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四十三章
季鹏
文革常态：造神、愚民、虐杀
通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暴力恐怖，只是毛的统治朮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愚民、“造神”。恐怖加愚民是毛主义的两个轮子，不可或缺的双翼。在文革中，毛把这两翼都发挥到了极致，构成文革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我们在介绍了毛的运动暴力和恐怖以后，也不能忽视他常态下的阶级斗争和愚民的绝世奇功。
一、掀起人类历史上最大、最肉麻、最无耻的个人崇拜狂潮
毛曾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毛的吹鼓手、《西行漫记》一书的作者——说：中国需要个人崇拜。因为，在文革初期，他连一个北京市委也指挥不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群众对他的崇拜来对付党內政敌。这当然是百分之百的鬼话、谎话，是为他发动文革的诡辩。毛又说：赫鲁哓夫不搞个人崇拜，所以他垮台了。他当然要反其道而行之。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毛对他个人权力受损的深深忧虑。他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不仅要将失去的找回来，还要加倍地建立他个人绝对权威和独裁体制。在这方面，他有丰富的经验和感受，在延安的时候，他通过整风运动制造恐怖和愚化，掀起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高潮，收获多多。尝到甜头的毛，时刻不忘再通过暴力和愚民的两手，将自己塑造成全民心中的“神”。
毛为自己的“造神工程”， 实际上从建囯之始就实施了。1950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建国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毛在最后加上一条“毛主席万岁！”自己给自己喊“万岁”， 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厚黑大师所能做到的。这“万岁” 一词，中国人都知道，那是旧时皇帝的“专用名词”。毛此举就是要让全体囯人知道，他今天就是“新中国”的“皇帝”。人们还看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除阶级敌人外），都要挂毛的肖像， 960万平方公里囯土上，都充盈“毛万岁”的声音。
这样做的效果是巨大的、奇特的，试想，如果没有他在建国后七八年间日夜造就的“万岁”地位和声威，大跃进惨死几千万人他能安稳无忧吗？捅下这古今中外最大的“漏子”，却没有一个人敢声讨问罪，觊觎他的“皇位”，这一切难道不是喊“万岁”之功？
如今他发动文革，要把他丢失的一切加倍找回来，毫无疑义，就包括成为“万岁”。
非常幸运的是，这时他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帮手，那就是林彪。林彪在讲假话方面，在脸厚心黑方面，差不多接近毛的水平。这正是毛之所需，于是两人－拍即合，林把毛捧成“神”，毛提拔林为二把手，接班人。两人心有灵犀，各怀鬼胎，狼狈为奸。毛林结合，文化大革命所必须的条件就全滿足了。
从林彪来说，自庐山会议为毛“倒彭”出了大力，得到毛的宠信，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之后，就更下定决心“得毛一人而得天下”。文革中林彪把这一伎俩发挥到了极致，给全国人民树立了极其恶劣、丑陋的榜样。
对毛的造神运动，始于对毛的歌颂谀词大比拼。
林彪发挥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林控制的《解放军日报》首创在首版显要之处以大黑体字登刊毛“语彔”， 后来又将其称为“最高指示”。《人民日报》和全国所有报纸、刊物跟着效颦，翻开全国每天所有报纸，首先映入眼廉的都是大号黑体字的“毛语录”，给人一种震撼心灵的感觉。再配以天天刋发的吹毛、颂毛的“社论”，“评论员文章”，让全囯每一个人都感到毛成了高悬在半空中的“神”，自已匍匐在毛的脚下，是毛绝对驯服的草民。
林彪又对学毛著带头示范：“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囯人民看到了林彪吹毛捧毛“一本万利”，纷纷起而效尤，此中文革中新兴起的“红卫兵”拔得了头筹。正所谓“无知者无畏”，这些吃“狼奶”长大、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最无所顾忌，竞相使用最肉麻、最无耻、最奴颜婢膝而又最穷凶极恶的语言词句来吹毛、捧歌、颂毛，相互间比拼着谁更“热爱”毛、谁更“忠诚”毛。这时，中国传统的文字和语言不够用了，文化不高却脸皮特厚的红卫兵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最”字上下功夫。按正常语法只能使用一个“最”字，红卫兵们发展成“最、最、最”，最多的达到五个“连最”，如“我们心中最最最最最敬爱的红太阳”之类。这时林彪、陈伯达之流又创造出（或从红卫兵学来）：“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很快又生发出“三忠于”、“四无限”，还有“毛主席的书，不是金，比金贵，不是钢，比钢坚”，“千条江河归大海，千条真理归毛著” 等等、等等。原来歌颂毛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已经不适应形势了，升级为“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文字的比拼已经到尽头了，这时有作曲家脑筋开窍，利用自已会作曲的优势，抢先将语录编成歌曲，于是，“语录歌”横空出世，大行其时，高音大喇叭日夜不停的播放对毛的“万岁”声之外，又添了“语录歌”，很快，全民都卷入了毛语录歌大合唱。语录歌之外，还有一些颂毛之歌则争相比拼谁最肉麻，最不要脸，最奴才；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毛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亲”。“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歌儿要对你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夜里想起毛泽东，黑暗之中心里明；白天想起毛泽东，干革命有使不完的劲，困难时想起毛泽东……”还有一首歌没有歌词，从头到尾都是“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歌以咏之无以复加了，接下来于是“手以舞之，足以蹈之”。各类专业文艺团体，各式各样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然走在前头，全国的舞台、全国的影剧院都在编排歌颂毛的舞蹈、戏剧。有人觉得单靠这些专业媒体的造势力量仍然有限，于是提出了全民舞蹈向毛表忠的创意，一个名叫“忠字舞”的舞蹈横空出世，顿时风靡全国，此舞一出，力压群芳，向毛献忠心，谁敢不忠？谁敢不献？谁敢不跳？……这个舞蹈的标准跳法是：以颂歌“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舞曲，表演者胸配毛像章，手执红宝书，边唱边舞，舞步按“忠”字的写法来回走步，配以摇头晃脑，挺胸弯腰，动作完全程式化。凡唱到“毛主席”时必须挺胸抬头，作仰望状；凡唱到“心中”、“心里”则必须双手捧在胸前，作奉献状；唱到“斗争”、“敌人”等字眼，则要眦牙裂嘴，怒目圆睁；唱到“幸福”、“ 快乐”时则要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作情不自禁状……。这种舞蹈不需要多大场地，任何街头巷尾、办公室、家中都可以跳，后来变成涂阶级敌人外革命群众必须跳。跳此舞最大的难点是情感的渲洩要洽到好处，往往出现有人想要表现对领袖无与伦比的热爱而当场昏厥，也有因为对“敌人”太过愤怒而跌倒。至于有些缠有小脚的老太婆，刚刚扭动几下，就四脚朝天；没有艺朮细胞的官员，跳了几下就来了个驴打滚之类，虽会引来一片善意的笑声，但因其对领袖的忠心可嘉，往往还受到表彰，引得众敬仰传颂……
与跳忠字舞配套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是指每天早晨起来先向毛像三鞠躬、三呼万岁，然后将当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向毛“请示”：是否可行？并表示自己一定要遵从毛的教导，搞好革命的斗、批、改，将伟大的无产阶彶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晚汇报则是每天晚上回到家中，先向毛像行礼如仪，再向毛“汇报”一天的“革命战果”，特别是从亊阶级斗争的收获，如有做得不够、不对的地方，则虔诚地向“毛”请罪，直至痛哭流涕，并表示痛改前非。后来，请示、汇报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将“私”字扫地出门、请“公”字安家落户，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的仪式。
还有一件考验人们对毛的忠诚度的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叫做 “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 。
