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四十一章

季鹏 

毛当局有计划、有组织之大屠杀：所谓

文革“派斗”的真相

长期以来流传一种说法，大意是：由于文革处于失控的无政府状态，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后者亦称地方保皇派——笔者）相互斗争，从武斗到“派仗”，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亊情真的如此吗？非也。简单地说，文革十年，自始至终都处在毛政权的有效控制之下（除个别亊件导致短暂局部失控，如武汉的“七·二0亊件”） 。而所谓的两派武斗和派仗，实际上是由毛当局控制下的或黙许的，由各地所谓“支左”军方直接指挥的对“造反派”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围剿和屠杀。

当时全国情况表面看十分复杂、混乱，其实却简单、明瞭，那就是，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几乎都分成“造反派” 和“保守（保皇）派” 两大对立派系，而且，各地掌实权的军方几乎毫不例外地支持保守派。这种情况为我们的论述和分析提供了便利，即我们只要抽出一个样扳，便足以对全局的情况加以说明。

广西是文革重灾区之一。广西的两派斗争激烈，死伤惨重，在全国具有典型性，是全国的缩影。下面，我们简述文革中广西两派的情况和死人的缘由。

广西的造反派最早是桂林的“老多”红卫兵， 即文革初期设在桂林市的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中的“多数派”，简称“老多” 或“桂林老多”。 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广西以韦国清为首的当权派执行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打倒”。 以老多为首的桂林造反派（后称“造反大军”） 身体力行，曾在桂林举行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韦被搞得很狼狈，从此韦与造反派结下深仇。“老多” 则名声大震，此后它忠实执行毛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为广西文革输诚卖力，获得过周恩来多次肯定和表扬。在桂林老多的影响和带动下，广西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参加文革“造反”， 除桂林外，广西几大城市南宁、柳州、梧州及各地、县也都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后统－取名“造反大军”。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打着“赤卫队” 等旗号的保守派组织。起初，其人数不多，势力不大。可以说，在文革初期，广西造反派不论在组织上、声势上都占绝对优势，而且得到民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如桂林市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参加造反派组织、或者持造反派的观点。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决定派军队介入文革“支左”， 军队很快成了新的、实际上的当权派，局势的控制者。广西军区在3月主动找各个群众组织商量，要求他们支持韦国清出来领导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军队这一表态被绝大多数群众组织所拒绝，他们提出韦国清必须先要作出公开检讨，并明确表态支持文革造反行动之后，才能予以支持。但是，军队这一表态获得保守派组织的热烈拥护，当时保守派人数并不多，但颇有实力，其中坚如“红色公安”、“政法兵团”本身就是专政工具，掌握一定的枪杆子，实际上是现政权的核心部分，“十七年”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宣称无条件“拥韦”、“ 保韦”， 因而也获得“保皇派”的称号。自此，围绕“支韦”、“ 倒韦”划线，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逐渐形成。

在军方支持下，保守派即地方保皇派迅速发展壮大，并迅速抢占了地、县政权和地盘。地区的军分区和县人民武装部成了保守派的直接后台。因而，保守派拥有了一定武装力量。在军方支持下，保守派开始了对各地造反派的武装攻击和血腥屠杀。此中唯一例外的是驻桂林的6955部队宣布支持桂林老多和造反派，因而桂林成了广西文革中造反派的中坚和大本营。

同年4月22日，倒韦的各地造反派成员因被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组织围剿、屠杀、抓捕而聚集到首府南宁，他们在广西军区大门前静坐请愿，要求军队公正对待两派并制止各地对造反派的屠杀。军区对造反派的请求置之不理。静坐的队伍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此后，凡支持“倒韦” 的群众组织统统归入“4·22” 阵营，简称“422”，成为广西造反派之代名词。而“支韦” 的各派也聚合起来，成立了名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统一组织，简称“联指”。从此，“422” 和“联指” 开展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

总的看，保守派由于得到各地军方的支持，除个别地方（如桂林和极少数县）外，在两派斗争中占有绝对优势，尤其在地区和县，基本上是“联指”的天下。人们也把联指和军方看作“一家”，因为两者是明显的台前和幕后的关系。地区和县以下的造反派首先成为军方和保皇派镇压、屠杀的对象。总体上说，广西文革两派斗争的过程，也就是造反派被围剿、被杀戮、最后被消灭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联指和军方为了表现自已的革命立场坚定，在围剿、歼灭造反派的同时，也大肆屠杀“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作为自己革命行动的陪衬。

具体地看，广西全区出现三次杀人高潮，第一次是 在1967年冬至1968年春，受邻近的湖南道县大杀阶级敌人的影响，广西各地农村基层政权纷纷组织设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 对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有些地方四类分子被斩尽杀绝（后广西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称，大约杀了二万余四类分子）。与此同时，也对各地、县的“422”组织进行大规模围剿、杀戮。

第二波是1968年春夏。其原因有二，一是为各地、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献礼， 打出的口号是“保卫红色政权”，主要捕杀对象是各地“422”成员，以及部分四类分子；二是当局宣传破获了所渭“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大案，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于1968年6月17日在全区报纸、电台宣布这一“特大新闻”，并称其成员全系各地“422” 成员，于是借机掀起了大肆搜捕、屠杀“422”人员的高潮。（后来查明，这完全是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制造的一起假案，文革后平反）

第三波是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发布之后，到广西革委会成立前后。在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广西造反派被彻底消灭。

下面简述这一过程。

前面提到，在文革前期的半年多时间里，广西的造反派处于完全的优势。其后，军队支左，保守派兴起。两派斗争相持了半年多时间，斗争主要发生在桂林、柳州、南宁等城市。其间两派多次进京告状，对簿“公堂”。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是偏向于肯定广西造反派，但其后则逐步转向支持保守派。实际情况是，在两派斗争中，以“桂林老多”为核心的广西造反派，相対来说没有过火行为，嬴得民心。“联指”保守派由于有公检法等实权机构参与，又有军方支持，有恃无恐，主动寻衅滋事，频频制造血案，在老百姓中口碑很坏。但由于得到当权的各地军方的支持，保守派实力迅速澎胀，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逐步取得压倒性优势。

196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被迫向中央写出“捡讨”， 承认其支一派（联指）压一派（422）的错误，并向造反派道歉。周恩来借此促成广西两派“大联合”，在京签署了两派联合的“十点协定”， 并廹使造反派同意成立以韦国清为组长的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任革筹小组副组长，两派亦有代表参与。两派还签署了停止武斗、上交武噐等协议。

