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五）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69年8月下旬在湘阴县召开的知青代表会期间，认识了六塘公社其他四位女知青代表。一位是佘家大队的胡逸仙，她是1965年下放江永县的老知青(大概也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失去升学资格，而被下放江永农村)，1967年道县大屠杀时，被吓得从江永逃回长沙，到68年底开始的下放高潮中，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她是不敢回去了，只好被迫以投亲靠友的名义把户口从江永转到到了湘阴县六塘公社佘家大队的一户远房亲戚那里落户。

我们几个知青代表曾一起去拜访过她，见她把床铺开在这户亲戚的客厅里，便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与小胡下放在邻近生产队的另一女知青代表(由于年代久远，当时与这位女知青的交往又较少，所以已记不起她的姓名了)，才知道，原来小胡的这位远房亲戚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儿子尚未结婚，因见小胡长得漂亮，就想娶他做妻子，小胡虽不愿意，但迫于自己家庭和自身的困境(小胡转到她这位远房亲戚这里后，除自带的衣被之外一无所有，吃住都在这位亲戚家里)，而这位远房亲戚又是贫下中农，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不得已才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但仍在尽量设法拖延婚期。为防止对方使用强力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不敢单独居住，才把床开在由两户人家共用的这所房子的堂屋(客厅)里。此时我才明白，我和另三位女知青代表去拜访小胡时，她那位亲戚的儿子总是以一种异样的、不友好的眼光一直注视着我，看来他是误把我当成他的竞争对手了。所幸那年9月份第一次招工小胡便被招到岳阳化工总厂去了，她总算名正言顺地摆脱了那场即将变为现实的不幸婚姻对她造成的威胁。

第二位就是那位下放到五塘大队的记不起姓名的在五塘大队投亲靠友的女知青。

第三位叫廖立伟，她是和她的父母等人全家一起从荣湾镇下放到与兰岭相邻的联盟大队的。

第四位就是从长沙一中与那位记不起姓名的女知青一起下放到五塘大队的石X生，石X生的父亲是湖南省军区和工程兵学院(现在的国防科大的前身)的一位高级军官(据和她一起下放的那位我已记不起姓名的女知青透露，石的父亲应是军级干部)。由于家庭的原因，她从她父母那里知道了不少中共当局的内幕，她对中共当局的腐败和内斗都有一些认识，我们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比较接近，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她的母校长沙一中的杨曦光写了一本《中国往何处去？》的小册子，以及杨因此被中共当局抓去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的情况的，从她对杨的描述中我觉得她对杨是充满同情与称赞的。

后来她们又被各自的大队挑选到公社办的“九二0”生产应用推广学习班，而我就是这个学习班的负责人，参观实习都在兰岭的“九二0”小厂，彼此之间的交往便比较频繁，相互之间的了解便进一步加深了，我觉得她与一般知青不同，她对国内的形势和中共当局都有自己与当时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对于我以比较含蓄的方式向她进行一些民主宪政方面的啓蒙，她也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接受。她对中共当局的内斗也十分注意观察，当“文化大革命”的大红人陈伯达[註：１]遭公开批判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早就看出陈伯达要倒霉了，我曾对我妈说过，陈伯达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报纸，广播上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了，恐怕他要被打倒了，我妈还叫我不要瞎说，结果你看，现在不是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吗？虽然我也早已看出了这一点，但当时对政治上的观察有这样敏锐的男知青都很少，而她作为一个女知青能有这种认识就更不容易。我想这可能与她父母对她的影响有关，所以我问她，你父母对现在国内的形势和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有什么看法时，她说：你到我家去与他们谈一谈不就知道了吗？我那时也很想了解中共党政军的中高层领导对待毛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以便判断国内局势发展的趋势。

这年冬天她写信告诉我：她和那位和她一起下放的女知青一起要回长沙过春节，因为带的东西比较多(主要是生产队年终分的东西和换季的衣被之类的东西)，她们拿不动。要我去送她们到古培塘火车站上火车，我按时到她们生产队去了，一直把她们送上火车，她约我几月几号上午九点到工程兵学院大门口见面，她在大门口等我，带我进去和她的父母见面交谈，我答应了。

临分别时我把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交给她。要她回家后再打开看，我在信中，把我在大学的经历以另一位我和她提到过的同学的名义大致告诉了她，以观察她和她父母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估计她以前曾在她父母面前提到过我，她这次邀我去她家与她父母见面交谈，肯定是事先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的。