文革原本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和规程，一般以“两报一刊”的社论和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为指针，但最具权威性、压倒一切的还是“最高指示”。这种“最高指示”不是指毛著中的语录，而是毛本人在文革中的即兴讲话、指示，包括“不须放屁”之类的诗词。“最高指示”发布无定时，即兴即发，而且多是三更半夜时毛的即兴之作（因毛的作息时间与全国人民相反，毛惯于昼伏夜作）。一般由各级广播电台（当时没有电视）通过遍布全国城乡的高音喇叭发表。对毛的“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学习、贯彻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传达的快慢则成为考核各级干部对毛“忠”与“不忠”的一个首要指标，总的要求是“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传达的方式，一般是必须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读，然后是大规模的庆祝游行。不论城乡，也不论白天黑夜，都要以最快的军事化速度完成这一任务。这在城市并不困难，因为那时人们早已有了“随时准备开会”的习惯，还随时准备好了开会要用的锣鼓、鞭炮、标语、红旗之类的仪仗、道具，一接到通知，哪怕是半夜、佛晓，哪怕是风刀霜剑，立即集合出发，争分夺秒，压倒一切。
可是，在农村，特别是在偏远山区，这事情就不容易了。那时虽然一般村屯都有广播，但山区并不通公路，很多农戶分散住在各个山头，“望得见，腿走断”。 干部们需要爬山涉水步行去通知，然后，以村、队为单位集合去到乡政府所在地开会。如果是夜晚，那景象就壮观了，只见漫山遍野，一条条由火把组成的“火龙”在山间田野移动，有时还伴杂着锣鼓声、口号声和绰绰人影。好不容易跋涉了一、二个小时到达会场，已经累得人仰马翻了，再“庆祝”一番，回到村里家里，也就一夜无眠了。这时出工的钟声又响了，又要去战天斗地了。
后来，经过请示上级，终于给予通融，允许交通不便的山区可以不参加全乡集会游行，但是“传达不过夜”不能动摇，干部们还是要挨家挨户去背诵最高指示。
当然，最壮观还是白天的大会，当时叫做“红海洋”。与会者人手一本“红宝书”，一面小红旗，每个“战斗队”或“造反兵团”则有一面或数面大红旗，加上每人袖臂上都有一个红袖套，全都挥动起来，几万、几十万人的会场便成了一片红色海洋。加上当时不论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把自己的大门、围墙、招牌、以及铺面涂成了红色，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了。
除了“红宝书”，毛的像章也成了“革命人民”不可或缺的标志物，一般人都有一枚或几枚、十几枚像章，不佩戴像章的很有可能被人们怀疑是“阶级敌人”，可能因此而受到歧视。像章小的如纽扣，大的如小碗，最大的如脸盆。为了表示自己对领袖的“热爱”，一般人戴在上衣左襟，也有左右两边都佩戴，有一个被记者拍摄下来并被署名为“虔诚者”的战士的照片，上身挂满了二佰余枚像章，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和追捧，还有将像章别在胸部肌肉里以示忠诚者……
在“语录不离口”的日子里，上级强调人们要“活学活用”，要把语录应用在日常工作上，生活中，使之成为自己行动的指针。如与对方谈工作，打电话、到商店买东西，便先要念上一段有关连的语录，比如到商店买文具，先念：“最高指示：‘好好学习，天天上上’”。售货员则回以：“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然后成交。风气所及，探亲访友、亲朋相聚，也得先念语录。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两派武斗，先念上一句语录，如，甲方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乙方则回应：“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开打……
就这样，8亿人民全都用毛思想“武装”起来了。没有了个人思想，没有个人嗜好，没有个人隐私，一切都活在毛主义的真空罩里。家庭也成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战场，家庭成员间，要以最高指示为准则，互相帮助，互相斗争，互相检举揭发。著名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的儿子老鬼(笔名)在其纪实性作品《血与铁》中就回忆自己与几位红卫兵“战友”，策划如何打劫自己的家的经过，行动中他们把老鬼的两个姐姐捆绑结实，还往她们的嘴里塞上袜子，然后把家中的钱 和粮票洗劫一空，为的是去东南亚某国去支援“世界革命”。韦宜君在其《思痛录》中记载，田汉的儿子田大畏为了与自己的反动父亲划清界限，给他父亲贴了大字报，开口称其父为“狗”，闭口“叛徒”。一次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骨头实在咬不动，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逮住，斥骂之后，喝令把吐出的东西从新咽下去，田汉只好象狗一样把地下的骨头吞进咀里。这大概是被他儿子斥为“狗”的直观原因。安徽淮北市1967年9月29日，发生了一起红卫兵绑架、打死市委书记高心泰的案件，后来追凶，凶手之一的张冬在审问人员追问幕后指使时，想起了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于是交待了其父是他的“幕后黑手”；另一个凶手袁大头也赶紧说：“我爸爸也是国民党员”。这些不过十六七岁的孩子，在“亲不亲，阶级分”的教导下，迅速学会了诬陷别人那怕是自己的父母，以保护自己的“绝招”，学会了反脸无情，六亲不认，与禽兽无异。
当然，他们对伟大领袖则是无条件崇拜、敬仰和十二万分忠诚。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检阅和接见红卫兵，有一个“幸运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握了手。回到家里，他让所有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来观看他那只右手，但不准触摸。从此，他拿任何东西都只用左手，不用右手，因为右手是毛握过的呀！他不能让任何东西沾污了他圣洁的右手。同时，找来一只白手套精心地套上，手套心里用红丝线端端正正地绣上：
毛主席曾经握过这只手
1966年8月18日
直到几个月过去了，这只手上的“灵光”消失殆尽，他才依依不舍地脱下了那只早已变灰了的手套。右手的功能才慢慢恢复。
还有一则瞻仰“圣果”的故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刋出套红的大字新闻，标题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鼓舞》。内文说，伟大的领袖把外宾送给他的一只芒果转送给了在清华大学的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特大喜讯传来，清华园内万众腾欢，“毛主席万岁”之声响彻云霄，人们眼含热泪，奔走相告，享受这一幸福时刻……
紧接着，全国各地大小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激动人心”的“特大喜讯”。于是，有关方面决定将这只圣果在各地巡廻展出，以便使全国人民分享这一幸福。
芒果巡展到山东某县，目击者记述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得知圣果要到来的消息，该县革委会专门开会研究迎接圣果事宜，制定了严密的方案。
一大清早，当太阳刚刚露出脸蛋的时候，当地最大的县中学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广播一遍遍播送着伟大领袖亲切关怀——芒果就要与全县人民见面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到这里参加迎接圣果活动的革命群众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响当当的、红彤彤的毛的“革命战士”。他们唱着、跳着、兴奋着、期待着。可不知为什么，几个小时过去了，太阳转到头顶了，“圣果”仍然不见踪影。八月的骄阳似火，把人们烤得汗流浃背，然而，想起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人们依然坚持着、兴奋着，有人带头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又是一片欢腾的海洋……
这样闹腾到将近天黑，大喇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圣果即将到达了。人们在黑幕中引颈遥望，但见远处尘土飞扬，隐约传来了一阵歌声，那歌声来自一个车队……终于车队驶进了广场。
“那一幕可真够威风的！”目击者回忆说：“两个红卫兵站在车中央，共同捧着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是金黄色的果实，不大。后面是四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肃立护卫。”可惜的是，这巡展车并没有在这里停下来供人瞻仰的意思，人们拥挤着、呐喊着去瞻仰圣果，可车子被持抢士兵守护着，人们不能靠近。只停了一会，车子突然发动，突出重围，绝尘而去。县领导们原来打算的欢迎仪式都泡汤了。
之后，看到圣果的人们将这次体验作为难忘的人生经历向人炫耀，没有看到的则引为终身憾事……
又后来，才有人告知，那只芒果原来是个塑料复制品，真正的芒果早已烂掉了。
还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故事。1966年9月掀起的红卫兵全国大串连，使“革命圣地”井冈山空前热闹起来，20余万红卫兵齐集在各个山头，使那里的吃喝拉撒顿时成了头等大事。恐怖的事发生了，人群中发现了急性脑膜炎，6名红卫兵死于非命，人心惶惶了。
正当大队人马准备撤离之际，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有人得到小道消息：伟大领袖要亲自到井冈山来接见他们。激动人心的消息使红卫兵们立即决定留下来，共同等待毛的从天而降。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得知这个误传的消息后，立即分头去做解释工作，说飞机只是送治疗脑膜炎的药品而来，绝没有毛来的事情。尽管他们说得口枯舌烂，声嘶力竭，但红卫兵们就是不信，他们坚信伟大领袖与他们心连心，时刻将他们放在心上，一定会到这里来看望他们。
