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不等对方应战，徐向前也拍桌子：“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了，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徐向前又提及刘志坚被打倒，并被定为“叛徒”一事，更加怒不可遏地指向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
陈伯达回答道：“刘志坚的叛徒案子已经定了，不能改变了。”
于是争吵进一步升级。整个过程都是老帅们在攻、在骂，陈伯达及其他文革派成员完全无还手之力，只是低头记笔记……。
第一回合以老帅们全胜结束。十六日下午继续开会。这次是谭震林和陈毅唱了主角。会议的主题原拟是“抓革命、促生产、抓经济工作。”结果主题被抛到九霄云外……
谭震林首先质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为什么不让他来北京？”
陈丕显是上海市委书记，是谭的老战友。毛泽东指示要将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避避风，陈丕显却不见来。
张春桥答道：“群众不答应啊。”
谭一听火了：“陈丕显同志是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
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愤，他站起来，收起文件便走，要退出会场，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开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站起来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
陈毅接着说：“这些傢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赫鲁晓夫了吗，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他又把问题扯到延安时的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注：这些人都已经被打倒或被定为“叛徒”），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 ‘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意保持中立和低调，其实是纵容老干老帅进攻文革派。当双方交锋的时候，他只顾低头整理文件，装作心不在焉。一听陈毅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又牵扯到自己，赶紧表态：
“我有错误，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聂荣臻也加入了进攻行列。文革派除谢富治、康生偶尔解释一两句，其他人都不敢出声。（当谭震林大叫江青要把他整成反革命时，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要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其他文革成员都对老干老帅讲好话。）
李先念除了为老干部们出气之外，再次为他们的子女“鸣冤”。李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会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立刻接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能为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李先念、聂荣臻代表所有高干说出了心里话，为他们的子女鸣不平。不过他们说的不大对头，譬如说大搞株连，但大搞株连的首先是这些高干们的子女，是他们大肆鼓吹“血统论”， 自命特殊，无法无天，对“黑五类”、“ 黑七类”学生大搞“专政”， 联动的成员在纠察队的魔窟里对 对立派红卫兵和“黑五类” 学生烂施肉刑，用这些弱小者的鲜血大书“红色恐怖万岁！”能不能算是一种犯罪行为呢？如今受到了一点点报复，他们的老子就忍无可忍了！
至于李先念说十七八岁的娃怎能是反革命。怎么不能呢？当年他们这些“红小鬼”造国民党的反，还不到十七八岁呢。至于“不教而诛”，也不全对，‘联动’的对立派与他们辩论得够多的了，连江青、陈伯达都亲自批驳了 “血统论”，怎么说“不教”呢。真正不教而诛的是联动对“阶级敌人”、“黑七类”及其子女肆无忌惮的打、砸、抢、抄、抓、杀。
说到“株连亲属“，更是共产党的惯伎！一人划上了地主、富农，其家属、子女立即成了“狗崽子”，重者立即被斗被打被整死，轻者世世代代被打入贱民行列受折磨。为何如今一轮到自己尝到一点点这种滋味就大喊冤了呢？
从这些老干老帅为他们的子弟的鸣冤叫屈中，我们看到了老干派与文革派斗争的实质：当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受到侵犯、他们的权位有被新的权贵取而代之的危险时，相互间开展了一场殊死的博斗。
所以，概括地说，不管是陶铸与江青的斗争，或者老干老帅与文革派的斗争，都是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争，狗咬狗之争，其实他们都师出同门，属同一个主人，没有所谓对错，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有的研究文革的著作，总把一切罪恶推给四人帮，而把老干老帅描述成文革受害者和正义一方，是完全错误的！老干老帅们也许受到－点侵害，但与他们得到的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如果从对民众的角度来看，他们也绝对不比四人帮仁慈。
鉴于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出格，周恩來估计在坐的文革大员可能会向毛泽东汇报，为了争取主动，撇清责任，周当即用电话向毛报告。毛派汪东兴来听会，可等汪赶到会场时，高潮已经过去。会后周没有再向毛汇报，他想息事宁人，大事化小
但是文革派不肯了。正如周恩来所料，16日会议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立即互对笔记，由王力整理成一份完整的会议记录，便去找江青汇报。江青得知事情概况后，暴跳如雷，给事件初步“定性”：“这是一次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即以张春桥、姚文元要回沪为由，请求毛泽东当晚接见。毛答应了。当晚的接见大约两个小时，双方人员都到场。张春桥趁机向毛汇报了白天中南海会议的情况。当时毛有意要刹刹文革派的极左之风，所以没有当一回事，听时还在笑。但当听到陈毅讲延安整风的事时，毛变了脸，不再笑了，板起了脸孔。