我知道以她观察问题的敏锐和对我的了解，她多半会隐约感觉到我信中所写的我那位大学同学的经历也许就是我的经历。我估计这封信可能有三种结果：一是把她们一家吓坏了，从此不敢再与我交往，但因她们一家良知尚未完全泯灭，所以也不致于把我的信交给当局置我于困境；另一种情况是她们一家为避免引火烧身，把我写的信交给中共当局给我带来牢獄之灾；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她们全家都赞同我信中那位同学的所作所为，如约邀我去她家与她的父母交谈。我认为后两种可能性都很小，只有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她们走后，我既未接到她来信拒绝我到访；也未见有上面的人来找我的麻烦，这样第二种可能性已被排除。于是我在约定日期的前一天到了长沙，在龚玮（冶金学院的“反动学生”）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如约于上午九点到达了工程兵学院的大门口，却没有见到石X生在大门口等我，我问大门口站岗的卫兵，是不是有人来告诉他们今天上午九点有人来找石X生，卫兵们说不知道，我又等了大约十分钟仍不见她出来，于是我知道她家里是不欢迎我去，我就回到龚玮家，下午便乘火车返回兰岭去了。

回来之后我分析是那封信把她的父母吓坏了，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种老干们一天到晚都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治高压态势之下，她的父母觉得他们若与我这样的“危险人物”交往，随时都有可能给他们一家带来灭顶之灾，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决定不能让他们的女儿与我继续交往，更不敢与我见面交淡。所以采取避而不见的方式取消这次会面，但因他们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也不愿向中共当局告发我，而且即使他们向中共当局告发我，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可能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他们本应找个借口让石X生到门口告诉我：她父母不在家；或家里来了客人不方便见面谈话，以后改日再说。这样豈不更显得礼貌一点，而我也会知难而退了。无奈石X生不愿单独到大门口面对自己失信这件事，所以才采取这种既不设法通报，又避而不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后来我收到她从长沙寄来的信，说是那天她家有事耽误了时间，到十点多钟才到大门口等我，不见我来，问卫兵，卫兵说：9点钟左右曾有人前来找一个姓石的女知青，他等了一下不见你出来，就走了。我知道这只是个借口，我写信告诉她：你也不必作过多的解释，这一结果已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缘由你不说我也知道。此后彼此就很少往来，大约一年之后便听说她已被召去部队当兵去了，估计是通过她父亲的关系。

分散下放农村的女知青处境比男知青更艰难许多，她们除体力上不能适应农村的艰苦劳动之外，还要面对来自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的“性骚扰”（只是当时还没有流行这一叫法）。这些社队干部往往以安排轻松工作、当民办教师、推荐招工的名义对女知青们进行“性骚扰”甚至进行诱奸、逼奸和强奸。

我们邻大队的一位女知青周某被大队会计兰某以推荐招工的名义诱奸后，又未能被招工，便到公社对该大队会计进行举报。此事被弄得尽人皆知，后来该女知青在当地无法容身，被迫通过县知青办，转往沅江县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这位大队会计仅撤销大队会计职务了事，此类事在本公社和相邻公社都有发生；有的女知青因得不到家庭的经济支援，又不堪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在胁迫利诱之下，不得不嫁给当地社员，我公社联盟大队女知青湛某就是这种原因被迫嫁给当地一兰姓年轻木匠。湛某还算幸运，婚后兰木匠一家对她还不错，只是湛某婚后脸上已失去了往日的活泼欢快，以前能歌善舞的她也变得沉默寡言；我公社赵垄大队女知青李Ｘ红（湘阴城关隨父、兄一家下放该地）也因父亲年迈丧失劳力家庭困难，被迫嫁给邻近大队一胡姓青年；相邻的汨罗县白水公社大花大队和农大大队两名女知青为换得大队代销点营业员和民办教师职位被迫失身于大队干部。

诸如此类的事，在六塘及周围的公社不胜枚举。由于女知青遭社队干部“性侵”、诱奸、逼奸、强奸、逼婚的事件发生太多，以致中共当局不得不专门发文件对此进行整顿，有不少影响太坏、罪行严重的社队干部被整肃，但中共对它手下的这类干部进纡处理时，基本上都是按生活作风问题，避重就轻地进行处理，诸如：调离、记过、降职、撤销职务……等处份，就连开涂党籍的都很少，对社队干部这类对女知青们的犯罪行为，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他们因此而被判刑的情况，所以说中共当局发文处理社队干部对女知青的迫害和犯罪行为，不过是做做祥子而已，其目的主要是平息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们的不满。

我们在兰岭五队的下放生活，在物质方面，远不如在西洞庭农场的生活，除了没有了每人每月的21.5元的生活费之外，最要命的是一年到头吃红薯和红薯丝，每年从阳历9月中旬起，红薯还没有长大就要开始挖红薯作主食，一直要吃到农历过年。此时貯藏在红薯窖中的红薯便开始霉烂，无法再吃鲜红薯，所以过春节之后，就只能改吃秋季晒干的红薯丝，一直要吃到7月中旬开始收早稻才有大米吃，全年社员们只有7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两个月大米才是主粮，此后，余下的早稻、晚稻所收稻谷都要作为公粮(相当于农业税，是白交给政府的)和统购粮(是生产队“自愿”卖给国家的稻谷，国家按它规定的收购价付钱给生产队，这种“自愿”卖给国家的统购粮每个生产队都有硬性指标，且不论天灾人禍都只能超过不能减少)送交粮站。