只好让他们等待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解放军战士先在田野中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子，这是准备直升飞机降落的“机场”。红卫兵则在圈子外聚集成更大的人海包闱圈，人人翘首仰望蓝天，等待愿望变成现实的那一刻。
就这样，从早晨等到正午，从正午等到天黑，可连一只飞鸟也没有出现。夜幕降临，山里寒气袭人，红卫兵们衣着单薄，人人冻得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人离去。
20万红卫兵靠互相拥挤取暖、跺脚、唱歌度过了严寒的一夜。
终于，第二天上午，直升机飞临，在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毛万岁”声中，飞机徐徐降落。不过，毛并没有出现，接下来也没有带来喜剧，或者说转瞬之间这场喜剧变成了悲剧。
下面是在场一位红卫兵目击者记述当时情景的日记：
直升飞机终于着陆了。螺旋桨仍在隆隆地转动，舱门刚打开，隐约看到里面一个穿军装的高大身影……
一个十五、六岁、操着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
“我要第一个与毛主席握手！”
话还没落音，他与另一个红卫兵冲进圈内，仅跑了七、八米，也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住，他不动了，身子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打了下来，一股白色、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也呆住了，几秒，十几秒……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滩脑浆将它们放回同伴冒着热气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
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都被这螺旋桨劈得粉碎。
这类人造悲喜剧还有很多很多。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为了“造毛神”的需要，全民造假，“造”了不少假“英雄”和假故事。
1968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位解放军战士与企图破坏铁路桥梁的反革命分子作殊死斗争，保住了桥梁的动人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叫刘学保，是位支左战士，一次，他在巡逻中发现有人正在桥洞放置炸药，企图炸毁大桥并制造重大交通事故，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藏在军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李世保正在作案。刘学保见状，奋身扑过去与李世保搏斗，终于爆炸前一瞬间刘学保将炸药从李世保手中夺过扔出，大桥保住了，敌人被消灭了，而英雄也光荣负伤。《解放军报》在报道这起英雄事迹的同时，刊发了评论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日报》转报道这起英雄故事，也转载了《解放军报》评论员的文章。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学习英雄战士刘学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潮……
可惜后来查明这是一桩案中案的假案。原来刘学保与李世保同在一个部队，二人长久不睦，李世保是起义人士，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刘学保为泄私愤，决心将李世保杀害，为了掩人耳目，策划制造了自己为护桥而打死了李世保、从桥孔里抢出炸药包的英雄壮举。……而当局为了宣扬毛的阶级斗争，居然硬将一个杀人犯吹捧为全国性的“英雄”
严家祺、高皋合著的《文革十年史》记载了数起群众学毛著的先进事迹，录其两则如下：
刘奶奶学毛主席著作，日间读，夜里不睡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里要喊起来问十来遍，闹得孙女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就是向刘少奇多射一颗子弹！”
社员王增幅家里不幸深更半夜失火，火趁山风，越烧越大。当王增福一家从坑上爬起来时，火焰浓烟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在十分危急的关头，王曾福什么东西也没拿，抓起了《毛主席语录》就往外冲。等他们全家都冲出来时，房子已经烧光了。当人们问起他保护《毛主席语录》的事时，他说：“毛主席的红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以烧，毛主席的书万万不能丢！刘少奇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原引者注：以上两则报导分别登载于1968年12月5日和11月23日的《光明日报》）
类似的报导充斥当时中国大小报纸版面。人们不敢质疑它们却要模仿它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全国到处是“学毛著”的神话。“神话”又从文字描述向文艺表演发展，舞台上工人在技术革新中遇到困难，人人愁眉苦脸，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有人突然想起“红宝书”，立即翻开某页某条高声朗读，于是，大家豁然开窍，难题迎刃而解；农民在战天斗地中遇到了困难，有人拿出红宝书，高声朗诵，于是全体干劲冲天，老天爷也低头让路了；解放军战士在北国荒原零下20多度的夜晚拉练时，浑身冷得直打抖，这时有人拿出“红宝书”一亮相，“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升起红太阳！”于是个个浑身热气腾腾，往外冒汗了……最感人的是山西吕梁山区，一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作出决定，全大队统一改姓，全村人全改姓“毛”，外来女全姓“江”，居然无人反对，一致通过。结果，全村人的血缘关系弄得混乱不堪，婚丧嫁娶都乱了套，与别村关系也受到影响，但党支部硬是让全大队人当了几年毛、江的子孙，直到四人帮垮台了，这出闹剧才被迫收场。
二、血泪和白骨筑起的“神坛”
毛一旦成了“神”之后，神、人不可逾越的界限便引发了一系列悲剧，因为这具大神刚刚“诞生”不久，人们一时还不适应他的“规矩”，所以，不时有所冒犯或亵渎。但 “神”是不可冒犯的，冒犯了要付出血的代价。
有一位绝对是无心之过的市井小民大概喊口号喊得多了，喊急了，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喊成“万寿无寿”，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揪住进行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类似的还有写标语时将某些字写错的、写漏的，如将“毛主席”写成“毛席”。不小心把毛像搞烂或丢到地上，都成了犯罪。南京第二医院一位教师在裁报纸时，不小心将毛的像裁了一角，被抓了现反，他百口莫辩。报纸成了犯罪的高发区，因为当时每天的大小报纸上都布满了毛像，而那时中国人，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居民。没有使用卫生纸的习惯，很多订有报纸的人便将读过的报纸当卫生纸用来擦屁股，于是，不小心亵渎了“神灵”的事就时发生了，一个南方小城镇就抓获用有毛像的报纸擦屁股的“现反”十多起，结果搞得全城都人心惶惶，看过的报纸都往废品店送，没有人敢再用它来当卫生纸了。当局后来只将两个成分不好的判刑，其余的批斗教育释放，算是对革命人民格外开恩。
写“反标”是当年反革命活动的另一个高发点。反标的内容除极少数货真价实外，绝大多数是模糊不清甚至牵强附会的东西，例如在一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背面写有“打倒”二字，于是成了“打到毛”的反标；还有将骂人的语言写在印有毛像的报纸上。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现反”案的办案人员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破获266起，其中成年人书写的19起，青少年书写的232起，对象不清的15起。为什么主要是未成年人作案呢？原来一些中、小学生爱在书桌上、作业簿上或墙壁上乱写乱画，一时写了一些流行的政治标语，一时又写些骂人的话，多数是对其同学或老师不满发泄，但如果将这些词语前后连接起来就变成“反标”了。对于当时天天叫喊“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当局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活教材”， 于是，大批 “少年反革命犯”纷纷落网，最小的记载是8岁。张贤亮曾记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 中，自己与一个10岁的女童一道被捆赴刑场陪斩。一些少年犯不好判刑便被送去劳动教养，按照中共的规矩，这些人叫做“两劳（劳改、劳教）人员”， 属于“专政对象”范畴，他们的一生也就毁了。
