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三十八章

季鹏

林彪与毛：两恶相逢“痞”者胜（上）

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彪逐步看清了毛泽东要逼他让出“接班人”位置的阴谋，他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指毛）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的痞子劲头不够上。”这话后来应验了，林彪果然输给了毛泽东。

林彪败在毛泽东手上，有诸多的原因，其中也包括“痞劲不够”上。所谓“痞”，既包括耍阴谋、玩权术，更包括耍流氓、无赖、出尔反尔、过河拆桥、栽赃诬陷、倒打一耙等等。总之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底线，不按规矩出牌。这些都是毛泽东的看家本领。林彪逢君之恶，也学得不少，然而仍然只是入得其藩篱，未至奥堂，所以师徒一交手，徒弟惨败。

1. 林彪靠对毛大拥大顺发迹，青出于蓝却不能胜于蓝

经过文革的人都对毛、林的“亲密关系”有深刻的印象，每有重大的活动，林彪总是靠后半步在毛左右，手持“红宝书”（毛的语录本），像影子一样不离不弃；报纸上更是天天毛、林并提：“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喊口号、写标语有固定的格式：“祝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敬爱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在1971年“9.13”事件公布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和绝大多数干部是绝对相信毛与林是“亲密战友”的。913突然一声巨响，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弄得全国人民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几个月没有回过神来……

温都尔汗那一声巨响，也炸醒了中国人民的迷梦，撕开了中国铁幕政治的一角，毛与林的神话破灭了。从此毛与林的关系成了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但要说清楚这个话题，却不甚容易。

关于林、毛关系，要从远一点谈起。

林彪是毛手下著名的战将，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以战功论则居首位，这些都是不必多述的事实。

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特别是因为林彪以病为由辞去了领兵赴朝作战的重任，这不能不在毛泽和中共高层的心目中投下一丝阴影。而林彪 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也不能长久蛰伏。建国后安静的环境使他有条件和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后半生，如何再度出人头地成了他思考的主题。

这期间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资料，但我们仍可从林彪的行动中推断林彪的策略，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对毛泽东的大拥大顺来获取毛的信任和仕途的飚升。

林彪不能不考虑到，从1945年的中共七大以来，凡是对毛大吹特吹、大拥大顺者，就能受到特别的提拔重用，刘少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一条终南捷径。特别在进入和平时期以后，没有仗打了，不能再靠战功升迁，如果比拼搞经济建设的能力，这不是林的强项，他的“病体”也不允许他拼命去工作。而对毛表现忠诚、大吹大捧则不要什么本钱，也不要什么本亊，能坚决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都认准唯毛命是从，唯毛之马首是瞻，并把毛的思想、指示无限吹嘘就行了（当然，这需要“黑厚”功夫）。想清楚后林彪就坚决践行之。

林彪做得非常成功，仕途一路飚升，他从建国初期一个中央委员，1955年5月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1958年又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

第一次将自己的“捧毛”心得公之于众的是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的批判。庐山会议起初毛并未叫林彪参加。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的“万言书”放到毛泽东的案头以后，18日毛突召林彪上山，两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旋即林彪下山，根据毛的命令进行相关“部署”，以防不侧。所以，后来毛在山上才那么放心对彭德怀进行斗争。

7月28日，林彪再度上山，这次是参加对彭德怀的批判。7月31日和8月1日，由毛亲自主持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对彭德怀进行“帮助”。8月1日的会上，在朱德发言时被毛泽东以“隔靴挠痒”的比喻停止之后，林彪登场。林彪声色俱厉、提纲挈领式以“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开场，令全场人员心头一震，立即将彭德怀的问题提升了一个档次，使毛泽东大感欣慰。

接下来的发言中，林彪历数彭德怀的“个人野心”，“目空一切”，“个人英雄主义”， 直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你我都是丘八”。既批了彭德怀，又捧了毛泽东。于是圣心大悦。

扳倒彭德怀之后，毛立命林彪接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成为仅次于毛的实权派。林成成了庐山会议的最大受益者。

庐山会议的表演只不过是小试牛刀。只是这更坚定了林彪对毛大吹大捧、大拥大顺的决心。

接下来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石破天惊、扭转乾坤的讲话。

这是令毛泽东刻骨铭心的一次会议。会上，刘少奇离开讲稿大谈自己对大跃进的体会，用亲自的调查否定了毛关于大跃进大死人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与政策失误是“七三开”， 即“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定调。刘把它倒转过来，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不指名地揭露了毛的谎言，打了毛的脸。这对于自命一贯正确、神圣不可侵犯的毛泽东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是右派翻天！更要命的是刘的讲话得到与会各级干部的拥护，产生了普遍的共鸣，眼看“舆论”向刘一边倒去，把之前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为他粉饰、揽过表功的一堆好话都掩没了。

为了反击刘少奇的“叛逆”之举，同时也是为了观察其他常委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毛命令每个常委都要发言。

林彪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起到了给后续者“定调”的作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果然，林彪出口不凡，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说法，令在场者大跌眼镜！

