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尧舜心荆轲血祭英雄遇罗克 /小民

今年的3月5日，是著名的青年思想家、烈士遇罗克牺牲50周年忌日。在那个年代，曾经有成千上万的思想者和探索者被杀害，遇罗克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文革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页，无数人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惨遭迫害，在这个时候，遇罗克奋起对血统论发起了批判，写出了《出身论》等多篇不朽的文章。也正是这些的文章，触怒了中共当局。在1970年3月5，遇罗克被中共当局杀害，时年只有27岁。而最初下达处死遇罗克命令的人，就是周恩来。胡平先生在《评“晚年周恩来”》一文中披露：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那么，遇罗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让周恩来如此仇恨和恐惧，必欲杀之而后快！

遇罗克在世的那二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中共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遇罗克的父母，知识分子兼资本家的身份，注定了他们要成为中共打击迫害的对象。先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遇罗克的父亲被恶意敲诈而抓进监狱，后来，又在反右运动中，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打成右派。由于父亲的刚正不阿，更是被定成极右分子，被开除职务押到农场做苦工，九死一生。此后，遇罗克一家，7口人，就靠着母亲那点不高的工资过活。

作为家中的长子，遇罗克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幸运的是，他的父母也非常尊重孩子的个性和选择。遇罗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遇罗克，无疑和他的家庭、特别是和他父母的开明有直接的关系。遇罗克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上小学的时候，暑假期间，在家里给大院的孩子们演木偶戏和京剧，剧本全由他撰写并扮演主角。他还在家里推出了自己的报纸《暑期小报》，上边不仅有他自己编写的童话、寓言，他还鼓励妹妹和弟弟投稿。后来，遇罗克在报纸上发表过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过影评。至于一般男孩玩的东西，像弹珠、打克朗棋、下军棋、跳棋、象棋无一不精，遇罗克还曾经在北京少年宫举办的“全国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中，获得亚军。遇罗克最主要的爱好，就是读书，而且，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小学开始，遇罗克就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这不仅极大的拓展了遇罗克的视野，更是培养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从小学就开始写日记，并不断自我反省。

遇罗克的父母被打成右派的时候，他已经在读中学。作为这样一个不幸家庭中的长子，遇罗克显得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很多。一年的冬天，遇罗克的父亲被劳教，妈妈也和一批右派、资本家被罚到北京密云水库劳动三个月，住在帐篷里，毛巾都冻的像铁片一样，饭刚吃两口就凉了。那个时候，家里只有年迈的姥姥照料着遇罗克兄妹四人。为了安慰妈妈，遇罗克提议每个孩子都给妈妈写一封信，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最小的弟弟，也在他的帮助下，给妈妈写了信。在艰苦劳作中的妈妈看到四个孩子的信，很是感动和安慰。在遇罗克参加工作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干了五天临时工，第一次得到了5块钱的工资。这五块钱对遇罗克来说，意味着可以买回自己心仪已久的书，可以买回自己需要的纸和笔。但是，想到处在苦难中的父亲，遇罗克还是决定把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送给父亲。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遇罗克冒着呼啸的寒风，骑自行车来到父亲劳教的地方，等了许久才见到了父亲，允许见面的时间只有20分钟。遇罗克给了父亲这5块钱并安慰了父亲几句，时间就到了。在那个时代，类似遇罗克这样的家庭，很多人从内心里怨恨自己的父母让自己成为贱民，而遇罗克的心里只有对父母的爱。

文革爆发后，遇罗克的邻居一家人被从北京扫地出门，强制迁回他们的祖籍，然而，他们的祖籍却不接收，他们只好又返回北京，但是，原来的家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有很多。在一个寒冬季节，遇罗克偶然见到了落难之中的邻居，看到他们衣衫单薄，就脱下自己刚刚穿上的新棉袄，送给了邻居。当时，大家都很穷，穿上一件棉袄并不容易，而且，棉花和布都是凭票限量供应。在这些小事上，我们看到的是他善良、仁爱的品性。

