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校园的日子（五）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十月底我从成都回到长沙，形势已很紧张，各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都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各单位的“革委会”的保卫部到处都在以“阶级敌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漏网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的名义大肆对无辜民众、干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小头头们进行抓捕。

每天半夜每当高音喇叭里突然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高吭歌声时，都会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带来一种那令人毛发悚然的、灾难今晚是否会突然降临到我和我的家庭头上的恐怖感觉，这个歌声就是湖南大学革委会发出的抓捕各种阶级敌人的信号。被抓的各种“阶级敌人”纷纷被关进“牛棚”(那时各种“阶级敌人”被污名化为“牛鬼蛇神”，所以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被民众戏称为“牛棚”)，被抓进“牛棚”的“牛鬼蛇神”们每天清早起来，便要被押到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的毛泽东塑像前，“牛鬼蛇神”们胸前挂着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地主、富农”、“漏网右派”、“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罪名的白底黑字的木牌，低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然后“牛鬼蛇神”们被押着一面依次轮流一面打锣、一面诉说自己的罪名；一面在湖南大学校园内游街示众。

其余时间“牛鬼蛇神”们不是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就是无休止地交待自己，并揭发他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人性未泯、良知尚存的朱凡校长，也因历史上曾被国民政府关押，后被其父找关系保释出獄，而被冠以“叛徒”的罪名关入“牛棚”。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对不知何时便会从天而降的灾难的恐惧笼罩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头上。

在这种环境之下，从西洞庭农场回来的“反动学生”们也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革委会保卫组的成员们会不会突然想起要算“反动学生”们的旧帐，把我们也抓进“牛棚”。所以大家也都不敢再聚集在哪一个学校无忧无虑地打扑克、下象棋、打球、爬山了，都回到各自的学校，怀着不知哪天灾难突然会从天而降的恐惧，无奈地静等事态的变化。

不过还算幸运，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都没有一位“反动学生”被抓进“牛棚”。不知是“反动学生”们的人数太少(湖南全省只有三十来位，每所高校又只有几位)，早已被当局遗忘；还是不好再给我们加上什么新的罪名，因为按“历史反革命”吧！我们“反革命”的历史还不够久；按“现行反革命”吧！我们“反革命”的历史又太久了一点，也算不上“现行”。总之我们这些湖南的“反动学生”们不知是什么原因，终于侥幸逃过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劫。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蛊惑红卫兵、造反派们，把阻碍其把他打下的江山，从“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即先通过江青最后交到毛远新手上的众多党政军老干们统统打倒，或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之后。也就是从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之后，全国各地各级重要的党政机关，都纷纷把权力从老干们手中夺到了“造反派”、“红卫兵”、被整得服服贴贴的、被认为是忠于毛的“革命干部”和军管会的军官们的手中。1967年到1968年全国各地先后成立的，由“红卫兵造反派”、“革命干部”和军管会军官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即各级“革命委员会”掌控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权力。

隨着各级各部门“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作为毛打倒党政军各级老干的工具的历史任务。于是兔死狗烹的厄运，就落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头上。

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主要就是针对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们的，他们纷纷被以“现行反革命”、“打砸搶抄份子”、“杀人犯”……等罪名被抓捕、判刑或被处决。造反派们群龙无首，造反组织纷纷瓦解，造反派的普通成员又被当局以“促生产”的名义驱赶回到了各自的生产岗位。老干们这些“狡兔”一“死”，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大小头头们就是这样被毛“狗烹”掉了。

剩下的数以千万计的、又是有组织的红卫兵们，便成了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的心腹大患，因为在红卫兵、造反派揪斗老干们时，从中央文革小组为打倒老干们而有意透露给他们的中共内部资料和档案之中，看到了中共当局内部的腐败、勾心斗角、中共高干们所享有的特权，以及中共对民众所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

这促使了不少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红卫兵们的覚醒。他们当中有的也开始对现行体制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有的已开始考虑中国的未来，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长沙一中的红卫兵杨曦光(他后来改名楊小凱，出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并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当时写了一本《中国向何处去？》的小册子，试图探讨中国今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在红卫兵中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引起中共当局的震动，杨曦光因此被当局抓去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毛此时已经意识到：已经开始觉醒又有组织的数量厐大的红卫兵，对毛和中共的极权统治已构成严重威胁，必须予以解决。只有拆散他们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来，并让他们一天到晚都忙于糊口，使他们既不能聚集在一起，又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问题，这样红卫兵们对毛和中共当局的严重威胁才可消除。

本来通过招工、招干、参军等方式也可以达到拆散红卫兵的组织，把他们分散开，并使他们忙于生计，没有时间精力思考问题的目的。然而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早已把国民经济搞到了濒临全面崩溃的地步，许多工厂企业都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大多已人滿为患，哪里还能容纳得下数以千万计的红兵们。

在这种状况之下，老奸巨猾的毛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鵰的办法，那就是利用他那被捧上了神壇的巨大威望，向红卫兵们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知识青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伟大”号召。并把这说成是“反修防修”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大举措。

一千数百万红卫兵大多被迫、也有少数是自愿被分散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也有少数下到农场。红卫兵组织无形之中就被拆散了，红卫兵们下到农村后，一天到晚忙于自己的生计，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精力都被无休止的繁重体力劳动所剝夺。毛的这一招不仅消除了已经开始觉醒的、有组织的一千数百万红卫兵对以毛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的威胁，而且还大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国家和中华民族，以及知青这一代人造成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其恶劣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场运动使那一代人在接受知识、教育，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最佳时期，失去了接受教育增长知识的机会，使中华民族在人才的新老交替上出现了一个长达一代人的断层，这严重阻碍了此后中国大陆文化、科技和经济事业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知青的前身红卫兵们，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接受的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冷酷无情、无法无天、崇尚暴力、迷信领袖权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些思想行为和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灵魂深处，并成为他们今后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将危害他们一辈子而使他们不能自拔。