11月18日，中央出台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议》，“广西问题”表面上算是“解决”了。

至此，广西造反派感觉自己似乎取得了“胜利”， 起码与对方打成了平手，广大群众满以为武斗将从此将结朿，文化大革命将胜利収场。但是，谁知道，这一切才是造反派噩梦的真正开始！自此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造反派走上了被清剿、屠戮的不归路。

协议墨汁未干，在韦国清为首的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策动下，广西各地的保守派在其后台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的支持下，以清除反革命势力、为成立革委会扫清障碍的名义，发起了对造反派的围剿、屠杀高潮。

12月19日，因为在当地己无法藏身，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的422造反派骨干二百多人，组成“反屠杀控诉团”来到自治区首府南宁，要求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各地联指的暴行。但被广西军区拒之门外。控诉团在军区大门外静坐抗议。但最终被驱散。

1968年1月4日玉林地区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静坐，并就地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静坐长达6天6夜，最后被军分区抓捕打散以失败告终。

1月18日，灵山县422两百余人组成控诉团到达南宁，要求广西军区制止当地军方和联指屠杀造反派的暴行。

1月20日，河池地区422四百余人到达南宁，加入到控诉、请願队伍之中，但均无果而终。

广西造反派又通过其驻京代表和其他渠道向国务院、中央文革呼吁求救，但都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实际上，各地暴行正是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指使下的产物，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下达內部指示，要求各地在成立广西区革委会之前，彻底打垮、消灭造反派。

与此相配合，中央自作出广西两派问题的决议之后，就把处理广西问题的全权转给了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造反派己成坠入陷阱的猎物，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面对各地422的不断上访、控诉，广西当局的回应是指使各地对造反派变本加厉的围剿、杀屠。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保守派出动两千余人，攻破造反派的主要据点，杀死13人。

从2月7日开始，上思县开展大规模抓捕行动，抓获当地造反派1125人，被捕者无不受到严刑拷打，其中39人被活活打死。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在大会上杀死3名422成员，抬尸游行。会议号召全县人民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各公社按照县人武部的统一布置，先拿“四类分子” 开刀，四海公社捕杀了数百名四类分子，将境内四类分子基本杀光，全县共杀死2900余人。行动中创造了一套暗语统计“战果”：“种花生”指枪决，“种宇头” 指用石头砸死，“种甘蔗” 指用木棒打死，如此等等。

2月16日，柳州联指派出三百余人赴融安县，支援该县联指，合伙攻占该县422的一个据点，俘虏36人，杀害其中15人。

2月25日，大新县人武部部长周永山主持召开会议，宣布说：为了迎接县革委会成立，需要先杀掉一批阶级敌人，大家决不要心慈手软。结果全县杀了239名四类分子作为向县革委会成立“献礼”。

3月8日，宜山县联指会同罗城、都安两县联指数千人，攻破宜山县422一个椐点，杀死数十人。

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号召，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每个公社、大队都要“杀一批四类分子和422坏头头”。结果，在十多天里，该县发生190起杀人亊件，杀害630多人。

3月19日，崇左县人武部头头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大会回来，向其同事宣传要向天等学习，为成立革委会“献礼”，立即开展抓捕并杀死39人。

3月13日至31日，马山县联指在县人武部协助下，出动千余人围攻县内422据点，攻破后共杀死对方197人。

3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发动对该县422的围剿，杀死110人，其中包括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8名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3月下旬至4月初，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钖朋，指挥大队民兵杀死持422观奌群众40人，其中包括12名儿童，13户被灭门，财物被凶手们洗劫一空。

为了给各地大屠杀加油打气，韦国清亲自走到台前，4月9日，韦署名在《广西日报》上发表《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的文章，号召加大 “剿匪”、“平叛”力度。是为全广西新一轮大屠杀之动员令。

于是各地的“剿匪”升级，捷报频传：

4月13日贵县举行革委会成立大会，因为革委会成员中有几名联指人员冒充422代表，引起当地422的強烈抗议，指其为“派委会、”“假委会”。 县革委会老羞成怒，下令彻底消灭422。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三百多名422成员和支持422的群众被残酷杀害。

4月上旬，巴马县联指围攻422，部分422成员逃到该县差圩公社下乙屯躲藏，联指数百名武装人员跟踪包围了下乙屯。422人员没有武器无力抵抗要求投降, 但要以保证不杀为条件。联指头头应允。然后命令该村村民和422人员不论男女老幼一律脫光上衣、高举双手走出村口。刚一出村，枪声响起，49人当场被杀害，包括12名儿童、3名嬰儿。随后，下乙屯全村44户、133间房屋全部被烧毁，下乙屯从此成为荒芜废墟，幸存者流落他乡。

从3月至6月，巴马县联指和军方全体出动，共捕杀1287人，其中1183人属422派的在校学生红卫兵。

4月下旬，玉林地区革委会召开政工会议，响应韦国清号召，部署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行动中全地区共杀死阶级敌人、包括四类分子和422成员共10156人。其中陆川县杀死1229人夺冠。

4月14、15两天，浦北县北通公社响应韦国清的号召，杀死四类分子及422成员两百多人，15户被灭绝。

5月初，宁明县革委会配合当地驻军向自治区农业厅在宁明的“上石农总” 发动进攻，当场打死110余人。

5月17日，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制造了“枯那事件”。段布置收缴422枪支，联指成员李原才去收缴422成员、枯那大队民兵营长宁协利的枪，宁不肯交，争抢中枪支走火将李原才打死。段振邦向欽州军分区和广西军区谎报发生反革命暴乱，调集一千多民兵抓捕宁协利，宁逃入深山。段振邦捜捕未果，迁怒当地百姓，以“通匪”、“ 济匪” 罪名，抓捕群众、干部1671人，杀死其中973人，包括国家干部162人，工人61人，城镇居民18人，学生5人。枯那大队被杀67人。上思县文革中在段振邦（后任县革委主任）指挥下，共杀死1639人，

6月6日，金秀瑶族自治县贯彻“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 在全县－次性杀死阶级敌人148人

平果县响应韦的号召，共消灭422和阶级敌人715人，另有216人被迫自杀。

韦国清尤嫌杀戮不够，谋划了新一轮大屠杀。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在《广西日报》发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公告震惊了全区人民！接着宣称422人员全系反共救国团成员。于是立即在全区掀起了抓捕“反共救国团”的高潮。（文革后查实纯系一起子虚乌有的假案。）

