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五章
季鹏
北京的“红八月”恐怖及其流毒；
道县杀人潮 与广西吃人风
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阶级斗争”，进行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搜捕、大屠杀、大恐佈。这是他要打倒刘少奇和几乎所有现任当权者的必须的配套措施，也是为在文革后期建立真正的毛氏王朝、复辟秦始皇制度的前期准备。毛坚信以恐怖开道，白骨筑台，天下事无有不成！这就是他所总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真谛，也是对他早年就认定的“政治就是保持不断的压迫”（与萧瑜的对话，见本书第八篇）的理念的践行。文革则成了他这一理念最集中的表演舞台。
1966年7月18日，点燃了文革的“一把火”之后就离开了北京、一直在外地遥控指挥、暗中捣乱的 毛突然回到北京。这次回来他要与已经落入他圈套的刘少奇一伙算账，摊牌，推动文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毛一踏进北京，发表的第一感言就是：“北京太文明了！”“冷冷清清”。他曾经要求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尚未出现。因此他认定必须迅速改变眼前的一切！
经过紧张的策划、布置，毛亲自登台亮相了，其中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之一就是制造血腥、恐怖的北京“红八月”，为文革造势，也为全国示范。
8月1日，毛提笔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红卫兵这一文革新生事物“表示热烈的支持”。毛利用“红卫兵”作为他的文革冲锋队正式启动。自此，千百万青少年学生被毛推上文革的第一战车，直到毛将他们抛弃。
清华附中红卫兵乃红卫兵的创始者，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颇得毛主义的真传，他们第一个引用毛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到7月27日，这个组织已经发表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文中宣称：红卫兵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个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连写文章的语气——痞气加霸气都模仿毛，真可谓毛的真传弟子了。毛在给他们的信中也称赞了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因为这个“战斗小组”已经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就是把本校同学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由红五类对黑五类 进行各种凌辱、压迫、“专政”。后来，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现场高音广播介绍时就称之为“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
毛的赞扬信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受宠若惊的中学红卫兵们立刻比赛着谁能拔得 “革命暴力”的头筹。8月5日，高干之女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学生们，采取了“革命行动”，打死了她们的老师、50岁的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副校长卞仲耘。女孩子们把她的脸涂黑，强令这个4个孩子的母亲挑上重担来回跑，一边用皮带抽，用带铁钉的木棒打，她倒下后就用大头皮鞋踢，用 开水烫，用脚踩。就这样，活活把她们的校长折磨惨死。
卞仲耘之后，更多学校的老师被他们的学生釆取“革命行动”， 刑罚也越来越离奇、酷毒，除了用铜头皮带和带铁钉的木棒毒打，还用开水浇，用粪便灌嘴，有的当场惨死，更多的羞愤自杀。
为了表彰和鼓励清华、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及其同伙们的“革命行动”，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和全国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几十万红卫兵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当面接见、并给毛戴上红卫兵袖套的“殊荣”。当高干宋任穷之女、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戴上红卫兵袖套时，毛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回答：“叫宋彬彬。”毛再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只好说：“是。”毛说：“要武嘛！”现场广播播到这里，广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女播音员提高了嗓音喊：“敬爱的毛主席，你的话我们记住了！”又是一遍遍“万岁”声……
散会回去后，宋彬彬立即改名“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则改名“红色要武中学”。毛关于“要武”的指示，使宋彬彬，也使千百万红卫兵明确了，原来伟大领袖是嫌她们太“文质彬彬”了，现有的暴力行为还远远不够！好在她们打死了一个卞仲耘……才打死一个卞仲耘就得到了如此奖赏，要是打死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呢？……他们兴奋了，毛的指示化作了无穷的力量，化作了百倍的疯狂！
也就在毛的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后－星期，在高干之子就读的北京四中，由高干之子孔丹（其父孔原曾任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长）和陈小鲁（陈毅之子）等发起成立了跨学校的超级红卫兵组织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在后来的打人、残人的比赛中，西纠声名显赫，拔得了暴力头筹。据有关记载，这一时期有一个红卫兵一次用带钉的皮带抽死了7个“阶级敌人”。但这个惊人的记录很快就被刷新了，另一个凶手用侧刀一次性侧下了13颗头颅。这些野兽兼恶魔、刽子手的下场后来不太清楚，大概都成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血腥的红八月中，中小学教师、校长成了红卫兵手下的第一批牺牲品。据官方统计，全北京死于红卫兵棍棒和屠刀之下的教职员工1772人。从8月下旬起，红卫兵杀向社会，扫荡、杀戮的重点转向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以及拥有私人房产者等人群，死伤人数急剧攀升……
后来总有人用“青少年的幼稚、无知、 冲动，易于被人利用”来为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暴行开脱。这实在是在为恶魔张目，为凶手脱罪。试问：已经成为穷凶极恶的杀人犯难道还可以原谅、可以开罪吗？按此逻辑，二战中那些纳粹党卫军刽子手、在南京搞杀人比赛的日本兵也都是受上级命令、受人蛊惑指使的“受害者” 啊，也可以原谅并无罪了吗？当然他们总的说是魔头们的工具、是受骗者，但他们无疑已经成了凶手，成了恶魔的一部分。这些从小接受人吃人的“阶级斗争教育”、用“狼奶”喂大的一代，顺理成章也成了狼。他们去食人害人并非受人胁廹，而是主动自愿，甚至变成了一种“嗜好”。这便是文革前十七年毛主义教育结出的“硕果”。
弄明了这些行凶主体，我们再来继续“红八月” 的叙述。8月18日毛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和检阅首都和全国各地赴京的五十万红卫兵时，特意接见了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的聂元梓及其同伙40人。同时还命将1500名红卫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桥两侧的观礼台上。这些特殊“礼遇”让那些红卫兵领袖们感动得双泪长流，也增添了毛将来会让他们“接班”的幻想，这一天他们如痴如醉，喉咙喊哑了，双腳跳痛了，只想尽情表现对毛的忠心和感激之情。
这次大会上林彪代表毛讲话对红卫兵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正式号召红卫兵冲出校园，杀向社会，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毛给红卫兵的任务简言之就是制造恐怖。红卫兵不负主望，毛指向哪里，红卫兵就打到那里，恐怖就播撒到哪里。具体点讲，红卫兵有两大首要任务：“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后来才是向走资派夺权）。前一项主要是毁灭传统中国文化及其载体，代之以毛主义为灵魂的“四新”文化；后一项任务主要是对“阶级敌人”和一切“封、资、修”的代表性人物进行迫害、摧残，包括打、砸、抢、抄、抓、杀，剩余的要赶出北京城。当然，两大任务有交叉重合，总的就是“向阶級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
