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三）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69年的端午节，我和师范学院历史系下放在六塘公社茶木大队的“反动学生”袁立强约定，一起去拜访下放回老家汨罗市楚塘公社双水大队务农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反动学生李德风，并去位于他家旁边汨罗江畔的屈子祠凭吊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原老夫子。

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袁立强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准备第二天一清早便一起出发。事前我已从兰岭伍队队长兰浩阳那里打听到从兰岭到李德风家的路线。因兰队长在“解放”前是学做道士的，以前跟他的师父经常在湘阴东乡、河家塘(现在的屈原农场)、汨罗县西南部一带为民众祈福、驱鬼、招魂、做道场(办丧事)，所以对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他告诉我：从兰岭出发先经过本公社的联盟大队、雷公坝、河家塘再到楊家墩，双水大队就在楊家墩下面。你到了河家塘往东望，远远地就可以看到矗立在汨罗江畔的杨家墩，你朝着那个方向走就不会错；你回来的时候只要过了雷公坝，你远远地就会看到兰岭山上的树木(兰岭是那一带丘陵中最高的一座山丘)，你朝着这个方向走就不会走错。

端午节那天一早起来，我和袁立强吃完早饭就出发，孫治国因身体不太好没有去。我们沿兰队长提供的路线边走边问，很顺利地经过了雷公坝来到了河家塘。

河家塘原系汨罗江畔的一个水陆码头，曾经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市镇，“解放”后中共当局对汨罗江进行截湾改道，汨罗江改直后已远离河家塘。经过1956年公私合营对私人工商业的打击，再加上河家塘于1958年划入国营屈原农场范围，镇上的居民都转为农场的工人，河家塘和大多数中国那些曾经繁华的小市镇一样逐渐走向破败衰微，到我们经过时，仅剩下了一条只有一两家商店、一家供销社、一个邮电所的破旧不堪的小街。不过从小街旁汨罗江的老河道边(汨罗江改道后河家塘旁边这一段江面便成了一个两端封闭的牛轭湖，已不能通舟船)残存的一排用花岗岩砌成的码头台阶，和小街上残存的已经废弃了的商业舖面上，还令人依稀可以想象出当年河家塘江面舟楫往来，街上商务繁忙的景象。

快到河家塘就能看到在一坦平洋的原野的远处，矗立在平地之上的、林木葱郁的杨家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行进，于中午时分来到楊家墩旁汨罗江边的楚塘渡口，坐四分钱一位的渡船，渡过汨罗江，登岸一问双水大队某队的李德风，那里的人都说：那个大学生啊！知道！知道！便把李家的位置告诉我们。

原来那时农村唸书的人不多，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一旦哪家出了一位大学生，便成了轰动邻里的大新闻，所以李德风这位大学生尽管已回乡务农，仍然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我们依乡民的指点，很快就找到了距楚塘渡口不远的李德风家。

因来前已写信告诉他，他知道我们会来，我们大约在12点半钟左右到他家，他的父母早已把过端午节的饭菜准备好了，粽子、鹹鸭蛋、雄黄酒这三样端午节必备的食品一样都不少，还有猪肉、自家养的鸡、鸡蛋和各种自种的小菜，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要算是一顿十分丰盛的午餐了，由此也可见李德风一家的热情好客和对我们的真情厚意。

李德风的大姐早年唸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他姐夫在部队是一位连级军官，他姐姐一家家境较好，时常寄钱给她的父母，所以李家的家境比一般社员要好得多。

午饭后，李德风带我们去“屈子祠”游览，我们先经过横跨在一条小溪上的一座花岗岩砌的小石桥，李德风向我们介绍说：这条小溪是当年屈原流放在这里时洗濯帽缨的地方，所以这座桥叫做“濯缨桥”，过了桥，沿红土小路往楊家墩上走，不久就见小路右侧有一座花岗岩砌的台基，他说：这里原来有个亭子，叫做望爷台，现在亭子被毁了，只剩下这座亭子的台基了。相传屈原当年流放于此时，每天早上早饭后，便只身前往杨家墩下汨罗江畔的荒野上游荡、徘徊，每当夕阳西下之时，他的女儿女媭便会登上此台举目远眺，盼望屈原的归来。屈原投江后，女媭站在望爷台上一直举目远眺数天，直至屈原的遗体被附近的村民打捞上来，才精疲力竭地从望爷台上下来。