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策划，以“反共救国团”罪名杀害了原县委书记趙永禧等12名干部，随即开展了全县搜捕“反共救国团” 行动。

地处南宁市郊的武鸣县行动最快，成果最大，到7月初，共抓获“反共救国团”2771人，其中856人在审讯和关押中被刑讯折磨惨死。

都安县在在抓捕反共救国团的行动中, 共有17251人被揪斗,3341人被诬为反共救国団成员, 其中441人被廹害致死.。

玉林地区由军分区政委甘照泉拍扳，参谋长达志、地区联指头头王xx共同主持开展了全地区捜捕反共救国团的行动，杀死数千人（无具体数据），其中仅容县就打死、逼死1392人。

宜山县在革委会成立前非正常死亡300余人。革委会成立后，在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季德春等的策动下，杀死900余人。

融安县是造反派势力较强的一个县，当地联指无法取得对造反派的胜利，广西军区遂派出正规部队围剿融安422，杀死四百多人。然后宣布诚立县革委会。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的一个半月内，融安县杀死三千多人，其中光县城長安镇杀了800多人。据当地老人讲，当年日本鬼子侵占融安时，一天最多杀了17人，而县革委会在8月21日一天就杀了一百多人，有的地方出现了寡妇街、寡妇村。群众愤恨地说：这伙強盗远比日本兵凶残、狠毒！

宾阳县革委会成立后，在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的组织、指挥下，先后残杀、逼死3890余人，为官方记录的广西各县杀人之冠。

文革杀人的一大特点是基本不用枪弹，除了少数武斗之外，被杀者都是手无寸铁、束手待毙的“阶级敌人”，或者没有武器的、或者已放下了武器的422成员，因此不必用枪。更重要的是，当局认为以非枪弹杀人更加残忍，更加血腥、恐怖，有利于锻炼积极分子，“教育”群众。宾阳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传达上级的指示说：简单的枪毙不足以吓人，“当运动起来时，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 宾阳县在文革的头两年被打死或迫害致死的只有68人，而在王建勋的直接指挥下，从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短短11天内就残忍地杀害3681人，釆用的都是最原始、最残忍、最血腥的方法。

恭城县杀人叫做开“石头会”， 把要消灭的四类分子和422人员五花大绑，拉到河滩，然后就地取材，用河滩上的石头将其活活砸死，为了表现对敌人的仇恨，规定必须砸得脑浆四射，血肉横飞，然后丢进江中。该县用这种方法处死了一千余名包括4 22成员在内的“阶级敌人”。

永福县主要釆取用木棒打死的办法，在河边行刑，打死后便丢进河中。

罗城县采取石头木棒刀斧并用的办法杀死1378名阶级敌人和422分子。

其他各县亦遵守“杀人不用枪弹”的原则。

广西军区及其所属军分区、人武部以及所谓支左的野战部队（由广州军区领导）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是完全有组织、有计划、经过上级批准的行为。1968年2月，广州军区下令、将少数支持422造反派的军队调走、靠边站。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将422内定为“反动组织”（估计黄永胜得到中央的首肯）。接着实行让广西各地各级军、警、民兵和联指成员放开手脚对422进行清剿、屠杀。

这就是广西广大群众和红卫兵（学生）响应毛的号召“造反” 的下场。

（以上取材于晓明著《广西文革列传》，载《往事微痕》总第89期；以及黄河清收辑的有关史料，和前述晏乐斌的文章）

到了1968年初夏，广西县以下农村的造反派和四类分子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当局于是把矛头转移对准广西几大城市南宁、栁州、桂林的造反派，进行最后消灭战。下面简述这几个城市的情况。

南宁、柳州、桂林是当时广西的三个主要城市，也是造反派势力最集中的地方。由于造反派得到大多数市民（包括街道居民、一般职工、干部）的支持，文革初期，这三个城市造反派的势力均超过保守派。后来在军队的支持下，保守派后来居上。在两派武斗中，市民们明知保守派有军队和当局做后台，在武力上占有絶对优势，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为造反派通风报信，送粮送物，掩护、转移伤员等。这种情况说明，此时的地方造反派与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含义，在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在人们心目中是暴徒的化身、悪棍的代名词，为民众所深恶痛绝。两年后，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地方两派的斗争中, 造反派成了老百姓心目中反强权、反暴政的英雄，而地方当权派、军方、地方保皇派则代表了毛共统治17年“无产阶级专政” 的残暴、邪恶力量，所以，此时的“造反”与“保皇”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涵，是人民、老百姓赋予了这场运动全新的意义。因此，“当权派”和“反文革派”并不是如后来一些文人所描述的那样，代表正义，获得民众拥护；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们痛恨当权派，但不是如毛泽东痛恨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痛恨他们长期以来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当权派被揪斗，民众幸灾乐祸。这就是各地造反派都得到民众或明或暗支持和拥护的真正原因。后来在两派斗争中，民众又亲眼目睹了上面三股势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使出的 “ 颠倒黑白”、“ 指鹿为马”、“贼喊捉贼”、“明里是人、暗里是鬼”等等卑鄙无耻的“革命手段”，以及滥杀无辜、凶残暴虐的本性。所以，对造反派的屠杀尽管制造了足够的恐怖，但却无法阻止人们对造反派的同情和支持，更无法掳获民心。当时大人们哄吓无知哭闹的小孩通用的办法是告诉他（她）：“联指来了”，“红色公安来了”。不懂亊的小孩哭声立止，比用“魔鬼来了” 阻吓效果更好。这种情况说明了人心背向。毛号召“造当权派的反”，广大民众从内心欣喜不已，正好说明了中国人民对毛共十七年的强权暴政从心底的反感和仇恨，只要一有机会——那怕是被骗、被“引蛇出洞”—— 他们也顾不得后果就“跳”出来了。（以上主要是指城市的情况。在农村，由于农民主要是文盲，愚民政策和“阶级斗争”的分化、挑唆较有成效，所以，农村中的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基本上成为当局利用的工具。）

因此，那些对“走资派”大唱赞歌，对“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一味诋毁咒骂的文革研究者，如果不是当局御用的吹鼓手，就是糊涂蛋。这也是后来当局不准人们深入研究文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深入查究下去，那些重掌权力的“走资派”们的老底、真相就可能曝光了。

