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四十二章 

季鹏

对人民的大清算：清查“五一六”

                      分子和“清理阶级队伍”

在文革后期，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毛认为他的文革基本告成了，对造反派的利用已经结束，应该到了反过来对这些“反民”“刁民”进行“清算”的时候了。这样，文革转入了对造反派乃至全国人民进行“总清算”阶段，这是毛早已有之的计划，即文革后期的“斗、批、改” 阶段。所以，总的看，这场文革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没有什么不同，仍然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一、清查“五－六”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

毛第一个要清算、镇压的就是他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红卫兵和各地的造反派组织。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造反派”（广义造反派包括学生红卫兵和后来涌现的各行各业的造反派，亦即除“保皇派”之外所有参加文革的人民群众）本是毛在文革中亲自扶持起来的新事物，是文革的基本依靠力量。怎么又变成他打击、清算的对象了呢？但事实就是如此荒谬。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文革中曾经是他的亲密战友、忠实助手、或帮凶爪牙式的人物，最终有几个不是被他抛弃、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了呢？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等、等等。再说远一点，曾经为他打江山的功臣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罗瑞卿，以及刘少奇、贺龙、陈毅、刘伯承等人，哪一个不是被他当作“良弓”、“走狗”处理了呢？也许读者会说，那只是少数人，而“造反派”却是遍布全国的庞大群体，怎么可以“处理”呢。其实在毛看来，造反派人数再多，比起八亿人口仍然占少数，毛做事、特别是对敌人，总是追求“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不留后患。他取舍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对自已有利，是否需要，而不是别的。所以他手下的人走马灯似的不停变幻，今天坐上宾，明天阶下囚。

按照毛原来的计划，对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的抛弃应该在完成了对各级“走资派” 的夺权之后，到那时再反过来对自己阵营进行 “清理阶级队伍”， 把那些自以为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造反派气焰打下去，对那些混进造反派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 进行清洗、镇压。这样才会取得真正、彻底的胜利。

但武汉的“七·二0事件”，廹使毛将这一计划提前实施，因为毛知道了他的军队已经与地方原当权派结成了牢固的同盟，从而使得他的红卫兵、造反派“夺权”成为不可能。面对这－变局，毛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重大修正：一是被迫放弃对原有当权派全部打倒，进行全面换班的念头，改为基本保留原来的政权班子，只作少许调整；二是抛弃自己－手扶持起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以保证军队和地方当权派对他的忠城。在这一关键时刻，毛表现出了他的奸雄加痞子的本色，为了他的根本利益，他毫不犹豫地来个政策一百八十度转变。

毛当然知道这样做会激起造反派的不满和怨恨，根据他一贯的行亊风格，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 于是就有了 “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全国性大运动。

二、对造反派穷追猛打的借口：纯属子虚乌有的 “五一六”

由于受到“七二0事件”初期对陈再道和保守派声讨、批判的鼓舞，各地红卫兵大有向军方和地方保守派发起反攻、夺回文革主导权之态势。在北京，红卫兵们占领天安门广场达一周之久，要求公审刘少奇，还包围周恩来的办公地，声称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外交部的造反派要打倒陈毅，一度夺取了外交部的大权。还对外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进行骚扰，挑衅。最高潮是在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

然而，这时毛己醖酿“变脸”。毛便以此为借口发动批“极左”，趁机实施他的政策大转变。他首先下令逮捕了七二0事件中的“英雄”王力，以及另一位中央文革大员关锋，（不久后又逮捕了另一干将戚本禹，至此，中央文革三大干将、毛主义新的理论权威全部被毛作了笼络军方的替罪羊。）同时发表了笼络地方当权派、抛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南巡讲话”。

但是，要真正全面、彻底清算红卫兵还得另找－个罪名。这时毛想起了刚刚被取缔、摧毁了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五一六兵团”，便决心以清查“五一六分子”之名，对造反派进行毁灭性打击，从而进一步实现他取悦军方、结束文革的目的。

关于这个“五－六兵团”前面的文章中已简单介绍过，现在再补充一点。这个五－六兵团正式成立于1967年6月14日，6月30日该兵团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制定了所谓的“作战计划”，以“倒周”为主要目的。但到了7月29日，五一六的4名成员被公安机关抓获。

8月8日，4人又被释放，宣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19日后，五一六加紧活动，四处张贴反周恩来的标语，散发反周传单。周恩来对此十分紧张，此时他尚不知道毛对五一六的态度，为防不测，周随身携带牙刷、牙膏、毛巾等随身用物，随时准备被捕入狱。

五一六的活动也并未受到阻滞。但令“五一六”没有想到的是，武汉七二〇事件引发了毛对造反派的态度根本性改变，毛决定牺牲造反派以讨好军方和地方实力派， 这时毛正在寻打击造反派的借口，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五一六兵团”闯在刀口上，于是毛决定拿五一六开刀，并发出“反极左”的号召，要求“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五一六！”

为了贯彻毛的指示，中央文革于8月10日、11日，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生“红代会”开会，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做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实这一提法是毛本人在1966年11月提出的，现在毛把它转嫁到王力、关锋等头上）。正式部署“打倒五一六”。

会后，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与五一六划清界限，批判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誓死保卫毛主席”等等。8月20日，五－六头头张建旗被抓获。25日，五一六的本部被捣毁。26日，北京和全国红卫兵两万多人在张建旗的“老巢”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北京五一六匪兵团”大会，会上，张建旗等5个五一六头头被揪斗，组织被取谛。至此，五一六被摧毀了，此后也没有恢复活动。

其实，毛和中央文革都在小题大做。所谓的“五一六兵团” 只是人数极少而且只存在于北京部分院校的组织，按照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打倒了五一六之后接见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代表时所说，它“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毛故意大做文章，显然是要借打倒五一六之名，行他的打击、歼灭全部造反派之实。

事情到此本来结束了。可毛泽东又节外生枝，重提此事，并要将其搞成－场全国性的运动。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有一段与文章本身毫无关系的一段话：“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原来这个“狗尾”是毛所加。

与此同时，紧跟毛的林彪也传出话来：“宁可饭不吃，觉不睡，也要把五一六分子抓干净。”于是，在全国吹响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号角。

可我们已经知道，五一六组织已经被全部摧毁了，头头都被抓起来了，而且它在全国各地并无分支机构，这些毛都是清楚的。那么，毛为何还要发动一场在全国清剿五一六的运动呢？

这就是毛的一贯作派，也是毛主义的奥妙之一，毛发动什么运动，清查什么“集团”，从来只是从他的“需要”出发，根本不考虑有没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只要他一打，“事实”就出来了。这次清查五一六也是如此。

