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忆旧》续篇
极权统治下的命运畸变——我的右派生涯
绪 杰
释题：本篇之所以题为“民囯忆旧续篇”，是因为本篇主人公出生在民国，并且在那里生活了十多个年头；更重要的是，其后来一生的遭遇和苦难，全都源于其在民国的家庭，以及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民国”养成了他的生命底色，铸就了他的基本人格，也就铸就了此后他多灾多难的右派人生。
逃出生天再羁网罗
写完父兄，感到应该写写我自己了。前文中已经说到，土改是我在毛共統治下生存的第一道坎，如果按照当时的一般规律，我本人以及身陷其中的家人，在“扫地出门”之后，面临的绝对是死路一条。扫地出门时当局未给我们一粒粮食，完全依靠親友和昔日佃户的接济，才勉強渡过了将近两月，但眼看难以为继，此时又面临即将到来的春耕，一个半老小脚妇女，四分别为13岁、7岁、5岁、３岁的孩子，既无耕牛农具，又无种子，如何耕种？而不耕种以后又如何生活？且不说分给我们的只是几块路远、地脊、收不了几颗粮食的不毛之地。
但正如前文已述说过的，我们釆取了自救的方法，大姨妈和毌亲商议了一个出逃广西桂林的计划，挽救了全家。其实这次行动并不是什么高明的计策，当局非常清楚我们去了何地，因为父亲就是从那里被抓回来的。之所以没有尾追抓捕我们，完全是网开一面。此时土改已经结束（后来又有土改复査），农会继续掌权，我们在它的监管之下。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农会中人对我们手下留情。至于原因，现在推想起来可能是：他们一手炮制了杀害父亲的大冤案，不免总有点做贼心虚；父亲在桑梓行善积徳，有囗皆碑，他们心知肚明。也许其中有些人人性未泯，对我们动了测隐之心，顺水推舟放我们一马。另外，母亲乃农家女儿，大哥二哥很少在家，他们与当权者均无任何恩怨。总之，当时“毛思想”尚未深入人心，阶级斗争的弦和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还未成熟，与十余年后文革中对地富动辄斩绝杀绝的做法相比，差之甚远。这一切大概成就了我们第一次顺利地死里逃生。
我们来到二哥策橫家，虽然两个弟弟被过继给同乡在我心中烙下了永远的阴影，但总的说仍然过上了比较平静的生活。因为这段动荡的经历，我在挿班的小学第一次成绩下降到全班第三名。接着考初中，按当时规定，全市私立中学和公立中学分别统一招生，绝大多数考生们两边都报考。放榜日，我发现自已在私立中学统考中得了第一名，公立中学统考得了第四名。根据当时人们的评价，公立（省立）桂林中学教学质量最佳，因此二哥叫我进了桂林中学（后来该校改为高级中学）。
但在该校刚刚读了一年，二哥就叫我去报考广西银行学校，因该校全部公费，毕业了还包分配工作。就这样，我成了该校第一期学生。记得我在桂中退学时，班主任曾表示十分惋惜，说我本是读书的材料，可惜半途而废。但后来我得知我的一个侄子（年纪与我相近），读到高中毕业，在高考中成绩优异，但二度均被名落孙山，皆因其家是地主，属于“高考彔取不宜”之列。普通地主子女尚且如此，我就不用说了。所以，我对自已不能上大学并不埋怨二哥，只是认定乃是命中注定。
这个银行学校号称中专，实际上是半干训班性质，学的除一般银行业务操作之外，主要是所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什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之类，期间还去农村参加统购统销运动。而且原定三年学期，只两年就提前毕业参加工作了。
毕业了，我最初被分配在桂林市人民银行（当时只有一个人民银行）。但只一月，就被改分配到临桂县支行（降了一级），紧接着又分配到乡下的营业所。此后一直在几个营业所任农金员，即直接对农民和农业合作社进行放、收款的工作，是银行最基层也是最累的差事。这大约是对我进行进一步“政审”后的安排。所以，从知事起，我就矇眬感到有一个阴影伴随着我，那就是我的父亲。这个阴影让我感到自己在同龄人中是“另类”，而在我的心灵深处，父亲的形象也挥之不去，我无法把父亲与当局妖魔化的“恶霸地主”划上等号，这是我与共产党在思想上最初出现的裂痕。另方面，作为一个受“党的教育”多年的青少年，我又确信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困扰了我好些年。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它将我完全推到“阶级敌人”一边。原来规定，反右运动不涉及县以下的乡镇，可是后来大概毛决定要把右派分子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遂在1958年来了个乡村反右補课，于是，大批乡村机关企亊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教师成为右派，反右运动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的右派罪名，起初有些蹊跷，在初期宣布将我作为“准右派”、投入集中劳动改造的说词中，只是一些普通的罪名，如对党的政策不満，诬蔑统购统销饿死人，攻击大跃进吹牛皮虚报产量等等。这些都是当地一般人 “鸣放”、“向党交心”的内容，因为临桂县是1955年广西平乐地区因购过头粮而饿死数千人（一年后中央公开处理此案时只说饿死五百多人，省委书记被撤职）的大案发生地之一，这些都是当地“公开的秘密”。大家认为这样写不会有危险，我便也跟着写了。岂料别人写了没亊，我写了却成了“右派”。当下我就怀疑应该另有原因。
果然，在1958年12月最后宣布对我的处理时，我的罪名赫然升级：思想极端反动，仇视党和政府，对在土改中被镇压的父亲宣称“永远不会忘记”等等（大意）。并宣布划我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成为我单位反右运动中处分最重者。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问题的真正所在：那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突然收到大嫂蔡恆发自香港的一封信，信中问到当年父亲之死的详情。她还告诉我，此番她是响应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号召，经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出国去动员在美国的大哥周策纵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她叫我不要顾虑，把真相告诉她。
我接到此信颇为震惊，不知如何回复。蔡恒是大哥的发妻，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与家人、特别与父亲相处良好。此前我知道她在中共浙江省一个文化部门工作。我当然知道，凡进出国门的信件都会经公安部门检査。我想了想，既要让她知道真相，但又不能说得太露骨给当局抓住把柄。于是回信道：父亲是1951年冬天去世的，那时中国农村中的情况你应该是知道的，就不用我细说了。关于父亲，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这后一句，落笔时虽有一些犹豫，但转念一想，一个做儿子的怀念他的父亲难道有什么错？当时主使我这样写主要是一种激情，一种莫名的怨恨，因为父亲在世时我已经不是一个完全无知的孩子了，我对父亲的人生、为人不但有间接的、书面的了解，而且有直观的感受，还知道各色人等对他的评价。就依据这些，我坚信他不是一个坏人，恶人，起码，他罪不至死！我写下这一句，才觉得心情稍为舒暢。当时当然不知道一年后会有所谓反右运动，也未去考虑什么后果。毕竟，当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靑年。
谁知，就这么轻轻几笔，换来了几乎灭顶之灾，还注定了我此后大半生的贱民——奴隶生涯。
