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四十四章
季鹏
红卫兵续篇：知青悲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后期的大事件，可称为红卫兵续篇，因为那些被赶下乡的“知青”， 实际上就是当年的学生红卫兵和其同龄伙伴。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所造成的深远影响，远不止于于文革时期，它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严重阻滞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这一事件需要有专著探讨。这里只能是概而述之。
一、毛主义逆历史潮流的杰作：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并不是文革的新创，早在50年代，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毛就已经提出这一口号。1955年8月11日，毛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內中说：“新中国成立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在一篇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经验介绍的文章上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此掀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秉承毛的这一意旨，中共中央立即在正在制定的“农业十二年（1956-1967）发展纲要”中补上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首次提出了“下乡上山”的概念，各地开始组织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上山”。
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又打起了将城镇人口赶去农村的主意，因为按照毛共计划经济的规定，城镇人口要由国家提供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还要承担相应的公共福利支出；而一旦把人撵去了农村，国家不仅可以完全撒手不管，而且，他每年还要向国家提供一定的“农业税”，这样，就等于将一个原来的“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一减一增，利莫大焉。于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制定了在1962年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的计划。到1963年6月统计，实际减少了城镇人口2600万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情不自禁地叫好, 说 :“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这就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不过那次的“下乡上山”并不是只针对“知青”的，而主要是针对大跃进中新增的干部职工等城镇人口。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中小学生毕业生”和“待业”青年。当时还涌现了一批所谓知青下乡的先进典型人物，如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侯隽秀等。不过，总体上讲，那些下乡上山的知青还是“自愿”去的，与后来文革那种作为政治运动驱赶有所不同。据统计，到1965年8月止，10年间累计下乡上山的知青突破了100万人。面对这一伟大成绩，同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它叫好：“它为我们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不过，到了文革初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逆转”， 原因是那些早先下去的知青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红卫兵运动，在批判刘少奇时他们发现：60年代初期那次知青下乡上山是刘少奇主持发动的。于是他们将知青下乡上山归咎为“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要求“纠正”， 回城。尽管当局给了下乡知青很多“高帽”、“颂扬”和安抚，但这些“根”在城里的知青仍然要求脱离那片“广阔天地”。1967年1月初，全国各地下乡知青的代表聚会北京，一致作出决定：立即返城，并要求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同时还策划建立全国性的知青联络组织。这时，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才慌了，立即在1967年1月11日发出警告：知青返城是受了“坏人利用，其发展的结果可能带来性质上的变化”。 魔鬼终于露出了真面目。2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严令“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镇逗留”的知青，必须立即返回原所在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同时严令撤销所有的知青联络站。一星期后，北京市公布了一个全国性知青组织的名单，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平时对下乡的知青满口甜言蜜语的毛政权，第一次露出了狰狞面目，老知青试图“造反”的谋图被镇圧下去了。（但是，这些命令并不能完全生效，其后，大多数“老知青”仍然以各种方式回城，并且义无返顾参加造反派组织。）
文革中知青下乡上山是早年那场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67年10月。北京一群对文革无休止的斗争感到厌倦的中学生，自发倡议创办“红卫兵大学”，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去干一番事业。得到300多人响应和当局的极力支持。然而到了最后关头，只有10人报名去了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插队。
真正的文革中知青下乡上山运动，是在1968年秋后红卫兵的历史使命终结之后。知青下乡上山是与红卫兵运动反向而行的，1967年元月以前，大中学校的学生红卫兵在文革中唱主角；1967年元月以后，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工人开始取代大中学生成为文革运动的主力。1968年秋季以后，毛要结朿文革，廹使红卫兵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了处置这支庞大的年青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进入了文革的主题。
如何处置这个庞大的、暗藏危机的群体，成了当时的重大问题。应该说毛是早就有了这个打算的。在利用完之后，把这些青春期躁动不安、无所亊亊的青少年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务农，交给军队和贫下中农去管理他们，消磨年青人的锐气和他们身上沾染的文革戾气，让这些消费者变为生产者，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这是一个多好的主意，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啊。
就毛来说，将这些“知识青年”送去务农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将这些知识分子的接班人扼杀于萌芽之中。盖因此时，毛对知识分子固有的仇视和厌恶，已经延续到了这些“知识青年”身上（清查“五－六”对红卫兵的穷追猛打就是证明）。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天然“接班人”， 也就是他未来潜在的“敌人”， 既然他不能将他们收进体制内供养起来，也不能都抓进监牢，就必须找一个地方把他们监管起来并加以改造。毛记起五、六＋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认把这些人交给军队和农民是最好、最妥当的安排。将这些知青分散放逐到贫穷落后、荒凉之地去干最原始的苦役，就会把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消磨殆尽，将他们彻底“改造”成为毛政权的驯服工具和新农奴。当然，这层意思是不能说出去的，但却是有案可查的。早在延安时代，毛就提出了 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所谓“结合”，就是按“工农兵”的模式改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是这种改造的基本途径。
毛素来对所谓“旧教育制度” 深恶痛绝，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议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可作为他这一思想的表白，他在会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稷、穗，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对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是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这段话把毛的反文明、反进步、崇尚原始、落后、愚昧的流氓恶棍和“山大王”本性暴露无遗了。从此，学生也成了他的改造对象。
文革中的知情下乡上山运动，与此前的知青下乡上山在提法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那就是：以前号召知青下乡上山，还美其名曰“培养革命接班人”。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内中说：“知识青年要成为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一代的农民、工人、士兵，新一代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这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新型接班人。他们不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成为领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层干部，并且从这支队伍里，会涌现出各种人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无尽源泉。”当年的知青，很多就是冲着这个“接班人”去的。可是，经过了文革，毛对这些青年学生再没有给予过去那么高的评价、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了（假面具不要了）。作为文革中下乡上山的正式号召的“最高指示”是这么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的“最高指示”）这里再没有一句“颂扬”、“勉励”的话，更没有当“接班人”的许诺，而是“很有必要”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个从“接班人”到“接受再教育”的转变，蕴涵着毛对文革红卫兵“始乱终弃”这个既定的巨大、无耻的阴谋和骗局，表示毛对知识分子、对知识青年的态度进一步恶化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就这样被毛决定了。
1968年12月22日毛的“最新指示”成了文革中知青下乡上山的总动员令，紧接着轰轰烈烈的下乡上山运动就开展了。
这些响应号召的“知青”具体是什么人呢？首先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学的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即后来所称的“老三届”，这些青少年形成了上山下乡的首要对象和主体。后来，下乡上山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所有城镇的待业青年，其中有些只上过小学，或者根本没有读过书。
从这些人的经历看，大多数都是当年的一般红卫兵和在校学生。后来他们中一些头面人物、骨干分子在武斗中被消灭了。革命的幻想破灭了，而这时学校又都停课、停止招生，书是读不成了。工厂也关门了，百业凋零，就业无门，只能在家靠父母养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一次被撂在在迷茫的人生十字路口。
