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议中央——从1949年开始至今并未结束的大倒退（一）

何使仁  任先刚/著述

中共本身就是利益党、物质党，利益当头，极权利益才是真正的核心，生为极权利益而战，死为极权利益而死，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看官先看一段1949年元旦出版的《人民日报》要闻：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萧克、赵尔陆、王世英、罗瑞卿、蔡树藩等华北军区各军头，电慰全区伤病员同志，希望安心休养，核心句子是“除热烈慰问你们外，特在这年节时，给每人发一斤慰劳肉借以慰劳”。

共产党的精神嘉奖都是骗人的，精神嘉奖之外，还必须有“每人发一斤慰劳肉”才是根本（红军时真有给当兵的发一个地主家的小姐当老婆的口号，“老大哥”苏联红军还曾有“共产共妻”真事），不然谁为你卖命。

当然，说他们是为“每人发一斤肉”而卖命，也不为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为了“每人发一斤慰劳肉”，是否就可以放弃其他权利呢？七十年来，党徒们基本上为了这些特权带来的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等神圣权利，不以投党为耻，反以投党为荣。人的神圣权利，包括人权，诸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监督、问责、批评和建议，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其实，这些人权也是《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核心，我们经常提及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均属于此，可在中国一直为稀缺资源，中共视之为无物。七十年来，降临中华大地的“党天下”，与几千年的 “三纲五常”传统嫁接媾合，举国之下，只有党权、官权、霸权，毫无人权；毛匪首掌握核心霸权以来，依然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政权、党权当道，极权利益为其核心目标。人的权利在中国是稀缺之物，人们只知集体、“组织”，不知有个体，也就谈不上其权利。中共当道，别说身外之物，就是人身也经常身不由己，而且灵魂也不属于自己的，内心思想也要“交”出来。当人们被褫夺一切权利、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必然是畸形的，悲惨的，不公正的，没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结局必然黔驴技穷，早晚会玩个彻底垮台。

1. 一九四九年

1949年元旦时，仅仅是“每人发一斤慰劳肉”，但到了1949年9月30日，就是“吃大肉”了，新的资源已经到位了，“抢资源大战”开始了。且看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就一下子推出了30个委、部、会、院、署、行：

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情报总署、公安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贸易部、海关总署、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文化部、教育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卫生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

中共需要这么多衙门吗？中共懂治国吗？还是为了安置军头而准备的？其实，内务部、公安部可合并成一个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合并。外交部和华侨委员会合并，国防部（国防委员会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财政部保留，贸易部其实就是经济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后来设置的电子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可以合并成一个能源及工业化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三部合并为一个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合并为一个部，水利部保留，劳动部及后来的人事部与民政部合并，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保留，文化部、教育部和体育部合并，卫生部单独保留，科学院保留，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合并，民族宗教事务和情报部门单列为内置局。这样就可以减少一半的衙门。

因为部门多，政策也就多，人员安置就多，抢资源、争权夺利的官员也就越多。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中共更甚，同样是苛政猛于虎。毛泽东曾向黄炎培、温家宝也信誓旦旦地说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但结果越走越入怪圈，不能自拔。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定律”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一篇论文中概括出来的。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从夏商周到民国时期，中国田赋制度的演变经历了8次。每一次改革的基本做法，都是把附加税、杂税、贡纳等并入主税，形成越来越大的税收负担。比如前面有30多个部、委，七十年后，多少次机构改革，目前所有的正部及享受正部待遇的部门，至少有50多个，恰恰应验了他们始终走向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庞大的不归路。在政府部门精简人员和机构的过程中，中共必然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状况，据分析，有些改革并没有达到财政减支的目的，反而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支。国家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比许多国家都要高。在行政机构膨胀难以遏制的情况下，由于政府部门的强势惯性、计划经济传统根深蒂固，作为决策者的官员大多熟悉的还是计划思路，有权就任性，官僚人员并不熟悉市场化措施，因此在面对重大改革和经济增长困境时，不自觉地会求助于轻车熟路的行政手段，而使改革进程出现停滞和体制复归。说白了，绕了一圈又回到老路上去，有权就腐败，腐败必然是全局性的，所谓监督都是摆设。

说中共党徒组织是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为过，49年以来就是如此了。从本质上来说，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金字塔”顶上的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垄断资源及强取豪夺。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

再回到人权，1949年9月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共先后五部宪法，共同纲领为首：1949、1954、1975、1978、1982年，中共是修宪立宪大国），其第四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五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七十年来，结果兑现了几项权利？

选举权？哪一个主席、总理和部门首长，哪一个省长、县长是直选的？被选举人有几个？他们之间有竞选吗？举国有过大选吗？至于结社呢？且不说中共自己都没有登记，八大民主党派，都是1949年前成立的，1949年后就没有一个党或党派是合法的。至于迁徙自由，五十年代出台了一部户口条例，就把农民的户口限制在农村了。农民必须种地，但他们却不能私有、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土地。农民到城里去就失去了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中的相应份额，此份额又不能自由买卖。梁漱溟向毛泽东上书说，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就是说农民是低等国民，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但坑农最甚，农民不是职业，而是被歧视的身份，三等国民身份。