自从上学以来，遇罗克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1959年高中毕业后，由于政治上的歧视，遇罗克两次高考，都没有被录取。为了加深对社会的了解，遇罗克曾经来到北京郊区的农场，做了四年的农业工人。后来，遇罗克还做过小学的代课老师，在图书馆整理图书目录，研究所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等临时工作，甚至，还做过街道的电话传呼员。这都是因为出身问题，而得不到正式的工作。最终，在街道一位负责安排就业的工作人员的极力推荐之下，遇罗克才成为了北京人民机械厂的正式学徒工。遇罗克在他短暂的人生当中，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和摧残，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消沉过，更没有屈服。相反，这些不幸的经历，让遇罗克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让他变得更加清醒和顽强。

遇罗克高中毕业后的那些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的惨败。毛泽东为了挽回自己在大跃进中的被动局面，在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日渐严酷。正是这段时间，遇罗克转换的多个工作岗位，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观察和了解。文革爆发后，毛泽东为了打倒党内的政治对手，利用年轻人的无知和冲动打破原有的中共体制，促成了红卫兵的成立和崛起。最早出现的红卫兵，也就是所谓的老红卫兵，基本上都是中共高级干部、乃至中央领导的子弟，他们在政治上格外敏感，而且，自命不凡。他们叫嚣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充当了毛泽东的冲锋队。这些“红卫兵”们不仅在学校里打校长、打老师、打同学，更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扫荡所谓的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当中，有教育界、知识界、文化届的人士，也有一些中共的干部，这些人大多家庭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所谓的问题。红卫兵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殴打和折磨，很多人死于非命。红卫兵的这种暴虐和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舆论宣传，一直都在鼓吹阶级斗争，而阶级这个概念在现实中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出身或者血统。在“文革”一开始，就流行过一个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这个“血统论”对联得到了那些老红卫兵们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并成为他们标榜自己和迫害民众的重要依据。为了表示他们对出身卑微的学生的鄙视，他们把这个对联命名为鬼见愁。这个对联实际上道出了中共所谓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实质，而且，非常直白和露骨。事实上，中共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他们并不公开这么说而已，甚至，还加以伪装，说什么，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后来，又把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欺骗民众。因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出现的时候，中共高层并不高兴。当时，中共的理论权威、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把这个对联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陈伯达这个对联依然突出了血统，只是没有再把反动老子的儿子当作混蛋而已，然而，却更加强调了这个江山只能由英雄老子的儿子来接班。所以，在本质上，这两个对联并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遭受红卫兵摧残和迫害最大的群体则是所谓的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家庭的子女，红卫兵骂他们是狗崽子。尤其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了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迅速升级，仅仅在那个红八月的下旬，北京就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数万户被抄家，红卫兵手段之残忍、之血腥，令人毛骨悚然。在一所中学的刑讯室里，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并且，这种残暴行为从北京城向外延申，北京周边的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仅仅5天的时间，就有325人被杀害，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当时的北京，一片腥风血雨。老红卫兵的残忍和暴虐程度以及他们所犯下的这些罪恶，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遇罗克一向非常关心时事，他对社会上发生的这一切，当然极为愤慨，而且，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针对血统论的恶劣影响和残酷的现实，遇罗克愤笔写下了长篇的批驳文章《出身论》，引起了各界的注意。那个时候，由于毛泽东为了打倒党内的政敌，有意利用红卫兵冲击中共的组织机构，社会上有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失控。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不同立场的红卫兵组织，以及各种小报。后来，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其他几篇文章就发表在了几个中学同学举办的《中学文革报》上。这份报纸的印刷量虽然只有几万份，但是，它的影响则扩展到了全国各地。被多处转载，被抄录，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这篇文章中，遇罗克以平等为基石，以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为目标，揭露了“血统论”所具有的专制主义特征。遇罗克从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个人表现、三个方面系统的批驳了血统论。遇罗克指出，血统论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遇罗克认为，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在这篇文章中，遇罗克庄严的宣布，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就当时的政治地位而言，遇罗克和他的家庭无疑处在那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我们一概不承认这句话，反映了遇罗克在精神上的高傲和自信，这种高傲和自信无疑是遇罗克敢于反抗不公正的现实最主要的动力。遇罗克在另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中还写道，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十足是一群蠢货。

在当时，不少的老师和校长遭到了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遇罗克在同情这些老师和校长的同时，更是想到了教育系统本身的责任，想到了教师自身的责任。遇罗克说到，学生的堕落难道和他们受的教育没有关系吗？使得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遇罗克思想的高度。正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使得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甚至让一些学生逐渐从人变成了禽兽。遇罗克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