林彪的讲话长达三个钟头，讲了两个大问题，即军事问题和党的问题。他也是抛开了秘书班子连夜为他起草的讲稿即兴演讲的，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关于三年大跃进的说法。简单地说，林彪在这篇讲话中充分展现了他“学毛著”的成果，很好地运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等毛的惯用技俩，做到理直气壮说谎，名正言顺行骗。

他首先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以及三年大跃进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林彪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虽然去年、今年生产的东西比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有些差距，但与过去相比、同各国比，就是大跃进。近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地方发生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各方面原因造成的。特大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已，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你看，大跃进以来造成的几千万生灵涂炭，尸积盈野、全面的经济倒退和全国人民忍饥耐寒苦撑了三年多的大灾难，就这样被林彪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去了。

不但如此，林彪还有更“精彩”的理论在后头。他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我们在精神方面得到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习出来以后的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的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作用。如果没有付出哪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在这里，林彪把“付学费”的理论加以肆意扭曲、放大，四五千万人民的生命，全国人民的“饥寒交迫”，国民经济临近崩溃都变成必须付出的“学费”了，而且这个学费不付还不行，“不付”就“不行”。

于是，大跃进“失败有理、有利论”就出笼了。本来，近一年多以来人人都被大跃进惨败造成的局面压得喘不过起来，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犯了错误，闯了大祸。可经林彪这么一说，错误——应该说是犯罪——变成了宝贵的经验，变成了必须的付出。这等于给毛打了一针强心剂，毛一下感到了扬眉吐气了，浑身舒泰了。

这还不够，林彪还要给毛意外的惊喜，接下去他说了一段可载入史册、可留给后世“马屁精”们作经典教材的话，也是专门说给毛听的话：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很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就会小得一些。……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我们某些同志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我们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这里，林彪将毛思想学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由于大家不按毛的号召去高举三面红旗，去搞大跃进，所以才造成今天有点困难的局面；毛是那么“实事求是”， 本来一亩水稻打几千斤、几万斤“八九不离十”， 可下面的干部说能打十几万、几十万斤，所以才造成浮夸风、谎报凤，才造出“过大过快”的指标；一个县一天产铁20万吨，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得到贯彻的成绩，可炼出来的都是不能用的“铁砣子”废品，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受到了“干扰”的结果；彭德怀在庐山上“万言书”，破坏了党的团结，所以大跃进中才出现了一些偏差，亏得毛痛击了彭的右倾机会主义，力挽狂澜，才取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绩……（但他始终不提锇死人之亊，可见他知道此乃毛的禁区）

林彪将毛思想玩得有如万能魔杖，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一口气讲了三个钟头，连毛本人都佩服了，一时兴高采烈得几乎不能把持。林一讲毕，毛便带头鼓掌，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原来留在毛心中的阴影一扫而光，又眉飞色舞，气壮如牛了。

有林彪开了好头，接下去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的发言便有了榜样，特别是林彪提醒大家要搞好全党团结，这个：“全党的团结”是中共中央内部的“密话”，人人都懂得它的意思就是要无条件拥护毛，听毛的话，因为毛就是“大局”，就是“全党”。所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的发言一个比一个“左”，一个比一个调子高。逗得毛开心笑地了。现在我们看见的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照片，很像弥勒佛似的笑容可掬，可能就是在听了林彪发言后抓拍的。只是，此时全国几亿人民已经饿得面黄肌瘦、骨立如柴，而毛却如此脑满肠肥，胖得流油。实在是对毛宣布“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度时艰的莫大讽刺！

林彪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奠定了自己后来“二把手”地位的基础。196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当时柬埔寨首相朗诺，参加旁听的罗瑞卿随后对毛说：“我准备明天到苏州去看看林总。”其时毛已决定发动文革，但还没想要打倒罗瑞卿，所以爽快地对罗说：“去看看也好。要他好好地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可见，毛对林那次讲话印象之深、之佳！

毛后来之所以选择林彪作他发动文革的伙伴、副统帅、接班人，不仅因为林是国防部长，更因为毛认定林在所有大员中对自己最忠诚、最能体会他的意思，林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次讲话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从林彪方面来说，那次讲话也使他特别有成就感，得到毛的当场赞许，后又印发至全党、全军学习，这在别的大员没有先例。吃到甜头之后的林更加坚定了对毛大吹大捧、大拥大顺的“既定方针”。

林彪代替彭德怀主管全军之后，领会了毛急切地想要在全国掀起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心愿，于是决心让军队成为实现毛的这一心愿的先锋、样板。

当时中共党内已经形成了拥毛、吹毛的大合唱，各路大员都看中了这既是一条保护自己、也是向上爬的终南捷径，无不使出浑身数解，争相提高调门，以博取毛皇的青睐。这种情况下，林要在这方面出人头地并不是容易的事。林彪的办法是出奇制胜，独辟蹊径，他提出的“学毛著”， 并且以毛著的精神去推广“学毛著”就是这方面的创举。

毛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 这点林内心清椘，那就是毛的“痞劲”。这是一种流氓地痞与无行文人、加上军阀恶霸的混合物，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流氓地痞气质，即混账、无赖加“厚黑精神”。这是一般人学不来的。而要在吹捧毛方面夺冠，亦非易亊。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中共大员立即响应，纷纷当场“献技”。刘少奇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该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