由于他们下放农村之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份丧失了通过教育增加新的多元文化知识来构建自己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价值观念的机会。这使得他们的价值观至今仍定格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上，而不能与时并进地形成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形价值观，这样的人，他们今后处在多么高的地位就会给他人、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这一点不幸已被中国大陆后来；直到现在的历史和现实所印证。

令人遗憾的是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后的今天(2018年)，对这场对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居然还有人为它唱赞歌，我想只有两种人会为它唱赞歌，一种是不明真相的人，一种是别有用心的人。

毛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最高指示发出后，中共当局立即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和动员党政军直到学校、街道组织的一切力量，从1968年底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于除了极少数由于年幼无知、头脑简单、受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蛊惑的是怀着将来要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理想，自愿去农村劳动锻炼的之外，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是被迫下放农村的。所以一时间车站、码头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前来送别的他们的父母亲人。不忍别离的哭泣声，和千言万语的叮咛声充满车站、码头，场面甚为凄切。每当车船啓动时，车站、码头上留下的便是主要来自从事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工作人员们的一片呼唤声，和知青父母亲友失声痛哭的声音。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和不安定因素，毛又发出：“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飯”的最高指示。以驱赶城市里出身不好、没有固定职业的家庭全家男女老少一起下放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对于不愿下乡上山的知青和城市出身不好又无固定职业的城市家庭人员，中共当局则采取註销城镇户口、取消粮食供应的办法，迫使他们无法在城镇生活下去，不得不上山下乡，不得不“不在城里吃闲飯”到乡下当知青、当农民。

据统计在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先后有一千七百余万知青被下放农村，有一千四百余万出身不好和无正式职业的城市人口拖儿带女地被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思想，他们在农村的境遇比知青们更为悲惨。

由于在毛关于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最高指示中有：“……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样一句话。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多的是，但是要送到农村去的“大学毕业的子女”却不好找，此时自周小舟被罢官后，就一向以极左著称的湖南省委和当时的省革委会就打起我们这批早就应补发毕业证，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三十来名“反动学生”的主意，湖南省革委会发出一个文件，指示各高校将各校的“反动学生”与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在农村的可回老家务农，家不在农村的可投亲靠友或隨同学校所在居委会上山下乡知青或城市居民一起下放农村。

省革委会对湖南“反动学生”的处理文件下到各高校后，各高校立即通知了各校的“反动学生”，并决定从1969年2月份起，全省高校停发“反动学生”的生活费。我校“反动学生”中只有我和王迪棠是家不在农村，在农村又无亲友可投靠的，其余的几位有的是家在农村、有的在农村有亲友可投靠。

我原所在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的职工听说我要下放农村，都希望我回该队务农，队上的范支书和老潘一起写了一个同意接收我去该队务农的证明，我拿到学校，学校说普通国营农场没有分配接受知青任务的不能接受知青前去落户。

湖南冶金学院的孫治国，他老家在湖南新田县城，也无亲友可投靠，因从农场回校后，我和他交往较多，彼此意趣相投，我和他决定下放到同一个地方，以便彼此有所照应。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找到学校所在的岳麓区革委会专管知青和城镇人口下放的“知青办”，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已接到省革委会的文件，你们的下放事宜由他们经办，并告知：沅江、华容、湘阴等县是岳麓区知青和城镇居民的下放地区，这三个县可任意选择，由于对血吸虫病的恐惧；又由于老家位于汨罗县范家园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反动学生”李德风的介绍说：湖阴县的东乡与他的老家汨罗县的范家园相邻，都属黄土丘陵区，没有血吸虫病，出产大米、红薯、茶叶，生活条件还不错。我想湘阴与长沙相邻，我到长沙的弟弟那里去比较方便，所以我和孫治国决定去湘阴东乡，并要求分到同一个生产队，知青办也同意了。接着湖南治金学院的龚玮、李永孝、曹楚材、张奠磐；湖南师范学院的袁立强也要求下放到湘阴县东乡；湖南财贸学院的任霭堂、王湘平随附近中学的知青们一道下放到了湘西的靖县；中南矿冶学院的王熙仁、王槐毓、张仲良、许业武选择了华容县，他们学校的卢楚薌选择了回广东新会农村老家，熊声祥选择了回广西桂林市郊甲山的农村老家务农，任国汉选择了回山东莘县老家务农；我校的王迪棠隨他的两个妹妹的学校知青一起下放到了沅江。只有长沙铁道学院的张鑫、梁白濒不知是何故，他们二人一直拖到我们下放到农村三、四个月之后，他们才被他们学校下放到湘西芷江县，在此期间他们还到我和孫治国下放的生产队来玩过。其他“反动学生”都分别回到各自在农村的老家了。

就在我们即将被下放农村时，我在农场的生产组长老潘专门从常德到长沙来看望我，因为他怕我下放农村后，再难有見面的机会，当时尽管我的经济状况很紧张，还要留点钱以备刚下放后没有收入时的需要，但我还是尽自已的一切力量招待他，我带他去吃德园的包子、楊裕兴的面、黄春和的米粉(这都是长沙久负盛名又花钱不多的小吃)；带他去拜访1960年精减下放城市人口时下放到二分场一队的长沙鼓风机厂和正圆机械厂的职工，这些职工“文革”期间又“造反”回到了工厂他们是冯正扬、刘底新、宋配凡、彭XX、蒋世忠等人，他们都还客气，纷纷留我们在他们的食堂就餐。老潘在长沙玩了三四天就回西洞庭农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