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七章

季鹏

“咎”由自取的刘少奇

对于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所有文革研究者莫不寄予极大的同情，称之为文革中“第一冤案”。这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所有人似乎都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刘少奇悲惨结局他自己应负的相当部分的责任，而且，刘在文革中和文革前的一些行为，也应受到谴责。对毛、刘之间的斗争和恩怨，应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去认识。

一、毛想除掉刘少奇由来已久，借“四清”运动初设陷阱

1970年，再度访华的埃德加·斯诺问毛“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的发表。”

其实毛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或者打了“折扣”的，因为打倒刘少奇－事，在毛的心中是更早就有图谋的，事情既非起于1965年1月，“四清”的《二十三条》也非是毛要“搞掉”刘少奇的主因。

最早追溯，毛刘分裂见于对待山西省委关于农业互助组问题上的分歧。毛想“搞掉”刘少奇则最早表现在1952年开始的“高饶事件”中（毛密令东北局去调查刘少奇在奉天被捕亊），关于关于这些，前文已经述及，此处不赘。

毛之所以在建国后不久就想将自己亲手扶起来的“二把手”换马，最主要或根本原因是刘少奇忠实地执行包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既定方针。刘为此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等口号，并贯彻于自己的工作中。这却引起毛的强烈不满，这些也在前文中有所叙及。

所以，事情很明显，在上述毛、刘冲突中刘少奇并无错误，而是毛泽东出尔反尔，背弃党的决议，试图提前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刘少奇却放弃原则，屈从毛的权势而承认“错误”。从此开创了“一切以毛之是非为是非”，“无条件服从毛”的恶劣先例。

此后，刘便小心谨慎地尽力保持与毛一致。在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初期，刘少奇紧跟，其“政治高烧”不亚于毛，特别是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刘完全站在毛一边，充当了毛整彭徳怀的得力助手和帮凶。

然而，良心未泯而又对共产党事业忠心耿耿的刘，终于在大跃进后期看清了毛残暴的“死人政策”， 历史责任感使他勇敢地对毛说出了“人相食，要上书的。”“历史要写上你我的”这种振聋发瞆的话，表明了毛、刘之间的分界线。1960年下半年在毛被迫“退居二线”之后，刘主持全面工作，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通力合作，釆取切实措施，初步遏制了汹涌澎湃的“死人潮”，使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走出谷底，亿万人民重新获得一线生机，共产党也度过了执政危机。

在神州赤地千里、饥荒遍地的日子里，毛黔驴技穷，不得不避居二线，让刘少奇们为他收拾破碎的河山。他则纵情于北京“一一八室”金屋藏娇，优游于杭州西子湖畔的人间天堂。待到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危机度过了，毛又不甘寂寞了，急欲重掌大权，继续他的大跃进政策。

七千人大会是毛、刘公开其分裂的起始。刘少奇在会上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使毛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虽然幸得林彪及时“救驾”，以枪杆子为后盾挽回危局，使毛脱离“险境”。但这一幕令毛刻骨铭心，从而再次在内心升起“灭刘”的怒火。这时是1962年1月，而不是毛说的1965年1月。

就在那次七千人大会上，毛就已经忍不住吐露了他将要对刘“秋后算账”的打算，当林彪在会上发表完他那篇对毛溜须拍马的千古奇谈之后，毛毫不掩饰对林彪的喜悦和嘉奖，说：“林彪同志做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同时他看似顺便地对刘说：“你的讲话也整理出来，以免口说无凭。”

深知毛的厉害的刘，应该懂得此话的含义，刘少奇应该清楚毛已经记下他的账了。但是刘放弃了这唯一一次“倒毛”的良机。

1962年8月，即七千人大会半年多之后，毛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气势汹汹地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这个“三风”，起码有“两风”即“黑暗风“、“单干风”是针对刘少奇的，毛已经向刘宣战了。

接下来毛采取迂回战略，即从农村搞“四清”开始，试图最终将落脚点放到“中国最大走资派”刘少奇身上，把刘打倒乃至消灭。

“四清”本来是广大农民反映和要求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目的是清算大跃进中施虐的“五风”。毛把它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从而使一场处理大跃进、三面红旗遗留问题的具体政策转变为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的反攻倒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刘少奇心情极其复杂。不能说他完全不知道毛的醉翁之意，但他却想以委曲求全，投其所好的方式求得毛的谅解和妥协，试图重归于好。为此，他以极左的面貌搞四清，投毛之所好。但结果，非但未能得到毛的谅解，自己反而对中国人民犯下新的罪行，成为刘少奇后期历史的重大污点。

1963年5月，毛在杭州搞出了个《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策（草案）》，即后来所称的《前十条》。《前十条》的主旨是充分肯定所谓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将饿死3755万人（中共中央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死人统计数字）的大灾难、大罪恶嫁祸到“走资派”和农村阶级敌人地、富、反、坏的头上。

这期间，刘少奇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刘会同彭真、邓小平等对《前十条》进行研究，认为这个文件对一些问题的政策界线不明确，同时打击面可能太宽，于是在当年9月由刘少奇主持制定了补充性质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按：“四清”后来改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即《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颂扬《前十条》的前提下，强调团结干部和群众中的“两个95%”，以便缩小打击面，减少运动的阻力和破坏力。由于它的提法仍是毛的口号，又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没有理由反对它。同年10月，《后十条》。下发执行。

为了取得运动第一手资料和经验，更好地指导社教即四清运动，刘少奇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的桃园大队蹲点，担任社教工作队副大队长，后来弄出了个土改式的、极左的“桃园经验”。

1964年8月16日，在广州的刘少奇写信给毛，依据桃园经验对农村社教运动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来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这封信就命名为《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

8月18日，毛对刘的16日来信作出复信：

“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讨论一次，收集各方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的时间，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8月19日，刘少奇再次写信给毛，推荐王光美带工作队下乡蹲点搞出的“桃园经验”报告。刘在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同时他写道：“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刘在信中说了这么多个“中央”，令人糊涂，从中可见，毛一人已是“超级中央”的代名词了。）

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是：“这个报告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刘派田家英将他给毛的信和“桃园经验 报告文本、以及“后十条”的修正草案带到北戴河交给毛审阅。

8月27日，毛将“桃园经验”批给即将举行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批文曰：“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的。”刘少奇被毛召回主持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肯定了刘的意见和“桃园经验”。毛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提出要防止运动中“左”的倾向。

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结束，刘的“意见”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及中央的批示，连同《后十条》的修正草案一起下发全党学习执行。一时间，王光美身价倍增，到处作报告，成了大红人，“桃园经验”也成了全国社教的样板。

“桃园经验”和《后十条》修正草案之所以获得毛的钦准，是因为它们“左”得出奇，其主旨是“以阶级斗争为钢”，完全适合毛的胃口。这两个文件把农村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认为阶级敌人用拉拢腐蚀干部的办法，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所以这次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些地区还要“认真执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

到此为止，我们看不到毛、刘在四清或社教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但是上述文件却是后来毛攻击刘少奇1964年搞“形左实右”的罪状。

11月13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的文件，再次肯定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运动模式，并把工作团的权力进一步放大，“把所在县党委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这种文件当然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和同意的，也就是说，到此时为止，毛还明确支持刘少奇提出的社教方式。

可在10天之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

事情表面是由刘少奇要求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引起。刘要召开三届人大目的是进行国家主席改选，以便名正言顺再次当上国家主席。本来按规定全国人大四年一届，第二届是1959年举行的，1963年就应该召开三届人大了，现己超时一年多。可是毛不发话，故意拖延，说明毛有意把刘少奇“换马”。刘大概看出毛的阴谋，但这次他不再顺毛之意了，他要通过召开人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毛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反对，只能以突发的不满表示愤怒。11月26日，毛与刘出席三线建设工作汇报会。毛故意拉扯到与会议议题无关的“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的话题，然后突然将脸转向刘少奇，说：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 接着又说：

“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

刘少奇说：“有主席健在，我不能这样做。再说我们还有党的章程……”

不等刘说完，毛抢白道：“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可以看出，毛当时已怒不可遏了，差点将他的湖南“痞子”本色暴露无遗了。

为了表示他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三届人大的不认可，毛打破惯例，拒绝在人大之前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但他没有（无法）硬性阻止人大的召开，阻止刘重新当上新一届国家主席，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多少同盟者。而作为流氓政客，毛也不将这个“国家主席”看得多么神圣，到时候只要他出面就可以将这个主席拉下马，打倒在地并踏上一脚。这就是一个月零两天之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刘少奇说的：“我只要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但刘再次当上了国家主席，令毛愤愤难平。人大会后，他对当时比较信任的陶铸夫妇说：“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陶铸夫妇猜到了毛是指刘少奇。

从此，毛就故意找茬，在社教问题上与刘格格不入。

毛随即提出利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的时机召开各中央局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总结和部署四清工作。刘不知毛的意图，只好任其所为。

1964年12月15日，中共工作会议开始，毛主持会议，叫刘少奇先作主旨发言。

由于一开始毛没有亮明自己与刘少奇的分歧（当然更不便说明要打倒刘少奇的计划），会议在刘讲话后的分组讨论中，各大员在发言中一致对前段时间的大兵团作战的社教方式给予充分肯定，对“桃园经验” 大加赞扬，在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上也完全按照刘少奇的调子，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干部被和平演变说得特别严重。（从中也可以看到毛的大员们完全是看中央的脸色行事，所谓会议决议完全是形式、走过场）。

谁知，此次大员们把“风”向看错了，因为两个头头发生了分歧，一号大头头还没有表态，他们就跟二号头头的“风”了。

12月20日，毛正式亮出他的观点，从对运动的性质的认识、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和运动的具体做法，都与刘唱反调。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之前，毛对刘少奇关于四清——社教运动的意见、做法、以及“桃园经验”， 都是充分肯定、甚至赞扬的。然而，时隔一月，他不认账了。