户口制度“挖坑”，坑农只是一方面，坑人却是全方位的。

一言堂——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记者李庄报道《让全世界认识我们的力量——记人民政协第七次大会》。这里妄议一下李庄，李庄的新闻作品曾被选入中学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他是根正苗红的“伟光正”的吹鼓手。可李庄的女儿李东东，后来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升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享受副部级待遇，属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现代版。李庄的报道说，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协在郑重而顺利的气氛中渡过了议事日程的第七天。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正式通过了。”通过共同纲领时，章乃器任执行主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常委会对纲领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当主席征求“代表们还有什么意见”时，没有人发言，会场静悄悄的。一刹那间，全场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主席再问大家对纲领有什么意见，还是没有人发言，还是如雷的掌声。他第三次重复发问，所得结果依然相同。当执行主席章乃器提出“赞成的请举手”时，六百多位代表，几乎是同一时间举起手来。全场没有一人投反对票与怀疑、弃权票的。大会执行主席至此宣布：“共同纲领全体一致通过。”十一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五百七十六人无一弃权。”

一言堂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当2020年2月李克强到武汉问医护人员有没有困难，得到的回答是异口同声，“没有困难”。湖北新任书记应勇同样问武汉社区群众有没有困难，得到的还是一样的回答。没有意见，没有困难，中共治下的老百姓，都是沉默的羔羊，逆来顺受。

苏联、西德共产党今安在——中共喉舌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纷纷来电热烈祝贺。“我们最伟大最亲密的朋友——苏联代表团不辞远道跋涉，终于在我们的渴望中莅临中国了！我们谨以满怀热诚欢迎我们亲爱的友人。”“苏联远自十月革命后，即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指导下，给予了中国人民以国际主义的深厚的同情和援助……只有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朋友，‘以俄为师’”。德国共产党（西德）电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你们共产党和列宁与斯大林的忠诚学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其争取民族独立和新社会秩序的斗争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可到了1990年，就是天安门开枪之后，两德统一，共产党政权不复存在。到了1991年，最大的共产党政权——苏联也终结，苏共宣布解散。有道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列宁和斯大林的忠诚学生毛泽东，也会步列宁斯大林的后尘，学生不能大于老师。

阅兵的由来——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每逢“九”年阅兵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今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齐集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北京各机关团体工人学生市民数十万人将参加盛典”，阅兵，不过这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后来是毛泽东、邓小平检阅，至今最后几个“九”年，改由“一个领袖”专享。

“十一”期间惟一一张反对票或弃权票——选举中央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时，刘少奇任大会执行主席，“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刘少奇宣布：“到会有选举权的代表共五百七十六人。”如数发下选票后，毛泽东写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时二十分正，把票投进第三号票箱。从开票箱中检出五百七十六票，与发票数目完全相符。执行主席李立三说：“有选举权的代表都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是有效的。”刘少奇宣布选举结果：“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五百七十五票。”毛泽东缺一张票，后来查证是当时的代表、自由派文人张东荪所投。张东荪有话说：“至于中共，我们觉得它的组织太强大，不适于一个民主国家。”储安平则认为中共的可怕，可怕的正是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活动的方式。这一方式，后人总结为一是靠运动，二是靠民主集中制，个人的命运就是进入绞肉机的命运。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何谓“革命”，这种革命绝不是光荣革命、时代革命，而是残忍的暴力革命，它是世界上最有血腥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枪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沉默的羔羊，依照他们的意志去行动。于这类的革命，独裁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列宁给“独裁”二字下的定义说：“一种直接使用武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威。”马克思曾说过，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期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是必要的。但是这急进的革命永远也没有完成的一天，那些被打倒被放逐的敌党，永远会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如翻烙饼一样，独裁政治必须无尽无休一直继续下去。所谓“彻底推翻旧世界”，“砸烂万恶的旧世界”，人类社会就会出现一个“天堂”，其实这是人间地狱。

胡适曾说，“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其实，贫穷、愚昧、贪污的源头是什么？不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吗？

中共成立开国大典、出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查阅美国1776年的“共同纲领”——《独立宣言》，有一句重要的表述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不乏这样的表述：“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荣誉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并且提出：“法律对全体公民应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思想到上个世纪已经写进《联合国人权公约》里。可是，中共的“共同纲领”呢，完全是《共产党宣言》这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另一面——黑暗。从1952年清华大学开始搞“运动”就可见一端。