就在1958年的最后几天，我与几个“同行”被押解至专门收押广西右派分子的来宾古瓦劳动教养农场，到了这里才知道，这是由公安部门管辖的农场，与劳改农场无异。场里戒备森严，到处都是全付武装的狱警，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这与我来时被告知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亊处分”的说法对不上号。但亊已至此，找谁申诉呢。
死亡之地的挣扎与被逐
看过了很多难友们记述右派劳改岁月的作品之后，我愈加相信，是冥冥中的命运之神暗中保护，才使我得以活着离开那个当局为我设计好的葬身之地。
毛及其走狗、爪牙们对待右派是如此狠毒而又喪心病狂，完全令人预想不到。关于所谓的右派，毛很清楚，这完全是他用卑鄙的、背信弃义的手段“钓”上来的，从法律的层面讲，这些人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所谓的“右派言论”，其实都是“奉旨”“帮党整风”，并未超出许诺的范围。所以，在谈到对右派的处理时，毛的公开宣示是：右派是敌我矛盾，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具体讲，对右派的最高处罚是送劳动教养，它只是“最高行政处分”而非刑亊处分。因此也就不必通过法律程序云云。
另一方面，毛却密锣紧鼓地从苏联引进了该国的劳动集中营制度，设立专门用来惩罚右派的劳动教养农场。起初，人们包括右派分子本身，对这个劳动教养制度完全无知，只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以为它既然是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构，应该比较人性，温和，而且它应该归属民政部门管理。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毛一贯玩弄的两面三刀，指鹿为马的骗术，是其“満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倡”的惯性表演。凡经过教养农场折磨的受害者几乎都得出结论：在毒辣和残忍方面，它比判刑劳改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它们同属公安劳改系统管辖（当时体制如此），两者在管理方法上是完全一样的，所很多教养农场后来并入了劳改农场。在强制实施超体能苦役折磨受害者这一基本点上，两者没有丝毫区别；其次，两类受害者的生存环境和物质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区别（有的教养农场如古瓦农场最初曾给教养人员每月发一点生活补贴，但不到一年全部取消），而且，由于教养农场强调要“自已养活自己”，所以情况更为惨烈，如，一些盐碱地如夹边沟、靑海湖的教养农场，因无法生产出粮食，教养人员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远远超过劳改农场的死亡率。其三，在放纵狱卒和管理人员对“两劳”人员的打骂、责罚、刑讯逼供乃至随意虐杀上，两者没有任何不同。
然而，劳教与判刑劳改仍有两大不同之处，这两大不同之处恰恰是劳教比之劳改更加恶劣的所在。一是，劳教不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一个小小单位的领导人就可以把下属送去劳教。这便为各级各部门的当权者打击廹害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公报私仇等卑劣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二是，劳改除无期徒刑之外均有刑期，还可以减刑，而教养则没有刑期，农场当局奉命的说法是：改造好为止。实际上永远也不会“改造好”（教养定期是毛死后的亊）。毛在高层就曾宣布：右派是“终身制”，右派要戴帽、改造到死。六十年代初，有些曾给小部分右派搞过“摘帽”的领导人，被毛发现后骂得狗血淋头。可以肯定，如果毛不死，右派全部要“改造”到死，在农场的将百分之百死在农场。
将中国的劳改和劳动教养变成实际上的无期徒刑是毛及其帮凶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凡是在毛式劳改、劳教农场中呆过的受难者都知道，那里每一个“犯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脱离那个地狱、苦海，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这个愿望支撐着“犯人”们在苦海中挣扎，在烈火中煎熬，也是他们活下去主要的、甚至唯一动力和希望所在。然而，狠毒阴忍的毛，就是要使你这唯一的愿望成空，让你永远失去自由，失去做人的尊严，最终在痛苦和绝望中死去。
在谈到我的教养经历之前，必须申明，与很多描述劳改农场的罪恶之作比较，古瓦农场似乎还略逊一筹，比如，它还没有达到靠“人吃人”（活人以死人为食粮才能活命）的地步；它的死亡率也不及许多别的农场高，也就是说，它还不够典型，没有详细记述的必要。但是，这决不等于我的这段经历没有刻骨铭心的可写之处。下面，从三个方面，三个角度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一是，感悟死亡之地的生存规律。
到达农场的第二天晩上，我们这些新教养队员与老队员一起，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集合，接受所在中队干部的训话。先是中队长（姓名记不得了，可能姓杨）上场，此人三十来岁，北方人，满脸橫肉，据说是炮兵部队的连长转业而来。他的性格也与炮弹完全吻合，他上场大概以正常腔调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开始怒吼，先是连吼带骂说来教养的都是人渣！接着大叫：“你们他妈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共产党没有把你们枪毙掉已经宽大无边了，留着让你们改造你们还有啥不满？告诉你们，这里是专政机关，是龙是虎都给我老老实实趴着！谁想调皮捣蛋，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他拍拍自已配带的盒子枪，来回走了大约十秒钟，看到全场鸦雀无声。又来了劲：“听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当了不小的官。告诉你，老子最恨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反动！老子是大老粗，大老粗就要专你们的政！不服的、有种的就出来比试比试！”
就这么耀武扬威闹腾了一顿，看看没有对手，只好下去了。
教导员接着讲话，他自我介绍姓梁，是本地人。与中队长张牙舞爪凶相毕露不同，他说话语调平缓，主要劝说大家要安下心来，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之类。看得出来，他较之队长有些文化，也较有修养。
这就是农场给我们这些初到者的洗礼。两位干警给了我们非常不同的印象。我在心底估算着往后的日子会怎么过……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分在红砖厂打草组，在距离场部约二十里地的大山边居住、作业。这项工作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劳动强度很大，劳动定额很高，每天基本上“两头黑”，仍然完不成任务。这时大家没有太多想法，都在你追我赶，全力以赴地劳动，都想好好表现表现……
按照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教养人员应根据按劳取酬原则，享有労动报酬。于是，在干了一二个月之后，根据各人的表现，自报公议报中队批准评定每人每月的补贴金额，最髙大约是二十元，最低八元，违犯纪律者取消资格。结果全组十八人，只两人获得最高补贴，一个是组长，再一个是姓邬的队员。这个老邬原是乡村小学教师，为人寡言少语，老实诚恳，说出的话都是认罪服法，好好改造之类。这些算不了什么。最主要是他劳动表现突出，此人膀大腰园，毎担挑两百多斤，干起活来奋不顾身，每天都大幅度超额完成定额，成为全组的标兵。所以大家对他囗服心服。