韦国清是对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具有清醒认识的少数当权派，（或许他得到毛的暗受机宜？）他知道毛是借号召人们“造反”，“引蛇出洞”， 以“挤出脓包”，将潜藏的“敌人”一网打尽的心计。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对造反派大杀特杀。他不怨恨毛、而是恨这些想借文革之机“造反”的刁民。他抱定决心以武力将造反派彻底消灭，既为自己报仇雪恨，又帮助毛了却心愿。后来事实证明韦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毛的心意，他因此得到毛以及后来当权的邓小平的进一步信任，被提升进入政治局。

可惜的是，广西的造反派当时对这些玄机全然不知，他们坚信毛和代表毛的周恩来是支持自已的后台，发誓不打倒韦国清决不罢休！在南宁“揪韦”前线，“422战士”当时曾赋诗一首，广为流传：

“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拼将十万青春血，埋葬韦家万户侯。”

韦国清则拿定主意，务要造反派兑现此一“诺言”，献出“十万青春血”（ 后来清点，422大大超过了这一付出）。

进入1968年年中，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以便召开中共全国性会议，胜利结束文革。所以，广西革筹小组和军区奉命加快消灭造反派的步伐。韦国清下令打响了剿灭422的最后战役。南宁为第一战场。

对南宁422的进攻先是以围剿“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的。6月19日，即在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发布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吿》之后两天，广西联指发动了对占据自治区水电厅设计院的“422火种兵团”的围攻，当场杀死62人，全部抛尸于邕江灭迹，拉开了南宁市大规模剿灭造反派的序幕。

6月23日，广西联指总部发布《关于彻底摧毀蔣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

同日，联指向422所属之“航运工总”停泊在邕江北大路航运码头的40多艘船舶开炮，所有船只都中炮燃起了熊熊大火，映红了邕江江面和半边天。随后，对422各个据点进行了火力侦察，为大规模进攻作准备。

7月1日，南宁警备区根据广西军区的栺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对422各据点的围剿方案，并决定派正规军参加清剿战斗。

两天后，发生了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7月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了《七·三布告》。七三布告表面上并未针对某一派别组织，它只是強调对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噐等行为要坚决制止，坚决打击；群众组织的武器要上交，武斗要限期停止；必要时可出动军队协助等。布告中提到的种种行为广西两派都有，联指还有更恶劣的行为，如组织农民进城武斗，大规模滥捕乱杀无辜等，但联指的行为受到军方庇护，其恶行被叫做“革命行动”；而422为了生存去“抢夺”援越物资，却成了“犯罪组织”，成为七三布告唯－的打击对象。从后来的情况看，《七三布告》完全是为镇圧、消灭造反派而发，是毛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七三布告》成了军方和保守派剿灭造反派的“尚方宝剑”。布告上那些貌似公正、冠冕堂皇的词句全是谎言、遮羞布！

据后来披露，七三布告出笼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6月，驻桂空军部队击落了一架美国“U—2”无人侦察机，毛共将此事作为“重大战果”发布，大肄宣传，林彪表示要接见击落飞机的有功人员。这时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认识到这是一个大好机遇，紧急整理了有关广西422“罪行”的材料，交由受接见的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焦红光，焦亲手呈交给林彪。林彪又转呈毛；在此前，广州军区也己多次向林彪和中央报告，把广西两派“在铁路旁设立据点，破坏铁路交通，抢夺援越军事物资”等罪名全部加到422头上。于是，毛决定动用军队、彻底消灭广西造反派。这才有《七三布告》的出笼。

七三布告下达后，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按照中央精神，利用其掌握的媒体、宣传工具和行政资源，连续在全区各地举行群众集会，进行舗天蓋地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并派直升飞机到几大城市422据点上空空投传单，加大对422的心理压力。同时着手剿灭422的武力布署。

经过充分准备，7月16日晚12时，军方和联指对设在南宁解放路一带的广西422总部开始攻击。先由进入阵地的正规军炮兵对422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路、博爱街等主要据点进行连续炮击，上述地段燃起了熊熊大火。广西军区接着用高音喇叭向全体市民喊话，说422放火烧民房，命令联指人员去“救火”，422不得阻拦云云。然而对方不肯上当，联指人员无法靠近。广西军区和联指于是广播说“422” 开抢抗拒，不准革命群众救火，罪该万死！并将这一“情况”作为422新的罪证，迅速向中央报告。

17日，军方和联指向停靠在邕江边的航运工总的船舶开炮。166艘船只全被击中起火，其中包括运送援越物资的两艘货轮，轮船上载有203.6吨汔油和64桶航空油被击中起火，轮船上的物资全部化为灰烬。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又立即将422这一 “新的罪行”上报中央。

军方决定釆用“先易后难” 策略，先拔除422的次级据点，再攻其总部。于是对422的百货大楼据点、展览馆据点进行炮击和火力侦察。

延至19日，各个战场都进展不大。广西军区再增调四个连队增援对解放路的进攻。

但422的抵抗十分顽強，战斗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军方和联指本拥有绝对优势，但害怕死人，故形成僵局。）

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决定打破僵局。7月28日，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南宁警备区司令员宋治平、南宁警备区政委韩仕福、副司令员印玺、副政委慕石起等召开了南宁警备区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广西军区、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南宁百货大楼、自治区展展览馆、邕江上停廹的轮船等422据点”， 要求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会上，决定从6912部队、6966部队、6936部队、广西军区警卫营、以及99部队调集部分官兵，加上南宁市联指和南宁地区14县赶来的武装民兵，共三万多人，由印玺、慕石起负责指挥，发起对422的最后一击。

军方决定先拿下展览绾422据点。7月31日，当局集中七个连的正规军，加上南宁周边十余县的数千武装民兵，于次日清晨发动了对展览馆的总攻。上午八时，展览馆被攻克。在攻克展览馆战斗中，共打死422方面23人，俘获470人（可谓杀鸡用牛刀了）。