陶铸言简意赅：“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柯庆施以“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摘取了这场比赛的桂冠。

表面地看，这些人的厚黑和吹捧“水平”已经够高了，但是你仔细一看就会明白，这些言辞尽管已够 肉麻，但仍然是“文人”的语言，文人的语言只能到此为止了。而且，有些话还不宜作对外宣传。

林要对毛大吹大捧，要超越同侪，就不能走这条老路，他得另辟蹊径。他从具体问题入手，不是空洞地说要对毛“崇拜”、“迷信”；而且，在语言运用方面要彻底通俗化，“工农化”。实质上就是把学毛著粗鄙化、庸俗化、万能化，走江湖游医卖膏药的路子。比如：

“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此外，“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等等，虽然不完全出于林彪之口，但也是他的门徒仿照、并经过林彪的认可向全国宣传推广的。

如果是一般人，对于把自己的著作当作江湖郎中的膏药来叫卖，肯定受不了，肯定认为太庸俗、低级、肉麻。然而这却正合毛的口味，毛认为这样才能使他的“思想”深入到普通老百姓中去，普及到工、农、兵中去。可见毛、林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对林彪变着法子肉麻地、无所不用其极吹捧自己，毛的反应是满意、表扬。林彪在军中大搞“突出政治”，“政治”者何？林彪说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毛泽东，所以，“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林彪还创造了很多经验，如“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五好战士”等等。毛泽东对这些都给予高度评价。1964年，毛在一次接见活动中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人的思想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民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发明，就是创造。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要靠解放军。”

后来林彪又创造性地推出了《毛主席语录》，先在军队中普及，将其当作“最高指示”， 一切行动的指南。196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因语彔简短易记，老少咸宜。立即将全国学毛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潮。《语录》成了人人（除了阶级敌人外）必备的“道具”，成了“革命群众”身份的象征，就像佩带毛像章一样。一个人没有几本语录很可能被人怀疑是“阶级敌人”。后来，它又成了全民的“圣经”，“万能钥匙”，报纸上、广播里（当时没有电视）铺天盖地报导着各行各业、东南西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在工作中、思想上、生活上遇到了各种难题（包括年青人谈恋爱、小学生做不出习题），想到了《红宝书》在身，立刻取出来翻看，于是，奇迹出现了；当事者眼前立即出现了万道霞光，出现了毛那顶天立地的伟大现象，一切困难、问题迎刃而解，疑云一扫而光！于是又立即豪情万丈、满怀信心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中去了。

“小红本”（语录）的作用被宣传得越来越神奇，于是人们在干任何一件工作之前都要先念“最高指示”——毛语录。工作中、生活中与同事、亲戚朋友通电话之前，要先念一段语录，去商店买卖双方要先以“语录”问答，然后才交易。为了怕人们记不住，文艺工作者将它编成《语录歌》，人人学唱。一时间，语彔歌响彻全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后来又加上林彪提出要把“老三篇”（毛著中短小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小文章）当作全国人民的“座右铭”，顿时成了全国人人都必须背诵的“圣经”。林彪及其党徒又适时将学毛著引入人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将原先只在公共场合学毛著的程式搬进各家各户，于是，每天每个家庭（阶级敌人除外）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它的仪式是：先将《语录》双手高举过头，三呼毛“万寿无疆”，然后高声背诵语录，或者唱语录歌，然后才正对着“毛像”请示或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先作自我评价，找出不足之处，请“伟大领袖教导指正”。态度自始至终要恭谦、虔诚，稍有差池，要立即向毛“请罪”， 重新来过。

后来又发展为跳 “忠”字舞，即－种按“忠” 的笔划边走边跳的舞蹈。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白首垂髫，都成了“舞蹈家”。虽然丑态百出，还出现过不少老人因跳舞而跌倒，骨折等事故，但因为这是牵涉到对毛“忠与不忠”的政治大事，谁也不敢嘲笑，不敢停止“舞蹈”。

当时，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日夜不休的是三呼毛万岁之声，遍布城乡的高音喇叭充盈耳膜的是“天大地大不如毛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亲”的颂歌声；每日突入眼帘的是各种媒体“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的巨大黑字体，出门抬头看见的是各种颂毛的巨型红色大标语，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地说，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人像毛一样受到林彪制造的那种无比肉麻、无法形容的吹捧和顶礼崇拜了。

林彪就是这样将全国人民弄得发疯，弄得神魂颠倒，将毛捧成了“神”， 自己也成了“副神”，获益良多。

由上述可见，在对毛大歌大颂方面，林彪确是别出心裁，技高一筹。他摸准了毛的脉搏，投其所好，一举成功，达到了“一本万利”之功。将刘少奇等中共老式马屁精远远抛在了后面。

不过反过来，我们也必须承认，能制造出如此粗鄙、如此下流的“造神”运动，可能也只有林彪了。毛林这对“亲密战友”，可谓狼狈为奸、相得益彰。

不过，令林彪没有想到的是，毛在接受林彪制造的全民顶礼膜拜的同时，己经发现林彪是个不同一般的危险人物了，因为他发现林氏玩弄权谋机诈已接近自己的水平。他知道，这样的人诡计多端，难以驾驭，难以预测。所以，当林对毛吹捧得正起劲的时候，毛就算计着如将这个“亲密战友”除掉、换马了。

