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四川军民为何群龙无首

郑纪

（一）、揭秘西北军孙连仲投蒋后又再次投共史

自1926年刘伯坚随冯玉祥从苏回国，就有两百多中共党员担任了西北军各级政治领导，军中流传着“听刘伯坚部长演讲胜过关三月饷”；正所为中共早在西北军中打下基础，当冯玉祥中原大战败蒋后，蒋就立刻坐镇南昌指挥大军对江西中共苏区进行围剿；转年3月至7月就围剿红军两次。随即，蒋的作战攻略是“坚持全面剿共”，乃发动了全国各省进行着围追阻剿红军行动。

1930年，西北军在中原战败退到山西残部组成26路军，共4万杂乱军事仅存在2年，而解体最快就是孙连仲的部队。

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根据赣南会议决议，由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月7日如期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并向中外宣告“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将瑞金改为“瑞京”。

在20日会议闭幕时，江西宁都发生起震动国民党的大事。其因为西北军冯玉祥下野后，残部败退至黄河以北晋、豫、冀三省交界之处，一些无耻败将率冯残部投蒋，但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是最看不起身为军人叛逆，尤其对这类人绝非重用。在当时背景下，因蒋还不能称为全国统帅。从外面看，孙连仲自带一股土气与憨壮，较比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像似听话得多，外号叫“肉头”。加之，陈诚为些人担保，于是让孙连仲收集残部，整编出了董振堂第十一师、高树勋第十二师、李松崑第二十五师、季振同手枪旅、张华棠和祝常德两旅骑兵，共兵数不到四万。孙提出从晋南回陕、甘，可蒋已任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不愿接收。孙见无望及粮饷困境，又派人去山东求韩复榘给予支援。当时，韩复榘驻山东五万兵力，石友三驻顺德六万兵力，孙连仲极愿与韩、石联合后，好有个落脚之处。但韩复榘接收孙部是为消灭刘珍年，巩固山东地盘，便承诺给孙两千两海洛因（估价100元一两）可卖20万接济孙部；孙派参谋长赵大璞和军需处长袁健侯出手毒品时，得知行情50元一两，就是全卖光才有10万，还背上贩毒恶名，孙便拒绝这桩买卖，因孙连仲一直与陈诚较好，陈向蒋疏通，派人对孙部进行整编步兵两师、一骑兵师，委孙连仲任二十六路总指挥开往山东济宁，待命“剿共”。蒋唯恐韩、石与西北军孙部集中成患，即令孙部赴往江西“剿共”；孙对去江西十分抵触，生怕“剿共”失败被法办，而迟迟不动。蒋让陈诚催促，并给孙加个江西清乡督办官衔，还宣布江西鲁涤平、陈诚、周源元统归孙内节制，就这样孙才有胆去江西“剿共”。孙部由山东经南京去江西路过，蒋还把孙叫到家中进餐，孙感动得痛哭流涕，他表示忠心说“过去为冯（玉祥）司令打仗，从没受过这样优待，还经常被责骂，今后定为蒋总司令好好卖力”。孙本想有鲁涤平、陈诚、周源元统归麾下，到江西与共军速战速决，争取北返称雄。可西北军到南方水土不服，患疟疾每天有人病死，几月之中，宁都城北与城西山上，已增加两千多西北军坟头。

自5月起，孙部高树勋第二十七师进驻江西乐安，副师长王恩布一旅由大金竹向中村进发，指挥两旅从荫水开往东韶，准备分两路围剿红军。这时接到南昌电令“红军在沙溪包围了郝梦龄师，急令第二十七师从中村向藤田转进”。当与红军交战，西北军特种兵几乎殆尽，团长王广田和一营长阵亡；高树勋逃至大金竹；王恩布旅损失惨重。停战后，孙连仲令高树勋残部退向宜黄、令李松崑撤到河口、派赵大璞到南昌向何应钦编造假战况过关，向蒋发电要求转驻北方，可未等回电，孙部撤出防区。蒋令驻守广昌朱绍良部，截住西北军入关之道，在电话中怒斥孙连仲，让他返回宁都。

曾于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东三省，原西北军长期受到刘伯坚和邓小平等共党教育使然，有人叫喊说“日本侵占东北，让东北军开进关内了。我们本是跟冯总司令打蒋军部队，可现在为蒋卖命，驻江西宁都打红军，可待遇是蒋军一半，绝不领情”！加之，蒋不准北撤，孙的情绪低落，他把军务托给参谋赵博生，却找“牙疾”为由要去南京。因孙连仲始终托陈诚周旋相告“江西绥靖主任及省主席职可从朱绍良、陈铭枢、孙连仲三人产生，孙到南京是活动官职。但毕业于军校的西北军，在抗战中凭靠战绩升为师长的，凤毛麟角。

