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毛泽东隐蔽战略从谋计到成功实施的历史事实》
第一章斯大林隐蔽战略实施后的历史经验（上）

孟永新

第一节，《第三部分毛泽东隐蔽战略从谋计到成功实施的历史事实》序文

从上面一节读者已经知道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期待，就是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据师哲同志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等中国同志说，依我看来，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常有人喜欢与人讲，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代年迈英主“临终托孤”的故事。其实，斯大林说此话之含义，要远远地超过“临终托孤”，因为斯大林已将“世界革命”之大业托给一个外国人毛泽东，而不是将本国的政治大权托给某人，而且是通过第三者以传话方式来进行。其中的奥妙值得我们要深究的实质就是可作为整个本系列论文关于事实判断部分的逻辑思想链中最重要节点，唯有理解了它，才有可能理解搞通关于事实判断部分的全部。当然，本系列论文有一个与平常人所思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部分，对斯大林毛泽东隐蔽战略进行我们的价值评判，企图对已过往了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历史进行我们的探索，以求得到世界人类与所有中国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也是正确的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或者就叫我们良知派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并要逐步地向中国人民宣传之、普及之，逐步地清除共产党求是派的中国近现代史观和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国民党求是派的中国近现代史观。与共产党人所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良知派认为，共产党人是独断论者，共产党人独断地宣布为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是一个谬论，而且已经为二十世纪世界的全部历史所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荒谬的，是邪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在1991年全面的崩溃瓦解就是一个实证。特别是也许有许多中国人还会提出，中国共产党怎么不仅没随着苏联一起垮塌，反而是越来越强，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强国？本系列论文中心目的就在对回答这样的一个跨世纪的疑问提出我们良知派的答卷。我们的回答是，毛泽东隐蔽战略成功实施使得中国免去随着苏联一起垮塌的命运，又是毛泽东隐蔽战略的成功迷惑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使得中国越来越强；但现在毛泽东隐蔽战略正进入到刚刚被人识破的阶段。这就是我们良知派对世界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思想发展史、中国思想史进行长年的史学研究的成果，现公布于众。除了这次公布的从史学研究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外，我们良知派更清楚地理解到，前辈如梁启超、蔡锷、张君劢、也还要包括国民党元老章太炎等，他们倾其一生投入到反对列宁共产主义入侵中华、赤化中华的斗争历程与他们的思想及哲学；并以良知派前辈们的思想与哲学作为我们观察分析研究当代毛泽东共产党隐蔽战略的思想基础。这是良知派的特色，也是良知派的在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类上必然要优先于以经验主义为主导的“求是派”，也优先于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求是派”的原因所在；或者说必然优先由独断论地来操作的求是派，也优秀于由怀疑论地来操作的求是派；因为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也包括罗素、费正清、孙中山、蒋介石、胡适、余英时；他们都是“求是派”，他们一生的思想中奉行的是“实事求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是那个“是”，其实质是“似是而非”的“似”，他们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实事求“似””罢了；斯大林、毛泽东、他们所有追求的世界革命、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绝不是人类所希望的那个真理、那个理想。只有“良知派”高举起“知善知恶是良知”的旗帜，能彻底地辨别出斯大林、毛泽东，如同希特勒一样是当代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的邪恶！最大的危险！

我们良知派除了提出了对毛泽东共产党的“认知”的问题外，良知派还是知行合一论者；提出的关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理论还有一个现实意义：那就是提出了要求在中国民主运动的范围内逐步地将那些“求是派”清除出中国民主运动范围，要求每个参加到中国民主运动的个人与团体认清这些“求是派”的真面目，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挽救中国民主运动。

这里面实质包含了对两个相互关联着的问题回答上，第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怎样看待毛泽东共产党的本质？毛泽东共产党是不是邪恶党？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共产党特色社会主义能不能与西方世界共存？现在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隆重地庆祝它百年诞生日，毛泽东教育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发誓要实现它的第二个百年的梦想，这内含着中国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地球完全可以容纳毛泽东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西方世界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多边主义”的吗？！

