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发生
——就中国文革５０年答子佑先生问

王在安

　　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于何因、何时？
子佑：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５０年了。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华国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在安：
　　从形式上看，依照共产党的说法，文革是从１９６６年开始，１９７６年结束的，这在官方的主流媒体和观念上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看问题角度，比如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和背景事实的角度来看问题，关于文革的起止时间，可能就不是起于１９６６年，止于１９７６年了。
　　我们这一代当年的老三届学生，亲身经历了官方所说的文革十年大动乱。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文革的起止时间肯定是大突破了官方定义的１９６６－１９７７年的十年界限。
首先，从文革的起因来看，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至今没有权威定论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逻辑事实和关系是：
　　第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原因是想打倒刘少奇。
　　第二，毛泽东为什么想打倒刘少奇呢？因为毛泽东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动的一连串反右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反右倾运动，导致中国在和平年代，风调雨顺的年景，发生了人类历史最严重的大饥荒和饿死数千万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这场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大悲剧的责任人正是毛泽东。由此引起了党内和社会对这一悲剧问责的强烈需求。在这一个背景下，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退居二线，推出刘少奇到一线主持工作，收拾残局。
　　第三，刘少奇在收拾残局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采用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恢复和提升，受到了全党和人民的欢迎。而这却引发了毛泽东的危机感，进而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意和对丧失权力的恐惧感。
第四，毛泽东对自己权力的危机感、失去权力的恐惧感，转化为对刘少奇的怀恨心态。他的这种危机感、恐惧感、怀恨心态，引起他想方设法要打倒刘少奇，以实现重新而且永远获得垄断党和国家权力的人生目标。
第五，事实证明，毛泽东在１９６３年发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就开始琢磨和谋划怎么样才能扳倒刘少奇的问题了。直到１９６６年，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了，亲自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是，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提出他要炮打的司令部就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会议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这个关于文革的决定，既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也明示文革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炮打刘少奇司令部。
从以上历史事实的发展逻辑来看，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谋划和启动时间要远远早于１９６６年。近一点儿来说，始于四清社教运动；再早一点则始于大饥荒悲剧的发生；更早一点则始于之前的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反右倾运动。