1966年5月18日也就是在“五·一六”通知之后两天，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所谓 “反政变”，“ 反复辟”，故意制造政变的恐怖气氛，为毛即将开展的文革大镇压、大清洗制造理论根据。接着有一段专门吹捧毛的“天才论”，可称之为林彪对毛大吹大擂、大拥大顺的巅峰之作。最主要最精华之处如：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世界没有第二个人。”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句超过我们－万句。”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全面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人物。马克思活了64岁，恩格斯活了75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的先进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54岁，十月革命以后6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10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林彪的这个讲话在党内传达，又在八届＋－中全会上印发，中共中央还对其加了很肉麻的按语，说它“是－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个重要文件。”林彪讲话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为文革对毛的“造神”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样扳。

可令人很难想象的是，这就这同一个人，后来却说：“你们不觉得他（毛）像个痞子吗？太像了！” 还是这个林彪，在913前几天，命令执行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把毛干掉！

不管林彪的这篇讲话说的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它对于毛的文革运动的开展，对于“造神”运动的推动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毛其实 应该“感恩”林彪才对。

可是老谋深算的毛却在利用林的同时，却留了“反制”的－手，就在这个讲话刚过去一个多月，1966年7月8日，时在武昌的毛给他夫人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的朋友的讲话（即林彪5月18日的讲话——笔者）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九·一三”林彪毁灭之后，这封信拿出来作为毛并非自愿要全国人民当作神来供拜、而且早就对林彪鼓吹“天才论”不满，有所提防的“先见之明”的证据。有些研究者认为这封信是毛后来假造的。但据知情者的陈述，是确有其事。这封信还有很多内容，如在前面有一段：“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后面有：“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这些都是毛发动文革前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是他当时思想的真实流露。

其实，这封信正好反映了毛在对林彪拉拢、利用之初，就已经隐藏了事成之后除掉或者抛弃林的险恶用心。不过，毛当时对林的肉麻吹捧甘之如饴。直到了他认为文革己大功告成、才要将林彪“去掉”，借口是他不喜欢“吹捧”， 不喜欢“天才论”，不喜欢被当作“神”，于是以反” 天才论”为借口，先除掉投奔林彪门下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再逼林检讨认错，一步步将林推上祭坛。这正是毛的一贯作派：先利用，后收拾。而林彪恰恰在这一点上——以为自己的大拥大顺会换来毛的真心回报——栽了跟斗，重蹈了刘少奇等人的覆辙。看来徒弟终究是徒弟，最后林只能自叹自已的“痞劲”不如师付了。

二、文革中毛林“既团结、又斗争”各怀鬼胎的肮脏交易

文革中林彪的“两面派”表演，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了，这是因为“九·一三”之后，林彪晋升为全国第一号坏蛋、第一大“内鬼”，超过了刘少奇，此后全民“批林”批了几十年，所以中国人都知道林彪是两面派，是反毛的“大坏蛋”， 是中共的“叛徒”。

其实，这应该是不亚于刘少奇的” 冤案”。 因为真正的、更大的“鬼”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可以说，林彪事件实乃毛泽东所制造，毛甚至在钦定林为“接班人”时，就已经暗中决定要将其抛弃、搞掉了。现在已经看得清楚，毛搞文革的真正的、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毛家天下”，毛氏王朝。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想叫“异姓王”林彪接班，对林彪完全是利用。从这个角度说，林彪也是文革最大的“受骗者”和“受害者”。

但在文革的初期，毛对林的拉拢、利用却是真心的，甚至可以说是廹不得已的。反过来当时林对毛亦有所求，亦有所利用。所以总的说毛与林在文革结盟完全是基于互相利用的各怀鬼胎，狼狈为奸。

在毛泽东来说，文革之初，已没有多少盟友。现政权的当权者差不多全是他计划中要打倒的敌人。而他主要依靠的核心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都是一些文官、“秀才”，毛是从心底看不起秀才的，因为在政治斗争最关键的时候不是靠“笔杆子” 而是“枪杆子”。 所以毛最看重的是枪杆子的支持。“枪杆子”中首选当然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是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而且，林也是当时对毛最忠心、最可信任的大员。林还是可以因文革而得益的人，毛借文革之机封林为“二把手”、“接班人”，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皇储”，不怕他不动心；而其他老帅、老将在文革中绝大多数将要被打倒或“火烧”，都是利益受损者。

毛为何如此不惜血本拉拢林彪呢？皆因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毛既要靠军队作为后盾镇慑住各种反文革势力，要靠军队代他去清洗、改组全国级政权，恢复秩序，还要靠军队防御外敌趁火打刧。军队的作用如此重要如此不可替代，林彪作为军队的头领自然必须紧紧笼络住，那怕是暂时的权宐之计。总之毛林结盟，显示出不可憾动的权力组合，其他人就不敢作非份之想了，毛的文革就可以顺利开张了。