展览馆战斗结朿后，当局决定用最短的时间拿下422在解放路的最后地盘，兼及彻底摧毁邕江上422派的轮船。。

8月3日，由联指打头阵，军队压阵的总攻开始，战斗中使用了八二廹击炮、无坐力炮，火箭炮、轻、重机枪、炸药包等武器，而对方主要是步枪、手溜弹和少量机枪。经过两昼夜的激战，422粮尽援绝。8月5日，解放路一带的据点陆续被攻克。有的据点被攻下后，幸存的422部分人员主动投降，但被联指人员全部当场杀死。于是更多的422人员选择对抗到底，并躲入地下防空洞继续顽抗。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挖有大量防空洞和地下掩体，躲入其中，易守难攻，还真给军队和联指出了难题。于是有谋士献出“水淹” 之策。原来这解放路一带地处邕江北岸下方，地势低洼，平时全靠邕江大堤的保护。如果炸开邕江大堤一个口子，顷刻之间，这一带就将变成汪洋泽国， 422人员将尽为魚蹩，只是如此一来，那一带的居民、商铺也要遭灭顶之灾……

为了減少已方的伤亡又彻底消灭敌人，决策者釆纳了这一建议。随即一场无名洪水汹涌而至，据知情者说，大水夺去了数千生命。

至此，剿灭南宁422的战斗取得了完全胜利，剩下的工作是打扫战场，处理俘虏。这场围剿到底消灭了多少“敌人”？ 从来没有准确、权威的数据，附近的目击者后来向中央文革处遗工作组报告：拿下解放路之后，亲眼看见20余辆翻斗车拉尸体拉了三天，尸体主要抛入南宁市郊煤矿的坑道里，也有的抛入邕江。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漂去的尸体堵住了，无法发电。又据事后南宁火葬场负责人报告，仅由火葬场火化的尸体就有5000多具。

然而军方公开宣布的却是另一些数字：在剿灭422的战斗中（主要是剿灭解放路422的战斗中），共计打死422“匪徒”2324人，俘获9845人（其中包括2500余名有“通匪”之嫌的街道居民）。又在解押俘虏的途中，打死企图逃跑的俘虏17人。

但是，据1990年7月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攻打422的联指和军队一次性屠杀俘虏1300余人！另外，在消灭南宁造反派的同时，当局以清查、搜捕外地“流窜犯”为名，抓获全区各地跑来南宁避难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共计7012人，就地枪杀或打死2324人，其余押送回原籍。但大部份在押送途中或回到原籍后被立即杀害。

仍据上述《年表》披露，据1983年文革处遗时的调查数据，在围剿解放路的战斗中，共计焚毀解放路及与之连接的周边33条街巷、2280多个机关、学校、工厂、商店计46万平方米房屋，一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不可胜数。可以想象，经过一个月的“火烧”和“水淹”，那片昔日繁华城区已成为一片废墟。（上述《年表》因透露诸多机密，被禁止发行。）

8月8日清剿422的战斗全部结束。11日，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联合召开庆祝大会，会后所有参与围剿422人员足足大吃大喝了几个昼夜。

8月12日南宁市革委会在自治区展览馆主办“反革命罪行展览”， 在三个展馆中有一个“活人馆”， 展出的是被抓获的26位广西和南宁422的头目，这些人被装进为他们特制的铁笼中，称作“禽嘼展览”。每个铁笼前置有木牌介绍笼中“禽兽”的罪恶，有专人讲解，并供参观者辱骂、戳打。展览历时52天，全市及附近郊县，除“阶级敌人”之外，凡是能走动的人都要去参观，当局宣称这是革命群众必须接受的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

接下来讲讲柳州市。

在围剿南宁422的同时，桞州的造反大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1968年6月之前，桞州地、市的联指曾多次组织力量攻打造反大军，但都被对方击退。栁州铁路局的“工机联”， 是造反大军旗下一支中坚力量。由于桞州是当时广西的铁路枢钮，所有援越抗美物资都经由桞州调运、发送。柳州铁路局的造反派“工机联”利用这一近水楼台的优势，为造反大军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提供了方便。造反大军为了生存，为了对抗联指的武装进攻，曾几次抢夺铁道上的军需物资，其中于5月21日夺得八列军车车廂的物资。此举惊动了中央，中央军委责令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限期夺回。黃永胜则责令广西军区和驻柳部队立即夺回。可是，正当军部队奉命实施对造反大军驻点的包围时，数万群众自发地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对部队实施“反包围”， 并高呼口号：“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422不能空手等死！”当时有规定，部队不能对群众开枪。所以这一次部队不但未能把被抢去的物资夺回，反而被群众抢夺去了七百多枝枪，一并送给了造反大军。

桞州造反大军“5·21” 抢夺军列的行动，可能也是引发中央七三布告的原因之一。后来，栁州造反大军和工机联的负责人均被军方逮捕。

七三布告下达后，柳州形势大变，7月24日，柳州地、市集中了8县、两矿（合山矿务局和平桂矿务局）、一厂（桞州钢铁厂）数以万计的武装民兵，另有广西军区和柳州军分区直接派出的正规部队，由柳州军分区统一指挥，向柳州造反大军发起总攻。经过数轮战斗，拿下了造反大军的主要据点。据记载：在攻打市内造反派的战斗中打死造反大军数十人，俘虏二千余人；另有数百名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人员逃往郊县，被追杀并被全部歼灭。战斗结束后, 又有300多422人员在搜捕和游斗、批斗中被打死。柳州造反派被彻底消灭。

该说桂林了。但在叙述消灭桂林市造反派之前，要先插入军队和联指围剿凤山县造反派的一段故事。

凤山县是位于桂西北一个山区县，隶属河池地区，是当年韦拔群以及韦国清活动的“革命老区”东（兰）、巴（马）、凤（山）三县之一。也许由于有造反传统，文革一起，凤山县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纷份加入打倒韦国淸的造反派组织（当地叫“729组织”）中。其中以老红军营长廖熙英为首、组织起－支以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为骨干的“革老派”造反组织，成为该县造反派的核心。副县长覃家修也加入到“革老派”中来。凤山是广西极少有的造反派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县份之一，全县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加入了造反派。凤山县的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毛政权和韦国清的绝大讽刺，说明所谓“老区人民”包括老红军、老地下党员已经觉醒，成了毛政权的坚决反叛者。凤山县联指即使有县人武部的支持撑腰，也难以在当地落脚，被迫撤离至邻县东兰县“客居”。

