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六章

季鹏

从“上海夺权”到武汉“七·二0亊件”：

毛泽东文革受阻出卖造反派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8次接见和检阅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掀起了空前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把文革烈火引导向全国各地。

毛泽东的打算是：先让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阶级敌人的鲜血作为文革祭旗“开门红”。 待到制造了足够的恐怖气氛之后，再叫红卫兵去各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打倒各地各级“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下他们的“权”，然后挑选一批“革命左派”重组全国各级政权领导班子，宣布文革胜利结朿。

可是，现实远比毛的预想复杂得多，毛的文革计划被迫一推再推，而且不得不作重大改变。其中武汉“七·二0”事件是促成这种改变的转捩点之一。

一、“上海夺权模式”在推广中变味，军队对造反派恣意镇压

刘少奇很快被打倒了，中央各部门的头头也已大都被打倒，或靠边站，或被投入了秦城监狱，在中央一级清洗、夺权已接近大功告成，接下去主要要解决地方的问题了。所以毛泽东决意通过红卫兵大串连将文革烈火引向全国，这样才能实现他的全国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出一出“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憋在胸中的一口恶气”（江青语）。

解决地方问题当然首先要清算地方现任各级当权者，这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投入文革，造当权派的“反”。 但要在地方发动群众造当权派的反决非易亊，因为建国以来历次运动都是由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和执行的，在群众心目中，党政领导干部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化身，共产党的化身。在反右派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是奉命给各级领导提了一些意见，结果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为继“地、富、反、坏后第五种专政对象。这个结局谁不害怕？谁还敢步“右派” 的后尘？这当然也是毛泽上东早就想到的问题，所以他才破除常规，决定起用红卫兵——一群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学生作为他的排头兵、冲锋队，并且一开始就采取“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办法，将各级当权派置于运动打击对象的地位，而且在北京作了成功的示范。

但是地方终究与首都不同，各级地方政权本身就是完整的系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此，省以下文革怎么搞？在省一级及省以下如何“造反夺权”，达到大清洗、大換班的目的？毛和中央文革还没有经验，仍然是有待探索解决的问题。所以，还在北京的文革如火如荼进行之时，毛泽东、江青就在考虑下一步棋该如何走。

毛泽东决定选择上海作为省级夺权的试点。1966年10月，由江青出面单独找“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红卫兵领袖聂元梓等人，共同秘密商量、策划了三天，主要就是讨论如何在上海发动文革造反，搞掉上海市委，在全国建立第一个新的省级的“革命政权”，以作为各省文革夺权的示范。可惜现在我们缺乏这次策划的具体情况和材料。如此重大的事情，当然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江青只是具体执行罢了。

毛选择上海作为造反派夺权的试点，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因为上海有着许多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不具备的条件。

第一，打响文革第一炮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上海炮制的。江青受林彪委托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也是在上海诞生的。上海是文革的发祥地，如果再由它来带头搞一个全国省级夺权试点，既顺理成章，也影响最大，对在全国推广大有好处。

第二，中央文革大员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来自上海，他们既熟悉当地情况，又了解中央的意图。与上海各方面势力都有联系，以上海做试点，可以派张、姚去直接领导，轻车熟路，还可以随时与毛本人沟通，上下通气一条心，胜算的把握大。

第三，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基地，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力量雄厚，可以从由工人中选拔－些新左派在夺权后进入新的领导班子，这样可为文革增添一些共产主义、巴黎公社色彩，有利于对外宣传。

总之，上海夺权具有在全国树立标杆的意义，它的经验和问题对后来全国各省都具有指导意义，所以，对上海夺权毛和中央文革特别重视。

从后来看，上海文革总的说基本上沿用北京模式，即利用造反派先将原有当权派、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层全部打倒，然后夺权。不过，打倒原北京一把手彭真、解散北京市委是靠毛直接下命令，所以沒有遇到抵抗。但上海不同，上海要靠造反派将原领导层打倒，这就不免遇到抵抗，甚至遭到镇压。

其实，凴心而论，将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都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打倒，实在有些有些冤枉。我们知道，上海和华东局的一把手原为柯庆施，柯是著名的毛的“好学生”， 一直得到毛的特别宠信。柯是1965年5月才患病去世的，这之前上海的领导核心应该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柯之后，毛同样对上海仍然很有好感，文革的开场戏就是在上海炮制的，在彭真向毛请示对吳晗问题的处理之后，毛还叫彭到上海来，当着上海市委领导的面叫彭真“向上海同志学习”。可见，直到文革开局之时，毛对上海的工作仍是满意的。怎么半年之后就要将其统统打倒呢？说到底，这就是毛不同常人的“伟大”之处：干大亊不计小过。在毛看来，冤枉甚至冤死几个大员只属“小过”，与他的伟大文革相比九牛一毛都谈不上。总之，为了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只好委屈上海的领导人充当“走资派”了。不过这也就向全国各省的当权派传递了一个信息：你们全都要被打倒，如上海领导人一样。（从反面后果说，这就迫使各地当权派不得不为保卫自已而战，后来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两地情况不同，上海的夺权的具体模式和北京相比也有明显的差异，例如，北京一直是红卫兵唱主角，而上海是红卫兵发难打头阵之后，接下来是工人唱了主角；次是造反时市委市政府当权派仍在台上，仍就有权有势。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扶持成立了拥护自己的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从而成为后来文革中各地“造反”和“保守”两大对立派系斗争的雏型。

上海的两派情况大致是，造反派可以王洪文为首领的“工总司”为代表，保守派则以“赤卫队”为代表。从两派的构成看，造反派除学生红卫兵外，工人是主力，主要是由工薪低微的青年工人、合同工、临时工，复员退伍军人，以及回城的下乡青年，待业青年等等组成。他们本能地对现状不满，渇望通过文革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保守派则主要由中下层干部、党团积极分子、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老工人等构成，他们可称为“既得利益阶层”，工薪高、奖金多，地位优越，他们反对变革，更反对“造反”。

