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在目》16. 初中时期的老师

王先强

读初中时，也有两位老师让我铭记于心：一位是班主任王逢仁老师，另一位是教数学的蔡祖鑫老师。我感激他们，却也为他们的结局感到悲伤。

王老师当我班的班主任，同时教我们语文。他对学生很包容，处处保护，不愿学生受到伤害。对学生的缺点以至错误，他一般不会加以直接的指摘，而总是和蔼地旁敲侧击的给你讲道理，让你明白，改正过来。他如此处事，我是受益匪浅的。

那时中学生的主要出路，就是回家务农；政策如此。有一次，王老师在班上照本宣传务农出路，说道，我们不要「学而优则仕」，而是应该愉快地走向农村。我有点不忿，站起顶撞他，说，莫非我们只有「学而优则农」？他很严肃地盯了我一眼，但不作声。从那少有的、严肃的眼神中，我领会到我错得太远了，便立刻低头坐下去。我知道，我这其实是冲着「政策」的。我认为他必会找我谈话了，但是没有，事情平静地过去了。毕业了，同学中弥漫着悲观情绪，我也有点愤愤不平，便写了一首所谓的诗：三戴一梦，弥天残冬；今朝醒来，犹见蟹走。我将诗稿交给王老师过眼，想送去刊登于学校墙报上，发泄一回。他一看，立刻要我撕毁，并命我千万不要透露给别人知悉。从他的脸色上，我又一次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的事实证明，要是王老师随意一点，让我把诗放出去，又或甚至偏左一点，将我的事报告上去，人家结合我的出身，一上纲，便定能说成是反诗，问题可就太大了；那时的现实就是如此，对人绝无客气可讲。他实际上是维护了我，不然，我闯祸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就不详述了。

文革后期，我在城镇上遇到王老师。其时，他也因出身是地主，而被清理回乡，在村下务农了。真想不到，老师当年在课堂上掩盖我的「学而优则农」论，而他却偏中了招，只得走向农村从农了。相见悲喜交集，我与他一起在一间茶店里坐下，互道别后艰辛。这一回，师生俩可谓敞露胸怀，坦诚相待，由衷的交换了一些对世事的看法、意见。这些交谈内容，如被旁人听到，报告上去，那就是双双被枪毙的下场了。

无论是讨得三斗米，还是失去三斗米，王老师的腰都不折，腰骨总是挺直的，这与奴颜婢膝的人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他超凡脱俗，潇洒自如！

可惜的是，那一次的师生坦诚交谈，竟已是最后的相聚了，因不久王老师就在老家去世了。

蔡老师也是类似于王老师般的命运。他同样是地主出身，还沾了一点三青团味儿，所以也被清理回乡下务农。

蔡老师热心教学，对学生循循善诱，总是希望学生学有所成。我因为在一次学校的数学比赛中，得了个第三名，因之他特别的注重我。每逢数学考试，他总是踱步到我身后，俯身看我的答题。他很紧张我的成绩。我自然也很敬重他；每有难题，都会请教他。师生之情，真挚深厚。

蔡老师在村务农时，有次上海口市，特意来探望我。我请他到茶店，要了两杯咖啡和两个包子，相对而坐，促膝谈心。这样的招待，在当时也算是隆重的了。他精神不错，情绪也好，滔滔不绝的谈天说地。他说他在荒野发现一种植物，长的花像个「癌」字，便推想此植物有治癌功效，再经试验，果然八九不离十，现正进一步的核实、总结，最后会写成报告。他说，待完成试验后，会将成果传授给我。我非常钦佩他的钻研精神，也非常感激他器重我。不过，他不讲数学，却讲了药物，是弃数从药了，是从课堂走向野地了，我不免感到淡淡的悲哀。

当然，蔡老师是乐观豁达的；这难能可贵。他面对艰难困境，却毫无畏缩放弃，而仍是昂首阔步向前走啊！

后来，蔡老师获得某种程度的平反，重回学校执教鞭。这实在是值得恭贺的；然而，过不久，他就患上了癌症。他曾经潜心研究草药治癌，但终不能自救，很快便仙逝了。                                

在我心底的王、蔡老师，都未能安享天年，这能不令人惋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只能在脑海中怀思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