凤山县人武部和联指曾多次向河池军分区和广西军区求援，要求派军队帮助他们“打回老家去”,广西军区则指示他们等待时机。

七三布告发布, 时机终于到了。7月7日, 凤山县联指发布《关于围歼凤山“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反击令》。但是，他们太急了点，广西军区和河池军分区还分不出力量支援他们。直到南宁和柳州的造反派被消灭之后，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才腾出手来，命令由河池军分区统一指挥，6911部队参战，加上河池地区各县的武装民兵，集中力量去剿灭凤山县的造反派。8月10日，河池军分区率领部分6911部队官兵和4400余民兵，杀向凤山县而来。凤山县的729组织虽然人数众多，但枪枝很少，更无重武器，无法与正规军抗衡。很快，县城陷落，战斗中造反派被打死1016人，被俘虏和抓捕近万人（晏乐斌的文章说抓埔6000余人。当时凤山县的总人口才103138人），批斗了其中5000多人，杀死3000多人，有的全家被杀光，原凤山地下党被打成“叛徒集团”，许多老红军、老游击队员也被杀害。

凤山县的造反派虽然被打垮了，但是有相当多人员和他们的亲属逃进了大山之中。因此，搜捕和招降这些残敌，成为当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该县江洲乡的一个山洞里，藏着100多名729成员和他们的家属，只是他们总共才有7枝枪。在被围困了三天三夜之后，洞内无法坚持了，提出有条件投降，即：交出武器，保证人身安全。洞外负责围剿的凌云县人武部张科长答应了洞内的要求。为稳妥起见，洞里派出代表与洞外军方签订了书面“和平协定“。

可是谁能想到，当洞内人员缴枪出来后仅三小时，军方却撕毀协定，当场枪杀7人，包括一名儿童。不久，联指人员又杀死10余人。

军方和联指这种背信弃义行为，使得逃进大山的人员再也不敢下山回归了。使凤山县的“招降”工作陷入困境。直到9月6日，广西区革委会（于8月26日城立）和广西军区发出联合通知：由河池地区革委会和河池军分区组织了一个488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开赴凤山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大力动员山上的“散匪” 回家，并宣布：只要交枪，保证安全，“一个不杀”。 宣传队逐个找“散匪”家属、亲戚做工作，让他们劝说自已的亲人回归务农。当时有韦明乐、韦明立、韦明成三兄弟及其堂弟韦明景四人，已在山上躲藏数月，韦明乐的伯父偷偷上山劝其下山。四兄弟商量，先由年纪最小的韦明景（17岁）下山试探，其余三兄弟视情况再作定夺。韦景明便随着伯父下山了。

韦明景“自首” 之后第二天，即被拉出枪斃了。三兄弟闻讯立即遁入深山，从此再无音讯。

后来凤山县革委会、人武部多次组织力量进山进行垃网式搜捕，均无功而返。人们都以为韦氏三兄弟或者饿死了，或者被野狗虎豹吞食了，总之不在人世了。

谁知，14年之后的1982年，韦氏三兄弟突然奇迹般地下山回到家中，惊骇了全县人民。此时文革早已结束，毛已早死，三兄弟探知中国己“改朝換代”， 才敢回归人间。为了躲避毛皇暴政，三兄弟足足做了14年“野人”， 历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差点变成了孤魂野鬼。可以想象，这一段真实的旷世奇闻，如有人记彔下来，稍作艺朮加工，定会成为惊世骇俗、流传千古之的传奇之作。可惜的是，至今未见这一佳作面世！

此外，中央直属企业平桂矿务局的文革也须一提。平桂矿务局所辖矿山分布在广西柳州、梧州地区境内。文革这一十二级台风，中华宇内无人可避，任凭这深山深处的“矿民”， 也被卷入毛泽东这场巨大的“阳谋”之中。文革初期，平桂矿务局的职工与全国人民一样，被再三动员起来响应毛的号召，造“走资派”的“反”。 但没有高兴几天，造反者便陷入万劫不覆的劫难之中，所有曾参加“造反派组织”、或给领导提过意见的职员、工人，都被当权的军方和保皇派当作打击、剿灭的对象，全局被集中抓捕2000多人（多为知识分子、技术骨干），杀死其中700多人。其残忍程度丝毫不亚于各地、市、县的“武斗”。有的人被杀死后又将头颅割下，用竹杆吊起示众三天。有一位毌亲被命去“收尸”， 责令将其两个儿子的头颅挂在胸前游街示众。

专为矿务局寻找矿源的204地质勘测队，文革中本来较为平静，沒有造反祖织，更没有发生派斗，只有一些人表示支持422的观点。仅管如此，在军方和保韦派大清算中仍然在刧难逃，18人被杀害。18人中有几对是夫妻，有人请求在夫妻中留下一人照顾幼小的孩子，不允，杀无赦！不过也有例外。联指小头目黄某，早就看中技术员蓝光旭的妻子长得漂亮，便将蓝杀了，将其妻留下据为已有。联指一些大小头目趁机欺男霸女、強征暴敛，发了不少“文革财”。并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起了为所欲为的新统治者。充分表现了这些靠打、砸、抢、杀起家的文革新当权派的流氓地痞恶霸本色。

现在该讲到桂林了。

桂林堪称广西文革的发祥地，而且是全广西造反派力量最強大的地方。但从当时的形势看，桂林已成为广西造反派最后一个“孤島”。 文革以来， 以“老多”为核心的桂林造反大军在桂林两派斗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当时桂林市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支持造反派。保皇派在城内没有市场，只好跑去郊、县发展，后来借助桂林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的力量杀回桂林，与造反派争夺地盘。尽管如此，在相互的多次交锋中，保皇派仍然屡屡败北，占不到便宜。

然而现在形势不同了，南宁、栁州以及各县的造反派都被当局以武力歼灭了，桂林造反派已经孤掌难鸣，坐困愁城。特别是“七三布告”宣告出动正规军队对付造反派之后，造反派自知在劫难逃，这期间又不断传来“噩秏”： 毛泽东在召见京城“红卫兵五大领袖”，明确他自己就是下令镇压红卫兵的“黑手”，召见后不久，蒯大富等人就被捕了；7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最后一次接见广西党政军负责人及两派驻京代表，一改往昔之态度，对422进行单方面严历谴责，周氏直斥“桂林老多”抢夺枪枝、冲击军事机关、挑起武斗，而对联指抢夺国防仓库，组织农民进城，在各县大肆滥杀无辜却不置一词。会见中还不准422一方申辩。至此，中央要消灭造反派的态度己经很明确。鉴于南宁、柳州两地的造反派已经处于被围困、被消灭的前夜，桂林造反派就成了最后要消灭的对象。周恩来在讲话中把矛头主要指向桂林造反大军及其核心组织“桂林老多”，同时还点了南宁、栁州、桂林一些造反派领导人的名字，这些人不久全都被捕了。中央的“变脸”， 等于宣布了桂林造反派的 “死刑”。