毛考虑的是：开展这场运动，除了将这些有“反骨” 的 隐患拔除，为结束文革扫清障碍之外，从长远看，对于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斗争也是极为有帮助的，他将专门要打倒周恩来的五一六组织弄成一个全国性的、到处都有的庞大网络，一方面表现了全国“反周势力”的强大，另方面，必要时就可以此为借口倒转一耙，将周恩来打翻在地。

周恩来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他不愿看到掀起一场全国性的“保”自己的运动。所以，在9月16日毛接见北京部分大专院校的代表时，在场的周恩来强调打击五一六不要搞“扩大化”，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

可是，精明的毛岂肯让周左右这场运动？毛牢牢地掌握这场运动的领导权，不断给这场子虚乌有的运动添柴加火，打击面越来越宽，手段越来越残暴。面对如此局面，周只好缄默无言了。

按照毛最初的布置，他想在1967年9月之后就将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全国铺开，以此推动造反派的垮台和各省革委会的成立。但当时各地的两派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全国到处硝烟弥漫，要静下来清查五一六是不可能的。所以，毛只好改变计划，先用武力打垮造反派，待到各省都成立革委会将大局控制住以后，再慢慢收拾已经没有了枪杆子的“五一六分子”（后来又加进“清理阶级队伍”，主要针对没有参加造反组织的人）。所以，首轮清查五一六的计划只在北京等少数地方进行，而且不了了之。

过了一年，1968年9月，这时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都已成立，造反派巳被打垮，具备了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的条件。于是毛任命陈伯达任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再度拉开序幕。

可是初期各地进展缓慢。1970年1月31日，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督促在全国开展清查、打击五一六运动。

过了－两月，毛觉得各地执行不力。3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专谈清查五一六问题，气势汹汹，大大提高了调门，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毛要坚决将假戏真做了。毛之所以要这么无中生有，大抓五一六，除了要清除他心目中的隐患之外，还想借此将文革中制造的各种罪悪全部转嫁到造反派（五一六）头上，让他们来作替罪羊。这个通知从文词到口气，都是毛泽东的风格，为毛亲自拟定或无疑。从这个通知中也可以看出各地对清查这个子虚乌有的五一六运动有些抵触，因为事情是那么明显，各地根本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五一六”组织，怎么“清查”呢？

无奈，毛已抱定决心一意孤行，他从来坚信，只要他想要的都可以弄假成真，就象他制造出那么多“反党集团”、“ 反革命集团” 那样。只是此前他制造出的各种“反党”、“反革命集团” 一般是由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构成，如今他要更上一层楼了，要“造”出一个全国性、人数无限的“反革命集团”来。可见，毛已经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卑鄙无耻了，再次显现了他那的流氓、巨骗本色。

在毛的强力压迫下，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按照“3·27通知” 的要求，成立了清查五一六的领导机构，设立了专门办公室和调集了大批办案人员，开始掀起了清查五一六高潮。暴力之下，无求不得，转眼间，各地“五一六”组织及领导成员、幕后操纵者等等大批“涌现”，纷纷落网。

在运动中，“五一六分子”又有了新的定义，即：凡对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军队“三支两军”工作、对新成立的“革委会”有所不满，发表过不同意见的人，都属于“五一六分子”和五一六活动的范畴。都在清查和坚决打击之列。至此，毛泽东终于撕去画皮，展现了他借文革对全国人民实行新一轮“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的阴谋，也就表明这场文革完全是“反右派”的继续。文革初期他提出的所谓“革命有理，造反无罪”口号，完全是毛新设的“诱饵”，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全国人民又一次被毛欺骗并玩弄于鼓掌之上！    

随着运动的“深入”，被打成五一六的人越来越多，罪行越来越古怪，包括相当多原来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的成员，也成了“五一六分子”或“后台”。五一六无处不在，人人自危。更为可笑而且匪夷所思的是，全国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陈伯达也被宣布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幕后操纵者“。接着，全国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副组长、请査运动的实际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也步陈伯达的后尘，成为又一个五一六“幕后操纵者”，而且比陈伯达更惨，被迫自杀身亡。

至此，清查五一六完全变成了一场“政治魔术秀”，一场黑色幽默的大丑剧。可是，这场大丑剧的总导演毛泽东仍不肯收场。他指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国语学院。”毛调整了中央清查五一六的领导班子，要将清查运动继续“深入”下去。

不久，清查又爆出了更大冷门，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于是毛宣布林彪是全国五一六的最大领导者和“总后台”。 至此，这场大戏算是演到头了。

即使已经到了查不下去，连下面的喽啰、打手都感到无聊和可笑了，可是毛还是要将五一六继续查下去，对造反派继续清算下去。这时又搞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毛新的指示，各地要把“批林批孔”与清查五一六“结合起来”。于是将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列为五一六集团的“思想后台”。后来又将清查五一六与“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至此，清查五一六已经纯粹变成了各级当权者排除异己、构害政敌、残害人民的手段，成了一柄高悬于中国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过，魔朮玩久了也就不灵了，不管毛和各级当权者怎样舞弄这根魔杖，人们对它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大概到了1975年以后，这场运动终于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纵观清查五一六运动，从头到尾都为毛一人所推动，因此它也就具备了毛式运动的典型特征：无中生有、指鹿为马、暴力威逼、制假售假、黑幕重重、丑恶无比。这场运动到底使多少人死亡、多少人伤残？多少人遭受廹害？当局没有公布，恐怕是个永远无解之谜。以下，我们只就亲历者提供的局部资料，粗略见识一下这场可怕的毛式运动的真相。

下面是江苏省、南京市清查五一六的简况。

江苏省从1970年4月起（毛的“3·27”通知之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前后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可称之为建国后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案。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由毛的亲信、但却是抵制和反文革的大将、南京军区司令员兼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负总责。许则委托主持江苏省委日常工作的军队“支左”大员吴大胜具体领导这一运动。于是，运动有了鲜明的军队对文革清算、报复的色彩。

首先成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大得出奇的第二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办”），二办自成体系，它虽然由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兼任主任，但却避开原党委系统单线领导。二办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一切五一六涉案人员，它单独设立了自己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守警戒。二办成了一个凌驾于现有权力系统之上、类似“厂卫”的特务系统。

根据毛的部署和指示，江苏省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提出：五一六组织在江苏省遍布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江苏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打一场清查五一六“人民战争”的部署，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成员成为这个运动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及人员（统称之为“旧人员”）中，凡有对文革、对军队支左、对军管稍有微词的，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其中又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由此可见，清查五一六主要目的在于为军方“出气”， 为军方“复仇”，毛要进一步拉拢军方。

为了便于办案人员操作，省二办列出了31个问题作清查重点，任何人只要沾上其中一项，即可认定为“五一六分子”。

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扬言：江苏挖不出十几万五一六分子说不过去。三年多过去，1975年5月，由新的省委领导人组织的调查显示，在三年多时间里，有13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基本上实现了运动开始时的计划。又据省高级人民法院所收集的信息，在清查中致死2000余人，伤残无具体统计。