上海的造反活动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压制，市委对“工总司” 不予承认。1966年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夺得了一辆列车，准备上京控告上海市委“镇压群众运动”, 但被市委命令截停在郊区小鎮安亭车站，市委组织保守派群众“赤卫队”前去截阻，廹令其返回“抓生产”。两派群众发生了武斗，大多数造反派顶住压力仍坚持不回。造反派釆取了“臥轨”行动，冲突导致南北交通阻断了三＋一小时。他们被包围了三天，直到中央派人来。被称为“安亭事件”。

安亭亊件发生后，周恩来指示陈伯达转告在上海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叫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要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 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是革命行动，以免继起者效尤。中央文革小组也发了一份致上海工人电，令其必须立即返回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告知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此事。当时周恩来忧心文革之火向工交企业蔓延，对王洪文一派的行为自然不能容忍。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长的陈伯达亦附和周的见解，可见陈并非毛之亲信和心腹。

然而事情却与周恩来等要求的相反方向发展。11日深夜，张春桥乘专机赶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行前陶铸对张也作了与周恩来同样的指示。张径自先到安亭，听取了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的意见。他先劝诫工总司撤回人马去“抓革命，促生产”。回到上海后，张春桥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再度打电话向陶铸请示，得到与原来－样的答复。13日下午，张与工人代座谈，表示了对工人的支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 可见张早己得到毛之密旨。在随后召开上海各派组织万人大会上，张春桥宣布中央文革承认工总司是 “革命造反组织”，并对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即：1、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2、承认被迫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3、告状产生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4、曹荻秋公开向群众捡查；５、对工总司提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表示认可，随即签字认可。曹荻秋也被迫代表上海市委签了字。

张春桥临阵“背叛”的举动惹怒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华东局书记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立即給陈伯达打电话，指斥张春桥违反陶铸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目无法纪，越权挑拨的行为。

很多大陆的文革的研究者也都指责张春桥翻云覆雨，玩弄阴谋，出卖了上海市委。张春桥自己也承认“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与华东局和上海商量”，是“先斩后奏”。 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他的－句话：“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很显然，张得到了毛面授机宜，二人合作演出了－曲双簧。否则，作为中央文革－般成员的张春桥绝对不可能冒对抗周恩来、陶铸和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的风险。

果然，第二天张的“后台” 就出面了，14日，毛亲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魚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先说工人有成立全市性组织的权力，接着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说“总是先有亊实后有政策，根据亊实改变政策是对的”。会后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同意中央文革（即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自此，工总司成为上海造反派的正统和主力，成为中央文革的有力工具。

由此可见，毛对张春桥的信任己在周、陈之上。

但是，两派斗争依然激烈地进行着。12月底，号称有80万人的赤队队举行总罢工，全市经济陷入瘫瘓。此后一段时间，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大量发放桨金、增加工资为诱饵施图拉拢人们，挽回权力。此举后被批为刮“经济主义妖风”。

毛认为上海夺权已经到关键时刻，决定亲自干预。1月4日，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处理上海文革的问题，实际上是去现场指挥上海的夺权斗争。

1967年1月５日，工总司联合“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等十一个团体在已被其控制的《文汇报》上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彻底粉碎资产阶级新反扑”。第二天，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导下，王洪文、徐景贤等主持召开百万群众大会，会上批斗原市委、市政府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数百局级以上干部陪斗。同时宣布由工总司等革命造反派夺取原市委、市政府的一切权力，发布了《第一号通令》，宣布夺权成功。

毛泽东立即对自己导演的上海夺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8日，毛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指示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向全国广播，《人民日报》等媒体等在头版头条全文登刊，并加上了毛亲自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被毛加上重点的最后几句是：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的作用。”

1月11日，毛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的形式，给“上海革命团体”发去贺电，对上海夺权成功给予了热烈的祝贺和高度的赞扬。

但是，两派斗争并未因此停止，而且造反派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以耿金章为首的 “第二兵团” 树起反旗。一月下半月，各派重新发生激烈武斗。张春桥对反对派采取铁腕镇压和“团结”诱降的两手策略，动用军警对反对派实行武力镇压。同时宣布将建立由各革命派别共同参与、群众掌权的“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

2月5日，在张春桥强力打压下，各派组织勉强凑合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张春桥任公社主任。当局大力宣传这一天是“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全市到处贴满了“一切权力归公社” 的大标语。

但是，“上海市人民公社”却未得到中央的的公开祝贺或批准。

本来，这个公社与 “巴黎公社”就不大搭界，上海人民都清楚，他们的斗争成果实际上是被张春桥一伙夺取了，公社的领导人不是由人民按普选方式产生，张春桥是中央指定的，其余人也是由张春桥代表中央选定的，公社本身没有民主可言。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应废除常备军与警察，只保留民兵，而张则主要靠军队和警察维持其铁血统治。总之，所谓公社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与旧政权无异。

耿金章的“第二兵团” 树起反旗，他们质疑张春桥当权的合法性，以及他履职以来的所作所为，宣称自己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意支持，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同时派出代表团赴京向中央寻求中央支持。

毛泽东未批准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不是因为它不像真正的巴黎公社，缺乏巴黎公社的民主色彩；相反，认为它太放任、太民主、太软弱了，对敌人——比如耿金章那样的人镇压太无力、无能。2月中旬，毛将张春桥、姚文元召来北京，对他们说，他听说上海的革命者要求废除－切领导，“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非常反动的，实际上还是要有领导的。”“公社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软弱，人们到我这里来抱怨，说公安局捕人，前门抓人后门放。”——这大概就是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一上台就实行血腥大屠杀的的直接原因。

至于“人民公社” 这个名称，毛也认为要改一改。这时他已经有了主意，在上海之前，山西、黑龙江已经成立了由军方代表起主要、主导作用、与原省委负责干部以及所谓革命造反派“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毛认为“革命委员会好”，“建议”上海也改称革委会。