第二天，即1966年8月19日清晨，红卫兵便展开了行动，行动从“破四旧”开始。北京市第二中学的3000名红卫兵充当了“砸烂旧世界”的排头兵，他们在市内主要街道的路口，张贴他们的革命檄文《向旧世界宣战》：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正在受到严厉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复辟的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我们要彻底铲除这些资产阶级的温床和苗子……。”
几个钟头之内，30多万红卫兵似神兵天降，出现在京城各个照相馆、理发店、裁缝铺、旧书摊，以及各种公共场所，执行铲除“资产阶级温床和苗子”的任务。
可以看出，一切都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改名狂潮”。
长安大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街”，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郊民巷改为“反修路”，安东市场改为“东风市场”，所有地名、街道名都换上了具有鲜明“革命色彩”的名字。各种单位、店铺的命运相同，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为“北京烤鸭店”，“荣宝斋”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种工厂、企业则在原厂名前冠以“兴无”、“灭资”、“东方红”、“红旗”等字样……
于是，红卫兵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同时又建立起了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北京市（然后是全国）面目“焕然一新”。
只是，这种革命词汇有限，而中国的地域、街道、店铺几乎是无限的，于是到处都是“反帝路”、“反修街”，到处都是“东方红”、“红旗”…… “面目一新”变成了“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到处雷同。这就苦了邮递员，当然，最终是苦了广大老百姓。但是，在那个个人利益几乎不存在的年代，老百姓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谁敢开口非议呢。
接下来轮到改人名了。好在当局没有命令人人都改，如果那样中国人只能像劳改队那样，靠“编号”了。当时的改名潮主要还是局限在那些“非常革命化”的红卫兵圈内，于是，一大批“永红”、“永革”、“继红”、“卫东”、“四新”、“小兵”等等“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红得发紫的“新新人类”出现了。
改名潮之后是砸烂封、资、修，焚烧书籍，砸烂文物，捣毁庙寺，挖掘古坟，不但“封建文化的代表”孔子首当其冲，连中华文明的始祖炎帝、黄帝都不能幸免，黄帝陵被毁，炎帝被焚骨扬灰，诸莴亮、王羲之、包拯、岳飞、海瑞这些 “封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的坟墓、遗物均被捣毁洗劫一空……有关文革对文物和中华古文明的破坏，在本书其他章节另有论及，此处不赘述。只看看总的战果就可知道战果辉煌：北京的文物不但多，而且级别高，据后来检点，1958年文物普查时，北京全市受政府明令保护的文物6843处，被破坏的4922处。至于全国被破坏的文物古迹，那是绝对无法估算的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我们国宝中的国宝“故宫”的命运。故宫今天依然屹立在北京城中央，供中外游人瞻仰、游览，成为中华古文明的象征。这纯粹是一个“意外”，一种侥倖，因为它在文革中险遭“不测”。
1966年5月23日，由当局编造的、煽动对地主阶级仇恨的《收租院》泥塑展览在故宫神武殿展出。后又移到奉先殿继续展出，奉先殿一些原来的附属物被拆除。这时，不知是哪一家造反派在神武殿外砖墙上涮出了“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官方的响应是 “整改故宫”。紧接着，故宫“整改方案”出台。此时故宫是“军宣队”在主事，全部的“整改方案”不得而知（原文没有披露，此处引自《盼望东方周刊》王军的文章），但它的先期行动已经开展，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御花园的门额已被摘除，中和殿的皇帝宝座也被拆了。
正当军宣队按照“毛泽东思想”改造故宫之时，它自己却遭遇了“不测”，原来这个“军宣队”是刘少奇当政时派来的，是与“工作组”类似的产物。毛泽东回京后找刘少奇算账，不久（当年10月）它就与工作组同样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被撤走了。故宫却得以幸免于难。
其实，这是故宫N次幸免于难了。这个“难”的根子正是毛泽东。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大发遐想：“从天安门城楼望去，（将）看到处处是烟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那情景是在太可怕了。”1954年4月毛泽东曾三次爬上故宫的围墙，但三过宫门而不入内，表示他作为农民起义领袖对这座皇家建筑的深仇大恨（可是他自已却住在皇家园林里）。1958年1月，毛在南宁会议和其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就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根据毛的这一指示，1958年9月北京市作出了“城市总体规划”，其中提出：把故宫与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等所有老建筑全部拆了，通连成一片，使之成为一个“在节日供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建筑委员会在有城市改造计划中提出：“故宫要改建成为一个群众文体、休憩场所。”
幸而，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使北京跟全国一样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吃饭成了大问题，这些宏伟的城市改造计划只好搁浅了。
过了几年，刚刚缓过一口气来了，北京城里毛的徒子徒孙们又提出改造故宫的计划，它的核心内容是要在故宫内开马路，把它建成南北、东西几条大街，要“废物利用”，将故宫占用的大片土地改作实用性的商业街道。所幸的是，在中宣部召开的讨论改建方案的会议上，这个方案被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一顿怒斥，否定了。这大概也是后来陆定一的“罪状”之一。还有那个反对毛的城建思想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后来在文革惨遭抄家批斗，全家被赶到一间2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没有暖气，终于饥寒交迫而死。
较之改名潮、破坏文物、砸古董更为凶暴、更为恐怖的是大抄家、大遣返，这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主要措施之一。它的对象是两类人：原来钦定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新“上升”为阶级敌人的资本家、店铺老板、房产所有者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即各个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代表性人物。打击由原来的以“物”为主 转为以人为主，文革进入大规模的恐怖阶段。
关于文革抄家，若干年后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很难想象这种野蛮、血腥的暴行。为了使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普通人更多地知晓毛时代一些“政治术语”的内涵，下面我们引用一段比较完整、具有代表性的对文革抄家的描写：
一震急促的、催门欲倒的敲门声和喊叫声，传进了幽闭着的独家居住的四合院内，当房主人连跌带爬来打开大门时，“狗地主”、“他妈的”、“混蛋”之类的叫骂声便充斥门洞中了。手中甩着宽而长的皮带的红卫兵推开“怠慢”了他们的房主人，大摇大摆撞进院子。象演习过的一样，一个个红卫兵学着打仗冲锋攻占敌人要塞的动作，迅速地把守在各个房间的门口，把在家的人都吆喝出来。红卫兵首领一一问过被炒人家的姓名，再根据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把“逃亡地主分子”、“地主婆”等揪出来，剃成“阴阳头”，喝令全体跪下，鞭打、脚踢，要“地主分子”交待“地契”、“变天账”藏到哪里去了？若不交出来，得到的是更狠的一顿毒打。同时，抄家人员开始四处搜查，稍微像样一点的家什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抬上停在大门外的卡车上，连生活必需品衣服、被褥、床架、床板也不放过。剩下的是翻得满屋满地无法拿走的破破烂烂的东西。就这样，红卫兵似乎还不过瘾，还要把孩子们珍爱的玩具洋娃娃踏在脚下，以嘎嘎作响之声取乐，把黏糊糊的芝麻酱涂在墙壁上，酱油、盐、酱、醋、糖到处泼洒。为了寻找“地契”、“变天账”以及“反攻倒算用的枪支弹药”，红卫兵又到处在墙脚屋地乱挖。当一个红卫兵灵机一动，找出一本又黄又旧的本子交给队长，说是“变天账”时，“队长”翻看之后，明知这是小学的算术作业本，却硬装出神气活现的神态，将本子在手中摇晃着，逼人承认这是“变天账”。伴着“还不老实！”的呵斥声，皮鞭又像雨点似的抽打下来了。当红卫兵满载“战果”，把仅剩的一点家什戳满窟窿扬长而去时，留给劫后余生人的话是：“全家遣返回原籍！”（引自严家祺、高皋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7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但是上述描述还未完全到位，比如其中还有一项“剃阴阳头”，即剃半边、留半边头发，妇女尤不能免。说是“剃”， 其实是是连剃带薅，有时干脆一把一把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羍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被赶着游街。更残忍的红卫兵还要给“洗头”， 就是用浓硷往伤口上浇，有人往往因此喪命。