这两个问题要求能密切相关又密不可分地加以回答，许多人对此二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他们的所谓“理论”，给出了各种各样他们“解释”的“逻辑思路链”，作出了各种各样他们的所谓“时局的政策建议”；最典型的要数最近北京外交学院教授施展隆重推出了《枢纽》，表达了作为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的交融“枢纽”的中国什么文化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总动力；和海外以张博树为首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近期连续发表所谓宣言与建议书，在他们的论证思路中竟然把这密不可分的两个问题仅仅地就回答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问题视而不见，或者打马虎眼的方式蒙混人们；说得更明确一点，施展和张博树他们都矢口否定从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输出共产革命的产物，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斯大林苏联共产党一样的世界二十世纪最大的邪恶党，最重要的一点，在刚刚开始不久的二十一世纪中它永远无法与世界自由民主阵营共同存在一个世界范围里。在中国民运中还大有人在，他们还都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与自由民主阵营共存于一个世界内的，都认同于共产党的中国近现代史或者认同于国民党的中国近现代史观。

第二节，再次细说“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期待”

斯大林为什么在1949年“临终托孤”，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将“世界革命”之大业托付给一个外国人毛泽东呢？首先，按照一个正常人思维的角度，将斯大林把““世界革命”之大业托付给一个外国人毛泽东”的思维再细划分成若干子问题：第一子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在这1949年7月27日的时刻点上把自己所进行着的事业要托付给别人？第二子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不愿意把自己所进行着的事业要托付给苏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呢？第三子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认定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呢？第四子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认定了自己从未见过面的毛泽东能胜任此重任呢！

？

我来精简笼统地回答这些子问题：那就是斯大林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看到了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隐蔽战略在欧州部分的实施已经被美国人所识破了，从斯大林看世界的角度思考，这场围堵战略、遏制战略、冷战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什么？他预测或者说已经预想到，只能是苏联的垮塌!故因此有了把由列宁所开创的、并由他继续和发展了的世界革命事业托给了一个外国人、是由他所亲自认定的可靠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下面接着的是被世人反制阶段，直到斯大林死亡；用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战略家们常用的术语来讲，已经从进攻战略阶段进入到战略防御阶段；能守得住还是守不住？能守多长时间？死了，遗体还能不能留在红场上，斯大林自己一定要解决好下面的两个子问题，解决好世界革命大业托付给谁的问题。恰好此时，斯大林自己精心谋划的隐蔽战略终于在中共见到成功的结果，更为庆幸的是斯大林整个亚洲中国的隐蔽战略一点没有被美国人识破，完美地成功了；那就可以肯定地确定，委托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

记得我在上高中二年级（1961夏一1962夏）时读过斯大林选集部分的文章，印象极为深刻的是斯大林关于实践家与理论家的那段论述,理论家在无产阶级上层享有崇高的威望，以及列宁是兼有理论家与实践家品格的天才的论述。今天当我看到斯大林在给刘少奇做饯行宴会上的讲话中讲的“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的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我马上就认出这就是在斯大林选集中那段论述的实际运用。另外我还可以举一例作为佐证，沈志华在《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115-131页】中写道，（1945年）“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斯大林讲的会实践就是指你们毛泽东共产党能对我的隐蔽战略完全无损地完整理解清楚并能加以实际运用之,从而保证了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中国的完美成功，“完美”就表现斯大林在中国实施的隐蔽战略完全蒙骗了马歇尔将军及世界上所有的敌人以及制定并实施与斯大林隐蔽战略相配套的战略策略（这是毛泽东共产党49年能夺取政权的最最重要的原因，这点已经由刘少奇当面向斯大林所讲述了。共产党1945一1948年在东北战场实施的关门打狗的战略、以及实施先分隔成长春、锦州和沈阳三个孤点、再实施对三个孤点的包围歼灭之的策略。）、毛泽东共产党能听从苏联及米高扬等建议绝对地保守了苏联为中共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这个重要秘密、而且大造是毛泽东依靠土地改革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支持、完全依靠小米加步枪、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三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整个中国的舆论宣传、以达到蒙骗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人。斯大林与毛泽东相互欣赏的是对方默契配合，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由欣赏、佩服就必然带来了信任、托付，斯大林确信，毛泽东是绝不会背叛自己的，因为毛泽东本人是由实施了斯大林亚洲隐蔽战略才获得了他毛泽东的权力与地位，毛泽东若要否定斯大林的话，就等于否定毛泽东自己本人一样，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事！

第三节，到1949年时斯大林隐蔽战略在欧州部分的实施已经被美国人所识破的这个事实。

我在2020年9月11日本系列《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一部分序文中如下地写道：“二战胜利以后不久斯大林隐蔽战略在欧洲就已经暴露无疑并被世人认破、被世人反制，但在很长时期内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却仍然不断地发挥着它的蒙蔽功能，仍然不断地取得它的成功。”这二句话就是对从1946年起整个世界国际政治舞台总评价。这里面的几个含义，第一