事情己经很明显，中央——毛、林、周，对造反派的利用己经结束，文革要收场，已经到了“走狗烹”的时候了。事情至此，桂林造反派和老多的负责人心里很是焦虑、无奈，他们很清楚，覆灭是不可避免的，走军事对抗之路肯定会是步南宁、桞州造反派的后尘，还可能更惨，在严酷的形势面前，他们不得不作出妥协求生的决定。因为此时，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是争取己方人员尽可能少的伤亡，尽可能使桂林市的老百姓免遭池鱼之灾。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已经不重要，只能听天由命了。当然，他们要争取自已和造反派组织“死”得“光眀正大”，“死” 得“光栄”。主意既定之后，他们宣告：桂林造反大军接受“七三布告”，上交武噐、拆除工事；但要求军方监督联指采取同样措施。桂林人武部政委陈秉德在8月10向桂林造反大军表态：只要造反派交枪，保证不抓人，而且联指也交枪。

8月13、14日两天，造反大军全体集合，上交武器。场面热烈而又悲壮，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携带着各种武器弹药，去到指定地点集中上交，共计交出了3000多枝枪和所有其他武器，又拆除了工事。自我解除了武装的造反派战士一片欢呼，全市人民也跟着吁了口气，以为和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可是有谁知道，在这表面和平的背后，正在蕴酿着一个巨大阴谋！

联指只象征性地交了30多支枪，工事和据点都未撤，从各县调集来参加武斗的数以万计的武装民兵也不回乡，军方还把422上交枪支的一部分发给了原来没有枪的民兵。一切预示着一场新的风暴将要降临。

原来，早在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的衡山召开了专门研究解决桂林问题的会议，广州司令员黄永胜亲自主持。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以及桂林军分区、桂林警备司令部、桂林人武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决定，争取用和平收編的方式解决桂林造反派问题，前提是对方主动接受七三布告，上交武器，拆除工事。然后按照情况对造反派人员进行甄别处理（这最后一句大有文章，暗藏杀机）。造反派如不接受此一方案，则以武力全部、彻底歼灭之。会议结朿后向韦国清通报了会议精神和决定，韦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

衡山会议后广西成立了由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成、桂林市武装部政委陈秉德组成的解决桂林问题行动指挥部。

8月17日，就在桂林市人民集会欢呼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时候，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吳华秘密来到桂林，向参加桂林军分区召开的各城区和各县人武部负责人会议的人员传达了衡山会议精神，并交底：“桂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也就是说，不管桂林造反派是否放下武器，对其清算、惩办一定要搞彻底。会议决定于8月20日凌晨开展统一大行动，在市区和全地区12个县同时对已放下武器的422人员进行大搜捕。

8月18日广西军区副政委魏佑铸赶到桂林，临时紧急组织、武装了一支两千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并把12个县集结待命的一万余武装民兵迅速改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每人发给一个红袖套。

8月19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在一0四部队驻地召开会议，为次日行动作最后布置。

8月20日凌晨，一万余名“工人纠察队” 和“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悄悄开进原造反派的控制区，按照事先分工迅速进入各自的阵地，抢占制高点、封锁交通，对重点単位实施包围。待到天色微明，数百个高音喇叭一齐轰鸣，反复播送事先拟好的杀气腾腾的《八二0公告》以及《七三布告》，其间伴随着“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桂林地、市造反大军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的口号声，打扮成纠察队员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的全付武装的联指成员和武装民兵冲进各个预定的房屋，屋内立即便传出打骂声、叫喊声，把整个山城桂林闹得鬼哭狼嚎，天昏地暗……

与此同步，在桂林地区十二县也拉开了大搜捕序幕。

桂林市的大捜捕连续进行5天，直到8月25日才结束，总计抓捕4千余人，其中包括近千名逃来桂林避难的各县造反派头头和骨干。被捕人员均不由分说先遭到一顿毒打，然后关押于市内各个监狱和临时准监狱，接着进行刑讯。一些被捕人员在关押期间即被刑讯逼供致死。

从8月30日开始，桂林市区开始转入对被捕人员的大游斗，被捕人员装在大卡车上示众，接受两旁市民的殴打辱骂，有的被当场打死。那一千名被抓捕的各县422人员，在押送回县的途中或到达目的地后，大部被立即处死。据后来官方公布数字，桂林市在八二0大搜捕中，有345人被打死。这个数字比起南宁、桞州少得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是在当局许诺“放下武器，保证人身安全” ，“一个不杀” 之后束手被害的。

各县死人数则远远超过市区。紧邻桂林市的临桂县捕杀了848人。临桂县驻桂林市机关被抓捕318人，后来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遭杀害。桂林地区直属机关被抓捕300余人，大多被杀害。全州县共杀死2156人，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850人。平乐县杀死1926人。官方统计，仅在八二0事件后的一个月内，桂林地区及桂林市共杀死造反派及部分阶级敌人12771人。

广西的造反派被彻底消灭了。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胜利成立。革委委员名单中有几名422成员，那是在运动中期从422阵营领导层中分裂出来的人员，被广西军区招降后便被“雪藏”起来，如今派上用场用来代表4 22参加“两派大联合”。（不过好景不长，这些“花瓶” 在随后的“清査五一六”中纷纷落网，有的被捕，有的自杀。）

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后的7、8月及9月上半月是广西杀人高潮，估计这两个多月全区屠杀人数在8一10万之间。韦国清实现了他索取造反派“十万青春血”的计划。9月13日，广西区革委会、广西军区下达停杀通知。但有的地方、单位仍阳奉阴违在继续杀人，桂林地区土产公司，上午接到停杀通知，下午赶杀了9人，偏远山区就更不用说了。

沒有被杀死的，也受尽了摧残和侮辱。桂林市革委会仿效南宁，也搞了一场“活人展览”， 将抓获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中，作为“禽嘼”供参观者打骂凌辱，展览会场就设在曾受到周恩来多次表扬的“桂林老多”的“老巢”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之内。