抄家不是一两次就完事的，被抄家户要面对不同学校的红卫兵根据同一线索（由公安派出所提供）的一而再、再而三再的抄查。但对于后到的抄家者，往往由于被抄对象家里东西所剩无几甚至空空如也，受到“财产”冷落，激起了他们的无名怒火，怒火立即化作难以名状的仇恨，发洩在被被抄家者身上，抄家变成了对被抄者的恣意施暴和対其仅剩的一点家杂和生活必须品的彻底破坏、捣毀。
在受过彻底、反复抄查之后，“户籍民警出现在这家的庭院里，再次通牒限时离京。从小离开农村老家，在外学习、工作了大半辈子，被红卫兵冠以‘地主分子’称号的人，拖着一家老小，甚至还在上学以及有了工作的子女，卷起红卫兵看不上眼的破铺盖，凄凄凉凉地被扫地出门。”（仝上书第70页）
对于被遣返农村、逐出城市的被抄家户来说，抄家只是苦难的开始，接下来的一关是北京火车站。
当刚刚过了九死一生的抄家关，被押送到北京火车站“遣回原籍”时，很多被遣返者以为可以直接进车站、乘火车告别这个城市了，他们万万想不到还有一道鬼门关。
数以万计的红卫兵聚集在火车站广场，他们来干什么呢？是来最后一次“送别”被他们抄家后遣返农村的“牛鬼蛇神”的，当然，主要是想再次练一练拳脚，过一过皮带抽人的“瘾”。因为这些人走了之后，就没有如此之多可供练拳脚的活靶子了。
红卫兵们在车站前广场排列出一条条“通道”，那是供这些“牛鬼蛇神”走去火车站专用通道。当几经折磨、已经精疲力竭、神情憔悴的被遣人员进入这个“通道”后，两旁排列的红卫兵立即一个个精神振奋起来，高举手中的皮鞭、木棒，左右开弓，皮带头像雨点一样落在那些温顺的“羔羊”身上。看着那些被打者嚎啕大哭、抱头鼠窜的狼狈相，听着被打者凄惨的哭声，红卫兵们乐不可支，抑制不住大喊大叫大笑起来，手中的皮鞭挥动得更起劲了……就这样，每个被遣人员都要通过几百米这样的“隧道”，接受红卫兵的“皮鞭木棒礼送”。有的人看到、听到前面同类的惨叫声战憟不前了，想“临战脱逃”，可是后有押送人员，左右全是凶神恶煞的红卫兵，哪里有路可逃呢,不少人被木棒皮鞭打倒在地，极少数人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终于挨到车站前，还要通过最后的“检查”关，为的是怕这些牛鬼蛇神将现钞、贵重物品藏在身上或行李中带出去。于是，要进行搜身、检查行李。可是被遣返分子已经形同乞丐，浑身破烂，有的还污秽逼人；几件铺盖和破家什，红卫兵实在提不起检查的兴趣。于是他们主要观察被检查人员的表情，对哪些表现出紧张、恐慌的人进行重点搜身。这样做还真有收获，往往能查出这些人携带的一点可怜的现金。有的不识相者被搜出后还想讨要回去，红卫兵回敬给他们是铜头皮带，是拳脚，伴随“不老实”的骂声打倒在地。
在抄家遣返的狂潮中，有一部分人是只抄家、但不被遣去农村的，他们是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房屋出租者。对这部分人的抄家，以抄查金银财宝为主要目的，并强迫他们交出房契、地契，如有抵抗或不满者格杀勿论，也有的根本未反抗就被活活打死。在抄查中，那些嘴上喊着非常“革命化”的口号，口口声声“臭资产阶级”的红卫兵们，对金钱却表现出了奇特的兴趣。特别是金子，看见了就两眼放光，一付贪婪卑鄙之态可掬。按规定，他们抄家的“缴获品”是要全部归公的，抄走的东西应给被抄家者打收条。可是，在暴力恐吓下，这些手续往往被取消了。于是，在毛第二、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不少失落的金项链和金制品，在天安门城楼上，还留下了被接见者失落的金砖。
还有一类是文化名人。他们被炒家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是因为家中藏有“封资修”“毒品”。 抄查的重点是价值不菲的书画古玩、文物珍品，包括他们自己的作品。章伯韵、梁濑溟、俞平伯、丁玲、欧阳山等等都遭到了这样的洗劫，光北京大学就有100多“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洗劫一空。
主要的抄没品被收入国库。北京红卫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毛政权增加了黄金十多万两，白银35万两，以及无数的现金和名贵书画文物，这后一部分被用于出口换取外汇，充盈国库。当时毛政权的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靠打劫富户是毛缓解财政困难的老传统、老办法，也是毛发动这场运动不可告人的目的之一。另外，全市50万座私人房产被没收，收归国有，房产出租者被冠以“资产阶级剝削”罪名遭到批斗、抄家，有的被活活打死。
对于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毛并不满意，因为不够暴力，他要的是“刺刀见红”，是死人。为了给下一步更激烈的革命行动提供样扳，并把这种恐怖迅速推广到全国去，毛醖酿使运动升级。8月21日、22日两天，分别给军队和公安部门下命令，要军队和警察给红卫兵的一切行为无条件开放绿灯。21日，军委总参和总政联合向各军区、各野战军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运动的规定》。22日，公安部向各级公安机关发布了：“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许”的命令。 这样，就为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 的肆无忌惮的暴行扫清了障碍。
在作了这些部署之后，23日，毛在中央工作会上再次发表他的观感：“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毛的话就是信号弹，出击令，一刻不容停顿。当日下午，红卫兵出动，北京城立刻卷入腥风血雨之中。在北京市文联大院，一队队红卫兵，多数是女中学生整装待发。（可见，当局考虑周到，用这些年龄不大的女孩去施暴，不至于把那些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全部打死，因为还要留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反面教材、当活靶子慢慢折磨）。被勒令到大院集中听侯发落的都是全国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包括老舍、萧军、端木蕻良、荀慧生、白芸生等30余人，作为“黑帮、牛鬼蛇神”，先被剃了阴阳头，在头上、脸上还被浇上墨汁、油汁，画成京剧中的丑角，每人胸前挂上写有自已罪名和被打了叉的名字大黑牌，随即被赶上大卡车，拉到国子监、孔庙前的空地上。此前在破四旧中缴获的各种书籍、戏剧道具，已堆在此处焚烧。红卫兵们勒令这些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反动权威”向着熊熊火堆跪成一个大圈，那一天的太阳特别毒，牛鬼蛇神们被面前的烈火、头顶的骄阳炙烤得汗流满面，汗水、泪水、混合着墨汁、油汁往下流，红卫兵说说这叫做“焚书烤儒”。牛鬼蛇神们被炙烤着，红卫兵则在他们身后不停地辱骂着，一边用铜头皮带尽情地抽打，67岁的老舍经不住折磨昏厥了过去，红卫兵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对他特别加倍抽打。这一幕一直上演到深夜。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舍拖着艰难的步子回到家中，在第二天、24日深夜投太平湖自尽。这位当年从美国归来，因其创作了大量歌颂共产党、歌颂毛的文艺作品而被授予“人民艺朮家”称号，就这样“自绝于人民”了。
当局大概觉得在室外施暴不很方便，还不能尽兴，于是，更多的暴行被转移到室内举行。北京著名的剧场如天桥、民族文化宫、长安戏院、吉祥戏院等都成了血腥的施暴场所。反右派时拒不在自己所谓的右派罪行上签字、被称为“最硬的右派分子”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就是24日被抓去吉祥剧院的。这一次可不像反右时让你发言、和你辩论，而是不由分说从头到尾的暴打。据说，凡被抓进吉祥剧院的都没有能活着出来，可章乃器成了一个例外。原因之一是他常年练气功，抗打击能力特别强；更重要的还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一位民警到来，对红卫兵说：“此人不能打死，上面要保住他的性命。”这样，章乃器总算“留下了一条狗命”。由此也就可见，这一切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执行的，红卫兵只是被利用的鹰犬、凶手而已。
打人浪潮迅速向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弄、胡同扩展。很快，全北京市成了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的屠场，北京的黑五类及其他各类“牛鬼蛇神”，纷纷被揪出，或被活活打死，剩余的被赶出北京城。仅仅8月下旬，北京市便有上千人惨死在红卫兵的棍棒拳脚之下。
38年之后的2004年7月，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有一篇回忆“红八月” 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提到了当时一些暴行的片段，具体生动，摘录以为历史见证：