少数原教旨红卫兵，则因为革命革到自家头上而放弃了“革命”， 成了灰心丧气的“逍遥派”。他们之中一部分依靠父母的余荫为其安排了工作，或送去参军，但也有些成了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也被卷去了农村。毛的文革使整个一代青少年都变成了社会的“弃儿”。
但是，知青们还很年青，加上自小受到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都不愿意就此虚度年华，一事无成，空度－生。青春的血液在体内奔流、冲撞着，大家都在寻找着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但却看不到什么出路。
所以，这时毛发出“去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号召，即使不是在他们黑暗的天空中划过的一道闪电，也是在他们无助的迷茫中指出了一条生存的“出路”。虽然这条出路的前景不明，但似乎比没有“出路”好。而且，从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的思想深处说，他们相信这种“下乡上山”只是叫他们去“锻炼”， 去“镀金”， 锻炼好了，就会让他们回城里工作的，毕竟他们的家在城市，根在城市。
就这样，一半是无奈，一半是“赌博”，这些青年响应毛的号召，拿青春去“睹明天”，投身到毛预设的又一个“阳谋” 陷阱中去了。
能够把一项人们本来不情愿的事情，变成人们争先恐后去“争取”的运动，这是毛共“政治思想工作”的“绝活”，拿手好戏。这次知青“下乡上山”就是这种本领的又－次展现。具体办法简单说就是：舆论压顶，“严打”开路，政治动员，利益诱惑，软硬兼施。
首先，毛利用掌握和垄断的媒体和其他舆论、宣传工具，制造出一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气势和氛围，辅以泰山压顶式的政治动员和胁廹，使得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官方之外的声音，没有任何人敢对当局的说法有半点质疑，更没有人敢公开说半个“不”字。知青父母，只能按照政府的腔调小心翼翼的征求子女们的意见，生怕惹上“阻拦子女下乡上山”，“破坏毛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在那个时代，家庭没有隐私，父母与儿女之间没有私情可言。
最重要的是当局还营造出一种政治氛围，使人们、特别是使当事的知青们和其家长强烈感觉到，下乡上山去广阔天地“炼红心”，是唯一选择，也是毛和“党”的一种信任，一种荣耀，如果不抓住这一机会，失去这一机遇，自己很可能被打入“另类”，丧送一生。
当局是怎样达到这一效果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通过制造政治待遇的“等级”，来促成人们的上述心理和氛围。首先，就知青们“下乡上山”的去处而言，毛共就造出了两大等级、两大类地区，第一类是部队的军垦农场，它属于部队编制，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有少许“工资”，这自然成了知青们的首选；次是去农村的生产队插队，刚去时虽然也有生活补贴，但以后就只能靠自己“自食其力”， 而且是当农民，比当“解放军战士” 自然矮一截。这个去处自然就比部队农场“低”一等了。
有了这种等级差别，知青们自然争着去部队农场，于是，当局开出了去把部队农场的 “条件”，主要是政审条件，它明确下列人员不予接收：
1、出身剥削积极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的；
2、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
3、直系亲属被镇压（即处死）的；
4、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的；
5、本人道德素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
这样，在实际招收中，“红五类”子女自然就被军垦农场优先录取了。非红五类知青要想到军垦农场，就要托关系，走后门、凭“表现”，一旦被农场接收，便自认为无尚光荣，“高人一等”， 于是，一种你追我赶竟争去“炼红心” 的局面就形成了。
当然，到广阔天地的农村去插队，同样也属于“毛的革命战士”，也算光荣；唯有不响应号召，不愿去广阔天地者，就有“不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嫌疑了。谁能承受这种可怕的罪名呢？那就赶快去报名吧.……
为了让鱼儿们更加愉快地吞钩，下乡上山运动的组织者还让部队的军垦农场来学校招“兵”，招兵的军官给学生们现场宣讲，现身说法介绍他们那里的特点和生活环境，激起了同学们无限的遐想。北大荒来的人介绍那里“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浪漫生活；西南边陲西双版纳的蝴蝶王国和孔雀、大象乐园，引起青少年们无尽的憧憬和神往；就是大西北戈壁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是够壮美的.……当然，青年们也被告知，必须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接受大自然的挑战，同时希望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改变那里的面貌，改造大自然，用自己的汗水和双手绘画出最靓最美的图画，用革命的青春谱写壮丽的人生……
对于从小被用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出来的、将保尔·柯察金作为自己偶象和榜样的这一代青少年们来说，听到“艰苦”、“奋斗”、“挑战”、“人生”这样一些词句，不仅不害怕，反而立刻变得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人人磨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奔赴远方，投入那战天斗地，改变大自然的火热斗争中去……
当然也有顾虑重重的人们，那就是知青们的家长。他们不可能像他们的孩子那样单纯、那样浪漫，特别是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家长，他们估计，自己的孩子这一去可能就要在农村、边疆过一辈子了；什么“接班人”啊轮不到他们的孩子身上。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子女们响应毛的号召，只能将泪水往肚里吞了。可是，与家长们相反的是，越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下乡上山的意志越坚决，越急切，理由很简单，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不论在学校或社会上，他们都受人歧视，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如今终于有了改变革命运的机会了，他们幻想，到了边疆或农村，大家就都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光荣战士了，地位都平等了，再也不会受到歧视和欺辱了！多少回在梦里都盼望这一天，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这一机遇怎么可以错过呢！有的父母试图与他们“商量”，他们就干脆摊牌：与“罪恶的”家庭从此一刀两断！还有的为了急于改变“狗崽子”的身份，用写血书的方式向“组织”、向“党”表决心：做党的好孩子，做毛的好战士，坚决扎根农村一辈子……
于是，互相感染、互相激励，很快汇成一股下乡上山的洪流。就这样，先后有1700多万知识青年（一说2000万，数字有多种说法)怀着梦想，怀着希望奔赴祖国的边疆、农村，去实践毛赋予他们伟大而崇高的使命。
二、被广阔天地淹没了的悲歌：对知青触目惊心的摧残
热闹过后是沉寂。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朋友，告别了城市，知青们来到了边疆和农村，开始了真正战天斗地的生活。
环境恶劣超出想象。不过，凭着已被鼓动起来了的旺盛的战斗意志，知青们挺过了一道道难关，当然，也开始有了“牺牲”，有了热情过后的冷峻。奔赴黑龙江和内蒙古北国边疆的知青去后不久就赶上了一场“战斗洗礼”：参加支援珍宝岛战斗的后勤支援和修筑战备公路。
1969年3月初爆发的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在一般人眼中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遭遇战，报纸上的报道双方出动的人数都不过几十、百多人，伤亡也在二位数之内，好像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冲突”。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中国方面为此先做了数月之久的准备，调集了东北军队中最精锐部队参战，战事直接由沈阳军区指挥并由中共中央军委遥控。因此，它的后勤支援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在黑龙江饶河县，3月8日，军队当局命令组建担架营，一支以知青为主体的450人的担架营顷刻组成。另有5000多知青报名参战，他们们被赋予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在执行任务中他们付出了鲜血，还产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地处珍宝岛附近的农垦兵团二十一团某连十个女兵，偷偷地捎带干粮、擅自向珍宝岛出发要去前线参战。他们翻山越岭跋涉了十多小时，才被团部发现拦截回来。
真正给知青们以“战斗洗礼”的是修筑“二抚”战备公路。为了对付苏联可能的侵入，中方决定在二龙山与抚远县之间的350公里旧道上修筑全新的战备公路。工程自1969年5月开始，11月结束，它经历了黑龙江严酷的自然条件，可谓艰苦备尝。
5月初，被初夏的阳光逐渐消融的北大荒荒原，所有道路上盈尺的冰雪全化成了水和泥泞，真正寸步难行。参加修路的数万名知青和同样数量的民工，从四面八方向自己的集结地奔波而去。知青们乘着没有遮挡的大卡车，日夜兼程，由于道路艰难，又遭遇雨雪，迫于期限，不敢中途休息，在卡车上渡过了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好、熬到目的地，一个个眼陷颊塌，虚弱不堪，有的已患病发烧，可等待他们的是要立即投入更加艰苦的战斗。
筑路人的任务就是要在沿路附近的陡峭的山上，扶扦、抡锤、打炮眼，装硝胺、安雷管，抡镐、锹装、抬筐、往卡车上装碎石，乘车将满载的石料卸下铺于低洼的路面。没有一道工序不是重体力劳动。知青们在沿途搭棚设帐，安营扎寨。在“抢在雨季之前，抢在敌人之前”的口号下，知青们没日没夜地赶工，春天，踩着积雪清山开路，到处的荆棘向人们张开利爪，一不小心就被划开血口。夏天，冒着密集蚊虫的死死缠绕，吃不安、睡不宁。半年多的时间，日夜轮班，每班12小时，人停机器车辆不停。劳动的艰苦还是其次，饮水成了第一难题。饮用的是雪水和沟坑里的积水，沟坑里的水，黄黄的，浮游着蚊子的后代孑孓，烧开了一股怪味，知青们只好捏着鼻子闭上眼睛往喉咙里灌。就这样的脏开水还供应不求，就只好自己刨坑取生水喝了。时间一长，出现了大批痢疾患者，发烧、腹痛、便中带血，拉出来的屎是红红的、细细的，像烂鱼肠子，这就是所谓的“赤痢”。为防止疫情扩散，患者都被隔离治疗，尽管采取了所能采取的治疗措施，但仍有一些患者长眠在北国荒原里，还有累死的、工伤事故致死的，不计其数。知青们硬是用他们的汗水和血肉，筑成了这条350里长的二抚战备公路。
刚来的时候，虽然已经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但那时的衣着还算整齐。经过六、七个月日夜不停的“苦战”，这时的知青们从外形上看，一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活像一群“丐帮”大军。生活的条件已经降到最低水平，除了做工，就是吃喝垃撒，为了生存，绝对没有必要、也没有余力顾及“面子”了，就是那些正值青春年华、最爱美的女知青，也顾不得蓬头垢面了，“活着就是胜利”，她们互相鼓励着。绝大多数人算是熬了出来。
接下来在农场的日子也和战备差不多。
在北大荒，人们每年最难熬的是夏天的麦收，秋天的豆收和冬天的挖排水沟这“三大战役”。
1970年的麦收之战，从7月15日打响，整整进行了三个月，犹如一场超级“马拉松”，耗尽了知青们的体能，年轻生命的潜能被挖掘到了极限。
北方夏日日照的时间特别长，知青们每天凌晨3点出工（天已大亮），晚上8点至9点收工（天才黑），每天四顿饭，连同拉、撒都在工地，劳动时间占去生命的四分之三，每日劳动都有定额，要完成定额就要拼了小命地干。北大荒夏日的蚊虫、小咬特别疯狂，戴上防蚊罩憋气，不戴，脸上即时糊满了蚊虫小咬，无奈的知青们只好将面部、脖子、手臂和裸露的腿部涂满泥浆。收工回来，已经精疲力竭的知青们先将湿鞋甩在地上，湿裤子挂在绳上，做完了这些已经没有丁点余力了，倒头就睡。这些东西是否己晾干也管不了，第二天凌晨拿来又穿上出工，这时，保命才是第一，其余什么也顾不上了。
就这样，连轴转的三个月的麦收刚完成，“豆收”又来了，一切又如法炮制。
11月以后，又有了冬季修排水沟的任务。原来，这北大荒是低洼沼泽地，要想保住原有耕地或开垦新的耕地，就必须开挖排水沟，将水赶往一个地方，这项工作大概要花一个月。这时，兵团农场以团为单位要全部拉到野外作业，而此时野外已是零下40度到60度的酷寒。知青们的任务是，按照指定勘测好了的地位，镐刨、锹挖、硝胺炸、土筐抬、人工背......造出宽15米、深3米的排水沟来。然后，将各师、各团的排水沟互相连接，形成巨大的排水网。