临走时，孙还特意提李松崑任师长在军内引起波动；因李在西北军并无建树；孙让无能之辈任职才比较放心。孙动身后，江西苏区刘伯坚接到命令“与西北军未暴露中共党员刘震亚接上关系，争取西北军残部计划”；并把袁汉澄、王超、李肃三名党员派入西北军中，发展总指挥部译电员罗亚平、执法队长王振铎、学兵连长李青云、战士王际坦（王幼平）等30余人加入中共组织，并成立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由王超任书记、组织委员袁汉澄、宣传委员王铭伍成立官长支部，注视上层军官动态；1931年10月14日赵博生正式加入共产党，先后作通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季旅第一团团长黄仲岳工作；由中共指示第二十六军中共支部争取赵博生起义。但消息很快被军统发现，同年12月5日蒋从南昌行营责令西北军旧部“缉拿共党分子刘振五、袁血卒、王铭伍，星夜送行营惩处”；赵博生曾回电“遵命照办”；可当天一架飞机空投蒋令“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中共党分子”。12月14日赵博生会同董振堂、季振同、黄仲岳商定，率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驻江西宁都（一万多官兵），趁代孙去南京主持军务集体脱离国民党投共，史为‘西北军开创起义先河’！由国军委将以上投共人被通缉撤职，乃番号取消，不复存在，这标志西北军彻底瓦解，孙连仲无军可言，只能依附老蒋生存，感激不杀之恩了。

宁都暴动发生，蒋让陈诚把孙连仲叫来破口大骂，命孙速回江西整顿。孙低着头胆怯回答“队伍投共，本人就在这接受处理，回去也没用。”蒋骂够说“你赶快回去，只要有一个兵，你还任原职”。孙对这句话感恩戴德，加之尝到军人背叛主子后，很难在他人帐下混的滋味。所以，后半生虽处于无兵之将，却投蒋之后，再未背叛投共。

在蒋逼迫下，孙从南京赶回收拾残部，取消骑四师番号，并将祝常德旅改步兵第七十四旅、冯安邦为旅长、李松崑为师长，派驻江苏湾。随后，将张华棠旅改独立四十四旅；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由三旅九团缩三旅六团；已被撤职有师长高树勋、参谋处长刘树栋、军务处长李中立、政治处长马永安、军需处长袁其绂、军医处长董丹麟等；并委郑锡安任第二十五师参谋长、邓德堂任兵站支部长、由孙连仲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职。从此以后，孙只佩带师长衔，不再以原职身份乘坐汽车。为何蒋对孙不严加处理，从中是陈诚出力；孙曾特意去陈诚住处感谢，却被门卫士兵拦住，问其姓名？孙大声发泄喊道“师长孙连仲前来拜访长官”！经孙连仲找陈诚一番周折，空有虚名的当上第1军军团长到第11战区司令长官，可他并不具备指挥能力，在台儿庄又导致第1军军事消亡，冯安邦于1938年11月3日在襄樊败退途中遭日军炸死。总之，由于西北军最先投共，给国民党日后造成了彻底失败。

再来说四川各路军阀，自“二刘大战”，刘氏一族已名存实亡。至中原大战后，刘湘企图想东山再起，却主动到南京乞求蒋的扶持。蒋正为围剿红军入川考虑，乃授意刘湘省主席统领各路四川军阀围剿红军。并扶持刘湘以省府特权打破军阀割剧，以省府统一税收各地税费，强行命令川内军阀解散割据“防区制”，刘湘以税费发放拉拢依附他名下川军服从摆布；另用省府之权压迫百姓交付高额税收，去收买军阀将领听从他的指令。这在表面上看似依附刘湘名下，但如同北伐期全国各省军阀一律全改称“国民革命军”一样；可又有那个省的将领军队，是属于蒋的指挥？但刘湘脚跟未稳，就撕破脸皮与蒋对立，从而又沟结中共与外省军阀共同“倒蒋”。

在剿共过程中，蒋已认清刘湘利用了他，于1935年蒋派军统等机构入川，是深入了解川内人事背景等各方情况，经一番剿共现状的具体实力体现，这让老蒋唯一发现与欣赏者，是位秀才加奉人的王缵绪将领，并在剿共时突显战功，即让康泽等人把王缵绪拉进“复兴社”，连同他的军队也纳入嫡系对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由军统情报指“刘湘派专人去告张学良与杨虎成杀掉蒋的事实。可谓是抗战之前，以刘湘为首及手下带兵的王陵基、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外，以及各省军阀首领坐看四川大邑县的刘湘，与中原霸主蒋中正的一场争斗持续不断。这其中有川军将领嗅出二者胜败，也开始攀起蒋的大腿，如四川颇有实力的“袍哥会”首领陈兰亭、范绍增等人，虽攀不上老蒋，但与刘湘对立的王缵绪已成为老蒋创办的复兴社之心腹者。为此，陈兰亭、范绍增与王缵绪攀为亲家，而范绍增部是清一色“袍哥”组成，已称作全国闻名的"袍哥军"。于西安事变后，老蒋因没有大后方却迟迟作不了抗战决定，随之丢失松沪、南京、武汉等省城，节节败退，毫无抵抗力。王缵绪为支持蒋共同抗战着想，立即创办四川“怜民社”，任其社长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总社设在成都，及王缵绪防区，以及他所能影响到的广泛地区。组织《怜民社》是具有历史背景的社团机构，是反对刘湘企图独霸四川称王。王缵绪积极活动要求军官及各派系首脑一律参加，并发展他的同乡西充县官员及他部队营级以上军官无数，凡路过成都及各地入他的防区，所有重要名人及军官都邀请入社，参加“怜民社”组织，入社人都在左手指戴上银丝戒指作标志，一律以“社友”相称。该组织在四川省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实力，对四川社会政治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四川省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王缵绪的《怜民社》组织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都密切相关。不仅反映民生问题，及各方实力派通过社团加强控制或实现某种政治与经济目的。这在当时已表明社团控制者王缵绪将领，已在军事领域有着广泛影响力，从而大大增强社团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会活动参与四川地区社会治理、民生改善、政治斗争等各个方面。这在当时中国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状态下，乃各个省市首脑将领都还与蒋形成对立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共在四川地区也展开激烈斗争。