　　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止于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吗？
子佑：
　　您说的中国文革的起因和起动时间的事实逻辑判断非常有道理。那么中国文革动乱难道不是结束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吗？
王在安：
　　在官方的文件和媒体上，中国的文革被称为十年动乱，起于１９６６年，结束于１９７６年。这是以官方的文件为依据所做出的结论。因为１９６６年中央做出一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１９７６年中央出台了关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我认为官方关于文革结束于１９７６年的说法，是一种形式上的结论，是以官方文件为依据的自定义说法。
　　如果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质上来考察，从实质上进行分析和判断，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１９７６时并没有结束，而是变换了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官方所说的文革十年动乱的亲身经历者，对当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有着深切的感受和理解。
现在我们看到关于文化大革命实质的描述和论述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而我认为，最能说明当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质的，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些话语和观点。这些话语和观点是什么呢？举例来说，比较典型的就是：
　　１、“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东西南北中，工家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
　　２、“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
　　３、“怎样才算是服从领袖呢？”那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标，要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在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上升为国家文化的党文化，就不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即使最高领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持续，不可能进行下去。在全世界认同普世价值并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存在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所以根本不可能发生中国的那种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官方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形式上来看，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间发生的那种文革运动形式也确实消失了，从这种形式意义上来说，文革确实结束了。但是，从文革的实质来看，文革并没有被彻底否定，文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党文化并没有被清算和否定，文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党文化和国家与社会体制仍然居于垄断地位和主导地位，整个国家仍然是建立在文革期间的党文化和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的。在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党文化和国家官方文化的核心理念，仍然是：１、“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东西南北中，工家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２、“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３、“服从领袖的标准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所以，１９７６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赖以发生和存在的党文化、社会体制、国家机制并未被否定、摧毁和清算。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在１９７６年并没有真正结束，也不可能真正结束，而是在变换了新的形式后，延续下来了。
　　确实，１９７６年之后中国的党文化生态和延续，与１９７６年之前毛泽东在世时的党文化生态相比，在形式上具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按小平同志的说法，１９７６年之前，大权独掌的领袖是毛泽东，“毛在毛说了算”；而１９７６年之后，大权在握的领袖是邓小平，“邓在邓说了算”；邓小平去世后，大权独篡的领袖是江泽民，“江在江说了算”。
　　第二个区别是，毛泽东终生坚持以人造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则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三个区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远高于邓小平，所以毛泽东敢于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发动以打倒刘少奇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则只能以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以非程序化的政变手段和方式搬倒胡耀邦和赵紫阳。
第四个区别是，在“毛在毛说了算”的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了周总理去世引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运用首都民兵师的力量把天安门事件平息掉了；而在邓小平说了算的后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了胡耀邦去世引发的“６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动用了数个野战军以国家武装力量镇压平息了。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从实质上来讲，只要是为了“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坚持“东西南北中，工家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坚持“服从领袖的标准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党文化，以及建立在这种党文化基础上的“一党独裁、领袖说了算”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氛围环境，毛泽东创造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死亡，就是事实上始终存在着，顶多不过是领袖在变幻，表现形式在变幻，文革的手段在变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到１９７６年，从实质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以变更了说了算的领袖人物和变幻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的方式继续存在着。
我们从１９６６年算起，建立在党文化和党领袖专权基础之上的文化大革命社会形态，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个时期和阶段，从政治遗产来说，每一个说了算的党领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自己的政治包袱。比如毛泽东留下了１９７６年天安门４５事件的包袱；邓小平留下了１９８９年天安门６４事件的包袱；江泽民留下了灭绝人性的镇压法轮功事件的包袱。这些政治包袱是一定要被历史清算的。只有清算了这些包袱，古老的中国和可爱的中国老百姓才能真正地从文革的地狱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光明和新生。

　　三、如何才能真正地结束并永远埋藏文化大革命？
子佑：
　　那么您认为真正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埋藏文化大革命，标准是什么？条件是什么呢？
王在安：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问题。要真正地结束文革，必须以彻底否定和埋葬党文化为标准，必须以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为先决条件。
事实上，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感觉到，从１９７６年直到现在，执政者始终在坚持党文化，始终在捍卫建立在党文化基础之上的国家极权政治体制。但是，另一方面，在官方的媒体上，却不敢像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天天高声呼喊党文化的标语式口号和理论文章了。因为执政者丧失了自信，甚至丧失了信仰，自己在内心里已经动摇了，心虚了，缺乏底气了。
　　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是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逆之者亡，顺之者昌！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和常识，也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
所以，我认为，在全世界，在全中国，否定党文化，结束和消灭各种形式的以党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大革命”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形态，条件已经成熟了，时机已经来到了。这一天随时都可能到来，这一天在任何时候到来都是正常的。
　　当这一时刻到来时，中国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都将迎刃而解，世界上的许多问题和矛盾也将顺利化解。所以，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不仅仅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心愿，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声。
　　这一天必定会到来！这一天正在到来！这一天已经在民心中到来！这一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喜庆节日！
子佑：
　　谢谢你的实话实说！世界在前进，历史在前进，中国在前进，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宪政民主理念和政体扎根于中国大地这一天的到来吧！
王在安：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同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台湾却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灾难，因为台湾没有“文化大革命”产生、存在的党文化和社会氛围土壤。宪政民主理念和政体在台湾已经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大陆人并不比台湾人愚笨，有台湾这个榜样和灯塔的指引，大陆同样有希望，能够走上宪政民主的光明大道，实现宪政民主的光辉目标。

王在安　　２０１６－１－１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