遵照这个“最高指示” 张春桥回到上海，只好照本宣科。 2月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拿下，换上一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经毛钦定，张春桥任这个革委会的主任，姚文元、徐景贤（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王洪文任副主任。

只存在了19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夭折了。表面上看，这只是换了个牌子，没有实质改变。但它实际上却意味着毛的重大战略转变，或者说是对当年承喏的背叛。因为文革之初，毛就聂元梓等人的第－张大字报发表评论时曾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中国巴黎公社的宣传书，它的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 并表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是二十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其后，在中共八届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 中，正式宣称文革后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重组未来的的政治权力。“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普选制”。如今这个革命委员会成了毛的军事专政组织。这个“巴黎公社”的承诺也就丢进废纸篓了。

正是毛的曾作过这种反复宣称文革后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所以很多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都认定毛的文革目的是要打倒中国的官僚体制、特权阶层，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建立“生产者自我管理的巴黎公社式的“新的国家机构形式”。最后目标是逐步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一些学者称毛是个“激进派”，是个有点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主义”者。这些学者还为毛后来不能兑现开脱说：后来只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他的目标无法实现，以致于不得不从原定目标－步－步后退。

但是事实无情否定了这种善良推论。毛否定上海文革夺权后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不仅是形式上的扼杀，更是在内容实质上的背叛，当时的情况并没有任何 “客观条件”迫使毛放弃建立巴黎公社的“初衷”， 相反，上海人民和各个革命造反派都热切地盼望践行毛这个承诺。但是毛根本不想建立真正的“巴黎公社”，他只想扶持起一个新的更凶恶的走狗政权，来对群众实行新的军事专政政权。这就说明，毛文革之初说的、许诺的是－种十足的谎言，十足的骗局。事实上文革后的新政权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权、对人民更加专横残暴，它秉承毛的意旨，在政治上，以“清查五一六分子”和“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对造反派和人民群众进行空前广泛的大镇压；在经济上，大大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取缔了奖金乃至计件工资，强迫加班加点进行“义务劳动”，并实行更严格的等级制度；对农民的更加严酷，大大减少了自留地（由之前的15%减到5%）, 取缔了分户承包和自由市场；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更是前所未有。总之，人民群众的处境比文革前不是好了而是更糟了。

只是，上海的夺权有一点与后来其他省、市、自治区明显不同之处，那就是由文革当局扶持“造反派”在两大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保守派、即地方保皇派被彻底镇压下去了。虽然后来参与掌权的只是造反派中的－小部分，但毕竞是造反派胜利了，掌权了。而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结局则完全相反，几乎全是地方保皇派、保守派取得胜利，造反派被彻底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夺权的模式是独特的个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表面上看是毛直接干预的结果，因为毛派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插手、将造反派当作夺权的工具，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但实际上，是毛有意树立这种的模式、这种标杆。毛当时的想法是，造反派奉他之命去造反、去夺权，自然就是“革命左派”；而各级地方当权派扶持的保守派、地方保皇派——如上海的工人赤卫队，是当然的右派。他后来决定派军队去支持左派夺权，就是支持造反派去夺权。

但是，去支左的军方并不接受毛的这一模式，他们与地方当派和地方保皇派结合起来，肆无忌惮地镇压造反派。地方当权派看到北京、上海原来的当权派被打倒的可怕下场，他们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束手待毙。于是，在声称向上海学习时都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简单说就是：一方面，尽可能将造反派扼杀于摇篮中；另方面，大力扶持起自己的保皇派——“赤卫队”，并给他们也披上“造反派”的外衣。这样，原来旗帜鲜明的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就变成造反派之间的“内斗”了。当然，最根本的是，他们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军队领导层原来就是他们的同亊、战友，相互间有着天然的情谊。军队介入文革，形势立即就与上海颠倒过来。

从一般老百姓来说，面对这场运动，最初是完全莫名其妙。他们経历过建国后的各种运动，都是由共产党和政府领导，打击的对象都是“阶级敌人”或“搞资本主义”的不法分子。现在却要人们起来造“当权派”的反，造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古往今来，哪有这种怪事？造反能有好下场吗？所以大部分人不敢参加。后来才弄明白，毛泽东想借群众之手打倒政敌刘少奇和其他他认为对他不忠的当权派，于是相信毛要大家“造反”是真的。不过参加“造反” 的仍然是少数人，主要是大、中学生和没有家室之累的年青人。民众对“造反派”则是由衷感佩的，因为从内心讲，大家对建国以来共产党的暴政，对于连年不断的、恐怖的“阶级斗爭”， 对于越来越“短缺”的生活必须品，还有干部们的特权橫行，人们都已深深不满，但敢怒不敢言。如今，这些人居然敢于公开打出“造反”旗号， 敢于公开指责、斗争那些干部老爷，大杀了他们的威风，大长老百姓的志气，这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吗，谁不打心眼里高兴呢！所以，在地方，造反派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即使在后来所谓的两派斗争中，人们明知保守派有军队支持，占有绝对优势，但仍然有很多民众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起来为处于弱势的造反派助阵，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通风报信、送饭送水，甚至公开站出来与镇圧造反派的军队斗争（参见有关后文）。反之，对“保皇派”人们都心存鄙视、甚至敌视，加上保皇派自恃有权有势有枪，横行霸道，时常血洗造反派却贼喊作贼，倒打一耙，很不得民心。很多地方的平民百姓都把“XX（保皇派名称）”当作吓唬不懂亊孩子哭闹的魔鬼。这些都从客观上反映了民心所向，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毛共暴政的痛恨。

所以，在文革进入地方夺权的两派斗争之后，红卫兵和地方造反派被赋予了与初期在北京的“红卫兵”完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含义 ，它被老百姓当成了传统意义上“官逼民反” 中的“造反” 英雄，当作为民仗义、除暴抗暴的勇士，这种重要的角色转换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也是共产党暴政自已造成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却忽视这－重要情况，仍然将红卫兵作为一个整体予以鞭笞，或者简单地将红卫兵和造反派称为“激进派”， 将其对立方的军方和保皇派称为“保守派”，完全没有表达这两派所代表和反映的本质。