毛的“新观点”大概是：社教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对大兵团的作战方式及其依靠工作队的工作方法，要依靠群众。总之，把前段他肯定的、经中央文件形式下达的东西全部推翻了。

这次，刘少奇依仗党内大员对他的支持，没有立即“缴械投降”，而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刘说：走资本主义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提出，打击的面就太宽了。应该是有什么就反什么。现在是党内外矛盾 ，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的交叉。

随后几天，毛和刘这两种观点进入了表面的相持阶段，会议的空气日趋紧张，出席会议的大员们无所依从。到12月26日毛的寿筵，双方的矛盾、或者说毛对刘少奇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建国后，毛从不公开邀请别人为他做生日。但是这次破例了，他自己亲自拟定了请客名单，叫汪东兴和江青操办寿筵。请了40多人，分为三桌，“客人”中就包括了刘少奇。

当晚，毛的女儿李纳听说父亲要在人民大会堂请客，也要跟着去，毛对李纳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

果然，寿筵开得没有半点喜气。几句开场白之后，毛便开始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将矛头对准了刘少奇，说什么：“有些人摸到一点东西便翘尾巴”。“有人翘了尾巴怎么办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然后又重弹“全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老调，说他“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接着就说有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等等。

据参加寿筵的人回忆，整个宴席过程只听毛一个人嬉笑怒骂，其余人都紧张得不敢喘大气，整个屋子静得出奇，鸦雀无声。

毛利用这个特殊的场合将刘少奇骂了一顿以后，仍然意犹未尽，决心继续进行挑衅以便为正式打到刘少奇制造舆论。两天后毛便演出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大闹会场的一幕。

在毛的凌厉攻势之下和其他党内元老的劝戒下，刘少奇妥协了，他不敢争辩，接受了毛关于四清运动的提法……

工作会议继续进行，毛依然不依不饶将矛头对准刘少奇。1965年1月3日，毛在会上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繁琐哲学。” 他突然提高声音：

“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

好像他完全忘了都是他亲自批准这么干的。

1月5日，毛泽东在陶铸的发言中插话：“……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根据毛的讲话，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共23条，后来即以此作为社教运动的指导性文件，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由于是按照毛泽东的讲话内容记录列出的条文，有些地方虽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但从整体上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倒像一堆语录。在讨论中，彭真插话说：“农村四清，中央搞了个《前十条》，又搞了个《后十条》，应该说是……”

不等彭真讲完，毛厉声打断彭的讲话，说：“不要讲那个《后十条》！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刚过了3个月，北京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哪有那么多经验？我看北京就是有个独立王国在那里明显地存在着！”

中共碰上这样一位不讲信义、反脸不认账而又胡搅蛮缠的“家长”，党内的要员们不是起来匡扶正义、制止毛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而是人人只是害怕得罪这位“家长”，反而劝刘少奇向毛赔礼道歉，以求得毛的宽恕，息事宁人。朱德、贺龙等人都分别去找刘少奇劝降，希望刘能顾全大局（毛就是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刘少奇势单力薄，只能举白旗投降了。但毛仍不放过，在毛的要求下，政治局连日召开“民主生活会”，对刘进行“帮助”。在强大的压力下，刘少奇不得不在会议结束后主动找毛，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而毛则话中有话地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

其实，在整个四清——社教运动期间，毛“倒刘”的意图都十分明显，毛一再强调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而他心目中这个“走资派”的总头头就是刘少奇。毛所痛恨的农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在刘主持工作的时候发生和流行的。虽然毛很清楚，正是这个“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刘的默许，才救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但是，现在难关过去了，他不用再顾虑自己的“皇位”的稳固了，他要过河拆桥了，要借此打倒他长久以来心中的政敌刘少奇了。

有人以为只是刘少奇要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要继续当国家主席，才引起毛的恼怒、反目。这就完全把问题的是非因果颠倒了。按照常理，毛是无法阻止刘召开三届人大、继续当国家主席的，在毛所谓“退居二线”的岁月里，刘少奇临危受命，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出危境，即使从毛的角度说，功莫大焉。难道这样一位国家主席还不称职吗？毛有什么理由不按期召开人大换届，让刘少奇再干一届呢？所以，毛试图阻止刘继任国家主席，是他背信弃义，包藏祸心的表现。眼看他通过社教运动打倒刘的计划落空了，所以气急败败，亲自出马向刘发难。

那么，为什么先前毛又爽快地批准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意见，以及刘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呢？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阴谋，一个陷阱。因为毛已经看出破绽，刘的“大兵团作战”方法效率太低，按此办理，全国两千多个县的社教猴年马月才能完成？而且刘采取暴力土改方式打击基层干部太多，不得人心。这正合毛的心願，到时候自己再出来否定，倒打一耙，封给刘一个“形左实右” 的帽子，刘便只有检讨的份，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但是在一般人看来，毛的这种做法仍然是不可思议的，自己既然肯定了对方的意见和做法，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全国执行。不久又反过来批判、斥骂对方。这种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事，该是何等有损形象、何等令人尴尬！即使是小民百姓也是做不出来的。可是我们的毛皇干这种事却已经是轻车熟路，习以为常了。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所谓“信用”问题，信用在他眼里等同放屁！他也不怕别人会质疑，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多年的经验证明，谁也没有质疑他的斗胆！谁也不敢与他毛泽东较劲，在他看来，只要他大权在握，如果有人敢向他叫扳，随便给个罪名，抓起来丢进监狱就完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但是，这场社教运动仍然没能把刘拉下马。毛不达目的不罢休，只得重新思考收拾刘少奇的途径。

毛终于想出了新点子，1965年1月3日，也就是刘少奇式连任国家主席的日子，毛支使他的老婆江青南下上海，去策划一场更大的、彻底收拾刘少奇的阴谋。

二、掀文革、毛泽东再设陷阱，刘少奇中箭落马身亡

通过四清运动将刘少奇斩落马下的计划落空了，这是毛的一次小小失算。他想到了从农村 “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入手倒刘不大对路，因为刘少奇的农村政策得人心、党心，而且深入搞下去会牵扯出大跃进的问题，弄不好自己会成为“被告”，偷鸡不着蚀把米。

后来他终于选择从他熟悉的文化、思想领域入手，然后扩展至全国所有部门、领域。而且从城市开始，从上至下发动，扩展迅速。这就是后来那场“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思想领域找个“反修防修” 的突破口是很容易的，但问题是还得找一个让刘少奇自已跳入陷阱的方法。很快他找到了，那就是将学校的“教育革命”作为运动的重点和突破口，挑起学生对老师和学校的不满，利用幼稚、单纯、年少冲动的在校学生为他的文革运动打头阵、当先锋，同时叫刘少奇去领导、掌握这场运动，从而把刘推进运动的漩涡中心，不怕抓不到他的把柄。

毛对付刘少奇的方法，基本上仍然是用对付彭真的方法，即先叫他去干一件亊，自己先釆取抹捘两可的摸糊态度，将对方诱入陷阱，然后擒而获之，反目算账！

根据毛部署，中央文革确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

在学校搞文革具体采取的是类似1957年整风的方法，先是由中央文革鼓动学生、老师就教育改革、反修防修等问题向学校和教育当局提意见、鸣放，开炮，让不同观点互斗起来，让学校乱起来。然后让刘少奇主持的一线政治局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难题。刘少奇等根据以往运动经验，特别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做法，自然而然想到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组织左派师生反击右派，然后抓右派……。但是谁能想到，这些成规却成了毛泽东新设的陷阱，毛泽东反手一击，刘少奇－伙就成了“镇压革命师生的刽子手”，“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稳稳当当落入毛预设的陷阱之中。

毛这一招高明之处还在于：既擒获了政敌，又笼络了学生，不费一分一文便招来了取之不尽的文革冲锋队。（但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应该不是毛的预谋，是毛趁机利用。整个地看，毛对文革并非有一套严密的计划，而是毛根据形势临机、见机而作，这就是这场运动的诡秘、不确定性和令人恐惧的根源。）

毛泽东让刘少奇落入陷汫，自已则收获了“革命师生”救命恩人的大桂冠。之后，学生们掀起了拥毛、颂毛的狂潮。毛掌握了多数，掌握了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开展文革的条件完全具备了，于是运动向社会、向纵深发展。

这里应该指出，在这场随之而来空前的民族浩劫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起了排头兵、冲锋队的恶劣作用。在几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以“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享誉中外，赢得了美名。40多年后，北大同样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祥地，只是它赢得的是恶名、臭名！这时五四时期的北大早就死了，早在1957年那场运动中，北大就成为了毛扼杀民主、自由的魔窟。在文革中，它则成了毛的爪牙、鹰犬的摇篮，流氓、恶棍、文痞的衍生之地。

当然，刘少奇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会轻易上当，不会轻易往陷阱里跳。他是怎么上当的呢，现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刘少奇“被擒”的过程。

揪出了“彭、陆、罗、楊反革命集团”， 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组，下发了“五一六” 通知，文革烈火被点燃了。放了这把火之后，“纵火犯”毛，却跑到杭州的西子湖畔隔岸观火，兼欣赏天堂美景去了。这是毛泽东的妙计，他知道自己这把火会先把北京烧得面目全非，在“起火”之前，他赶紧离开，让刘少奇们去面对这场灾难，去救火，去引火烧身。

