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网

大风

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错，谁也抗拒不了自然规律，但是我相信，这个群体会永远在中国和世界民众心中活着，这笔账永远赖不掉。历史肯定不会遗忘我们这群体，有人提议“立此存照”，这很必要，只是我对整个群体了解有限，没有更多资料，仅就这一大网中的一个小网留下一点痕迹吧。

我的母校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1957年反右时我们是中文系三年级乙班学生。进校时50人，后有转学停学的，这时只有46人了。这是个人才济济、朝气蓬勃的班。

学校环境优美，教我们的教师有很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如：吴宓、孙铭勋、曹慕樊、刘又辛、杨欣安、刘兆吉、吴则虞、漆宗棠。我们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准备书写自己美好的人生。

1957年春天，民主的清风吹进华夏古国，吹进我们校园，大家激昂振奋，轻松地参加大鸣大放，文科论坛、“白丁报”、“海鸥报”等俱热气腾腾，仿佛还在玩笑似的辩论着，“阳谋”突然来到，大家都懵了。董时光、孙铭勋、曹慕樊、陈东源、罗荣梓等老师先落网，接着各班也开起了杀气腾腾的斗争会，我班第一位被揪出的是冯孝敏老大哥，他入学前当了多年小学教导主任，知识渊博，眼光犀利。他率先抛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吗？”又印发《鸣放在北大清华》，成了出头鸟。接着揪出团支书、“自愿军叔叔”金太林，团支委、右派刊物《白丁报》副主编廖常勇和校文学社社长黄鹏先。大家私下议论，一个班四个右派，太多了，当然还想不到右派的下场如此悲惨。哪知这只是第一战役，更“辉煌”的战绩还在后边。

下半年全国都在欢庆反右大胜利，以为运动已圆满结束。1958年刚开学，又叫“深挖”，挖出向继维、邱茂棣、杨介五、周义亨、陈年高、张淮明、彭玉君和我8人。共12名，占全班1/4强。如果加上受党团处分的（大概是中右，未公布），约占全班1/2，如果再加上受批判作检查的，恐怕剩不下十个“好人”。

我们学校的右派据说有800（一说700）多人，未公布，不知是不是还在保密，当时师生员工总计4000多人，右派至少超过15%，反正在高校里按比例是首屈一指，超过北大和川大，是重灾区，我班又是重中之重。我校的官员多是西南局下来的，党委正副书记张永青和王逐萍都是邓小平、李井泉的老部下，不懂教育，却擅长斗争，挤走了有真才实学的谢立惠院长，还想在毛、邓面前立大功，因此左得出奇。

我班的反右司令是白伟，南下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一塌糊涂，整人却很卖力。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立即离婚，划清界限，又怕上级不信任，就竭力表现，立功心切，心狠手辣，我班成为重灾区与她有很大关系。她一生并不顺利，没有教过书，毕业后在计生委工作，家庭也不幸。上世纪末她对毛政权有所认识，说自己受骗了，但至死没有向大家道歉，没有透露反右内幕。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那些日子永远不会忘怀，许多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大礼堂，才从美国归来的董时光先生正在作精彩讲演，全场掌声雷动，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刘扬烈突然跳上台去夺话筒，一边声嘶力竭高叫：“不准董时光放毒！”会场秩序大乱，金太林和另外几个同学上去制止，把刘扬烈赶下了台。这也是金大哥一大罪状。刘扬烈则成反右英雄，编辑左派刊物《群众报》，在反右时杀气腾腾，天天点名批判右派，煽风点火。原来他有后台，中文系党总支和教师党支部在幕后出谋划策，他的准老婆刘建芬是党员，他则在前台表演。老毛的“阳谋”他早知道，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名人。后来果然火线入党、夫妻双双留校、评教授，虽然他实习时做小偷“有口皆碑”。母校50校庆时，我在食堂吃饭时碰见刘杨烈，他微笑着问我：“还认得我吗？”尽管他已面目全非，更无当年气焰，我仍然说：“化成灰也认得！”