此风所及，神州大地到处成了抓现反的战场，一时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南京一位老工人在高空作业时刮东风，他处在东风的下风处，被烟囱里飘出的黑烟熏得张不开眼睛，自言自语说了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结果被同伴检举，以跟伟大领袖的“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劳改7年。北京丰台区六里桥中学一位学生在作业的填空题中，填写毛泽东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这当然错了，刚从北师大毕业来校的女老师戴立本在“毛泽东”上打了个叉，结果以现反罪判刑十年。一位积极分子在喊“美帝必败、越南必胜”的口号时喊成“美帝必胜、越南必败”，结果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刑5年。一位教师画了一幅“日出图”，太阳只有半边在地平线上，被革命学生认定是“暗喻红太阳就要下山了”，以“恶攻罪”关押了半年，最后被宽大“教育释放”，可教师的饭碗砸了。一位干部叫妻子洗衣服时“主要搓搓领子和袖子”，被人检举揭发，被批斗得九死一生，最后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位女知青打毛衣时只有正身、没有衣领和袖子，被批判为对“领袖”有“刻骨仇恨”，揪出批斗。夹边沟右派分子提钟政的妻子（陈壁珠）无意中说起毛未留胡子，结果被人申引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恶毒攻击，被打成“现反”。北大学生右派郭家一在山西祁县第一监狱坐牢时，同监的一个犯人，原是国民党时期的旧职员，他有三个孩子，为了表示热爱新中国和共产党，他给老大取名爱国，老二取名爱民，老三起名爱党。文革中被人检举揭发：他三个孩子的名字串起来就是“国民党”，可见其贼心不死，梦想国民党复辟！结果被以现反罪判刑10年。另一个同监犯是因为喊口号时喊反了，喊成“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也被判了10年徒刑。还有长春市一家工厂生产一种叫“东方”牌的鞋油，鞋油是黑色的，将它和商标连接起来就成了“东方黑”，多么可怕的罪名！老板和相关人员马上成了“现反”。南方某市一家塑料厂生产一种塑料凉鞋，有人查出它的鞋底后跟是一个共产党的“共”字，相关人员立即被抓，恐怖袭击所有爱穿凉鞋的南国市民，人们于是只好弃凉鞋而穿木板鞋。最匪夷所思的是新疆有位叫李亚长的毛的忠诚战士，在向毛表忠的会上豪迈地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主席活我活，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结果当场被以“现反”、“恶攻”的罪名抓起来，罪证是公然叫嚷“毛死”，判刑15年。另一起最出格的错案莫过于文坛元老、毛的文学侍从郭沫若为当时红极一时的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居然被某些红卫兵组织“查出”有12处“政治问题”，“隐藏着非常恶毒的政治阴谋”，为此，河南、北京6家中学和矿务局的造反组织联合发出十万火急的通辑令抓捕郭沫若，后来周恩来将郭沫若隐藏起来，才使得郭躲过这一劫。
疯狂的造神运动必然伴随着疯狂的血腥镇压。还是在延安的时候，毛就对王明说过，人民在他们刚被灌输新教的时候，是不会接受的，“我们必须以默罕默德为榜样，一手执剑，一手高擎《古兰经》，用暴力廹使人民改信新教。”现在又是他实践这一理念的时候了。所以，文革时期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是暴力恐怖达到顶峰的时候。
可是，尽管毛对待“敌人”的残忍到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程度，但是反抗之火仍然在地狱中熊熊地燃烧。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老百姓对毛的反抗，主要只能限于思想方面，表现在言论和文字方面，而不可能象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然而，在那么恐怖、压抑的环境中，依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思想先驱，爆发出曜眼的思想火花。在前文中提到的北京青年遇罗克是早期一个杰出的代表。遇罗克和他的战友被残忍杀害之后，又有宁夏的教师朱守中、青海教师贾正玉起来公开反对文革。江西南昌的青年学生吴晓飞则在1967年和1968年写下了40余万字的政论文章，对文革和其发动者毛进行严正批判，对刘少奇则给予了高度评价。接着，还有山西青年教师邓思京、青海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现役战士王笃良、福建省干部陈寿图、贵州省技术员马锦征、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省保卫干部李新夏、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省知青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省女医生宫明华、驻西藏战士石仁详，黑龙江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都著文和发表言论坚决反对文革，并严词谴责疯狂无耻的个人崇拜运动。他们中除了郭维彬，都被当局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
尽管发表自由言论的代价是如此惨重，但是仍有后来者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吉林长春市青年工人史云峰于1974年7月写好了20多张传单，反对文革、反对个人崇拜，还提出实行“普选制”的庄严要求。四川省李天德在1975年8月向中央写下了《献国策》一文，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矛头直指毛泽东。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中，丁祖晓烈士最具代表性，针对当时盛行的“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等个人崇拜形式，丁给予猛烈抨击。他在传单上写道：
“实在，‘忠’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太行时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它大于一切，贵于一切，先于一切，高于一切。”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这‘忠’字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
“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史云峰则在传单上写道：“党的领袖也是普通的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在那个为毛造神举国若饮狂泉的大背景下，这些闪耀着民主、自由和人性光辉的思想，不啻是划过黑暗夜空的一道道闪电，滚过严寒大地的一阵阵春雷，它道出了先进中华儿女的心声，也使新的“教主”、魔王和他的走狗、爪牙们万分惊恐！当局使出了最卑鄙、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对这些思想先锋进行迫害，虐杀。张志新在被杀害前，为了防止她呼喊口号，生生地被割断喉管，用一条黑布缠住她那血渍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了口号，头被摁下埋进一堆生石灰里，牙关被用刺刀撬开，一团面纱塞进她的嘴里，当她再次挺立站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沾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李新夏在监狱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里都涌出鲜血，一个凶手挥着匕首，在他的双腿连刺14刀，让其活活痛死。史云峰在行刑前，为防其喊口号，颈部皮下被注射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并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紧紧缝上。陈寿图、马锦征也是被缝住嘴后枪杀。血腥的故事太多了！下面只讲其中三例，以见一斑。
案例一：张志新案。
张志新，女，辽宁人，1930年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为大学音乐教师。张志新1950年参军，赴朝鲜参战，后进军校学习，又入人民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在辽宁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张1955年入党。文革之初，张志新便对毛发动的这场运动表示不满。1968年冬，张志新和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一起被驱赶到盘锦垦区“五·七”干校劳动。
在干校劳动的张志新又对文革发表“攻击性”言论，并认定毛泽东晚年犯了左倾错误。1969年9月，张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由于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判刑后，张继续进行抗争，被认定为顽固、嚣张的反革命分子，由毛泽东在辽宁的代理人、毛的侄子毛远新亲自批准，改判死刑。1975年4月3日，在受尽非人的骇人听闻的折磨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毛死，四人帮倒台后，张志新一案由于当时思想比较开明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干预，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召开大会，追认张为“革命烈士”。
张志新案以其受到残忍折磨而闻名于世。但是，也许是太过残忍，影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在报道中受到诸多限制、删除，致使很多细节和真相至今仍不为人知。后来不断有零星揭露，但可以肯定，它仍然是不完整的、被刻意隐瞒了真相。