在毛的中央文革煽动和支持下，北大出现了由聂元梓等七人署名的攻击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校方立即组织的反击、围攻。康生立即将大字报的原文送给在杭州的毛，毛看后给予高度赞扬，毛心中窃喜，认定它是掀起全国大乱的－根火苗，指示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北大的文革烈火迅速点燃并向全国蔓延。之后，毛便利用中央文革这条内线遥控煽动着北京各学校的文革烈火，使刘少奇的“灭火”努力成为徒劳枉然……

这时的刘少奇面对的是一种两难选择：他如果对学校的乱局不理不睬，任烈火烧下去，局面乱下去，毛会立即以“失职”和“纵容反革命暴乱”之罪名将其揪出，还可能将他打成“反革命暴乱的幕后指使者、总后台”；如果他对运动加以干预，则又有可能被毛冠以“镇压群众运动”、“阻挠文革开展”的罪名，同样会受到追究。到那时主动权就全操在毛手里了……

面对各学校的“造反” 之火越烧越旺，刘少奇和他的一线政治局忧心忡忡，这时各校党委领导班子己经瘫瘓，如果再不干预，就可能真的不可收拾了。这种责任他们将难以承担。无奈之下，刘少奇和他的同伴们经过商酌，选择派出工作组加以干预，使运动处于当局的控制之下的传统领导运动的做法。考虑到这样做可能的风险，在派工作问题上刘及其同伴十分谨慎，集体决策，步步请示，以避免给毛泽东以把柄和口实。

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让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为此，周恩来先打电话向毛请示，毛表示同意。刘少奇怕口说无凭，又在次日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联名向毛致信，先请示向人民日报社派工作组的问题，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0日，在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之前，由周恩来又拟了一份电报给毛，请示是否可行。毛回电表示“同意”，工作组才行进。

刘、周等人行事不可谓不细密谨慎了，但是智者千虑，总有一失。他们只是取得了毛对派工作组的允许，却没有请示派工作组去干什么及怎么干。毛正是抓住了这一“疏漏”，后来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说工作组去了尽干坏事，镇压学生运动……刘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了。其实，即使刘请示毛派工作组去干什么、怎么干，毛不但可能不会给予答复，还会迎来一顿斥责，总之仍然是要“犯错误”。因为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打倒刘……

工作组进驻北大后，其他学校也纷纷要求派工作组。刘少奇感到事态扩大难以决断，决定亲赴杭州向毛当面请示，并要求毛回京亲自主持这场文化大革命。6月19日刘、周、邓三人同乘一架飞机到达杭州，陶铸这时也调来中央了，却单独乘专机在同日也赶到杭州。

随即毛召开了一个有刘、周、邓、陶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御前会议”。在会上毛故作轻松、漫无边际地扯谈，对最紧迫的学校党委已经瘫痪、是否派工作组、运动如何搞等问题却避而不谈。刘少奇看出毛有意回避会议正题，只好在毛“海谈”的间隙提出派工作组问题，刘想逼毛正面、中肯地回答问题。但老奸巨猾的毛怎会“上当”？他当然更不会回北京去主持“文革”。他要的就是在使众人摸不着底的情况下，让他们跳进他的陷阱。

这时，陶铸发言，支持派工作组。陶说：“派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成功经验之一。”

到这个份上，毛不得不表态了，但他说的是：“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你看，多高明！说了等于不说。刘趁机提出请他回去主持工作，毛说他先不回去（还没有到跟你算账摊牌的时候），让北京的常委们“临机处理”。似乎有意要考验常委们的能力。

刘少奇没辙了，只好打道回府。然后按照毛的指示，“临机处理”派工作组的问题。大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取代瘫痪了的学校党委。最后决定是：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刘把这一决定再次用电话报告毛泽东，毛表示同意。

这样，北京教育系统各单位绝大多数都进驻了工作组，其他一些斗争激烈的单位也派了工作组。工作组取代了原来的单位党委行使了领导权。此前，为了栺导学校的文革不致失控，刘以中央名义制定、下发了“中央八条”，内容包括：“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学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工作组便以此为依据，强行恢复学校秩序，并对不肯服从的学生进行批斗、镇压，局面回到了当局的控制之下。

远在杭州、唯恐天下不乱的毛一直在密切注意着运动的发展，由他安排的在京“线眼”中央文革及时地向他汇报北京的情况，毛指示对策，再由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及其所掌握的媒体负责贯彻实施，总的精神是与刘少奇的“政治局”对着干。从而形成了两个“中央”暗中较劲的局面。

6月16日，由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挑动学生向学校领导和工作组作斗争。学生们以为有了党中央的支持，劲头更大了，于是，学生造反组织掀起了反工作组、赶工作组的浪潮。北京邮电学院第一个赶走了工作组，其他学校纷纷跟进。到6月20日左右，北京有39所学校赶走了工作组。

刘少奇们感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尴尬。他们认定派工作组是正常的工作方式，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由上级党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单位领导搞运动，工作组是“太上皇”、“钦差大臣”，说一不二，神圣不可侵犯。而如今学生居然揪斗工作组、赶走工作组，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以刘、周、邓为首的一线政治局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作出对形势的判断：“6月20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争夺领导权的现象”。认为运动受到了严重干扰。

于是，刘决定开展一场由工作组、学校当权派主导的“反干扰”运动。工作组强势重返校园，重掌大权，并立即组织“听话”的师生向“造反派”的师生反击，他们喊出了“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并以专政手段对付对那些企图“翻天”的师生，发动“左派师生”大抓“右派” 和“反革命”。清华大学的造反学生领袖蒯大富就在此时被批被抓并打成反革命。从6月下旬开展的“反干扰运动”，在20天内，仅仅24所北京学校，就有上万名学生和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右派”、“反革命”。

这时，毛感到刘少奇等已经充分暴露，火候已到，应该出来公开唱对台戏了。7月3日，毛的喉舌的《红旗》和《人民日报》登刊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社论，意在鼓励学生起来与“反干扰”运动斗争。遗憾的是，刘少奇等并未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在背后操纵与他们对着干，仍然继续进行强势的“反干扰”运动。这就是毛后来所指责的刘对革命师生实行“专政”，“镇压群众运动”。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眼看着他鼓励起来的学生斗不过强大的共产党政权，决定亲自出马扭转乾坤。

7月18日，毛突然回到北京。他首先召见中央文革的大员们，商谈文革局势。刘少奇知道毛回来后赶去“接驾”，谁知吃了闭门羹。刘感到大事不妙。

次日，毛召见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亮出了他的底牌：“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毛又“忘记”他在1957年反右中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刘少奇等遭到了当头棒喝！刘一下子有些懵懂了：从来的运动不都是这样搞的吗？土改、反右、四清，那个运动不是派工作组去领导？哪个运动允许反对共产党、咒骂、揪斗工作组……至此，刘少奇似乎还不明白毛的这场运动的目标就是打倒他自己。刘少奇的政治嗅觉真是太不灵敏了，他居然忘记了在上年底毛泽东对他说过“我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话。

但即使如此，刘还是想紧跟毛以图挽回颓局。他按照毛的“指示”立即停止了“反干扰”运动，然后想通过参与单位的斗、批、改“体面地”撤出工作组，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然后仍然当他的“二把手”。

可惜毛不是这样想。毛精心设计的陷阱终于显灵了，刘少奇掉进去了，还想全身而退？ 毛认为时机成熟了，决定以此为契机正式拉开文化大革命“倒刘”的序幕，公开他与刘少奇的矛盾。仓促之下，毛决定召开－次中央全会来宣布这－切。

按照中共“八大” 通过的党章的规定，中央全会应该－年至少开两次。可毛自1962年9月召开了＋中全会之后，己经四年没开了。光这－点，就可见毛－人否定了全党，全党没有－人敢于向毛提出批评和质疑。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在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临时通知，有29名中委和侯补中委未到会，毛却临时指定包括聂亓梓在内的47名红卫兵代表“列席”，毛不但让他们参加会议，而且也给予他们表决权。会议期间毛不断发表支持红卫兵的言论，盛赞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大批共产党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对刘少奇等人的足够威慑。在这种阵势之下，刘失去了抵抗勇气，只能检讨承认错误。不过刘还想尽可能挽回一点面子，他为派工作组的动机解释说：“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则绕开派工作组本身对错问题，指斥工作组的工作90%起到了镇压群众、阻碍运动的作用。刘无话可说了，只好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恶毒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我们手里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众人一惊，全场无语

再也没有人敢与毛唱对台戏了。

毛还对刘原来的班子进行分化化解，主要是将周恩来拉到自己一边来（此时毛需要周帮助），就在派工作组的后期，毛特地指派周恩来去东欧访问，意在让周与刘分离，撇清关系；周回国后，康生又就文革问题向周交底，使周迅速站到了毛一边。此时毛对刘以外的其他人包括邓小平也不多加谴责，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刘少奇。

善于看风使舵的周恩来感主隆恩，立即成了协助毛打倒刘的得力助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头一天深夜，周恩来亲自来到清华大学，偷偷地找到蒯大富，向蒯大富挑明了自己是“受主席委托，向你了解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实即收集工作组（王光美在清华蹲点）的“罪证”。 周与蒯大富谈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次日太阳升起，周才回去，并相约晚上派车来接蒯去人民大会堂继续谈。

毛则在8月5日写下了所谓《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这里，是与非，左与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就像是一串魔术道具，在毛手里变幻莫测。因为有8341部队在旁守卫和林彪的几百万大军作后盾，毛的魔术玩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毛的这张大字报迅速在全国传播。刘少奇蔫了，造反的红卫兵则疯狂了。但是，毛此时尚不想将刘一棍子打死，因为刘现有的罪名还不能致其于死地。再则，刘在党内树大根深，影响一时难以完全清除。他要逐步孤立、逐步升级、慢慢煎熬对手，就像当年赵高要将李斯“具五刑”一样，让他尝够折磨惨死的滋味。