对1958年的“补课”我记忆特别深刻。第一位被楸出的是向继维，他出身好，一表人才，成绩优良，但不问政治，团也不入，又正在谈恋爱，很少参加鸣放会，偶然来一次也从不发言。在斗争会上，一开始就把恋爱纠葛突然摆出来讲，大家有些莫名其妙。原来他追求的是个预备党员，据说她去医院检查，还是处女，讲党员坏话是攻击党，并且品德败坏，戴上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两顶帽子，立即开除学籍，押回蒲江老家。既然她守身如玉，他们没有性关系，他怎么成了坏份子？两天的斗争会没有揭发他一点右派言论，据正当的私生活定为右派更是荒唐，荒唐岁月的荒唐事太多了。个人隐私对“看客”富有吸引力，生活作风问题最容易将人搞臭。从这里开始反右补课，不知是哪位高人设计，估计白伟还没有如此水平。以后他的遭遇很悲惨，因为企图偷渡出境，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青海劳教三年多，跑回四川后也只有东躲西藏，好在他在难中遇到一位识珠女子，白头偕老，晚年还幸福。

1962年我在剑门关回想起那可笑的斗争会，特别浮现起在会上有人星沫四溅大讲“膜”的常识的情景，写了一首诗：

     偶憶

兩條道路决死活，蕩蕩巍巍撼日月；

慷慨陳辭髮欲指，津津樂道處女膜。

第一批四人的斗争会开得很“充分”，被斗者还可以反驳、申诉，当然，东风绝对压倒西风，不管服不服，绝无幸免可能。我们第二批除了第一位向继维以外，都是草草收兵，记得我的斗争会顶多一个小时，反右领导小组宣布罪状后，只有事先安排的两三人简单发言，没有叫我说话就直接宣布戴帽。没有要我当众认罪，后来处理时竟然说我态度恶劣。可能时间太紧，反右的任务又这么繁重，只好提高效率。

“补课”结束不久，学校对我们右派作了处理，分为四类：第一类，劳动教养。据说这个无期的劳改是专门为右派开设的，沿用至今。大右派董时光老师、学生右派刘期朗、朱云隆和我们甲班的李言畏等属此类。以后董、刘、朱都升了级，正值壮年的归国精英董先生死在劳改场。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改造，我班第一批四人属此类，到北碚金刚乡劳动了几个月，1958年冬天从农村回学校劳动队。第三类，留校察看。我班五人获此处分，毕业时我和邱茂棣继续留劳动队，可能是我们的态度特别恶劣吧。第四类，免于处分，但“份子”是终身的。我班彭玉君和张淮明属此类。彭玉君没有任何右派言论，但《鸣放在北大清华》摘自她弟弟给她的来信，她姐弟一起落网。

老毛“宽厚”地说，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右派“大部不捉，一个不杀”。这是绝大谎言，实际上右派被杀的很多，单是北京大学700多右派，初步统计，处死8人，打死1人，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劳改9人，劳教25人。劳教的处所都在穷山恶水甚至荒漠，人类甚至动植物都难于生存的地方，如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四川峨边沙坪劳教农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能够活下来简直是奇迹了。夹边沟3000多劳教分子只有300多还命垂一线，如果再拖几个月，只怕要死光。青海省死亡劳教分子4000多，其中右派3000多。

这里我突然想到亲眼看见的两种动物濒死的情景：一是猫戏老鼠。猫抓住老鼠后，可能不饿或者悠闲或者心情特好，不急于吃掉，放在一两尺远的地方，等老鼠跑几步再去抓回来，如是者多次，老鼠精疲力竭，猫就等它恢复体力后再来戏耍，直到猫失去兴致后才去吃，老鼠一般是跑不掉的。二是杀鸡不断喉。杀鸡专业户大多在鸡颈上用刀轻轻抹一下，就丢在大竹罩里，鸡在里边垂死挣扎，少则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血一滴一滴的滴，滴完后才断气，断气前还要大动一两下。俗话说：“救人救到头，杀鸡杀断喉。”杀鸡不断喉是极端残忍，正如凌迟处死，一刀一刀地割，满足刽子手和看客的嗜血本性。如果不是祖龙翘辫子，黑五类全部都会像大竹罩里的鸡一样，鲜血滴尽而亡。

其实当时我们学生尽管向往自由民主，但大多很幼稚，没有鸣放出什么重磅炸弹，多是党员作风、教育弊端和课程设置等，冯大哥提的问题大一些，但也不是新创，林希翎在北京先提出来。我主要是鹦鹉学舌说“党天下”有道理，又是《白丁报》编辑，划为右派也不冤。那么多政坛元老和学界泰斗都难识其奸，我辈黄毛小子被网住也不用后悔。

中国人历来都盼望明君和清官，盼望“大救星”，虽然无可厚非，但实在糊涂。我的同网同学陈年高，是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改正”后将当年反右副总指挥的相片供在神龛上，以为他挽救了我们这伙贱民，殊不知领头反右后来又阻碍平反的正是此人，有白纸黑字为证。