个是斯大林隐蔽战略在欧洲已经暴露无疑并被世人认破；第二个是，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中国的东北、直到中国大陆的成功，蒙骗了所有的敌人及世人。这两个含义说明的是，斯大林隐蔽战略在欧洲迅速被识破遭遏制与冷战；但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亚洲、特别是在成为了世界联合国安联理会五大国家之一的中国，却取得了长足的成功与胜利，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隐蔽战略的实施中取得中国大陆的全部的政权，另外就是北朝鲜，越南等等，却仍然不断地发挥着它的蒙蔽功能，并仍然不断地取得它的成功。在亚洲斯大林隐蔽战略却完全没有被西方所有的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们所识破，这样历史事实及其背后的原因所在，这里我可以举盛誉为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制定人凯南为例来说明。先讲凯南为例来说明历史事实，下面的第四节中来分析背后的原因。

我用“凯南的政治生涯的连续着提升、重用到降级、废弃的两段不同经历”来说明上面提出的结论意见:凯南对斯大林隐蔽战略认识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两重性，一方面识别了斯大林在西方战场上所采取的隐蔽战略，这就是凯南的政治生涯的连续着提升、重用阶段来说明之；但另一方面，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主要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政策。这就是凯南的政治生涯的降级、废弃阶段来说明之。

在这里首先我引用的是陶文钊《中美外交史》中有关凯南的两段话。

杜鲁门主义的提出表明，反对共产主义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意识。此后不久，凯南以他八千言的电报为基础写成的题为《苏联行为探源》的文章经国务院有关方面许可，署名“X先生”在（1947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任何对苏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部署情况，针对其一系列不断交换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119—120.】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重视，以致“成为报刊宣传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漩涡中心”。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最后发出了冷战的宣言书，那么，凯南的文章就是提出了进行冷战的遏制战略。1947年的中美关系正是在美苏冷战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

1948年9月8日，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它把美国政府绑在了一条道上，使之没有别的选择，没有活动的余地……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潮流是反对我们的，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航向。”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决策者在华政策方面的处境和心情。文件接着提出，美国的政策应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军事大国的附庸”。【FRUS ,1948,Vol.8,pp.146—155.该文件即政策设计室第39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文件。】

“凯南的政治生涯的连续的两段不同经历”的起点是在1946年2月22日时任駐蘇聯副館長的凱南向美国国务院發了一封長達數千字的電報，进而在发表于1947年7月《外交》杂志上首次地提出了“围堵苏联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也宣布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破裂。这项政策阻止了共产主义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蔓延，将它們限制在當前范围内。也因此開啟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战密雲。

1947年和1948年兩年間，凱南在马歇尔將軍擔任美國國務卿期間得到重用並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的行程做出重要貢獻。1949年艾奇逊成為之後，他的影響力開始下降。下面就集中地分析其后面一段的经历以说明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主要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政策这一方面。

我的分析与论证就从前面引用的陶文钊《中美外交史》中有关凯南的两段话开始，接着往下梳理。

1949年2月4日由凯南主持制定的《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编号PPS/39号）文件交由杜鲁门批准正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文件，在1949年底这前，一直是指导美国对华政策的纲领文件。PPS/39号文件把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从原来的“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取胜”转变为“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即为学界称为“楔子”战略。

1948年10月11日，凯南在对海军学院学生的演讲中说：“我今天无法告诉你们铁托主义是否将在欧州蔓延，我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亚洲蔓延。”【袁明、哈里哈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

凯南毫无根据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作为铁托主义的判断，或者说凯南严重地受到斯大林的蒙骗，我有证据说明这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谈话的时侯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并非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似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和真正的黄油那样。【赫伯特 菲斯：中国的纠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159】1945年斯大林在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谈话中也表示，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并将成为中国统一的承担者。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没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全中国的统一。【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482】

凯南错误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作为铁托主义的判断,不仅构成了他的八千字电报以及他的政策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或者说像流行病毒一样严重地传染到他的顶头上司及美国政治决策人，到1950年3月15日国务卿艾奇逊在旧金山发表演讲中称，“中国尽管有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却被迫纳入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属。”【Secretary Acheson,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of San Frrancisco,Calif,on March 15,1950,Departmentof State Bulletin ,vol.22,No.560, March27,1955,p468.】