1952年，清华大学搞了四件事，第一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教授的；第二是“忠诚老实运动”，是针对学生的；第三是“三、五反运动”，是对职工的，真是没有漏网之鱼；第四是院系调整，导致旧清华解体。其中的“运动”，就是黑暗登场，人人“过关”、个个“洗澡”，教授是对象，学生是打手，进入互害体系。1952年是小反右，1957年就到了大反右，右派就是现行反革命（煽颠罪）的代名词。

1957年4月下旬，中共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到了6月，由整风转为反右，整风突然变成了“引蛇出洞”。比如中共列为头号大右派集团的“章伯钧罗隆基反党集团”，章被划成右派的依据重要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罗隆基批评共产党不诚实：“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 ”“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章伯钧却说罗隆基太天真了，“他和共产党打了半辈子交道，还没有认识共产党。比如立法问题。不是国家不立法，宪法也有了。实际上是共产党管理国家的办法，不需要法……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会专制主义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苏联学习，搬来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们国家的政治是用这么一部机器操作的。罗隆基所说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变，中共也只会摆在那里，做做样子。”如此，若不从制度上进行实质性变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实到可操作层面，沿着旧辙旧道——行政与立法一体、缺乏监督与竞争，那么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在实际操作中变形，最终必将走向彻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义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义镇压革命。

反右就是小文革，文革就是大反右。文革前已下狱的林昭，少年时为基督教徒，这使她能依据教义发出质疑，她向《人民日报》等单位寄发公开信，表示对曾膜拜为父的毛泽东信念破灭，指斥毛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中国正沦于暴政之中——“剥夺人所有尊严的社会”。青工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其思想资源乃是基于平等自由等西方人文理念。囿于思考能力，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只能发问无力解剖。1977年被枪毙的王申酉迷惑不解：“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文革过后，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1991年，91岁的夏衍仍天真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能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作家冯骥才在其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还提到一个“幸运”的知识分子的话：“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50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稜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老作家季羨林说：“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民国时闻名的作家老舍1965年诗云：“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民国遗老周瘦鹃得毛接见后，将毛给的一枝香烟掐灭带回，供奉玻璃罩中。1957年3月，傅雷给在波兰的儿子写信：“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指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知识有罪，造反有理，有几名知识分子在认真反思？再看看夏衍著作中援引的另外一组数据：中组部1983年统计，全国各级领导人八十一万，大学文化只占6％，高中22％，初中以下72％。党委系统尤甚，县委一级大学程度仅为5％。文化低的在上面，无知管理有知，老粗管老细；青少年管中老年，学生指导教师；半文盲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副总理……全社会价值结构倒置，幼稚的求学者反而拥有拣选传授何种知识的决定权。缺乏人文底蕴的“革命人民”，不可能无师自通地走向理性；斩断经验的继承，不可能有序地实施管理，这不是民族悲剧，而是超级共产灾祸。清醒的知识分子应当看到：若不从制度上进行实质性变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实到可操作层面，沿着旧辙旧道——行政与立法一体、缺乏监督与竞争，那么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在实际操作中变形，最终必将走向彻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义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义镇压革命。

讽刺的是“开国一幕”：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一篇“歌唱人民胜利（鼓词）”，开头有这么一句“翻开了历史咱们从头看，中国人民的苦难说也说不完。封建专制统治了三千载，农民流血流泪又流汗”，接着“从今天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站起来了，从今天受苦的人儿拨开云雾见晴天”，突然又陷入个人崇拜，“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前头走，后面跟着三百万党员和万万千千的团员。咱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再没有别的方向，毛泽东的旗帜是唯一的指南”，最后这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兴隆亿万年”，和皇帝说“再活五百年”相比，“家天下”不过是“党天下”的一根毫毛。

1949年10月2日这天，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动员了六百万市民参加升旗典礼，中共华东局书记兼市委书记饶漱石亲自主持，升旗典礼由副市长潘汉年主持。可这两人的下场，都是牢底坐穿，百分之百的犯罪率。毛泽东被他们称为“英明的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还谄媚“毛主席到那里，那里就有福。”可是如此黑暗体制是超级绞肉机，一旦靠近，不光平民百姓是牺牲品，知识分子是牺牲品，连高高在上的高官——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也不能幸免。

死亡面前，人人没有差别，但对活着的人来说，共产制度之下的差别就明显拉大，1949年10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华北人民政府通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特决定华北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所有供给制或包干制之干杂人员，每人补助会餐费猪肉一斤，按十月份评价折款发给，希见报后即按照执行，特此通知。”这里面就有了差别，“所有供给制或包干制”，这就是延安时代的“特供”——毛泽东一天吃一只鸡延续，党中央到了北京，“赶考成功”，演变成所有党政军特供人员的福利待遇，至于什么都不是的老百姓，始终是自生自灭的待遇，仿佛今天被封城后的武汉普通老百姓，甚至连说“假的”权利都没有，也没有机会，共产奴隶的待遇，不过是自生自灭。（之一，后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