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中苏战争危机始末（4）危机消散

宋征

“真的要打仗了”的紧张气氛笼罩中国。9月27日林彪出席中国北部地区作战会议，他讲:“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北京）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当前，战备是最大的政治。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衡量一切、检查一切。”9月30日林彪视察空军所属的北京南苑机场，他对众将领说:“这个仗（中苏大战）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的，但一定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 10月1日，中共三大喉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社论突出地强调战备，中国的战备氛围迅速白热化。10月7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国各地立即设置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警报系统，要求军队的各级司令部和各省市防空领导机构昼夜上岗值班，保证及时地接收和发出警报。 10月9-10日林彪率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等人到中国北部的张家口地区勘察地形和视察部队。在已经相当寒冷的张家口，林彪再次提出:“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就是政治。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实上，这不是协商，也不是要求，而是指令。随即，经毛泽东批准，林彪这一指示作为动员号令，向全国发出。回到北京后，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召集政治局会议，连续用几天时间，细致制定在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10月14日林彪召集北京军区将领们部署加强北京以北区域的防御。 他指示“中央军委办事组”执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部队的调动和扩编。迄今，众多“文革”研究者们虽然对林彪在“文革”中的政治行为争论不休，但一致同意“林彪抓战备是认真的”。

10月份，中国部署中国北部地区兵力有：北京军区的8个野战军（第24、27、28、38、63、65、66、69军）和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野战军（第16、23、39、40、46、64军）和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2个野战军（第19、21军）和1个坦克师，还有新疆军区的8个步兵师。总计16个野战军、9个坦克师、8个步兵师，以及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的地方部队约二十个步兵师，组成战略防御体系。这些兵力约占中共陆军总数的一半。 除此，还有作为支援的部队：武汉军区3个野战军和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3个野战军和1个坦克师，而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多数集中在中国北部。按照中方的防御计划，如果驻蒙古国的苏军合成兵团取道内蒙古进攻北京，中方首先的牺牲品将是内蒙古的十万地方部队和三十万当地民兵、以及六十万“上山下乡”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在这些牺牲品后面，一线排开布防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的七个野战军是正面抵抗苏军进攻的防线，另配有山西、河北的五十万民兵。该防线西侧翼有第63军守备山西太原、防御苏军经太原直捣北京；防线东侧翼有第66军驻守天津防备苏军从渤海登陆突击北京。北京附近则部署了中国仅有的一支“摩托化”部队第38军，以便最后一战。但是，即使北京有了如此庞大兵力的团团护卫，设若15万驻蒙古国的苏军果真行动，那么中共部署在内蒙古-北京地带的百万部队还是无法承当苏军以钢铁洪流式的大纵深和高速度的立体进攻，数天之内苏军兵临北京城下是完全可能的。除此之外，毛泽东更为恐惧的是苏联的核打击。毛当然明白苏联若打击中国核设施，便打中了中国要害，而中方并没有核反击的能力——所谓的中苏“核对峙”根本不曾存在过。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预定在北京开始，在那个日子来临之前，恐慌苏联实施突然袭击的气氛弥漫着中国，全国进入“战争前夜”状态。这时毛泽东明确道出他对核攻击的担忧，他说:“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 10月15日毛泽东命令疏散在北京的“老干部”，指定由周恩来、汪东兴具体承办。当天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先行乘专列离开北京，直奔武昌。 此前毛泽东已在外地疏散了四个月，中苏战争危险消散后他返回北京，他在中南海仅仅住了22天，中苏战争危险忽然升级为核战争，他不得不再次自我疏散到中国南方，直至翌年4月11日才返京。这神一般的“伟大领袖”现在简直是东躲西藏了，再次展示出他夸夸其谈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自信与尊严，并非真实。

周恩来留在北京处理政务。10月17日上午周恩来向“老干部”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紧急疏散他们的决定，宣布已给每个人都指定了去处，由中央警卫部队分别带走，诸人之间不准互相打听去向，已被“打倒”者也要押送到内地继续关押。在其后的两天里，朱德、叶剑英、董必武等人被带往广东，陈云、王震等人被带往江西，聂荣臻、陈毅被带往河北，徐向前等人被带往河南。刘少奇被遣送河南开封，邓小平被遣送江西，陶铸被遣送安徽合肥。不久，刘少奇、陶铸分别死于遣送地。与此同时，中国各城市也进行了与“下乡落户”结合在一起的人口疏散，数百万名城镇居民被送往农村。这样，中国战备由白热化转为恐慌化，珍宝岛冲突的后续效应越发严重了。10月20日，周恩来与黄永胜一起转移到北京西山的地下工事指挥部里。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工作台历，记录着他的工作日程，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的四个月时间，记录空白。这表明周恩来直到翌年2月，他才回到了“西花厅”办公室。