这场运动究竟是如何搞的呢？南京大学是当时省二办选准的“突破口”，二办派出省党组织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省委常委，当时省委尚未恢复）迟明堂坐镇该校抓点。迟得出的主要经验是：“政策攻心，军事压顶”；“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具体说就是先在所有地方写满打击、清查五一六的大标语，造成觸目惊心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然后发动自查、坦白和相互检举揭发。随后，清查工作队根据所掌握的材料，确定“嫌疑人”。接着便是对嫌疑人进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术，不准其睡觉，办案人员则轮流审讯，轮流休息。这样，几个昼夜下来，被审者受不住了，纷纷“缴械投降”（最长者坚持了13昼夜），承认了所有被指控的罪名。这便算是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也就是所谓“取胜于拂晓”。

接下来是更猛烈的追交“联络图”。 既然你承认是五一六分子，自然要交待“组织成员”, 即“联络图”。交待不出即视为顽抗，便在 原来的车轮战基础上加上刑讯逼供，不管你身体多么强健，意志多么坚强，此刻也就熬不住了。于是只好“一错再错”，按照审问者对你的提示編造故亊。审讯者则按照你提供的联络图“按图索骥”，抓捕你的“同伙”，被抓者然后又如法炮制，就这样，五一六分子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多。

就是靠这种办法，经过4个多月的“清查”，南大共有1560人上了五一六名单，接着人人过关，其中108人被逮捕关押，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据被划为“五一六分子”后来描述当时的景况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清查五一六的领导者又想出了一条毒辣的妙计：允许被审者检举揭发专案组人员中的五一六分子。这正好给了这些被陷害者泄愤复仇的机会，于是，很多专案人员纷纷落马，昨天的审讯者，今天变成了被审者。连在南大蹲点的省级大员迟明堂，也被 一名南大中层干部“咬”成了五一六的“后台”。迟在1971年2月被迫“靠边站”，同年10月隔离审查，随即被投进了监狱。真正做到“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了。

南大的经验被在全省推广。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成员首当其冲，批斗的批斗，抓的抓捕。于是清査重点转移到机关干部、企业一般员工身上。省级机关又首当其冲。当时江苏省级机关共约5000人，大部分去了五七干校。在单位“留守”的一千余名干部中，厅局级干部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占55.5%，处级占42%，一般干部占30%。

新成立的省革委会也不能幸免，45名常委中25名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其中包活8名军队支左干部。甚至连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的彭冲，也上了五一六的“大名单”。

   下放在省五七干校的省直机关干部有3000多人，被点名审查的1600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二百多人，80%被认定为五一六分子。

南京市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先后抽调、组织了两万多人参加清查五一六的专案组和小分队，举办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两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达20余万人次。到1972年底，全市共有两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致死300余人。

其他地市也不大体如此。如盐城地区，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五一六的6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五一六的43人。

工人也不能幸免。在基层厂矿的工人中，清查五一六同样搞得轰轰烈烈，南京华东电子管厂在清查五一六的一个动员大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并检举揭发他人。结果，全厂半数干部、工人都成了五一六分子。

就这样，运动的实践证明了伟大领袖毛关于五一六问题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

（以上取材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潘祝平的文章《江苏省清查516冤案》）

下面是一个人的回忆：

孟祥才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是学部造反派组织“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的头头之一，担任历史所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副组长。

孟回忆，他所在单位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次。前一次时间很短，大约在毛泽东1967年9月8日发表了（附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之后的）关于要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之后，北京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孟所在的学部也兴师动众大抓了一阵五一六分子。因为当时对毛的指示和中央的意图还领会不深，清查五一六还比较“实事求是”，清查仅限于该单位与王力、关锋有点牵连的一派组织的头面人物潘梓年、吴传启、傅崇兰等人。这些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其余也就没有什么动作了。第一次清查五一六就这样不了了之。

1969年下半年，己是文革后期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双双开进了学部，很快，便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学部的清查工作开始不久，当时中央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作者没有点出姓名）接见了学部的工、军宣队主要负责人，这位领导人明确指出：“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这就为孟所在地单位清查五一六定下了基调。

起初，孟祥才并不害怕，因为他根本与五一六不沾边，所以很坦然。谁知，运动的发展很快打破了孟的平静，而且迅速将其卷进运动的漩涡中心。

工、军宣队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认定学部肯定有大量五一六骨干分子，于是加大力度，大张旗鼓开展清查工作。孟祥才是造反派组织头头，又担任历史所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自然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之一。

但是作者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五一六组织，也不知道单位里谁是五一六。不过，这一切并不重要，工军宣队照样很快就把他打成五一六分子，而且他自己也“坦白”承认了。这个过程很简单：

工军宣队把他找去谈话。先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对本单位是五一六“大本营、黑据点”的定性。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容置疑的，这成了他们谈话的前提。

接下来，找他谈话的人指出，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指出的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骨干分子”中有一个叫傅崇兰，是历史所孟的同事，这个傅崇兰曾担任历史所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而孟祥才是副组长，两人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审问者追问：“傅崇兰难道是个光棍司令吗？他一定要发展组织，在历史所，他第一个发展的是谁？”

孟傻眼了。按照逻辑，傅发展的第一人应当是自己。可是，他确实没有被发展呀？他只好说：“依照逻辑推理，他第一个应该发展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确实没有发展我。”

孟祥才被认定为“负偶顽抗、态度恶劣”。于是，接下来对他采取车轮战，两班人马对他轮流逼供，不准休息。熬了几天几夜，实在顶不住了，绝望了，只好承认傅崇兰发展了自己，自己是五一六分子。

孟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关了。殊不知，缺口一旦被打破，接下去就“顺理成章”要交代一大堆问题。首先是他在五一六中的“身份”、即“职务”。审问者暗示他不可能是“一般成员”。这时他已经抱定“破罐子破摔”的对策，就大胆给自己加封为五一六的“宣传部长”。但审问者告诉他：“不老实！”他又改封自己为“作战部长”，对方仍斥之为“不老实”。他一狠心再提一级：“参谋长”。可审问者仍然摇头。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了，想了一下，干脆承认为“副司令”。没想到对方仍然不买账。孟祥才已经不再考虑什么了，就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审问者斥责：“态度十分恶劣！”

后来审问者启发他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最高最大的两个官是什么？”孟回答：“一个是司令，一个是 政委。”审问者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就这样，孟祥才被认定为五一六政委。他也只得承认了。但是，审讯者告诉他，他是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为什么有个“第二套班子”之说呢？清查人员说：“第一套班子的人已经被抓进监狱去了，你们是后备的第二套班子。而且，1967年那次清查五一六，是第二套班子抓了第一套班子”，是假清查，打掩护。现在轮到抓“真的”五一六 了。