在如此酷寒的条件下，人们的镐头下去，只是在坚硬的冰层上溅出几点冰花，凿下一个白印痕。但是军令如山，别无选择，只有用蛮力刨开这坚如磐石的冻土层，才能往下挖出湿土，而且，每人每天的定额是2·5立方。可以想像，要完成这一任务是多么艰难，要付出多少体能，在如此奇寒之下，有的人仍然脱下上衣，穿着背心还在冒汗，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北大荒垦荒地、献粮食。青春年少时的死干硬拼，使大多数人在后来未老先衰，都落下了各种疾病，伴随渡过艰难的余生。
即使没有“任务”，难得“休闲”的日子，在没有保暖设施的简陋土屋、帐篷里，依然是“火烤心头暖，风吹背后寒”。北大荒有孢子、有野鸡，但没有浪漫。
苦难当然不只是北大荒的知青，各地都大同小异。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新建兵团，自己生产不了粮食，主要靠外运接济。兵团辖属的三师二十五团的“战士”已经三个月不见白面，靠吃外地调来的地瓜窝窝头度日，没有蔬菜，有一段时间也没有盐 ，但就是这种难咽的窝窝头还吃不饱。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筑路的任务有增无减，还要抢时间，提前完成。一天劳累下来，男生走路开始打晃，女生则累的边走边哭。等到开始收获土豆、红萝卜了，知青们顾不了许多，纷纷去伙房偷出来吃；土豆萝卜下了窖，又有收获期稍晚的黄萝卜，照拿照吃。连长、指导员想制止，拿出几个典型开批判会。可是饥饿的肚子不是嘴巴所能制止的。但只偷吃萝卜是解不了饥饿和嘴馋的，于是有人去马厩牛圈偷喂牲口的豆饼来吃，还有去仓库偷油的。批斗会已经不起作用了，变成了嘻嘻哈哈一笑散，大家都被此彼此了，还批判谁呢。
不过也有很出格的，那就是不仅偷“自家”的，而且去偷老乡的狗杀了吃，还发生了有人偷偷跑进猪圈，从活猪身上割去一大块肉的事件。大猪偷不动就打小猪的主意，办法是先把小猪赶进粪池中淹死了，然后趁夜晚将死小猪捞回，剖了煮食，结果吃了的人全部中毒。但是中毒一次，依然阻止不了人们“偷吃”的欲望，生存的欲望……
北边如此，南边也异曲同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属于新建，起初虽然每人每月有定量粮食35斤，但吃的菜都是白水煮萝卜、煮白菜，后来没有菜了，在开水中撒把盐，全透明，人们称之为“玻璃汤”。这些知青都是正在长身体时期的小青年，干的又是重体力活，这35斤粮食哪里够？领导上贯彻“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可这稀饭吃了使人们心发慌，特别到了夜里饿得睡不着，长夜漫漫盼天明。
有好事者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改了，哼着聊以自慰、解馋：
稀饭是铁，干饭是钢；
稀饭不如干饭香；
向着红烧肉、回锅肉；
还有肥肉、瘦肉、水煮肉；
还有鸡蛋汤开火……
就是这种情况下，兵团的领导者和政工部门，又发起了吃“忆苦思甜餐”活动。
“忆苦思甜餐”是必须吃的，因为它是一项政治任务。照理说，饥肠辘辘的知青们有“免费午餐”供应不是件大好事吗？可是，谁知它原来是折磨人的把戏，用平时熬猪食那口大锅熬制的“忆苦思甜餐”， 是在领导作了学毛者和忆苦思甜报告后，再分给大家享用的。领导们神色庄严肃穆守候在大锅旁，每个战士拿着印有“知识青年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的大搪瓷盅，井然有序地从大锅前走过，领导们非常慷慨，总是大瓢大瓢的将搪瓷盅装得满满的，一边说：“多吃点，明天干活才有劲”。“忠不忠，看行动……”还有大喇叭在一旁不断重申“纪律”：“任何人不得离开会场，要互相监督，就地消化”。知青们领到这一顿“宝餐”后才看清，它是黑乎乎黏黏稠稠的说不清由什么东西熬成的糊，腾起一股令人作呕的怪气，人们先用嘴巴喝下一点试试味道，只觉得满嘴泥沙乱钻，苦涩、腥臭，分不清是草、是糠、是泥、是沙……但到这个时候，已别无选择，只好屏住气，闭上眼了囫囵吞下。有勇敢者则调侃叫道：“连死都不怕，还怕吃忆苦餐吗”？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卫生条件极差，加上人为制造的苦痛，一些体质差的知青病倒了，开始有人永远离去了，类似的事件在各单位接连发生了。除了病逝者，还有不堪负重失足坠崖者，有失踪但死不见尸下落不明者，一个叫翁佩华的云南兵团女知青，在工地上找到一个小土丘休息时，竟被野蜂蜇死。
云南东风农场“因公殉职”的知青达85人！
他们是怎样“因公殉职”的呢？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仅是一句式记述：
北京知青戚宗生，患中毒性痢疾，坚持不下火线，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毅然用嘴吸蛇毒，中毒身亡。
上海知青金文，伐木时抢救战友，被大树压死；
重庆知青刘渝蓉、万顺华因房屋倒塌遇难；
兵团第二师某团发生大面积恶性痢疾，一周内死亡男女知青10余人。
……
据有关部门报告，1971年度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事故、痢疾、自然灾害、蚂蟥、地蜂、毒蛇等致死的知青150余人。另外，还有“自杀”、“失踪”等，成都知青傅阳珍，17岁来兵团仅3个月零5天，1971年9月22日请假去团部卫生所看病，一去不归，下落不明。
上海知青朱壮华，1974年4月某夜上厕所失踪，不见尸骨。
北京知青刘礼京，1973年元月失踪。
除了这种零星死亡，还有更触目惊心的集体“遇难”
1972年5月5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所在的锡林格勒草原发生火灾，火借风势，席卷大地……凡在草原生活过得人都知道，这种草原大火是不可能去“硬堵”、“扑灭”的，唯一办法是在火势经过的地方开挖防火道，阻断“火路”，让火自己熄灭。可是，当四连发现火情，立即向团部请示时，值班的团参谋长拿出战场上的英雄气概，给四连发出了“把火堵在四连”的荒唐命令。连长坚决执行参谋长的命令，不准挖防火道，而是去扑灭。他对着全连官兵暴吼：“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鲜血去谱写自己的历史！”严令之下，180名官兵只好用扫把、麻袋等灭火工具“迎火而上”，结果是可以想象的：69名年轻生命被烈火吞噬，余者不同程度受伤。后来，他们还是被连队副指导员违命开挖的防火通道才得救，大火被防火道截住，熄灭。
“兵团”是当年知青们下乡上山的首选，知青和家长们都无比信赖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为了落实毛的号召，军队临时扩建生产建设兵团。除了原来已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从1968年到1970年又临时紧急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云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另在西藏、广西、江西新建29个“农建师”。 光上述12个农垦兵团就有战士、干部242万人，加上家属，共485万人。
兵团各级领导干部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兵团按部队的建制，下设师、团、营、连、排、班，排长以上是管理者，是脱产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班长由知青担任，不脫产。
知青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兵团，他们无条件相信：军队将以最好的管理、最大的热情为这些远离故土、亲人的青少年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兵团和农垦师将成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他们的孩子将在那里茁壮成长。
可惜美好的愿望成了一场噩梦。真可谓：可怜万里农场骨，犹是父母梦中人！
相对于恶劣的环境，艰苦的劳动而言，知青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残酷的政治迫害。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些“兵团”的各级领导者们是怎样对待和教育管理这些到广阔天地来“炼红心”的知青的。
毛泽东之所以盛赞解放军，首先是因为军队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政治气氛特别浓，是一所真正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分配到兵团去的知青大部分都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在城里，在文革中，他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有他们去对“走资派”、“黑五类”实施“专政”。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到了兵团，却成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狗崽子”。
在毛统治的中国，没有不搞积极斗争的净土。初到兵团的的知青，第一课就是听连长或指导员宣布各人的家庭成分，这家庭成分在各人的档案里都记载着，不过这次宣布的却不同于原来挡案中所记载的，很多原来 “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现在都变成“地主”、“资本家”了，这令这些红五类子弟十分惊讶，纷纷查询其故。原来，在部队查阶级成分比地方更胜一筹，他们不但查父母的“成分”，而且上溯几辈。于是，很多“革命家庭”就露出了“原形”，试想，在民国、在清末，能够上中学、读大学，出国留洋的学生的家庭，有几个是“贫下中农”呢？于是，那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搞地下工作的、从国民党阵营中“反水”过来的老干部、老将军、老党员，纷纷被查出是“地主”、“ 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成了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的子女、孙辈，自然也就成了“反动家庭”出生的“狗崽子”了。
部队的这一招真厉害，一下子就把那些趾高气扬的自诩为根正苗红的所谓干部子弟，红五类子弟的气焰打了下去。军队的中下级军官都是来自农村贫下中农家庭，他们可以经得起“查三代”，家庭里现在仍然穷得“响当当”，这样就把知青中“高贵血统”者给比下去了！并且使他们低下头老老实实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
在一般人看来，部队的阶级斗争应该没有什么好抓的，因为大家都是“根正苗红”嘛。但是，高度革命化的部队干部，仍然在鸡蛋里面挑出“骨头”，照样把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杨汝林，年龄较大，在兵团安了家。他虽然大致也跟其他知青一样穷，一样苦，但到底有一个家，妻子能炒一手好土豆丝，兵团的知青有半年没有菜吃，有菜吃也是大白菜、大锅清汤。杨汝林有时便叫小青年们到他家品尝妻子的炒土豆丝，一时传为美食。去的人多了引起了连队领导的注意。一天，杨汝林被连指导员叫去，直截了当说他在搞“裴多菲俱乐部”。指导员对“裴多菲俱乐部”是什么也讲不清楚，就是认为杨汝林与小青年们吃吃喝喝不是“裴多菲俱乐部”是什么？还有，去他家的知青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犯有错误，这都是政治问题，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另外，开小灶与大食堂对抗，这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吗？
杨汝林据理力争，辨说自己完全无罪，也没有错误。于是，开会斗争，从清晨2点开到晚上8点，连续19个小时的批斗，但仍不能使杨汝林“认罪”，连队领导决定“追穷寇”，打疲劳战，晚上继续批斗。杨汝林被揪到当作斗争会场的食堂，只见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打到裴多菲俱乐部的黑头头”，两支蜡烛有气无力的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坐在前排的人勉强打起精神，后排的则都在打瞌睡。但指导员不拍，他有一帮积极分子打手，见杨汝林仍就不认罪，积极分子们一拥而上，拳头雨点般的落下，顷刻杨被打倒地，满脸是血。大概指导员怕出人命，叫住了手，只好宣布：“押下去，隔离审查”！
杨汝林被关了五天禁闭，这期间连里派人对他进行了内调外查，结果一无所获，无奈，只好放了他。
杨汝林算不幸中的万幸。不久，兵团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狠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回没有找到杨汝林的问题，却把住在连队附近割草卖钱、“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农村姑娘逼得撞火车自杀，血肉模糊，身首异处，惨不忍睹。