而从林彪一方面说，文革正是他长期以来实施对毛大拥、大顺战略的最佳表现机会，也是这一战略的“收获期”。林彪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之所以屡次昧着良心为毛大吹大捧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 “九·一三”后，查抄林彪家，得到叶群的日记，其中记载林彪的语录：“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决，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一语道破了天机。

不过也应该公正指出，林彪在得到了二把手、接班人的地位后，他已经满足了，一心等待“接班”，不再有其他之想。只是后来毛反悔了，要废掉他这个接班人，才有与毛的决裂及其后的 “九·一三事件”，那都是被毛所逼之举。责任在毛。

毛不惜血本（如不惜出卖罗瑞卿）与林结盟，还因为在文革初期毛确实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虽然林彪在“政变经”的讲话中有些危言耸听，但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简単讲，内外形势都令毛“睡不着觉”。

先看外部。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边的邻国。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是要“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即避免有内鬼与北边的强邻外内外勾结，如果那样，他的皇位就岌岌可危了。而在毛看来，这种威胁是现实存在的，突出的事例是所谓“马利诺夫斯基亊件”。

1964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中共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以贺龙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11月7日晚，在苏方例行的招待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面前，冷不防地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听后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听不懂。”愤然走开。马氏便又走到中方副团长、因林彪生病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面前，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听后大怒，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根本不能实现，而且是错误的。”

随即贺龙报告周恩来。周找到米高扬，提出抗议。第二天，勃烈日涅夫率领苏联领导人拜会中国代表团时，周又就此事重申抗议。苏方以苏共中央名义向周恩来表示道歉。并说是马利诺夫斯基“酒后失言”，其个人言论不代表苏共中央。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为此周率代表团提前回国。

本来这件事完全是苏方挑起和有意试探的，周恩来、贺龙完全没有过错，并且应对得体，理应受到嘉奖、表彰。毛也表面上“表彰”了周、贺，可疑心特重、从来不相信任何人的毛泽东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埋在心底，等待时机算账。

自从发生“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后，外部的形势确也越来越严峻。1966年1月，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外蒙古。随后，马利诺夫斯基也去访问，并签订苏蒙协定，苏军开进外蒙古，沿中蒙边境部署重兵。那里离北京直径只有500公里，而且一马平川，极利于苏军机械化兵团作战。外蒙古的领导人泽登巴尔也仇恨毛泽东，因为毛在前些年曾策划推翻他。所以泽登巴尔积极与苏联配合，声称要在中国开展“反对毛泽东集团的斗争”。北边的形势，无疑成了毛的心病。

再说国内。国内形势也不无堪忧之事。毛策划了一年之久的作为文革信号弹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便遭到彭真为首的原党政系统的有力抵制。好不容易转载姚文之后，却又炮制了个《汇报提纲》”，想把吴晗的问题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更令人可疑的是，彭真在把《汇报提纲》下发后，立即飞赴四川，说是去视察三线工程。但到了成都的当天夜里，彭真居然去秘密会见两个月前被毛泽东遣送到此的彭德怀。因只有二彭在场，他们谈了些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依毛看来，彭真到成都找彭徳怀就是最大的“嫌疑”了。

彭真刚离开四川，贺龙又接踵而至，也是说视察三线工程。这时北京正风传贺龙策划“二月兵变”。毛对贺龙的疑心大大加重，贺龙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曾代理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此时也被毛撤了。

还有“西南王”李井泉也形迹可疑。“二彭” 到四川后与都与李有联系。

还有，中办主任楊尚昆也可很可疑，此人曾在毛的专列上安装窃听噐，又精通俄语，与莫斯科关系密切……总之，在毛看来，暗藏的敌人遍地，危机四伏。后来这些可疑分子不是消灭了，就是被丢进了秦城监狱。

所以，在表面平静之下，毛进行了紧张的部署，调兵遣将，清除隐患。这就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大讲“政变经”的背景。林彪在那次讲话中不无得意地说：

“这里最大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叠打’（法语政变的译音）”。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林彪还进一步故弄玄虚：

“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夺取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说到“政变”，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确曾计划在毛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召开中央全会加以制止。当时多数中央委员已经到京，会议已经箭在弦上了。按当时的情况，如果召开全会进行表决，刘、邓等肯定会获得多数票，不但毛的文革搞不成了，毛可能也得下台。可是在关键时刻邓小平叛变，跑到济南去向毛泽东告密。毛及时制止了这次“未遂政变”。这大概是毛后来对邓小平“网开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事在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中有提及，但不详。笔者亦尚缺此亊详细资料，姑妄录之）。

虽然毛泽东所谓的“敌情”大多是他的幻觉，但毛、林却作了紧急的部署。后来毛对到访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说：“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戌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也就在这段时间，中央警卫局遭到清洗，一个副局长被整死。公安部的副部长（部长是毛信任的谢富治），北京市的公安局长，都被抓了起来。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台则由军队接管。这一切当然都有林彪配合的功劳，所以林才那么洋洋自得。应该说，毛林结盟，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不过林也不是省油的灯。林彪估摸形势，知道毛要依靠他为这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所以，他在全心全意辅佐毛实施文革的“战略计划”的同时，不妨塞进点私货，趁机将他的政敌、仇敌搞下去。这一点也是政治斗争中顺理成章的事，毛不会不知道。经过－番运筹，林彪首先拔除了罗瑞卿这颗眼中钉。接下来，林彪将目光投向了他的另一个“宿敌”贺龙。