事情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孟祥才只好按照对方要求一一招认了。

但是亊情没有完，再接下来，清查人员要孟交代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政变成功后如何安排中央的职务。这个问题他绝对没有想到，但是不交待是不行的。于是，他只好将当时已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各个“五一六后台”安排了相应职务。清查人员追问他自己被安排什么职务？孟说：他在大学期间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只想当专家学者，不想当官。清查人员提醒他说：现在形势变了，有了当官的机会，不当也得当。孟祥才想，他所在的历史所是个司局级单位，我就当个历史所所长吧。可是，清查人员不同意，说：“戚本禹是副总理，你同他关系那么好，他怎会仅给你个所长干呢？再说你当时的野心已经不是个小小的所长了，肯定给你的官比所长大。”孟想了一下，就把自己政变成功后的职务升为国务院的部长。这样，清查人员才说：“这还差不多。”

清查就这样定告一段落了。不久孟祥才被关进门窗封闭的黑监房，在那里监禁了9个月。后来突然接到通知，学部全体人员去河南息县办五七干校。行前，工军宣队召开了宽严大会宣布清查暂告一段落。不过，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仍然未定案。

在五七干校期间，孟发现所有的被审查对象都像自己一样胡编乱造了一套口供，人多了，五花八门，口径统一不起来，是造成无法定案的主要原因。工军宣队为此颇费脑筋。事情只好拖着。

1971年春天，上面又来了指示，学部五七干校停办，全体队员集中到河南明港一个军营，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先是传达毛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风吹”。接着念了一个中央文件，大意是过去清查五一六只重视清组织，忽视了清罪行，走了弯路。这次主要是清罪行，罪行一桩一桩搞实了，他们就翻不了案了，云云。

在清查五一六的罪行中，被审查者发现了一个小小变化，就是不再清算攻击陈伯达的罪行了。原来毛与陈伯达决裂了，但还没有公开点名。被审查者自然不被告知。

“罪行”其实早就清查过无数遍了，再来清查，无非是将一些本来就子虚乌有的“罪行”夸大、上纲上线得更高。这主要靠逼供信，车轮战朮，手法与过去一样，并无新意。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九一三”事件，这些被审查对象自然不知。他们突然发现报纸上不见刊登林彪的消息了，而且原来追查得很紧的“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也不追了。他们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刺探”消息，有的被审查对象故意在大会小会上交待“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结果使得工军宣队和清查人员异常尴尬，不知所措。

到了11月，工军宣队为了制止被审查对象继续交待“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不得不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宋义代表工军宣队讲话，他说：“今天召集你们这些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开个会，内容是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宣读完文件后，宋义说了：“你们这些五一六骨干分子，交待了两三年，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待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待与林彪的黑关系！”

九一三事件虽然使清查五一六乱了套，但毛仍然要将清查五一六运动继续下去。清查人员和一些清查积极分子也害怕这些被审查对象的问题“一风吹”，自己没有了功劳不算，还树立了仇敌。于是就继续全力罗织罪名，进行逼供信。为此，制造出了不少天方夜谭式的冤案。有一个重点审查对象，被逼写下了几万字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其中说到，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到中南海，历史所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毛的住所绑架毛。如此荒诞离奇的“交待”，领导运动的军宣队竟然当作五一六的重要罪证加以宣扬。交待者确实也颇费心机，因为考古所要进行考古挖掘，拥有一些挖掘工具，所以派给他们挖地道的任务比较“合情合理”。可是，铁道兵两个师在北京修地铁，以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历时数年才修好几十公里，而考古所那点考古工具敲敲打打，能挖地道偷袭数里之外的中南海吗？再说8341部队日夜巡逻，行人都不能在红墙附近驻足，历史所那几个文弱书生能冲进去绑架毛泽东吗？连这种荒唐的交待都被拿来的当作五一六的“罪证”，可见，当权者确是黔驴技穷了。

1974年底，原工军宣队走了，新的工宣队进驻学部。可是这一回，工宣队的主要任务是来给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审查对象“落实政策”。结果是，学部中的五一六的“组织”没有了，“罪行”没有了，被审查对象全部以“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一风吹了。终于，学部作为钦定的五一六“大本营、黑据点”，以没有找到五一六一兵一卒告终。毛处心积虑坚持了七、八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以彻底破产收场。

不过，这场全国规模、历时八载的清查运动，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惨遭迫害，无数人被逼致死、伤残，这笔血泪帐又该怎样算呢？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孟祥才的文章：《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三、规模空前的大迫害：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后期另一场比清查五一六规模更大，涉及更广，受迫害的人数更多的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它与清查五一六相辅相成，是毛对全民进行迫害的滔天罪行。

   清理阶级队伍际上比清查五一六开展更早，对象更宽，规模更大。它不局限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与文革有关的人，而是一切社会成员；它追查的问题既包括文革中的人和事，又包括所谓的“历史问题”。因为也是毛一手导演的，所以，其基本手段与清查五一六差不多，但总的说更加野蛮、残忍。

   早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说过，文革后期所有单位、所有领域都要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就斗、批、改的“斗、批”阶段。由于后来的“夺权”和武斗引起的流血冲突一时难以平息，斗批改被迫延期进行。

   1967年10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这可视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信号，不久，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就正式启动了。1968年3、4月以后，运动逐渐进入高潮。

清队是在实行军管或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各地方之后进行的，这时，毛泽东依靠军队这支超级暴力工具已经控制了大局，多数地方、多数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开展了清队工作。清队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已经审定的、和尚未查出的所谓地 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 再来一次大清查、大定案、大处理。它的对象既包括党内、政府、企业和各种社会团体的人员，也包括街道居民、农民等体制外人员，是一次真正的全民“大清洗”运动。当然，像毛时代所有运动一样，它不是真正清查有上述“问题”的人，而是借清查之名，对执政当局看不顺眼的人、特别是“文化人”和被怀疑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打击、迫害。例如，在学校和科研、文化部门，几乎所有教授、副教授和在学术上有建树、有成就的人都被打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一律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其它各行各业凡是业务拔尖的人员也无一例外被冠以各种罪名进行迫害，例如，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以一出《天仙配》享誉全国，大概是她的名气太大了，招来了芸芸小辈的忌恨，在清队中，居然被戴上十三顶“帽子”，包括“美苏特务”这样吓人的罪名。在受尽凌辱后，严于1968年4月8日愤而服药自杀，她丈夫发现她服药自杀未死，报告单位头头要求送医院抢救，头头不但不送医院，反而召开现场批斗会进行批斗，只是由于严已经无法站立，才被送去医院。然而医院拒不收治，最后在未作任何治疗的情况下离开人世。严凤英死后，所在单位仍不肯放过，以所谓体内藏有特务使用的微型收发报机为由，责令医院当场将严剥光衣服进行解剖检查，对其尸体进行侮辱。