斗争、迫害知青蔚然成风，成了兵团的一大景观。这大概因为知青们都有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高度“无产阶级化”的部队里，他们成为异类，自然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1973年7月4日，新华社第241号《国内动态》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内中说道：“（四师）第十八团有三十一个单位，其中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不同程度捆绑吊打知青事件，刑罚有20种之多。倒如，吊半边猪，猴子捞月，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杆子，跪砖渣，老牛扳桩，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撞钟），夏天烤太阳，冬天洗冷水澡等等。”。看到这份文件内容后，中央领导责令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去实地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实际情况比新华社反映的还严重得多。调査报告称：“……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的48人，被打知青110人，遭受30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知青被拷打的原因绝大多数是骂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劳动偷懒，有的是看到干部随意吊打人，说了一句批评的话，便被立即抓来吊打。上海市派去云南慰问上海籍知青的慰问团了解到，沙川县分配在一师六团的知识青年，三年内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杀3人，其他20人都是非正常死亡。一师一团更为严重，捆绑吊打知青的部队干部达460人次，团部关押知青达314人，有的被关押达一两年之久。被关押的知青每天强迫头顶烈日干10多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一天只准吃一餐，二两粮食（十六两一斤旧秤），稍有不满便遭到毒打，其中有50多人被干部强迫他们互相毒打……一团十二营三连的北京知青李子敬与副营长吵了几句，因害怕被批斗吊打上吊自杀，9天后找到尸体，已腐烂。团领导宣布：“上吊自杀是背叛党，背叛人民！” 该团的十营十连，80%的知青被批斗，有个知青因为在开大会时放了个屁，被当场揪出来批斗，罪名是“污染空气”。
与吊打、武斗男知青同时发生的还有强奸女知青。据云南省知青办的不完全统计，云南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发生捆绑吊打知青事件729起，有的被活活打死，另有103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云南省知青工作会议简报报道说：云南省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讲，据不完全统计，一段时期，兵团各部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奸污女知青200多名，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男知青唐浩新试图揭发，被左国生打成“反军乱军分子”，遭到残酷报复。四师十八团141个连以上单位，发生捆绑吊打知青事件120多次，迫害知青240多人，奸污女知青100多人。
捆绑吊打知青和奸污女知青当然不只是云南，全国各地皆然。国务院知青办的简报11期透露：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247起；广州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193起，涉案人员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会议第八期简报上透露：从1968年至1973年，辽宁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1972年发生迫害知青案件126起，其中强奸女知青119起。江苏、吉林两省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的占80%以上。辽宁、四川、河北、吉林等省没有生产建设兵团，那里发生的迫害知青案件是地方各级干部所为。可见，迫害、奸污知青是一种全国性行为，各处皆然。
这种情况是由毛的知青政策和政治体制造成的，知青一入兵团或地方农村、就变成当地军队、地方干部的砧板肉、盘中餐，任由其宰割。很多知青因受不了苦役摧残和难以言表的精神上的痛苦，产生了设法脱离“苦海”的强烈念头，而当时要想脱离，只有通过招工、参军、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办理病退几个渠道。但这些渠道规定的人数有限，求者众，而供者寡，“竞争”自然十分激烈，而且不管什么渠道，都要经过直接管理他们的军队或地方干部的推荐，这些干部就成了知青命运的主宰，也就为这些干部对知青进行肆意摧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请看下面一些个案材料
孙涛，45岁，云南兵团一师十八团的卫生队长，奸污卫生队的女知青11人，3人堕胎。
李文峰，30岁，同上十八团二十连指导员，奸污、猥亵女知青15人，其中两名被奸污者跳河自杀未遂。
刀世美，有妇之夫，云南兵团司令部参谋，以引诱、欺骗、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20余人。
袁侯新，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在任南充地区革委会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90余人。
黄砚田，49岁，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团长，奸污、猥亵女知青数十人。
李耀东，48岁，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参谋长，奸污、猥亵女知青数十人。
蒋小山，云南兵团独立一营教导员兼党委书记，利用调动工作、入党、办回城手续等手段，大肆奸污女知青(材料上未写明人数）。在他的独立营内有外号“小燕子”的北京女知青，19岁，健美窈窕、朝气蓬勃，为营部女篮中锋，全营公认的美女。1971年，独立营在整党中要发展一批党员。入党，是一切美好事物的阶梯，飞黄腾达的必备条件，因此人人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小燕子”也不例外。一天“小燕子”接到通知去营部接受“组织谈话”，时间是晚上。
下面是记述的原文：
小燕子来到蒋小山的办公室。
谈话只进行了几分钟，教导员就不耐烦了，他直接了当的说：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党叫干啥就干啥。”小燕子有些不知所措的说。
“好！今晚上你要陪老子睡觉！”蒋小山啪的一声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边，边解扣鈕边说：“要入党就好好的听老子的话，老子就是组织！”
蒋小山遇到了不曾遇到过的拼死抵抗，小燕子还一边大声呼救。往昔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女知青，也无人敢这样反抗。他恼火了，抓起手枪把小燕子砸昏了，然后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强奸了她。这里是他蒋小山的天下，他就是这里的暴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任你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小燕子“病了”。蒋小山又在卫生所的病床上多次强奸了小燕子。仅仅一个月，小燕子脸瘦了一圈，眼角布起细密的皱纹，19岁的少女，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
小燕子没有玩弄的价值了，蒋小山还有数不尽的新欢，蒋小山放过了她，推荐她上大学，推荐表格中党组织意见一栏的评语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党安排”。（ 八十年代小燕子只身去了美国，终身未嫁）
还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兵团某团的卫生所所长，一个当年的小八路，正营级干部。他以学习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为幌子，“发明”了一种“新针疗法”，借看病的机会，让接受诊治的女知青脱光衣服，然后施暴。
1974年，中央不得已为此发了一个26号文件，要求各级军队和地方保护女知青不再受侮辱，少数最典型的、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死刑。但是，更多的则未受到追究，有的则按“通奸”给予纪律处分了事。26号文件下达之后的1975年，内蒙古兵团仍然发生一千余起强奸知青案，就说明打击效果非常有限。
（以上和后文的有关知青材料均取材于《老三届朝歌》，丁晓禾编著，全文70万字，2000年元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三、扎根农村成一梦，十年梦醒争回城
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知青，当年都是抱着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崇高史命感下乡上山的，其中一小部分人还做好了扎根广阔天地一辈子的打算。他们确实下定了决心，做出了很大牺牲试图实施自己的梦想，可惜的是，后来严酷现实砸碎了他们的美梦，最后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极少数已经无法脱离者）带着遗憾、带着恐慌，义无反顾地逃离了那块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和血汗之地。
蔡立坚，北京姑娘，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女生。她在文革大串联的时候去延安时经过一个叫杜家山的小村子，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她对这个小村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1968年春，蔡立坚排除各种阻力自己来到杜家山落户。
当时当局还没有号召知青去插队，蔡的举动走在了这一运动的前面，自然引起当局的注意和表彰、赞扬，于是，记者们闻风而至，赶紧采访这个先进典型。《人民日报》发表了《杜家山上的新社员》的长篇通讯 ，蔡立坚于是一举成名。在她的带动和影响下，先后有100多位知青到这个只有5户16口人的杜家山插队落户。杜家山火红了好几年，成为知青扎根广阔天地的先进典型。
蔡立坚去杜家山当年冬天，伟大领袖正式发出知青下乡上山的号召，蔡立坚得此消息，知道自己走对了路，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的杜家山已有十几名知青，蔡立坚将他们召集在东卯大爷的土窑洞里，大家如痴如醉，一遍又一遍唱着语录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后都争着写诗和朗诵，抒发无尽的革命豪情。
他们立下了在此扎根一辈子的誓言，并且立即付诸行动。做工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重活脏活抢着干，知青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知青中有两人叫汪道五、汪道平是亲兄弟，出生于一个日伪军官家庭，为了这个家庭出身，两兄弟受够了歧视，饱尝了屈辱。这次能够到杜家山插队，对他们来说，似乎是脱离了苦海的重生，临走时他们对父母宣告：“从今天起，我们不再属于你们，而是属于党和贫下中农了!”
知青们你追我赶，披星戴月地劳动，将全部精力、汗水洒给了杜家山，产生了不少动人故事，这些故事当时都有报道，这里不细说了。
给他们第一次“打击”的是年底结算，才发现他们付出的劳动与收获的果实不成比例，扣除公粮和储备粮，社员的口粮每人只有150公斤，劳动分红为每个工日0.38元。这些年青人干活劲头大，可吃的也多，八两一碗的大海碗，连女知青每餐也要吃上两大碗。知青们来农村插队初时是有国家的粮食供应的，但一年后就得自力更生了。可这150公斤粮能吃几个月呢？......还是政府特殊照顾，第二年开春后，政府又从上年冬天上交的1000多公斤公粮返回给了杜家山的知青。一算账，他们辛苦一年，不但没有为国家作贡献，还欠了国家一屁股债。
挨了这一当头棒喝，知青们的情绪稍稍受到影响，同时，日子长了，他们发现这里的贫下中农觉悟不高，一个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两个亲人的贫农老大娘，拐着小脚从队里准备给牲口灌药的香油偷偷倒出一些拿回家去。贫农队长则把好粮留下自己吃，把差的交公粮。
知青们心想：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老师”吗？
知青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热情高涨“学大寨”，修大寨式梯田，可农民们不愿去。知青们只好拿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大道理来说服他们，农民无奈只好接受“教育”了。队长带领几个年老农民懒洋洋地跟着知青出工，可出工不出力，农民们跟着队长哼起了山西梆子：“这个事情弄不成呀....咿呀哼.........”