这种红薯丝比红薯更难以下嚥，因为在刨红薯丝时稍有不慎便会混入少量已霉变的红薯，从而使红薯丝煮熟后通常都带有一种烂红薯的怪味道，而令人难以下嚥。

而且吃红薯或红薯丝后，如果弯着腰做事，往往导致胃里面倒酸水、鼓气、腹胀难受。我们为了减少吃红薯的数量，尽可能多地把生产队分的红薯和自留地收获的红薯晒成红薯丝，到粮站去兑換稻谷指标，一担红薯丝换一担稻谷，按各自的价格找補差价，这种交易粮站占便易，因粮食部门把红薯丝配给给城市居民是按一斤红薯丝抵一斤大米指标，而我们交给粮站的红薯丝是一斤红薯丝只能抵一斤稻谷指标，而一斤稻谷却只能打出0.7斤大米，这种交易粮站要占30％的粮食指标便宜，尽管明知吃亏，但为了少吃一点红薯也只能忍痛去換，但换多了，粮食又不夠吃，没办法也只好把一部份红薯晒成红薯丝去换稻谷，留下一部份鲜红薯自己吃。

为让红薯好吃一点，我们想尽办法变换花样吃，有时把红薯切成片煮熟再加上点油盐薑葱当作菜吃；有时把红薯切成片放在锅里焙脆来吃；有时把红薯放在灶膛里煨熟了吃；有时把红薯加工成红薯粉皮当菜吃(通常一百斤红薯可加工成13到15斤红薯粉皮)；有时就吃生的把它当作瓜果吃，但大多数时间是把红薯切成小块放在大米上面一起煮熟吃。

因为孫治国有老胃病，一吃红薯往往因产生胃酸过多而导致胃痛、倒酸水，而我的肠胃功能正常，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尽可能多地吃红薯而让他吃米飯，以减少他胃病发作的可能。

而且红薯和红薯丝也远没有后来生活改善后所宣传的那么美味、那么营养丰富、那么有益健康，因为红薯除了淀粉、少量糖份之外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含量都很少，因此每到以红薯和红薯干为主食的季节，兰岭五队的社员一个个都面如土色，还有许多人胃痛，一干话就倒酸水。现在（２０１８年前后）的人之所以觉得红薯好吃，是因有他们往往只在煮大米飯时加上几小块红薯，所以与净大米饭相比，就觉得红薯香甜可口，但是如果让他连吃三天没有加大米的光红薯，我保证他们都会难以下嚥，叫苦不迭。

此外进入新千年之后，大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部份“先富起来的人”蛋、奶、鸡、鸭、鱼、肉类食品消费量大增，导致蛋白质、脂肪类物质摄入过量，从而引起许多心脑血管、消化系统、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剧增，导致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大肆宣扬红薯、士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的营养价值，而实际上是让人们吃一些营养价值低的诸如：红薯、土豆、玉米之类的食物以减少上述蛋白质、脂肪类食物的摄入量，以减轻营养过剩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兰岭的下放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钱用，尽管我们每人一年都要掙四、五千分工但因工分值太低(刚去前两年每十分工还有三角多钱，到后来因到外面修水利，生产队的开支大增（农民去修水利、修公路……之类的劳动，都是向中共当局无偿提供的义务工，不仅没有报酬，生产队还要自费办理伙食，致使生产队的开支增加），而生产队的收入又没有增加，所以工分值降到每十分工两角钱左右，每年年终结算除掉所分物资外，两人一共也只能进二、三十块钱。

那时中共当局又不准农民外出搞副业挣钱，我们也只好找各种借口外出，并把大队开的外出探亲、治病的证明改成外出搞付业的证明（这对我这个学化学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外出搞付业挣点零花钱。我们先后到过建筑工地当小工、到环卫所担大糞、到街上卖洋芋种、卖红薯粉皮、冬天到洞庭湖的湖洲上去收割芦苇、到基建工地去挑土、去修路工地用炸药开采石头、锤成铺路的碎石子、在公路工地与木匠一起制造板车、用板车拉修公路的碎石子、把猪肉贩运到湘西芷江。那时湘西肉类供应十分紧张，中共当局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农民，而农民又因湘西山多地少，粮食极度匮乏，人都吃不飽，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喂猪，所以很难把猪养大，即使养大也会被中共当局强行征购，所以那里的黑市猪肉价格高达3.5元一斤。而兰岭一带因盛产红薯，一家人每年通常都可以养成一至两头大猪，所以兰岭肉食水产站每天都有0.78元一斤的猪肉供应，只要一早去排队，通常都能买到肉。

［註：１］：陈伯达，中共马列主义理论家，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写过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的书，全书以谎言和歪曲了的事实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进行歪曲丑化，并编造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富可敌国的謊言，蒙骗了不少国内外人士。“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深得毛的信任，担任全国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充当毛的打手，打倒中共党政军等老干之后，遭兔死狗烹之厄运，被毛关进秦城监獄。“四人帮”倒台后，又被中共当局与“四人帮”一起判以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