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五章

王哲

五

毛、林上述九次的意见分歧，平心而论没有一次是因为林个人的私念。即便当年高岗南方之行与林彪谈话时，按陈云的说法林对高表示了支持，经毛泽东通过陈云打招呼后，林也是随即遵照毛的指示行事的1。何况陈云本人在高岗事件中的角色至今面目不清、围绕其说法也有不同的记述2。

毫无疑问，如果说毛在收到彭德怀来信后，临时让一些人上庐山，是搬救兵的话3，那林彪必定是毛的。而与林彪同时上山的黄克诚，也难出意料的当了彭德怀的“救兵”。

黄克诚17日到的庐山，据《黄克诚自述》书中记载：“18日到19日参加小组讨论会，19日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我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我，我又反驳他们，争论了一通。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我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为难，就要求我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我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连个较全面的发言都没有呢？”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就成了“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当时在小组会上讨论彭德怀这封信时，赵尔陆（一机部部长）、陶鲁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贾拓夫（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人的发言，都积极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其肯定程度都不亚于黄克诚的。虽然后来也都引起非难，受到批评，但却都没有被划进“军事俱乐部”、打入反党集团4。说来这就缘起于毛常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涉及到了由于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原因、自然而然形成的大小山头和派系。而黄克诚自1930年4月加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五军（红三军团的前身。如果以红军时期划分山头，林彪是“双一”，即一方面军里的一军团；彭德怀是一方面军里的三军团；贺龙是二方面军；徐向前、李先念是四方面军），加之其刚直不阿的天性，注定了一生与彭德怀的渊源乃至宿运。

黄克诚的品格，用后来其悼词中的一句话——“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没有什么是比这更高的评价了，后来者可与之比肩的恐惟有胡公耀邦了。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影响最大的，在这次庐山会议前，和林彪一样也有九次，只不过因职级不是直接对毛。

第一次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也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第二次是1928年1月反对“烧房子”。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提出所谓“焦土战略”，命令各县大烧大杀，以此阻止敌人的进攻，老百姓为此不得安生。黄克诚在讨论湘南特委的指示时，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政策：“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我不赞成。”县委书记严厉地对他说：“就由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否则我就给你处分。”黄克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指挥部队只烧了衙门、祠堂和个别商店，而把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和商店保留了下来。之后他被撤销了县委委员职务。

第三次是1930年7月反对“攻打武汉”。当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提出了“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1930年7月中旬，红三军团、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县举行联席会议，作为支队政委的黄克诚提出：“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他的发言立即受到与会者的严厉批评。军团政委贺昌试图说服他承认错误，他拒不认错，大声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准备再和你争论20年。”据此，红三军团撤销了准备任命他为纵队政委的决定。彭德怀对他说：“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

第四次是1931年夏反对“肃反”。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师政委，被从反“围剿”前线召回，肃反委员会交给他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他照单抓人。他据理力争，愿用脑袋担保这些人没有问题，结果遭到严厉训斥。他便让点名要抓的人暂时上山躲起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现，躲藏的人不久被杀害了。黄克诚质问肃反委员会的人：“为何滥杀无辜？”结果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欲将他处决。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后，火速从前线赶回，黄克诚才幸免一死，但被撤销了师政委职务，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一名秘书。

第五次是1932年10月反对“打赣州”。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久，临时中央再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指令红军攻打赣州。他和彭德怀吵了起来：“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冒险主义）！”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为减少损失，带领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赣州战役后，红三军团政治部专门为黄克诚开了一个广昌会议，集中批判他的错误。他据理力争，拒不检讨，还批评上级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红三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彭德怀找他谈话说：“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他说：“我又不是哑巴，怎么能有话不说！”

第六次是1935年1月反对“硬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挫败后被迫长征，攻占遵义后，黄克诚向上级建议：“老根据地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打击，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应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为中国革命保存一点火种和骨干。”结果，他被怀疑对革命悲观失望，缺乏信心，被点名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再一次被撤销师政委职务，到师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而黄克诚，从投身北伐那天起，便是一位带眼镜的军人。由于双眼高度近视。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眼镜对黄克诚来说，既是随身宝物，然会酿致灾祸。在第二次反“围剿”一次战斗中，阳光下他的那副眼镜片一闪一闪，敌人由镜片的反光发现了指挥所。就在敌人枪响的一刹那，眼疾手快的彭遨师长用力向后一拽黄克诚，两人一块儿滚向旁边的一处掩体，彭遨拍去身上的尘土对黄克诚说道：老黄呀！老黄！人家那几梭子子弹可是冲着你这副眼镜来的呀！彭德怀曾“严厉警告”他：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陈毅对新四军三师的干部们说过：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可他的眼睛可看得远，是‘千里眼’！这就是视近而虑远，眼弱而志刚的黄克诚。担任侦察科长后一次抵近侦察，他因误闯敌阵而险些丧命。不久被免去侦察科长一职，去当了营政委。

第七次是1942年反对饶漱石搞“小动作”。当时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独揽党政军大权，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新四军军长陈毅。黄克诚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他实在看不惯饶漱石的所作所为，批评饶漱石：“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他的直言不讳，直接得罪了顶头领导。

第八次是1943年7月反对“抢救运动”。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是“延安整风”一项重要工作），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组织审查，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黄克诚在所领导的新四军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发现有一半的人需要“抢救”，感到这与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分子如出一辙，便一边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一边下令在本师不搞“抢救运动”。一些好心人劝他说：“和上面对着干，会有麻烦的。”他说：“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为此，他又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