知青们的很多做法农民们不认可，农民们的想法知青们又不同意。知青们在背地里指责农民“保守”、“懒汉懦夫思想”。于是有人公开提出了质疑：到底是他们教育我们还是我们教育他们？争论不休，蔡立坚只好出来做结论：“就算是我们互相教育吧”。
不久，县里派了人到杜家山来抓“阶级斗争”，可实在抓不出什么名堂。一天，听到知青们叫蔡立坚“蔡包子”，来人大惊失色说：蔡立坚是知青的一面旗帜，居然有人叫她“蔡包子”......这是人身侮辱！其实，叫姓蔡的“蔡包子”是北京学校里的“通称”，它含有“戏称”、“昵称”之意，却并无恶意。但经过县里干部上纲上线，还组织开会批判，此后再也没人敢呼“蔡包子”了。但从此后知青之间的亲密无间的气氛逐渐淡漠了。
日子长了，可杜家山贫穷的面貌半点也没改变。吃的是没菜少盐的饭，而且吃不饱；住的是冬冷夏天漏雨的泥房子。年终分配，除了口粮，只有买盐打醋的钱。来久了，知青们原来穿的衣服烂了，鞋子坏了，却无法添补，又不好意思写信叫家里寄，只好自己缝缝补补，很快，就接近“丐帮”了。
最烦人的是开始有病了。原来以“乐天派”著称的女知青张建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并影响到了心脏，再也听不到她有腔无调的歌声了，只听她有时痛得直喊“哎哟”；外号“诗人”的郑浦伟再也无兴致写诗了。女知青们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妇科病……
杜家山的知青再也无复当初的豪情满怀、信心百倍了，于是有人偷偷地溜走了，军心开始动摇。
但是知青的领头人蔡立坚立场坚定，热情不减当年。为了表示自己扎根在杜家山的决心，她与另一个来杜家山的男知青结了婚，后来有了孩子，为了不影响劳动，把孩子送给了在榆次的奶奶抚养。
蔡立坚虽然名声在外，但确实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一年到头苦干，还欠下一屁股债。上级见她付出太多，想把她调出杜家山，又推荐她上北京大学，可都被她拒绝了，还再三表示“不改变杜家山的面貌不离开。”可是不久的一件事件给了她巨大打击。那次上面来了招工指标，可紧接着又来了补充通知：招工第二天结束。于是市、县的大小领导们纷纷连夜出动，开着小车为自己的子女办好招工手续，招工指标全被他们占去了。蔡立坚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一次大会上她气愤地对此事给予了公开批评，获得群众热烈的掌声。但会后它她被告知：这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从此她与“组织” 有了无形的隔膜。
蔡立坚没有过去那么“红”了。一次，上级叫杜家山交“爱国粮”，蔡立坚算了算账，如果交了就没有种子、饲料粮了，因此她跑到县上去说明。谁知，遭到了县领导劈头一顿训斥，还搬出“毛语录”来压她，她害怕了。回到杜家山说这爱国粮一定要交，可知青们仍然不同意，知青们同样用毛语录来回敬县领导。上、下双方这场“语录战”使夹在中间的蔡立坚非常尴尬......，从此以后蔡立坚及杜家山再也不能上报纸了。
终于，传来了毛死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揭批“四人帮”中，县领导竟然将杜家山和蔡立坚作为“清查重点”。当时蔡立坚正在生第二个孩子，在北京坐月子，不等满月，县委下令将她隔离审查，带回杜家山批斗。还派去了工作组督阵。此刻的蔡立坚变成了四人帮的“走卒”。杜家山的知青和老乡虽然与蔡立坚平日有诸多矛盾，但对县委这种异常做法非常气愤，为蔡鸣冤叫屈。对蔡的批斗会也开不出什么名堂，县委工作组只好撤走了。
蔡立坚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非常伤心，她反思过去的一切，对“党”开始有了怀疑，但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坚守在杜家山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杜家山这面知青先进典型的大旗从此树倒猢狲散，知青们纷纷各奔前程，回去了各自的老家。把当年“永远扎根广阔天地”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只有蔡立坚一人坚守在杜家山，守护着他们那些年开垦得来的“大寨田”和果园。在那些身败名裂的日子里，只有杜家山的乡亲还信任她、关心她，老乡们不喜欢大红大紫的蔡立坚，却对落魄的蔡立坚充满了同情。他们给蔡立坚送吃的，还联名给省县各级领导写信，要求给蔡立坚平反。
就这样苦苦挣扎了两三年，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发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中央有关部门想到了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先进典型，给她平了反，安排在公社当副书记，后来又调到省委党校工作。
杜家山已经没有了知青的影子，它还是当年那样贫穷。在那里渡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的知青们，有的落下了终身残疾，有的终身潦倒，有的现在有了一个小康家庭。不管现在处境怎样，都没有人愿意回忆在杜家山那段日子了。
还有一个柴春泽，也值得提一下。
下乡前，柴春泽是内蒙古赤峰市第六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毕业时，他响应领导号召，带头去偏远的翁牛特旗玉田幂公社插队当农民，成为当地的先进知青典型。真正使他出名的还是他下乡后，接到父亲一封信，劝他回城去，并为他找到了工作。柴春泽立即回了一封信，坚决回绝了父亲的“好意”，表示自己决心在农村一辈子。后来，柴春泽在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公开了父亲的这封信，立刻引起了轰动。
新闻媒体传播了柴春泽的事迹和他父亲的信，在全国引起了強烈反响，紫春泽成了全国新闻人物，柴春泽也就别无选择，当起他的先进知青典型来。
农村的生活确实艰苦，开始还能吃上一点咸菜，不久，就只有白水了。柴春泽得了严重的胃病，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在水利工地上，他几次累的昏倒。干部们想照顾他，给他送去一碗羊肉，他立即倒在大锅里和大家同甘共苦。柴春泽还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100亩地里试种水稻，居然成功了。
他的表现赢得了广泛嘉奖，下乡的当年就入了党，年底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还当了公社书记。他还刻苦学毛着，写读书笔记，谈学习心得，很快就成了大红人，到处作报告、谈体验，出席各种大小会议。他回赤峰市开会，却“三过家门而不入”。母亲想念儿子，听说儿子回城了，满大街找却找不到。柴春泽偶尔给家里写信，全都是标准的“革命语言”，柴春泽成了真正的政治机器人。
由于表现突出，柴被选作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于1975年3月赴日本访问。出访前他就不断给自己打“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预防针，到日本一有机会他就谈学毛者，批判传统观念，却无人理睬他。他看到日本的工人着装整洁，便认为是伪装的，参观海底工程，故意挑毛病：“你们这儿风景虽然好，却有雾有烟，我们那里风景好却没雾没烟”。
回国后，他出席了全国学大寨会议，又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招待会上，他见到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大寨的陈永贵和郭凤莲还送给他一抔“大寨土”和一个大寨“棃”。柴春泽这时已经飘飘然了，发着40度政治高烧。就在这时，一位叫汤大明的湖北乡村教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每天过闹市，进华堂，一举成名天下知，你是一只带领知青走向屠场的‘头羊’，请你悬崖勒马!”阶级斗争的“弦”蹦得很紧的柴春泽立刻意识到这是反革命分子的进攻，不但把信公之于众，还组织批判。这样一来，远在千里之外的汤大明便到了霉，很快就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入大牢。
但此事不久，又有一个勇敢分子给柴春泽写信，信中说：“你知道你们做下多大罪恶，全国下乡青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将来是多么可怕，后代断绝.......请你不要带这个头！19名知青代表代表不了全国青年！”
这位写信者吸取了汤大明的教训，没有署名，也就避免了牢狱之灾。
风头正健的柴春泽当然听不进这些忠告。不过，令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却栽在了他无限信赖的“党”的手里。原来此时正是中国政坛风云诡异的季节，北京发出了“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令，从来紧跟“党”的柴春泽立刻投入批邓小平的激流中。谁知，不过几个月，又风云突变，柴春泽又变成了“四人帮”的“走狗”。邓小平得势了，他先被隔离审查，后被捕入狱，再后，又被解押到玉田幂去批斗，上台批斗他的包括了他的未婚女友刘立新。
在狱中，母亲去探监，他想起当年自己对待父亲的信的事，心存愧疚，感到对不起长辈，流下了愧悔的眼泪。
与前面讲的蔡立坚一样，亏得新上台的邓大人要收拾人心，不计前嫌，对他这个“批邓”积极分子宽大为怀，柴春泽被无罪释放。未婚妻也原谅了他，两人重归于好。坐了一年大牢的柴春泽与刘立新结了婚，又回到了玉田幂，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起了小日子，像其他农民一样，早出晚归，春种秋收。
一批批知青回城了，一次又一次招工指标下到村里，可柴春泽就是不肯走，他想默默无闻地想在玉田幂了此一生。后来，上级党组织又恢复了他的党籍，给他安排工作，他终于回城了，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他被安排在辽河工程局，当了一名电工。工余，他努力学习，这回不是学毛著，而是学习数理化和其他荒废了多年的文化知识，他考上了电大。三年后，电大毕业，柴成了一名大专生。电大分校校长看中了他，将他留在电大工作。
柴春泽“获得新生”的消息不胫而走，媒体发表文章，大肆渲染“今日柴春泽”，“柴春泽浮沉记”，再次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许多人给他写信，为他“跌到了，再起来”而欣慰、祝福。面对热情的人们，柴春泽心境平淡，他只对他们说：“我本来是个平凡的人，是一阵风把我吹到天上，接着又掉下来，我还是觉得生活在地上实在。”
以上两位，应该是当年千百万知青中的幸运者，绝大多数人没有他们幸运，此时正在苦苦煎熬、挣扎。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毛政府还在大肆动员城镇的知青下乡上山，而先去的知青已经想着各种法子回城了。
为何要回城？为何刚刚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就自食其言？其中原因在前面的叙述中大概已经作出了回答了。不过，除上述之外，需要补充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局对知青们的爱情的无情扼杀。
下乡上山的知青去时多为十七、八、二十岁，正是多情、怀春的年纪，在农村几年，就都是20好几了，在当时，早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可是，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各个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出清规戒律：严禁谈情说爱，违者与“反革命”同罪处理。
很快，这条违反人性的禁令就成为压抑在知青男女心上的一块巨石。虽然部队的军规是那样森严，但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乃至动物本能，还是压抑不住的。由此，便演绎出了无数人间悲剧，进而引发成为挣脱这一桎梏的回城浪潮的动力之一。
先看两例爱情殉葬者，故事都发生在云南兵团。
小黄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很动人，加上性情活泼，爱笑爱闹，很让人“一见钟情”。
武装排的男知青小江，趁一次打水的机会，塞给小黄一封示爱的信。
小黄那时才17岁，单纯得像个孩子。接到这样的信起初感到一阵无由的欣喜，骄傲，毕竟正值豆蔻年华，内心深处的青春躁动使她兴奋、新奇。可这种甜美、温柔之感才不过几分钟，她便感到“大事不妙”，兵团首长早就三令五申，兵团战士不许谈恋爱，男女不许单独谈话。自己来兵团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的，谈情说爱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吗？何况还违犯了军规军令。想到这里，她便认定这是一件骯脏的丑事，应该向“组织”交待、竭发，她正在申请入团呢。于是，把信交到指导员手里，“纯洁”的她根本没有考虑小江的反应和后果，她只是认为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指导员一看，立刻火冒三丈！居然胆敢明目张胆对抗淮军令，这还了得！他马上召开全连大会，当众宣读了小江给小黄的信，发动全连知青斗争批判。小江一听也气炸了，不但不认罪，还跟指导员大声吵起来。指导员岂有让步之理，他立即命令两个知青战士，手持冲锋枪将小江押起来。小江被关押在一间小屋里，心想：现在是敌我矛盾了，没有生路了。他趁着押他的两名知青半夜睡着之机，偷了武器溜了出来，第一个想到的是杀了小黄解恨！哪知黑夜之中走错了宿舍，事到临头，收手已不可能，索性对着屋内扫射。屋内共住有6人，两死两伤。枪声惊破了营地，连队紧急集合，向他拉开了追捕大网.......小江跑到晒场，爬上豆秧大垛，拉响了怀揣的手榴弹，瞬时火光冲天.....
