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四十五章

如石

随后，毛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资治通鉴》，读到“卷第六十六，汉纪五十八”中丞相掾和洽向曹操提出建议说：“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古人的教化，只是务求通达人情；凡是激烈诡诞的言行，则会包藏虚伪）。

毛不由想起前几天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和林彪的慷慨陈词。翻过一页，毛又读到“冬，曹操作铜爵台（铜雀台）于邺。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故为诸君陈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所以向你们述说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然而，想要我就这样放弃所统领的军队，交还给主管部门，回到我的封地武平侯国，实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我确实害怕自己一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既是为我的子孙打算，又因为我一失败就会使国家危亡，所以，我不能追求虚名，而遭受实际的灾祸！）

读至此，毛用笔在“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句旁边，划了一道重重的标记。接着在空白处写下了欧阳修的《画眉鸟》一诗：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并在“林”字上划了个圈，口中自语到：“不及林间自在啼，有林便可人自在”。对毛来说，人心“随意移”也好，颂声“树高低”也罢，只要“林彪”的军权即实权在握，就可以一举“锁向金笼”。

毛放下笔，端起杯子拿下杯盖，喝了口水。此时，毛忽然想起他跟随他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不久将离开他去天津工作，便把李银桥叫进了自己的车厢。

李银桥，1927年9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太极拳和太极剑。李银桥小的时候在家乡读过两年小学，因自小习武身体硬朗，人又机灵，自11岁参军后，李银桥就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1947年2月，被指定担任周恩来的卫士。1947年8月，李银桥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因为他的卫士工作做得好，中央负责保卫的同志决定把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从1947年8月到1962年4月,李曾任毛泽东的卫士、卫士组长、卫士长等职，从最初想去作战部队而不想当毛的卫士，到最后不想离开，时间长达15年。毛泽东以前没有卫士长，李银桥离开他后，毛再也没让设卫士长，毛泽东卫士长的名衔成了李银桥的专属。其爱人韩桂馨，17岁在延安开始专门看护李讷。后来在毛的撮合下二人结为夫妻。文革后，夫妻二人撮合了李讷与王景清（原刘少奇的卫士）的再携手，据说江青对此颇为认可。王景清陪伴扶持李讷度过了文革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并得以安享晚年，这应该是对李银桥夫妇对毛泽东最大的告慰和最好的回馈。

关于李银桥离开毛泽东的原因，普遍说法是1962年，中央精简机关工作人员，毛泽东忍痛割爱，从自己做起，挥泪把自己的保镖“赶走”。用毛的话来说是：在我这里地位高职位低，我不能耽误你（李银桥）前途啊。

但在2008年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走进毛泽东遗物馆》一书的第70页有一张照片，即一份有10行退赔内容、总计55171元的《退赔清单》。据该书记载：

“1959年9月的一天，在庐山，尽管窗外的阳光明媚，毛泽东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他刚刚听说，自己身边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毛泽东“听说身边的工作人员存在不正之风，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他吩咐道：‘叫汪东兴来我这里’。”

汪东兴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职。汪东兴立即赶到毛泽东处。毛一见，“就神情严肃地指示：‘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风！’”汪东兴“立即回到了毛泽东身边”，并如嘱“主管第一办公室的工作”。接下来，在毛泽东身边的“整风运动自上而下进行”了。“在着手进行调查的同时，汪东兴还在内部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汪东兴带领大家重新学习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随后，汪东兴又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印成一份材料，呈报给毛。很少发脾气的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你们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再在我的身边工作了。

另外，在《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原标题为《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一文里，作者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后兼顾国内问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之久）写到：

“毛泽东不但注意反对特殊化，而且更为注意反腐蚀的教育。在1962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过一次话，谈话内容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他说，他发觉身边有老鼠，他提出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整顿思想作风，清除老鼠。汪东兴召开了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包括了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开始整风。在整风中，绝大多数同志都严格要求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不足之处或者缺点，思想认识都有明显提高。与会同志也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毛泽东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虽经组织和同志诚恳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但他始终不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辜负了毛泽东和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与培养。

毛泽东一贯反对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当他知道群众揭露的事实后，便果断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使在他身边的所有同志都深受教益。”

从1960年到1962年，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陆续有所调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62年4月调离的卫士长李银桥和5月调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叶子龙1。毛与李是深情洒泪而别，毛泽东嘱咐李说：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的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随后，毛泽东还抄录了一首《七律·长征》送给他做纪念并赠送一笔安家费。李离开中南海后，又多次见过毛。而叶离开毛的情景，迄今无任何记述，且叶离开中南海后调入北京市政府工作，从此再未见过毛。