这次会议主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共列了十六条，所以又称“十六条”。

“十六条”在“五－六通知”的基础上对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力量打击－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作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策规定，如要文斗，不要武斗等。

这次会议另外的实质性成果是，－是取消了1960年以来的中央“－线” 与“二线” 分工，把权力重新集中于毛－人之手；二是明确了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二把手。会上虽未重新进行副主席选举，但会后林彪成了唯－的党的副主席。毛、林体制确立了。

刘少奇的名字仍然排在政治局常委中，只不过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这在刘看来，不过是降职嘛，是可以接受的。刘当时像其他人一样，绝不会想到毛会要他的命！

这是毛整人的一贯方法。起初，给对手一个不大的罪名——或错误，让对手觉得毛只是一时 的“误会”。最初的处分也是轻的，肯定还叫“同志”，让对手产生将来与他“和解”的幻想。然后是一步步剥夺，一步步升级，最后是置之于死地。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走了这条不归路。

1966年10月9日，毛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诚恳的检讨，按照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调子，一一对号入座，承担罪责。刘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毛对他的仇恨，以便早日结束这场灾难。

毛这时则打起了另一个主意，他知道，仅仅拿派工作组的问题做文章，不能置刘于死地。他必须另辟蹊径，罗织刘新的罪名，但这要一点时间，故决定暂时稳住刘。于是毛又装作开明和宽宏大量，在刘的检讨书上批示：刘、邓是公开的“阳谋”， 不是阴谋，要准许他们革命，“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见到毛如此宽大为怀，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对毛的敬意和安慰。

不过，在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毛成立了以谢富治（后改为江青）为首的刘少奇专案组，主要任务是收集刘早年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的“叛变”罪证。

1967年1月6日晚，清华大学红卫兵伪造了刘少奇的小女儿刘平平被车祸扎断了腿的假新闻，上演了一曲《智擒王光美》的骗局丒剧。

1月10日深夜，毛泽东忽然传见刘少奇，两人在人民大会堂相遇，一见面，毛装模作样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只好回答：“根本没有那回事，是个骗局。”然后郑重向毛提出两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个普通老百姓。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刘少奇希望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特别是提到“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之职，大概是提醒毛自己曾经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鼓吹者，希望毛能看在自己长期以来忠心耿耿为其服务上，放他一条生路。

哪知从来对“敌人”“追穷寇”，从不“心慈手软”的毛，早已下定决心要刘少奇的老命。毛从来是个只记仇不记恩的人，他岂能被几句“软话”麻痹？你刘少奇做个普通老百姓就不会卷土重来吗？

不过，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早已炼就喜怒不形于色的功夫，在置对手于死地之前的一分钟，他仍就可以与对手握手言欢。现在他就是如此。面对刘少奇的请求毛不置可否，只是静静地听着，吸着烟。给刘的印象是毛已经听进去了，默许了。然后对刘说：“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洛尔写的《机械唯物论主义》和狄德罗的《机器人》值得一读。”这是什么意思呢？暂时令人费解。临别，毛送刘到门口，嘱咐：“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保重身体”是一句极具诱惑力和麻醉力的话。

叫人“认真去读书，保重身体”总不是坏心肠吧，起码说明他不会置对方于死地吧。所以刘回去后，内心还是安定了下来，对家人说毛还“关心”他，叫他好好读书呢。

毛演出的这一幕大概是给后人和外国人看的。你们看：我对刘少奇还挺有情义的嘛。那么后来将刘迫害致死就肯定是别人，与鄙人无关了。

其实此时毛正在加紧部署灭刘的最后战役。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把刘、邓的检讨下发全党，但他说过那些对刘“宽宏大量”的话并没有往下传达，却通过张春桥指使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把打倒刘少奇的意图扩散到社会上去，1966年12月25日清华的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率领五千清华学生上街遊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和标语传遍了北京城。

同时，1966年12月18日，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后来考虑到刘少奇表面上还是政治局常委，遂改为“王光美专案组”。但任务仍是收集刘的叛变“罪证”。 这个专案组先由谢富治负责，后由江青负责。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

那边厢的刘少奇在与毛会见后，刚刚安心了几天，还没来得及“读书”学习，1967年1月17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来刘的办公室拆电话。刘提出抗议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周的批示，你们不能拆，也无权拆。”造反派回去请示汪东兴（汪东兴又请示谁？），过了一天，仍然来把它拆了。从此，刘与毛和其他领导人的联系阻断了，刘少奇完全处于任由摆布的孤岛、囚笼之中。他面对的是造反派凶神恶煞的面孔，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辱骂声，他的屋里墙壁上贴满了各种侮辱、丑化他的标语——污言滥语。

2月4日，刘的儿子刘允若被公安部逮捕。此前，江青对刘少奇和前妻王前生的一对儿女刘涛和刘允真进行了“策反”，刘涛姐弟按照“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要求，从母亲处和其他渠道收集材料，写出了一份叫做《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被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这种亲生儿女的“揭发”比其他人的咒骂有用的多，对刘少奇及王光美的打击也沉重得多，使刘少奇夫妇真正感到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

3月下旬，毛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还谈到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刘的这本书是骗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原来毛叫刘少奇“好好学习”就是叫他批判自己，叫他低头认罪。

毛还把五十年代初刘少奇肯定过的电影《清宫秘史》搬出来作为刘的又一罪证，硬说它是一部彻底的“卖国主义”的影片。总算报了15年前的莫名之仇。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一边喊着口号冲进了刘少奇的住地，勒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这期间刘少奇又获得了一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总头子”的帽子，完全知道此事内情的毛，故意不表态，由他的党羽、爪牙对刘进行污蔑迫害，目的是为将刘置于死地制造足够的罪名。

4月10日，一场由周恩来批准、江青亲临指导、号称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批斗进行了一整天，其中最精彩的演出是强迫王光美穿上随刘少奇在东南亚访问时穿戴过的旗袍、高跟鞋，并用乒乓球制作了一条硕大无比的“项链”让王光美挂在脖子上。这些东西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也许没有什么奇怪、可笑，但在那个年代，谁穿戴上它，引来的围观人们群肯定比围观一级国宝大熊猫还多一百倍。据说这是江青的创意，引起了最大的轰动效应。

后来人们只是同情王光美，这当然有理。不过却往往忽略了她炮制的“桃园经验”，在四清中制造了多少冤魂！所以看来这点报应实不为过。

对王光美的羞辱当然也是对刘少奇的羞辱，这场戏的最高导演实际上是毛泽东，不经毛点头，谁敢如此对待刘少奇和他的夫人呢。

进入6月以后，红卫兵大军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围困中南海刘宅的红卫兵在外面搭起了几千个帐篷，安营扎寨，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放出刺耳的污言秽语，像一条条毒蛇喷出的信子，令人胆战心惊。

为了让“红卫兵小将”放开手脚斗争刘少奇，同时也使自己不担指挥迫害刘的恶名，毛于1967年7月13日离开北京南巡。

毛一走，对刘便进入“武斗”阶段，刘被揪出打得鼻青脸肿，跌倒在地，一堆人围上又踩又踢。辱骂声当然升级了，什么“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你这个不齿于人类堆的狗屎堆”，等等。

毛不在北京，但他舍不得放弃欣赏这些“精彩场面”的机会，他指定了专人给每场重要批斗会拍照、录像，然后派专人送去给自己欣赏。同时毛指示要将刘少奇与王光美分开批斗，分开关押，拆散刘的家庭，从精神上完全摧垮刘。

与群众组织揪斗、叫喊相呼应，这时由江青亲自挂帅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说已经获取了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所需要的材料、证据。

王光美在清华园被批斗后一个月就被正式逮捕了。9月13日，刘的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剩下刘少奇孤零零一个人过起了真正囚徒的生活。他原来的警卫人员被告知：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改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肃清“刘”毒，划清界限。

由于不断的斗争和折磨，刘少奇战争年代受过伤的手臂已不能自由运转，穿一件衣服往往要花上一、两个小时，在批斗中被打伤的双腿，几乎迈不开步子，从住地到饭堂仅仅30米的距离，要磨蹭50分钟。后来就根本走不动了，只好由警卫——看守人员打饭。但帮刘打饭的战士被人叫做“保皇兵”，极不情愿，于是打一顿饭让刘吃几顿，任它馊霉变质。上边的指示是“能保证刘吃饭，饿不死就行”。

刘被折磨得各种老病、新病齐发，但毛还不想叫刘立即死去，他要将刘拖到中共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正式的“宣判”之时，要他亲耳听到自己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 永远开除出党”的下场。于是叫医生来给刘诊病。医生为了站稳立场，先要对刘进行批斗，做检查时，嘴里先要骂几声“中国的赫鲁晓夫罪该万死！”更有的大夫用听诊器敲击刘，有的护士故意将针头在刘身上乱刺乱捅。刘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1968年5月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道：“（刘）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同一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还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

1968年夏，刘突发高烧，生命垂危……但上面指示还不能让他死。

刘少奇被抢救过来了。虽然暂时得以免死，而活罪更难挨。此时的刘已无力起来活动，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大小便拉在床上，满屋腥臭。枯槁的身上长满了褥疮。监视人员日夜守望，只是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杀”，他们将刘的双腿绑在床上。

1968年10月5日，神志有所恢复的刘突然失声痛哭，没有人知道此刻他心里想什么。

不久，刘失去了吞噬功能，靠鼻饲吊命。此时，刘真正是生不如死，欲死不能。

由于刘少奇随时可能死去，而召开中共九大的时机尚不成熟，毛只好先召一次中央全会来宣布对刘的处理。1968年10月13日，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开幕。会议一项重要内容是听取和审查中央专案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确认刘是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一致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就是毛对刘少奇1967年元月10日最后会见时，要求带领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的正式答复。毛泽东和江青夫唱妇随，齐心协力，终于完成了中共历史上这一出奇的丑剧。