“......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付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其中张洁凤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司徒美堂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中共开国大典，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1955年逝世，张洁凤年方三十左右，后来她与一位刘姓工程师恋爱并跑去云南刘的工作地点偷偷结婚，生下一个女儿，带回北京谎称养女。文革抄家风起，张洁凤便被指为“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她被红卫兵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的民警对红卫兵说：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毙命。
在西单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像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白短衫，上面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另一名被诬为“反革命”罪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至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
章文中还提到他母亲的同学、一位叫张为璇的女士，其女儿刘小迁为作者儿时玩伴。张女士乃名人之后，本人为知识女性，知书达理，待人和蔼可亲。文革抄家时被赶出北京，回到苏州老家投靠住在一家老中医宅中。不久，老中医不堪凌辱跳楼自杀。张为璇原靠当工程师的丈夫接济維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丈夫被监禁审查，工资被扣，张女士母女失去生活来源，为了不受凌辱，母女二人一同上吊身亡。女儿刘小迁年仅17岁。
（以上见《往事微痕》2011年4月第70期章立凡文：《文革“红八月”——滴血的记忆》）
8月24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人们都很清楚，谢这段话前面的“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 完全是为了推脱罪责的谎言，他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求各级公安警察充当红卫兵残杀所谓五类分子的后台、主谋、帮凶，让红卫兵充当前台凶手。
头头已经发令，各级爪牙闻风而动，谢富治的讲话迅速在公安系统传达。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响应最快、行动最坚决，在那里上演了文革初期最血腥、最残忍的一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最卑鄙、最凶残、最野蛮的丑剧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永志不忘的耻辱史。
8月26日，大兴县各公安派出所民警闻风而动。民警与红卫兵联手，由民警向红卫兵提供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按：当时农村一般只有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没有或者很少有右派分子）的情况，渲染、夸张这些四类分子的“罪恶历史”和现实中的“不法行为”，以激起红卫兵对他们的“阶级仇恨”。
27日，红卫兵先将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练拳脚，活活打死了这些靶子。之后，胆子更大了，决定施行全面大屠杀。行凶的理由是：四类分子要“翻天”，要杀贫下中农，必须先下手为强。办法是：先勒令四类分子交出所谓“变天账”，因为交不出又搜索不出，便决定将所有“顽固到底”的四类分子从肉体上消灭！凶手们又考虑到他们还有家属、子女在外工作，将来会进行“阶级复仇”，于是决定“斩草除根”。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按统一布置行动，先后屠杀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22户人家被灭门。有的人家有子女在外地工作，就拍电报去骗其回家，斩草除根。
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不但在于数量，更在于它手段的残忍和惨绝人寰。有关这场大屠杀，未见官方有系统资料，迄今，遇罗文撰写的《文革时期大兴县大屠杀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见2011年8月17日互联网文）仍然是比较完整的记录。为了揭露这一大屠杀真相，作者于2000年2月29日和3月3日两次深入大兴大屠杀杀人最多、最出名的大辛庄公社，寻找当年亲历者访问、调查，基本弄清了事情真相。
《调查》在谈到大兴大屠杀之前，先介绍了当时北京市内一些恐怖情况：
在东四一带有一家“资本家”， 红卫兵先把这对老夫妻打得半死，然后命令他们的儿子、一个中学生，去揍他父亲，这个中学生用哑铃砸碎了他父亲的头。后来，这个儿子也疯了。
“在沙滩街上，一群男女红卫兵先用铁链、皮带把一位老太婆打得不能动弹，几个女红卫兵便上去在老太婆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人家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了一个“地主婆”的家（是孤独一人的寡妇）。抄完后，便强迫（附近）每户人家拿来一壶开水，将开水从她颈脖上灌下去，直到把她烫熟为止。几天以后，扔在屋里的尸体爬满了蛆虫……”
有了这些先行亊例，大兴的杀人方式便更加恐怖了，以下是根据《调査》原文的摘写（引号内为原文）。
“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死）的，有用铡刀铡头的，有用绳子勒死的。对婴幼儿就更加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开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
大兴县大辛庄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下了16颗头颅，然后自己瘫倒在地。（这又超过前面那位铡13颗人头成为新的“冠军”了）
大兴最早动手杀四类分子的是大臧公社的马村大队，给出的理由是四类分子要举行暴动，杀贫下中农，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马村在24日就开始杀人了，不过并没有一次杀光，而是陆续地杀，到8月31日，已杀死34人。在马村的带动下，同一公社的立新村杀了53人，六合庄杀11人。
《调查》的作者转载了一篇叫做《五进马村劝停杀》的文章，它的作者张连和在当年9月1日跟随大兴县县委书记、已经“靠边站”的“走资派”王振元到马村去制止杀人，文章记载了当时的实况。下面是其片段：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男子来到男孩的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到哪儿去了？”小孩儿哆嗦着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就扬起铁棍向小孩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倒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他奶奶交待……两个民兵似的人把一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上……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又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狠给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这时马村还关押着104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待杀。王振元的劝杀有了成效，大队书记李恩元终于同意暂时停杀。紧接着，上面制止屠杀的指示下达，这个大队104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生命得以挽救。
真正制止了这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是北京市委书记马力。马力得知大兴县的大屠杀后，一面亲自赶到大兴，冒着顶撞谢富治的风险极力制止；一面及时向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汇报，取得了制止屠杀的指示（即使是中央文革，也没有理由公开支持这种滥杀）。所以，王振元们的劝说才能取得成效。大兴大屠杀到9月1日截止。
大兴全县大屠杀是在马村首开杀戒之后开始的，有关部门在该县的“天河农场”（ 劳改农场。《调查》没有说开会的日期，应为8月28日或29日）召开各公社负责人会议，推广在马村的杀人经验，布置对全县四类分子的大屠杀计划，准备全部杀光。由于遇罗文调查访问的对象未参加天河农场的会议，所以不清楚召开天河农场会议的“有关部门”是谁？主持会议是谁。但按推理，当时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已经“靠边站”，会议在劳改农场召开，主持召开会议的应是公安部门。而且，前几天的“试杀人”活动就是由派出所民警与红卫兵协同进行的。