与他形成強烈对比的是我本人，虽然我也尽了力气，但由于身体单薄，又没有干过重活，更缺少劳动技能，所以每天都完不成任务，在倒数一二名之间徘徊。毎天都垂头喪气，能拿到最低补贴都有点于心有愧了。
可是，此时的游戏规则是：不管你力气多大，贡献多大，毎天吃的粮食定额都一样。很快，超强的劳动让人们的热能入不敷出，饥饿象瘟疫一样漫延。此时口粮的标准一减再減，从最初的36斤减到最后18斤。大多数人有气无力，完不成劳动定额。后来出工的人越来越少了。此时人们纷纷拿出带来的积蓄，千方百计向附近的村民高价购买木瓜、红茹、南瓜等以求活命。但唯有这位老邬，不仅劳动积极如旧，而且还设法把他得到那点可怜的补贴寄回家去。眼看着他日渐僬粹，大家向他投去既钦佩又迷惑的目光。而他却无动于衷，似乎感觉不到饥饿难耐。终于有一天，在天黑时还不见他回来，组长便带领大家去寻找，很快，在山脚边一块大石旁发现橫躺在地的他，已经没有了气息，旁边还放着一付百多斤的柴草担子。
按规定，农场死了人一律以“病故”通知家属，后来也没见到他的家人来处理后亊，大概家人也没有能力远来收尸，或者他们已经跟他一样了。
不久，又一组员因饥饿加疾病离世。大家不免生起兔死狐悲之感。此时打草组员已半死不活，已经没有能力打草了，场部只好把我们撤回。从此之后，补贴没有了。每月18斤口粮则固定下来，但由原来供应大米变成了木茹粉（煮成糊糊或蒸成羹状物），与在打草组组长有权批病假不同，这里一般不准请病假。所以，必须每天坚持労动十二小时才有资格享用这６两（16两秤）救命糊糊。
打草组成立前后不到一年，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从邬某人这个劳动最积极、贡献最大、死亡最快的亊实中，让大家感悟到了在农场这种地方的生存之道，那就是必须以活命第一，必须以尽可能少的消耗延续入不敷出的生命。有了这种认识，大伙的劳动态度变了，很少有人再拼命干活了。人们也不再热衷去争当改造积极分子，毕竟，与生命相比，这些不再重要。（再往后，大家更悟出一个亊实，就是再积极、表现再好，也不能摘掉帽子，解俆教养。因为从没见到某人是因为表现好而走出教养农场的。）
可回到中队以后，环境反而变严峻了，那就是必须天天出工，没有人能例外。起初我们感到有些迷网，难道这６两木茹粉比6两大米的能量高？但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大约三条：一是尽可能消极怠工，但要巧妙，干部来巡查时要卖力，干部走了休息。二是善于偷工減料，谎报劳动成果，制造完成定额的假象。三是偷吃一切可以进口的食物，起初主要针对农场种下的各种瓜菜，茹类，水果，以及玉米、花生、黄豆等等。后来发展到向大自然索取，如水里的魚虾、靑蛙、贝类、蚂蝗等；地里爬的如赖虾蟆、蚯蚓、各种虫类（兽类则没有了）；天上飞的如鸟类、蝗虫、蜻蜓等等。这三条活命之道也是逐步演进的，到了第二年初古瓦农场把大批右派迁入（并入？）柳州新兴劳改农场之后，这三条逐步半公开化。有些人性未泯的干警也睁只眼闭只眼，不再追究所谓“定额”和“偷吃”行为。其实，只能说他们在吃自己劳动创造的果实。而且，不“偷”就得不到，就难以活命。这有什么错吗？这些昔日的知识分子终于为自已的行为找到了自我开脱、自我安慰的理由。后来，在生命越来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为也就顾不得找什么理由、也顾不得斯文扫地了。总之，这时大家获得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一切为了活着离开这个吃人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任何做法都是合情合理也是合法的！
二是，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奴隶社会”。
中共的教材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有五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可怕的大概要数“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对其盘剝，打骂，凌辱、甚至杀戮，罗马斗兽场和斯巴达克思的故亊被編进各种教材，拍成电影，深入人心。
不知为什么，我自进入农场特别是呆了一段时期以后，就从心底跳出来了一个可怕的概念，感觉眼前就是传说中的“奴隶社会”。不折不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幸的是自己在这充当了奴隶的角色。
先看看壁壘森严、界限分明的两大对立阵营和两种角色。在这里，狱卒和管教干部是地地道的统治者、主宰者，是十足的奴隶主，他们趾高气扬，佩枪实弹，只要见到劳教人员，必摆出一付“主子”的架式，或者无缘无故将对方驯斥一番，以显示自已自的“身份”。而对方衣衫褴褛（劳教人员没有囚服，只能穿自已带来的破旧衣服），面有菜色，垂手拱立一旁，逆来顺受地接受任何侮辱。
对奴隶随意进行人格侮辱和欺压是奴隶主身份的首要标志，前面提到的古瓦农场那个中队长就是一个典型。古瓦农场的右派转入柳州新兴劳改农场之后，此人也转到新兴农场任继续当我们的中队长。由于他对待教养人员特别凶恶、残忍，特别疯狂，完全不可理喻，所以难友们在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外号：“疯狗”。“疯狗”似乎与教养人员有八世冤仇，毎一见面，不管有亊无亊，有话无话，必先怒目园睁，咬牙切齿，以示他那不可遏止的阶级仇恨。而他与教养人员对话，不变的主题词就是“妈的”， “老子毙了你！” 虽然我们不相信他能随意毙人，但打人、侮辱人则是他的嗜好和特权，每天他都要到教养人员的宿舍巡查，每次都要对难友动手动脚。一次，对一个新来的队员, 仅仅因为出工动作稍慢，他就宣布“煽一百个耳光”作为惩罚。他打累了便叫这人自已接着煽，这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无法再隐忍，嚎啕大哭起来。“疯狗”大怒，手脚并用将这人打翻在地然后扬长而去。
队员们看到这一幕个个心惊肉跳，却敢怒不敢言。为了预防“疯狗”的突然袭击，难友们商议，在宿舍的两个门囗设立“暗哨”，当看到“疯狗”接近时，门边的难友便挥舞手中由场部提供的《大公报》高声呌道：“《大公报》啊，谁想看大公报？” 大家心知肚明，便赶紧收拾以应付“疯狗”。从此，“狗灾”稍减。
如果奴隶和奴隶主这样两种身份只表现在政治方面，精神方面，那只能算是一种官民关系。农场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更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物质方面，即表现为奴隶主对奴隶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挥霍。表面看，教养队员们的労动成果归国家所有，体现囯家对这些人的残酷剝削。但实际上，国家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奴隶们的劳动成果实际上被政府的直接管理人员掌控，一部分被其无偿占有。教养队员们一年四季起早贪黑，栉风沐雨，每天劳作12——18小时，沒有假期。除了耕田种地以外，还从亊大量牧副漁业生产及创办企业，饲养家禽家畜，生产手工艺品等等。这些产品除了用于上交和出口之外，其余便由农场的干警们支配享用。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一般的中下层干部平时都难见葷腥，面有菜色，可农场的干部食堂，每天都大鱼大肉，煎炸烹煮，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故干警们个个红光满面，膀大腰圆。干部食堂远离教养人员，并且干警开饭的时间教养队员们都远出干活去了。可是，在近地劳作的队员仍然可以闻到随风飘来的浓烈肉香、油香、酒香，它们无情地挑逗着队员们早已尘封的味蕾和饥腸碌碌的空腹。这些鮮香美味，本是教养队员们血汗的结晶，然而，他们没有资格享用它们，那怕是一丁半奌都不可以，他们只有每天享用６两木茹糊加清汤大白菜的资格。如果有非份之举，严惩不贷。新兴农场就曾发生过教养队员因为偷吃干部食堂的食品被打斗致死的亊件，还有因偷吃了木茹和伴了农药的花生种而中毒身亡的事件。这些才雄辩地体现出“奴隶社会”的本质。，