在中国一盘散沙的背景下，王缵绪成立“怜民社”与整个四川民间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各种势力运作无疑受到王缵绪的政治影响。再说四川社会结构复杂，存有军阀混战20多年历史。但通过“怜民社”，王缵绪已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增强了政治地位。（注：王缵绪的“怜民社”对于研究四川地区各袍哥组织、军阀各系及社会变迁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历史意义。史料记载：重庆有7万至10万人；什邡县袍哥8400人；灌县金马乡全乡人口为17793人，其袍哥近3000人；温江县有3000人；夹江县28462人，占总人口五分之一；而宜宾是川南水陆交通枢纽，袍哥盛行，城镇中成年男性90%、乡村中70%都参与了袍哥。全川袍哥总数在300万人，都受到王缵绪的摆布，可见袍哥势力之强大，这与全国闻名的范绍增"袍哥军"联姻有关。凡四川历届督军、省长、主席及各军长、司令等都纷纷加入袍哥，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杨庶堪、吴玉章、王缵绪、邓锡侯、杨森、唐式遵、刘文辉、刘存厚、王陵基、潘文华、田颂尧、朱德等都参加了袍哥。因当时政府官员、军官都必须依托这种势力，以求在管理社会时顺畅无阻。以王缵绪为首，曾与王陵基、杨森、邓锡侯、唐式遵等人还组织起'川康大同公社'，王想将全川袍哥统一组织起来，但成立后内部矛盾太多，未能达到目的，故而少为人知。曾于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成都代表蒋中正指定，使成都袍哥徐子昌所控8万余人罢选；又于1948年竟选立法委员，丰都县名额被南京政府圈定给青年党，因袍哥不服通知各地罢选，全县竟无一人敢去投票；后于1950年中共执政袍哥才逐渐消失，可在四川存在了一百多年，该组织对四川社会等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历史记载：毛泽东在中南海高干会上气愤说：“宁都起义是有功的，如没有季振同和黄仲岳第二十六路军起义是不可能的成功，要把他俩处死，是非常错误的！”于1955年，中共授予宁都起义西北军27人军衔：原西北军少校连长李达被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将王秉璋、孙毅、孙继先、炮兵副司令苏进、总后副政委李雪山、副部长韩振纪6人授予中将军衔；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振祥、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蕴瑞、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徐、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湖北省副省长黄德魁、总后勤部副部长张汝光、张明远、王谦、熊伯涛、刘放、孙润华、李毅、谷广善、汪洪清、侯世奎、张步峰、张松平、孟庆山、郭卓辛，共20人授予少将军衔；原西北军黄镇在1946年1月授予中共中央第一个少将军衔；在解放军中有宁都起义30名有，季振同原第七十四旅任军医姬鹏飞、战士王幼平、旅政训处少校干事兼文书黄镇等，都担任过国家外交部长和驻法、美大使；袁血卒担任民政部副部长，于1950年1月任第一个驻外大使。另有不少在授衔时，西北军有要求给自己定高级别，为此痛哭流涕。由毛泽东安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于1961年曹灿章、新虎、靳来川三人晋升少将；并在1981年举办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大会时，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批示：“对赵博生、董振堂两位同志应加表扬。”所以，早在中原大战败于蒋的冯玉祥西北军，已无立足之地，剩下几个无军投蒋麾下，却始终不被重用，后又投共。可在八年抗战中，无任何战绩可言？但西北军之残余，却在中共根基很厚，为显抗战功绩。于是，就在中共把王缵绪整死后，将其排除在抗战历史之外，使八年川军抗战篡改成群龙无首，曾在我国最主要三大（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川军战绩，由西北军张自忠、孙连仲等人，以及薛岳在第四次长沙失守后的第九战区，川军所有抗战事实经过都由他人取而代之。

这七十年来，原西北军旧部投共后，已在中共的根基很厚。但由于没有抗战事实贡献，就早已把川军抗战第五战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放在张自忠名下指挥；将1934年1—12月，王缵绪任第六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授命接任陈诚战区指挥，已篡改为孙连仲指挥；又将1944年初—1945年抗战结束，因薛岳不出二天将第四次长沙失守后，即授予王缵绪指挥的长衡会战、湘赣粤边区等重大战役，统统由他人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就霸占光川军全部抗战事实！却是把川军八年抗战，搞成群龙无首！可事实上，就是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仍是兼负着川军前线作战重任，其地位与作用对国民政府历任各省主席都不可相提并论，他是在最关键时刻承担起全国民众入川重担的理想人选，凭借他聪明才智立即推出四十多项军政改革，将旧军阀体制彻底根除，引入到中央正轨。而川军在前线的战斗指挥，已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并发挥了应有作战功绩，这无疑提升整个川军的实力范围，是国民党中不可缺的重要角色。