其实贺龙与林彪并无什么原则上的大矛盾，仇恨源于在延安的那场整风运动。当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锄奸”阶段后，互相检举、揭发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这时，林彪、贺龙都在重庆跟随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周旋，不想，他们的夫人却打起了“内战”。

林彪的夫人叶群在投奔共产党之前，曾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广播员，好出风头的叶群还在国民党搞的学生“讲演比赛”中得过第一名，并跟国民党CC派的外围组织有往来。

贺龙的夫人薛明与叶群是同学，当时在南京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对叶群的情况很清楚。这时，薛明就毫不犹豫地向“组织”检举揭发了叶群的“历史问题”，并且警告叶群：“你应该如实地向组织交待清楚这段活动。”

“交代问题”肯定是交待不清楚的。失去了林彪保护的叶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只好哭闹，说：“有人趁着林彪不在延安，有意陷害我。”

幸好不久林彪随周恩来回到延安，对妻子叶群的被整，他十分愤怒，说：“老子在前方打仗、拼命，你们在 后方搞我老婆！”一次林彪与贺龙相遇，贺龙却大大咧咧地对他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啊！我老婆 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嘛。”林彪无以应对，只得把这笔账记在心里

这是老账。还有新账，新帐是1964年林彪因生病，毛叫贺龙顶替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贺龙大刀阔斧凸显 自己，并与罗瑞卿过从甚密，大有取代林彪之野心。令林十分忌恨。

文革来了，林彪终于有了对贺龙新帐旧账一起清算的机会了。

更加凑巧的是，贺龙在1964年代替林彪去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庆典的时候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倒霉的贺龙被马利诺夫斯基拦住说了那段话，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疑心。这对林彪来说简直如同天助!试想，如果 那次不是他生病，去苏联的就是他林彪，从而被毛泽东怀疑的也就是他林彪了。如今这桩无头公案被贺龙摊上了，林彪正好可以利用毛对贺龙的怀疑，借毛之手除掉这个宿敌。

还在运动初期，林彪 便指使他的部下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等搜罗贺龙的黑材料，再经林之手亲自交给毛泽东。不过当时毛并未按林彪的意思整治贺龙，一方面，林彪交来的那些材料，毛知道多属子虚乌有 ；另一方面，毛与贺龙的私人关系不错，还在延安时期，毛任贺龙为五省（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在两件大事上，贺力挺过毛。一是毛与江青结婚，几乎遭到全党的反对，唯贺龙力排众议，坚决维护毛的这个“自由”， 他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斃了他！”另是在毛与王明的斗争中，贺坚决站到毛的一边，他声言：“王明算什么……如果他敢在毛主席头上拉屎，我一枪撂倒他！”贺龙此语一出，震惊了整个了延安，大大壮了毛的声威，令毛甚为感动。

所以，文革初期，毛是想保贺龙的，更没有想要把贺置于死地。1966年9月14日，毛在他的中南海游泳池池边特地召见贺龙，故意将吴法宪揭发检举他的材料交给贺本人看，当贺龙怒不可遏地要申辩时，毛则和颜悦色一挥手：“你不要紧张，我对你 是了解的……你放心，我当你的保皇派！”接着毛还让 贺龙兼着“彭德怀专案组组长”，以示宠信。

林彪看到毛不肯处置贺龙，知道必须抬高与毛这场交易的价码才行，同时他知道，毛不想担直接搞死贺龙的恶名，只能借其他人之手来除掉这个宿敌。

林彪继续利用中央文革操纵的红卫兵搜集、编造贺龙的材料，于是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谣传。林彪知道，“三人成虎”，谣传多了，总会对毛产生影响。后来，他又得到一封揭发贺龙在历史上“通敌”的检举信，连同很多贺龙“反毛“的材料，再次送到毛的案头。林彪晓以利害，毛也因贺龙访苏－事再度生疑，经过权衡，毛终于决心抛弃贺龙，宣布：“我对贺龙不保了。”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有关贺龙被整死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是：贺龙长期不愿奉承毛而引起毛的忌恨。据人举报：贺龙家里不挂毛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的著作”；毛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十分钟就走了；一次运动会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摆家宴过生日，贺称身体不好没去，却在家里打扑克；开会批判刘、邓，贺不发言……等等。这些材料是真是假，孰是孰非，笔者难以定论，录之存疑。）

不管那种原因促成毛抛弃贺龙，总的说，毛、林联手害死贺龙确凿无疑。

自以为得到毛的保护的贺龙做梦也没想到，他成了毛林交易的牺牲品。起初，因贺龙与周恩来的关系密切，私交甚好，贺受红卫兵逼廹，便跑到中南海周的住处，被周保护起来。在毛对贺龙的态度改变之后，周随风转舵。不久，周恩来奉命将贺龙骗去在京郊香山囚禁。随着贺龙的问题不断升级，对他的迫害也就不断升级，贺龙感到大亊不妙，在囚禁中不断给毛、周写信为自己的“问题”申诉，要求毛当面召见，但都石沉大海。贺龙变成了又一个高岗，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1969年6月19日，贺龙在受尽折磨后死去。