后来人们在小江跑过的雪地上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普希金诗集》，于是纷纷叹息：是这本“毒草”害了小江性命......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沈东贵和童心娣。两人都是上海浦东人，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1970年两人一同来到云南兵团某独立团十连，下来之前童心娣母亲怕女儿在外受人欺辱，匆忙由两家父母给二人确定了未来的婚姻关系。
来到兵团第一天，连队开大会宣布纪律，其中一条就是：知青不许谈恋爱。
但沈、童自恃有父母做了主，仿佛获得合法地位的一对准夫妻，依然亲密无间，劳动中互相帮助，生活中互相关心，对别人并不回避。
连队领导看着眼里，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便大会批评，小会点名，指导员还亲自找二人谈话。不料这二人拒不认错，亮明其“特殊身份”，试图把二人关系“合法化”。领导恼火了，终于想出了“分拆鸳鸯”的法子，将男女分别分配在两个不同地点做工，让他们无法往来。
不料，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是分开，爱情之火烧的越旺，沈东贵每天晚上步行一二十华里来看望童心娣，第二天凌晨又翻山越岭赶回工地劳动。
连领导一时无法可施，但同时一个阴谋产生了：他们指派了一些积极分子对这俩人暗中盯哨.....
一天深夜，连队突然响起了尖厉的集合哨声，知青们梦中惊醒，慌慌张张跑到操场，只见操场早已点亮了一盏大汽灯，沈、童二人一丝不挂，用一根绳子背靠背捆在一起，被两个战士押到会场，女的披头散发，已无法站立，半瘫倒在地。连长操着贵州口音骂骂咧咧，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的知青们费了好大劲才从连长的土话夹着脏话中弄清事情的原委，原来沈、童二人在橡胶林里幽会，正在尽情交欢，被盯哨者抓了个正着。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干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连长带头，一些知青也跟着纷纷上阵，连吼带骂，大会开了约一小时，人们才疲惫不堪地离去。
连队准备再开大会对两人继续批斗并宣布处分。哪知，这二人却找不到了，失踪了，据有人说，看见二人趁黑夜向山林里走去......半个月后，一个哈尼族猎人在密林深处发现两具自缢的尸体，是两个青年男女，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找到了爱情的归宿。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们的婚姻越来越成为了大问题。森严的军规也不起作用了，谈恋爱、半夜跑去幽会的事件越来越多，禁而难止，眼见 “法难责众”。这时不知哪一级首长批准改变了策略，不再硬性规定不准谈恋爱，而是提倡知青们在兵团内结婚，或与当地农民结婚，以实现其永远扎根农村的誓言。
可是，人们对这一新政策却不买账，知青们已经尝够了当兵团战士的滋味，现在日日夜夜都梦想着如何脱离这个无边的“苦海”，而如果结了婚，恐怕就真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了。所以，绝大多数人选择拖着，一面加紧各种回城活动。
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也一样。干了几年，大家都清楚了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是怎么回事，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再也没有人真心实意要在那里干一辈子了。不过，也有很少数的例外，那主要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特别是女知青，他们也看到有人回城了，但都是一些成份好、家庭有背景、有关系的，像自己这种“黑五类”根本无望；还有的父母或已过世，或已自身难保，回城也不可能给他们找个像样的工作。在这种绝望、消极思想支配下，只好选择嫁个有饭吃、成份好、不受欺侮的贫下中农，了此一生。
有的农村社、队，因为穷，找媳妇难，便千方百计在留住女知青上打主意。他们出台“土政策”：凡留在当地嫁人的可以安排好一些的工作，如去当小学教师，在生产队当出纳、会计，实在无法安排工作的，出工也可以记高分；而那些不肯在当地嫁人的女知青则被以各种方法刁难、压迫，专叫干苦活、累活、刻意压低工分等等。
但是，不管怎样，选择嫁当地农民（或娶当地农家女）的知青还是极少数的。知青们的“根”在城市，凭着一股革命理想来农村干一辈子的豪情壮志很快消失了，而城市情结永远不会消失，何况已经亲身体验了城乡差别是如此之巨大，农村的前途如此渺茫。
不过回城谈何容易！当时脱离农村和生产兵团的正规渠道是：参军、推荐上大学、招工、病退。参军在当时几乎是高干特权阶级子女的“专利”，没有特殊背景或特殊表现的，可不在考虑之列；剩下的三条渠道也是僧多粥少，众人挤破独木桥。下面的实例可见一斑。
推荐上大学：
上海女知青翁敏华从离开家来到黑龙江兵团的第一天起，就盘算着上大学。当然，这是绝对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她在兵团干过各种活，不管干什么，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挤出时间来偷偷复习功课，重温她的读书梦。
机会终于来了，但名额少得可怜。
按文件上的规定，程序是这样的：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考试合格。一共要过四关，第一关不算，实际上是过三关。
翁敏华早就作了这方面的准备，她在努力劳动的同时，注意搞好与各方面的关系，人缘也很好，所以，群众推荐这一关顺利通过了。
最关键是“领导批准”。翁敏华为了能得到领导的批准，引起领导对他的同情和好感，下足功夫写了一份声情并茂的长篇“申请书”。谁知，问题就出在这份申请书上，领导说翁的这份申请书对读书表达得太强烈了，是个“大学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 对这种人，偏偏不予批准！
“完了！”当翁敏华得知这一消息后，几乎昏厥过去，泪水夺眶而出。她想不到自己满怀激情呕心沥血写下的申请书，反而成了自己的拦路虎，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弄巧成拙了！一年多来的劳苦，心血，看来是白费了，而且这一回她的“大学迷”出名了，以后再也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了，读书梦彻底破碎，只能当一辈子“垦荒战士”了。想着想着，眼泪扑扑往下掉，很快变成嚎啕痛哭。
其实，即使翁敏华不写那份申请书，仍然可能被刷下，原因很简单：僧多粥少。领导只能推荐他心目中的幸运儿，而要成为领导心中的幸运儿，可有“学问”了。
推荐名单公布后，没有翁敏华的名字。不少人为她抱不平，去团部反映“不公”，但是，有什么用呢？
招工：
程有谨出身的家庭有点“黑”，父母都戴有黑色的“帽子”。因此，他的两个哥哥都去了农村插队，他这个最小的老三，也不能幸免。经过母亲的苦苦哀求，有关部门的头头答应分派他去一个有米饭吃的地方：江西分宜，算是“照顾”。
可是18岁的程有谨却是个十分好强、有志气的小伙子，他在离家之初就在心里盘算，一定要在劳动中好好表现，争取在两个哥哥之前通过招工回上海，给父母一个惊喜。主意已定，付诸行动。程有谨在劳动中出人意外的表现让队友和当地干部大吃一惊：他那瘦小的个子能挑150斤的重担赤脚走十几里路，能弯腰十几个小时插秧不休息，不管刮风下雨，严冬酷暑，他从不歇息，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手掌、脚掌都起了厚茧，活像一个“老农”，一次脚上皮肤溃烂了仍然泡在水田里干活，致使感染化脓，被人抬到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医生用手术刀给他剔除腐肉，不打麻醉，他咬着牙关硬是不哼一声。
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中出席全县知青先进分子代表大会。
可是，令他不解的事连接发生了，他所在的知青队有几次外地来招工、招生，那些表现不如他的知青都被选走了，而他像是被遗忘了一样，无人问津。他纳闷了，终于沉不住气问个“究竟”。一位大队干部带着同情的口吻告诉了他实情：“小程，你拼死拼活的干没有用，招工组是看档案抽人，按成分一个个都排着队呢。”
大队干部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把程有谨浑身凉透了。他不怕累，不怕干活，就怕被歧视和遗忘。原来以为离开上海来到这遥远偏僻的地方会改变被歧视的命运，哪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天啊！到哪里去找公道呢？
以后，集体户里的知青一个个都走了，进厂的、上学的、病退的、次一等的，也在公社内谋了一份临时工的差事，成了半个吃“皇粮”的人。只剩下了当年“最先进”的他在那里苦撐着惨淡度日，寒灯孤影相伴，说不出的凄凉。
他仍然被派去做各种苦工，学大寨 、修水利最累，他去了，而且仍然像当年那样苦干、硬撑，因为习惯了。终于有一天，公社知青办的头头通知他去谈话，他似乎预感到命运将发生改变，急速赶到公社，知青办头头正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少倾，才不冷不热告诉他：“这次你在水库上表现不错，经研究决定，推荐你招工。”
程有谨止不住惊喜，生怕自己听错了，再问：“什么？招工？”
“是的，招工。”头头说，“不过单位不太理想，是县办煤矿，但还是我们为你争取来的，你可要好好珍惜哦。”
梦想成真！程有谨一下子感到他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赶紧填表，去医院体检，一切顺利过关，就等录取通知了。
这期间，他到处去打听消息，才得知这次招工应招的都是上海知青，本地一个也没有，因为本地人都不愿去，据说那个煤矿常常死人。但是，就是这个本地人都不愿去的单位，程有谨还是名落孙山！因为有竟争者，领导上借故把他刷下去了。从此，程有谨彻底死心了。他也不再去打听什么招工消息，老老实实继续“炼红心”，听天由命准备当一辈子农民。
谁知，1978年以后，由于中央政策改变，程有谨随大流得以回到上海，并顶替他退休的母亲进钢铁厂当了一名国有企业工人。
现在看来，当时县煤矿瞧不起他这个黑五类子弟，把他刷了下来未必不是件好事，否则，他也许早就被那黑暗世界吞没了。
命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病退：
上海姑娘叶莹莹漂亮能干，被选为大队干部，大队长与她左右不离，十分“亲近”。别人都羡慕她会有个好的出路，可事实是相反，她的漂亮带来了不幸。
原来这大队长是当地的有名的采花大盗，他提拔叶莹莹当副大队长是别有用心的，终于，他采取了行动。
那一年的大年夜，别的知青都回家过年了，叶莹莹因为是大队干部，被留下来工作。晚上，大队长约她到队部的茅屋，说要安排一些琐事。时间经过精心计算，在他们约见的时刻，大茅屋前面正在放电影，人声鼎沸，屋里的动静外面一点也听不见。
叶莹莹刚来到，大队长急不可待，伸出一双油腻腻的大手一把把叶莹莹搂住，接着，两人开始了肉搏。终于，叶莹莹被压在了下面，大队长手、口并用，已经脱掉了她的外套、毛衣，眼看就要到手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猛烈地撞门。大队长一惊，像漏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蔫了。他无可奈何站起慢慢地去开门，叶莹莹也趁机整理衣服、头发。