但整个地说，当晚毛并没有发脾气，不过看得出来，他在考虑对策。
与此同时，谭震林回到家后，辗转难眠，想来想去，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知道除了林彪，没有人能与中央文革抗衡；而要对毛泽东施加影响，也只能靠林彪。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谭和其他老帅、老干都把林彪当做站在自己一边的“首领”。
事实上，在上个月叶剑英与江青、陈伯达的交锋中，最后就是靠了林彪才“取胜”的。仅此一个事实，就说明后来中共官方宣传，说“二月逆流”是“三老四帅”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扯，老帅老干跟江青斗是事实，他们把林彪当成自己的首领，而江靑的后台则是毛！
谭震林在这封信中除了重述文革派打倒老干部的种种“罪恶”之外，并无新意。他在信中最后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决心准备牺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信是17日写的。谭震林叫机要秘书送去林彪办公室。后来谭又打电话，要求面见林彪。但林彪故意推辞不见，信也拖延不复，。
此时林彪正处于一种极端矛盾、两难的境地，他知道上月对江青的指斥，得罪了毛泽东，毛没有怪罪他，是给了他面子；但是这笔债是要偿还的，他不能再拂毛的“逆鳞”。因此，在得知毛对此亊的态度之前，他对谭震林的信不能表态，不能回复。
18日一早，江青拉了王力也找林彪来了。原来江青认为16日晚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她想拉上林彪，请林彪在毛面前为他帮腔。同时，也堵死了林彪帮助“三老四帅”的路子。
江青叫王力将他们整理的记录稿念给林彪听。但林彪听后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在江青的一再拉拢、诱惑下，林彪才说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定不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林彪讲了这句无懈可击的话，不愧是政治斗争的老手，谭震林、江青两边都让他堵回去了。
那边廂毛泽东也心绪不宁。他思考怀仁堂发生的－切，实际上是当下老干们对文革的怨恨的集中爆发，如果任凭这股风得势，不仅文革将半途而废，而且对方还会反攻倒算。特别是陈毅提到延安整风，等于揭了自己的老底，在延安整风中，他依靠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人打倒了政敌王明、周恩来等。如今他扶起林彪打倒刘、邓、陶、彭等人，完全是故伎重演。陈毅抖出这段故事，旡异于指责他一贯玩弄权朮、拉一派打－派，翻云覆雨。此一苗头如不打下去，不但文革搞不下去，他还有被淸算的危险，此事岂能容忍！于是他下决心给予狠狠还击。毛又想到林彪目前还揺摆不定，必须把此人拉过来！陈毅那些含沙射影的话，正好是拉林彪脱离老帅阵营的有力证据。
18日晚毛泽东通知相关人员在他的游泳池边开会，林彪叫了叶群代表他去参加。
这次与上一次大不相同，毛一进会场就满脸怒色，独自坐下后便高声说道：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顿了一下又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再停顿一下又说：
“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斃，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菠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这番话，除了十分明确表达了他的立场外，还拆散了林彪与老帅们可能的结盟，将林稳住，并拉向自己一边。后来叶群回去向林彪传达，据说林听了三遍，终于悟出了军队中还有相当大反对他的势力，遂决定义无反顾地跟随毛，把文革进行到底。叶群提到毛要他“解决军队中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他心领神会，自此，林与老帅们拉开了距离，并且认真去“揪军内一小撮”了。
当毛泽东雷霆震怒说上述一番话之时，康生、谢富治都出来帮腔。却急坏了周恩来，周知道自已与这一切脫不了干系，顾不得身份，急忙走到毛跟前低声下气地说：“主席，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对不是这样的，我有错误，其他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要用这种语言。”
毛不理周。继续说：“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个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周恩来继续扮演臣仆兼和事老的角色：“请主席冷静，请主席冷静，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位同志的错误，让他们做检查。”还主动承担责任，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恳请主席原谅、息怒……。
毛愤然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拂袖而去。
像任何一次党内分歧一样，只要毛一公开表态，便一锤定音，所有党内大员都成了哑巴。
按照毛的指示，从25日起，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七次“生活会”，专门由“三老四帅”及相关人员做检查、检讨，江青的文革派成员则对他们进行逐个批判。为了造声势，在这期间，中央文革组织了首都红卫兵对谭震林开展声势浩大的批判、声讨活动，各类批谭震林的联络站雨后春笋般冒出。3月14日，还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喊出了“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被指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先后被公开点名批斗。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仅仅两天内，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除了毛自已的因素外，应该还有一奌外在因素。据叶永烈的《林彪与毛泽东》书中说，后来有一本叫做《二月逆流史话》的书中说，17日康生会见了毛泽东。康生向毛呈述了“大闹怀仁堂”事件的严重性，并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对怀仁堂事件进行了剖析，促使了毛的警醒，激起了毛泽东的愤怒，促成了毛的激变。