杨成武则算是毛、林暗斗的牺牲品。

毛泽东满足林彪的开价，忍痛割弃了罗瑞卿之后，同时对林彪也产生了一丝不满和戒备，明显的表现是他不用林彪的嫡系出任罗留下的总参谋长的空缺，而是将一个与林彪关系不是很好的杨成武扶上了“代理总参谋长”的宝座。

杨成武不属于林彪的派系，在战争中期间还与林有过龃龉。这样，毛就在林彪的权力板块中打进了一个楔子，安下了一双眼睛。这是毛泽东在暗斗中惯用的“钻心”、“掺砂子”之法。

毛对杨成武是非常器重的，早在1966年5月17日，毛决定设立首都工作组，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主管北京事务。鉴于叶本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谢富治为公安部长，他们本职工作都很忙，所以，实际上主要由杨成武负责掌管治理北京的大权。杨成武也当仁不让，培植、扩大自己的势力，将自己指挥过的六十三军、六十五军调来卫戌京师，又将六十三军的政委、参谋长调去接管国家广播事业局和北京广播电台。这一切表明，毛通过杨成武分割、牵制了林彪的权力。杨成武感觉到毛对他的宠信，此时正满怀信心要将“代参谋长”那个“代”字去掉，完全接掌罗瑞卿的职权。

杨成武成为“代总长”之后，也仿效罗，日夜跟随在毛的左右，充当毛的“大警卫员”，以显示他对毛的忠诚和自己的特殊地位。1967年7月中旬，杨成武伴驾到武汉，与 毛共同经历了“七·二〇”的风波险浪，然后跟随毛到上海。以后杨就成了毛与北京中央其他领导人联系的桥梁和信使。

这期间，毛多次派杨往来于上海与北京之间，传递毛的机密指示，充当毛的代言人。而且，毛每次都向杨成武交待：到北京后直接找周恩来。毛的重大政策转变，抓捕王、关、戚的指示就是由杨直接向周恩来传达的。毛这样做是有意在杨成武面前表示他与林彪有一定距离，满足了杨成武对林彪的“趱越之心”，在林彪的权力结构中安挿了一顆钉子。杨氏自恃毛的宠信，有些不把林彪放在眼里了。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林彪的眼睛，林彪感到了杨成武越来越大的威胁。林采取的对应措施是向毛要求成立一个“军委留守小组”，他提议吴法宪为组长，组员为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全是林彪的亲信。毛泽东不好不同意。这个留守小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成了毛、林之下军中最高权力机构。1967年8月17日，留守小组成立，把叶剑英、杨成武夺去的权力又夺回来了。

毛在内心对林彪以自己的心腹代替军常委委非常不满，决定给林彪的“留守小组”“掺沙子”， 这个“沙子”就是杨成武。1967年9月23日，外出了两个多月的毛回到北京，立即提议杨成武进留守小组，并担任组长，同时将留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林彪只好哑巴吃黄连接受了。

可是斗争并未完结，半年后的1968年3月，林彪终于将毛的“沙子”杨成武从眼中清除了。

事情缘于林彪意外地得到江青的结盟和帮助。

“七·二0事件”之后，毛泽东倒向了军队一边，造反派受压，杨成武是军队中反文革势力的中坚，这时的他以为得到了毛的宠信，蠢蠢欲动了。1968年3月8日晚，杨成武手下的北京卫戌司令傅崇碧派人去北京大学查抄造反派的有关材料，气急败坏的聂元梓立即打电话向江青告急，说北京卫戌区派“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强行索取材料事件”。

同一天夜晚，傅崇碧亲自带领一批武装人员直接来到中央文革所在地的钓鱼台，声称奉命讨回一批存放在中央文革的鲁迅手稿。江青见状便气愤地说：“傅崇碧，你带领这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戌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这便是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这两件事且不论事情本身的对错曲直，单凭傅崇碧动辄派遣武装人员相威胁，便是江青所不能容忍的了。后来一查，据说都是因为得到杨成武的指示，于是认定杨是这两起事件的后台。再顺藤摸瓜，又查出杨成武与空军政委余立金勾结，策划打倒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夺取空军的领导权。吴法宪是林彪的重要亲信之一，林彪岂能容忍杨成武如此挑战自己？此后还查出杨成武有排斥、打击报复其他将领的行为。这样，杨成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阴谋家、野心家了。于是，林、江携手向毛泽东告御状，定要打倒杨成武，追究余立金、傅崇碧。

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4次“御前会议”，与会者争执不下，可见斗争之激烈。最后毛只好舍车保帅，同意了林、江的要求，抛弃了杨成武及傅崇碧、余立金。

3月27日，首都召开了10万军民大会，宣布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处理：撤销杨成武一切职务；撤销余立金的职务，又查出余有“叛变”问题，所以交付法办；撤销傅崇碧的职务。后来，杨、余、傅都被投进秦城监狱去了。