3月下旬，艾奇逊在外交委员会上仍然表达了离间中苏关系的愿望：“无论谁统治中国，即使是恶魔统治中国，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恶魔，那也比它是一个莫斯科傀儡或将中国置于苏联控制之下要好得多。”【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一1972）》第1卷（上）第205，200页】

而实际的历史事实又是怎样呢？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我们要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发表文告说明这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页】这表明中共正式确定“一边倒”外交战略。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表述他的“一边倒”思想，以战略论战的口气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1472-1473)】7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通过陈铭枢给司徒雷登【FRUS1949VOL.XⅢ775】传口信表示，6月30日的文章主要是为了本党所写，主要是为了宣传，试图谈化“一边倒”文章所宣告倒向苏联一边的影响。（此处不是明确地说明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也是诡计不断的吗！）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条约的确认。

从1950年1月底开始，杜鲁门要求重新审议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根据总统的命令，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保罗•尼兹主持起草了一个报告，于4月7日提出，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文件，这就是编号NSC68号的文件。该文件标志了，完全抛弃了凯南的“楔子”战略。这里应该指出，在凯南原来设计的战略的背后或者说战略思想背景，实际上是，凯南错误地认为，是苏联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同独立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合作以共同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林晓光在《冷战鼻祖、遏制之父——乔治·凯南》一文中对凯南人生的“默默无闻到风生水起，格格不入到分道扬镳”的这两段经历及原因的探究是如此写道:

“以马歇尔1947年6月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作为这一系列政策的启动标志，史称“马歇尔计划”。长电报是“马歇尔计划”的直接诱因，本人又是“马歇尔计划”的具体起草者，乔治·凯南在此事上居功至伟。短短两年内，长电报、马歇尔计划、X文档，凯南像乘直升飞机一般达到了政治外交生涯的顶峰。” 

“乔治·凯南在政治外交领域的春风得意及其对最高决策层的影响力以马歇尔的退休告终。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政治理念与外交风格等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凯南被迅速地边缘化，不得不于1950年辞职。”“说到底，凯南虽然是一个政治外交方面的现实主义者，但他常常有文学家、艺术家那样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而这样的性格如果对于学者来说无伤大雅，那么对于政客就可能是致命的。在几十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凯南始终没有学会在政坛生存、在官场游弋所需要的手腕、心机和权术，也不会揣摩上意、按照上司的要求“修剪”自己的思想。因此，尽管凯南被称为影响美国战后外交的“智者”、“冷战鼻祖”、“战略思想家”，但却不得不辞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而改任驻外大使。“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和制度对抗的冷战之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变化中，理想主义者乔治·凯南空有抱负和理想却始终无所作为。1953年，被成为“冷战斗士”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致力于加剧军事领域的冷战对抗。希望缓和美苏关系的乔治·凯南与之话不投机半句多，故此被解雇。”

事实上林晓光的评论除了不明白美国实行的两党交替执政政治格局外，是否有点太过于肤浅与太过于小说化了吧！真正本质的原因正是因为，一方面凯南识别了斯大林在西方战场上所采取的隐蔽战略，为美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政策，这就是凯南的官场政治生涯的连续着提升、重用阶段来说明之；但另一方面，凯南又为斯大林隐蔽战略（特别主要的是在亚洲战场东方战场特别是中国）所瞒骗，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制定了错误的战略政策。这就是凯南的官场政治生涯的被冷落、遭解雇的阶段来说明之。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毛泽东隐蔽战略从谋计到成功实施的历史事实》

第一章斯大林隐蔽战略实施后的历史经验（中）

第四节怎样地来正确地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切切别小看了这个所谓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因为在本质上讲这是关系乎整个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质、目的、出路、战略。与许多中国民主运动参加者所不同，我们讲的地位与作用指的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这里我讲的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那就是说不仅仅单独讲中国历史、还要讲能够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日本、等等）历史所相通的那部分中国历史；不仅仅要讲政治史、还要讲经济发展史、社会学史、思想发展史、法律法制发展史等等各科专门史，并相互沟通的历史；等等诸如此类；我讲的“发展进程”指的是发展进程的本质趋势与方向；回顾二十世纪初期，有人就声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以苏联为中心的向外扩张式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目的旨在全球实现所谓马克思“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为了使《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每位读者能够较好地理解本篇长文的全部论断、逻辑思路和内容，为了使每位读者除了有一个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基本知识，还要求对政治学、政治哲学、外交关系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世界历史、世界思想发展史、哲学史、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法律、法哲学史、等等学科有一最基本知识与常识，尽管本人自知，对于许多学科的知识还是处在初级阶段，但由于考虑这一现实的需要，故在主要论述斯大林与毛泽东隐蔽战略的同时适当地拿出一部分篇幅，来向大家解释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与常识。也引用中国国内学者在相关学科上的研究成果以供作为读懂《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所用。