有一件“小事”也颇令人感叹。时值是隆冬季节的某一天，天黒后又下起了南方少见的雨夹雪，全场教养队员们在享用6两木茹糊后赶紧钻进自已的破被里，因为这样可以尽量减少热能耗散，避免过早剌激仍然半空虚的胃。可突然一阵紧急集合钟声，将几千人聚集在露天广场，任务是等候场领导重要训话。四周有狱卒武装警戒，如临大敌。可是大家在朔风冷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仍然不见领导的踪影。有些队员已被淋湿了，冷得浑身哆嗦，但不得离开会场半步，
后来才得知那晚干部晚宴，估计是宴席太丰美了，赴宴者过于兴高彩烈，结果在划拳猜码中都喝醉了，竟然无一人能出来来给奴隶们训话。直到半夜时分奴隶主们酒意初醒，有人提及训话之亊，这才如梦初醒，匆忙出了歺厅。只见一群红光满面，脑满腸肥，却军纪不整的主子们，一个个喷着酒气、打着饱嗝，步履踉跄地来到广场，打量着眼下这一大群衣衫褴褛、面黃肌瘦、一个个瑟瑟发抖，昏昏欲睡的奴隶，一时竟不知所措。为首的头头眼看奴隶们一个个睡眼腥松，无精打彩，大概想到继续呆下去可能影响明天的生产效率，于是发话：“今晩夜深了，不训话了，大家回去歇息，明晚原地集合！”奴隶们如同得到特赦，纷纷挣扎着站起来。人群离去了，可这时离天亮出工也不远了。
经历这一幕的笔者当时就想：这表面对立的两类人其实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那一大群油尽灯枯、面黄肌瘦的奴隶输送热能，哪来这一群脑满腸肥、营养过剩的主子呢。
三是，阴差阳错，因病得“福”。
“疯狗”终于迎来了他亊业的一个高峰，他如愿以偿，真的毙了一个人。而且是当着全中队数百人的面毙的，好不威风。此亊的简要经过是：
近来场里发生了几起逃跑亊件，其中我们中队一个逃跑者队被抓了回来，据说是“惯犯”，场部决定杀一儆百。但是按正常程序被抓住后只能按有关法律惩处，是不可能被枪毙的。于是头头们想出了新招，目的是要将其杀害。我们不可能知道头头们具体的决策过程，只知道执行过程。
——紧急集合！地点选在临近农场围墙附近的空地，据说“逃犯”就是从这围墙翻越出去的。
把逃跑者押到场以后，由场部一位干部问话，重点问他是如何逃跑的？这时“疯狗”站出来，叫逃跑者演示一番。逃跑者反复请示如何演示？他不知是计，便按其要求跑去围墙脚，未待其演示翻墙，“疯狗”抽出盒子枪“拍拍”就是两枪，逃跑者来不及呌喊，应声而倒，鮮血流了一地。“疯狗”跑过去，向死尸踢了几脚，确认死亡后，才返回，一边高声宣叫：“XＸＸ现场逃跑，已被当场击毙，自取灭亡！谁敢学样，这就是下场！”
此时四周戒备的狱卒一齐拉响枪闩，气氛紧张，如临大敌。
在场的教养队员们个个看得心惊肉跳，谁也不敢吱声。很明显，“疯狗”是这场丑剧、恶剧的积极推动者和执行者，自此，大家也就对他“另眼相看”，避之唯恐不及了。
我自从听了他的初次训话后，我就一直尽量避免与之接触。
可是想不到的是，一次，“疯狗”终于主动找到我头上来了。引发亊情的原委是，在某次我组的劳动中，我落在了后面。不知此人是早就有预谋还是碰巧来巡查，总之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先故意问我的姓名等等，然后恶毒地、幸灾乐祸地冷笑道：“不要以为我不认得你，告诉你，我早注意你了，你的労动态度很恶劣！”
我知道此人来者不善，可己经无法摆脱了，干脆听其自然，我头也不抬，继续刨我的地。
见我无反应，他有些火了，突然提高嗓门吼道：“如果你收工前不追上他们，完不成定额，晚上扣饭。还要开你的斗争会！”
本来，由于饥饿、以及由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疾病，近半年以来，农场对队员劳动的要求已经大打折扣了，所谓劳动定额已经成了形式和走过场的东西，没有人再认真计较。
但是，自从上次“毙逃”大会之后，风声又渐紧起来，特别是“疯狗”亲开杀戒之后，趾高气扬，到处寻衅兹亊，对劳动表现不好的队员实施扣饭这一恶政就是这一新形势下提出来的。谁都知道，在教养队员的心目中，这一日六两木茹糊糊就是救命仙丹，与性命同等重要。所以扣饭是对教养队员的致命性打击。扣了几次饭，差点弄出人命，当局只得重申：扣饭一律要经中队部批准才能实施。可是“疯狗”是中队长呀，他有这个权力。
我抬头望了他一眼，一股怒火冲上心头，不顾一切冲他说：“我有病你知道吗？我坚持不了了……” 此时我确实感到头晕脑胀，额头直冒汗。这时是盛夏，又是正是下午二、三点钟太阳最毒的时候。
疯狗冷笑露出不屑的神气，然后叫来劳动组长，交待他作出的决定，再狠狠瞪我一眼，走了。
我继续刨地。不一会，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一头栽了下去，之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放置在一个阴凉的草地上躺着，旁边站着中队部派来的也是教养人员的医生，他对我说：你是中暑了，现在已无大碍。然后给了我几片药，并交待服法。
“疯狗”的扣饭计划和批斗会都没有兑现。
过后我想，“疯狗”不会放过我，我得设法预防。我想起了梁教导员，作为政工干部，此人说话平和，也比较讲理。我决定向他投诉。我以要“向党交心”为由找他谈话，他答应下来。我先说了一通想早日改造好的话，然后说了由于自已劳动能力所限，在组内劳动排在下游，因而引起中队长的误会，他认定我态度恶劣，消极怠工，想整我……。教导员听着我的申诉不置可否。只告诉我要诚心改造，用实际行动向人民靠拢……我告诉他，我已経尽到最大的努力了。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不应该把劳动能力作为判断是否诚心改造的唯一标准。梁教导员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又趁机向他反映了一些小意见和小建议，如宿舍门前的路太烂，常常让人跌跤；晚上熄灯时间应延长半小时，让队员有点学习、看报、写笔记的时间……
申诉基本成功，此后一段时间，疯狗没有再来找我。我也振作精神，在劳动中尽量表现好一点。就这样又平静地过了一段时间。
可好景不常，冬天来了, 这回是患病了。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劳动, 日晒雨淋 , 营养不良,加上宿舍潮湿阴冷等恶劣生活环境, 我患上了风湿病, 左脚膝盖骨隠隠作痛。农场的医生几乎没有什么药。我只好写信向在荔浦县的母亲和三哥(三哥策定也被划为右派, 但处分比我轻点,只是开除公职，最近也回到母亲处) 求救。在我来农场后，毌亲曾三次给我寄来包裹，都是她辛苦为人作褓姆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为我买的高价饼干、食品。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救命品。现在，又给我寄了些膏药来，我靠着它们勉强支撐着继续出工劳动。
终于有一天，我难以坚持了，便去医生处开了病假证明，然后卧床休息。
偏偏“疯狗”又来查房了。此时，请病假的人已不少，疯狗从第一排床开始，不问情由，也不说话，看见卧床者便往下拖，对那些不肯配合者则兼施拳脚，一律拖到宿舍门外。到了我的床前，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看到是我，不由怒火中烧：“又是你，这回没有哪个保得你！” 我知道他还在发泄上次没能处罚我的余怒，但我告诉他我有病假条。他不答理，却问我“你哪里有毛病？”我指着疼痛的左膝关节给他看，他便拖着我的病腿恶狠狠地使劲往外拽……
“疯狗”叫来狱警，把这些病号押去大伙房前的空旷地，这些人有的哭诉，有的坐地不起，拖拖拉拉扯扯半个多钟头走不了几十米。最后疯狗勒令大伙为大伙房洗菜，清垃圾，疏下水道，弄得臭乞熏天，直折腾到晚上。
第二天，很多病号去到中队部和场部去哭诉。但“疯狗”不予理睬。过了一天，他故伎重施，重新上演了头天的一幕，把大伙折腾得够呛。
由于得不到治疗休息并且再次被伤害，我的左膝疼痛加剧，开始红肿，行动更加困难了。我不得不再次找到梁教导申诉，并要求调离疯狗的中队。他听了仍然表面不置可否，但亲自批准了我休息的病条。