8月30日，大辛庒公社召开各大队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天河农场会议精神。会议由公社干部高福兴、胡德兴主持，给出的任务是要求在第二天（31日）晚上把五类分子及家属子女全部杀光；“如有走漏消息者，与四类分子同罪。”
可是，令公社头头没有想到的是，参加会议的大队干部对这个命令大多持观望、甚至抵制态度，据后来統计，全公社19个大队只有6个大队执行了杀人命令，杀人最多的是大辛庄的四个大队，共杀死106人，其中的黎明大队杀了60多个，中心、昕生大队各杀了20多人，红升大队只杀了2人。西白瞳大队干部回去传达公社的杀人命令，小队干部全都抵制（这个大队的四类分子特别多，其中一个小队就有四类分子及其家人280多人），他们决定一个不杀，并派人守住村口不准外人进村捣乱。
西梁各庒大队书记王世荣等3人参加完会公社会议后，当即对杀人的命令产生怀疑，他们决定连夜去国务院和北京市委上访，问问这是否是中央的“精神”？他们先去国务院，无人接见；便转而到达市委接待站，市委接待站的人肯定了他们的行为，说市委只知道马村在杀人，却不知大辛庄也在杀，并告知一定派人去阻止。
9月1日大兴县副县长付华忠、军代表刘英武到迏大辛庄，传达市委制止杀人的指示。大辛庄的几个大队的屠杀被迫停止。但是大辛庒公社的那两个杀人指挥者（高福兴、胡德兴）心有不甘，他们拒不通知不知情的大队停杀，致使附近的两个大队继续杀了20余人。
调查中，一些当年的干部告诉遇罗文，如果不是9月1日上级派人来制止，那些“不杀人” 的大队是顶不住压力的，他们己经受到各种指责甚至威胁，将不得不执行杀人命令。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对大屠杀的态度。大兴县的大屠杀被制止后，“两报一刋”在9月5日发表了一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不痛不痒劝说下面的“革命群众”“ 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显然是无可奈何推卸责任的应景文章。可就是这么一点“让步”， 也令毛本人不快，难以容忍。十天后的9月15日，毛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让林彪代表他在大会上讲话，再次对红卫兵的各种暴行大加赞赏：
“红卫兵战士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于是，新的更大的暴力在全国掀起，大兴大屠杀的经验不脛而走。
由上述调查也就可知，大兴大屠杀完全是当时实际掌握政权的毛的专政机关——公安部门一手策划、导演的，也就是谢富治这条黑线挑起的，至于谢秉承谁的意旨，那是再清楚不过的：8月23日，毛说的：“北京太文明了！乱得不够。”这话毛在7月18日由外地回北京时说过一次，这是说第二次了，作为专政工具，谢富治不能不以行动 “改正错误”。所以，第二天就有了谢的发话，紧接着就在大兴的“试点”……
然而，调查也表明，当时毛的各级干部、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并非都是疯狗，恶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存有人性，他们进行了自发的、有限的抵制，所以大兴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执行杀人命令的也就是十来个大队。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这些人的自发抵制，后果还将会严重多少倍！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人们被廹接受毛思想的改造，人性将逐渐被嘼性所取代。所以，越到后来，运动越趋残暴，疯狂，当性质相同的一幕1967年10月在湖南道县再次上演时，死人已为大兴的十余倍！（见后文）
还有一件令人悲痛之事是，那个“五进马村劝停杀”， 挽救了104个生命的前大兴县委书记王振元，不久就被揪回其老家浙江乐清县批斗去了。文革结束后，张连和多方寻找，并通过组织部门三次发函去乐清询查王振元的下落，但无音讯。不言而喻，其下场凶多吉少。王振元在文革初期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却无法保住自己的性命。（很可能，在大兴救人就是他致死的一大罪状，因为按当时的说法，那叫做叛变投敌，跟阶级敌人穿一条裤子。）
大兴县的大屠杀把北京的红八月恐怖推向了高潮。在北京城内，“红色恐怖”的恶浪也丝毫不比农村逊色，此时，出现了由红卫兵中“老红卫兵”、即原教旨红卫兵 组成的“纠察队”的“群众专政”。
这些由高干子弟发起组织的、自恃“自来红” 的年青一代，乘着毛泽东刮起的红色台风，在文革初期充当打砸抢杀的主力和急先锋。随着运动深入一般家庭甚至黑五类子弟也参加了红卫兵。高干子弟不能容忍昔日像狗一样被自己打骂、驱使的“黑五类”学生也与自己平起平坐，于是他们以维护政策和秩序为名，成立了一个高踞于其他红卫兵之上、跨校际特殊的“超级”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纠察队。
最初是8月25日成立的西城区纠察队（后来又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等）。纠察队宣布自己的“职责和权力”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活动”，“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他们则是真流氓）等等。则完全是贼喊抓贼，掩耳盗铃。亊情的实质是 ，“革命老干部”的后代站出来为自己的老子复仇了。
一番乔装打扮后，西纠很快就表现了它野蛮、残忍、嗜血的本性，它在好几所中学校私设刑堂，对它认定所谓的“黑五类”、“狗崽子”、以及不同观点的红卫兵擅自抓捕，严刑拷打、逼供，在市六中的后院它设立了一个“劳改所”，凡被抓进去的人，要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膛腿”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洗礼。在它的审讯室的白墙上，用受刑人的鲜血地书写着 “红色恐怖万岁”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在市一中，西纠设立了“监狱”，抓来300多名学生组成劳改队，它采用从传闻中听来的中美合所、西藏奴隶主、以及我国古代社会使用过的各种酷刑，用以残害所谓“黑七类”及一切与他们观点对立的红卫兵，制造了多起打人致死事件。六中高三班学生王光华因对高干子弟疯狂宣扬“血统论”提出异议，被抓进“劳改所”活活打死。在六中当了一辈子工人的80多岁的退休老人徐霈田，被诬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毒打后用“开水洗澡”，徐老人被烫得混身是燎泡、已不能动弹，西纠凶手还继续施用“红烧”、“勒死”酷刑，使老人当场毙命。被打致残者数十人。
西糾还有一件政治上的“大动作”，就是其头头之一陈小鲁（陈毅之子）搞了一个取缔民主党派的“宣言”，带领其手下一举冲进中国八个“民主党派”的大楼，夺下了它们的八颗“大印”， 封杀了它们的“衙门”。转瞬之间就把毛共宣扬了二十年的“多党合作制”消灭了。按照建制，这八个“民主党派” 的头头都官居全国人大、政协副职，属于国家领导人。然而，他在西纠的眼中却狗屁不如！
西纠的恶行终于引起众怒，在中央文革小组主使下，各种后起的造反派组织纷纷起来对它讨而伐之。最后，中央文革认定它不斗“走资派”， 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工具”，干扰了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才于当年12月下旬下令取谛、解散了纠察队，逮捕了其“首恶分子”。
然而，对这些不听话的“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弟，毛泽东爱恨交加。他可以得罪他们的老子，却不敢得罪他们的儿子，少年可畏啊，因为中国的未来在他们手里……不久，毛泽东就将他们全部释放了。
北京“红八月” 的战绩究竟如何呢？据后来官方的文件称，这一月中抄家9·2万户，被驱赶出北京城的12·5万户，被直接打死、枪毙的10275人。（以上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报告：《加強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月整党的核査工作》）可谓战果辉煌。
红卫兵作为－种历史现象，其主要罪责自然不在红卫兵本身，但这不等于作为红卫的个人没有罪责，不应该追究。然而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很多当年红卫兵头头，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原教旨红卫兵头目，不但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去仍为红卫兵唱赞歌，如骆小海在回忆书中说：红卫兵是“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 的群体。仿佛仍然要喊“红卫兵万岁！”
从北京“红八月”恐怖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革完全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暴行，而决不是所谓红卫兵自主、自发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失控，更没有处于无政府状态，一切都在毛政权的运筹、掌控之中。
北京红八月是一种示范，一个样扳，它的目的是要将北京的一切推广到全国去！
果然，“红八月”的效应很快就在全囯显现，文革的血腥恐怖迅速向全国传播，而且，在传播中还有发展……