体育名人也不放过。当时被誉为我国“乒坛三杰”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均在1968年春末夏初的清队高潮中自杀身亡。这三人都是爱国的香港同胞，主动从香港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姜永宁和傅其芳1952年从香港一同回大陆参加全国乒乓球赛，分获冠、亚军。之后参加国家乒乓球队，多次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在清队中，“从香港回大陆”成了洗刷不清的罪名，傅其芳第一个因经受不起残酷的批斗、游斗、毒打，于1968年4月16日在关押自己旁边的小屋自缢身亡。

姜永宁平时爱看报纸，被认为有“特嫌”。1968年5月10日被隔离审查，抄家时又发现姜少年时代一张照片衣服上有太阳旗，便认定是“日本特务”， 被刑讯逼供。15日晚，又遭到毒打。第二天自缢身亡。

容国团是为中国争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优秀运动员。在清队高潮中他执笔写了一份请战第三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报告，被怀疑为“特务”。容受不了巨大压力和折磨，走上了与傅其芳、姜永宁相同的道路，1968年6月20日自缢身亡。

短短的两个月内，“三杰”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反映了香港同胞未曾受过大陆同胞的“运动锻炼”,“抗打击能力差”的事实。由此可见，自由世界的人类到中国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能适应中国的政治气候，“三杰”的遭遇可说是无数在中共建国初期抱着无比激情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者们的缩影。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毛主义的巨骗和反文明本质。

损失了体坛三员虎将，国家体委不仅不痛心，反而大肆宣扬国家乒乓球队挖出了一个香港“潜伏特务组织”，排除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大概算得上清队运动中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下面叙说几个单位的清队故亊。

（一）老工人的悲哀：二七厂清队。

在1968年清队运动的高潮时期，毛泽东派出中南海警卫团即8341部队的“军宣队”，搞了一个“六厂二校”（指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清队经验，作为向全国推广的样板。这个由毛的御林军搞出来的样扳，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为清队运动向全国深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下面，我们看看样板中的事实，以窥清队运动之一斑。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工作，是毛钦定的清队工作的先进典型，受到毛的高度评价。中共九大代表和多次全国性会议的代表都曾经到该厂参观学习、取经。在1969年4月25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大谈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就大量引用二七厂清队的有关资料，以说明“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阶级手里”。

人们从表面的印象出发都以为，从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工人”都是最响当当的“王牌”，红卫兵虽然“红”， 但“红”了不久，就被“工人造反队”取代了。工人中特别是老工人，技术高、工资高、觉悟高，人们都以为那是毛政权的基础，“铁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毛最信任的群体。可是，只要你看了二七厂清队的有关报告，你的观念就会发生根本改变，老工人不但不是最纯洁最先进的无产阶级，而且是一个问题成堆的“黑窝”，是充斥着叛徒、内奸、工贼的一伙可怕的人群。

   二七厂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兴无产阶级”， 即产业工人的发源地之一。它是1897年建设京汉铁路时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都去过二七厂开展工人运动，它的党小组与中共同时诞生于1921年。1923年，当时叫做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工人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因此，中共建国后将它改名“二七机车车辆厂”，以表示它的光荣革命传统。

   有着这样光荣历史的二七厂，按理说应该是响当当的红色摇篮，共产党的坚强堡垒了。可是有谁想到，在文革的清队中，它被描绘成令人恐惧的“反动黑窝。”

一份由8341部队军宣队、二七厂革委会、新华社总社记者联合署名的权威报告宣称：“这个厂由国民党时期残留下来的反动势力相当复杂，线多面广、根子深。从目前（即报告时）掌握的材料看，有国民党区分部9个；三清团分队4个；有‘中统’、‘军统’特务组织8个，包括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此外，还有叛变了的地下党员，有日本特务、几十种会道门的大小会首，以及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

报告称：全厂155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经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49人，占31%，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厂级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一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3个科长有2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27个车间的领导权、17个科室的领导权大部分落入这些人手中。

报告还称：全厂清出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他反动组织成员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厂特务组织的系统和关系，清出了一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投毒、破坏生产等等无厘头案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若干重大线索。云云。

由于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绩，引得毛“龙颜大悦”，钦定为全国先进的清队样板。

现在我们看看当年这些清队的领导者和打手们是如何取得这些伟大成绩的。

为了攻破“潜伏的特务组织”这个大难题，清查人员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作为突破口。之所以选择和林，并非掌握了他的有关材料，而是因为，第一，每逢政治运动和林就歇病假；第二，和是国民党时期的工会负责人的女婿。就这两条，和林被定为“特嫌”隔离审查。和林当然不承认这莫须有罪名。于是，车轮战“政策攻心”，时间一长，和林受不了，只好承认是潜伏的特务。接着在办案人员的威逼诱使之下，和林先后“检举”出103个“特务分子”，以及各种“内幕”和“罪行”。

铸工车间副主任康治，也被办案人员以同样方式“交待”自己是“戡乱救国潜伏小组”特务，还交待出该组织1962年开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及往香港送情报等“活动罪行”。同时还检举多名“同案犯”。

就这样，“特务”越来越多，案情越来越重大，满足了办案人员“破获二七厂内特务系统“的要求。

除了清查历史的、潜伏的敌特，打击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清队的一大任务，清查人员依靠群众办案，取得了重大成果。

办案人员认定劳资科的张洪儒可能是个潜藏的反革命，可是，外调内查了20多次也没有获得有用的材料。后来有“群众检举”，张为他的四个孩子起的名字连接起来是：“建立中华民国”。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张洪儒的防线垮了，交待了他在国民党时期加入过四个反动组织等罪行（不交待也就活不下来了）。后来这个故事被写进总结报告，作为“依靠群众办案”的成功典型。

而真实的情况是：张洪儒给四个孩子取名的顺序是：建华、建国、建中、建民。但检举者硬说成是“建立中华民国”。强加的罪名是不准辩护的，不满足办案人员的要求，绝对过不了关。

还有“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的无廛头案件”。真实情况是：制材车间曾发生过两起“走火”事故，但都是只烧了点刨花就被扑灭了，根本谈不上“案件”。军宣队为了出成绩，旧事重提，把它升级为“纵火案”，工人党员王玉被认定为“纵火犯”，被逼上吊自杀。但死后也没有找到王玉纵火的证据。另一位工人许彬也被指控为“纵火犯”，可是，发生失火事件时许彬参加抗美援朝去了，根本不在二七工厂。至于投毒案，是指工人杜某怀疑他老婆与人有不正当关系，杜某在那个被怀疑人的酸梅汤放了巴豆霜。此事与工厂和生产完全无关。其余所指的“破坏生产事件”多为小生产事故，谈不上案件， 而且早己清结了。