晚年李银桥和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书里说了两件事，迄今扑朔迷离，令人深思。

其一，是关于毛岸英的不幸罹难。《历史的真言》第495页至496页载：

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

“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第501页载：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后来，王亚志（解放军总装备部的离休干部，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针对这一“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从而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之嫌的说法，在其《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一文中，虽然予以辩驳和澄清。但从毛的电文“（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中，李银桥夫妇的说辞，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而无中生有。

其二，书中提到了毛泽东多次表扬粟裕时，都有粟裕的亲密战友陈毅、邓小平等人在场，但毛泽东表扬粟裕的话就是传不出来，为人不知。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渡江战役前，刘伯承、邓小平去见毛泽东，邓小平说：“在淮海战役中,粟裕是立了大功的”。毛泽东说：“我晓得的!粟裕的功劳最大!”李银桥说：“这些话我再不说，就没人知道了”。然而正是这位自称“粟裕是立了大功的”之人，却一直将淮海战役的头功窃为己有，以致晚年的粟裕对凡涉及淮海战役的回忆、评论、报道、影视等，一律不听不闻不问不看，总之一丝不沾，直至抑郁而终。但强权就像雾霾或者沙尘暴，尽管可以浑浊遮蔽一时，历史终究是会廓清的。强权者的面目在重彩褪去后，只会令人生厌作呕，并使其后人为之蒙羞。

如果“战争不是靠体面打赢的”（当有人问挽救了无数英美士兵性命的二战时期著名间谍辛西娅、用身体获取情报的感受时，辛的回答），那么政治或许更是如此。庄子在《胠箧》里说：“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哩。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作好了积聚和储备吗？所以我曾试图讨论这种情况，世俗所谓的聪明人，有不替大盗积聚财物的吗？所谓的圣人，有不替大盗守卫财物的吗？）也就是说，给箱子柜子上锁，只能提防小贼，但却方便了大盗，他连箱子柜子一起搬走，还怕你锁不牢呢。“圣人”就是搬箱子柜子的，他们用仁义道德来教化人，给人的精神“上锁”。因为仁义道德原本是一种个人修养，是来约束自己的，那些经常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一定是在掩盖什么，越是冠冕堂皇，大谈仁义道德、高尚情操的人，往往越是龌龊不堪。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举国都在称颂高歌所谓“圣人”“伟人”的时候，也许正是“大盗”“大贼”猖獗的时候。“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所以天下昏昏大乱，罪过就在于喜好智巧。所以天下人都只知道追求他所不知道的，却不知道探索他所已经知道的；都知道非难他所认为不好的，却不知道否定他所已经赞同的，因此天下大乱）。

话说毛泽东对李银桥还是基本认可的。进入车厢的李银桥，像平时一样，先给主席的杯子里加了些热水，然后用小木梳子轻轻给主席篦头权作按摩。

主席靠在椅子上，眼睛微眯着，静静地享受着。过了一会儿，缓缓开口问到：银桥啊，这段时间为这个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忙乎，也没时间和你聊聊。怎么样？收拾得差不多了吧？

李银桥边篦头边回答说：是的，主席，本来东西也不多，都收拾好了。我把工作中特别要注意的事项，也都列出来了，比如在您睡觉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吃饭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散步、看文件、和人谈话等等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有些是工作要求，有些是我自己这些年的慢慢体会和总结出来的。

嗯，你是个有心人、热心人，也是个直性人，我和你算是对脾气呦。一晃十五年了啊，俗话说得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现在你是走上了“李银桥”，我嘛，在执念“功守道”。 想调侃一下的毛泽东，语调却幽幽地并略带伤感。

注释：

1 叶子龙：（1916-2003），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石湾乡平安洲村人。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并担任村里的儿童团团长。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并担任村里的儿童团团长。1934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科员，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技术书记，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机要股股长。参加了长征。193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刘三源）译电员。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任毛泽东同志军事参谋（接替黄友凤）、中共中央军委机要股股长（接替刘三源）。1936年6月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局机要科（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科长、毛泽东同志机要秘书。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机要科科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3月随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后，留在陕北的中央和中央军委人员组成中央纵队）参谋长。1948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1949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中共中央主席秘书、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主任。1962年5月至1964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1964年6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7年9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1979年9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务委员。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妥善安置数十万待业青年工作，主持组建十三陵、八达岭特区办事处，主持领导全市落实私房政策工作，完成组织首都重大庆典活动和中央交办的工作。1982年11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筹建组成员。1992年6月离休。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