于1957年“反右运动”把王缵绪被打倒，将其川军第29军集团军在第五战区作战与战役部分，篡改为张自忠名下指挥；另将第六战区川军全部战绩，篡改为孙连仲指挥；以及王缵绪在第九战区指挥战役部分，又通通被薛岳等他取而代之。试问，八年川军抗战是在谁的率领下经第几战区作战？参加过哪些重大战役？取得过何等战功？除川军王缵绪上将外，那些可耻的川军将领，只会发动内战，在对侵华战争中，又有谁可充当川军八年抗战的首领？是有待深思，讨回正义及四川军民为之抗战八年的事实贡献！

（二）、简述被封杀雪藏七十多年川军抗战历史部分

1937年7月7日，蒋派何应钦、顾祝同与四川各军首领聚会重庆，讨论整编川军队具体事宜。不料，会中传来日军在千里之外北平挑起战争。当即，以王缵绪为首带动部分川军将领向中央请缨出战，即准备11个师出川参加对日作战。并于9月1-5日，由王缵绪率部陆续出发，开始了八年保家卫国的浴血抗战征程。而刘湘先前对裁军不满，以辞职要挟，不料蒋已批准。此时，刘湘已无职可言，蒋并以国府讨阀刘湘20多年战乱之罪，其目的逼他出川，实施入川计划，以免他在川捣乱。但在众多川军抗战行动背景下，刘湘也不可不向作出恣态，就向蒋讨价还价，要求成立第七战区任司令长官，提出川军由他统一指挥，以及部队出川集中后，要在中央给予配备武器物资等若干附加条件。为达到目的，蒋无奈应准给他这个头衔，承诺出川后的附加几大条件（另可查出不展开）。并于1937年8月20日，国府颁布《战争指导方案》,是将刘湘出川部队定为第2预备军。26日任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邓锡侯为第2预备军第1路纵队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唐式遵为第2预备军第2路纵队司令、潘文华为副司令后备力量。（注：这仅是针对刘湘部属，并非是全川军队。）

从8月30日,蒋派贺国光与刘湘商谈出川决定，第一部分是邓锡侯第45军、孙震第41军、李家钰（第47军仅1个师）；第二部分是唐式遵第21军、潘文华第23军；出拔期必须定于9月1日,最迟在9月5日。但以王缵绪为首出川部队，经他指挥两面频频侧击，已夺回日军占领的交通战线；后投入武汉会战，授予王缵绪为武汉外围江防总指挥，除抵抗日军进攻外，又要掩护好友卢作孚的货轮抢运大量物资入川任务，随后又再次进入到安徽太湖、潜山一带等地区，与日作战，收回失地。

为此，蒋发报询问刘湘为何还不出川？另派贺国光催促刘湘率部出发，并指示如有困难可让邓锡侯、孙震提前出发。但听命于刘湘的潘文华、唐式遵，邓锡侯、孙震、李家钰却都未行动。经贺国光强逼有所行动，邓部由川陕大道北上，向西安方面集中，可出川20天的速度并不理想。为督促快速行军，9月26日蒋电令贺国光“要求每星期日汇报川军各部队到达地点。”10月2日蒋在日记“本周反省录”抱怨四川和云南部队到现在才出动，对抗日漫不经心。”蒋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要求刘湘向各军师旅长下令,定在10月中旬以前到达指定地点待命。

而有史可证：“中共干部李一氓随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由延安赴川，曾与刘湘商谈建立统战关系，刘湘派张志和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进行交流，向刘湘如实报告。”为此，在川刘湘让秘书邓汉祥针对各界质疑出川问题称：“一是整军耽搁；二是经费困难；三是交通不便。”但在蒋逼迫下，托到10月15日,刘湘才将长官部设在郑州，他本在11月出川与先头部队相距一个半月。据李宗仁回忆录介绍：“淞沪战事进展数旬，蒋曾向各省强人乞兵，却遭刘湘以抗战出川欺骗，实则刘湘与韩复榘密谋封锁国民政府入川通道败露。正当蒋军被日军打得节节败退，眼看国家民族灭亡之时，而各省军阀仍如“八国联军”，其首领亦还鬼胎，时刻以保存实力为先作为各自政治本钱。但蒋毫不手软，将刘湘出川上下将领全部撤职，取消战区与军队番号，以分军队令第22集团军前往山西“暂归阎司令长官指挥”，却遭阎锡山拒绝称：刘湘部队作战不行，搅局有余！”又由山西被调往鲁南仍被他军拒绝称：“阎老西都不要的烂部队”更是拒收。只有第47军李家钰部驻扎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而刘湘第23集团军却刚到汉口，蒋下令乘火车转赴豫北新乡等地区，授予第一战区程潜指挥，也同样遭到拒绝。”

最后，第五战区李宗仁接收称：“总比稻草人有用！”将极少人编入他军参加战役，但与刘湘、邓锡侯、潘文华都毫无相关；自答应刘湘要求于1937年10月成立第七战区，可就不到两月被取消。起初，蒋得到戴笠情报还不太想信刘湘会有这胆量？另有宋哲元亲信张樾亭表示宋哲元向他透露韩复榘与刘湘找他一块“倒蒋”根据。再就是范绍增向军统报告“1937年底刘湘已派两个师到宜昌一带去和韩复榘联合行动。而刘湘在事实面前惊吓到大口吐血住进医院，蒋叮嘱戴笠看住刘甫澄，并派何应钦到医院把刘湘与韩复榘来往秘密电文交给他看，其内容讲到“若能成功后，刘承诺接收韩复榘与他称霸四川，再与日本讲和。”