二七工厂在8341部队军宣队进驻之前，就搞过一段清队，那时，主要就是采取严刑拷打的办法，不少人被活活打死。8341部队军宣队进驻后，直接刑讯逼供的现象减少，但以“政策攻心”之名对被审查者精神折磨的力度加大了，结果使20人被迫自杀。更多的人被逼乱交待，乱“咬人”，有的一人就“交待”了几百个中统、军统特务名单，一位当时只有14岁的小徒工也被揭发为“中统特务”。

另一个特点是，所有清查工作差不多都是以老工人为对象。当时，全厂1949年以前入厂的老人占总职工人数的58%。清队一起，二七厂就把老工人集中在一起办“大学习班”，每个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搞得老工人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底架车间有老工人54人，53人被整了材料，36人被审查。在清队中查出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特务”、“会道门头头”等等，全是老工人。很多工人在建国初就入了党、提了干，也不能幸免。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特务”等等之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是党员的被开除出党，是干部的全部下放监督劳动，有的被遣回原籍管制劳动。其亲属、子女、全都受到株连，有的生活无着，被逼走上绝路。

铸工车间1944年入厂的老工人康长，1960年入党，表现一直很好。康在国民党时代，有一次替国民党党员、情报组长刘某通知人开会，但康本人并未参加，更未加入特务组织，此事早已交待清楚。但清队中此事被重提，康长被逼承认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尽管之后康“翻案”达100多次，但无济于事，仍被宣布开除党籍、厂籍，全家遣送回原籍。

原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清队中，军代表从一个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一个姓孔的日本特务的口供说：“我们村的王敬贤是日本特务。”于是便把同名、同性、不同村、也不同县的二七厂工人王敬贤当成日本特务，立即给王敬贤办学习班，进行“政策攻心”。在巨大的压力下，王敬贤被逼自杀。王死后，还开大会批判说是“畏罪自杀”，其妻子突发脑溢血死亡，三个孩子因受到过重刺激，精神都不正常。这起张冠李戴的错案在1973年才得以澄清，但受害者已经家破人亡。

人们想象中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的工人，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生不如死的可怜境地。在毛统治下的中国真正能够飞黄腾达的除了少数愚氓式的驯服工具之外，大多数只能是生性残暴，“斗争性强”的流氓地痞式人物。

二七厂在1975年曾经对清队工作进行了一次复查，对清队中认定为“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246人定为“搞错”的即有222人，但还留24人维持敌我矛盾的结论。那是因为这个厂的清队是毛的“御林军”来搞的，而且经过毛的“肯定”的，所以还要给一点“面子”。毛死后，所有人的所有“问题”就“一风吹”了。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夏俊生文：《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

3. 一个核工业企业的清队点滴。

二机部下属的23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核工业建设、安装的“绝密”级企业，它成立于1958年。公司先参加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建成了重水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又参加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建设；还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者。这样一个国防尖端技术企业，它所有成员都经过严格的政审和“查三代”的反复调查，都是“根正苗红”、政治上绝对可靠者。按理，这样的一群人不应该在文革中沦为被清查打击的对象，可不幸的是他们也不能幸免。

   文革时期，这家企业正在酒泉参加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建设。1967年元月，北京的红卫兵团远赴酒泉点燃了文革的熊熊烈火。与内地一样，这些核工业建设者们也经历了“夺权”、“两派武斗”、“革命大联合”和“清理阶级队伍”等文革全过程。尤其是“清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不能幸免，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回忆这段亲身经历的叫于峰华，当时他在23公司的第三工程处，全处有1500多人。清队一开始，领导清队运动的军代表（企业已被军管）在“群众专政”大会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按：即群众的95%和干部的95%），剩下的两个5%加起来是10%，我们就要按10%的比例抓（人）！”就是这样一个连小学算术都还没学会的大兵，成了掌控这家精尖技术人群命运的主宰者。

被专政的对象都关进“牛栅”，统称“牛鬼蛇神”。最初抓进牛栅的是那些“走资派”，逐渐，技术人员和工人也被抓进牛栅，人们开始害怕了。“抓”的过程是先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在会上宣布后当场“抓捕”，气氛十分恐怖。作者回忆道：

“……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一到开群专大会，一个个如丧考妣，耷拉着头，哭丧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着礼堂（平时的大食堂）蹒跚走去。当依次在大礼堂席地而坐后，神经一下子绷紧了，连粗气都不敢喘。一千多人的会场，连掉下针的声音都听得到。大会宣布开始后，群（众）专（政）总指挥用老鹰寻找猎物一般的目光向会场一扫，说：‘将——（将字拖得很长），这时人们的心已提到喉咙眼。‘将现行反革命分子XXX抓上来！’此时早有几个如狼似虎的群专队员马上扑过去，将被抓的人按倒在地，先从胸前摘取毛泽东像章，再从其手中接过语录本，由两人把胳膊往后一扭，坐上‘土飞机’，再由一人把头发一揪，脖子一仰，就押上主席台。接着就是‘打倒XXX，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声。

经过一次次这种场面之后，人们开始学乖了。每次召开群专大会之前，先把毛主席像章和语录本拿在手中，很多人剃去了长发，不管冷热都穿上老棉袄，以便被抓后减少皮肉之苦。”

23公司第五工程处清队的第一批重点是公司经理李延林、副经理诸明翰，还有一位姓徐的工程师。

李延林是辽宁人氏，30年代奉天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在奔赴延安的过程中被日军抓获，幸好看管他的伪军连长是他的堂哥，堂哥千方百计把他从虎口中救出来，并为他画了一幅去延安的地图让他带在身上。（大概因为这段经历，说他“家庭关系复杂”，还成了“叛徒”、“特务”。）李到延安后一直在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为中共作出过重要贡献。建国后负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被周恩来誉为“红色原子能专家”。在清队中，李延林被打成“叛徒”、“特务”。每次批斗都要坐“土飞机”，为了方便，军代表授意将他脑袋四周的头发剃去，只留头顶一小撮。这一小撮头发被揪来揪去，头皮脱了层，头顶肿的像盖了一只碗。后来有人担心如此下去会出人命，头顶的那撮头发才剃去。

诸明翰也是国民党时期大学毕业生，50年代初期任第一汽车制造厂技术处长。他的罪名是“三反分子”，来历是这样的：1963年，23公司在上海招收了一批学徒工，这群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见到大西北的驴子非常惊讶，说：“哎呀！大西北的兔子真大。”见到食堂的包谷面发糕，以为是蛋糕，就成盆地买。别人笑他们，他们却说：“阿拉上海买蛋糕都要凭票，这里的蛋糕随便买，不多买才傻呢。”这两件事成了笑话，广为流传。1966年初，诸明翰给职工作了一次学习《矛盾论》的辅导报告。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举了驴子和兔子、蛋糕和发糕的“矛盾对立”作为例子。这便成为了“三反分子”（即反对毛、反对毛思想、反对毛的革命路线——引者）的罪证，因为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却讲什么驴子和兔子、蛋糕和发糕，显然是反毛思想、恶毒攻击毛的“矛盾论”。