毛的军队介入文革后选择支持地方当权派和他们的工具保皇派是很自然的，军队是毛政权的支柱，军队领导人与地方领导人完全是同－角色。如果是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他们本身就是地方政权中的一部分，是当地党委成员，与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人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种关系使他们自然将地方党委和其操纵的地方保皇派组织当作自己的“战友”“同志”。文革初起时，几乎所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人都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受到批斗、侮辱和虐待，这引起了部队干部的同情甚至兔死狐悲，但当时军队不能介入文革，他们也无能为力。如今名正言顺介入文革，当然就要为那些被委屈、被“冤枉”的战友复仇了。

野战部队相对来说要超脱一些，因此，有少数野战部队选择了支持当地造反派。驻广西桂林的6955部队就是一例。不过少数军队领导人的这种选择是难以持久的，因为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上下级必须保持一致。所以少数军中“异类”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被调离，甚至受到彻职查办。 所以，总体上说，军队自始至终坚决站在地方当权派及其工具地方保皇派一边。

下面是军队介入文革（1967年1月23日）后发生的对造反派血腥镇压亊件。

1月26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石河子城的独立团，与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独立团向造反派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造反战士”数十人；

在四川，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月镇反”事件。成都的四川“产业军” 是当地穷凶极恶的保守派组织，制造了多起血腥事件。而成都军区公开支持 “产业军”，引起了当地造反派组织的强烈不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造反派的人马包围了成都军区，试图迫使它改变立场。一贯傲慢的军方岂肯接受普通老百姓的要挟？不过他们仍然请示了其上级中共中央军委，以秘书长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立即表态：完全支持成都军区对包围它的“反革命分子”实行武力镇压。于是成都军区先给造反派下了“最后通牒”式的公开信，限令立即撤离。造反派当时还不相信军队敢于对他们开枪，所以拒不撤走。哪知对方立即以对付敌人的方式向他们发起进攻，大批“造反战士”瞬间倒在血泊之中。军方乘胜追击，在全市、全省对造反派进行大搜捕，光是在成都市就抓捕了两万多“反革命分子”…… 有了军方的支持，产业军就更加疯狂，更加肆无忌惮，4月15日，产业军提出了“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的口号，－时天府之国腥风血雨，血流成河，产业军还派出人马奔赴重庆、宜昌挑动更大的武斗……

在青海，发生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二·二三事件”，又称“赵永夫事件”。赵永夫乃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兼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后改名联合司令部）副主任。这个司令部一成立就以镇压造反派为己任，它擅自把当地最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然到处抓人、制造恐怖。“二·二三” 事件是它的最大手笔。

“二·二三”亊件起因于两派对《青海日报》的争夺。由于报社里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占绝对优势，它夺了报社的领导权。2月14日，赵永夫以对报社进行军管为名，派军队包围了报社。支持报社“八·一八”的群众也从四面八方赶来，纷纷在报社周围安营扎寨以示声援。赵永夫则派装甲车、汽车将报社和群众进一步包围，并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双方对峙了数日。23日，赵永夫决定采取最后行动。

23日一早，西宁全城戒严。赵永夫与另一名副司令张晓川调集了13个武装连队，于下午2时发动了对报社的进攻。一时间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几百名手无寸铁的“敌人” 立即倒在血泊之中。仅用20分钟，两千多造反派守卫的报社大院被军队攻克。下面是目击者的描述的惨景：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为了恐吓造反派和民众）搞了个尸体展览……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发出熏人的恶臭。”

事后官方的结案报告称：“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15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开枪打死群众347人外，逮捕群众13414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劳动的4279人。”

（以上参见巜炎黄春秋）2009年第九期孙言诚的文章）

赵永夫在制造二·二三事件之前和之后都得到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叶剑英在2月24日的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的预备会上得知赵发动的大屠杀，高叫：“打得好！”

类似趙永夫亊件在全国到处发生：1月底至2月初，湖南省军区宣布湖南省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光在全省逮捕该组织支队长以上骨干就达数万人。武汉军区在武汉市抓捕了造反派“工人总部”三千多人。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军方都在大力开展“镇压反革命”活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是烟硝弥漫、枪声阵阵……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有些尴尬，坐不住了。2月9日，他在一份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的问题，现在出现很多搞错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时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重点为引着所加）

毛命令军队介入文革，初衷是要军队支持、帮助造反派夺权。不过他不好直接说出，只是说要军队去“支左”。这就给军队自行其是以可乘之机。军队不由分说把所有造反派当作“右派”和“ 反革命组织”， 而将保护地方当权派的保皇组织定为“左派”、“革命组织”，从而开展了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压。毛很清楚，这些事件都是各地军方所为，而各地军队在动武之前，几乎都请示了中央军委，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坚决支持。例如青海的赵永夫在事后交待：在攻打报社之前，他给中央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都没有被制止。事件的当晚他与军委通电话，军委的人告诉他：“你们打的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以上据林彪的秘书回忆，林彪本人对这些事件都采取回避、不介入态度，军委实际上由秘书长叶剑英、军队文革组长徐向前主持。后来，叶剑英还为赵永夫平了反。而那些反对开枪的人则受到了惩罚。所以，很明显，中央军委是屠杀造反派的“总根子”。 ）

不过，军委采取这种行动也是有根据的。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月28日，毛亲自签署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明确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又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这就为军队镇压它认定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提供了依据。而上述文件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查签发的。

所以，毛亊后并不追究这个“总根子”，因为从根本上说，下达血腥镇压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命令正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

