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记忆

作者:羊圈头

    之所以在“记忆”的前面加上“遥远”这个定语，乃是相对于人生而言，时间太久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时光的长河中逆波溯流，实际上是打捞已沉入最深处的记忆碎片,因此我得承认，当年幼小不谙世事的因素和久远的时间关系，现在收集起来已不可能那么完整。

    公元1960年我6岁，已经记事了。从上一年开始我们国家连续三年发生过什么大事，我不明说大家都知道。关于此事的资料，网上多矣，有心者只要上网查询，即可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用不着我劳神费力。我要做的只是把简单的不甚清晰的童年记忆中的几个片段连缀成文罢了。

    在共乐的两点记忆。

    我已记不清了，父母何时分别调往县城和东阳，只有祖母带着我和兄弟没有随迁，仍然居住在姚家嘴附近的农家院里。春天的太阳灿烂温煦，暖意洋洋。在我家门前的那块菜地的地边，我不知名叫什么的一株老树枝叶扶疏，己焕然一新了；而菜地显然已经陆续採摘，只余下稀稀落落的大概是牛皮菜、窝笋菜等；但见俗称“鹅儿肠”的青草勃发，绿茵茵一遍，在阳光下鲜嫩得耀眼——真是慈光普照啊！春色虽然明媚，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却永远黯淡成了一片灰冷的色彩。我记得有那么一次，时近中午了，我和兄弟从外面玩耍一番后回到家来一屁股坐靠在竹椅上显得无精打采、懒洋洋的，那是我们饿了。好容易熬到开饭时间，祖母从大食堂打来的午饭是呈根状的几个红薯。待我三下五除二吞咽了自己的那一份后，就两眼盯着祖母，她明白我的意思，但没有开腔。少倾拿起个陶盆走出去，当她回屋时盆里已盛满 “鹅儿肠”，把之切碎煮熟，我们吃了，真是饥不择食啊！那个草味我已模糊了，想来应该有点苦涩吧。后来我想祖母为什么不去採摘蔬菜呢？应该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代，那东西已不信“私”了。在那个时期，偷拿集体的财产，一经发现，可不是小事。不过，还好的是父母时常看望，总要多少带点食物来，因此，每当看到他们，我就象过节一样高兴。后来父亲给我说，当时他和母亲的口粮标准只有十九斤，每餐吃二两，一日三餐就是六两，两人每月可余两斤，就用这点结余，买成食品带给我和兄弟。

    春去夏至，有人传来噩耗，祖母的大女儿，我的大姑母死了。祖母很伤心，顶着烈日，挪动着那双缠过的小脚匆匆赶路约七、八里地去见最后一面。事后听长辈们说，姑母不识字，早年嫁在农村，生有一双儿女。大饥荒降临，饥饿难耐，又患有病痛。她从水栏的家中出走，拟到姚家嘴来找我父亲。她没想到她的兄弟已不在共乐，她只想到兄弟夫妇是公家的人，也许能给点救济。但是，她步履蹒跚地拖着病饿交加的身子却没能走到终点，就倒在了半路。据说当时姑母躺在稻田里，身边有一根竹棍，还有一个粗磁碗，不知是谁，把碗倒扣在她的脸上。她倒毙的地方离她的婆家大概也有七、八里远，可能没人认识她。她一定是躺在那里很久以后才被查认出来，并通知家属。我想，当时太阳毒热，气温很高，尸体已产生异味，那些嗅觉灵敏的苍蝇们，定会嗡嗡营营，纷纷赶赴盛宴，因此，她的身上特别是脸上一定会有很多红头苍蝇驻足。也不知是哪位路人不忍看，就顺便把那个讨饭碗当作草纸盖在其脸上吧。

    在县城的两点记忆。

    大约是翌年之七、八月，迁居到县城，阖家团圆了。虽然大饥荒还没有过去，但城乡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办不下去早已撤销，家家又可独自生火做饭了。有一段时间，具体有好久我记不清了，或许有一年吧，粮食供给还是非常紧张的，因此，口粮标准还很低，具体到每人每天每顿的口粮都要按供给标准计划食用，不能超过标准，否则，到月尾就无米可炊。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严格地按计划不超标，做饭不是象其后那样蒸一盆米饭供家人共同食用，而是细化到用搪瓷盅或陶瓷盅来蒸饭。一人一盅，量入为出。做饭时必须严格地按照每人每顿的定量，把大米分别放入盅内，再掺上水蒸成米饭。每人一盅，你那份吃完就完，没有多余的。小孩子思维简单，在进餐时，我总要抢先到手看似米饭多的那一盅，其实那只是水掺得多点而已。后来，祖母总是特意在一个盅内多掺点水，为我所专用。我记得这样的饭当时称为“筒筒饭”，而以此名之，大概是“盅”与“筒”形状相似吧。

    1963年下半年升入四年级时，三校的校区扩大到隔壁的院落，我们班级迁到该院落就读，这个院落那时人称“肿病医院”。设立这个奇怪的“医院”，事出有因。但当时我还是个儿童，根本不明其意，及至后来我才知晓，所谓“肿病医院” ，严格地讲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而是个专收患全身水肿病人的“医院”。水肿者，实为蛋白质吸收不良或营养不良也，说白了，全身水肿就是因为最基本的食物都匮乏，长期饥饿所致。“肿病医院”实际上是为了收治那些濒临饿死的水肿患者而特意设立的。听说这些水肿病人，也无所谓什么病，只要多供给点食物，再辅之一点药物，其肿自然会慢慢消失。但很多重症状者，已病入膏肓就死在里头了。这个“医院”的最终消失也是其来有因。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但所导致的恶果在全国蔓延。连续三年大饥荒，难以数计，饿毙多少人?哀鸿遍于野，老百姓嗷嗷待食，饿病多少人？形势非常危急，始作俑者被迫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站出来在一线收拾残局。刘、邓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一系列调“整调、巩固、充实、提高”等政策，这些政策中就包括后来在“文革”中成为刘、邓罪状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事实上这两项措施对稳定农村形势，增进粮食的生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局面逐渐好转。待安然度过危机后，所谓“肿病医院” 寿终正寝，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病院空余了改作它用，学校得以扩展，所以我们班级才迁到此处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