在苏州，10月18日林彪发布了后来被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的军事指示。18日下午5时许林彪口述了给黄永胜的“六条命令”，要求全军进入紧急防御状态、军事指挥班子进入战时位置、疏散“三北”地区的部队和坦克飞机和火炮。8时许，叶群用电话向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报告了林彪的军事指示，毛泽东并无异议。当夜在北京，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在文字整理“六条命令”时，加上了一个编号标题“林副主席的第一号命令”，于深夜时分送黄永胜审查，但被黄的秘书告知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下，不宜打扰。此时阎仲川认为时间紧迫，不容延误，遂自主决定向全军传达。林彪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据汪东兴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书面文件在第二天传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拿给毛泽东看，毛同意全军立即执行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但似有不悦，用火柴点燃了该文件。汪东兴只保留了那个装文件的信封。这可能表明毛泽东对“林副主席的第一号命令”这个标题有所不满，但毛没有与林彪进行沟通。当晚周恩来向汪东兴探听毛泽东对“第一号命令”的反应，汪说:“毛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惊诧地问:“烧了？”汪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周听到这里就再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却把这“烧掉”情况悄悄转告了林彪。由此可知周恩来一直在紧密窥探毛泽东和林彪，他煞费苦心。

林彪发出“第一号令”后，10月19日中国全军进入“一级紧急战备”状态，共疏散95个师、4,100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中国北部有94万部队离开兵营进入野外。据一个当年在中国北部第69军的士兵回忆的情况是，那时军队接到的命令是“一级紧急备战”，但是部队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准备开战”状态。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达后，第69军进入了大同市以北的丘陵地带，以营、连为单位分成许多支队伍，疏散，挖掩体，部队没有配发弹药，官兵没有战争来临的紧迫感。但这不可能是第69军的擅自行为，说明了军事指挥系统实际上并不认为苏联会发起全面进攻。在“一级紧急备战”那些日子里，中苏边界平静如常，然而在中国内地各城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紧急疏散和多次的防空演习，处于临战状态。中国的行动引起周边其他国家的迷惑不解，在东亚地区的苏军、美军和台湾军队相继进入了短暂的戒备状态。林彪的秘书说:“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之前开始午休，但10月20日那天他坚持要等到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他怀疑苏联飞机不是运载谈判代表团的，可能是携带核弹的不祥之客。他吩咐探明苏联飞机是什么时候从苏联起飞、何时飞近北京。我是一步一报，不厌其烦。直到中午过后，他听到我转报北京传来苏联飞机降落的最后一次报告：情况正常。林彪这才肯去休息。” 是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中苏之间的谈判虽然不会有明确的结局，但边界上双方军队不再互相射击，双方都不再进入有争议的边界地带。从此林彪对于“一级紧急战备”不再过问。而且，林彪竟然忘记了中国北部还有百万兵员在野外疏散、风餐露宿。10月2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临时指示各军区军种，“疏散出去的部队，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天气转冷，疏散的部队不要露营，要搞好行政管理和物资保障”等等。 直到年底隆冬，各军区纷纷来电请示部队是否可以停止疏散回营房，林彪却不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疏散呢？” 秘书只好解释道:“部队疏散是根据首长（林彪）的命令。首长不发布新指示，各军区自己不好作出部队回营房的决定。” 林彪总算明白了:“你给黄永胜打个电话，我看部队可以停止疏散了。” 自此中苏战争危机云消雾散。但直到1970年，中国的战备气氛仍然浓厚，战备被纳入全国日常工作，常备不懈地运行，也被当成带动其它各项工作中的“纲”，直到1971年才逐渐松弛。疏散到农村的城镇居民也陆续返城。此后，中苏边界一直相安无事。

事实上，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毫不存在打仗的必要。中国人在忙于“文革”，俄国人在忙于争霸全球。对于一个外国（中国）的内部纠纷，亦即“文革”越来越深化的内斗和混战，俄国人乐见其成，并不打算介入，更没有出兵攻打的必要。在两国最高独裁者的意愿上，“毛泽东害怕的是：如果苏联发动军事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他的统治都可能被推翻”； 勃烈日涅夫的担忧是战争会打乱苏联的宏图。两人在各忙各自的事情，谁也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业，去打一场莫名其妙的中苏战争──不知道这个战争会持续多少年、两国会遭受多大伤耗。战争危机，实际上起源于中苏之间的一个深刻误会，双方都认为是对方在横生枝节，要发动战争。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它是一个偶然误会，要么正好相反。要探讨其中的区分，就需要详细追究这个误会是怎样形成、又怎样演变为剑拔弩张的。

事实说明：毛泽东对珍宝岛事件引发的中苏冲突，在看法上存在一个变化过程，即从一开始轻视为小事件，到后来断定苏联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并下令进行全国备战。这种变化源自于：珍宝岛事件激怒了苏联，引起挑衅效应，致使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核战争威胁被过份夸大，而中共高层又都附合了毛泽东的看法，使毛泽东更加相信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