陈禹山是第一个采访张案的光明日报记者。陈采写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后，因为一些细节太过血腥，即使是当时号称开明的胡耀邦总书记，也批示将其删除。致使读者读到该文时，有被阉割、瞒骗的感觉。面对读者汹涌的质询，陈禹山不得不向读者透露被删去的一段：“临行前，（张志新）被几条大汉按到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后，拖出去枪毙。”这一细节的披露，激起了广大读者自发的、愤怒的“天问”，眼看越问越触及到了共产党的本质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下令刹车，停止了对张志新案的一切报导和讨论，从此不准再提此事。而倒霉的陈禹山也因此被勒令“闭嘴”了20年。后来陈在深圳市南山区任宣传部长，但对此事他不再“宣传”。直到1998年7月，陈从岗位退休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旧事重提，再次披露了当年采访张志新案的有关细节。现根据其所述及其他相关材料，整理几点如下：
1、张志新不是第一个被生割喉管后再枪毙的，而是第“41”个。对犯人行刑前，先生割断喉管这种“超法西斯”“创举”，是源于辽宁省公安的一名法医，法医提出这一创意，由毛远新批准后施行，并获得了“创造性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奖”。
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市皇姑屯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贾因给学校领导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一名女生诬告贾承厚“强奸女学生”。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贾被判处死刑。贾坚决不服，大呼冤枉，受到严刑拷打。因担心其枪毙前呼冤，行刑前被生生割断喉管，死时，年仅20岁。贾死后其家属去狱中取遗物，发现被子中有一张申诉状，详细叙述冤案的经过和伸冤的理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贾承厚案得以平反昭雪。
陈禹山称他被狱方告知志新是“第三十几个”被割喉咙者。但后来《连环画报》的三位画家去采访时证实，张是第41个被割者。并且了解到，在割喉管之前是采取用铁丝勒住“犯人”的舌头和嘴巴的办法。那名法医发明割喉管以后，别的方法才不再用了。
2、张志新在行刑前一天晚上，因已被脚镣手铐，不能动弹。张要求让其小解，看押人员请示管理员，回答是：“让她尿在裤子里。”其时是4月初，东北的夜晚仍滴水成冰，而且犯人都不准穿棉衣棉裤，所以张志新只能在“尿冰”中度过一夜。
在枪杀张志新前，为了怕张临刑喊口号，凶手们把张的头按在砖头上，不施麻药，生生地用屠刀割断她的喉管，张一时愤怒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场面极其惨烈血腥，－个女警员当场被吓得昏倒在地。
3、张志新曾经被一度逼疯。法院改判张志新死刑后，监狱方面就千方百计折磨她，试图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她的意志，将她变成猪狗不如的畜生。手段之－是毒打折磨，在审讯中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的张志新被多次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二是让其常年背着18斤重的背铐和更重的脚镣，吃饭、大小便、月经期也不松开，吃饭要象狗一样叭在地上舔着吃、；三是狱卒多次将她的衣服扒光，将双手背拷，丢进男监房让男犯人轮奸。（这－点比较当年对付林昭时又“进步”了，当时狱卒们只是企图强奸林昭，但在林昭的激烈反抗下未曾得逞，而辽宁的狱警们则创造性地发明了“狱中强奸法”）；四是狱方怕她死去不能留作活口，不好交差，便将其关进一个“小号”，这种小号只容一人坐下，无法伸直躺下，也无法直立。多重折磨下，张志新终于被逼疯，在小号中，她用窝窝头沾着自己的经血吃，大小便都拉在自己床上。监护人员将情况上报，上峰的答复是：“装疯卖傻”，不予理睬。
陈禹山知道张志新曾经被关押在“小号”，要求亲去察看。之后这个“小号”被封死，不让外来人员参观。
4、连环画报的三位画家刘宇廉、李斌、陈宜民在陈禹山之后去辽宁盘锦采访，他们的任务是将张志新的故事绘成连环画发表。他们看到了张志新被行刑前的照片，由于喉管被割，又饱经折磨，张的面部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其形象惨不忍睹。画家们考虑到维护“革命烈士”的形象，怕照实画出观众受不了，遂对画中的形象进行修饰。三位画家忙了月余，连环画终于完稿，打算在1979年10月出版。但风云突变，接到上级命令，漫画停止发表。直到2005年8月23日，在创作26年之后，漫画《张志新》终于得以面世，但只是陈列在国家美术馆。时过境迁，今日的观众已完全不知道当年张志新案件的有关情况，观众见到它，也只是木然、漠然而已。《张志新》漫画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当年的三位作者，也只有陈宜民存世。
5、张志新在判处死刑之后，行刑之前，为了摧垮张的意志，法院召集死囚家属办“学习班”，强迫家属与死囚划清界限。张志新丈夫曾真只好表态与张离婚，并表示“不收尸、不要遗物”。法院将离婚书拿去给张志新签字。张签字后，整整一天，泪珠不断。此前张受过多种酷刑折磨，她都从未流泪，更不求饶。这次，得知自己信任的亲人背叛，才真正有了彻骨之痛！这就是毛共的“诛身”、“诛心”双管齐下的恶毒战术！它要将人们心底最后一丝温存彻底斩断，让其绝望地离去。
6、陈禹山还透露了当年报导张志新一案的经过，使人们初识共产党对新闻舆论的严密封锁和密不透风的控制手段。按理，陈禹山去盘锦采访已在辽宁省委公开给张志新平反、追认为“烈士”之后，而且办完了一切采访的手续。可是，当陈的文章：《一份血写的报告》写就之后，仍要经过层层审批、删改。好在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是位思想开明的大员，在辽宁的审查得以顺利通过。但回到北京，审批仍就不能半点放松，先是由光明日报编辑部主任卢云初审，再到副总编殷参和复审，再到总编杨西光终审。杨总编考虑到事情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敏感话题，不敢擅做主张，上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定夺；宣传部仍无法拍板，报送到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开明的领导人，但仍然指示，将文中“敏感”文字删去，以致后来弄得读者纷纷兴师质问。可见，共产党新闻“开放”之难！
陈禹山后来冒险讲出了删去的一段原文，这在中共是犯大忌的。幸好杨西光、胡耀邦是开明的共产党，没有给他什么“严重处分”。可是后来还是下令停止对张志新案件的报导。可见，只要是在共产党体制内，无论什么人，都得遵循党的规矩，接受党的监督。胡耀邦在某些方面破了共产党的规矩，终于为“党纪”所不容，被从“总书记”的位置拉了下来。
还必须指出，张志新一案之所以得以公开报导，是因为张只反文革、并不反共产党。她反毛也仅仅反对毛发动文革而已。更多的真正反毛又反共的觉醒者也受到同样残忍的迫害，至今被压制不准报导，不准平反。应该说，张志新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完全觉醒者的认识高度。不过她是毛泽东的叛徒无疑了。
案例二：王佩英案。
王佩英是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当时最大的工人体育场，由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死刑的“反革命犯” 之一，跟她一同被处决的还有著名“思想犯”遇罗克等十余人。
王佩英的案件极具典型意义，它生动地表现了一个正直、善良、充满人性，疾恶如仇，不惜为真理而献身的普通妇女由追随毛共到最终觉醒的过程。人们被王佩英的事迹所感动，发自内心尊呼王为“中华圣女”。是真正的民族之魂，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王佩英191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佩英是家中独女，生活优裕。惜乎父母早逝。16岁入读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开封静宜女子中学，只读到初中毕业，便与帮助她打家产官司的青年律师张以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佩英相夫教子，过着平静的日子。日军侵占河南，其夫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开封就职。一次，张以成被日本人误当作杀人犯逮捕，遭到严刑拷打。释放后便萌生了抗日救国之志。张的言行被中共开封的地下党组织发现并发展为秘密党员，为中共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不过，从后来张以成实际从事的工作看，他的情报工作并非针对日军，而是百分之百针对国民党）。
王佩英义无反顾，全力以赴支丈夫的地下工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严重不足，丈夫的收入也很有限，她便变卖父亲留下的家产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先后卖掉了20多间房屋和四十多亩田地。这一“毁家为革命”的壮举，后来却成为宣布王佩英为“地主分子”的依据。
终于盼来毛共胜利了，建国了，王佩英夫妇欣喜若狂。张以成在铁路系统工作，佩英也破例参加了工作，还主动要求入党，但她入党一事并不顺利，在预备期内党组织对其考察的评价是：“对党的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还表现虚荣，爱面子”等。故而候补期延长了一年，直到1952年5月才被正式批准入党（这段入党小插曲，预示着日后她主动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但不管怎样，这时他们都对共产党、对毛、对国家充满了信心，他们是一对忠诚的“党的儿女”。
1955年，佩英随夫调入北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此后直到1960年10月丈夫病逝，王佩英的思想、生活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丈夫的病逝虽然给她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打击，但她对共产党、对政府的信心没有动摇，丈夫过世后她还买了一尊毛的半身石膏像端放在家里。
