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王 哲

前言

《十七年》（1959--1976），自今日始，和之前一样，修改发布，每周一篇。

《十七年》（1959--1976），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发端，直至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捕。将力求全面客观揭示中国有史以来乃至世界有史以来，最残酷、最诡谲的一段历史。关于这段历史，迄今还没有一本完整的记述，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史料的匮乏，很多党史资料还在绝密、保密中甚至有些已经被销毁。包括有些当事人尽管还健在，但因为一些顾忌不愿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或者有所遮掩乃至曲言造假；二，大的方面还不具备可以秉笔真言的环境。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两点，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就永远沉寂乃至消逝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尽管否定，也确是需要人们艰辛不懈地努力去挖掘真相。

然而，即便有一天我们有幸看到那些解密的档案资料，那些白纸黑字就代表着真实吗？1959年到1976年这十七年中被打倒又被平反的大大小小各级领导人，哪个没有一摞摞的白纸黑字、人证物证？哪个不是一致通过？事实已经证明且还在证明着——眼见也未必为实！所以真实，含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真实；一个是内在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真实。真正真实的人，必须是其内在的思想情感与其表现出来的言行相吻合相一致。而在那个所谓“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年代，不少档案资料也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困惑。尤其当只是几个人或一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决定的时候，没有白纸黑字聊天漫谈式的、腹语意会式的、乾纲独断式的决定，也许更符合那个年代的特色实情。

德彪西说：真正的音乐，就在乐章与乐章的停顿中。真正的历史或许也正在那些白纸黑字的空隔中，而这正是本书立求剖析和要展示的。希望能借助那些上下“乐章”、参照那些白纸黑字，将中间停顿、空隔部分，尽可能真切地显现出来。在官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和解释，便于读者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今天当我们把这段时期所有历史事件及其疑点一一列举出来，再结合人物的性格、学识和成长经历等等，象现代科学可以通过骨骼就能复制其真实相貌一样，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现存的人证物证还原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而真正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几句话而已，就像司马迁写刘邦闻听韩信被杀后的“且喜且怜之”。当然也正是这么几句话，也许要付出毕生的努力。

当我们象考古学家在古迹上轻轻的、一点一点的清除密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尘埃后，当所有的人性、思想、文化、理念、记忆、生活等等都真实的物化在我们面前，考验我们能否准确说出它真实一切的，不仅仅只是学识、智慧，更重要的还要有反思自省的勇气、要有求真求实的担当。

近年来读到不少海内外关于这段历史的各类书籍刊物，虽不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毕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之。现把迄今二十几年来对这一时期历史事件的了解研究做个整理小结，既是对自己一个交待，也供仍在关注这一时期历史事件的人们以为参考。

下面我就尝试着做这件事吧。顺附一首小诗为记且自勉。     

           《无题》

一十七载事堪哀，骇浪惊弦入眼来。

水起风生谁作蠹？你方唱罢我登台。

百年回首皆过客，两世为人也释怀。

且与冰霜同下笔，残枝落叶尽抛开。

注：

“骇浪惊弦”：辛弃疾：“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作蠹”：《史记》：“共和之后，王室多故。檿弧兴谣，龙漦作蠹。”

                                王 哲

                             再记于 2016年11月30日

一

1959年7月中旬的庐山，虽然依旧云海飞瀑、层峦耸翠，好一个山光水色的清凉世界，但参加正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官员们，恐怕谁也无心领略和享受其美景了。随着毛泽东 7月16日将彭德怀的信（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看法）拟了题目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17日与会者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庐山会议开始由之前的“神仙会”1转入了“斗争会”。

毛泽东是1959年7月1日上的庐山，当天便赋诗一首《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月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言志，尤其对于此时的毛泽东来说，每一句都透着由衷的感慨、自信和隐隐的霸气。如果说前几天回韶山（阔别三十二年）时写的那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更多是抒发一种英雄的豪迈和深情，那这首《七律·登庐山》则更多隐含着毛泽东政治上的思绪和志向。不过“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可不是心慕陶令，欲归桃源，相反此句之旨与刘禹锡“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蕴含的那种气度是暗合神通的。这两首也可以说是解放后毛泽东最好的两首七律（好于也很有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和《七律·有所思》）。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把“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瞎指挥、浮夸风，给国家和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自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注：本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第一次明确表示：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至于一平[平均主义]二调[对生产队有些财产无代价上调]三收款[把许多农村贷款一律收回]，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什么瞒产私分[一些基层社队，为了逃避上级的征调指标，隐瞒产量并把生产队的财产分给农民、以个人名义保管使用。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说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叫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如果你们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我看它高兴，它没有跑的必要2[毛为什么欣赏邓？由此可见一斑]）、3月25日至4月1日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曾当面对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3）、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会上发言：1月26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1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不挂帅不行。解除封锁，与人通气，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我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编者注]看，你们看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是很不客气4）、6月13日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再度缩减3月上海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和基建项目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5）。应该说至少毛泽东、刘少奇等核心领导人，头脑已然不那么热了，对经济形势和发展也有了一定的清醒认识。但是从40度的高烧降到38度，还是烧，如果不去“病根”、不加以持续有效的遏制，还有可能返复。

1959年7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当天讲了十八个问题（注：之后又加一个团结问题，变成十九个问题）：一、读书：号召读些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二、形势：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怀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关系。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结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十三、学会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国际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此后直至7月14日，会议基本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着。其间7月9日晚九点多，毛泽东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自1937年贺从延安离开毛去苏联、间隔了二十二年后的重逢，这次一个小时左右的会面，贺子珍的病体让有着诗人情怀的毛泽东黯然伤怀6。7月10日，毛泽东在召开的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上说：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7（请注意：此时毛没有提及召开八届八中会议一事）。