于1938年1月28日，刘湘病死在汉口医院，蒋已责令潘文华、邓锡侯等人遣川受审，从此也就再无出川。但刘湘遗孀、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与中共暗中勾结，始终在川内不断搞驱逐中央行动。是让川民们认为国民政府在攫取四川整个地盘，这些旧军阀以保住四川主权，抗拒中央，采取威胁国民政府事件，经长期以来，频频出现。

同年1月29日刘湘病逝的第二天，蒋在军委会上称“甫澄逝世，为国家之福”！让张群主川，就遭到全川军民强烈反对，蒋不得不按民意推举王缵绪主川。但王缵绪此时正在前线，为打国仗不肯接任，而川内动乱久久不平。王缵绪则在前线向蒋提出“为了国府入川安定考虑，不对外公开事实真相，并为刘湘追封上将军衔，举行国葬安排。对韩复榘可给予另外罪名叛处。”于是，蒋采纳此意，是以韩复榘弃守罪名枪决。

于1938年2至3月期间，国民政府发出两次公告宣布任王缵绪四川省代主席；蒋为他不返川就任，曾给王缵绪二次请求函，请求他立即返川主持军政。直至4月王缵绪接受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任命，5月国民政府再次公布王缵绪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四川保安总司令等军政一身，独立无惧。在接收国民政府入川后，王缵绪却占据着得天独厚地位，速将麾下第二十九集团军，打造成中央军甲级部队，他变为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其军队为中央调遣是第五战区援军部队。这其中更含蒋对李宗仁存有疑心，一旦第五战区失守，就意为四川不保。这对当时国民政府而言，一退再退，无处可退的境地。试想，若无四川陪都抗战后方，全民持久战的希望彻底破灭，又何谈八年抗战胜利？

根据史料记载：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为改进兵役事务，将军管区司令部由该省兵役管区司令部、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合并组成，司令由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兼任，负责全省兵役军政工作，统辖该省各师管区。经王缵绪促川军参战几百万兵力陆续奔赴战场，将川军12个军调出参加南北战场战役；另将他麾下第二十九集团军先后共20多万川军，都轮流安排进入军校强化训练，已打造成中央甲级集团部队。

截至1938年底，全国共有军管区12个、师管区35个、团管区133个、师管区筹备处4个。而四川众多出川军人大批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因不出川抗战，才被蒋边缘化，三人暗地通共也早就形成。

如1938年11月，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遂将武汉会战打残部队进行整顿。此时军委下达任务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大据点，以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威胁平汉路交通线等。为此，王缵绪虽在省主席任上，仍兼负着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前线作战重任，他疲于奔命在前线与后方两地，指挥川军时刻向武汉反攻等诸多战役。战至1939年4月，日军经缜密计划与充分补充扫荡五战区，以巩固占领武汉之安定。驻中国派遣军第3、第13、第15、第16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十余万人，挟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辆，循襄花（襄阳至花园）及京钟（京山至钟祥）两公路西犯。

随枣战役吃紧，李宗仁向蒋请示调部队于四月中到达襄、樊一带，持援第五战区。正当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时，王缵绪以侧面布置重兵，以主力沿公路西进，逼敌军堕入他所预备袋形战略部署，与战区各部进行打击，取得了局布胜利。

4月30日，沿襄花公路西犯日军师团，是王缵绪川军最先接战。因襄花公路沿线为平原，日军发挥机械化威力，以坦克在阵地上横冲直撞。第五战区各部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对冲来日军坦克无法抵御。但王缵绪这支川军部队，士气尚盛，据壕死守，将士们以血肉之躯与敌军坦克相搏，他组织敢死队，竟攀登敌军坦克之上，用手榴弹向车内投掷，其战壕被压平，将士们被碾毙与活埋壕内；日军坦克后的步兵，随之蜂拥而上，用轻重机枪密集扫射，锐不可当，川军牺牲惨烈。在这种劣势状态下，汤部不愿配合，迅速北撤，退往豫西舞阳。第五战区整个战役中，是王缵绪第29集团军在随县、枣宜、大洪山一带，旬久激战，已发生大小战役二十余次，阻击日军侵入。

5月8日，日军师团加强对第29集团军两翼攻击，南路日军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自信阳西进，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对桐柏及大洪山进行包围。王缵绪令第29集团军迅速开往桐柏山南麓为倚托，频频侧面攻击日军，经过一番战斗取得胜利。

5月15日，第五战区发起总攻，当敌军主力再次进入随枣地区，王缵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截断襄花公路，会同友军将日军包围，经激战三天三夜至18日，敌军开始退却，收复枣阳，王缵绪下令乘势追击。

