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二

王 哲

二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做了“整整三个钟头”的发言。张闻天曾担任过党中央总负责（实质也是总书记，总之是中央一把手），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在二人长期共事中，对二人关系起决定作用的是四个会议外加毛、江婚姻。四个会议：一是宁都会议；二是遵义会议；三是会理会议；四就是这次庐山会议。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一生最灰暗、最失意的时期，所以他一生铭刻于心，建国后仍多次谈及。1960年接见外宾时曾说：那个时候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1964年接见外宾时曾说：“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1965年接见外宾时谈起那段被打入冷宫的历史，曾诙谐地笑道：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三次接见外宾，自然是由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作陪。而宁都会议两个最重要的当事人一个是毛，另一个就是周。毛是会议被整肃者，周既是有意无意宁都会议的促成人1，更是毛的继任者。宁都会议“是毛、周关系中的关节”2，以后会有详述。

“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愈爱愈及，愈恨愈及。恩怨分明的毛泽东后来对宁都会议整肃自己的人，除去世早的，如任弼时（1950年便去世）、项英（“皖南事变”牺牲）、邓发（1946年4月8日由重庆乘机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博古（同邓发同时遇难）、顾作霖（1934年因病去世）。对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还比较温和）等人，一直心存芥蒂；对因自己而受牵连的人，如邓小平，一路提携，包括“文革”中邓的保护；对“鬼都不上门”却冒着风险上门来看自己的人，如林彪、聂荣臻、杨至诚等人，其后一直视为嫡系。

张闻天1931年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2年在宁都会议召开半年前，发表了著名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中以“中央苏区的同志”为代名，不点名地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仅“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宁都会议召开期间，“洛甫（张闻天）要开除我，周（恩来）、朱（德）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毛泽东1966年10月24日在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随着当时批评整肃毛的主要领导人一一过世，到了毛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不是宁都会议周恩来取代了毛，在毛认为整肃自己的那些人名单排序上，张可以排在周的前面。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一生根本性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视察遵义会议会址，也是后来执掌军权的军委主席们（当然像毛、邓这样打天下的无须故作姿态）向世人宣示自己权柄的一种象征。江在任期间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两次视察遵义会议会址，胡锦涛2012年12月（已卸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待人大会卸任）视察遵义会议会址，习近平2015年遵义会议八十周年视察遵义会议会址。其中只有胡锦涛在担任中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尤其在2005年遵义会议七十周年这样的整数也未莅临，正如后来人们所知的，胡既是向还擅权不放的江以示抗议，更是将其劣昭示天下。

张闻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就像前边毛说的：“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但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占领湖南通道县城。中革军委临时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如果没有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人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黎平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3。与会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两次会议上耐心艰苦的说服、探讨和争论，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可以想象，遵义会议即便能如期召开，斗争也必将更为曲折和激烈。

正因为有了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包括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以及大多数红军将领的认可和拥护，使红军在岌岌可危又莫衷一是的紧要关头，度过了危机，为遵义会议毛的真正复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不能将遵义会议孤立起来看，应该更充分地认知“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铺垫作用。否则很难理解一向对共产国际（其象征和代表为博古、李德）奉命惟谨、一向富于调和、一向相忍为党的周恩来，怎么会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批评李德、博古？！毅然与其分道扬镳。同时也正因为身为领导核心“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的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中对毛的支持，想必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及其他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对毛的态度。

但即便是这样，遵义会议也没有真正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根据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时毛作为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作为周的副手参与处理军事事务。

所以对于毛泽东来说，遵义会议能开成功，即自己能再次复出，没有张闻天他们固然不行。但他们也没能让毛泽东一步到位、十分满意。若论作用，事实上周恩来比张闻天的更大些。这就是毛泽东那句“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中，“他”和“他们”之所指及作用。

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对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地位的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说到会理会议中张闻天的作用，和遵义会议一样，也要论及会理会议之前四件事：

一是1935年3月4日，在张闻天提议下，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个建制与任命，虽然没有改变周恩来最后决策者的地位。但是，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迈向掌握军权的第一步。

二是3月10日，在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是否攻打打鼓场，毛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及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发生分歧，刚担任没几天的前敌总指挥被撤销，由彭德怀代理。在这关键时刻，毛毫不退缩，他当晚找周恩来详谈，使周接受了他不进攻打鼓场的主张。应该说这次说服周恩来与上次黎平说服周恩来，异曲同工。只不过此时的毛泽东比在黎平时，更多了遵义会议后复出的新锐进取之势。紧接着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得到了张的赞同4。

三是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附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泽东不仅在短短一两天内一举扭转了不利之局，更乘势正式进入了军委最高领导机构，并迅速使自己成为核心决策的重要位置。

四是苟坝会议之后，为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大回旋转移兜圈，使部队疲惫不堪，部队上下怨声四起。1935年5月，毛泽东部署攻打理会受挫。林彪在这种境况下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提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回合5。差不多同时，担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感觉到部队中强烈的不满情绪，便结合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拟了电报，要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签字，彭不认同没有签，杨在电报上签了字。同时，“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对毛指挥部队大幅度运动不以为然，并向张闻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说之前是否攻打打鼓场还只是毛与众人的分歧，那么这次则是众人对毛的意见甚至反对了，而且意见主要还是源起于毛的嫡系一军团林彪。此时，毛泽东面临着遵义会议后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建议，直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大家提出的问题。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召开，与会者只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及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会上张闻天严厉指责林彪等人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是右倾；毛也严厉指责林、刘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作怪，并斥责林彪“是个娃娃”。但蹊跷和不可思议的是，会的后期毛讲话中竟然暗指张闻天和彭德怀勾结反对他，而且此后一直怀疑林彪的信是彭主使的，直到庐山会议才由林彪本人亲口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