1958年冬,我与从农村回来的金太林、廖常勇等二十多人组成伐木队，去壁山与铜梁交界处砍树和运树,条件很艰苦，劳动很繁重，好在大家都是棒小伙，也不惜力气,效率很高。大家都是一网之鱼，没有“人民群众”监督，觉得分外轻松。晚上大家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通铺，睡前至少要在黑暗中闲聊一两个钟头，那是最开心的时候，说说趣事，相互贬损，绘声绘色，添油加醋，但决不说愁苦，不怨天尤人，眼前的严峻和前途的险恶似乎全不在心上，笑浪在静夜大概要传播好几公里呢。后来我填了一首词：

          破陣子   贈伐木隊諸君

戲跨原杉火箭，清歌鼓楫蒼山。提褲東池戰母狗，歸來定計製沙盤，何曾話辛酸。    人在坎坷中識，同羅更是相憐。屈指西風已四度，天涯蓬轉幾桑田，應猶憶壁山。                   

1962 初夏於劍閣公興  

词中的 “大战母狗”、 “沙盘定计” 和“坐火箭”都是当时著名的笑话，不知每天从哪儿找这么多的笑料。因言获罪以后，在人前只有唯唯或低头装哑，禁锢得太久的天性在这个特殊群体里释放了出来。金太林最近说，这一生最难忘、最惬意的就是在伐木队那两个月的经历。抬树时我常与金大哥一根杠子，回校后在劳动队又与邱茂棣一起打铁，因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终生情谊。100多人的劳动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成为一个共患难的集体。

1958年我班有五个右派与其他同学一起分配了工作，是监督改造，处境更为恶劣。彭玉君来信说，实在处不下去，想回来劳动。这当然不可能，以后她历经苦难，在她的小说里有真实的反映。周义亨和陈年高的遭遇都很惨：周劳改十年，因摘帽右派身份加重了惩罚；陈工作四年就被开除，回老家好不容易到劳动服务站谋生，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批斗，开除回家务农。黄鹏先在劳动队放羊时，一支羊摔死了，他被批斗后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璧山监督劳动，后来流落贵州绥阳，好不容易当上小学民办教师。

我大概因为劳动改造得好， 1959年11月分配到剑阁县，不能上课，只能做勤杂工，处处受到歧视和打击。

1962年我被精简回到简阳老家，穷乡僻壤也不是世外桃源。尽管老老实实劳动，大队、公社和县公安局一直在找茬，但没有安上罪名，直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被诬为“大同党”头目，在土牢关押一年多，严刑逼供，到了体无完肤求死不得的境地。这是当时当地很轰动的大案，我成了当地的名人，牵连很大，逼死二人，多人自杀未遂。后来不了了之，既不向我们认错，也不赔偿，甚至没有宣告结案，不知专案组是否还在搜集我们的材料。我后来写的《别样的幽默》虽不愿再现严酷，但也作了一点记载。后来当了八年外流犯，当过建筑工、炊事员，搞过投机倒把，进过收容所、派出所多次，屡遭危难和折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

邱茂棣、金太林、廖常勇在劳动队呆到1962年“复学”半年，作为6 2级毕业生分配了出去。尽管老邱1959年国庆第一批就摘了帽，但文化大革命时又重新戴上光荣的右派帽子批斗，并开除公职。他一身蛮力，会打铁、打石头，依然活得滋润。其实“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右派摘帽后仍是专政对象，政治处境并未改善。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黑五类自然首当其冲，我们这一网几乎无人幸免。现在我们“改正右派”没有平反，当然还是右派。

右派分子的家属和亲友都受到牵连，我的哥哥雷任远被迫害致死。他是丰都中学数学教师，也长于绘画。1959十年大庆时奉命为墙报画刊头，他画的是天安门，为了突出主体，背景画得较暗，这是绘画的基本常识。可是就只因这个刊头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照他们的逻辑，出身大地主，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弟弟是右派分子，他当然心怀不满，故意污蔑新社会，把天安门画成一团漆黑。1960年初死在狱中，刚刚26岁，教书一年多。说是病死，不知真正的冤情如何。我1979年到丰都领平反通知时，一片布一张纸的遗物也没有得到。没有一分钱的赔偿，连被关押几个月的工资也不补，县公安局的办案人说，照政策，如果有年老父母和年幼子女，可以给予“补助”，但是我哥哥单身一人，没有直系亲属 ，就什么也没有，甚至我的车费、住宿费都要自理，因为我刚刚被“改正”，每月有40元工资。真是岂有此理，我突然发怒，才给我报销了旅差费。办案人说，他们都不是当事人，是在档案中发现了这一错案，要我感谢党。我“哼”了一声，愤愤地离开了“鬼城”。人被整死19年后才通知家属，还要感谢刽子手？我哥身体强壮，朴实忠厚，依说不会得罪什么人，可是竟遭此不白之冤，应该死不瞑目。右派分子55万或者300多万，至少有几倍亲友受牵连，这次运动受害者至少上亿，实是震惊世界的大冤案。