一，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评价

从国际学术成果上来讲，马克思的关键错误就在于，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实质上是他确信了“机械因果决定论”和孔德的唯科学主义。此论点可由鲁克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文章《再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溯因解释》证实：“对于马克思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其作了机械因果决定论的解释，而苏联哲学教科书继承了这种解释。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尽管20世纪以后，机械因果决定论不断受到批判，特别是在今天已臭名昭著，但它是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在科学界占主导的思维方式。”“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曾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

康德特别重要地将世界区分成现象界和本体界，康德认为，现象界遵循的是因果律，本体界遵循的是自由律。实践属于超感性世界的本体界的内容，所以，不能用自然因果关系约束和规定，而应当按照自由的法则要求。这里我们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它的错误在于它的机械因果决定论，而机械因果决定论的错误则在于它不适合运用于本体界，它仅仅只适合于现象界。

在这里有必要向大家指出，就是何兆武这样一位热心于宣传康德历史哲学的人，也没有看清楚、也没有真正地理解康德历史哲学的精髓，实际还是一个马克思“唯物史观”崇拜者、也就是一个康德历史哲学的反对者。请看，源自于丁松泉：《康德历史观述评》【2005-09-30爱思想网】中的一段话：“正如《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译者所指出的，康德历史哲学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是，他不能正确历史的物质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发展的联系。第二是，他不能正确认识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的创造力；于是他把历史的发展单纯归结为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过程”。”

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溯渊上的批判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第二条是一切从认识论角度解读“实践”的经典话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后来，列宁在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也明确地提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也就中国共产党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的由来与根源。马克思的这一谬论，马克思的关于实践一段论述的背后的意思是，马克思我已经发现了（关于世界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人的思维（全部）的客观真理，（这是马克思是独断论者的重要证据）你们只需实践之、实现之；无需再在经院中辩论不休，那永远是辩不出结果来的。马克思的这一独断论的结论，造成了二十世纪全世界上一亿人的无辜地、非正常态死亡，还将造成二十一世纪全世界也许不知多少万万计人的无辜死亡，因此马克思的论断已经完全地超出了学术研究的领域，简直是对全世界人类的犯恶！我们也可以这样地认识二十世纪，它可以说成是人类认识人类历史本质趋势与方向的各种观念的实际交锋与角逐；苏联的历史是证明了这点，中国的历史也是证明了这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理论，由此也可以推出，共产党高喊的“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也是一个谬论。

四，康德的历史哲学几个论断

张汝伦在《什么是“自然”？》【《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写了下面意思的几段话，“西方的自然概念源于古希-腊的physis; nature来自拉丁文natura,而后者正是physis的拉丁译名。这个译名其实并不合适。因为nature概念的复杂多义性,在阅读一些西方文献时,我们经常会感到把它理解(翻译)为自然并不合适,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指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那个大自然或自然界。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physis是有目的的:它指引种种有机过程趋向完善,它规定了万物要达到它们预定的目的必须遵守的规范。这个思想经中世纪一直延续到康德。在康德那里,自然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是一种规范性目的。

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第五个命题为:“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第八命题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态。”【康德,1996年,第8、15页】”

但在“三大批判”和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中，康德提出了这样的一种道德目的概念，即作为善良意志和纯粹实践理性的终极目的概念，并用至善来表达这一终极目的。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把至善理解为“纯粹理性最后目的之规定根据”；在“第二批判”中，康德把它理解为“一个被从道德上规定的意志的必然的最高目的，是实践理性的真正客体”；在“第三批判”中，他把它理解为“一个世界的存有的终极目的即创造本身的终极目的”；在历史哲学中，康德把它理解为“万物之最终目的，它通过人类的合作而在世界中成为可能的”。在康德看来，至善作为终极目的，代表着德性与幸福、自然与道德、自然世界与自由世界的综合统一，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也就是说，至善是人和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与最终方向。

四，《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实质上是对康德“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诠释