离开望爷台，继续往上走，又到了一处较大的六角形的花岗岩台基旁，李德风说：这就是“独醒亭”的遗址，亭名来自屈原的名句“众人皆醉，我独醒”。听到李德风的介绍不免令人感慨万千，我们现在的处境与两千多年前这位忧国忧民的屈老夫子何其相似啊！此时我们已来到屈子祠前，我们见沿路林木葱笼，杨家敦上更是古木参天，便问李德风：为何湘阴、汨罗一带经1958年前后的浩劫，各地林木多已砍伐殆尽，而屈子祠所在地的楊家墩的林木仍保存完好？李说：这是因为屈原在当地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如神明，即使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公社食堂都不敢去动杨家墩上的一草一木，就是现在村民家里普遍缺少柴火，也没有哪一家会去打杨家墩上一草一木的主意，这样才使得屈子祠周围的林木至今仍保存完好。

此时李德风把手指向独醒亭东北方向的一座老式建筑，说：这就是“屈子祠”，我们见这幢建筑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上面写着《汨罗县楚塘人民公社》的招牌。原来“屈子祠”在“破四旧”的时候已被“红卫兵”们彻底摧毁，祠内所有与屈原有关的历史遗跡、文物悉数被摧毁殆尽，就连镶嵌在墙上的历代文人墨客来此凭吊屈原留下石刻碑文，和历代地方官员们在重修“屈子祠”时留下的石刻碑文都被用石灰抹平，使人茫然不知这里曾有这些宝贵的碑刻存在。

当时这里因遗存的房舍较多，被楚塘公社作为公社办公的场所。

我们进去后看到的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古式建筑，大门和前后两进之间的两个矩形天井里，各有两个大花壇，每个花壇上都种有一棵直经三四十厘米粗的高大桂花树，整个祠内看不到一点与屈原有关的东西，令人产生一种仿佛置身于一座以前大户人家的普通中国老式宅院之中的感觉。

我对李德风说：如果不是听你讲解，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察觉到这就是人们修建的用来纪念屈原的“屈子祠”。据李德风说：这座“屈子祠”是清代重修的，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不幸毁于“文革”。李德风介绍：杨家墩并不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它只是屈原浪迹汨罗江畔时的居所，屈原投江的地方在杨家墩下游三十里的沉沙港，屈原就是在沉沙港怀沙沉江自尽的。

相传屈原沉江后，因怨气太大，尸体在汨罗江中逆行三十里，才在杨家墩下的汨罗江中浮出水面，才被村民们打捞上来，这已是屈原投江后几天的事了，在屈原被打捞上来之前这段日子里，村民们每天划着小木船在汨罗江上游弋，打捞屈原的尸体，这就是在屈原投江的农历五月初五午端午节龙舟竞渡的由来。而村民们为防止汨罗江里的鱼鳖吃掉屈原的尸体，村民们在划着小木船在江上游弋打捞屈原的尸体时，还不断把用寮叶包着的煮熟的糯米往水中抛撒，这就是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

屈原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之后，屈原的一侧脸已被鱼吃掉了，村民们趕紧用黄金把这一侧脸补好。此时传来消息：秦兵已快打到湘阴（汨罗原属湘阴县，１966年才从湘阴县划出，另设汨罗县）地区，为防止秦兵搶夺屈原的遗体，屈原的女儿女媭用围腰兜泥土，连夜与村民一起将屈原的遗体安葬，为防止秦军掘墓，又修建了十二座疑塚，女媭和村民们的壮举感动了天神，在天神们的帮助之下，一夜之间建起了十二座有小山包那么大的十二座疑塚，至今火车经过京广线上的范家园车站时，乘客们还能从西边的车窗外看到错落有致的十二座大小、高矮一致的小山包，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二疑塚。