但毛并没有立即把这一决议告诉刘，他们知道刘一时还死不了，所以别具匠心一直等到24天之后刘的70岁生日之时，才把这个消息作为对刘的“寿礼”送给刘。当看守人员将十二中全会公报的彔音放给刘少奇听时，刘浑身颤抖，大汗淋漓，血压徒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到40度……

这就是毛要的结果。当刘的情况汇报到毛处时，毛肯定开怀大笑，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筹划了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不过毛一贯以“追穷寇”、“痛打落水狗”著称，还应该给刘最后一击，送他上西天！因为现在的刘已毫无保存价值了。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的备战疏散命令，刘少奇被“转移”去开封。这时的刘已形同僵尸，气息奄奄，靠浑身扎着针管以维持生命。然而他却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保护”，被安排到一个原来的银行金库，房屋的门全是厚厚的钢板，高高的小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钢筋，屋顶的四角架起四挺机关枪，还有两个排的士兵日夜轮班守卫。

刘在开封苟延残喘了27天，1969年11月12日死去。死时须发皆白，胡子长达一尺多，浑身赃臭，形同骷髅。尸体被秘密送火葬场火化，火化单上写的是：姓名，刘卫黄，无业。因患急性传染病死亡。

刘的死讯被严密封锁、保密，报纸上仍然继续批判、继续愤怒声讨刘，全国人民以为刘还活着在接受“批判”， 大家都争相表现对刘无比愤恨的无产阶级感情。

补充一句：刘少奇的大儿子刘允斌1967年12月卧轨自杀。刘允若被关押8年，出狱两年病死。

三、刘少奇值得同情，但不值得赞扬

将刘少奇残酷迫害致死，是毛在文革中的恶行之一。由于刘的特殊地位，由于刘曾经是毛的最大支持者、崇拜者，在辅佐毛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立下巨大功劳，热别是他在大跃进后期毅然改变毛泽东的方针政策，为救人民出水火、减少全民饥荒死亡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刘之冤死深得人民的同情。在得知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非人折磨的真相后，人们、包括各种研究文革的学者，就不只是同情，而是对刘的一片怀念和赞扬之声了。

但是，客观地说，从总体来看，刘少奇并不是一个值得赞扬之人，我们不能因为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就肯定他过去的一切，因为在相当程度上说，刘的下场正是他自作自受、自取其咎。

（一）刘靠吹捧毛泽东起家，助长了毛由领袖成为独裁暴君。

刘的发迹历史就是与毛泽东合作的历史。毛刘的惺惺相惜，密切合作始于抗战，抗战初期，刘任北方局书记，后又任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委，成为毛的红人。此前，刘在“长征”中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曾因向军委反映官兵対毛的“大踏步回旋转移战略” 不满，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的指斥，会后被调离了三军团。1936年后刘被派往华北做敌后工作。刘较有政治眼光和理论修养，1937年2、3月他给了张闻天写了两封信，系统批评了自1927年以来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引起毛的共鸣，从此毛对刘另眼相看。

1937年刘领导的北方局成功地引爆了“七七亊变”，成为中共命运的转捩点，为中共立下巨大的功劳。这应该是后来毛泽东看中他、越级提为“二把手” 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共对此一直讳莫如深，不公开内幕）。

同年8月的洛川会议，刘少奇虽未参加，但他坚决拥护毛的假抗日、真扩张的两面派政策方针。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大耍两面手法，骗过了党内以王明为首的愿意与国民党合作打日本一派领导人，继续推行其假抗日、真卖国两面派政策。在这场毛与王的党内斗争中，刘少奇再次全力支持毛泽东，刘看出毛泽东有能力带领中共走出困境，战胜国民党。跟毛泽东一样，只要能夺取全国政权，刘不在乎使用什么手段。

毛也看中了这个忠诚而能干的支持者。六中全会后，刘被毛派去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奉命监控毛不信任的项英率领的这支军队。项英死后刘作为新四军政委，忠诚地执行毛的路线方针，使新四军成为毛的可靠武装力量

1942年3月，刘奉毛之命前往延安党中央。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延安开展“整风” 运动，整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中共的高层核心进行整肃、调整，使之成为毛的“一统天下”。当时中共高层领导核心的王明、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有的是毛的竞争对手，有的是在政策上与毛有分歧的人，都是毛要整肃的对象，没有一个令他完全放心之人。毛想到了坚定支持自己而又有能力、有资望的刘少奇，便决心将刘调到中央充作自己的副手。

这时，刘少奇还在苏北的新四军中，到延安要经过国民党和日军的控制区，毛又令刘绕道去山东的共产党根据地去处理问题，从而使这一行程变得漫长而艰险。

在刘的这一行程中，毛对刘在路途的情况特别是安全极为关心，时刻关注刘的行程，发出指示强调要绝对保证刘安全到达延安。这种情况在毛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它表明了毛对刘到来的迫切心情和深切期望。

1942年年底，刘少奇抵达延安。次年元月1日正式亮相。刘不负毛所望，立即全力以赴支持毛，帮助建立毛的绝对权威。1943年1月12日，秉承毛的意旨，刘向政治局建议改革中央领导体制。按照刘的提议，3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同时又成立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毛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毛实际上成了独裁者，终于实现了毛长期以所追求这一目标。

作为回报，毛让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一的副主席），成为名符其实的“二把手”。

此时延安的整风转入审干、锄奸（粛反）阶段，延安和整个边区都处在一片恐怖之中。本来作风稳健，而且反对极左路线的刘少奇，为了迎合毛、忠于毛，这时变得“极左”起来。4月，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任主任，取代康生成为延安第二号实权人物。此后，刘在幕后，康在台前，成为这场恐怖大戏的执行导演。刘还负责将这场运动推向其他中共根据地。这期间，刘又任任中共組织委员会主任，统管组织、统战、民运、海外、政策研究等工作。10月，又任权力无边的“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副主任（毛为主任，康生为第二副主任），协助毛整治王明、愽古、周恩来等人。

刘少奇在延安为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在完成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当时延安掀起的对毛的颂歌大合唱中，刘起到了“主歌手”、“定准星”作用，在刘之前，已有人提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但都未获正式“认证”；刘以“二把手”、“理论家”的身份一锤定音，正式推出“毛泽东思想”一词，并确立为全党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之中，刘为毛唱起了肉麻的赞歌：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是己经有了一个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伟大民族优秀的、杰出的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24年历史，在无数次千百万人民的激烈斗争的反复考验中过来了，这证明他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次历史真实地证明：当革命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脫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有人统计，刘在其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吿中，“毛泽东思想” 一词出现了105次之多！刘还把对毛的个人崇拜引向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把它写进党章、党纲，说：“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在刘的倡导和带领下，任弼时、周恩来、朱德等等各自在七大讲话或发言中也都大吹大颂毛和毛思想，把毛说成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导师、舵手、旗帜，在会上掀起了肉麻的捧毛大合唱。七大会场的横额则醒目地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刘对毛的吹捧的后果是严重的，就以那个“最后决定权”来说，它实际上把毛推向个人独裁的地位，为后来毛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打下了基础。有人说毛的最后决定权是短暂的，到了1944年5月，书记处就被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主席团”取代了，从而毛的“最后决定权”也就自然终止了。它前后只存在一年零两个月。但这只是从形式上的说法，任何曾经形成的制度总要产生它的影响力，毛这个“最后决定权”虽然形式上没有了，不再明确提出了，可毛的地位、权力并无任何改变，这一制度更未受到否定和批判，因此它仍然合法地留在人们心目中，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它被毛合法地延续了。建国后很多重大决策，实际都是毛一人说了算，根本没有什么“集体决策”。比如，被党的中央全会、多次工作会议所宣扬和肯定的 “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后不久就被毛一人否定了，反过来却要批判执行这一决定的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算是自食其果了。接下来是1956年“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即“八大路线”，也遭到了被毛一人否决的命运。紧接着毛一人便发动了饿死几千万人、将国民经济全面摧毁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这一切难道不是毛的最后决定权的后果吗？至于后来毛和夫人江青二人背着全党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发动旨在消灭刘少奇、摧毁整个中共组织体系的“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质而言之，这一切都是毛的“最后决定权”的延续，是刘少奇“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至于对毛的个人崇拜，那更是一切罪恶之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毛成了凌驾一切之上的“神”后，刘少奇也就喪命于他扶持起来的这尊“大神”之手了。

（二）刘少奇面对毛的诬陷逆来顺受，导致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

纵观毛在文革中罗列刘的“罪状”，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指其在“一线”主持工作期间，推行了一条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二是指其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三是后来罗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

三大罪状除了最后一条是刘在已失去辩护权的情况下毛的强加，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之外，前两条则是刘尚有发言权时给刘扣上的，而刘却主动放弃了辩护、抗击权，承认了毛的恶毒的、无中生有的诬陷。

先说第一条“罪状”。这其实是将功作罪，是天大的冤枉。然而在毛的威逼引诱下，刘居然完全“认罪”了。请看他在1966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是有联系的。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笔者），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暗淡，对于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1962年2月21日到23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几年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交待不出多少“资本主义道路”和反对“三面红旗”的“罪恶”，但他仍然按照毛泽东的指控，把“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罪名归结到自己名下，把左倾和“形左实右”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而丝毫不敢指出毛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天大罪恶，和自已受命于危难之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事实——功劳。

再看毛给的第二条罪名：关于文革初派工作组镇压学生。刘在上面说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条罪状的检讨是：

“工作组和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想象的计划和步骤行事。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的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