曾于1939年王缵绪任上，划自己管辖川省几县给西康，提任刘文辉为西康省长，其目的是促他出川抗日，可事已愿违。当他求得职位权力称：“军队编制不整，上下都与他同样每日吸鸦片成瘾，已无力作战。为此，王派小组去考察属实，并责令刘文辉在当地发展教育。但蒋对刘文辉恨之入骨，早就派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情报第二处处长长期监视刘文辉一举一动。如龙云为首约集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在成都密订协议，共同抵制蒋控制西南行动。却被王缵绪侦知向蒋上报，同年9月，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在重庆潘文华公寓聚会，进一步增强联合与蒋斗争事宜，以刘文辉为首趁国难报私仇，暗地唆使留川的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周虎臣七个师长联名“倒王主川”。9月18日，潘文华及亲信黄应乾向行政院参事陈克文抱怨，“中央对四川予取予求；因多省市失守，穷无所归，都来到四川，给本省造成巨大压力。即调动川人一朝气忿，采取激烈行动，在川人眼中他们是保四川，让中央政府混去出！

此时，抗日已是进入第二阶段。因日军近两年单靠轮番轰炸，都毫无达到最终目的。因陪都大后方在王缵绪治理下，带领全民各行各业进入到地下24小，不停生产，已保证抗战所需。为此日军一改“海陆空”联合攻川之际，王缵绪为保后方安定与成就能延续着想，对其官位向来是不屑一顾，并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并由蒋代理主持川局；即授予王缵绪为驻守四川屏障主将，被人称作是四川封疆大吏！

于1939年11月，王缵绪作为中央特派集团军总司令，再次奔赴抗战前线，率先在第五战区发起对日“冬季攻势”大战，一直战到1940年5月，进入到枣宜会战。此前，日军战略“第一步是占领随县、枣阳；第二步目标是占襄阳、樊城与南阳。日军在完成两项任务中，对王缵绪第二十九军集团军驻守平汉路采取重点攻击，方可解除对武汉威胁。”针对日军的战略部署，王缵绪决定死守桐柏山及大洪山两据点与敌军长期周旋作战。为此，日军视大洪山据点为眼中钉、肉中刺，遭到王缵绪各种战术的强烈打击。王缵绪以缠绕及推磨式战术，死死托住日军师团在大洪山孤军奋战了一年零六月，最终以弱胜强，已完成阻止日军西进入川。此次“大洪山反扫荡歼灭战”，大大增长了国军士气，灭除了日军威风！被全国军民以王缵绪上将姓氏，称颂为“大洪山老王推磨”作为抗战胜利的精典战役。

因日军在第五战区陆路攻川受阻，又聚集兵力由第六战区沿江突川。该战区为川鄂咽喉战略重要位置：西去5公里是南津关扼西陵峡入口；以西、南北两岸均为崎岖绵延崇山峻岭，江面狭窄，为拱卫四川陪都后方天然屏障。若此处不守，日军可攻入三峡出口、封锁四川，可利用宜昌川鄂突进占领四川。为此，蒋让王缵绪火速挂帅，于1942年10月任上将王缵绪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接任陈诚指挥。王缵绪立即率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从第五战区，追打日军到第六战区作战，另由军委调拨第73、74、100军归属为第二十九集团军序列。王缵绪在第六战区指挥期间，却总是把川军布在前沿阵线最重要位置。

从1943年2-5月，日军率先对前沿川军守军进行江防滨湖战役等；同年5月5日至6月17日开始全面发动鄂西会战；并6月20日至11月发动石门、慈利，石牌等战役，毙伤日军万余；后于11月2日至12月30日发动常德战役，毙伤日军4万余。但国军也付出巨大牺牲，终使日军图川成为泡影；即让百万众敌深陷中国战场，有力支援了盟军战场对日作战压力。而该战区的辉煌成就，也让美国人真正看到，在中国战场上托死大部日军，从而承认联盟大国地位，被世界人称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又于1944年初，日军转战第九战区。但不出三天薛岳长沙失守，蒋又再次调任上将王缵绪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又再次追着日军进入该战区指挥长衡会战、湘桂赣等诸多重大战役，一直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大小作战2300余次，共打死打伤日军官兵6万余人。在整个抗战中，曾追随省主席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所辖第44军和第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士兵4万5千余人，总共11万多官兵，再加陆续整编进入川军人数和每年补充士兵，共达20多万将士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随上将王缵绪返川官兵就仅存2万余人，其麾下川军将士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践行王缵绪上将总司令的“民族独立金字塔，拿自已骨肉去砌成”誓言，所取诸多重大战绩在南京档案馆就有72卷之多！

1945年9月王缵绪返川，担任全国在重庆召开的国际《庆祝抗战胜利活动》总指挥；10月10日，王缵绪首批佩戴《胜利勋章》、荣获抗日名将的英雄称号；已任命为重庆（陪都）卫戍司令总司令，当选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由蒋中正亲自提名为中央执行委员及制宪委员。

1946年1月11日获颁《忠勤勋章》；同年5月国府返南京，蒋任王缵绪南京卫戍司令总司令，王拒绝任原职，坚持为四川贡献；1947年5月14日免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上将副主兼重庆卫戍总司令；7月19日所部改称武汉行辕，仍任原职；11月再次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重庆卫戍司令部改称警备部，仍任警备总司令兼重庆行辕上将副主任；1948年1月1日获颁三等《宝鼎勋章》；当选“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在国共开战中，中共特派员及地下党却不断对王缵绪进行策反，但都扣押为人质，并公开称“放长子王泽浚释放中共干部”。