毛泽东7月16日在批示印发与会者讨论彭德怀的信之前，还陆续批示印发与会者如下文件信函：7月3日，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7月3日，会议的《讨论问题》（共十九个问题）；7月4日，中宣部编印的《宣传动态》里两篇文章；7月4日，周恩来送阅的《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反映中共桐庐县委领导浮夸虚报、形式主义等问题，周恩来附信建议印发到会同志）；7月5日，批示的陈国栋（时任粮食部副部长）关于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分配和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和李先念为报送该报告给毛泽东的信；7月5日，张闻天的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发言纪要《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注：毛在上面做了与张相左的或者说是完善张看法的批语）；7月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刊载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7月5日，中央统战部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的综合反映的材料；7月10日，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7月10日，农业部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7月10日，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7月10日，陆定一报送的《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7月1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干部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来信说：日照县去年“共产风”刮得不大，大跃进使这个县面貌焕然一新，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上述毛泽东拟定要讨论的十九个问题以及批示印发的那些文件信函等，不难看出就像他在7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会上说的：“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那么这种思想上的统一，是要通过对发生的各类各种问题的讨论沟通才能实现的。讨论的议题越广泛、越深入，思想上的统一才能越全面、越牢固。所以比照上述印发与会者讨论的文件信函，毛泽东将彭德怀的来信一视同与，难以认定是有意难为彭或故意给他下套。理由如下：

一、在将彭德怀的信批示印发与会者当日，即7月16日，毛泽东又请一些领导人上山，其中固然有彭真这样与彭德怀有前嫌的（因高饶事件8），但也有黄克诚这样彭的知交。另外毛泽东还特别征询陈云（6月8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遵医嘱申请休息三个月9）能否上庐山，而一贯对大跃进持保留乃至反对态度的陈云，如果上山会对代表其心声的彭德怀下手吗？虽然以陈云的性格未必会成为彭的援手，但沉默不语或寡言少语还是能做到的，即便如此，以陈云的地位威望，还是能给与会者无形而有力的影响的，从而会直接或间接地声援彭。以毛泽东知人之能、高远之瞻，如果想倒彭的话会给自己出难题、设障碍吗？

二、7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会。毛讲了几点意见：1.总的来说，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2.总的来说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3.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稀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4.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如果毛泽东当时认为彭的信是右倾，那彭就是毛“右倾的朋友太少”中一员10。

三、7月17日，毛在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时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还说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挂帅好11。

四、7月20日晨，毛泽东在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情况时说了四点意见：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2。

五、7月2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林铁、陶铸、张德生等人开会。毛泽东讲了不要怕别人批评的问题。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赞成。柯庆施希望毛泽东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柯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13。

由上述可见，毛泽东跟左（柯庆施、李井泉等人）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右（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人）、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中（柯庆施、李井泉等人）下（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人），都清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像有人说的这是毛泽东在放长线、在辨识人，那这不仅冒着把自己放成孤家寡人的危险，更要在上上下下的同志面前丧失信任和道义，何况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表决时能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注：林彪语）。所以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但如果说毛泽东此时和彭德怀确是同一心念，确是彼此太少的“右倾”朋友，确是对柯庆施的那番话（希望毛泽东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一点儿不动心，恐怕也有失牵强。只是无论怎样牵强，让几乎一天之间在几乎没有什么征兆下、由原本话里话外流露着认同彭德怀信里的批评、甚至自诩为反冒进司令的毛泽东，一下子乾坤颠倒、雷霆震怒、大加挞伐。这究竟因为什么呢？

    待续

注释：

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59年6月30日，彭真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部分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员开会时说这次上庐山开‘神仙会’。所谓‘神仙会’，就是在经济形势略有好转的情形下，为‘大跃进’降温，到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明确国内的形势和经济走向，同时避暑休闲。他还传达了会上要讨论的13个问题。”关于李锐书中上述内容，有两个问题：(1).彭真的“到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一说，能否成立？查《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自1959年4月2日八届七中全会至7月2日庐山会议的召开，其间只有6月8日记有“在武昌接到毛泽东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查《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自1959年4月2日八届七中全会至7月2日庐山会议的召开，其间6月21日，记有：“主席已到郑州，来电话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征求常委同志意见，12时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同意主席提议，并决定我后天先去庐山。”6月23日记有：“得悉会议已改期为7月1日”。查《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自1959年4月2日八届七中全会至7月2日庐山会议的召开，其间6月6日记有：“毛泽东说：原定六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考虑六月不开，因中央对农村和市场问题已有一些指示发下去，地方上需要时间贯彻执行，我自己也想外出一趟，摸一摸情况，可能7月再开会”；6月9日记有：“经毛泽东修改后的通知说：中央决定于六月十八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6月21日记有：“毛泽东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同意这个提议。”综上可知，自八届七中全会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彭真6月30日讲话期间，中央没有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任何动议，否则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准备、哪怕是个通知。也就是说，1959年8月2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应该是因为彭德怀的信进而因彭黄张周，有针对性的临时起意而召开的。这种临时起意的仓促所造成难免的一些强迫性和欠周虑，对后来毛泽东对彭德怀态度以及庐山之后的政治走向，都有深刻的影响。(2).《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80页，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问题，后又补充了四个问题，共十八个问题。

2.《毛泽东年谱》第三册第622页、623页。

3.《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原标题为“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4.《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8页、9页、11页、12页。

5.《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70页。

6.尹家民：《红墙知情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

7.《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95页。

8.高岗因跟刘少奇的矛盾而落马乃至自杀，彭真是刘手下第一大将。高岗跟彭的亲近关系众所周知，彭德怀1952年曾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被毛拒绝。

9.《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63页。

10.《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105页。

11.《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105页。

12.《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105页。

13.《毛泽东年谱》第四册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