他完全按照毛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对号入座。刘少奇检查和认错当然是被迫的、违心的。但他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却不敢说一句他的决策都是经过毛的批准、同意的。不敢为自己作一奌点辩解

这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只要刘少奇按照他的调子认罪认错，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成了必要的、合法的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成立了。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的阴谋诡计，但是在求得毛的宽恕的侥倖心理支配下，刘违心地作出出卖自己灵魂的选择，也不顾这将在他身后添上污秽的一笔。

刘这种放弃原则、屈从于毛的淫威的做法不是第一次，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问题，刘都是在毛的淫威下昧心作了无原则的退让，从而在建国后开了“无条件唯毛是从”的恶劣先例。

1952——1954年的“高饶亊件” 中，面对高岗在台前的攻击和毛在背后的捣鬼，刘少奇选择了退让和顺从。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刘少奇再次放弃原则、放弃做人的良心和尊严，最初，刘与其他常委试图控制亊态扩大，但在毛凶相毕露之后，便“一边倒”变成了批彭先锋。那次毛别有用心指定刘少奇和周恩来作批判彭德怀的“主攻手”，刘、周都完全顺从。刘领命的是“作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居然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 完全是一付毛的奴才相。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不知是良心未泯，还是他前不久回湖南家乡时看到人民在大跃进中坐以待毙的惨状，心灵受到震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刘少奇在会上离开“钦定”的讲稿对毛搞了一次突然袭击，使毛震惊不已，言语之中表示要对刘“秋后算账”。对于毛之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性格刘应该是很清楚的，但他却放弃了那次千载难逢的“倒毛”的机会，选择了与毛“重归于好”的妥协。刘少奇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并非完全是慑于有林彪的军队保毛，而主要是长期以来对毛的个人崇拜所形成的奴才心理使然。最后终于导致上演了一回二十世纪最新中国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刘可悲地充当了故事中的“农夫”。所以，说刘少奇在文革中的结局一定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并不为过。

但这也不由让人们心生一个疑问：面对毛的多次发难，刘为什么总是逆来顺受，从不反击呢？笔者以为，原因大概有三：首先是长期以来养成的对毛惧怕和无条件顺从的奴才心理使然。毛长期以来在党内斗争中“所向披靡”的高超手腕，还牢牢掌握着中共的军、警、特专政工具，加上长期以来对毛的神化和个人崇拜，让全体中共党员包括刘少奇在内习惯于匍匐在毛的脚下，不敢作任何“非分之想”。另外，毛对中共高层的“分化瓦解”之术，也使中共内部无法形成反毛统一战线。

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是毛占据着中共的“道德制高点”，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在内找不到反击毛的“理由”。毛总是以左——反右——的面目出现，以“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为说词和出发点，这就等于高擎马克思赐给的“上方宝剑”，其他人无法反对，也无从非议，所以尽管他制造了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也只能算作“失误”，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或批判。反之，即使刘少奇临危受命，挽狂澜于既倒，但因为他使用了“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方法，所以不但无功，而且犯了大忌——大罪，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打倒，直至置其于死地。

至于毛的这一套为何具有如此魔力，那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列宁确立的共产党就是以这些条条框框为奎臬，就是要信奉这些东西，而且，毎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宣过忠于这类信条，难道现在反对它、否定它？所以，毛只要打出这些幌子，就镇住了全党，无往而不胜。

其三，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技高一筹，在对刘的斗争中不按规矩出牌，使出了流氓诡诈的一手，使使刘少奇等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束手就擒。比如，在文革开始（五一六通知）之后，仍然叫刘少奇主持处理彭、罗、陆、楊的中央全会，这就使刘少奇、也使其他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刘少奇是此次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又如，为了防止刘少奇等旧有大臣的反抗，毛在1966年５月15日成立了个“首都工作组”，使之成为凌驾政治局、书记处之上的毛的御用工具，刘等人则处于完全无权的被监控状态。再如，毛临时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委员达不到法定人数，便将数十名红卫兵拉来参会，并让其拥有发言和表决权。整个地说，文革就是毛使出的流氓怪招，如果按正常程序，在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內部讨论文革的议题，毛的阴谋绝对不可能得逞，刘少奇甚至可能获得多数支持。正因为知道按正规方式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毛才想出了“踢开党委”、利用青少年打头阵，自下而上“造反”的怪招、恶招，刘、邓、陶等只好坐以待毙了。

坊间曾有刘少奇试图效法苏共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的方法，召开紧急中央全会罢黜毛泽东，然因邓小平临时“倒戈”而流产的说法。据说此说来源于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发表的文章。现已有人证实，这基本上是杜撰，就不多述了。亊实证明，在搞阴谋诡计方面毛绝对是顶尖高手，中共其他人包括刘少奇都不在话下，绝对能与之匹敌。

（三）作为毛的主要助手，刘少奇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刘少奇平反后，特别是知道刘被迫害惨死的真相后，在中国又掀起了一波赞美刘的浪潮，这除了出于人性和良心之外，还有一个人们约定俗成的、似是而非的推理标准，就是认为凡遭重大冤屈之人都是“好人”，凡被毛迫害、打倒的就是在各方面与毛唱对台戏之人。然而，事实却绝非如此简单，可以肯定地说，在被毛整肃的中共党内高层之中，绝大多数是毛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或多或少都为毛“作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或大或小的罪行，林彪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刘少奇虽然不及林彪之“坏”，但作为毛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相当长时期毛的主要助手，刘的罪责也是不可推诿的。

刘是靠给毛抬轿子吹喇叭起家的，他发迹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延安整风那段时期与毛的协调配合，狼狈为奸。而延安整风乃毛式“运动”之始，其黑暗与罪恶已初露天下（本书第二部将有论述）。在那场夺去不少人生命、践踏人类最基本尊严的丑恶、残暴运动中，刘少奇扮演了不可推诿的“主要帮凶”的角色。运动之后，刘还无耻地将毛吹捧得上了天，成为毛罪恶的同谋者、粉饰者。

刘的第二桩罪恶是在延安整风之后充当残酷无比的毛式暴力土改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延安时期的土改之野蛮残忍已如本书前面所述。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是有意让刘在诸如“整风”、“土改”这种整人、残人、将在历史上留下臭名、恶名的运动中担当“主角”，为自己充当挡箭牌、替罪羊，毛的用心可谓狠毒阴险之至。但是，不能说甘愿充当这种角色的刘少奇本身没有责任，例如，在1947、1948年毛统区的“二次土改”中，他率领新成立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晋绥地区，对先行在那里搞土改试点的康生的工作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还不够左、不够残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后来他主持制定了一套更加野蛮残忍、无法无天的土改政策，将暴力土改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致在党内也引起非议，后来不得不进行“纠左”。对照刘在六十年代前期、中期搞四清运动的极左做法，前后辉映，可见毛对他“形左实右”批评亦非空穴来风。虽然刘如此做法主要是迎合毛的意图（否则他将被毛打成右倾自身难保），但也说明，刘本身确实存在残暴、狠毒的基因，不然毛不会选中他作自己的助手和接班人。

在大跃进运动中，刘与毛的分歧是运动后期，即1960年之后，在此之前刘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当刘了解到了各地大批死人的“血淋淋的现实”之后，他顾虑的是共产党会因此失去人心，失去政权，因此他主张“救人要紧”，“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而毛则认为他的条条框框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死人无关大局。这就是毛刘的最后区别：刘的人性犹存，毛则完全是兽性。

但是，这不等于刘就真的对人民慈祥，或者希望农民过上富裕的日子。只要不危及共产党的政权，刘是忠实执行毛的政策路线的，这集中表现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

所谓“四清”，本来是应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大跃进中农村基层干部借“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多吃多拿，侵吞集体财物，打骂迫害群众而要求开展的一项清查运动。刘在初期也想实事求是槁四清。但后来在毛泽东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压力下，刘少奇退缩了，害怕了，为了迎合毛的意图，他再次以“极左”的姿态，令其夫人王光美搞出一个极左版的“桃园经验”，以求得毛的谅解并与之和解。“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不知制造了多少新的冤案和冤魂，有资料统计，四清运动致死77560人，被“整” 达者532万人。这其中有刘不可推卸的罪责。

最后不要忽视的一点，是刘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当然我们是与毛泽东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毛是为刘预设陷阱，挑动学生反刘、倒刘。我们要指出的则是刘在镇压学生运动中所秉承的“左”的精神，对一切所谓“反党”活动、实即是要求自由、民主的思想行为进行无情镇压的可怖面目。

当时，刘在得到了毛派工作组的允诺后，立即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代替被学生们冲击得瘫痪了的学校党委。刘按照传统的思路，认定工作组是代表“党”的绝对权威，共产党对待学生运动的政策，仍然是1957年毛的反右的政策和策略，即先将他们引诱上钩，然后一网打尽。按照这一思路，1966年6月13日，刘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

“对于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这是百分之百秉承毛在反右运动中一套阴谋诡计，可见刘确是毛的好学生，反右运动也得到刘少奇百分之百的支持。在刘为首的政治局领导下，北京各学校和其他单位迅速掀起了“反干扰”运动的高潮，对“右派和反革命”进行坚决镇压，短短20天内，将24所学校的上万名学生、几千名教师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种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1957年反右的水平。

由此可见，刘是忠实的毛泽东思想执行者，对于新老“阶级敌人”决不手软，这也体现了刘少奇作为“模范共产党员”的本质。

然而刘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毛却玩起了“新思维”， 站到了造反的学生一边，反过来将刘少奇（还有1957年反右派的总指挥邓小平）等一干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网打尽。这只能令刘等人自叹倒霉，跟不上毛的“革命步伐” 罢了。