大概过了半月，我接到通知，到新成立的轻工组报到。轻工组主要由老弱病残组成，安排些剝玉米、摘花生、选种子一类轻活，有时无活干便开会学习。这个组不属于原来的中队。我终于脱离疯狗的魔掌了。
在轻工组一直呆到次年春天，这段日子对我来说较为平静。但随着时间推移，我左膝关节的病症却越来越严重，而且，右胸部也疼痛起来，医生怀疑我得了肺结核。
不久，我被转移到新兴农场的广林医院，这是农场专为两労人员开设的医院，病房都是大草棚，医生也是两労人员，设施简陋，几乎没有现代医疗设备。但是，这里比之中队的伙食稍微好点，虽然粮食定量不变，但有时可以吃到小米、玉米甚至大米煮成的粥，经过特批，还可以得到少量“营养补助”，即由麦麸、花生麸、黄豆麸混合辗成的粉末，在饥饿年代，它是包医百病的“神药”，可惜，只能偶尔得到几两。
就这样，我在教养农场四年零两个月的经历可以分成两半，头两年多在中队劳动中度过，后两年则在它的医院病床度过。
到广林医院不久，我的左腿就基本不能行动了。医生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病症，起初说是风湿关节炎，后来又说是骨结核。逐渐地，膝部变形了，肿得很大，医生暗示，此病是治不好的了。
不仅膝部如此，右胸部疼痛也逐步加重，后来竟长出了一个姆指大的肿瘤，医生诊断它是肺脓肿。后来它破损流脓，变成了一个嫩肉团，医生把它割掉，它又长出来。如此数次，不能消灭，医生也听之任之，只让我长期服用雷米封（一种治肺结核的药）。
对这里的病人，当局大概分别三类情况作三类处理：一种是能治好或自行好转的，让其重回队里劳动改造；二是治癒无望，但无生命危险、且喪失劳动能力的，劝其回家养病为其解除劳动教养；三是病情危重又拒绝回家或无家可归者，任其在医院死亡。
我大概属于第二种情况，治癒无望，又不能劳动，留在医院白白哨耗当局的资源，当局觉得不划算。我变成他们要甩掉的包袱了。大约住了一年，医院干部就试探问我，是否愿悥回去治病？并说外面的医疗条件好，他们不愿躭搁我的治疗云云。
当时我的病情比较严重，况且，家贫如洗，回去毌亲怎能养活我？我估摸出去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谈判没有开始就破裂了。
又拖了大半年。虽然病症仍是治癒无望，但慢慢地有点变化，可以下地撐拐扙走一点路了，我也开始主动锻炼。这时已是1962年秋天，一次，农场干部找我谈话，明白地告诉我说：“你的问题是右派，我们准备给你摘掉右派帽子，你就没有呆在农场的理由了。你要加紧锻炼，准备回家，你家里还有老母亲在等你呢。” 我得到这个消息，内心一阵狂喜，但仍装着不情愿的样子，不置可否。但此后真的加紧锻炼了。
又过了大约两月，那个干部正式告诉我：我的摘帽己经批准，从现在起，你可以回家了。
于是我给家里写信。毌亲希望我快点回去。三哥则说最好再拖几个月，三哥回到毌亲身边不久，他还没有找到工作，意思是现在家里没钱，等到他找到工作有点钱才好办。
但是农场不允许我拖太久，几乎下了逐客令。就在次年（1963年）３月初，我撐着拐扙回到了久别的亲人身边。
此后奇迹发生了：我的生命几乎发生了畸变，母亲请来当地的一个草医，用草药薰洗，半年后我就能正常行走，而且胸部的肉瘤也神奇消失了。次年，我已经能干一切重体力劳动，也许经过教养农场的锻炼，此时我的労动能力和労动技巧都有很大提高。我和三哥先是打零工，什么都干。后来兄弟二人合作生产泥砖，自产自销自运。最后与人合伙烧青砖、红砖，因为产品质量好，薄利多销，生意一直不错。从而，周家兄弟诚信经营，品行端正、勤劳节俭的名声在小城不胫而走，即使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脱帽右派”，是当局眼中的“贱民”，但当地老百姓民仍然尊重我们，和我们打成一片，起码没有人明目张胆歧视我们。
后来才知道，我从教养农场顺利脱身的意义，远非只是重新获得了自由，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它的意义太重大了，可以说是又一次死里逃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一点直到文革之后再被证实。
我离开农场（不知类似我被清退回家的右派有多少？）不久，文革前期凤暴“四清”就开始了。接着文革拉开了序幕。而这一切农场均不能幸免。有人说毛搞四清、搞文革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派”，传统阶级敌人包括已被劳改教养的应该不会受到打击。此言差矣，毛毎次在搞党内斗争时，总是先拿传統阶级敌人开刀，文革更是如此，北京的“红八月”和大兴亊件就是向全国示范。亊实上文革中被屠杀的最多、最惨的就是地、富、反及其家属。至于是否会波及劳改教养农场，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反正广西是被波及了。
本来，文革期间农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知道直到文革尾声的1975年之前，农场没有以任何方式释放一个人。1975年，当局特赦了一批在押的囯民党县团级以上军政人员，同时也对劳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了清理，一些劳教人员被释放回家。于是我向他们打听一些农场难友的下落。但由于不在同一个单位，他们也说不清。不过他们说出了文革中农场的恐怖和两劳人员的悲惨遭遇。广西是文革重灾区，杀人特多，特残忍，农场中的两劳人员并不能幸免。在“橫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的腥风血雨中，农场公安系统中的造反派与当地社会上的造反派（实则是当时广西的“保皇派”，即保韦国清的一派）勾结，实施所谓群众专政，具体做法是让当地所谓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实即流氓恶棍凶手）自带凶器进入农场，与农场造反派共同召开大会，由农场造反派提供名单，把一些所谓劳动表现不好、调皮捣蛋的两劳人员作为“反改造分子”用来 “开刀祭旗”，按名单揪出一个，当场打死一个，刹那间，只见脑浆开花，血肉橫飞，会场变成了屠场……一次杀人由一二个到十几个不等。这一幕不断地上演，不断地杀，杀人如儿戏。然后，将那些平时对两劳人员态度较为温和、较有理性的干部，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打倒……。
于是我想象，如果我仍然留在农场，会是什么下场？也许第一批、或者第二批就轮到我了。我仿佛还看到，“疯狗”在台上狞笑，而梁教导员则被挂上黑牌押上批斗大会会台……
这就是我所说的“因病得福”，难道不是吗！
再度羁祸否极泰来
从农场出去后我在广西荔浦县城生活了十五年。现在看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我在毛时代沉沦至谷底，到毛死后社会一度向文明回归我又“东山再起”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期橫垮文革十年中，有两件亊使我刻骨铭心，一是文革中我再度不幸罹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二是在右派改正前夕，三哥策定工伤遇难。
前面已经讲到，回到荔浦后由于我兄弟通力合作，艰苦奋斗，我们过上了比较安稳的、在当地属中上等的生活，这种日子一直维持到文革。此时我兄弟虽是“脱帽右派”，是当局眼中的“政治贱民”，但是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却不错，特别在同龄人中享有较髙的威信。这是因为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老百姓与当局不一样，当局认定我们是右派，是可怕的人；而普通百姓看到的我们是做事诚信，为人正派，吃苦耐劳；而且两人都“能文能武”，做工比一般人有头脑，提笔能写会算，至于作诗论文，更令当地那些“文化人”自愧不如。老百姓认为我们被当局抛弃，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但那不是自己的错。所以，一般人包括一些政府、街道干部，表面上也都对我们客客气气，只要没有“运动”，没有人与我们拉开距离，划清界线。