首先各大城市立即响应。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成了抄家的重点。上海还有很多文化名人，他们的命运与北京的同行一样，在劫难逃。傅雷是著名翻译家，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傅在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之后闭门谢客，不敢招惹“政治”。可是，文革一起，“政治”又来找他了。1966年9月2日，红卫兵闯入傅雷家，将其藏书、艺术收藏品以及全家所有物件抄没、当场焚烧，将傅雷夫妇拉出站在门前一高凳上批斗，四面是焚烧他的作品和收藏品燃起的熊熊烈火，两旁是红卫兵的叫骂声和鞭打声。两位老人受不住折磨，9月3日双双自缢身亡。
巴金的命运算好一点，抄家时两夫妇被关在马桶间，夫人萧珊被红卫兵打伤左眼。看着夫人挨打，巴金只能匍匐一旁，不敢动弹。
二级教授李翠贞，因平时比较注意仪容服饰，被当做“资产阶级作风”的典型，批斗时将其用过的皮鞋、口红、胭脂拿来“展览”，并被勒令拿着一把扫把、一个脸盆，一边敲打，一边叫喊：“我是李翠贞，我是一个妖婆”。李翠贞不堪凌辱，当晚自杀。
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南京的家被抄达24次！其画作和藏品被抢劫一空，并被付之一炬，刘被勒令跪在熊熊火堆前，泪流满面地看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化为灰烬。
天津市的收获也很可观，查抄了31万2千多户人家，抄得的财物，装满1万3千多辆汽车，堆满了52座仓库。其中有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枚。
苏州市查抄了6万4千万户人家，其中仅珍贵字画艺术品就收获17万件以上。
毛泽东可谓“精神、物资双丰收”。
除了对名人的抄查，更多的是对一般百姓、即所谓五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的抄家。这种抄家没有多少财物可获，主要是对其生活必须品的抢劫，以促使被抄者的生活陷入绝境；兼及对被抄者施以人身摧残，或被当场打死，或被打伤后自行消亡。
最恐怖的是对京郊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的“学习”。全国各地农村都程度不等地仿效大兴县对本地的阶级敌人采取“革命行动”，在南方农村，一种可以判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死刑、立即执行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在各地流行开来，每个公社、大队都可以组织这样的“法庭”，对本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实行集体屠杀。湖南省的道县在这方面是一个“先进典型”，这里本是穷乡僻壤，革命的步伐晚了一点，1967年8月才掀起杀人高潮，但是后来居上。从1967年8月中旬到10月中旬，道县全县共捕杀“黑五类”及其家属、以及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部分成员共4519人，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据知情者称，实际杀戮在一万人以上。道县的五类分子基本灭绝。下面是湖南两位记者事后采访记下的一个片段，讲述的是道县横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兴浩组织指挥的一次“硝眼杀人案”：
在道县源山沟横岭中心小学，有一个叫周群的女教师。她出身贫农，丈夫蒋汉正出身地主，头天被民兵抓走了。他们有3个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带领孩子们已睡下。只听一震急促的敲门声，随即门被踹开，大队支部书记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闯了进来。说是叫周群去开会，把她抓走了。来到大队仓库旁的禾场上，点着火把，只见四周民兵环列，手持马刀或鸟统。被围在中间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的子女，共14人，蒋汉正也在其中。周群进入禾场，仔细一看，丈夫被铁丝捆绑，铁丝深深地勒进肉里。民兵营长随即下令出发。周群以为要把这些人压到区里去，没走多远，有人提醒支书，蒋汉正还有三个崽。支书返回小学宿舍，把三个孩子带来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绑着双手，与其他被绑的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三个孩子跟在后面。
到了木枫山，唐兴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了不许动。然后，他宣布：
“我们是贫中下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们的死刑。”
这里属熔岩地貌，山上有许多溶洞，有的十几米深，有的几十米深。当地叫做硝眼。处决的方法带有本地特色，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抡起铁棒往后脑打下去，然后一脚踢下溶洞。支书唐兴浩开始点名……
第三名是蒋汉正，他见这个场面已吓得魂不附体，双脚迈不开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个孩子见状大惊，连哭带喊，眼睁睁看着爸爸被棒打后推下硝眼。
下一个受审者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叫蒋文凡，他从容赴死，要讨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给你喝！”蒋文凡说：“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分吧？从前砍脑袋还要给三个热包子哩！”话刚说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8名，孩子们眼看妈妈被害，哭得极惨……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到“妈妈”的声音，她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孩子和另一个四岁的女孩也一起被扔下了硝眼，因为已经扔下了许多人，她和孩子们摔在死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8岁的大女儿用力解开了捆绑妈妈双手的麻绳。周群发现，她的一个本家兄弟也没死。凭着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青年爬出了硝眼，但立刻碰到了大搜捕，他东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杀人者发现有人还活着，就往硝眼里扔石头。原来周群和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入底层，复杂的溶洞结构有些死角，他发现丈夫和两个男孩都在这里，他们侥幸活了下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像在阴曹地府又见了面一样。这里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尸体上，要睡也只能睡在尸体上。
丈夫蒋汉正已经精神失常，铁丝捆住他的双臂，怎么也解不开。他在死尸上走来走去，忽然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高粱呀……”
周群拉住丈夫：“汉正，你清醒一点，哪来什么高梁，这是在硝眼里面。”
蒋汉正听了，立即不做声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过了几天，两个男孩没有声音了，不动了。大女儿断断续续地说：“妈妈，我怎么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紧紧地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不久，大女儿也死了。
蒋汉正还没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血水里浸泡，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一下，却咽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一人了。后来，他的两个学生把她救了出来。她在硝眼里呆了七天七夜。因为她活了下来，这件骇人听闻的杀人案才曝光。
（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一二十七）
在后来的文革“处遗”中，少数特别恶劣的杀人凶手被追究责任，但这些杀人凶犯并不认罪。原道县祥林区区长袁甫礼，亲自组织指挥120个民兵共杀死四类分子569人。他说：“判我的罪脱离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开始杀人到结束，我没见到上头有谁出来说一句杀人是错误的。只讲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我不能超越时代，要我负主要责任，不合理。”