毛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自相矛盾、两面三刀的政策呢？这就是这个大权谋家的惯伎，他既要指使造反派去造反、夺权，也要防止造反派中有混进的“阶级敌人”，所以，他一方面宣称造反夺权是文革的大方向，要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又授予军队有对各种造反组织进行镇压的权力。至于成千上万人因此被冤杀，毛就不管了。

但是当军队杀戮太甚，几乎把所有造反派都当成“反革命”加以镇压之后，毛又觉得太过份了，不妥了，因为这可能干扰了他的向各级走资派夺权的“大方向”、和“战略部署”。因此他曾试图阻止军队这种过火行为。1967年6月6日，中央发布了一个制止武斗（实际上是制止军队武力镇压造反派）的“六六通令”，6月24日又发布了“六二四通知”。可都收效甚微，军队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

毛终于坐不住了，他对于军队不听命令，支一派、圧一派的行为，有些不能容忍了，同时他也不允许军队挑战他的权威，与他对抗。他决定亲自出马。

于是，就有了武汉的“七二O” 事件。

二、武汉“七二O” 事件，毛被廹改变文革的计划和部署

武汉是毛常去的地方，也是当时军队镇圧造反派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武汉问题的背景是：像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一样，造反派想占领被当权派控制的主要舆论阵地党报，在湖北省就是《长江日报》。1967年2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借口《长江日报》存在严重问题接管了长江日报社。武汉军区则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强行对长江日报社进行军管。从而引发了军队与造反派的正面冲突。武汉军区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领导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对武汉造反派“工人总部” 进行全面血腥镇压，3月17日抓捕了 “工人总部” 领导人朱鸿霞、胡厚民以及大批骨干，強行取缔、解散这一号称有40万人的武汉丄市最大造反派组织，数千人在镇压中被打死打伤，更多的人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或关进监狱，遭到残酷拷打。

同时，为了制造自己支持“革命造反”的 假象，在武汉军区操纵下，5月16日成立了保守派的联合组织“百万雄师”，同样打出“革命造反”的旗号。“百万雄师”具有当时保守派——地方保皇派的典型特点：其成员主要为党政系统的机关干部、工厂老工人及街道基层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武汉全市85%以上的党员参加了“百万雄师”，其核心力量则是公、检、法系统的干警。武汉军区司令部为其总后台。在枪杆子的支持下，百万雄师有恃无恐，抓打捕杀，所向披靡。大批造反派倒在血泊中，一时，恐怖笼罩江城，全市经济处于半瘫痪状态, 6、7两月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

武汉军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央文革的强烈不满，6月下旬，一道经康生批准、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名义给武汉军区发去一份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央对武汉的状况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电报发出后，却毫无影响，武汉军区继续我行我素，根本不买中央文革的账。形势极为严峻。

可毛泽东不相信武汉地区的情况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决定亲自出马，利用自已的权威三言两语劝得陈再道回心转意，给全国军队树立一个支持造反派的榜样，以进一步提高他那些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

“七二〇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7月14日，周恩来抢先几个小时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此前，中央己派出谢富治、王力二人为代表赴重庆了解并制止武斗。毛复又任命谢、王二人为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同日，谢富治、王力也赶到武汉。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等陪同下抵达武汉，当晚下榻东湖宾馆。按照常规，毛的行踪严恪保密。

15、16两日，毛两次召集随行的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和谢富治、王力开会，除了听取汇报以外，主要研究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政策。毛在会上作出指示：

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有方向性错误。谢富治、王力要做好军区负责人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等等。

然后，毛指示由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作出进一步的决定。

周恩来连续召开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毫无疑问，周的讲话已取得毛的认可），他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同志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还反复开导陈、钟二人，说这样处理是为了“保” 他们，叫他俩不要有顾虑。

可是陈再道、钟汉华拒不认错，更不改变现有的立场和做法。周恩来无法，只好带他们去见毛。

毛先是以轻松、“玩笑”的方式引诱陈、钟认错。可陈再道不为所动，坚持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收敛笑容，改为严肃批评，也无效。

劝说失败。毛虽然对陈、钟极为不滿，但还不想与他们完全闹翻。他一面叫周继续做二人的思想工作，一面决定采取迂回方式解决武汉问题。他叫谢富治、王力先向武汉市的造反组织传达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间接给军方和保守组织施加压力。18日晚，谢、王二人到武汉电力学院的“工人造反总部”向造反派群众发表讲话，托出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夲政策、方针，造反派听后为之士气大振。

第二天，造反派出动宣传车四处播放谢、王二人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主要内容是王力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1、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2、要为“工人总部”平反。3、“工人总部”是革命左派。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这消息一经广播，犹如一颗原子弹在武汉三镇上空爆炸，立即引起“百万雄师”的疯狂反扑。“百万雄师”倾巢出动，霎那间武汉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声讨王力，打倒谢富治、王力的标语和大字报，装着高音喇叭的广播车反复播放要将王力、谢富治“揪出来”的煽动性讲话和各种口号，一时间武汉三镇黑云压城城欲摧，预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当天晚饭后，2000余名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的“百万雄师”成员，连同佩戴《百万雄师》袖章、全副武装的驻武汉某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以及一些机关干部、工人等乘数十辆卡车、消防车去到武汉军区，气势汹汹要求王力、谢富治出来答复有关问题。当他们得知谢富治、王力下榻在东湖宾馆后，队伍转向东湖宾馆开去。其间，军区机关干部、战士和家属也加入这支揪王力、谢富治的队伍。几百辆卡车坐着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凶神恶煞般的百万雄师人马，一面狂呼囗号，风驰电掣疾驶向东湖宾馆。

到了东湖宾馆谢、王下榻处，已是7月20日凌晨。陈再道刚刚走进室内去与谢富治交涉，数百名“百万雄师”人员冲入王力的屋内，不由分说将王力拖出，一顿暴打，然后塞进汽车，拉回军区大院又一顿毒打后，交由二十九师师长“看押”。（ 谢富治则被软禁起来。）

接着“百万雄师”上街武装游行，所有成员手执各类武器，车上架着机关枪，“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下午，“百万雄师”召开了7万人的声讨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全城总动员的示威游行。