作为对过往了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百多年历史的进行研究的学者而言，对过往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的实质可以提出我们从“人类理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先验自由”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之、衡量之、说明之，以探索出良知派的研究成果，《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经过“商谈”以求得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全体华人的共认、经过“商谈”以求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为了确保良知派对历史研究、特别是通史研究的正确性，为此，良知派提出了通史的最高标准是要达到“上下相通、中外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四通要求，来作为良知派写作通史时必须遵循的法则，也作为众人对良知派写作的通史进行评判的标准与尺度。可以说，我提出的《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是对康德“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的具体的诠释。

也许，有许人对斯大林隐蔽战略及毛泽东隐蔽战略还存有异议的话，那么在此我借用当前正在流行中的新冠病毒为例加以说明。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实质上也可以看作为整个宏大的“大自然隐蔽计划”中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施而已。它的“隐蔽”就在于，流行之初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还以为它是流感或者萨斯病毒呢，也不知道如何预防它。经过了一段时间后人知道它是一种新型病毒，但直至今天人类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从何而来的？世界上大多数的医学家都认为这样的“求知的方向”，即它起源于动物，后经某个中介物，传染到人类中的零号人，再传染到一群人，再传染到全球；但什么是那个中介物、哪位是人类中的零号人、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多个零号人、这一系列的疑问还远远没有明确的答案；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实验室制造的生化武器时的泄露而引起的。有疑惑也是有隐蔽的存在。而且，按照康德的理解，宏大的“大自然隐蔽计划”是永远也不会终结。三十年前国际上流行的什么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一看就是个谬论！就是这次的新型病毒及变种被人类所征服了，待过了多少年后又会有新种类病毒出现，再一次地流行于人类之中。但科学在发展总能研制出抵抗它的疫苗来。就是我们讲的毛泽东隐蔽战略被全世界人类所识破，所反制，所消灭；那还有会冒出别的什么隐蔽计划来，但人类在进步，总能会识破隐蔽的真实面目，就像人类总是能生产出疫苗来抵抗病毒，但病毒吞噬不了疫苗一样，新的病毒出现，就会有新的疫苗抵抗它；历史永远不会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在进步。

讲完了对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唯物史和对中国近现代史求是派的基本观点后，还需要说一说，毛泽东当年评价斯大林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七三开说”来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一事。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对某个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评价是千差万别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各人在衡量某个人的历史地位时使用的尺度各不相同；其二是，各人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解千差万别。由前面对马克思历史唯物史的本质上分析，如果承认了我们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就在这一重要分歧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都承认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领导的世界革命不是什么世界人类历史进程，而是对人类严重的作恶犯罪的过程。

至于讲到各人在衡量某个人的历史地位时使用的尺度各不相同；要想全面地讲清这个问题，在我们仅能占有的篇幅内是不可能的，只能就其中的一个小点简略地谈谈我的意见吧，这小点就是指世上人众对政治常识中“自由”这一概念，世人对“自由”的认识上就有千差万别、五花八门，与我们目前中国政治密切有关的，需要指出的大致有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列宁的无产阶级自由观、马克思的自由观（请注意列宁的自由观与马克思的自由观点之间存在着的细微差别），此外在目前中国民主运动中广泛流行什么绝对自由主义自由观、还有什么自由至上主义自由观、、、原因就出各人对“什么是自由的定义”的回答是各不相同、许多截然是完全相反的；由于对自由概念不同的理解，加上“自由”常常是伴随着另外事由如法律、民主、政治制度、党建制度等等一起出现的，那就会出现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的行动、实践、运动、争斗、甚至战争。这次川普竞选事件中表现出各种分歧与争斗，说到底，也可以说是出现于各人对“什么是自由的定义”的不同回答和各人对自由与其他事由之综合的不同理解。讲完了各个派的自由观后，我也要说一说我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自律”。

五，对自由的中国哲学方面的解释

“自律，英文是“self-discipline”，按照《辞海》的解释，自律在伦理道德上与他律相对，指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和实践。在西方道德哲学中，康德非常重视意志自律思想，他认为意志自律是通过自己的理性为追求道德自身目的而制定的道德准则，那些来自感性经验因素而制定的道德准则是意志他律，它是一切假道德根源，只有意志自律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转引自胡万年《王阳明良知自律的研究一兼与康德意志自律比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27卷第5期】胡万年（1968年生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教授。胡万年与张荣于2020年发表的《康德自由概念的四个存在论维度》一文表明了胡万年现已达到了康德研究中自由及实践哲学部分研究中国的最高水平。

