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失去右胳膊
——北京大学的父子两代悲情
王友琴
几个星期前，有几个微信上的朋友分别给我微信（这里用作动词）来我的一篇旧文章《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这几个朋友早已经读过我的一些老文章，但是如果看到老文章在微信群中流传，他们会让我知道。）这是我2005年，也就是16年前写的文章。题目里的“湖”是指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而“历史”，是指文化大革命历史。后来，我知道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校友，在传阅我的这篇文章和寻找我的联络方式。
我很快和他们通了电话。他们关注了我的文革历史写作，特别是我的网页《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和我的书《文革受难者》。还有一个主要的事情，他们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名叫刘华的人，在1989年6月4日失去右胳膊。他们认识他很多年，他们在考虑怎么写出来。
我在北京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也写过关于北京大学1950年代和文革（1960-1970年代）的历史。1989年我已经毕业离开北大多年，我知道青年学生在那一年的镇压中被杀害或者受伤留下残疾。但是没有听到过刘华的名字。
刘华的父亲姓刘，母亲姓华，父母的两个姓合成了他的名字。 父亲曾经在北大教书，母亲一直是北大的一个职员。他生于1963年。1989年6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几百米处的“六部口”，坦克碾去了刘华的右胳膊。
他的几个朋友到“人民医院”看他。他们记得同病房里还有三个学生，都受了重伤。
失去右胳膊，当然对任何人都是严重的，对一个年轻的男人尤其如此。他怎么谋生？他怎么过日常生活？我马上想到这样的实际问题。
他们说，他后来和一个四川妹子结婚。他的妻子漂亮能干。文革后经济改革允许办私人小商业，他们现在的生活还过得去。
这让人稍稍觉得一点宽慰。假使他们活在文革时期，政治上的压力要大得多，而且难以谋生。
但当我听说刘华的父亲名叫刘时衡，我的心又是一沉。我知道他的父亲。二十年前，他父亲和我通过信。
刘时衡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留校任教。1957年他是年轻助教，因为说了他在上一次政治运动“肃反”中被迫跳楼侥幸未死的事，被划定为“右派分子”。他和一批北京大学的“右派分子”一起，被开除公职，被罚去玻璃厂劳动。每月只发十八块钱。
我经历了文革。在我上的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打死，四个老师被迫“自杀”，还有附近西单一个饭馆的女服务员关雅琴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在化学实验室里被打死。但是因为年龄的缘故，我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几乎什么都不知道。记得文革中和同班同学谈起反右，她说，她在她住的大院里看到大字报，大声念出“大鸟大放”（应该是大鸣大放）。她比我大三岁。我那时候连“大鸟大放”都不会念。是看了1957年的报纸书籍，以及刘时衡老师这样的人的回忆录后，我才对“反右运动“有了一些了解。
刘老师有家有孩子，妻子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职员，工资低，他拿着十八块钱的“工资“，生活十分艰难。刘老师写到一个同去工厂劳动的北大右派学生，没有钱买雨伞，在商店里拿了一把，被批判斗争后，自杀了。我看了这一段非常难过。我长时间当过”知青“， 知道没有钱的艰难。和“知青”相比，“右派分子”受到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更严重的迫害。
在“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划了716名“右派分子“。在716人中，我找到七人，他们在被划成右派后又被判处死刑杀害。刘华的父亲活了下来，度过了21年的右派生活，1978年得到了“改正“。“改正”后，他没有回北大工作，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妻子去世，他现在住在老人院里。
1989年，刘华又遭受了大难。这是刘家两代人的悲惨遭遇，也是北京大学的两代悲情。
1989年，北京大学有三名学生被杀害。他们的名字是，严文，肖波，孙辉。
现在，我知道了刘华和他失去的右胳膊。
我的那篇文章的标题依然是切合事实的。北京大学有“未曾命名的湖和未曾面对的历史“。我们应该努力来写和记，不要让悲惨历史重演。
2022年2月2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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