在出身论这篇文章中，遇罗克还不无讽刺的说到，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是，在那个常年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谓是晴天霹雳。遇罗克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共意识形态的公开挑战。《出身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可能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几十年后，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对遇罗克严谨、深入与精辟的论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遇罗克当时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早在文革正酝酿的时候，后来深受毛泽东垂青的姚文元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正是这篇文章，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毛泽东曾经先后看过三遍。可以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完全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图。这篇文章出笼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或许有人私下里表示不满，但是，极少有人敢正面批判。然而，遇罗克却写出长篇文章，对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这篇文章、用充分事实和严密的逻辑、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遇罗克的这篇文章被《文汇报》大量删减之后，刊登了出来，这篇文章的题目也被文汇报改为《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显然，单凭勇气是不够，这无疑反映了遇罗克深刻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

遇罗克从小就有记日记和写读书笔记的习惯，遇罗克也曾经写下了大量的文稿，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四处抄家，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的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遇罗克仅仅保留了最后一本日记，其他20多本日记和许多读书笔记都被迫烧掉了。而这本仅存的日记，也不幸落在了中共当局的手里，被当作罪证存留于暗室之中。就是在有幸留下的不多的几篇文章中，也完全可以看出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特别是很多古今中外典籍的引用，信手拈来，却非常的贴切自然，恰到好处，丝毫不显得突兀，更没有卖弄的意味。让人感到，遇罗克不仅认真的阅读过这些图书典籍，而且，他真的做到了融会贯通。其实，最能反映遇罗克思想深度的，还并不是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而是遇罗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外界能够见到的几篇遇罗克的日记，是在文革结束后，几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从中共法院的档案中抄录的。在这里，我只介绍让我感触最深的几条摘录。

在1966 年的1月29日，遇罗克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那时我国对外积极争取和平……对内则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国外颇孚众望。治国者庶几可以无为而治矣。今天则不然。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我们知道，在中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之下，中国的经济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并为中国工业化打下基础。这个成就让不少的中国人对中共有所期待，这些人中就包括很多资历很深的学者和政治人物。那个时候，遇罗克只是一个初中的学生，但是，他已经对当时的形势有了相当了解，并且，这段历史成为他衡量后来情况的一个标尺。从57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让中国走上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加恶劣的道路，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挫败。正如遇罗克所说的，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遇罗克还在日记中提到，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在这里，遇罗克直接道出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十足的愚民政策！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认识深度和思想高度，足以令人震撼。让人很难想象，这是来自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青年。遇罗克对当时统治集团的统治策略可谓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遇罗克在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系陈伯达所作。⋯⋯但陈亦不可称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通过这篇日记我们可以感受到，遇罗克完全是以平等的地位来审视和批判陈伯达这位中共的理论权威，遇罗克不仅没有丝毫的惶恐，相反，甚至对那些依仗权势而没有学问的理论权威，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

在2月15日的日记里，遇罗克提到，去看电影《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在这年的５月４日，遇罗克在日记中写到：“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由于遇罗克的日记都被烧掉了，仅有的一本还在密室之中，我们无法知道，遇罗克是否在他的日记里对毛泽东本人做过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在被公开的这几篇日记摘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遇罗克丝毫没有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对毛泽东的迷信，甚至流露出了对毛泽东的不屑。在那个把毛泽东奉为神的时代，仅仅就凭这一点，遇罗克就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文革开始后，遇罗克所在的那个企业的领导遭到了批判。在开批判大会的时候，下起了大雨。开会的群众多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那个领导只能挨雨淋。遇罗克在日记中写道，我若有伞，我就想去替他打一下伞。这个领导，平时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遇罗克曾经对他恨入骨髓。但是，在他遭受到不人道对待的时候，遇罗克依然替他感到不平。在当时那样一个暴虐的环境中，遇罗克没有一丝的奴性，遇罗克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始终不肯放弃作人的尊严，也不容许他人的尊严被践踏。遇罗克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世而自卑，更没有对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正在遭受迫害的人有过一丝的漠视，更不要说是歧视。