另一方面，是联指成员的“金蛇狂舞”。在围剿、屠杀422中立了功的联指头头这时都已加官进爵，成为“新朝”的新贵，其中一个叫作岑国荣的颇具传奇色彩和代表性。岑原系柳州钢铁厂工人，文革中参加联指，以其残忍狡诈、心狠手辣脱颖而出，先当上了钢铁厂联指的头头，一路飚升，当选为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还担任广西自治区工会主席，中共广西区党委常委等，可谓红得发紫，权势熏天。一次他心血来潮，想搞点新意思取乐，将该厂的人事科干部黄日高抓来，在他背上绑上一包炸药，岑一按电钮，黄便血肉橫飞，遍地开“花”。 岑国荣开怀大笑，亲自将此“节目”命名为“天女散花”。

广西的造反派结局之所以如此悲惨，完全是毛的阴谋牺牲品。上文已提到，韦国清本为毛之宠臣（援越抗法时越南奠边府战役指挥者），可是毛故意把他交给造反派去“火烧”， 然而烧而不倒，最后则把火烧韦之人交给韦去“处理”。文革中很多省原来的一把手不是被打倒，就是被调离，唯有韦氏既不倒也不走，目的就是使韦能够对造反派进行尽情、充分的报复、杀戮。韦氏还是邓小平的好友，邓掌权后给韦加官进爵，升为政治局委员，全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另－位镇压广西造反派的“屠伯”、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曾任周恩来的警卫员，周对其直呼“小欧”， 亲切如昔。可以想象，广西造反派与韦、欧二人斗，会有什么下场。

文革中广西到底死了多少人，一直是人们想知道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1981年1月，极力想捂文革蓋子的广西自治区党委被迫向中央报告，说1967、1968两年广西 “非正常死亡” 共44000人（不包括自杀），其中四类分子约二万人。这当然是大大缩小的数字。后来的中央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也极力想弄清这一问题，据工作组成员晏乐斌的文章称，当时有几种说法：1981年6月30日，当时的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向中纪委汇报说，“广西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70400人”。韦国清与当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文革中广西死了15万人。 而据工作组接觸的干部、群众估算，有说死了20万，有说死了50万，但缺乏可靠证据。

1984年1月中央文革处遗工作组第二次来到广西，想弄清这件事。当时广西各地、市、县、公社各级都设有“文革处遗办公室”， 根据这个办公室的逐级汇报汇总，全区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者8。97万人，无名无姓的死者有3万余人（多为外地人逃来广西被杀害者），另有失踪（实为死亡）2万余人，共计“非正常死亡”约15万人。这是获得官方确认的数字，但可以肯定仍是偏少的，因为广西当时各级掌者仍为韦国清的下属，他们总的想法是大事化少，以减轻罪责。而且仅由各级处遗办统计自报，无人去核查，难免有疏漏隐瞒之处。故知情者估计，实际死亡应在20——30万之间。

另一个应弄清的重要问题是，死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死的？据广西区党委向中央工作组汇报说：除了“刮十二级台风”时由各地贫下中农处决了大量四类分子之外，主要是在两派“武斗”中相互打死的。

可据实际调查统计，两派武斗中总共才死亡3700余人，占官方统计死亡15万人的2·46%，其余97%以上实际上为有组织、有计划之大屠杀。另一个特点是，死亡者主要是四类分子和422造反派人员，联指死人极少。如临桂县死亡1865人中，只有3名联指成员，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只有4人，亦系死于武斗。如果说422人员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被杀尚有“缘由”， 那么，对四类分子杀戮则纯粹是是兽性的发作，是毛嗜血成性的教唆和挑动的结果。

以上这是广西文革中死人的大概真相。

另外，广西文革中还出现大规模“吃死人”和“杀吃活人”之风，己在上面有关章节中叙述，此处不赘。

最后还要附带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文革大恐怖中，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反复“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之后，全国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他阶级敌人，为什么并未被全部消灭、不少人幸存了下来？因为后人可能因此会怀疑我们所描述的文革恐怖的真实性。

对此的答复是：这是两方面原因构成的，一个原因是毛不想将这些人斩尽杀绝，这正是毛的狡诈、高明之处。还在1947年毛统区搞二次土改之时，毛就一方面鼓励残忍，放纵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以满足土改积极分子的嗜血和兽欲；另方面，当杀人太多时毛却发文制止，因为无节制的杀戮可能把阶级敌人杀光了，以后的阶级斗争就沒有活靶子了。另外，正如毛所说的，应该将这部分人作为劳动力保存下来，供其剥削役使，榨取其“剩余价值”。按照毛当时的计算，全国约有3600万地富分子及其家属，把这么多劳动力杀光了多可惜！后来在镇反运动中毛也说过同样的话，要将部分人作为劳动力保留，即让他们在干榨剩余价值后再死去更划算。这与毛的嗜血成性、最善挑动残忍、血腥的“阶级斗争”毫不矛盾，毛的“全面”想法是：任何时候，干任何事情，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恐怖开路，而构成恐怖的基本元素就是摧残、消灭人的肉体。但当他的计划已经顺利实施，恐怖的目的已経达到之后，毛就要求不要把阶级敌人杀光了，以免日后给自己造成被动，造成“损失”。所以他在土改中关于“严禁乱杀”的文章中说明：劝阻农民的乱杀应选择“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即已经杀得足以恐怖之后。（参见《毛选》第4卷第271页）在文革中毛也继续这一策略，当文革初起时，毛不断说“北京太文明了”。大力鼓励红卫兵去打、砸、抢、抄、抓、杀，赞扬残忍和血腥。但到文革后期，当已经造成足够的恐怖、并且杀人接近失控之后，毛又出来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玩弄这种权术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把罪恶推给别人，推给直接凶手，自己反过来充当“好人”、“善人”，因为百十年之后，人们看到的是毛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自然会认定，那些乱打乱杀之事，肯定非毛所愿，是“下面”的胡作非为了。

阶级敌人之所以未被彻底消灭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民群众无形的抵制。应该承认，虽然毛已经在全国扶植起一大批忠实的走狗、爪牙、暴徒，这些人己经完全毛化、毫无人性。但就整个人群来说，他们仍是很少数，多数人的人性并未全部泯灭，大部分人是在其淫威之下不得不附和、去应付做那些伤天害理之事的，大兴县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证明。特别是在偏远的农村，人们的宗族观念、传统道德观念并未完全消失，很多基层干部也搞起了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给自已留条退路。对毛那些残忍的政策，贯彻执行并不彻底。一些阶级敌人也就在这种“夹缝”中被“庇护”下来，成为漏网之鱼了。

所以，阶级敌人未被斩尽杀绝，绝不是毛的“仁慈”，毛主义的词典中没有“仁慈”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