21日，“百万雄师”百万人的大示威游行开始，数千辆卡车载着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全副武装，车上驾着机关枪，车队排成四路纵队行进。同时，黄石市也派来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声援。“百万雄师”还收到湖北省20多个市、县的声援电，以及陕西、辽宁、四川一些保守派组织的致敬电和声援电、信。其中“红卫兵成都XXX部队”给陈再道的电信中写道：

“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最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要知道他们像剥蒜一样，把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武汉保皇派的反映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多数手上沾染了造反派的鮮血，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深仇，他们害怕对方一旦得势，自己将陷入灭顶之灾。只好横下一条心，孤注一掷，对抗到底。

现在可以清楚看出，导致七二0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王、谢二人18日晚在电力学院工人总部的讲话。但是，这其实是扏行毛的指示，奉命行事。后来大陆官方把发生七二O事件的责任完全推到王、谢头上，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为毛掩饰推脱，以及为武汉军区和武汉保皇派辩解。

北京得知王力被殴打被抓的消息后，首先想到毛的安危。21日上午，由林彪和江青署名绐在武汉的毛送去一封密信，请求毛及时转移。

同日下午，己先期回京的周恩来带领200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人员飞抵武汉，周重新进入当年领导“特科”的角色，戴上墨镜，换了黑色服装，等到天黑乘汽车抵达东湖宾馆，从后门悄悄溜进毛的住所。一天前还充满信心要亲自做陈再道、钟汉华的思想工作的毛，这时也惶惶如丧家之犬，跟随周恩来在22日凌晨两点趁着夜色偷偷从东湖宾馆后门溜出，经验老到的周为毛准备了三套交通工具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的船艇。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又说改乘飞机。赶到机场后，他不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机长问飞哪里，毛答道：“先飞起来再说。”飞机升空后毛下令飞上海。这一系列言行，活画出毛的极度恐慌和比一般人更精细、更狡猾的“活命哲学” 嘴脸，这个成天叫喊着“舍得一身剐……”叫别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毛，原来是个比任何人都怕死的胆小鬼。

留在武汉的周恩来把王力保了出来，二人相见时有如生死契阔，又是拥抱，又是贴脸，还流下眼泪（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周又奉毛之命毫不迟疑将王力抓进监狱）。

22日，周、谢、王等人离开武汉回北京，办事精细的周恩来先于王力到京，然后率领几万人的队伍到机场欢迎谢、王凯旋。

当晚，林彪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议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并决定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同时，通知全国各地举行三军武装游行，全力声讨武汉“七·二〇反革命事件”！

周恩来试图去武汉敦促陈再道承认错误，主动向中央投降。然而武汉军区的部队封锁了机场，周的飞机无法降落。中央立即调动了两个步兵师、－个空降师向武汉移动，海军炮舰也从长江口进入，更多的军队待命，对武汉迅速形成海陆空立体包围之势。在强大的武力威胁下，陈再道、钟汉华终于屈服了。

7月24日，陈再道、钟汉华赴北京请罪。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这二人进行批斗。这次中国最高级别的会议开得颇似当时的街头批斗会，被批斗的陈再道被“坐喷气式”，拳打脚踢，低头弯腰九十度达六七个钟头，而打手就是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这种别开生面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全世界政治史上也可以写上新的一页了。

经在上海的毛泽东同意，1月25日，北京举行百万人群众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脫险归来的王力、谢冨治，愤怒声讨“七·二〇事件”及其“后台”陈再道、钟汉华！林彪亲自主持大会，王力、周恩来出席。会议同仇敌忾，“打倒陈再道”“ 打倒钟汉华”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北京全城笼罩在愤怒和恐怖的氛围中。

7月26日，经毛批准，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公告，《公告》称：“‘七·二〇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上述事件中的罪魁祸首”，“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陈再道和钟汉华被宣布撤去军中职务。

事情至此，都是按照毛批准的部署进行，也符合中共处理事件的常规。毛自已也认为：此次他陷身在“贼窝子” 中了，武汉事件是“右派反扑”。到达上海之后，惊魂未定的毛，坚持说军队有“百分之七十五在支持右派”。因为毛亲眼见到武汉军区给保守派组织分发武器，便指示也给造反派发放武器。8月4日毛在给江青的信中，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并指示：“应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把右派的气焰圧下去”！

江青于是趁机提出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口号，要求军队武装造反派。据说此后各地军方被迫把一些淘汰的武器给了造反派。但同时将一些更好的武器给了保守派。

中央有关“七二O亊件”的文件 和毛的指示下达后，各地造反派一片欢呼，纷纷重振旗鼓，在一定程度、－定范围内对保守派进行了反攻和还击。也有极个别地方的军队对肇事的保守派开枪镇压。

如果事情照此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也就按照毛的原定计划进行下去，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怪亊了。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全国人民都认为“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已经无什任何悬念的情况下，毛泽东却却突然“变卦”了，他不久就做出－系列令当时和后来的文革研究者不解甚至瞠目结舌之事……

惊魂未定，逃到上海的毛泽东最初几夜未合眼，思考着眼前发生的－切。这时外电有“武汉发生反毛叛乱”的报道。毛对这种说法感到愤怒，也很不以为然，他对从北京前来接驾的张春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还能出得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鬼，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毛这里说的“他们”，就是指在北京以林彪为首的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班子。毛不谴责陈再道，反而为陈开脱，却表示对在京主持工作的林彪的不满，为随即“颠覆”七二0亊件埋下了伏笔。