这就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促成了江青与林彪的短暂合作，林彪巧妙利用江青，挫败了毛对林“掺沙子”的阴谋。江青则利用与林彪的结盟，成功地实施了对军中反文革派的反击，算是为受压的文革派出了一口气。对于林彪来说，主要目标是确保自己对军队的全面控制，而不在乎军队是支持造反派或者保守派，草民百姓的生死对他无关紧要，除掉军中的反林派，才是他的第一要务。

这个回合林彪胜利了。准确的说：毛对林彪“掺沙子”的策略失败了。

杨成武倒台后，林彪提议由自己的亲信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毛只得同意了。当然，他也不会让林彪得意太久。不过在此之前，毛、林还联手干了一件坏事：廹害傅连璋。

傅连璋，福建汀州人。1925年，31岁的傅连璋担任汀州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南昌暴动失败，傅被拉来为红军医治伤病员。毛泽东的红军打下漳州，傅连璋正式参加了毛的队伍。红军长征后，傅随军到达陕北，为中共领导人充当保健医生。建国后，傅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专门负责中央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

文革之前，卫生部就被毛指斥为“城市老爷部”，说要将医务人员通通赶到乡下去。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提倡人人平等、反对官僚特权。殊不知，森严的等级特权制度正是被毛在延安建立和强化起来的，建国后在“政治挂帅”的大旗帜掩护下，中国的政治等级特权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强化，其中就包括对高级干部照顾到无微不至的医疗保健制度。不过毛实际上是特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毛一人独占了几百、几千、几万人的公共福利资源，而且年轻漂亮的护士还兼作他的编外“嫔妃”。毛自己这些“特权中的特权”神圣不可侵犯，却指斥其他干部的医疗保健特权，真是只许自已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实为无赖、无耻之极。

既然卫生部被指斥为“城市老爷部”，文革一来，首当其冲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傅连璋因为受到林彪的特别“关注”，所以成为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

事情的缘由据说是傅“得罪”了林彪。事情要追溯到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最初想叫林彪去当统帅。但此时的林彪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没有把握，知道这是一桩苦差事，便以病相辞。后来林彪的“病”日趋“恶化”，到了“见风感冒，见水拉稀”的地步。1953年，毛泽东指示傅连璋组织专家对林彪进行一次全面身体检查。

有些心虚的林彪想叫傅连璋给他一个有严重疾病的结论，林叫叶群在检查前给傅以暗示。谁知傅不大识相，因为医生们检查结果是林的身体各个系统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病变，身体的症状主要与精神和吸毒（林长期吸吗啡）有关。作为检查组负责人的傅连璋不好违背同行的结论弄虚作假，按实际情况作了结论。结果却引起了林彪的强烈不满。从此，林彪和叶群便在心里记下了傅这笔账。

文革一起，按照江青对叶群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统统打倒。林、叶想起了这段往事，傅连璋自然在劫难逃。

1966年8月下旬，傅连璋被作为“三反分子”首先被揪出被批斗、游斗，肋骨被打断，头破血流。傅已是高龄，很快被整得路都走不动了。危难中，他想到此时能够救自己的，只有毛泽东了。他想起1934年秋天，当时毛泽东患疟疾，高烧40度不退，命在旦夕。此时作为红军中拥有最高医术的傅连璋闻讯后，日夜不停赶到毛的病榻前，几剂药下去，转危为安，3天后高烧退了。毛也因此后来才能跟着队伍“长征”。

想到这里，他提笔给毛写了一封求救信：

“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就算我样样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救了你的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毛收到傅的信，虽然对“救命”之说他从不介意，杀救命恩人在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但毛觉得傅连璋终究只是一个医生，对自己不构成威胁，也从未冒犯过自己。因此，提笔在信上写道：“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林彪一伙担心已被斗得奄奄一息的傅连璋如果死去，对毛不好交待，便将傅一家转移到香山居住，控制起来。但另一方面却在继续收集傅的材料，以便在“罪证” 确凿后再算账。为此，还在总后勤部成立了“傅连璋专案组”。

不料江青也不肯放过傅连璋，原因是她得到了傅新的“罪证”，据说傅将毛的健康资料告诉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安子文又将这些情况通过电台，发送给香港的国民党“特务”。这样，傅连璋也算半个“特务”了。

这回毛的态度也变了，他已经知道搞掉傅连璋是林彪、江青的共同要求，便顺水推舟，默许林、江去收拾傅连璋。1968年3月14日，傅再次被抄家，接着宣布逮捕，投进秦城监狱。

已经72岁、伤病纏身的傅连璋经不起监狱 的折磨，15天后就死在监狱冷冰的水泥地上。

毛、林在文革中迫害的党内大员当然远不止上述几个，其所作的政治交易勾当更不止上述几桩，但上述几例已足可反映二人之间既勾结又暗斗、既狼狈为奸、又各怀鬼胎、互相倾扎的丑恶面目。

不过，直到刘少奇死后，毛与林的矛盾才变成了主要矛盾，在收拾完了共同的敌人之后，终于轮到了毛、林互斗唱主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