那些屠杀和摧残黑五类的老红卫兵都是红色权贵的子女，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当他们发现他们引以自豪的父母突然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成了被斗争的靶子，他们怎么能转得过这个弯呢。作为一种本能的反弹，他们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指责中央文革，指责江青，甚至公开指责毛泽东。他们打出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的标语。后来，这些联动分子的骨干有不少人被关押了起来。毛泽东非常清楚，这些联动分子的背后，就是他们的父母。他们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完全来自于他们的父母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而且，毛泽东清楚，他们的不满只是对他们自己境遇的不满。那些联动分子的父母，并不是毛泽东真正要打倒的对象，不过，毛泽东为了震慑全党、彻底孤立和打倒刘少奇集团，不得不对他们加以警示。但是，毛泽东又非常清楚，这些人是他毛泽东的同犯，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这些人除了跟着他毛泽东走，并没有其他选择。1967年1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遭到公开的批斗，并失去了人身自由，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不久，毛泽东就亲自下令释放被捕的联动分子，向他们的父母发放出了和解的信号。在文革那样一个动辄得咎的严酷形势下，不小心喊错了口号、或者不小心打碎了毛泽东的石膏像，都有杀头的危险，而这些联动分子公然犯上作乱，却能有这样的结局，这对于平民是难以想象的。

就在那些联动分子被释放的几天前，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他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应该说，不是遇罗克歪曲了中共的阶级路线，而是中共阶级路线其本质就是血统论，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让中共的阶级路线失去了实施的基础，这正是中共当局仇恨遇罗克的原因所在。戚本禹在晚年写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认为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二章第五节）。戚本禹的这段话告诉外界，否定《出身论》并不只是戚本禹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当局的决定。戚本禹的这段话应该是可信的，毕竟，遇罗克出身论的影响太大了，戚本禹不大可能擅自宣布为大毒草。甚至可以怀疑，这个大毒草的定性，可能就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解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甚至，只是一个利用马克思阶级理论屠杀异己的狡诈的恶棍。以血统论为实质的阶级路线，并不是从中共立国之后才实施的，而是从井冈山时期就是如此。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直接打中了毛泽东的要害。

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最早毛泽东以屠杀AB团为名的、打击地主富农出身的本地干部、对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政治清洗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当局清理那些来自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中共长时间以来就是按照血统划分敌我。实际上，江西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大大得益于那些来自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而大批来自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积极投身抗战并加入中共，对于中共在敌后立足、建立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共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完全是骗人的鬼话。遇罗克挺身而出，替那些所谓阶级敌人的子女进行辩护，他认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应当是平等的！凡是革命青年，都应当有同等的政治待遇。这里，遇罗克不仅是对血统论观念的批判，也是对以血统论为思想基础的中共政策和实践的挑战，从实质上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路线。

在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之后，面对残酷的现实，遇罗克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怎么讲，围绕《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但是，“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奏效的。”在这里遇罗克质疑的已经不是那些老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而是质疑那个公然侮辱人尊严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遇罗克对出身问题的关注是源自于他个人的遭遇，但是，遇罗克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是从人人平等的角度，来批判血统论。遇罗克确实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并不是仅仅替自己和自己的阶层抱不平、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义，他在为所有的中国人呐喊。

如果说血统论是中共的战略的话，那么，中共的阶级路线只是一种策略。我们必须要从犯罪集团的心理来分析他们的这个战略和策略。遇罗克提到，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他们并不会这样考虑。关键在于，中共的领袖们非常清楚，他们高举的旗帜和公开的纲领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历史充满了罪恶，他们的双手早已沾满无辜者的鲜血。中共的领袖们是以犯罪者的心态，以逃犯的心态来制定各种政策。中共真正相信的人，只是他们自己的子女。这倒并不是基于血统论，而是基于他们罪恶的历史。当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罪恶累累的罪犯被揭穿之后，最终还会维护他的，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的后代；而这些后代维护他们的父辈，也并不是基于血统，而是基于他们父辈抢夺来的巨额财富。对于中共统治集团来说，这个财富就是他们所谓的红色江山。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为了继承这些巨额的财富，自然会不遗余力的遮掩他们父辈的罪恶。中共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中共的领袖们当然非常担心，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可能也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后代历史真相，诉说他们的冤屈，这样一来，中共制造的谎言可能瞬间便被戳穿。而这些真相，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在人们彼此都失去信任的情况下，那些受害者也只可能告诉他们自己的孩子。