此时我忽然记起高中语文課本上屈原所写的《国殤》这篇文章所附的一張屈原投江的插图里面的一幅对联：“深思高举洁白清忠，汨罗江上万古悲风。”我问李德风：被毀前的屈子祠里面有没有这幅对联？李德风说：有哇！以前在屈子祠里屈原的塑像两侧的立柱上挂的就是这幅对联。我说这幅对联是屈原人品和精神风貌最真实最简洁的写照。

那个时候端午节已被当做“四旧”破掉了，以前端午节汨罗江上百舸争先，两岸观众如云的盛况早已不见了踪影，民间喝雄黄酒、吃粽子、吃碱鸭蛋，佩戴用中草药香料制作的“香牌”[註：１]以驱病避邪的习俗也已在极度的贫困和中共当局的压力之下渐趋消亡。

只是李德风的父亲读过老书，又在外工作过好几十年，李德风又是学中文的，而他家因常得到他大姐的经济支持，又有能力准备一些粽子、鹹鸭蛋、雄黄酒……之类的食品，他家大门两旁一边挂了艾叶，一边挂了菖蒲，所以还有一点过端午节的氛围。

我们从屈子祠回到李家后，便一起来到他家旁边不远处的汨罗江畔，脱掉衣服跳到江里畅游一番，以寄托我们对屈老夫子的凭吊和伤感之情，那天的汨罗江水“清且涟漪”，正是游泳的好时机。我们尽兴在江里游来游去忘掉了时间，直至傍晚李父来到江边叫我们去吃晚饭才登岸。

晚饭后与李家人一起聊天喝茶，李德风说：让你们尝尝安化擂茶的风味，原来李父早年上过私塾，又到长沙唸过中学，毕业后参加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后，分配到安化县财政局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一名科长，并在安化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解放”后李父回乡务农，所以李母会制作安化擂茶。擂茶是先把茶叶、花生米、芝麻、黄豆、生薑和少量盐一起放在一个陶制的擂钵里，再用一根约三厘米粗的两头园的木棍用力擂动钵内的茶料，使茶料磨碎成半糊状的东西，然后用刚烧开的滾水把擂钵内的茶料冲洗到一个大茶缸中，再倒到小茶杯内供人们飲用。这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脂肪的悬浊液状态的饮料，喝起来香香的略带鹹味，倒是吃不出多少茶的味道，据说如果擂茶冲好后，再加入白糖味道更好，可惜那时白糖是普通人家买不到的。

由于李家“解放”前已家道中落，所以李父回乡务农后，土改时划为破产地主，并没有戴上“四类份子”的帽子，而他们队上又是李氏族人聚族而居的地方、李父又被族人视为知书达理，又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而备受族人尊敬，因而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吃过多少苦头。而李德风又是当地李氏家族中绝无仅有的大学生，由于他划为“反动学生”的档案又未转到县里，社员们并不知道李德凤被划为“反动学生”一事，所以李德风下放回家务农后，便有不少亲友前来为他介绍对象，到我们去时，他已娶了一位叫彭世莲的裁缝为妻，裁缝在那个时代在农村是一种令人向往的职业，不用日晒雨淋、不用出农业工，每天在社员家做衣服除了鱼肉招待之外，还有一元二角钱的工资，这份工资虽不能全部归自己所有(大部份工资都要上交生产队购买工分)，但每天多少还能留下几角钱归自家享用，这也是李家生活较一般社员好的原因之一。我和袁立强直到次日早饭后才沿来路返回各自的生产队。

1969年“双搶”之后不久，湘阴县要招开“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六塘公社五位“知青”代表之一，因为我们的档案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并未转到湘阴县，所以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不知道我们是“反动学生”，兰岭大队的周佑清书记见我会于农活，劳动积极、从不偷懒，而且又会背诵“老三篇”(因那时外出，路上随时都会遇到学生、社员拦在路上，要你背诵“老三篇”的段落，背不出的不准通过，要呆在路旁反复诵读，直到能背诵出这个段落才放行让你通过。我为了外出方便，也只好把“老三篇”背得烂熟)，所以周书记到公社力主我当知青代表，结果我成了六塘公社五位知青代表之一，到湘阴县参加了“湘阴县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散会后，还应其他四位女知青代表之邀一起与她们合影留念。