过了几天，刚睡起来的毛看见送来的一大摞各地报纸，翻阅之间，看见报头旁边都是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若有所思，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像是自语、又是问人地说：“谁封了我四个官啊！”其实，这四个“官”早在1966年8月18日毛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就由陈伯达和林彪共同“封”了，当时，毛甘之如饴，此后整整喊了一年，也未见毛“不想接受”。这时他却装着第一次看到、听到，明知故问。自然没有人敢答话。又听得毛自言自语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毛的这些表演，说明他对自己从武汉狼狈逃离引起中外关注非常不满。毛认为这有损他的形象和声誉。更令他更不满的是，事发后林彪调兵遣将，发施号令，愤怒声讨陈再道等，大出风头，赢得人心、党心。虽然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图办的，但是毛不能容忍任何人比他“风光”， 更忌恨有人喧宾夺主、功高震主！转眼之间，毛把这场斗争的矛头转向了，转向了事件的受害者和声讨陈再道者。由此可见，将林彪“换马” 的打算在1967年中就己经萌发了。

就在声讨“七·二〇事件”最高潮是时候，毛在上海与－直陪同在他身边的总参谋长杨成武散步时，似乎随便地问道：

“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答。

“他会反对我吗？”毛反问。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不会反对你的。”

毛对杨的回答很满意，自我重复说：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从武汉就出不来了。”毛说的是句半真半假的话，据考证，陈再道当时确有软禁毛的意图，但还没有到要搞兵变的地步。但是，按照毛和中共一贯的思维定式，武汉军区的行为无疑已经是“叛逆”了。此前，根本没有踪影的“二月兵变”不是照样扣在贺龙头上？陈再道与毛的公开对抗，不但是文革中未曾有过的事件，也是自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对毛的真正“反叛”。 应该说，给陈再道扣上任何帽子、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应该的，“罪有应得”的。林彪和周恩来在处理“七·二〇事件”的所作所为也是完全遵照毛的意图办亊，而且符合中共的办亊规程，何况他们每次行动之前都请示过毛、经过毛的允许。所以后来大陆官方说林彪歪曲毛的意图，借机清除陈再道这个异已（陈再道原属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以期独揽军权，是完全的造谣、诽谤，是为毛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流氓行为掩饰、圆场。

（有关毛的上述表现参见文革后对杨成武的采访中杨对文革的回忆）

此时的毛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兵变”这个不光彩的词汇抹去，这样既可以为自己挽回些面子，同时也就杀杀林彪的威风，压下林“功高盖主”的风头。

如果仅仅如此，那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只是在对陈再道的处理上“从宽”，就可以间接对林彪发出警告了（此时毛己通知周恩来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至于林彪，此时正一心捧毛， 绝对不会对毛有什么不利的表现。

然而，毛的思想永远是一般人——正常人跟不上、也无法理解的，此时的毛正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他在想背叛“自己”， 提前抛弃整个造反派，同时也大幅度调整自己原来的文革部署，改变原来的文革目标。

从后来毛的实际所作所为看，他作出这一思路调整大致是这样的：毛已认识到虽然陈再道没有真的搞“兵变”，但确已到了兵变的边缘；从武汉的情势看，他知道了军队与地方势力（尚未摧毁的省及以下党政机关、公检法、以及基层政权系统）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战。他们什么都会干、都敢干，包括与他老毛反目，武装“造反”。而且这绝不只是武汉孤立的的情况，而是全国的缩影。亊情如果如此发展下去，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这也就说明了，他过去“高估”了自己，低估计了文革的抵抗势力。在中央，他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去造一些当权派包括刘、邓、陶的反都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那些人虽然官大，却没有兵权，也不直接掌控群众。而到了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地方的“大小军阀” 们都拥有真刀真枪，而且他们直接掌控现有政权系统，掌握基层干部和群众，包括广大工人农民。一旦有一个省或一个重要地区公开树起叛旗，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还悟到：他原来想通过武装造反派来对抗军队和保守派（毛曾给林彪去信说，要给革命造反派发枪，建立“第二武装）是不现实的。造反派无论怎样，都无法与正规军队抗衡，扶持造反派反对现政权是不实现的。何况，造反派是临时凑合的乌合之众，对自已是否真的忠诚还难说，而军队和各级地方当权派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他的忠实仆役。这就又促使他进－步考虑：真有必要对全国各级政权和大小官员都动大手术、进行清洗吗？虽然七千人大会上那些大小干部表现可恶，但他们只是执行刘少奇路线，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总体上是忠于他毛泽东的。过去他都强调团结95%多数的原则，而这一次，情况差不多颠倒过来了，打击面过宽了，自作自受了……

看来唯一的出路，还是由军方主导 ，对地方原政权进行有限的清理、整顿，恢复秩序，尽快结朿文革。至于红卫兵和造反派，只好对不起了，就让他们为文革牺牲吧。

想清楚了，毛变得很果断，立即对这场运动的原来方式、目标进行大幅度调整，要大大缩小打击面，特别要将枪杆子重新拉到自己一边，并且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依靠強者，而不要依靠弱小的、没有根基、不能成事的造反派。

当然，他也考虑到，这个转弯也许太大、太急了，几乎将他原来的政策方针颠倒过来，特别是对那些原来响应他的号召、已经在拼死为他卖命去“夺权”的人，似乎有些背信弃义，有些残忍了……

但是对不起，毛从来就是“干大事不计小过”的人，无非是多些冤魂，多死点人，有什么了不起呢。

毛出卖过无数人，出卖同事，出卖“亲密战友”，出卖同盟者、出卖下属，这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了。可是像这次整个地出卖全国的红卫兵、全国的造反派，出卖人数之多、面之广，似乎还不曾有过。这个影响也许太大了，特别要提防造成文革队伍的混乱，因此必须得讲究策略。

从后来的实际看，毛采取的策略是：一是他把这个180度转变的过程尽可能拉长些，使人们不那么感到太突然；二是用瞒天过海、李代桃僵之法，将地方保守派（保皇派）封为“造反派”，将真正的造反派打成极左的“五·一六分子”；三是抛出中央文革中的极左分子作为替罪羊，将”揪军内一小撮” 的口号说成是王力等人提出的, 并且将其治罪，借以笼络军方，修复与军方的关系。