来的是县里巡回医疗队的医生，姓忻，忻医生碰巧出诊回来，路过此地，听到了叶莹莹断断续续的呼救声，便想进来看个究竟。进门之后，一看这情景，忻医生什么都明白了。叶莹莹认识忻医生，两天前她患感冒还去他那里要过药。这时一见这位救命恩人，眼泪哗哗往下淌，她拉着忻医生的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他们二人相对无言之际，趁机溜出去的大队长带来几个荷枪实弹的民兵，大队长指着忻医生说：“这家伙强奸知青，马上押送公社。”
民兵一时不知所措，没有动手。
大队长背起“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你们还不动手，坏人要溜走了！”
民兵们终于动手了，将这个“强奸犯”五花大绑押送去了公社。叶莹莹喊哑了嗓子大声辩白，但无人听她的.……
正在惶恐无援之际，万幸，叶莹莹被省里来县里蹲点的老李看中，调她去公社组建文化站。这一去五年，暂时跳出了大队长的魔掌。至于那个贼喊捉贼、栽赃诬陷的大队长，当然没事，继续作威作福当一方的土皇帝。只是这时叶莹莹已在他的管辖之外，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久风云突变，不知又刮什么风，省里来蹲点的老李被打倒了。叶莹莹的“保护伞”倒了，她感到大事不妙，“完了，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她主意已定。
几天后，叶莹莹背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20斤青豆，这是她倾力搞到的一点“礼物”，她想用这点礼物恳请医生给她开个“病退”证明，脱离这个危险之地。她报的“病”需要放射科检验。一来到放射科，她猛地傻眼了，原来放射科医生就是当年救了她、又被当作“强奸犯”历经磨难的忻医生！忻医生也一眼认出了她，她不禁尖叫：“是你？忻医生.......”
忻医生打量叶莹莹，五年没见，她变化很大，头发间居然有了好几缕白丝，一身最朴素当地妇女打扮，全然不见了当年那个光彩照人的上海姑娘的影子，忻医生感到了一丝莫名的惆怅。
“你哪里不舒服？”
叶莹莹用手指了指喉咙下面，声音颤抖不清地说：“这……这里很不好过。”
“食道有异物？”调光机前的忻医生说，观察了一下，感觉不大对劲就又问：“你吞进去的到底是什么？”
“忻医生，你就证明是恶性肿瘤吧，我要作为知青病退.……”叶莹莹说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板上，满脸泪花。
忻医生扶她起来，让她坐在椅子上，恳切地说：“叶莹莹，我对你还是了解的，你吃过苦，受过罪，在忻医生面前，你不要怕，你要对我直说啊……”
叶莹莹直望着忻医生，她信任他，：“忻医生，不瞒你，我吞下了友谊牌油脂的铝铁盒盖..……忻医生大惊。接下来，叶莹莹启开嘴，从下排牙齿的右边解开结头，把一根细细的尼龙套套着的盒盖缓缓地拉了出来，大概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铝片上，带着斑斑血丝，接着，叶莹莹便昏倒在她带来的袋子旁。
忻医生帮了她的忙，给她出具了有关病退的证明。再通过一些关系，叶莹莹终于得以“病退”回到了上海。
上面几个故事反映了一般知青回城之路的无比艰辛，其实这几位并不是最不幸的，比他们更艰辛、更可悲的角色多着呢。比如病退，一位重庆女知青得知摄入过量的盐分会导致肾衰竭，便拼命吃盐，结果真的得了肾衰竭，也符合了病退条件。可回城半年后便撒手人寰！
前面讲到，很多女知青为了回城，不得不献出贞洁，献出肉体；男知青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痛自残！自残虽然身痛心痛，但強于苦海无边，強于随时可能被吊打致残的威胁。当今著名的旅居海外的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就曾自断手臂，以此得以回城。
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回城这件事上，也拆射出这个“现代帝国”无处不在的等级特权“潜规则”，如果你身为高干子弟，那么，回城、上学、参军的大门都为你敞开。当年身为高干之子的秦晓著文回忆他与宋彬彬商量着选择上大学，就象选择“吃窝头还是吃面条”那样。轻松愉快，没有任何阻碍。又如习近平，当时他老子习仲勋虽然已被打倒，看似已经失势，但终究身为红朝正统高干之子，仍然享有余荫，习挿队后，入党、提干一路顺风，1975年被推荐上清华。所以今日的“太子党” 们，并不记恨毛泽东，毛泽东并没有为难他们，归根结底，毛给了他们特权，有了特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毛，他们便没有今天。
真正给知青们以“特赦”、 为他们铺就回城之路是中央新上台的铁腕人物邓小平。邓大人知道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己经天怒人怨，得不偿失，如赦免他们回城，可谓顺天意，得民心，救知青于水火，挽党国于危难。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助于他战胜竞争对手。就邓来说，这数以千万计知青的命运，其实不过是他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棋子罢了。
邓小平复出的第一招收买人心之举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自1966年以来历届学生被剥夺的升学权利又重新获得了，包括相当部分已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数以百万计的知青通过考试脱离了“苦海”， 重新走进了高校课堂。接下来的1978年，邓大人看准知青这颗棋子了。这一年恰好是文革中知青下乡上山运动的十周年。十年来，全国下乡上山、支边、垦荒的知青大约有2000万人，到1978年，通过招工、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以及开后门等合法和非法手段累计回城的约有一半，即1000万左右。尚在兵团、农村苦熬、引颈以望的仍有千万之众！
1000万知识青年，这是决不可小觑的力量，加上他们的家庭、亲属，这是牵涉上亿人之“人心”的大问题！这1000万人中有200多万是所谓“兵团战士”，他们下去最早，又不能招工，还被军队的法规紧紧束缚着，完全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忍耐快到极限了。
复出的邓小平大人决心把这一亿“人心”拉向自己，此时他还未夺得“一把手”宝座。
也就在这个时候，当政者也召开了一次所谓下乡上山工作会议。会议开了40天，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叫做“四十条”。“四十条”仍然高唱毛时期的老调，充分肯定文革以来下乡上山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与工农结合。”
“四十条”还有毒辣的一着，它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农业）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范围。这就等于宣布原来200多万兵团知青被剥夺了回城的权利，要永远在那里当国营农场工人。
“四十条”是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当权的“凡是派”指导下的产物，它表明了华氏死抱着毛主义不放的“两个凡是”的顽固、死扳态度，跟邓小平的灵机擅变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也就预示了华氏被邓氏取代的必然结局。
在全国知青会议期间，华国锋和负责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多次到会场表态：要坚持按毛的“既定方针办”，坚持下乡上山的正确道路不动摇。会议期间曾产生过不同意见，但被华、陈压下去了。
华国锋们如此顽固地坚持毛的方针不动摇，一方面是表示忠于毛，另方面他们也知道，下乡上山中的干部子女都已通过各种渠道回城了，坚持这一政策不会对统治阶级内部造成伤害。至于其他阶层的人们的利益，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如果谁胆敢反抗，坚决镇压便是了。在这些毛主义者眼里、心里，根本没有“民心”、“ 民生”、“舆情” 的概念。
知青回城的风潮是从云南刮起来的，云南还有10万“兵团”知青在边疆的农场苦撐。引发最近一波回城浪潮的导火线是一个女知青孕妇由于医疗条件差和不合格医生的失职导致孕妇与胎儿双双死亡，从而引发广大知青的抗议浪潮。抗议很快转变为返城的要求。当局采用了各种手段软硬兼施，企图阻止事态的扩大。但知青们通过各种斗争手段包括在铁路卧轨的行动，达到了上京申诉的目的。不过，知青的头领到达北京后，在当局的高压与怀柔两手策略的打压之下，很快向当局投降，他们本人则被收买。头头的叛变导致云南知青第一波回城运动的失败。
但是，广大知青并没有因此放弃斗争的打算，他们谴责了叛变的头头，重镇旗鼓，有人主动站出来挑大梁担当新的头领，这样，云南知青又欣起了第二波回城浪潮。这一回知青们的矛头直指“四十条”妄图抹杀知青“身份”，剥夺知青回城的权利的阴谋。不幸的是，这一次又重蹈覆辙，重新上演上次的悲剧：知青头领再次被当局收买（允其回上海），临阵逃脱。
在眼看失败的紧急关头，有三名勇士挺身而出，自愿担当领导重任，发誓带领大家斗争到底，使运动起死回生。
这一次斗争历经惊涛骇浪，惊心动魄，但取得了最终胜利。胜利的根本原因是此时中央的领导大权已经开始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此时，已是1979年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受到批判，以邓小平为首的文革前的当权派逐步重新掌权。邓小平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分辨知青回城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而且他知道干这件事对当权者有益无损，像平反冤假错案一样能够赢得民心，帮助他从“华派”手中进一步夺取权力。
还在中央知青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就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他说：“知青下乡上山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后来又加上一个“国家也不满意” 成为“四个不满意”。）此说作为“小道消息” 散布开来，在广大干部和老百姓特别是广大知青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成为与“四十条”相抗衡的依据。
不过，此时中央的“凡是派”依然有相当实力，他们打着忠于毛、忠于毛的革命路线的幌子，能迷惑不少人。在知青问题上，他们坚守刚刚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作出的“四十条”决议，不肯退让，反对“朝令夕改”。 两派在知青问题上的最后较量在暗中进行……
但正是中央上层在知青问题上的分歧，正是邓小平的含蓄表态，使得云南当局在对待知青回城运动上有所收敛，不敢像过去对待一切反政府活动那样动辄斩尽杀绝。所以，云南知青几次大规模的“闹事”，虽然当局曾一再扬言要“算账”，也曾出动军警干涉、阻止，但却没有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这是与过去（以及以后）共产党对待群体性反政府事件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做法，也是云南知青返城运动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否则，即使知青人数再多，态度再坚决，也敌不住当局现代化武装的“血洗”，就像10年后天安门“六四”事件那样。