因此，中共绝对不会相信任何人，除了他们自己的子弟。他们太清楚，尽管他们获得了成功，但他们的罪恶历史太不堪了。对中共的罪恶了解的最清楚的人，就是那些中共的领袖，中共的那些勋臣宿将，在这些人中，又当数周恩来对中共的黑暗历史最是了如指掌。如果只看遇罗克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或许，中共当局会认为遇罗克仅仅是对当时的血统论或者中共一时的政策有所不满。但是，当他们看过遇罗克的这些日记之后，他们一定会清楚，这是一个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不世之才。而且，他们也应该清楚，这个不世之才绝对不会为中共所用，遇罗克服从的唯有真理。中共需要的是盲目的追随者，而遇罗克显然不屑为之。这一切，几乎注定了遇罗克的不幸结局。以周恩来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他应该看过《出身论》和遇罗克的某些日记等文稿。从遇罗克的那些文字当中，周恩来会清楚的意识到，遇罗克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深刻洞察力的青年才俊，并且，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作为中共最资深、最世故的领袖，周恩来看到了遇罗克潜在的巨大威胁：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1968年1月5日的清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被逮捕，并遭到残酷的殴打。遇罗克被捕后，一共被提审了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是，遇罗克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更没有检举过别人。实际上，当局根本无法相信，那样思想深刻的文章会出自一个普通的学徒工之手。他们怀疑，遇罗克背后有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确实不存在，遇罗克更是有意避免牵连任何人。当局想从他的口中找到他们“组织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当然一无所获。其实，在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之后，遇罗克就已经考虑到了可能的危险后果。遇罗克告诉身边的朋友，今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看到遇罗克，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侠肝义胆。

中共当局决定杀害遇罗克，他们给出的罪名如下：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这就是遇罗克被杀害的全部罪名，归纳起来有三条。第一条，也是首要的是思想反动，第二条是文章反动，第三条是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第三条显然是欲加之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假如真有什么阴谋进行暗杀，那这个案件就不可能只是遇罗克一个人被杀害。从阴谋到妄图，就可以知道，这完全是在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显然，遇罗克被杀害，真正的原因，就是遇罗克深刻的思想和非凡的洞察力。遇罗克虽然直接批判的只是那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而真正感到恐惧的却是中共的司令部。

1970年的3月5日，当局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就在这个大会上，遇罗克和18位受难者一起被判处了死刑。遇罗克拼命地挣扎，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十八名犯人被拖往深色的警车，唯独将遇罗克拖向白色的大警车。遇罗克死命地顽抗。又加来两名法警，他们用力地拖拽他。白色的汽车门突然开了，他们将顽抗的遇罗克抬拽上去。一个杰出的青年思想家就这样被中共当局杀害了。只是，遇罗克究竟死于何处，人们至今都无法知道。遇罗克的死像黑夜中的一道闪电，突显了那个时代的无尽的黑暗和恐怖。

尤其残忍的是，中共当局强迫遇罗克的母亲来到宣判大会，亲眼看着她心爱的儿子被他们判处死刑。中共的邪恶真是笔墨难以形容。（遇罗克被害40周年祭作者：任众）我们无法想象，心爱的儿子被判死刑，给遇罗克的母亲内心留下了多么痛苦的创伤，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位母亲每天上下班路过那个宣判她儿子死刑的体育场，她都扭过脸去，不看那个地方。这一切，当时并不为亲人所知。母亲把所有的痛苦都深深的埋在了心底，依然坚强的面对着艰难的生活。文革结束后，经历了这场浩劫的人们都在反思，这其中有普通民众，也有中共的高官，他们在文革中也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地位一落千丈。文革后，他们试图找回他们的过去。就是在那个时候，遇罗克被宣布无罪。当时，遇罗克的事迹一经披露，立刻震撼整个中国。有关当局想把遇罗克定为他们的烈士，所以，要追认他为中共党员。结果，遭到了遇罗克母亲的拒绝。遇罗克不愧有这样伟大的母亲；母亲也不愧有这样伟大的儿子。

著名作家雨果有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一个以践踏人的尊严为能事、一个剥夺了人民自由平等的运动，根本就不配称之为革命。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价值的轻蔑都是不正义的。从本质上，这不是革命，更不是进步，而是反动、是回归兽性。遇罗克用自己的生命反抗中共的压迫。遇罗克所捍卫的是人的自由，遇罗克所维护的是人的平等，遇罗克所坚持的是博爱。正是这种基于人性的美德和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道义的承担，让遇罗克超越了时代，成为人们永久怀念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