然而，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不到一年后发生了。
事情的缘起就是那场“大跃进”带来的大灾难。王佩英的家乡河南是当时的重灾区，农村大饿荒、大死人的消息终于透过重重铁幕传到了城里。王佩英老家有人到北京向她求救。但此时佩英已是七个孩子的母亲，日子过得紧巴巴，自身难保，而且北京食品供应也很紧张，她哪有余力去支援农村的乡亲呢?但事情还不止此，一个老乡告诉了她农村政权的黑暗、恐怖：
“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了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是摇头啊，没有办法，谁也没办法，谁也不敢说……”
“成分好的就当上书记，让农村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
“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里面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倒霉了。”
上面这些话都是今天王佩英的子女调查当年母亲的情况从当事人那里了解到的零星反映，这当然远远不是王佩英所了解到的真相的全部。
如果仅仅是这些，王佩英也绝对成不了“反革命要犯”。促成佩英思想再度飞升的是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与刘少奇的矛盾和分歧公开化，刘少奇认定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主张推行“包产到户”等“救人政策”，从而惹恼了毛，埋下了文革毛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祸胎。
在这场毛、刘国家领导人的冲突中，王佩英凭借她所掌握的事实和作为正直善良的人类一分子的朴素感情，坚定地站到刘的一边，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王佩英的思想没有停步，之后，她真正关心起了国家大事，比如，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毛与赫鲁晓夫的对立，中共历史上领导人之间的斗争，等等。她对这些事件的判断后来都表现在她书写的“反革命标语”（只是一些小字条）和公开的言论里，包括：
“毛泽东就是个托派分子”，“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赫鲁晓夫说的都对。”
“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我党的优秀领导。”
“周总理千辛万苦作外交，一心一意为人民。”
集中表现她的政治思想和观点的，是1965年4月她作出的一项惊世骇俗之举：主动要求退党。并阐明其理由：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 。”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的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车的都够劲……”
她在“反标”上写道：
“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产党员把人民利益放在脑后边。”
“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跃武杨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着自己，不顾人民。”
“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于你。”
……
令人有些奇怪而费解的是，王佩英当时的身份只是幼儿园保育员，机关单身宿舍服务员，清洁工，七个孩子的母亲。在当局和世人的眼里，她只是一个无知识、无文化、干粗活的“下等人”。毛共的挡案里也不承认她有文化。她如何拥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和如此之高的政治思辨力和批判力呢？她又为何要以卑贱之躯介入那些“食肉者”之“谋”，去干预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国家大事呢？
仔细想想，原来这也是毛共当局对她有意贬损和压迫所造成的误解，在王佩英的档案中，其实有过一段开封静宜女子中学初中毕业的学历，可当局从不公布，也不认可王佩英的这一学历。王本人也从不张扬。因此一般人包括王佩英的子女也不知母亲上过中学。毛共当局更是把教会学校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对其百般诬蔑，也不承认其学历。
然而正是这一段学习经历，为我们初步了解“王佩英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
原来，静宜女子中学（1949年迁台湾后为静宜女子大学）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她的优秀不仅在于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更在于充满人性光辉的办学育人的指导思想，在1933年学校的“训育要目”中写道：
-
锻炼体格，期能克苦耐劳，战胜困难。
-
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
-
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
……
这与毛共要求学生必须规行矩步，“绝对服从毛和共产党领导”，不得越马列主义、毛思想之雷池半步的奴化教育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正是它，才培养出了如王佩英那种勇于“遇事反省，破除盲从”，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是她，以基督精神造就了王佩英那颗善良、博爱之心，使她把广大人民的苦难置于最高的是非天平之上（王佩英所说的“如果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显示了鲜明的基督教赎罪文化的精神）；也正是静宜赋予了王佩英为真理不惜献身的伟大勇气和人格。如此看来，王佩英是静宜办学成功的最好招牌，是静宜人的骄傲。
除了这个“底蕴”之外，促使王佩英思想转变和升华的还有友人的互勉、互励。据佩英生前的友人介绍，她有一个在地下党时代丈夫一位好友（已牺牲）的遗孀，与佩英乃知心知己，俩人相见常关起门来一谈半天。这位好友去过苏联留学、关心党内上层斗争，通晓国际国家大事，这就是王佩英为什么能说出“赫鲁晓夫说得对”，“陈独秀说得对”等话语的缘由。
王佩英性格中最令人敬佩的她敢于说出真理，并不惜为真理献身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在那个风雨如磐 、黑云压城的年代，在那个暴君加暴民横行国中、人命如草芥的恐怖岁月里，大部分人被恐惧压碎了良知，只能低眉俯首作个红朝顺民。极少数内心明白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把愤怒埋在心底，明哲保身。然而王佩英，这个与当局并无仇怨的女人，这个七个孩子的母亲，居然奋起揭去当局的画皮，撕去毛的面具，暴露其狰狞，这需要何等勇气！以一弱女子挑战超级秦皇朝，以手无寸铁、无缚鸡之力对抗武装到牙齿亿万凶徒；明知其“铁打江山”，却要以卵击铁。这是什么勇气？什么精神？也许只能用“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主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解释之。
然而这个政权的残暴还在于它不让你痛快死去，不让你成名、成节，它奉行的信条是要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同时摧毁、彻底消灭一切敌人。它第一步，就要摧毁你的个人意志。
从1963年起，王佩英先后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然后是“群众专政”的牛棚，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黑牢。在那些专门折磨人、摧残人的意志的魔 窟里 ，王佩英受尽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但她只是默默忍受，不吭声，不求饶、不认错。好心的难友们看到她遭受刽子手们的毒打，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怕她挺不过去，劝她看在七个孩子没人抚养的份上，向当局妥协，说一些“认罪”的话，给自己留条生路。作为母亲，王佩英何尝不会想到这些？可以想象，提到孩子（她最小的孩子才6岁），她是如何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但冷静下来以后，她没有接受这种交换，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拿来作交易的。凶手们见酷刑仍不能使之屈服，便想到利用母子的天伦之情来动摇王佩英的信念，他们告诉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但是这是她对孩子感到愧欠后的眼泪，而不是“悔罪的”泪水。
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也感到智穷力竭了，他们决定从肉体上消灭她。但在杀死她之前，还要利用她这个“反面教员”对“革命群众”进行恐怖教育。像当年所有的重刑犯一样，他们在判决前要被拉去到处批斗，示众。绝大多数“犯人”此时已没有反抗的余力，只能任凭当局摆布充当示众工具。可是瘦弱的王佩英却是一个例外。当批斗大会上愚氓们疯狂呼喊“毛主席万岁！”时，王佩英鼓足仅有的一点气力，毅然扬起头来高呼“打到毛泽东”；人们叫喊“打倒刘少奇”，她就喊“刘少奇万岁！”凶手爪牙们没有料到王佩英会来这一手，乱了阵脚，一面对她拳打脚踢，一面找来破布泥土封堵她的嘴巴。之后，批斗之前便先给她戴上铁丝“嚼子”，让她再也发不出声音。