简而言之，魔王和小鬼都是恶魔，他们只有大小之分，高下之分，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分。所以，总的说，我们同情刘少奇，只是出于对毛泽东卑劣无耻、灭绝人性的义愤，而不是对刘之所作所为的肯定。

说完了上面的正题，还要再说说几句正题之外的话，那就是有关刘少奇在家庭、生活和私人感情方面的表现。因为从这些侧面，一方面可以看到这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党性对人性的摧残，同时也可看到刘的人性尚未泯灭的一面，而正是后者，才使其终为毛泽东所不容、并必欲置其死地的根本原因。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一贯以清廉、生活简朴和原则性强、自我约束严格著称，可以说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正因为如此，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才在党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从这一点来说，刘不失为共产党世界的“正人君子”。但是这个正人君子是以党性压倒一切为前提、以做党的“驯服工具”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因此，也就表现了其人性被压制和扭曲的一面。下面几个小故事可见一斑：

刘少奇有个七姐叫刘少怡，比刘少奇大两岁，姐弟俩从小亲密无间。可后来刘少奇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七姐则嫁到了一个地主家（刘家也是地主）。

刘的家乡“解放”后，作为地主的刘少怡自然受到冲击，在土改之前，估计当地农民碍于刘少奇的面子，刘少怡尚未受到皮肉之苦，不过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艰难了，她被迫给别人做饭维生。她想到了已经成为国家第二号人物的弟弟，于是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还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希望这个弟弟能接济一点，或者给当地农会打个招呼，改善自己的处境（从信中内容看，此信应写于土改之前）。

刘少奇接到几十年不见面、不通音讯的姐姐的来信，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于是提笔回信，内中特别提到：

“二五减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你们必须老老实实照办！”

“……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种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

刘少怡在信中表达了想去北京找他之意，他连忙制止道：

”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为我不能养活你们……，你们过去收租吃饭，已经给了我这个做弟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耻辱，也给了你们的亲属和子女以耻辱。你现在提水做饭给别人吃，那是给了我们以光荣。”

最后板着脸孔警告这个姐姐：

“我这样回封信给你，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必须听我的话，老老实实照办，否则是要吃苦头的。对于过去，你们必须认错，请求农会原谅和教育你们。”

这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员写信给他的“阶级敌人”同胞姐姐的一封非常标准的信，并无任何过分之处。不过，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二把手”冷血、无情、甚至残忍的面孔，难道靠这样的人能领导人民创造世界上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吗？

从此以后，刘与他的家人、包括七姐再再没有往来了。当然，非阶级敌人的亲戚除外。

他有一个叫刘维孔的侄孙女，毛共建国后一直在北京读书。1951年春节，刘维孔在刘少奇家过春节。言谈之中，刘突然非常严肃地对还是一个孩子的刘维孔说：

“我在想一个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叫你上学好呢，还是不上学好？如果你们将来不好好为人民服务，要反党反人民的话，就不如不读书。因为读了书会写反动纲领，会做反动演说，那样破坏作用就大。这个结论我现在不能下，你们去下好了。”可以想见，刘维孔听了是多么吃惊而又无奈。

1956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刘维孔与堂姐刘泳兰一同来到刘少奇家，刘泳兰问这位叔祖父：

“叔祖父，我快高中毕业了，毕了业是升学还是不升学呢？”

刘少奇回答：“读了高中，就不一定读大学了吧。”

刘泳兰本意是要升大学，听叔祖父这么一说，受到了打击，眼泪不觉夺眶而出。

刘少奇瞬间严肃起来，板起脸孔问：“最近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签订了针对我们的条约（指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你伤心不伤心？哭了没有呢？”

这就是彻底“赤化”、“党化”了的刘少奇，一个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的刘少奇。（上述故事在一部刘少奇的传记中是当做刘的正面形象来宣扬的，笔者只引用很少部分）

不过，后来的一件事又使笔者对刘的党性的“纯洁性”产生了怀疑。那是1961年初夏的一天，回到湖南作调查的刘少奇来到了他湘乡的老家，那时正是神州大地哀鸿遍野、积尸遍地的悲惨岁月，他亲眼看到了他家乡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毛的大跃进政策下）的悲惨境况。不知哪根神经受到了触动，刘少奇决定去看望几十年不见面、已经病卧在床时日不多的七姐。这一回他收起了他那付模范共产党员、国家主席的脸孔，换上了一点同胞的亲情，特地带去了5斤大米，两斤饼干、9只咸蛋，一瓶猪油，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每一样都是无价之宝。可惜他到得晚了一步，姐姐已经卧床不起。她满脸泛黄，只见到她两眼泪水在闪动，死灰色的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问起姐夫，她才呜呜哭出声来。原来姐夫刚刚因为吃了女儿留给他的半块糠粑，饿扁了的胃肠无力消化而痛苦地死去了。（在此前他还因写信向刘少奇求救遭到村干部的残酷吊打，已趴在床上不能行动）。

接下来他看到了更多比姐姐家更惨的景象。一个叫王生平的基层干部向他反映，他所在的柘木冲开始办食堂时，有一百二十人，现在不到八十……“这大锅饭要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

这次回到阔别四十年的故乡之行，对他触动很大，应该说是支撑刘少奇敢于纠正毛泽东的“死人政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曾对着大会与会人员沉痛地说：

“应该把这些年来我们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国毎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毎个地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个省委的大门口，立在中南海大门囗，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这是一段发自肺府、动了真情的话，也是在刘一生岁月里发出的少见的耀眼的人性之光，虽然它是那么短暂，却应该载入史册。

还应该提及的一点的是，刘的人性未泯另一表现是，他说话比较真率，很多时候，他直话直说，不掩饰自己的思想，不故弄玄虚，愚弄他人。比如，1949年他在天津时说的：对工人来说，有剥削比没有剥削好。此即后来的罪状“剥削有功论”。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虽然充当了毛打彭的帮凶，但他在发言中，仍然表现了率直的一面，如我们前文曾经引过的：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等等。还有在对待锇死人的问题上，他对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这些都是刘敢讲真话的表现，也是其人性犹存的证明。如果我们暂不计较那些言论本身的对错和价值，只就其敢讲真话这一点来说，也是值得肯定的，比之毛那种谎话连篇，口蜜腹剑，眀里树牌坊，暗里当婊子等等，难道不有本质之别？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发乎内心说下了一段极其沉痛的话：“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犯下的错误，对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中囯毎一亇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个地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絕不重犯！” 这与毛的视人命如草岕，并且既不认罪，更不认罪的恶劣态度相比，差距何止宵壤？

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最后将刘归之于不同于毛的另一类人，一个虽然深受“共产主义” 毒害，但天良未泯、人性犹存之人。

也因为如此，他与毛泽东的矛盾和分裂是必然的。毛必欲置其于死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附:

为靠拢毛，刘少奇甘愿充当毛的“四清”帮凶和同谋

——反映当年农村真相和四清运动罪恶的两则故事

一、刘少奇迎合毛在四清中推行极左路线

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险遭“滑铁卢”的毛泽东，心理装着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对刘少奇以及站在刘一边的全国广大干部进行报复、复仇。在正式的大报复之前有一个序曲。那是1962年8月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其后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重新拾起阶级斗争的魔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 和反“三风”，即黑暗风、翻案风、単干风。正好此时毛的特务头子康生侦得了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与何家栋共同写了一部叫《刘志丹》的小说，内容是歌颂刘志丹的。康生认为这是在为高岗翻案。于是在会议进行中给毛写了一张字条，毛看了字条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就凭毛的这一句话，后来搞出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刘景范反党集团”。李建彤、贾拓夫、白坚等7人被活活整死，16人被捕，习仲勋隔离审査、坐牢12年，刘景范10年，马文瑞5年。全案株连12000人。但这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开头，它说明毛重提阶级斗争为纲的可怕。后来毛的思想逐渐清晰：要报七千人大会之仇，首先要设法赖掉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账，并把这笔账裁在刘少奇及拥护刘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倒打一耙，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计划已定。毛决定先从农村基层干部搞起。本来谁都知道，大跃进是毛一手发动起来的，大跃进饿死、逼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完全是毛的恶毒政策造成的结果，可是毛却硬要把这一大罪恶推到具体执行他的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身上。广大干部虽然在大跃进运中干过很多坏亊，有的还是穷凶极恶的凶手、杀人犯，但总的来说他们只是毛的政策的执行者，反之，如不执行他的政策也就不可能当干部了，甚至自身要遭到灭顶之灾。这种责任的主、次是很明确的。而且，自从1949年“登基”以来，毛也就靠着这些农村基层爪牙推行他的野蛮、残暴的“阶级斗争”政策，在每项运动中，这些爪牙都依仗毛这个总后台，打砸抢抓，无恶不作，打死人、逼死人是常有的事。到了大跃进中，这种情况就发展得更为广泛、更为普遍、更加触目惊心罢了。在大跃进中，这些爪牙除了打人、残人、欺男霸女之外，还兼带着多吃多占、侵吞共有财产等经济罪行。因此，毛要将这些爪牙拿来当作替罪羊是很容易办到的。

于是毛决定借机搞－场“四淸”运动，将大跃进 的罪责转嫁给农村基层干部，即他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会后，毛收集了几份材料，向与会者推荐，其中有河北保定开展农村“四清”（清仓库、清帐目、清财务、清工分）、华北农村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的报告。加上宋任穷建议向农民及城市青年进行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的报告，这些材料便是后来毛决定发动那一场“不比土地改革简单”的“四清”运动（后改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依据和来源。