但是文革来了，就有麻烦了。因为毛号召“造反有理”，整个县城陷入“造反”狂潮，后来又演变成两派互斗。一些年靑人成立了“青年造反总部（靑总）”，几个头头平素都跟我关系较好。因为要打派仗，要写大字报，搞大辨论，大批判，但他们文化有限，于是向我求援。我看在朋友份上，有时给他们改改稿，或提点意见。但限于自己的“身份”，没有直接参加他们的活动。
青总属于当地造反派，后来被有军警作后台的保守派打败了，几个头头被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知什么人向当局检举，称我是青总的“黑后台”。“脱帽右派”充当“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这个罪名不小！当局于是把我拘捕，同时对我进行抄家，寻找将我判罪的证据。他们把我写的东西（主要有一部十余万字的小说初稿，一些读书笔记和小量诗词）和所看的书籍（两箱，实际是与策定共有）全部拿去，请来县内文化界权威人士进行审查、挑剌，但结果没有什么收获，只拿几首认为有对现实不滿情绪的小诗来批判。但当局仍不肯轻放我，把我关在看守所足足一年零两个月。最后才发给我一纸“教育释放”的决定。但回到家后，又接到派出所“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的通知。 我再度失去了自由，陷入人生底谷。
但是，正所谓祸福相依，在我被关押的一年多，正是该县武斗最疯狂、死人最多的时期，我虽在监狱中吃了苦，但人身是安全的，也可以说躲过了一劫。从狱中出来后，当地武斗狂潮已被制止，此后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大的威脅。
在划为“现反”的初期，我情绪低落，对当局更加怨恨。这时我也不断反思，对毛发动的这场文革的反文明性质开始有了认识。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一味隐忍顺从，变成愤怒和反抗。当然我的愤怒反抗主要是在思想上，藏在心底。但在行动上，外表上也有所表现，比如出义务工，超过规定一天半天，我便抵制不去。这时我的斗争対象主要是我的劳动主管单位荔城镇镇労动服务管理站，我与其开展合法斗争，我研读它的有关政策规章，拒绝它的随意盘剝。劳动站的负责人恨我，想整我，但是也不容易得逞。
起初一般人不大敢跟我接触，但我们的砖厂生意终于又火起来，很多居民包括年青人都到我们的砖厂做工，很快大家又与我们打成一片了。文革后期，群众对毛式运动有些厌倦了，与我们兄弟的关系反而亲切了。我们家对面住的是居民小组长，五十来岁的街道妇女，按理她说对我这个“反革命”负有监管责任，但她甚至暗中有给我们兄弟说媒，介绍对象，为我们说好话。也有明知我的身份却愿意嫁来的农村女孩。但我发现家长有顾虑。我很谨慎，决不勉强。策定的婚亊 率先成功。
1976年9月毛死，１0月“四人帮”覆没。我们预计命运可能发生改变。后来形势形势果然天天好转。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局势逐渐明朗、即将获得命运转折的1978年春天，策定在一次拆旧屋中工伤身亡，这成为我们全家永远的痛。策定留下年青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妻子后来改嫁他人，女儿早己长大成人，现住桂林。1979年3月，在定哥逝世一周年之祭，已经复职的我专程回到荔浦到他的坟头祭扫，并作悼诗两首（收入我的《求索集》中）。两年后我将他的墓迁到南宁。
定哥去世不到半年，他的原单位给他发来了右派改正，回单位复职的通知书，实在令人扼腕！定哥的命运与我大同小异，但他性格温和些，因此受到的打击不及我。我又想起二哥策橫，他在国民党的中央政大读书，是正规的国民党员，又在国民政府辖属的国家银行工作。可在毛统治时期他也仅仅遭到歧视、排斥而已，远没有如我几乎丧命。我为什么受到最大的打击、承受最大的苦难？我认真思考，认定这一切皆缘于我的性格，不善、也不愿意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父亲的问题上转不过弯来。这也与我从少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从小膺服孔孟，儒家倡导诚信不欺，言而有信；父亲对项羽“霸图磊落百朝空”的赞美，都让我幼小的心灵认识到应做一个光明正直的人，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则是可耻的！正是我的性格给我带来了苦难。
面对难以抗拒的打击和重压，一般人只能选择驯服和逆来顺受。我也是如此。但灾难并未因此稍減，并且越来越重且遥遥无期，它终于促使我反思并觉醒，转而选择不屈和对抗。但这些又无法表露出来。长期的压抑使我性格扭曲，脾气变得暴燥越来越易怒，对人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我感到绝望，我估计，如果继续在毛统治下的环境下生活，我终将崩溃，提前结束生命。
可是，正是应了“否极泰来”的成语，就在此刻，命运的转机来了。很快，我也收到三哥那样样的复职通知。荔浦县公安局一位股长即时约我谈话，他首先对我的右派改正表示祝贺。然后告诉我：你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反革命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想向他要一纸平反通知或证明，他说不必要了。
我真的又一次命运反转，否极泰来了吗？我感觉象在做梦，不得不反问自己。
因为要处理诸多善后问题，我不可能立即前去复职。因此先去到我的原单位、现在的中国农业银行临桂县支行（原来是人民银行，因我在乡镇营业所，所以划归新设立的县农业银行）报到。直到1979年3月才正式回到临桂县农业银行上班。
与文明共进退同浮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共統治最开明的时期，文明和理性开始在中华大地回归，最突出集中的表现，就是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包括对右派的“改正”。与此同时，是对毛统治时期形成的人才评价和选拔机制的拨乱反正。简单讲，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更替中，历代王朝绝大多数都遵循、釆用优胜劣汰的用人原则和人才选拔机制，但是到了毛统治的年代，却颠倒了过来，反其道而行之，毛推行的是一种“择劣汰优”机制。这是一种十足反文明，反历史潮流的反动行为，比如，在农村，他杀光了贯彻儒家以德治国，推行文明自治的乡绅阶层，而让那些流氓地痞掌权，实行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城市和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他专门选拔重用那些所谓斗争性强、无文化或文化不高、思想极左行为粗野的“大老粗”掌权，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和有文化、有道德修养的干部。在毛这种倒行逆施之下，五千年文明毁弃殆尽，国家被搞得腥风血雨，乌烟障气，整个社会是非颠倒，道徳沦丧，以丑为美，以耻为栄，正所谓黃钟毁弃，瓦釜长鸣。在这种体制、机制下，我辈被遗弃被踩在社会最底层，甚至被消灭都是正常的。这是文明倒退的必然结果。
可是，一旦亊情反转，拨乱反正，文明回归，我辈也就有出头之日了。在正常的优胜劣汰机制之下，不靠“血统”，不靠“关系”，不需要刻意钻营，不需要偷奸耍滑，只须凭着本亊、知识和努力，就能得到“择优”，得到他应得的一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遇到了这股初始的政治清明之风，顺着这股文明之风，正气之风，我的亊业上骤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右派改正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临桂县农行乡镇营业所当农金员，回归到二十一年前的老本行。同亊们都不看好我这个老同行，在心里嘀咕：毕竟躭搁、落后了二十一年，你还能怎么样？吃碗残羮剩饭就退休去吧。