最后的时刻到了，1970年1月27日，在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北京最大的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判大会，枪杀－批“反革命分子”，王佩英名列其中。刽子手们使出与对付张志新异曲同工的绝招，先把王佩英的下巴卸下，然后用一个硕大的口罩封住下巴，可是却仍然挡不住王佩英下半部脸陷落的痕迹。就这样，还不放心，按照统一布置，对每个拉去宣判的犯人用一根细绳勒住其喉管，由一个警察在背后拉紧绳子两端，使其不能发声。在一个十万人的体育场，“观众”们是看不到这些细节的。据知情者透露，宣判后把“犯人”们推上行刑车时，王佩英早已被活活勒死了。
后来她的尸体也不知所终，死不见尸。不知是否又象杀黎莲、钟海源那样，将王佩英活体取肾，用于抢救某个共产党高官的生命去了？
王佩英的反叛，属良知觉醒回归型。王佩英并没有从高深的理论上去认识、批判毛和毛主义，她只是从最基本的人性去判断就够了。
在这里顺带说几句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的遇罗克烈士（遇罗克与王佩英同列于一份死刑名单中，但据考证，实际上并非同一天处决，遇罗克为1970年3月5日遇难）。在当天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宣判大会上，每个死刑犯两侧和后面都有5个警察挟持，每个犯人的喉管都被一根细绳紧紧勒住，使其不能发声。每当宣判者宣读一个“犯人”的名字时，警察就就抓住该犯人的头发往后－揪，让他抬头亮相。然后又将头颅强行压下去。可是有几个犯人拼死不低头，遇罗克就是其中之一。
遇罗克可谓当时凤毛麟角的青年志士和杰出的思想家，在文革之前和之初就写过多篇具有独特思想和观点的文章，包括批驳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谬文。文革中所谓红五类子女制造“血统论”横行无忌，作恶多端，遇罗克撰写了数万字的《出身论》，以其精辟入理的分析论证反驳、批判了血统论及中共的相关政策，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出身论》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后，不胫而走，风糜全国，人们争相复印传颂，－时洛阳纸贵。这更引起当局和特权阶层及其爪牙的仇恨和恐慌。遇罗克本人遭遇特权黑恶势力多次围攻和暗杀，凭借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力挫群凶，累次化险为夷。最后当局只好亲自出马，以“组织反革命小集团”，“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等倒倒一耙、卑鄙无耻的罪名将其逮捕并准备杀害。当时狱中有被捕的干部子弟名张郎郎者，对遇罗克的胆识、才华极为钦佩，但对他不惜“以身殉文”感到惋惜，他对遇罗克说：“你为了一篇文章去死，值得吗？”遇罗克爽快答道：“值得！”他对张解释：“你过去－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没有体会。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不是一个两个啊。可以说，从我能奋斗的那天起，就被社会歧视。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他还给张讲了一个小故事：“我永远忘不了，有两姐妹（因为读了《出身论》深受感染）哭着找到我，一再说‘收下我们吧！那怕天天给你端水扫地我们都情愿。’为了她们，值得死！”
遇罗克的家庭是资本家，父亲是高级水电工程师，父母在反右运动中双双被打成右派。遇罗克三次高考都成绩优异，都被毛的“不宜录取”政策拒之校外。不过按毛的政策，遇家还算不上血统论的最受害者，农村的地主阶级远比资本家更为悲惨，地主及富农子女在文革中被无辜屠杀者成千上万。仅以推行血统论造成的悲剧，毛的罪恶就可谓罄竹难书！
遇罗克遇害时年仅27岁。是谁直接决定遇罗克的死刑？过去都笼统地说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现据知情人披露，“高层指示”者是周恩来，“受托办理”的应是当时北京市负责人谢富治或吴德。周对相关人员的说法是：“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详见百度网遇罗克词条）事后当局采取惯用手法：把这一切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
1979年11月北京中级法院改判遇罗克无罪。遇罗克只是被毛政权杀害的千千万万杰出青年、优秀的中华儿女之一，最大的罪魁无疑是毛泽东。
案例三：“屁案”传奇。
这里说的“屁案”，不是指文革中安徽的革命组织“屁派”，而是指文革后期发生在贵州省松桃县牛郎区的一件“反革命案件”，因为它缘起于一个青年人放的一个屁，故称“屁案”。（ 请参见《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原文题为《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湖》）
1976年元月中旬某天，牛郎区一群苗、汉青年正在战天斗地，改河截流。入夜，菜园大队的青年们疲惫不堪，在工地上围着篝火聊天，一个个睡悥朦眬。突然，一个叫尤政云的青年放了一个响屁，引得人们一阵哄笑，众人围着他奚落取笑。小龙很爱面子，被闹哭了，气恼地说：“惹我火了，要杀你们两个！”不料这句气话，却闯下大祸。受到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人群中，有人立即向大队汇报：“地主仔龙政云要杀革命群众。”闻讯赶来的民兵副连长和公社武装部长，立即将龙政云捆绑送到工地指挥部，连夜吊打、逼供。年仅20岁的小龙受不了皮肉之苦，按照逼供者的诱诈，招供其父龙德灿、叔父龙年灿、堂兄龙茂云等要杀共产党，搞阶级报复的“案情”。
于是审讯者立即将这三人抓去严刑拷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三人被迫进一步交待：龙茂云的伯父吴献保“有两千人要搞暴动、要杀人。”
“敌情”越追越严重。公社武装部火速向牛郎区公安特派员及区武装部长彭忠胜、区委书记龙文飞汇报。此时，正赶上全国开展“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心想往上爬的龙文飞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抓阶级斗争”的好机遇，决心尽量扩大事态，上挂下联，扩大战果。龙文飞在大会上提出“邓小平的一只脚已经插到牛郎区”，宣布要“追查黑爪牙”、“打击右倾翻案风”，“剿灭小平村”。于是，全区五个公社、28个大队立即行动起来，设立了“追反”领导小组，下辖武装小分队和“专案组（审讯组）”，配备专职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共415人，大张旗鼓追逃、抓人，恐怖顿时笼罩全区。
龙政云的父亲因交待不出更多的“反革命罪行”，被连续吊打，走投无路的他趁审讯人员不备，用石块猛击头部，试图自杀，但没有死，气息奄奄，被拉出活埋。
牛郎大队的贫农杨再德也被诬参加了反革命活动，由于他拒不“认罪”，被封为“反革命暴动团副总指挥”，连续吊打12小时，致杨双臂残废。
龙文飞不甘心“追反”的范围只限在农村，又掀起在区直机关挖反革命的运动。区直机关总共130多人，挖出“反革命”53人。整个牛郎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被人称为“彭霸天”的武装部长彭忠胜，因“追反”有功，晋升为区委副书记。最后统计，牛郎区五个公社挖出“反革命集团”36个，“反革命集团成员”1359人，成员涉及到十多个区、五个县、两个省；当即枪斃6人，打死13人，自杀13人，伤残者不计其数。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形势突变。龙文飞等人又紧跟形势，利用手中的大权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声称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群众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警告其“不准刮右倾翻案风”，不准上访告状。
但是，纸包不住火，一些胆大之人，通过在外地的亲友、或秘密转到四川、湖南向中央发出一封封申诉信，求救信。然而，桉照当时当局的规定是：所有群众告状、申诉信件，一律转回原地，由被告处理。这是千古未闻的毛的恶政之一，由此不知使多少冤案冤上加冤，制造多少血淋淋的冤魂！使无数人冤沉海底。
龙文飞召开全区干部大会，在会上洋洋自得拿出一大叠转回到他手里的告状信，大声叫道：“你们告吧！看，告状信都转回我手里，看谁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杨再德是个不肯服输的硬汉，他用断臂苦苦写了21封申诉信，但都如石沉大海，原来都转到了龙文飞手里！但他不气馁，又起早贪黑又写了22封告状信包扎好，带在身上，决心亲自赴京告状。1978年杨再德告别家人，踏上进京上访的漫漫长路。中途又遇到了两位也是进京上访的难友，因为担心在本地搭车会被抓，三人步行300余里，去到玉屏火车站，上了进京的列车。
算是天佑，杨再德他们进京之际，正赶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最佳时机。可以肯定，如果 不是碰上这个时机，不是碰上这个“胡青天”，这一桩大冤案（以及全国无数冤案）决没有后来的结果。中国的冤假错案太多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以毛为首的统治者、当权派天天都在制造冤假错案，积案如山，冤魂遍地。当局的方针是坚决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将错就错，决不改悔。也许，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期是个唯一的例外。杨再德他们三生有幸，正好碰上这个时机。