于是，毛下令在随即到来的“八一”建军节，请那些被以各种方式“火烧”、“打倒”的老帅和高级将领全部出席盛大的节日招待会，这等于以无声的方式为他们平了反（陈再道、钟汉华稍后也平反了）。为了表示他对林彪将“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叛乱”的不满（其实都经过他的同意），毛特意不叫林彪这个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在这个纪念建军节招待会上讲话，而叫级别低得多的军中坚定的反文革派杨成武讲话。

这还不够。毛继续使出他那翻云覆雨、倒打一耙的惯伎，将原来按他的部署，并经过他审査在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的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指为“大毒草”，《红旗》杂志被停刊整顿。同时将林彪送审的一份重要部队文件上提到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字眼全部划掉，还写上“还我长城！”四个大字的批文，并指示要将这个批示向下逐级传达。

还必须找几个倒霉鬼来作替罪羊。谁当这个替罪羊呢？这颇费思量，这个“羊倌”太小不行，起不到警示作用；太大了也不行，怕引起过大震荡，不好收场。经过权衡，毛做出了“惊人”决定：让“七·二〇事件”中的主角、大英雄，刚刚在百万人欢迎大会上受到狂热追捧的王力先生担任这一角色

促使王力担当这一角色还因为，当时的王力有些飘飘然了，他在8月7日对外交部的造反派发表了一通讲话（叫“八七”讲话），这个讲话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夺权，揪斗外交部长陈毅。这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不对，刘邓陶都打倒了，陈毅为什么不能炮轰、打倒呢？然而别有用心的毛毛一反常态，硬说王力这个讲话是“大、大、大毒草。”

此时外交部的造反派们也头脑发热，他们接着在8月22日演出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一幕，引起英国在香港报复，造成了悪劣的国际影响。毛于是借题发挥，算总账，把中央文革推出作为他的“战略急转弯”的替罪羊。8月26日，毛给周恩来下令，先将王力、关锋抓了收监，戚本禹暂时“观察”。 这两位在文革中对毛无限忠诚、无限紧跟、呼风唤雨的新贵，很遭老干、老帅们忌恨，毛以此方式向老干、老帅致歉，令军队和老干们欣喜莫名。

戚本禹在次年2月也进了秦城监狱。至此，文革以来名噪一时，权倾朝野，左得出奇的中央文革三员大将王、关、戚终于都做了毛翻云覆雨的牺牲品。

同年八、九月间，毛再度出巡，在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视察，这时正是全国局势处于最混乱失控的时期（七、八、九被称为“失控的三月），毛一面感到局势严重，加紧实施他的战略急转弯；－面故作镇静，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判断”：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有些地方前－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按照这个说法，武汉的七二0事件属于“大好” 之列。）

同时，他用隐蔽、暗示的方式向人们转达他将要进行重大政策转向，他说：

“各级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这与文革初期他把所有当权派都当成“走资派”打倒不啻南辕北辙。

对于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毛没有了以往慷慨的赞许，而是出人意料地对其发出警告、泼冷水：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的时候！”

同时毛再也不说要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了。此时的“红卫兵”与“当权派” 在毛的心目中的位置已经顛倒过来了。

9月5日，针对七二0事件后有的地方受江青（实际是毛）的指示要武装造反派－事，毛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下达文件，命令由军队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恢复秩序，任何人不得干扰军队执行任务。同时恢复中央政府（国务院）的职能和权威，重建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总之，一切表明，毛要结束文革动乱，回归正常了。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毛要“和稀泥” 草草结束文革，只是现在文革的“目标”变了，与原来的相反，他现在要清算造反派、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清算“形左实右”，清算他们要打倒“革命老干部”、反对人民解放军队、“毁我长城”的“滔天罪行”。

如何清算呢？1967年9月8日《人民日版》刊登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毫不相关地写上了一段要彻底清查和打击“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话：

“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切’ 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渭‘五·－六’ 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狗尾”系毛所作。但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场全国性围剿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动员令。

至此，毛的文革政策180度转变的计划已经完成。毛泽东既出卖了“红卫兵”、“造反派”，也出了“文革”，还在一定程度上出卖了他自己。只是，当时大部分国人并不知晓毛的文革转向奥妙，这正是毛想要的效果。

毛作出了上面的决策调整以后，对各地武斗的态度也就完全不同了，自此之后直至1968年的夏、秋，毛都听任、放手让各地军方和地方保皇派联合围剿各地造反派，毛对此不但不制止，还赞扬鼓励，如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说：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了作战经验，第二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是江青“变脸” 之快，个多月前，她还在义愤填膺地要武装造反派，要求造反派“文攻武卫”！现在则站出来大声呼吁“绝不允许攻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也不准攻击政府，连“口诛笔伐”都不行，都是反革命。她还对那些“形左实右派”、亦即 她昨天的“－个战壕里的战友”大肆“口诛笔伐”， 与之彻底划清了界线。

看来江青才是中国“学毛著第－人”。

由于毛这种明显的、急剧的政策“调整”， 随后几个月，全国反文革的保守派认为消灭造反派的时机已到，上海出有人叫嚷“打倒张春桥”，赤卫军公开要求“平反”； 北京有学生组织为“二月逆流”翻案，街上贴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大字报，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联名上书保陈毅；天津被打倒的“黑帮”聚会要重演“黑戏”； 四川要为被打倒的李井泉翻案；内蒙古要为乌兰夫翻案；河南有人提出“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翻案之风越闹越凶，眼看文革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毛于是再度决定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又是江青首先出马，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时说：“去年入冬以来，全国有－股右倾翻案风……” 揭开了反击右倾翻岸风的序幕。

整个十年文革，毛泽东就在玩这种忽左忽右、指鹿为马的游戏。文革中的各个派别和广大的干部、群众，则被迫时而 “反左”，时而 “反右”。不过不管反什么，高举“紧跟毛”的大旗不能变。毛则 “左右逢源”，乐此不疲，永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