另一位杀人主凶关有志说的更具有典型性。关有志，原道县清塘区武装部部长，“红联”（当地的保守派组织）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他1950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1958年转业回道县，先在邮电局当指导员，后被任为区武装部部长。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你想，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大老粗能当上干部吗？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能放得下心呢？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站到‘红联’这边。”关有志作为红联总指挥，1967年7、8月份，带领民兵，用锄头、鸟铳、扁担等凶器共杀死四类分子及其子女207人。因为搞阶级斗争有功，当年他被评为湖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出席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凶手们的说法发人深省。谁是真正的元凶已经不言而喻了。
道县杀阶级敌人的方法多种多样，其残忍可说又在大兴之上。上面的“硝眼杀人法”决不是最残暴的，真正堪称“最革命”的办法是面对面将阶级敌人用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刮（比起皇帝时代的“凌迟”更胜一筹）、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将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将几十人丢进红薯窑用慢火烤熏，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房、砍十指、断四肢等等。总之，凡是听说过和能想到的最残忍的杀人手段都用上了，而且比赛着谁的花样翻新，谁最残忍！因为越是残忍、越是惨绝人寰，就越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斗志坚强，便越能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拔，获得更多好处。
如此之多的杀人方式所造成惨声震天、哀嚎遍地是难以形容的，但尸臭冲天、血腥满地，也带来了一个污染环境的问题，而且这时四类分子已杀光了，不能命令他们来掩埋同伴的尸体了，而革命人民又不肯为这些敌人挖坑埋葬，尸体的处理成了难题。所以，在农村，往往找寻山洞、深谷作为刑场，杀了一推了事。又有人发现水库是一个埋尸的好处去，在道县杀人高潮中，该县的双牌水库成了一个大屠场，被拉来这里现场屠宰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尸体充盈了水库，水不能流动，不能发电，不能喝，鱼不能吃，更无法养殖，水库成了一湖血尸臭水。
城里的革命群众（或沿河的农村）釆取的最通用的办法是将阶级敌人绑赴河边，打死了弃之河中。孰知，死尸多了，河水受到了污染，人们的饮水成了难题。无奈，当时的革命政府只好忍痛作出告示：凡打捞处理好一具尸体者，奖赏人民币10元。于是很快死尸被打捞一光，有捷足先捞者，还因此盖起了“死尸小洋楼”。
与道县同属零陵地区的其他县也纷纷效尤，不过，其杀戮数量较之道县稍有逊色。据官方的统计，全地区的其他县，共杀戮阶级敌人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致残2146人。宁远县有个农村女青年，由地主成分的婶婶一手抚养成人，文革中她亲手把婶婶杀死。人家问：你怎么下得了手？她回答：“我要革命！”（参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相关文章）
道县的经验传播到省外，与其相邻的广西就是学步者之一。广西北面的全州县与道县相邻，得风气之先，首先仿效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由法庭宣判杀人。全州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各民兵连、排、班长等30余人开会，会上黄介绍道县杀戮四类分子情况，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一扫而光”。 会上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风声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将要坑杀的人员抓捕捆绑拉到地边，先強迫挖坑，挖好后強廹往坑里跳，有不愿跳的，就用木棒击打后脑踢入坑中。地主出身的刘香云有两个儿子，妻子是贫农女儿，他在坑口向黄天辉求情：“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 黄说：“不行！”结果，刘被廹抱着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被活埋。
广西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营长黄培立召开民兵会议布置，釆取统一行动，一次性把大队内地、富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杀光，其房屋、财产没收拆了蓋礼堂，所有禽畜、粮食全部供凶手们杀光吃喝光。此后广西很多县学习这一办法，在杀光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抢夺瓜分其财物。据1971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报告大大缩小了的数字：1967、1968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万人，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2。7万人（此处及以下未注明出处引用的材料和数字均引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晏乐斌的文章：《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其实，杀四类分子只是“开刀祭旗”，是进一步大屠杀的序幕，更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随之进行。
广西是文革重灾区之一，文革中不仅以死人多著名，而且，其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文革前广西由韦国清主政，广西的文革造反派“422”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造反派一样，首先把矛头对准原当权派－把手韦国清。谁知韦乃毛泽东、周恩来的宠臣，中央坚定保护韦国清。但是为了引诱“敌人”出笼，上勾，最初中央对造反派“倒韦”不但表示“支持”， 还对给予赞扬鼓励。直到成立广西革委筹委会的关键时刻，中央才指定由韦国清担任革筹会主任，党的一把手。从此便放任韦国清对广西造反派疯狂大屠杀、大报复。
广西文革中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创举是杀吃活人（杀吃阶级敌人和造反派“422”人员）。张戎女士在其所著毛《毛泽东：鮮为人知的故事》中，曾记述了在桂林漓江边，几个贫下中农将一个“地主仔”杀了分吃的故事，作家郑义还访问了已经86岁的当年的凶手，对方毫不隐瞒，更无悔意，还豪情满怀，表示当时做得对！
其实广西文革吃人的始作俑者是柳州地区武宣县的贫中下农和革命干部们。据说起始于某次对某村的“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的屠戮，杀完之后，刽子手们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中医的“吃啥补啥”的理论，看到被他们宰杀后血肉模糊的尸体，忽然有人上前割掉几具男尸上的生殖器，于是其余凶手纷纷效仿，一拥而上，生殖器割完了，便开膛破肚，摘取心、肝、肾、肺、等“珍贵”之物。除了进补之义，这与当年平日很少能吃到荤腥恐怕也不无关系。
有了第一次，自然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并且很快在“革命队伍”中传开了，成为时尚，大家都认为对阶级敌人“食其肉”是斗争性强、斗争意志坚决的表现，所以不但未被制止，还受到鼓励，据知情者说，当时武宣县有不成文的规定：凡未吃过阶级敌人的“肉’的，不能进入各级革委会。
“杀吃活人”不胫而走，且杀人取食的技术日臻成熟，有了一套固定的程序：先把欲杀而食之的对象捆绑在树干上或木桩上，刽子手对准其软肋之下部位用利刃划开一个“人”字，同时迅速用左脚或右脚膝盖向其腹部猛力一顶，只听“哗”的一声，其心、肝、肾豁然而出，与其喷发而出的还有一股热气，于是，人们“趁热打劫”，各取所需。为了增加“营养”， 食人者立即在现场开锅，煎、炒、烹、蒸，各逞所能，一场“人肉宴”就此开锣。据知情者说，有的被开膛破肚后并没有立即死去，在南宁地区就发生一名刽子手正欲拾取被害者的肝脏之时，被杀害者突然破口大骂，挣脱已经松弛了的捆绑……
武宣县的做法很快在广西各地流传开来。以下是从有关的官方资料中的摘录：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中记载：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3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
隆安、大新、上林、武鸣、浦北、灵山、贵县等县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也都记录各自的吃人事件：
1968年3月23日晚，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二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家信两人綑绑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共发生杀人剖腹取食肝、胆的事件11起，被杀者21人。