1949年5月，王缵绪任四川省主席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副长官；12月7日兼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司令，指挥“成都战役”为不败之将。王缵绪是在蒋携将离开大陆前，授予代蒋驻守大陆的最高统帅，奉命接管一切，蒋令“他手持八千份国府委任状，已将各地内战退川百万官兵组织起强大军队，严令死守与两大城市共存亡。”于1949年12月9日王缵绪把所有机构从简，统称“成都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由他指挥的《成都战役》与共军激战数月，为不败局势。

虽国民党三大战役惨遭失败退台后，但毛泽东仍住香山数月，却等不到攻下四川可能。而迫于无奈，抱着失望心情，于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宣称“全国解放”！可王缵绪作为国民党最后驻守大陆的唯一上将，一直与共军对战到1949年12月25日。终是国民党上将王缵绪出于保全城市与百姓生命财产，免遭战火涂炭与毁灭，以不分裂国家着想，才改变他抱有“城毁人亡”战斗决心，并在成都招集党政军各界人士，由王缵绪亲自向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是于12月30日让放解放军入城，并在1950年1月1日王缵绪主动辞去军政各职，陆续将他创办23年《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创办11年《西充巴蜀分校》，以及家藏价值连成的文物，全部捐献国家。

1950年2月，刘伯承代表中共任王缵绪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他谢绝任职；1954年3月，熊扬主任代表中共任王缵绪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他谢绝任职；1955年1月，李井泉主席代表中共当选王缵绪四川省政协委员，他谢绝任职；拒绝参加中共为他安排各种会议，使所有中共干部都为此难堪。

而王缵绪身后仍有二三十号国民党旧部高官，总是自愿随他行动。因王缵绪捐献了三大博物馆的诸多文物，所以他每天领大批人员去博物馆工作，主要是传授官员们收藏知识等。

（三）、简述刘湘其余孽在王缵绪出川保川过程中是如何倒蒋

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川（省主席未免），而刘湘旧部军阀人员曾留川不少，却持续给蒋制造过严重麻烦。于1940年5月，蒋痛感“四川政治复杂，艰难甚于抗战。”曾经常与王缵绪前线通话述说治川痛苦；同年11月蒋又感叹对四川军人处置“宽严皆非，轻重两难”！蒋还要把重心放到抗战中来，就不得不让张群代理川政，四川军人更是我行我素。

例如1940年7月至10月，即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期间，四川、云南盛传龙云为“抽底”将军，“威吓中央”，又是以刘文辉为首“乘机向中央反攻，叫喊“川人治川”；而刘湘妻弟周成虎等人仿效西安事变，想趁蒋到成都之时将其扣押。

1941年3月，中共南方局派华岗作为代表到西康雅安，受到刘文辉热情接待，曾共同切磋、交流，该成员直接和中共南方局董必武联系，一致认为开展后方运动，成立政治团体必要。后经几次商议决定成立唯民社，由刘文辉任社长，邵石痴主持财务，马哲民主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社员约30余人。由于刘文辉为活动提供条件，在政治上掩护，已成为反蒋人士的“避风港”。因四川离美军甚远，反倒是离苏联较近，这更让共军如虎添翼，外加四川存在不少帮派组织，如哥老会、青帮、天地会等各种派系，在当地根深蒂固，蒋想治理好巴蜀绝非可能。况且，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社会治安实在令人堪忧，虽国民政府历经多年努力，蒋仍是难已控制。尽管在特务机构密布下，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始终在暗中支持被通缉的人员出走香港，近去西康雅安。蒋派调查局虽在西康设有调查机构，可刘文辉仍是掩护一些人员到了香港。因川局不稳，蒋调“精兵”保卫陪都，同年6月16日，蒋声色俱厉对邓锡侯等人当面称：“四川为中央之四川，非谁人之四川。满清三百年之天下，尚且可以推翻，尚有何可惧！”同年8月，刘文辉经秘密电台向周恩来请示今后如何行动？周恩来指示：“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1942年杨伯恺、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李相符、黄宪章就被刘文辉请去雅安，以讲学为由。彭迪先为躲避追捕到了雅安，刘文辉奉为坐上宾，与他共住。后来，刘盛亚和洪钟与《西方日报》主笔杨正南等人，也先后到雅安避难。

据刘文辉回忆录介绍：“国民党政府令西康政府通缉盟员赵锡骅和一位地下党员，被我压下不理。曾于1944年8月27日，刘文辉在西康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汉口秘密与中共代表吴玉章接触洽谈，直到1949年初夏，蒋下令通告：“张志和是共产党员在西康活动，令我把他抓起来杀掉，免贻后患。”但我满口应允，却给张志和安排在参谋长杨家桢家里，受到警卫保护。”李相符给刘文辉回忆附信中满怀深情称：“刘文辉曾通过张志和资助他法币1万元，作活动经费和个人生活费用。当刘文辉每遇到问题便约几位密商，至始至终用秘密电台与中共保持联系。”

1949年，蒋准备下野前，刘文辉立即命参谋长杨家桢到上海，代表他看望被软禁中的张澜，商量川康下一步行动。张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局势在两三个月内将有大变化，要注意蒋介石的阴谋；二是应采取迅速脱离蒋帮，如力量不行则等解放军入川再配合行动；三是不管怎样都应事先做好准备，并嘱他早回四川。”