同年5月，毛主持制定了作为开展四淸运动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即“前十条”。在这个文件中毛耸人听闻地写道：“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其“前言”中更是以教师爷的口吻“告诫”全党，若不搞阶级斗争，“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刘少奇不知是真的没有觉察毛的用心，还是想借此机会向毛靠拢、取宠，以求得消弭七千人大会上与毛的“裂痕”，总之他是异常积极地、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到毛发动的这场四清——社教运动中去。

1964年5月，在又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发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号召，说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而在阶级敌人手里。刘又积极响应，并在会上作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强调如果不搞“四清”、“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是与四清同时在的城市和工矿区企业中开展的运动），中国就会出修正主义云云。

鉴于刘的积极表现，毛顺汤下面，把领导开展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的任务交给了他。同年8月，中共成立了这两个运动的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负责这两个运动的统一指挥。

刘受命后劲头更大了，他亲自去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等地视察，指导运动。他还对毛的讲话加以发挥，说：“也许不止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真正有严重的问题的四不清的干部占多数”。应该说，这头一句是假，因为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后一句倒是真的，也就是说农村基层干部“四不清”占绝对多数。但是他故意忽略了这些干部都是忠诚执行毛的大跃进政策的“功臣”，至于他们在运动中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实在是历次运动中都存在的“副产物”，毛和中共过去从来没有对这些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追究责任。而这一次却要兴师动众要清算他们，就是因为毛要他们充当大跃进的替罪羊，借以平息广大农民对这场的愤恨。对这－点，刘不能说不知“情”。 但是，为了和毛保持一致，为了能够让毛捐弃前嫌，重归于好，以保住他“二把手”接班人的地位，他又把他曾经一度回归的“良心”丢弃了。甘愿充当毛的同谋和帮凶。

为了指导运动，刘又派他夫人王光美去蹲点搞了个四清的“桃园经验”，这个左得出奇的“经验”终于赢得了毛的一时高兴，恩准向全国推广，刘也许一时暗自庆幸。然而，这个运动虽然造成中国农村又－场灾难，但却没有能挽回毛对他的仇恨，也没挽回后来被毛消灭的命运。

下面两个四清运动中的两个故事，前一个折射出了大跃进时农村的真相；后一个则反映了四清运动给农村带来的新的灾难。算是对那场运动真相的一点点真实记录。

二、从青海湟中县“批尸闹剧”折射大跃进农村真相之－斑

按照“桃园经验”设计的程序，工作队进村后先要发动农民“忆苦思甜”，即忆旧社会、国民党时代所遭受的“苦”，思毛和共产党带给他们的“甜”。然后控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带往资本主义道路的“罪恶”。设计者当然是想取悦毛这个“人民的大救星”。可惜的是，这一条四清运动的主线、主旋律，在执行中往往走了形，变了调，忆苦思甜不约而同变成了忆“大跃进”之苦，大死人之痛，而“甜”则不知在哪里；然后是群众对那些欠下他们血债的毛的基层爪牙的无法克制的仇恨和血泪控诉……

《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有一篇署名尹曙生的文章：《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从一个侧面生动有力地反映上述这一实情。滴水可见太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跃进时农村的真相和农民对那场罪恶运动、对毛一手制造的大跃进灾难的泣血控诉。

作者是当年四清工作团一名成员，后来曾奉命调查“批尸事件”，并且写下了事件的详细调查报告，所以，可以肯定这是绝对真实而又权威的史料。

故事发生在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时间是1964年10月到11月。故事主人公马××，当时是新庄大队的支部书记。马××时年43岁，祖父辈都是雇农。马本人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一个大地主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抓去当兵，因忍受不了长官的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个寺庙打杂为生。共产党来后，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斗地主、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成为新庄大队最早的二名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是毛共在农村的依靠对象，毛政权的基层支柱，也即毛泽东在农村一系列运动的执行者。他既不是“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也不是靠耍阴谋诡计当上这个大队支书的坏分子，而是一个根正苗红、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牌共产党员。

下面是对该文主要段落的照录：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有7个人，组长仲××，是湟中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其中一位是女学生），都不是青海人，还有当地公社一位姓路的秘书、农林厅的一位方姓干部、驻军部队的沈排长。在下乡前，和所有“四清”工作队员一样，工作组7个人在西宁集中半个月时间，学习“四清”运动文件，重点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了王昭（青海省省长）的动员报告。通过学习，大家总的认识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不少社、队领导权被阶级敌人篡夺了，不能轻易信任基层干部。

进村后，通过二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马××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他把马××叫来，要他交待自己的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火，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几家，1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仲组长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他们不愿意学习仲组长的做法。仲组长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

1964年11月19日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工作组员看到这场面不知如何办，因为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他们看着仲组长，让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人，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漠，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

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漠可以，把你那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那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了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匹。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饼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褛烂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呀”一声，终于跪下了。

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毯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总团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集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两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后来的“批尸”以失败的闹剧收场。因为农民都很迷信，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而且马××吊死后丑陋无比，样子很吓人。所以大多数人不敢看尸体，原来有4个人答应上台发言，但只有两个匆匆讲了几分钟，轮到第三人去“批”时，扶尸的人失去了平衡，尸体倒下压住右边的活人，活人大喊大叫“救命！”全场混乱，人们趁机逃离会场。除了在一旁跪着陪斗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其余人都跑光了。

那两个扶尸的青年本来就不愿意担这个差事，被仲组长以“阶级立场”相逼着来扶尸。心里害怕，加上喝了半斤白酒，头晕眼花，支持不住就跌倒了。后来还发烧病了。

批斗尸体的场地当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经过了，社员们晚上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没有人去，四清陷入了停顿。

3. 一个生产小队清出“八个半”阶级敌人

这个故事发生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充分反映了那场四清运动破坏农村正常人际关系、挑动仇恨、制造“阶级斗争”的阴谋和罪恶。故事不长，作者李世华，原文题为《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照录如下：

我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唐寨镇套南村，当年全村分成三个生产队。我们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多是逃荒漂泊最后定居在此的穷苦外来户。欧四奶奶家算是我们队最富有的，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住着一座大院，房子是瓦顶和浑砖到顶的墙。土改的时候，四个儿子刚分家不久，每家平均分得的土地并不多，被划成“上中农”，是我们队里最高的成分，其余的都是贫农、下中农。

大饥荒刚过去，社员们刚吃了两年饱饭，过了两年安定日子，1964年“四清运动”又在我们家乡开始了。于是乎，平静的农村又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波澜。

这时，我们生产队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成分最高的四奶奶也只是上中农，并不是专政对象。但工作队一进村便看上了欧四奶奶家的浑砖到顶的瓦房，七算八算欧四奶奶家够上了“地主”的杠，便认定她们家是“漏划地主”，遂把她们家的成分改划成地主，欧四奶奶和她三个儿子（大儿子已死）、四个儿媳妇全部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她的十几个孙子、孙女也都成了“地主羔子”。这样，我们生产队便一次“挖出”了七个“阶级敌人”。欧四奶奶被赶出她的院子，工作队住进她的瓦房，外间作工作队办公室。这时，欧四奶奶最大的孙子欧林广刚刚结婚。新媳妇看到一大家都成了“黑五类”和“黑五类子女”，料定一生没有好日子过，在婚后第九天拿起包袱回了娘家。以后也再也没有人愿意嫁给这个“地主羔子”。待到后来取消了阶级成分，欧林广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直到今天欧广林仍然是光棍条子一个，在村里享受着“五保户”待遇。

工作队在我们第四生产队另外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毛传明。虽然毛传明家是贫农，但据说他有历史问题，生活困难时期，他偷过队里的南瓜，又搞“投机倒把”，把家织布弄到外地去换粮食，所以被定成“坏分子”，成了我们生产队第八个“阶级敌人”。毛传明有点不服，工作队便组织开会斗争他。又一次斗争毛传明的时候，有人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大碓头（北方农村用来舂谷类皮壳的石具）套在毛传明的脖子上，绳子勒进他的肉里。

为了批臭毛传明，工作队组织青年人写大字报揭发他的问题。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王作军算是队里的小知识分子，被安排在大字报组。他们挖空心思回忆毛传明的问题，经常熬到深夜，弄得头脑昏昏沉沉。一天深夜，王作军写完了大字报，想以“打倒毛传明，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作结，却神使鬼差地写成了“打倒毛主席，保卫毛传明”！王作军立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积极分子变成了革命对象，于是乎，我们第四生产队又多出了一个“阶级敌人”。王作军当晚就被扭送到公社，关进专政机构。但，王作军毕竟是贫农出身，也没有其他问题，挖不出他更多的“罪行”。此时，欧四奶奶的二儿媳妇李瑞莲一直对工作队把他们家补划成地主有意见，常发牢骚。李瑞莲有文化，能说会道，工作队对她很感头疼。于是，工作队便引导王作军，动员王作军说是受李瑞莲指使写的，把责任转嫁给李瑞莲，借此整服她。王作军不愿意作昧良心的事，工作队的意图始终没有实现。结果，王作军被关了一个多月。那些日子里，三婶子（王作军的母亲）每天三顿给儿子送饭，一只手提着一个盛着稀饭或南瓜之类的小饭罐，另一只手拿着家织布作的毛手巾包的两个锅饼。虽然最后没有给王作军戴上什么帽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拿着这一档子事来压他，等于半个“阶级敌人”。受到这件事的影响，王作军也没有娶上媳妇，也在吃着“五保”。

到了四清结束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小小的生产队已经有了八个半“阶级敌人”，除王作军外，他们都戴帽子受管制，经常挨批斗，还要随时被叫去干义务劳动。

以上就是按照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行的四清运动真相。可悲的是，即使刘少奇如此向毛讨好，邀功，毛却丝毫没有领他的情，或接受他的“忏悔”。最后，毛以一句“形左实右”否定了刘在四清运动中的所有努力，开始了从正面收拾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