1968年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民兵赵荣迁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民兵枪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剖腹取肝分食。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地方保皇派“联指”总部抽调400多人到南宁参加围剿“422” 的武斗，联指有4人在战斗中被打死。回来后上林县联指进行疯狂杀人报复，先后在县城、港贤区、乔贤区召开三次“追悼会”，会上将四类分子及红卫兵（学生）103人当场杀死作“活祭品”，其中有些人（如蒙光忠）打死后被剖腹取肝煮食。
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的100多造反派干部、群众被当地“联指”打死后，全部被挖肝割肉吃个精光。
上思县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9月7日至17日，召开“群众专政”大会，会上公开杀死12人，当场将全部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煮食，上思县和各公社领导参加了此次人肉会餐。
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剖腹取肝与凶手同食。王昭腾鼓励大家说：吃了人的肝胆，胆子就大。次日，又布置杀死4人，传令各生产队分吃人肝，以示“共同专政”。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记录了该地区所属灵山县檀圩、新圩两公社剖腹杀人取食肝胆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杀人剖食肝胆18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19例。钦州小董农场3例。
另据《炎黄春秋》中晏乐斌（晏是中央1981年和1983年两次由中央组织赴广西调查文革情况和进行文革处遗工作的联合工作组成员）的文章中记载：贵县在1968年8月在南门外的江边一次枪杀十几人，全部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杀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圩，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长叫民兵抓去活活杀死，挖吃心肝，20人每人还分得一块人肉。
上思县于1968年9月1日召开“三代会”（ 工人、贫下中农、军烈属代表），在平山广场召开杀人现场会，十多名参加“422”的干部、群众被活活打死。散会后，县革委委员黎郝，命令将被打死的十几具尸体全部剖腹取出心肝，拿到县革委会食堂炒给“三代会”代表下酒。
又据南宁市一名叫徐振武向中央工作组揭发：武鸣县杀吃活人29人，副县长覃炳被打晕后，拉去开膛时，刽子手见其太瘦，周身无肉，又被拖出丢弃野外，得以幸免。
晏乐斌文章中还举出了两名加入联指的“阶级敌人”杀人的故事。灵山县檀墟（原文作“谭”）公社 里屋大队候国震在“解放前”当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八次参与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3人，取肝6付，卖了36元（原注：后来仅判10年徒刑）。武鸣县华侨农场民涵洞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团长邓文兴的侄子，邓文兴被共产党镇压（枪毙）。文革中邓斯环参加联指，乘机进行报复，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抓了党支部书记邓恩凤等26人拷打，其中7人被剖腹、割肉而死。
由上述可见，杀人后剖腹取食其心、肝，己是当时广西农村多地的流行做法。
最后，让我们仍就回武宣县来。因为武宣县不仅为杀人取食的首创，而且在在这方面的“战绩”最为辉煌，所以必须补述一二。
1968年7月×日，武宣县通挽区大团村第7生产队开会批斗甘大作，斗完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的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一棍朝甘大作后脑打去，但未死。这时旁边的甘祖扬大叫：七寸是我的，谁也不准割！立即跳过去脱掉甘大作的裤子割生殖器。甘大作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垂死挣扎，呼喊：等我死了再割！凶手们不予理会。甘维形等人又争着去割大腿肉，甘德柳去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个精光。
同年6月21日，该县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宣中学学生张富晨的大会，张被打晕后，凶手黄培刚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取出心、肝，廖水光则去割了他的下阴，其他人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6月15日，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等3人将“造反大军”成员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的门口，刘业龙4人被活活打死。李坤寿等操起尖刀，挖出死者的肝、肉，拿回大队去会餐享受。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因同情“造反大军”，被打成“叛徒”，被学校革筹委会副主任谢东召开大会当场打死，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剖腹取肝、割肉，使黄家凭只剩下一副骨架。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的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等4人，凶手们将4人打死后拉尸到平昭码头，凶手李灿照、徐才达、樊荣生等割下死者的肉、肝、生殖器，拿回大队部划拳猜码会餐。
（以上引自黃河清《1949年后大陆人相食一览》，其材料均注有出处。见《往事微痕》2011年4月5日总第70期）
最后应该提一提的是以吃人肉升官出名的武宣县革委会女副主任陈文留（一说王文留），在上述晏乐斌的文章中，提到武宣“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人吃了6付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 但在黃河清《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史料一览》中，“陈文留”作“王文留”，估计可能是转载时讹误。黄文中云：“王文留”本为一普通基干民兵，因为在对敌人斗争中勇敢，特别喜欢吃人肉，自己吃了还拿回来给其母亲享用，又传王专吃男性生殖器而闻名遐迩。王也因敢吃得到领导赏识，入党、升官、一直做到该县革委会副主任。黄文又说，据《红色纪念碑》作者郑义采访该县整党办，整党办官员称，当时全县“确有吃生殖器之风，但王文留当时年仅18岁，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想来是不可能的。不过吃人肉是实。因之被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现在柳城县一水库当工人”。
关于武宣县杀吃活人的数量，晏乐清的文章说：1968年武宣县被杀后取食心肝、人肉的有38人，参与吃人的国家干部（包括该县原县委书记）、职工113人。
而黃文统计的更细、也更多，还载有武宣县被“吃” 的64人名单，并对这64人被“吃”情况做了分类，其中：遭吃后又被砍头的1人，被挖心肝（胆）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尸体全部吃光的18人，遭生割生吃的7人。后来又有新的补充，被吃名单增至76人，然而仍云“远非完备”。
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之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因为杀了、吃了那多“阶级敌人”， 血流成河，尸骨如山，他大概认为中国国内的敌人己消灭得差不多了，故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我们看到毛开心地笑了，他大概可以不用安眠药睡个踏实觉了。
广西的吃人之举，最后还是靠一名“右派分子”得以制止，这人叫王祖鉴，原为与武宣县相邻的宾阳县县委副书记，1957年王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王被贬到武宣县文化馆作杂役，得以亲眼见到该县的吃人盛举。毕竟是“右派”，对左派们的这种“革命行动”甚是憎恶，决心将其捅出去，期望能够制止。王祖鉴冒着生命危险，暗中收集了武宣县在文革中杀人、吃人的一百多个实例（可见被杀而食之者起码有一百多），通过其在广州的友人，反映到了中央。毛泽东虽然对阶级敌人早就欲食其肉，寝其皮，但他却知道此等之事只能做，不能说，如今既已被人桶出，就不能让其成为国内外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实了。于是，下令广西军区调查此事。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亲率一连官兵驰赴武宣，终于将这愈演愈烈的吃人之风刹住了。
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都应该记上自己文明史上这最惨痛、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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