可我不甘心就此退出人生舞台。我一边工作一边收集材料，一边思考，用业余时间写下了我的第一篇金融论文，针对当时千疮百孔的农村金融，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此时是1979年冬，经历文革十年破坏、停顿，金融工作重新启航，广西金融学会刚刚成立，创建了广西首个金融理论刊物《广西金融研究》。我于是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该刊。很快，收到了该刋编辑部的回信，表示尽快刊用（此文后评为该刊年度优秀论文）。同时收到二哥策横的来信，此时策橫已调入区人行金融研究所工作。他告诉我该刊主编很欣赏我的文章，“你可要求他向区农行领导推荐，把你调来农行区分行工作。”我依嘱而行。果然，一个月之后，区农行给临桂县支行发函，借调我去区分行协助工作，实际上是试用。当时临桂农行的领导感到非常诧意并试图抵制，但没能成功。
我到区分行后，领导安排我在办公室做文字工作，可谓如鱼得水。此时正值农行新建，急需用人之际。一个月后的1980年４月，我被正式调入区农行，从此落户南宁。
不久，接到总行通知，为筹备成立中囯农村金融学会，要求各省分行发动员工撰写有关的调查报告或论文，遴选优秀作品送总行选用。半年后，在全区一万五千名（含信用社）职工中，通过层层筛选报送了13篇作品给总行。又过了两个月，总行通知，选中其中一篇作大会发言，那就是我的《我国农业现代化资金问题探讨》。不久，我被总行点名抽调去协助筹建中国农村金融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交流会（1981年秋在北京召开）。在北京工作期间，总行研究所有关领导曾试探我是否愿意去总行工作？我考虑后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我觉得广西分行对我不错，我有一种知遇之感。大会开完后我仍回到广西区分行。
次年，中国金融学会要在南宁召开年会。这是中国金融理论界的最高盛会，各金融、财经院校、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奉命准备文章参加会议。广西金融学会也秣兵厉马，遴选报送作品。结果在众多备选作品中，仅有名义上中专学历（实际上未达到）的我，以一篇《关于我国货币流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被选中作大会发言，与那些有名气的教授专家同台交流讨论。
于是有人散布我是靠“运气”中选。运气之说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其实，任何科学本质上都是相通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只要掌握它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稔熟归纳和分析两大法宝，就会不断发现问题，创新思路，而创新永远是科学研究的皇冠，我的文章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新观点、新思路，不落俗套，因而颇得行家青睐。我的另一潜在优势是拥有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行文既体现论文逻辑的严谨性又兼顾其文学性，可读性，尽可能达到生动自然。当然，这段时间我更恶补了金济金融知识，把当代、近代著名经济、金融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萨谬尔逊、马克思、以及古典主义、货币主义的代表作读了个遍，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储备了比较丰富的课题资源
这期间，也成立了广西农村金融学会，由区分行行长任会长，下设秘书处；农行区分行则设立了作为二级单位的农村金融研究所，农金学会秘书处与研究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当选为学会副秘书长。不久，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副处级）。此后，我成了金融研究和学会专职干部，直到2002年底退休。在这一二十年中，我在省部级、国家级的经济、金融研究刊物以及高等院校《学报》上发表论文、调查报告７0余篇，主持全国性和省（区）级课题研究十余项，出版专著、敎材、工具书、文集多部。1985年获广西职工自学成才奖。先后获得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两项；中国金融学会三等奖一项；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六项，三等奖两项；广西金融系统论文竞赛一等奖三项（次），广西农村金融研究一等奖五项（次），以及甘肃省金融研究特等奖等等。先后评定为经济师，高级经济师。1994年，获社科研究员资格（但本单位无此岗位，因此未聘任）。还兼任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委，中国金融学院函授部教师，中国金融学会（第四届）理亊会理亊，中国农村货币流通研究会秘书长等。
尽管我在学术上、工作上成就突岀，但我后来发现，行领导实际上只是利用我，在政治上、使用上则尽量压制我，在他们看来，让我干个副所（处）长就算是重用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而区分行的中层（处级）干部一般都是党员，所以对我算是破格了。我虽然只是个副所长，但研究所很多主要工作实际上都是我主持或担当的，如我长期担任《广西农村金融研究》杂志主编，农行总行和广西社科联下达给我行的课题研究任务也往往指定由我担当。为便于工作，总行还送给我一个“中国农村货币流通研究会秘书长”的头衔，又推荐我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亊。（一般地说，这类职务都是由总行研究所领导担任的。）当时，在总行和几个高等院校的理论刊物上，我的文章已通行无阻，并且在多家权威杂志上转载。但是广西区农行的领导对这一切装作视而不见，研究所所长换了两届，都是党员，有的跟金融研究从不搭界，照当。我对这一切虽偶感不公，但能容忍。因为我知道我的“问题”所在，但我是不可能（像某些改正右派那样）去争取加入共产党的，这是我的底线。我也不会故意去靠拢“组织”，而是心照不宣地保持一定距离。我知道，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歧视和压制，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使然，亦即受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制约，而不是某一个单位的问题。我只求能让我有发挥才智的一席之地便了。当然，对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我从心底是不可能认同的。
1988年，在二哥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其实我加入它，只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心态，主要想看看共产党的多党合作究竞是怎么回亊，能否真有一个“参政议政”的渠道。我加入后被选任民建广西区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在1998年以民建代表身份进入（第八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任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委员，当了五年名符其实的“三手（握手、举手、拍手）干部”。不过，其间我还是积极“建言献策”的，只不过在该组织完备的控制机制下，不可能完全讲真话，不可能触摸真正的政治，不可能越过当局制定的红线；而只能就一些细微末节谈一些不痛不痒的意见和建议。总之，我个人感觉：这个多党合作有如提线木偶戏，提线者便是执政的中共，而充当木偶的“民主党派”多也心甘情愿，毕竟，可以不须多大付出便可以分得一杯羹，难道不是一桩好买卖吗……一句话，那里的一切皆儿戏，只不过是成年人的游戏罢了。