在云南10万知青回城怒吼的壮举中，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一事件的解决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就是作为中央派往云南调查、处理知青问题的工作组组长鲁田。鲁田当时是农业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他受命去云南调查知青“闹事”，实际上肩负的使命是捕灭这场返城运动之火，将知青们劝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将知青永远禁锢在农村和边疆农场的任务。但是，鲁田这位“三八式”老革命本身也受到过文革之害，他的两个孩子也当过插队的知青。所以，在他心底存在着与知青们一丝相通的感情，这促使了他后来不惜冒着再次被罢黜的政治风险，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为知青们临危请命。
鲁田是在云南边陲的勐岗农场掀起的罢工、绝食浪潮后赶赴那里“灭火”的，但是在那里他看到的一幅幅惨景使他震惊，触动了他思想深处的变化。
在西双版纳，知青们请他吃一种“鲜鱼汤”。汤里面其实没有鱼，只是一种河里长满绿苔的河卵石熬的汤，苦涩、腥臭，难以下咽。知青们告诉他，他们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时间都用这种汤做菜。
他看到了潮湿、低矮、疏不遮风、屋顶漏雨的知青茅房宿舍，屋里长起了野蘑菇。
在勐腊农场，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露出了遍布全身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教育”留下的永久纪念。一组数据告诉他，知青中贫血率百分之百，患肠炎、胃炎、风湿性关节炎百分之百，女知青患妇科病百分之百，非正常死亡逐年上升，非正常死亡中自杀居首位。
他到达了勐岗农场。知青们已经接管了农场领导权，召开了数万人的大会来欢迎他这个中央特使。开始，他仍然按照“中央精神”去劝慰知青们服从命令，安心在农场务农。知青们听不下去了，一位知青领袖跑上主席台慷慨陈词，历数知青们的种种不幸和苦难，说到动情处，泣不成声。最后突然从怀中掏出利刀切开了自己的手腕……鲜血染红了主席台，全场大乱。又一位女知青跑上台抱住鲁田的腿大哭，然后长跪不起，呼喊：“伯伯，救救我们吧”。女知青之举像无言的号令，顿时，几万人齐刷刷地跪下地，几万条喉咙放声痛哭，哭声惊天动地，在群山中迴响，在天地间悲鸣。
鲁田的“理智”防线终于崩溃了。这时，他再也顾不了自己的身份、使命，站起来扶起下跪的女知青，泪流满面向着话筒说：“知青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
接下去鲁田与“党中央”说了些什么人们不晓，但知道他与北京的长话通了十多个小时，次日凌晨五时，鲁田回到仍然未散的会场，声音沙哑却坚定地向大家宣告：“中央领导同志已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他的话未落音，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欢呼声……
鲁田为知青请命的直接结果是由国务院批准全国知青办下发了一个处理知青问题“六条”规定。“六条”的第一条虽然仍然高唱“办好农场，尽可能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样的调子，但这一条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当局和毛的“面子”的虚设、废话，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其余五条都是知青返城的具体方式、方法及有关规定。
“六条”为知青回城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一打开，犹如开了闸的堤坝，激流汹涌而出，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从1979年2月开始，云南知青率先掀起了回城大潮，很快，这股浪潮席巻全国。有些地方的领导和管理知青的干部仍企图阻止这一潮流，愤怒的知青再也受不了他们的欺压了，返城的吁请变成暴力反抗，出现了殴打干部、毁坏公物、抢劫商店、破坏交通等行为。这是10年怨恨的爆发，是饱受压迫、欺凌的一代人的怒吼！
到1979年底，各地能走、愿走的知青已基本走光了。“10万兵团战士”的云南，只剩下2000人留守空房。这留下的人都是已经结婚生子，“根”子无法移动的老知青，当时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知青们选择了同居而不结婚的方式，以解决孤男寡女长处一地的生理问题。这是当时状况下无可奈何的理性选择，知青们知道，一旦名正言顺地登记结婚，就等于自己对自己宣判“无期徒刑”，留在农场一辈子了。只有完全无望的极少数知青选择在当地扎根，结婚生子。
但是如今，回城大潮一到，原来一些知青的临时性苟合或正式婚姻却演变成了难以言表的人间悲剧，同居多年的真、假夫妻，如今要劳燕分飞，己经难割难舍；虽然主动釆取避孕措施，一些人还是留下了孽缘：孩子。这些孩子是“黑人”，没有户口，身份“不明”，谁愿意、谁敢将他们带回城市，带回父母身边去呢？无奈之下，多数人选择一种残忍的办法：送给当地农民。例如，云南的黎明农场某连，知青117人，已婚8人，未婚同居104人，有私生子9人。大返城时，离婚6人，送出孩子9人。那一对未离婚的男女，回城后几年也离了。又如勐捧农场，全场有知青9000多人，登记结婚415人，事实婚姻7000多人，非婚生子女200多人，大返城时，离婚300多人，孩子绝大多数送给了当地农民。
著名的“知青作家”叶辛写了一部叫做《孽债》的小说，就是说的这一段悲情故事。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赚了不少人的眼泪。很多女知青，回忆起当年与骨肉分离的那一幕，仍然痛心疾首，泪流不止。此情此景，只怕是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了。
后来有一首题为《知青自述》的七律诗，不知作者之名，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那－代青年的心路历程，道出了知青的心声：
在劫难逃一代同， 无端投笔去从农。
汗落两亩三分地， 志在全球一片红
扎根曾夸千岁柏， 回城争拥一窝蜂。
十年参悟知多少， 何止佛家四大空。
这是那个时代受难者觉悟后的自我忏悔、自我救赎的心声，是由千万知青十年血泪凝结成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结”。当然，也有一些回城的“老知青”，后来有了工作，生活得不错，为了取悦当局，却在一直在在高唱什么“青春无悔”，说这段经历给自己增添了宝贵的人生体验，大大有利于其成长云云。仿佛不是毛死后他们侥倖被赦免得以苦海逃生 ，而是一次去农村愉快的镀金之旅。这除了表露其“好了伤疤忘了痛”之外，说得不好听，就是向权力谄媚，忍贼作父了。不知除此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1980年，知青返城划上了句号。至此，文革的知青下乡上山运动，加上此前的下乡上山运动，长达27年的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人造灾难终于落下帷幕。这里没有给知青运动以全面总结之意，那是专门学术研究课题。但是，面对如此一场大浩劫，有思想者都应该说点什么。
毫无疑义，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充分暴露了毛主义的反文明、反历史流潮的野蛮、落后、残忍本质。
谁都知道，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就是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即城市化的过程，或者说人类社会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递进的过程。可是，毛泽东当政之后，却一直推行着一条与此反向的治国路线和政策，全力把城里人往乡下赶。知青下乡上山即这一政策的其重要组成部分。毛之所以这样做，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日益沉重的就业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财政负担。但实际上，它反映了毛主义倒行逆施的反动历史观、发展观，及其反文明、反厉史潮流的治国方略。在毛当政的27年里，他多次将城市人口驱赶下乡，对留在城市的人口，也要求他们不定期地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去“支援农业”。到了文革，更发出了所谓“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小社会，与人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城市人口占比越来越高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
毛实施这种反动的政策，首先是其不顾人民死活推行畸形工业化和相应的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毛为了一己之欲，争霸世界，一意孤行突出发展军亊工业和重工业，投入大，吸纳劳动力少，不肯发展与民生密切相关、吸纳劳动力多的轻工业和服务行业, 人为造成就业困难，制造劳动力“多余”的假象，为其推行压缩城镇人口、向农村转嫁负担的政策提供依据。
其次，也是其強行推行所谓 “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毛式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单一公有制，将直接为民生服务的个体小商小贩和手工业、服务业赶尽杀绝。让人民长久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短缺”经济之中。同时还制造出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对农民实行奴隶式盘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毛这一毒辣治国方略的产物。
其三，是前面提到过的，是对知识分子及其接班“幼苖”实行从根本上扼杀的毒计。
毛的这一反动政策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可谓杀人不见血，它扼杀了一代、甚至几代中国青年，葬送了无数年青的生命，还给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了知识上的断层，延缓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但愿人类永远不再出现这种倒转历史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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