诸还被安上宣扬刘少奇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罪名。在批斗时，他的腿被群专队员打伤，鲜血直流，但批斗会还不能停。又一次，公司有人结婚，在那个事事都讲革命化的年代，结婚庆典要与革命大批斗“两不误”。在婚礼进行中，诸明翰被群专队员押进新房，先向毛像请罪，之后，新郎、新娘先后各念一遍批判稿，然后是参加婚礼者高呼“打倒三反分子诸明翰！”的口号声。诸明翰自打进新房门后，就垂着手，腰弯成90度，看上去像只动物。文章作者看到他眼里噙着泪水，但没有掉下来。

徐姓工程师，建国初期大学毕业。他的罪名是“坏分子”。罪证是调进二机部之前徐曾作为援助越南专家去到越南。一次，徐将一台机器拆开后没有装上，这就是“给中国人民丢了脸、破坏中越关系。”批斗拳打脚踢少不了，但作为反革命分子论处似乎够不上，于是给了个“坏分子”的帽子戴上。

这三人虽然“罪行严重”，但老批、老斗，老“炒旧饭”，群众就没了兴趣。于是，很快就找到新的斗争对象，那就是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政治上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他们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去过苏联留学、或派去苏联学习、培训过的，他们去的时候中苏关系尚好，可现在苏联成了“苏修”、成了主要敌人了，这些人也就跟着遭殃了，要批倒批臭了。1967年8月23日，酒泉的原子企业两派群众发生武斗，双方都死了人。第二天，苏联的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军代表据此认定：我们的队伍中有苏修特务，要不然，他们知道怎么如此之快？如此清楚？于是，立即掀起了深挖苏修间谍的浪潮，被抓的首先就是那些去过苏联的人。

很快，被抓的人数达到了军代表原定的150人。可是，抓人仍在继续，直到抓到170人超额完成任务才停止。

在被抓来批斗、交待的人群中，发生了自杀事件。本来，对自杀的防范措施是很严密的，裤带、鞋带都收去了，电灯装在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自杀呢？原来这个重点审查对象有一天说要看报纸，群专队员给他拿去了带报夹的几张报纸，这个“犯人”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将报夹吞进口中，然后在地上猛戳，最后，报夹刺破胃而死亡。以这种方式自杀，可以想象是多么痛苦！可是，宁愿受这种非人的痛苦也不愿活了，由此可见当时对这些人的斗争是多么激烈，残忍，多么惨无人道。

1969年年底，23公司离开大戈壁，调去参加“大三线建设’，那被抓的170多人，经审查全部无罪释放。很多人趁机设法调离了23公司。后来公司又想叫这些人回归，可是，没有人敢回去了。

与23公司类似的还有一个“二二一”核基地清队。位于青海的二二一基地（对外称二二一厂）是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诞生地。1969年10月，核基地按照中央关于战备的命令，向三线转移，在转移搬迁的过程中，发生三起事故，被认定是阶彶敌人的破坏。当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长黄永胜（总参谋长）派出了以赵启民、赵登程为首的工作组赴基地“清队破案”。在近两年的清队审查中，“基地80%多的车间、科室以上干部、90%以上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受到审查迫害。到1971年9月13日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千多职工饱受到迫害、折磨，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使310多人致残，40多人含恨自尽，5人以莫须有罪名惨遭枪杀。”

后来“幸而”发生了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黄永胜及其派出的“二赵”都身陷“林彪反革命集团” 的大案之中，二二一基地的清队工作才得以停止。否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遭殃！后经审査，所有受迫害者全系冤案，全部得以平反。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署名于峰华的文章《我亲身经历的清理阶级队伍》，以及该刊2010年第1期王菁珩的文章：《中国核武器基地揭秘》）

3. 令人战慄的内蒙古“内人党”大冤案。

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肃清各级党政队伍中潜藏的（可能的）反毛分子，排除“定时炸弹”。毛与其他政治人物搞派系斗争不同的是，他要把他与政敌之间的矛盾斗争都搞成“群众政治运动”，借革命群众之手打击政敌，这样，可以在最大范围、最高层次上诬陷对手，制造舆论；可以大搞株连，震慑全体臣民；还借此推动对自己的“造神运动”，强化个人独裁的群众基础。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造成数以万计的无辜群众被株连惨死，更多的人蒙受不白之冤。而毛处之泰然，乐此不疲。文革中内蒙古的“内人党”大冤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件。

所谓“内人党”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是曾经有过的一个政党，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共合作时期，它带有一定民族主义倾向。国共分裂后，其“右翼”参加了国民党，“左翼”归属共产党。1947年，中共派乌兰夫去内蒙古建立共产党政权，内人党停止活动，其成员多数转入共产党。1947年5月1日，内人党正式宣布解散，不再存在了。

文革中，中苏矛盾发展到极点，内蒙古与苏联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在对面的蒙古国屯有重兵。从哪里到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公里，而且一马平川。这就使内蒙古成了毛最耽心的地方。为了加强内蒙古的边防线，毛决心对那里的党政军干部来个大清洗、大换班。毛对以乌兰夫为首的蒙古族干部不信任，因为历史上内人党曾经提出过“内、外蒙古合并”的主张，而如外今蒙古成了“蒙修”，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内、外蒙古勾结，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文革开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但是毛并不就此罢手，他想到的是要进行一次从上到下的彻底的全民大淸洗，永除隐患。

1967年，毛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去内蒙古“支左”，然后在那里担任革委会主任，实行全面军管。滕海清成了真正的“内蒙王”。后来的事实证明，滕海清秉承了毛的旨意，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对蒙古族干部和人民实行空前残忍、野蛮的大清洗、大屠杀，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1968年元月，这场有预谋的大迫害开始。一位在文革中受廹害的南方来内蒙古“支边”的内蒙古大学历史教员提供了所谓“内人党”活动的“情报”。滕海清以此为借口，成立了以自已为首的“挖肃新、老内人党”领导小组，拉开了大廹害的大幕。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带领亲信赴北京汇报，请示准备开展“挖肃内人”的有关事宜。毛泽东没有亲自出面，却叫江青、康生这两名忠实走狗和代言人接见，滕得到了全力支持。康生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要揪得宽点，不要怕！”

回去后，2月18日，滕海清召开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挖“新内人党”（因为原内人党已在1947年5月解散，所以叫“新内人党”或“暗党”，以与“老内人党”相区别。但新、老内人党都在挖肃之列）。

1968年4月13日呼呼浩特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在大会上发布了对内人党全线总攻命令。