到9月份从公社传来消息有厂矿单位要到农村来，从表现好的“知青”中招收一批人去工作，那时下放农村的知青又年轻、又没有受过苦、又不会农活，出一天工挣不到多少工分，因而大都出工不积极，有的还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不像我们经历了西洞庭农场三年多的艰苦历练，所以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由于早已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所以都被认为是表现好的。

后来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很高兴地来通知我说：你已经被公社推荐到“汨罗纺织印染厂”去当工人，你这下好了，终于丢掉了锄头把，成为工人阶级，去吃国家粮、拿工资了。

我早就听说大队已向公社推荐我，我已成为被招工的对象，我就有所考虑，我想：现在的情况表明我们这些下放到湘阴县的“反动学生”的档案，不知是何种原因，尚未转到湘阴县来，所以我们仍被当作一般“知青”对待，如果被招工，那么，招工单位必定要去学校调取我们的档案，以那时的政治环境，绝对不会有哪个单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招收一名“反动学生”成为它的员工的，哪怕这个“反动学生”的成绩再怎么好，也没有哪个单位的招工人员敢冒这种足以使这位招工人员家破人亡的风險，把一个“反动学生”招到他们单位去。

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去应招，不仅招不成工，而且还会弄巧成拙，让我们原本当地人不知道的“反动学生”身份，弄得“众所周知”。所以我冷冷地回应道：我不去。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张大嘴、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被招工去吃国家粮、又有工资、工作又轻松、又不日晒雨淋，这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异口同声地问道：不去？为什么？我说：我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另外我跟孫治国一起下放来这里，他身体又不好，我一个人先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也有点不够义气。

他们说：小陈，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呀！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下一个店了，你走了，小孫我们也会继续关照他的，另外你去工作也是党和政府的需要嘛。我说：我已经考虑好了，请把这次招工的机会让给别的知青吧！

这件事令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认为不可思议，这样的好事轮到他的头上他居然推掉了，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得出的一致意见就是：小陈这个人脑子有毛病，是个“杏子”(当地方言，就是傻子的意思，这个杏字仅是与这个方言的音相同，究竟是个什么字我至今也没有查到)。从此我在队上的称呼就由“小陈”改为“陈杏子”或简称为“陈杏”，孫治国也“沾光”，他也被称为“孫杏子”、“孫杏”。

在我被招工的同时，下放到六塘公社茶木大队的袁立强也被推荐“招工”到“岳阳化工总厂”，他兴高彩烈地跑来告诉我们，我和孫治国把我们分析的利害关系告诉他，叫他千万不可去应招。结果，他不听劝阻，坚持要去应招，到公社招工单位的干部那里填了招工表，十多天后被告知“政审”[註：２]未通过，望继续安心在农村劳动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和孫治国知道后，都说：“杏子”这个封号封给袁某倒是实至名归，然而茶木大队的社员们却未将这一封号理所当地封给袁同学。

从此之后，公社知道了袁某的大致底细，就是在学校犯过“政治错误”，不过由于我们的档案仍未转到湘阴县来，所以袁某的详情公社还是不知道，但公社从袁某招工“政审”未通过，不难联想到其他下放的大学生可能政治上是不是也有问题？从此公社对我们这些下放的大学生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註：１］：“香牌”是用中草药香料碾成粉末后，在放在用坚实木料雕刻成的模具中压实成型，形状多以麒麟、凤凰和十二生肖等动物为主，中间有孔有丝线穿过可挂在胸前的钮扣上，丝线下部有丝织的穗子，配戴“香牌”不仅可以驱病避邢，而且香气清幽。

［註：２］：“政审”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毛时代凡是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入党、入团、工作一调动……等对当事人的阶级出身、思想政治表现、家庭社会关系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按中共当局制定的政治标准，审查合格的才能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