胡万年还在上面提到的论文中，还讲了，“在王阳明良知学说中，包含丰富的自律思想。”他从四个方面来阐明之，其中一条如是说，“其次，与程朱外在“天理”相对立，王阳明强调良知是自家定盘针，是自家准则，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P92】这就是说，“良知是先天的道德律根据，是先天的道德立法者，是自己道德行为的准则。”“它与康德的“意志自律”强调是道德的自我立法、先验的道德自觉心有某些契合之处。”

另外胡万年还在上面提到的论文中还专门地叙述了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两派斗争关键分歧所在。胡万年写道：“从思想起源来说，王阳明良知自律沿承了孔孟的道德内化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仁”既有外在性，又有内在性。荀子继承了“仁”的外在思想，用“礼”作为行为的规范；随之以后，程朱理学强调外在天理对主体的强制。相反，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内化思想，在孟子那里，凡人皆有“四端”，即，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0】与其相对应的，就是人的“四德”，即仁、义、礼、智。【孟子，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0】在孟子看来，“四德”体现了人的道德本质，而“四端”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它不仅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而且是人的一种道德的先验结构，它构成“四德”的内在基础，为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种道德意识形成过程就是由“我固有之”的道德情意“扩而充之”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包含理性在的过程“思”来实现，所谓“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同时又是一个理智依内在情感而发用，最终成就德性的过程。可见孟子把融合理智与感性的“四端”看作成德成圣的契机和机制，从而开辟了一条道德内化的思路，王阳明直接承接孟子这种道德内化思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扬弃程朱理学的外化思想，最终提出良知自律学说。”

六，良知派提出的四通要求是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的公理

据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党史学习动员教育大会时，要求树立所谓正确的“党史观”，从而引起了一翻不小的热议。共产党的党史观可以说是整个共产党中国“国家记忆”的核心。这一问题留在后面再来讨论之。我们的意见是凡是愿意参加讨论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首先要确定这样的共识，什么是我们争论或讨论历史问题的大前提，也就是说，首先要确定，我们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的公理应该有那几条？或者讲那几条可以作为我们确定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的公理？为此，良知派再一次地提出了通史的最高标准是要达到“上下相通、中外相通、纵横相通、心行相通”的四通要求，用来作为良知派写作通史时必须遵循的法则，也可作为众人对良知派写作的通史进行审查、评判的标准与尺度。因为这对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的四通要求实质上来自于我们的先验思想、也是来自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的“先验思想”。陆九渊的“同心同理”。

有了这四通要求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公理后，再来用这四通要求作为的审查、评判的标准与尺度来审查由习近平共产党交出的、所写出的“党史观”、“党史”，只能得出“共产党是邪恶党”的必然结论。

对上面所述的各要点进行一下总结，首先要怎样才能确定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这就是所有在世的人所能看到、所能见证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在确定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怎样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的原则问题。制定原则问题思想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又可以称为区分原则。这里只能简单地讲一讲区分原则问题。

前面讲了，从二十世纪到今天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看出成为实施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的全过程，世界历史只要添加上法西斯主义的部分就可以了。我们从纽伦堡对希特勒纳粹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全部过程和结果来看，禁止德国纳粹党的存在这一重要的结论来说，毛泽东共产党在其一生中犯下了与希特勒纳粹同样的滔天罪行，不同的是希特勒屠杀的是外国人犹太人，而毛泽东屠杀的是本国人中国人罢了。外国人犹太人是人，难道作为本国人中国人就不是人了吗？！这可以说是良知派的理论能以成立的最终支持点根本所在，也是良知派最终能够团结起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去实现破共灭共中国历史大业的理论立脚点根本所在。从这最基本的判断出发，并经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理必须要符合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历史发展共同之理这一点，就可以得出未来历史发展的唯一结论，那就是必须禁止毛泽东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

七，良知派的历史人物评论观

由上述的认识出发，良知派可以简单地将世界的人分成罪恶阴谋隐蔽战略的实施方与罪恶阴谋隐蔽战略的承受方二组不同性质的人。

对于罪恶阴谋隐蔽战略的实施方而言，我们应该原则上将之分出：实施罪恶阴谋隐蔽战略主要制定人；实施罪恶阴谋隐蔽战略积极执行人；实施罪恶阴谋隐蔽战略的协助人执行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则应该归于无罪的受到隐蔽或者参与对抗、或多或少获利或跟风人。