1989年六四亊件以后，国家政治形势恶化，远离北京的我也感到当局的相关政策在收紧，比如， 1992年，我所原所长（党员）病退，正职空缺，行领导便把一个在金融研究领域无任何建树的共产党员提为所长。此人据说有大学学历，而且学的是历史系。于是，某次我故意引诱他讨论我囯历代官方修史的体例问题，并就几位著名史家的评价向他请教。哪知此兄张囗结舌，不能作一句回答。眼见他下不了台，我只好转移话题。从此他不再跟我说话。我则怀疑他是个“工农兵学员”。区分行此举无异于明确表示：作为非党人士的周某人，不管工作多么优秀，成绩多么突出，是不能担任部门正职的。虽然对这个小小官职我并非太在意，但它透露的信息让人气愤，因为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不想被歧视、愚弄，我有了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便故意公开发泄了一下。
此时区分行的主要领导还算比较开明，他得知后并未责备我，反而向我表示一点歉意。很快，就又下了一道公文，把我由“副处级”提为“正处级”，仍任副所长。就这样，我这个当了七年的副处级算是转了“正”。
此后不久，银行推行商业化，一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金融研究这种花钱而不创造利润的部门被逐渐边缘化，两年后，研究所撤销，只保留学会秘书处，由我留守这个摊子。到我退休，这个摊子也就没有了。
我己经感觉到文明在倒退。囯家如此，本单位也如此。此时，人们不再追求多作贡献，不再拼命工作，而是热衷于拉关系，走后门；员工们学习知识、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大減，也没有人刻苦读书，写文章了。但却一个个花钱弄来 一顶“硕士”、“博士”头衔；在用人方面，“关系”第一，“人情”至上，“裙带”橫扫一切；人人都在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盛行，再也没有人相信公平、正义、公理了……
社会风气的败坏，实际上肇始于最高统治者。在“六四亊件” 中，当权者用暴力碾碎了中华民族曚胧的民主之梦，让强权和腐败（当时叫“官倒”）取得了彻底胜利，从而为此后权力的澎胀和腐败的盛行扫平了道路。因此，日后社会陷入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纲常沦替也就不奇怪了。而此后当局推行的所谓“改革”，也就逐步走向它初始目标的反面，成为统治阶层剥夺广大労动民众以自肥的手段，其中最恶劣者为推行国有、集体企业的私有化，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化公为私的抢劫，它使一些人一夜暴富，催生了一个权贵资产阶级，却使千千万万民众沦为赤贫，沦为所谓的“弱势群体”。从此权力阶层全都卷入一场肆无惮忌的“抢钱游戏”，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胜过当年共产党咒骂的“万恶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千倍！虽然后来拜资本主义所赐，中国加入WTO，经济有巨大发展，人们收入有所提高。然而从整体上看，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观察，与八十年代前期相比，中国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了。
正如当初中国政治文明的一股清风将我送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舞台一样，文明的倒退也将我逼退这个舞台。我感觉越来越不适应现实，越来越看不惯眼前的一切，同时深深感到自己无力回天的悲哀。这决不只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要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无可奈何地看到希望破灭、看到昔日鄙弃的东西却卷土重来的失落与无奈。
这时恰好有一只代表当局、代表权力的黑手，重新把我推向社会“弱势群体”一边，这就是当时的主政者朱ＸＸ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它第一次如此明白、如此赤裸裸地将所有劳动者划分为“自已人”——公务员，和“非自己人”——企业员工，并且野蛮无耻地将前者（自己）的养老金定为后者的数倍甚至十倍！从而彻底撕去了“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外衣和遮羞布，充分暴露了其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和吸血鬼的真面目。这伙强盗还嫌不够，又不顾底层民众的死活，趁火打劫地强制推行企业“下岗”和大规模裁员，让亿万劳动者顿时陷于饥寒交迫境地。与此同时，各级当权者及附庸、走狗，则依仗其暴力专政工具，疯狂地、无所顾忌地享用将国有、集体资产化为己有的饕餮盛宴。此时及其后中囯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为权力阶层依仗暴力进行财富抢夺的工具，简言之，就是将所谓的 “改革成本”全部推给底层劳动者，而将“改革红利”全部收入自己囊中。
国有商业银行的分配制度改革也遵循上述原则。作为国有银行职工，其工作本是由当局统一分配，统一调配的。当年只有一家人民银行，后来才分出多家商业银行，当时已明确各个银行实行统一的身份和待遇（按行政机关待遇，纳入囯家干部系列）。而朱ＸＸ上台后突然反脸不认账，推翻已实行几十年年的政策制度，使出他惯用的流氓无赖手段，将商业银行员工尽数踢出国家干部行列，等同社会上自谋生路人员，并强令全部按当地企业员工平均水平发放养老金。这样，在职时月薪４千余元的我，被核定退休金为1280元。约为分配在人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本人同职级的同学退休金的五分之一。
当然，朱某人打击的只是退休者和在的职一般员工，国有商业银行在职的中层以上干部，可以立即把自已改为年薪制，薪酬由毎月几千元陡升到年薪十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退休金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而一般的、最忙碌的一线櫃员，收入却在不断下降，廹使其中一些人不得不跳槽改行。可见，在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倒霉的永远是下层劳动者。
然而更诡异的还在后面，就是那个身居总理高位的朱ｘｘ，一面将自已打扮成“清廉”的“肃贪打虎英雄”，一面——背地里——却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去垄断中国金融机构装备的进出囗业务，从而使之日进万金，迅速飙升为亚洲排名第七的大富豪。不知被朱某人打倒、消灭的那些“老虎”，哪个堪与朱氏父子比贪、比富？！
朱某人的作为标志着中共上层贪腐的合法化、公开化、野蛮无耻化。上行下效，全社会由此进入贪腐横行、尓虞我诈、厚颜无耻的“新时期”。至今，几任新领导人虽然都强调要不断“深化改革”，但換汤不换药，或者连汤都不换，与朱氏之故伎无异。
改革己死，中华民族路在何方？
伴随着文明的倒退，本人早己退出了历史舞台。面这样的大问题，恐怕也轮不到我等来作答了。
这大概就是我这个“右派”的悲 哀吧。
（全文完）
2017、4，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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