第九次是1946年5月反对“四平决战”。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8个军的兵力攻打四平，林彪指挥10万大军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要求坚守四平。黄克诚向林彪提出撤退的建议，林彪不予理睬，黄克诚便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也就是在这次庐山会议的7月30日，当毛泽东和黄克诚等人在谈话中说到：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黄克诚当时回应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5。彼时，针对彭德怀的来信和张闻天等人支持彭的发言，毛泽东已然于7月23日发表讲话，拉开了对其大加挞伐的序幕。不知道闻听此对话、之前一直替毛背着黑锅、也是那个时候给毛的电报中写下“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6的林彪，会作何感想？

毛泽东深知黄克诚在军中的声望，如果彭德怀是刚正而严厉，那黄克诚便是刚正而平和。就在这次庐山会议黄明确对彭的支持后，7月30日，毛找来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周惠（四人都是支持彭的）谈话。《黄克诚自述》中记载：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我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我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7月30日和8月1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又让我和周小舟、李锐、周惠四人列席。 会后，又将我们留下谈话，要我们不要受彭的影响。其间，有位中央领导（刘少奇或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7。黄克诚的表现，让毛泽东深深失望了。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文革时期，更惨遭监禁批斗。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正当英年便被毛早早剥夺了政治生命、蒙冤多年被平反后已双目失明的耄耋之人。在1980年秋，党内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党史尤其是毛泽东的功过进行评论时，针对不少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在不同场合发泄对毛泽东的不满，有的甚至是攻击和诋毁的这种状况（当然，如果细评这些不满和攻击，也并不都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毛泽东在建国后20多年间曾经犯过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11月27日，已是病残之躯且双目失明的黄克诚作为中纪委常务书记，被人搀扶着走上主席台，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重点谈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批驳了党内和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以客观的态度，从历史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时引起轰动，这篇讲话被誉为“黄公讲话”8。

特别是1984年2月11日，黄克诚在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一起座谈时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9”

在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期间，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等人，在京西宾馆请客报销400元。有人举报后，黄克诚知道了指示彻查。最终老战友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据当事人张震回忆，当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共同承担责任，黄老不肯让步，他说；“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1980年10月，商业部部长王磊等人到丰泽园饭庄请客吃饭，搞特殊化少付了钱。丰泽园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揭发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了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发了报道。1980年初，“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钻探船翻沉、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事件发生后，石油部很长时间未向上级报告，事发8个月后，死者家属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知道后指示：一定要查到底！中纪委查明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通报批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引起社会巨大反响。10

就是这样一位铁面无私、刚直不阿、有着铮铮铁骨的老人内心，却充满着对战友和朋友的关切和深深怀念。“文革”期间，黄克诚与彭德怀在批斗会和关押放风时见过几次面。一次两人趁放风的机会见了面，黄克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凑到彭德怀身边问：“身体怎样？”彭德怀怕再一次连累黄克诚，赶忙小声制止说：“别说话，别说话！”这是他们被隔离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他们相处数十年中的最后一次“交谈”。在彭德怀看来，黄克诚是他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是他让黄克诚受到了牵连，遭了罪，他常常感到内疚自责。弥留之际，彭德怀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地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并将他遗留下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黄克诚回到北京。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把她私藏在家乡彭德怀写的回忆材料——《彭德怀自述》，送交给黄克诚，并请他转送给中央。当黄克诚手捧着彭德怀自述材料时，不禁老泪纵横。

1965年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彭德怀被派到成都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为抗旱工作到了高平县，想起当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两人在此彻夜畅谈的那个夜晚，何等意气风发！此时念及，不胜怅惘。于是遥对西南，作《江城子》一首：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眉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迫于当时的形势，黄克诚一直未曾将词示人。当他终于可以当着众人的面将这首词吟诵出来时，彭德怀已含冤离世7年。11

注释：

1  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第192页记载：

 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系。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2  2014年8月17日《中国历史解密》“高岗遗孀李力群：高岗事件真相”一文中，记有：1954年2月6日至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会议上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作出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毛主席这两个会都没有参加。座谈会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有32个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早已准备好了）。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把两个人对中央人事安排交换意见说成是高岗有阴谋篡党夺权的企图。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2月16日，陈云来到家里和高岗谈话，这次两个人彻底谈崩了。陈云要高岗承认“你一个，我一个”是高岗说的，高岗质问陈云，“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要说是我说的，你是在出卖我。

在赵家梁（高岗秘书，从1952年起直至高岗去世）、张晓霁（被称为高岗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说：陈云奉命转告正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虽然同意不再支持高岗，但又表示：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候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

凤凰卫视2013年3月22日《我的中国心》采访李力群时，李说：林彪1965年找我谈话，他说1954年出的政治事件，有人让我说高岗，我不能昧着良心说。

据《大纪元2012年06月13日讯》：近日，《南方周末》发表林彪内勤王汝钦（1953至1956年任林彪内勤警卫员兼护理）的口述文章中说：林彪给刘亚楼两封信拒绝高岗提议。1953年10月25日，林彪在杭州回刘亚楼的信，不赞成刘亚楼提自己担任重要职务。林彪在信中说：“亚楼同志：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题，盼你不仅不要对张、邓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谈。高（岗）对我的估计是很高，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林彪。” 1954年2月初，林彪给刘亚楼一封信，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七届四中全会前，高岗曾要林彪出任国务院总理），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

3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02页。

4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

5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08页。

6  张正隆：《雪白血红》，第123页。

7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12页。

8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56页。

9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77页。

10  《燕赵老年报》，2013年8月23日第4版，作者：佚名，原题为：《铁面无私的黄克诚》

11  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