运动选定内蒙古大学作为突破口。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严刑拷打下指认了16名厅、盟、市级干部为新、老内人党成员。然后，按照运动法则，追联络图，互相检举、指认，内人党迅速扩大，其“成员”纷纷落网。

1968年4月26日，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样，一场“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的运动之火”，从上到下烧到了最底层。辽阔的内蒙草原到处燃起了熊熊烈火。

“滕办”是滕海清主政内蒙古后的一个办公室，实际上成了权力无边的滕海清个人专政的机构，也是挖肃内人党的总指挥部。“滕办”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去，挖到羊群里去。”于是挖肃运动由初期的党政军机关、干部队伍向普通老百姓发展，最后，凡是蒙古族的人都不能幸免。

滕海清采取的是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做法，统一印发《围剿内人党及其他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在城乡所有地方张贴，勒令被认定为“内人党” 的“党徒”去指定地点登记。造成黑云压城、人人自危之势；如没有人去登记，就把被怀疑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如仍然没有人交待，就一个一个提到黑房去刑讯逼供，搞车轮战。在呼伦贝尔地区，商店的柜台上都写着：“喂！你是内人党，还不快去登记！快！快！快！”车站的售票处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去登记吧！”在满洲里理发店，一坐上理发椅子面对镜子，镜子上写着：“你看什么？你是内人党！”一些地方勒令14岁以上的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县）党委的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到了第285天，扛不住了，终于被迫交待：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自由党”，1961年参加“团结党”，1963年参加“统一党”，1964年参加“青年党”，1965年参加“成吉斯汗党”。把审讯人员想得出的“政党”都参加完了。

运动之火也烧到了军队。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被脱了衣服抽打至1600次（下）时，请求去厕所，在厕所他割开了肚皮，挖出自己还在跳动的心，抗声说：“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

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只得喊了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巴林右旗伊和乐尔公社书记拉布杰，脑袋被钉进四颗钉子惨死。

步兵30师一团副团长齐宝荣，被打成内人党后在第一场批斗会就被踢掉肾壶而死。

张戎的《毛传》记载：根据毛死后官方的调查，被清查的人有被头顶钉钉的，有被割舌头挖眼睛的，有被在鼻孔里塞上火药点着火的，有妇女被用棍子强奸的，一个叫金雪云的回族女干部，被凶手们用铁钳将牙齿一颗颗拔掉，又把鼻子、耳朵割掉，然后打死。

哈斯格尔勒当时在乌兰察布盟一个旗的中学当教师，1968年12月6日，祸从天降，挖肃当局认定她是内人党，从此她落入黑狱深渊之中。由于她不肯招认这莫须有的诬陷，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两岁半的儿子去给她送饭，被工宣队长一声大喊吓得从门口的台阶上滚下去。她自己描述当时被关在黑屋里的思想感情：“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的身后不停地哭叫着，不停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会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为了死亡。”

大概当局认定她只是”内人党”的普通成员，所以没有要她的命。后来是工宣队长在她昏死时候替她写了一份“认罪书”，在她无知觉的情况下拉住她的手按上手印，算是坦白交待。但是她仍然被关押着，直到她因心脏出了问题并伴有扁桃体化脓才被送去医院，这时已是运动后期，当权者奉命对已经“认罪”的她宽大为怀了。

哈斯格尔勒时年26岁，有着蒙古人强健的体魄。由于那场清查运动，她的身体被彻底摧垮了，全身是“病”，“眼底、腰椎、尾骶骨、神经系统、心脏都有了问题，成了重度伤残。除了肉体的摧残，神经也长期处于麻木状态，十年内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她的儿子在她被关押期间险些丧命，因为当时军管当局有命令：任何医院不得收治内人党及其家属。她两岁多的儿子病得奄奄一息时，偶遇一位好心的医生冒险伸出援手紧急施救，儿子才得以死里逃生。儿子虽然侥幸活命，却永远失去了健康和幸福。可她的丈夫背叛了她，丈夫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摧残之下，接受了工宣队的“宽大”条件：检举揭发妻子，与她划清界线。她的家庭破碎了。

哈斯格尔勒你能够活下来算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种侥幸，更多的人没有她的幸运

（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哈斯格尔勒的文章：《内人党冤案亲历记》）。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所谓“5·22指示”。因为被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向毛告状，毛发现内蒙古挖肃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确实伤害了忠于他的“自己人”。而且，这时该斗、该抓、该杀的也斗、抓、杀得差不多了，运动实际上已经处于尾声。毛知道这时该是他出面充当“救星”的时候了。于是批了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人们得到毛的这一指示，都奔走相告：毛主席救我们了。

可是，这时原来得到毛泽东亲自送给 “尚方宝剑”的军队领导人不干了，他们抵制了毛的指示。而毛的“扩大化”其实也是一种模凌两可之词，毛并没有为内人党平反，他不会否定自己。所以，在毛的批示之后，内人党冤案仍在继续。毛则充耳不闻，听之任之。大批人继续受到迫害，有的冤死。

真正、彻底纠正这起由毛一手制造的大冤案、假案，只能在毛死之后。毛死后案子平反了，认定完全是－起特大冤案。但是，它留下了一连串沉重的数字：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内人党冤案中受到了诬蔑、迫害的干部、群众为34万多人，其中16222人被迫害致死；

但来自其他渠道的资料有不同说法。后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总结这起冤案时的说法是：“滕海清等人采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将48万多人打成新内人党分子。”

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内人党冤案1981年8月1日致信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黄克诚说：“内蒙古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 给出的数字是：致死四万多，伤残14万多，被抓、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按当时内蒙古的蒙族人口，几乎所有十四岁以上蒙古族人都受到迫害。当然，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群众中的“可疑分子”也同样受到廹害。总之这应该是蒙古历史上和平时期受到的一场最大浩劫，是蒙古民族的奇耻大辱！是毛的“种族灭绝”罪行之一。也是对毛宣称的所谓的“和平、民主、平等的民族政策”的最大揭露和讽刺！

除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外，文革清队中另一个堪与之比肩的是云南的“赵健民特务案”， 此案同样为毛一手制造的政治迫害冤案。赵健民是文革前的云南省委书记，曾公开反对毛在大跃进中的饿死人政策，支持刘少奇的拯救政策。于是便有了文革中子虚乌有的“赵健民特务叛徒集团”。仅此一案，官方的说法是将近140万人受到审查，一万七千多人被打死、逼死。牵连人数之多较内人党冤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清队中也制造了广西地下党“叛徒”冤案，以及“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广西分团”大假案。其祸害不亚于内蒙古和云南。其他各省也各显神通，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了大小不等的冤案、假案

清理阶级队伍结束之后，毛及其继任者对人民的残害并未停止，继续以其他名目、如“一打三反”、“ 严打” 等名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