至于林彪，在叶群的劝说下，他将谭震林那封信在19日转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几行字：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这种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林彪 十九日
自此，林彪可说与老帅、老干们划清了界线，完全站到毛的“革命路线”一边了。而谭震林们对林彪的期望也就完全落空了。
2月20日，即在毛对“三老四帅”批判之后两天，林彪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说：“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并说这个胜利“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反击“二月逆流”表面上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全胜收场。然而，在这种“胜利” 并不持久，这是由于总的形势发展决定的。当时全国的形势－直对文革派不利，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主要由握有枪杆子的公检法部门组成）联手镇压造反派，而毛又被迫牵就这些“右倾势力”，以致很多造反派被打成反革组织遭到镇压。党内要求早日结束文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周恩来也在致力于恢复秩序，回归正常。这－切后来被称为“三月黑风”。
到了同年4、5月，造反派试图反攻。红卫兵中出现了反周恩来的组织，公开要求揪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认定周恩来是“三老四帅”的保护人，是右倾势力的“根子”。（应该说，这种判断是基本正确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苏东海等人在3月24日贴出了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第一次公开对周恩来进行攻击。接着，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也公开发表了反对周的言论，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署名为“五一六兵团”的反周组织，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商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纷纷加入了“倒周” 的行列。六月中旬，张建旗等人组建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就是后来“五一六组织”的由来。
但是，此时毛还不想“倒周”，因为此时正值全囯乱成一团糟的时候，毛要靠周支撐危局，维持政权的运转。毛何尝不知道周是“元老派的后台”，但目前他要容忍周，保周。因此红卫兵倒周的行为干扰了他的战略部署，引起了毛的恼怒。毛借题发挥，下令开展－场打击“五一六”的运动，“五－六” 组织被取缔。
更根本的原因是毛不敢得罪军队，而军队与地方实权派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反文革势力。不过毛也不甘心文革半途而废。所以毛的政策就处在时“左” 时“右”、 摇摆不定的状态。毛这种捉摸不定的态度使得紧跟他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吃尽了苦头，最后除少数亲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全都被毛当作了替罪羊和取悦军方的礼品、祭品。
在毛这种牵就军方的心理主使下，继续开展对 “三老四帅”的批斗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也就注定了这次“反二月逆流” 是不能持久、深入的。果然，对“三老四帅” 的批判很快变成了雷声大、雨奌小的走过场。主持批判会的周恩来揣摸毛的意图，刻意低调、大事化小。毛则顺势下台阶。4月下旬，毛主动找“三老四帅” 谈话，表示要“团结”， 说他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阳谋”，不是阴谋。他还对谭震林说；“谭老扳，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周恩来见机行事，在安排“五一”节上天安门的名单时，把包括三老四帅的老干老将全都列上，毛也照准。这场风波就此平息了。
虎头蛇尾的所谓反“二月逆流” 实际上为不久发后生的武汉“七·二〇事件” 开了先河，做了铺垫。因为掌握军队指挥权的地方将领看出了毛的色厉内荏，便越来越无所顾忌，不把中央文革乃至毛本人放在眼里，终于发展为对中央的公开对抗。
1 9 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亲自为“二月逆流” 平反。1 9 7 1年1 1月1 4日毛接见成都地区的干部，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提高声音说：“你们再也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
你看，“大闹怀仁堂”变成针对林彪的事件了，“五·一六”也是林彪搞的了。在厚黑大师毛泽东的嘴里，能有几句真话呢！他还很细心，说当年三老四帅的矛头只是对准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唯独没有对准他的夫人江青！而当时江青实际上是文革派的首领。三老四帅也早已明确指出这点，谭震林当时就说江青“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当然，他们知道江青的后台是毛，不过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毛，只好以江青代之。现在毛泽东索性把他的夫人偷偷隐去了。
所以，不管怎样说，毛处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都是不成功的，老干、老帅们凭借军队实力取得了最后勝利，毛本人则是前踞后恭，不得不主动认错。这是毛在他的一生中少有的“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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