对于罪恶阴谋隐蔽战略的承受方而言，我们应该原则上将之分出：积极配合实施隐蔽战略的积极执行人，特别要指出的学术界里积极配合实施隐蔽战略的积极执行人提出了许多奇谈怪论来配合实施隐蔽战略；故因此缘故，要求必须批判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这极个别的人，并且明确地宣布唯有彻底地批判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这些人的观念与思想，并将之作为破共阶段的首要任务，进而才能取得灭共阶段的全面胜利；绝大多数都是无罪的或多或少既受到隐蔽或又参与遏制隐蔽战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既受到毛泽东共产党意识形态各种观念和罗素、费正清、胡适、余英时这些人宣传的各种观念又在各种方面逐步地认清了这些错误观念并参与到破共灭共的斗争的人，对这一补充说明我们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在最后一部分将作为重点来进行分析；历史上将永远地记住那些极个别的有慧眼率先识破隐蔽战略并为人类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人。

此外在运用时还需要考虑中国还有一个不同与其他国家历史的一个特殊性问题。

有了上述的区分原则之后，我们就可以叙述怎样正确地评议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了。

良知派的前辈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中有句话值得我们后来人所回味:“今夫合众一国，澳大一洲，南洋一带，苟微华人，必不有今日。今虽获兔烹狗，得鱼忘筌，摈之逐之，桎之梏之，鱼之肉之、奴之仆之，然筚路篮缕之功，在公论者，终不没于天下。”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讨论怎样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的原则问题，要特别地注意那些有慧眼率先识破隐蔽战略并为人类开创并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人，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许并不那么的高贵，也许他们在别的什么方面有些不足之处，但历史应该牢牢地记住他们为人类历史发展开创并为人类建有筚路篮缕之功，历史应该牢牢地记住是他们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建立的伟业，他们是真正的伟人！

有了这样的评判人物的历史功绩的原则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评议凯南的历史功绩。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毛泽东隐蔽战略从谋计到成功实施的历史事实》

第一章斯大林隐蔽战略实施后的历史经验（下）

第五节，凯南在世界外交史上的历史功绩的客观评议

由于美国外交史与美国的美中外交史、研究思想发展史的美国思想史、当代美国外交战略史发展、特别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及制定人的思想是什么、等等从学术上看是隶属于另外一门范畴而且内涵上更开阔更深奥的学科;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我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仅仅是知道其中的极少一部分，但鉴于它又与我欲想望解决的斯大林毛泽东隐蔽战略以及相关课题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故这里只能极其粗略地加以我的评议：

（1）凯南的电报表明，他（1904一2005）尽管作为历史学家出身但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学的观念的外交家，特别表现在对待共产主义苏联的本质的认识上。在其数千字长电报中，凯南通过對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的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也就是围堵战略，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

凯南在长电报中写道：“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寓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践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

凯南明确地指出，“概括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的妥协根本不可能，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这就明确地表明，凯南坚信这样的理念，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的！凯南在发表于1947年7月《外交事务杂志》上的X论文，正式名称为《苏联行为的根源》，此文主要的目的是为其长电报的苏联部分作一更仔细的补充说明。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是苏联现今领导人继承自该党政权的革命运动源头；而苏联行动的根源、或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核心就是于，“在这些论点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制度，一定要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推力。这种推动力被认为迟早是要到来的。”凯南在这里再一次地更明确地表示，是列宁斯大林决心要推翻与消灭资本主义的缘故，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共存于同一个地球上的！这是凯南思想的灵魂与精髓所在。第二部分在分析苏联的意识形态观念后，讨论美国对苏政策的特色，在这部分总结时凯南文中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在第三、四部分中凯南正式地论证与确信了“美国应该有信心地采取坚定的“遏制策略””，这就在国际外交史文献上凯南第一次正式提出“遏制”、“遏制策略”的概念。因此凯南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建有筚路篮缕之功的伟人，值得世界人类永久的纪念。

（2）凯南有一定程度的深邃、敏锐的对历史溯源的学术洞察力和理论思辨度。如在长电报中凯南明确地指出，正如斯大林1927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所表述的：“在国际革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心，吸引着所有倾向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一个是资本主义中心，集结着那些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际。这两个中心之间为了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将会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以及他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反动力量中，最具危险性的是那些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这些人比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为危险”

从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出，凯南的长电报表达了凯南是西方世界中的第一人，洞察到能对未来一个有五、六十年长有效的时间内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走向，能为美国这一当代世界历史的引领国家领导人所采纳，并为之参与制定了全球冷战的总战略，直到苏联共产党的全部垮塌为止，最终达到了凯南长电报提出的战略总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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