这次运动也使许多家庭解体，如我班唯一女右派彭玉君被强行与结婚不几年的丈夫离婚。金太林与热恋女友被迫分手，他的女友章伯萍是我们同班同学，漂亮活泼，20多年后我见到她，已经是呆呆的老太婆了，终日以泪洗面，后来脑萎缩，完全痴呆，几年后凄苦去世。没有调查统计过，全国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这些社会悲剧是谁造成的？

十年浩劫后，大家盼着冤案平反，却只等到“改正”。不管怎样，恢复了工作，恢复了人的尊严，要把失去了的青春补回来。几年后都被评为高级教师，都是教学骨干。课余时间则笔耕不息，突出的是黄鹏先、彭玉君、廖常勇。黄鹏先发表文章500多篇，200多万字，专著10本，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彭玉君以古稀之年完成系列长篇小说《梦幻三部曲》，成为四川作家协会会员。廖常勇、周义亨、雷崇功等人也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和学术论文多篇，取得一定的成绩。

我们这一网12人有特殊的感情，从1990年起每年都有聚会，平时音问不断，近几年聚会减少，参加者减少。现在已去世5人：周义亨、廖常勇、冯孝敏、黄鹏先、张淮明。剩下七人都疾病缠身，不知还有多少岁月。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对从前和现在的谎言嗤之以鼻。近十多年，为了避免老年痴呆，在几个网站开了博客，写了一百多篇时政博文，有多篇博文被墙内外网站转载。其中七篇论述反右运动。

反右已过一个甲子，我们对当局的傲慢义愤填膺。不认错，不赔偿，对右派们的呼声装聋作哑，还把反右作为敏感词，强迫遗忘，企图把右派老人拖死完了事，以维持其“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维持一党专政的体制。幸存的右派不多了，能说和敢说的人更为稀少，因此，我责无旁贷，不顾后果，一吐为快，拒绝遗忘，要求追究罪责，要参加右派索赔大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燕遯符、王书瑶等难友提出：区分开两类不同的右派。大右派有权力诉求，要“分一杯羹”；小右派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我以为这样划分没有道理，所有右派有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毛泽东把这几百万人归为一派是有道理的。当然，个体之间的差异肯定是存在的，戴上右派帽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大右派主要指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多是政坛元老，对世事的洞悉力比年轻学生强，他们的言论很有分量。如储安平的“党天下”，三言两语就击中了专制独裁的要害，毛泽东也无法抵赖。“轮流坐庄”“平反委员会”是捏造的罪名，就算真是如此说法，也不是过错，共产党凭什么永远坐庄？冤假错案难道不该平反？何况只在会上说说，没有推翻政权的行动。如果说有权力诉求，也是正当的，要求兑现联合政府的承诺正是民主的诉求。许多小右派 “与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不相容”，如北大5.19运动应该载入史册，许多言论有很高的水平。但是，右派们能够对专制体制有深刻认识的毕竟不多，很多人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只是对个别事件或个别人不满，但不管大小，总是要求民主的声音，归为一派也无不可。当然，还有凑数的右派和乱点的右派。不管怎么说，既然被归为一派，就没有内讧的必要。如果强分“不同性质”的两派，就中了圈套，为邓小平谬论“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提供依据了。右派在当时是否有私心杂念呢？应该说很多人有，大右派有，小右派也有，有些上层人士想得到一些实权，有些小右派想出一点风头或意气用事，这都无可厚非，有些认识模糊，更应该体谅，无论如何，所有右派都没有违法背理，都一样是受害者。

“啊，右派份子——人类的傲骨！”（北大谭天荣语）不是什人都能当右派的，能够与储安平、傅雷、刘宾雁这些精英同在一网，也是幸运。九死一生，居然活到耄耋之年，尽管年老体衰，但是现在无欲无畏，活得充实潇洒。这就是当右派的收获。现在已不希冀更不会乞求给我们彻底平反，他们不愿救赎自己，由他们去做历史的罪人吧。

                      2019.2.1于淌湖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