国民党在北平和谈期间，张澜派人通知刘文辉：“如和谈成功，你就首先通电拥护。”1949年10月，张澜秘密到北平命杜重石给刘文辉带去亲笔信，写在手绢上十六字指示：“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可放过。”在邵石痴来京看望张澜时，让他回去告诫刘文辉起义时不要乱拉队伍，以免以后带来麻烦，刘都遵嘱照办。”

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张志和写信刘文辉告知中共南方局希望他派代表去香港商谈。刘便请民盟中央委员曾庶凡代表他去了香港，并派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与张志和及邓锡侯商量，组成联合行动。”

同年12月7日上午，蒋通知刘文辉、邓锡侯下午到北较场谈话，是准备抓捕。但刘、邓发现凶多吉少，决定立即出走。国民政府并发出公告通辑，已撤去刘、邓、潘军职，调遣部队立即采取轰炸其住所。

而刘文辉逃时，将座驾空车通过宪兵检查开出城去，自己却从城墙地沟口爬出，又坐上车到了崇义桥镇；而邓锡侯与潘大逵赴彭县龙兴寺；潘文华经灌县与中共地下党会合，解放军还派人联络上三人。

在12月9日，由刘、邓、潘联名发表起义通电，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称，“刘文辉给蒋介石当胸一拳，请朱总司令代表中央复电嘉奖！”12日，刘文辉签发布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事业。14日，刘文辉、刘元瑄、杨家桢、陈耀伦、张志和、彭迪先、卢汉在彭县亦配合中共行动，但作用不大！”

今日编著抗战历史，最不耻的是将国民党军中无名小卒，夸夸其谈，与其军职地位都不够成指挥或是决策之人，但把他们作为承担整个战役最主要人物，甚至把这类早已被边缘化、因叛变被撤职掉的军人，以不同时期的最高军衔扣上，以显其人还在军中仍存在“重要地位”编造历史。若真是如此，这类人正春风得意做着军国高官，又何必要失去军人的人格，走上叛变之路？对这类人而言，入任何党派都是后患无穷！更不值得夸耀与赞赏！曾在1979年间，刘氏后人从国外返川，投资给刘湘在武侯寺建墓；又于2010年千余子孙从国外回国，共祭刘氏一族，欲为刘氏家族正名招魂，却遭到川民强烈反抗！并在网上举出刘氏家族种种历史罪恶事实，以历史档案数据证实民国17年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37年，这都是刘族内部成员仗势欺人，充任各官商角色，彼此相互勾结，压榨民脂民膏，大兴刘氏庄园事实所在，绝非夸张。经网民严厉警告，不许刘氏后人颠倒黑白，为其家族翻案！

中日抗战历史真相，支撑全国八年持久抗战陪都大后方，是绕不开川军将领王缵绪上将。正所为四川盆地的独特地理位置与环境，史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说；自几千年各朝曾有灭亡之日，可就是灭不了四川，是拯救华夏火种，史称“四川不灭，中国不亡”！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国民政府正在节节败退，担起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王缵绪，为迎取中央入川，不俱引火烧身，扛着维稳大旗，既是千难万险也带领四川军民，付出贡献，支撑全国民众持久抗战，这是抗战历史上最不可缺的重要人物！王缵绪与刘湘不同，他站在历史大局视线高度，支持蒋中正达到抗战目的，对川内反蒋势力没有半点妥协，而据理力争团结异党，至始至终秉承中央旨意，折冲樽俎，积极应对，他表现出足够睿智与应有担当，使抗战陪都大方后的军政迅速由旧统制军阀体系，进入到中央政府轨道上来。

在中日战争中，王缵绪携祖孙三代率第二十九集团军驰骋沙场，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冬季攻势会战、湖滨战役、第1至4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衡阳会战、石牌会战、石门会战、慈利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与湘西会战等重大战役。（统计大小作战共计2300多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6万余人。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所辖第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人，及后续调入集团军兵力总共达20多万，经八年抗战返川时，就仅存2万余人，伤亡与失散不计其数）。曾追随王缵绪的川军将士，凭一腔爱国热血，同日本侵略者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战斗历程，为中华民族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随着国民党军的失败命运，王缵绪与四川被残酷的政治现实，生生的割裂开来。以政党角度将近代史中承担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等，军政于一身的王缵绪排除在外，甚至在国家重大历史转折上，王缵绪所率领整个四川军民抗战史一笔勾消，却成抗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要人物，其所有不同时期经他率领的四川军民贡献，全部分配到他人头上，这显然是对整个四川军民有欠公允，彻底违背抗战历史的真实性。

1957年，王缵绪见众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右”不满，他书写52万字批毛檄文，预到香港向联合国声讨“阳谋”事实，被扣押在成都省公安厅（看守所）三年之久，既不审，也不叛，已内定关押至死；并于1960年11月，王缵绪以绝食抗争致死，终年75岁。

死后，官方未通知其任何家属，被扣“反革命宣言”共52万字批毛檄文，至今都未与公众见面，更不退还家属。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能分辨川军为驻守本省不失，比起已丧失自己省份的将领们，唯四川军民为国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川军是在王缵绪带领下出川抗敌八年，献出无数生命，今为冤魂，无人问津！而如今的四川军民在八年抗战中，为何群龙无首的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