后来的结果是：经胡耀邦亲自推动，彻底清查了这一大冤案。36个“反革命暴乱团”、1359个“反革命分子”彻底平反；为冤假案发生期间被枪毙的6人，被打死的13人，被逼自杀的13人平反昭雪。随后，调来了一批救济粮、救济款发放给死者和受害者的亲属，医务部门免费给263名被打残者治病疗伤。在10年文革人命不如草的中国，这已经是“天恩浩荡”了。
在 中国，要做“包公”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保有基本的人性和“良心”就行了；但是，在中国要做“包公”又是很难的，因为这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大多数情况下“包公们”预后不良，胡耀邦就是一个例证。
“屁案”主犯龙文飞畏罪自杀。副书记“彭霸天”获刑10年，另一个凶手获刑5年。造成那么大死伤的巨案就这样了结了。
以上几例还算不上冰山一角、九牛一毛。但它具有一定代表性，从中可以窥见毛主义的极端野蛮、残忍，毛共统治下的中国的无比肮脏、黑暗，同时还向我们展示了，在清算毛及其一小撮上层同党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和忽视他长期培养起来的、窃据了中国大部分统治权力的各级走狗、爪牙（如“龙文飞”以及辽宁盘锦公安等等）的滔天罪行。就是这群爪牙凶手，使毛主义在中国横行无忌。而这些人受到惩罚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直到今天，还有大批“龙文飞”“彭胜文”们改头换面、仍在作威作福，继续迫害、蹂躏广大无辜无权的中国老百姓。
还有一个昭示是：军队和专政机关是毛的主要工具，也是文革中施暴的最主要力量。关于军队以“支左”之名，残酷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我们在上面有关章节中已经说过，这里应该补充一下毛的主要专政工具公安警察令人发指的罪行。
由于文革后当局的有意歪曲、宣传，说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了”，文革中一切暴行都是“造反派”和群众自发所为，是“天下大乱”所致。很多人、特别是不知情的年青人和外国人信以为真。这就巧妙地颠倒了黑白，隐瞒了真相，将文革中毛的专政工具对人民群众残暴镇压的血腥罪行轻轻地掩蓋、转嫁过去了。
毛之所以敢于发动文革，除了紧紧握有忠于他的庞大的军队以外，还有就是拥有同样庞大、经过历次运动考验、对他无比忠诚的公检法警察系统。在任何独裁者的国家，特务、警察都是维系其统治的骨干，对人民施暴的鹰犬、爪牙，毛中国更是如此。这支镇压骨干力量对最高领袖的忠诚并不以其头领的更迭为转移，比如原来的警察头子罗瑞卿被打倒了，丝毫不影响整个公安警察系统对毛和毛的国家的忠诚。在文革初期，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受到严重的冲击，多数瘫痪了，这时，公安政法系统（在毛共的体制下，公安是整个政法系统的统领），立即跳出来自动维系对人民的统治的功能，行使着更加单纯、更加肆无忌惮的对人民的“专政”。1967年1月13日，毛为了制造全国大恐怖，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之名，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这个《规定》最突出有两点：一是以任何形式包括语言、文字反对、攻击毛、林（后来实际上推广到反对攻击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有人员）都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严惩不贷；二是把专政对象由原来的地、富、反、坏、右，扩大到“二十一种人”， 这就大大扩展了公安对人民的专政的范围、力度和随意性。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公安的职能大大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后来光靠公安干警已经忙不过来，不得不以“群众专政”为补充。待到军队“接管”政权之后，军队与警察这两大专政工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强大、更加专横、更加无与伦比的对人民的极端统治。文革中绝大部分人员的死亡，不是发生在两派武斗中，而是发生在“革命委员会” 成立前后军队与警察联手实行专政的岁月。
有人会说，公、检、法在文革中不是也被造反派“砸烂”了吗？它们自顾不暇，怎么还能对人民进行专政呢？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外行”话，毛确实指示过“砸烂公检法”， 据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毛“在我面前讲到要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至少也有七八次”。196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首先被“砸烂”， 大批领导干部被冠以各种可怕的罪名被打倒、批斗、逮捕直至杀害。但是要弄清楚，毛要对政法系统大清洗，原因是他认定这些机构和领导人対敌斗争不够坚决，变“修” 了，甚至“叛变”了。所以要对其进行清洗和严厉惩处。在运动初期，毛共公检、检、法系统内部也搞过“造反”， 但这是为了“引蛇出洞”， 为了 让公检法系统内部的不满分子、对造反派同情分子、“阶级立场”不稳、有右倾情绪的分子，以及其他被怀疑的“不忠”分子等等自我暴露，然后一网打尽。毛的砸烂公检法，就是要消灭这些人，“挤出脓包”。后来文革中各个地保皇派的中坚、主力，就是各地的“公安兵团”、“ 政法兵团”。为了使这个专政工具更残暴、更加有力、更加听话，毛对公检法进行“军管”， 又从部队调入了大批“武夫”安插进公安队伍，这些完全不懂法、不要法、无法无天的极左分子更适合直接对人民“专政”。所以，总的说，“砸烂”后的公检法系统比原来对人民的镇压更残暴，更肆无忌惮了。所谓公检法被“砸烂”了，中国天下大乱无人管了，纯粹是别有用心的鬼话。
张志新案件的揭露暴露了毛的这个专政工具罪恶的冰山一角，由于它太残忍，以致连胡耀邦都要为它那些惨无人道的兽行进行掩饰。其实，对张志新（以及所有“阶级敌人”）所干的那些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恶行，正是文革中毛所有的专政工具的“拿手好戏”。例如，对死刑犯在行刑前割喉管一类暴行，其实是早已流行于公检法系统内部的一项“公开”的政策，有的地方做得比辽宁警方更为残忍。最近在《往事微痕》上揭露的－宗虐杀赵前生案应该作为这一暴行的新证而作为历史存照。
赵前生，四川涪陵人，曾参加中共四川地下党，并在华莹游击队打游击。中共建国后任中共涪陵县委办公室主任、涪陵地委宣传部干事等。1957年整风运动中赵被打成右派。后又因为“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以及在监督劳动中逃跑不服改造被判刑15年。被虐杀前在四川雷马坪劳改农场严管队劳改。在文革中，赵因评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并撰写《中国向何去？》－文，被冠以“妄图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判处死刑。下面是亲临现场的幸存难友记述的执行死刑时的－幕：
赵前生被几个穿军服的彪形大汉挟持着连拖带扶拉上公判大会前台，勉强扶住“站”在台前。在宣读赵的判词时，－个在赵身后的大汉揪住赵的头发猛力往后一扯，将赵的头掀起来向会场示众。也就是与此同时，一件令会场震惊的事发生了，只见赵前生运足全身气力张嘴高呼，“打倒——”，后面的的词尚未出口，－群警察狱吏蜂拥而上，一面赌赵的嘴－面用绳子套住赵的颈脖用力往后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狱医迅速跄到赵的前面，双手掰开赵的嘴巴，用一铁钩钩出赵的舌头，再用－把大剪刀－刀剪掉舌头，然后塞进一团纱布。动作麻利、娴塾，只是鲜血喷了他满脸……
警察和狱吏们继续报复赵，在接下来执行死刑时，赵并不是被一枪打死，警察和狱吏们一字排开，用一种三角刀轮流在赵的身上乱扎，边扎边骂，血肉糢糊，人人做到手不抖面不改色。
赵的尸体既不掩埋也不火化，而是拉到医院零刀碎剐，作解剖之用，其内脏和肉身也不知所终。
后来，该劳改中队的指导员向劳改犯人们补充说了－些赵前生的抗拒改造的细节：当在狱中向赵宣读法院对他的死刑判决时，赵忽然举起手中的手铐砸向狱吏……。为了惩罚赵，狱吏们除了给他当场一顿毒打之外，又找来－块木扳，将赵前生的四肢用类似马掌铁的铁钉牢牢钉在木扳上，所以，上公判大会时赵己不能行走也不能站立了。
狱卒们满以为把赵前生降服了。可谁知他在最后关头仍然闹出了点事故……
（以上取材于《往事微痕》总第98期黄宝松文章：《泪祭雄杰赵前生》）
即使在所谓的“四人帮” 垮台之后，专政机关仍在继续上述专政“传统”，如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只是一名中学生，因为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而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为防止李呼口号，用针线将其嘴严严缝合。李被枪毙后，家人不敢收尸，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阴部；李的老师钟海源和另一名中学生黎莲也因此罹难，在枪毙前被活体取肾，用以救治共产党的高官。……还有上海大学生王申酉，因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写下了多篇质疑、谴责毛的政策的文章（并未发表），在四人帮垮台后被判处死刑，行刑前被用竹签穿了舌头。
因此，知情人认为，在公判大会上对执行死刑和判处重刑的政治犯釆用缝嘴巴、割喉管、上竹签、上“口嚼”等野蛮、残忍之刑乃普遍、不成文的规矩。张志新、李九莲不过因媒体传播才为人知。
军队和公安这两大专政工具在文革中大显神威，很好地展示出这场运动的本质。毛正是靠了军队和警察，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算、大迫害、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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