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十四）

一真溅雪

一天晚飯后，小朱神神秘秘地跑来小声对我说：陈哥！快跟我去吃“凤尾”（长沙知青们的黑话，就是指“鸡”）。我说“凤尾”是什么呀？他说：“凤尾”你都不知道？那就是鸡呀！我问他哪里弄来的？他说是他那几位知青朋友从村民那是摸来的，我一听就火了，大声对他说：我不吃！你们怎么能去偷村民的鸡呀！你看这里的村民这么贫苦，他们挑十多里山路送一担劈柴到我们食堂里，他们也只能卖三四角钱，他们就指望这只鸡下点蛋去换点盐、换点煤油，你们真下得了手啊！小朱说：你不吃就祘了，还说这么多做什么？古语说“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朋”。

想不到他居然还教训起我来了，我说：这样的朋友我不要也罢！我顿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小朱他们这些知青在求学的最佳年龄阶段，由于社会的不公和“文化大革命”而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年龄段，他们接受的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爭、仇恨、无法无天、尔虞我诈、对权力、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之类的影响，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丧失了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才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来。

尽管小朱当时那么说，但事后我仍察觉到他内心的愧疚，从此不敢正眼看我，而且以后他和他的那几位知青朋友再也没有搞过这类偷鸡摸狗的事了。

人溪的公路很快就要修完了，我们拖板车的工作比修路的民工要提前两天结束，我想趁着等结账的这几天空闲时间，到一个叫陈坑的生产队去考察一下。因为此前曾听王大施工队一位浪迹浏阳(当时叫“打流”)多年的张姓宁乡民工说起过：他曾在一个叫陈坑的生产队烧过木炭，那个生产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属官渡公社，但距官渡有近四十里路，距陈坑所属的大队也有二十多里路，一年到头大队干部都难得来一回，更不用说公社干部了。是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全队只有七个人。我当时就想如能把户口迁到陈坑去，那简直就是到了一个远离共产党控制的“世外桃源”。所以趁结账前的空闲，我决定去拜访陈坑生产队。

我找到那位张姓民工向他打听到陈坑的路，他说：你从这里沿公路走到白石桥往左边有一条小路上山，沿白石岭的山脊有一条已荒芜多年的路，一直朝前走，白石桥到陈坑有三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没有人，也不用问路，一直走到看到左下方的山谷里有几丘田，旁边有几间外墙粉了石灰的白色房屋那就是陈坑。

那天午饭后，我在代销店买了一斤饼干，又带了点钱和粮票就往陈坑方向出发，大约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样子我到达了白石桥。我找到路边一家村民，再核实一下到陈坑的路怎么走，村民跟我指了上白石岭的路后说：已经三点多了，你还去？你走到那里就天黑了，我说不要紧，我谢过那位村民后，就往白石岭走，走到白石岭的山脊上尽管路两边的比人还高的冬茅草把下面的路几乎全部掩没了，我不得不用两只手分开两边的冬茅草才能往前走，但我低下头仔细看脚下的路，却发现这是一条用碎石和卵石铺成的有七八十厘米宽的大路，而且路边每隔大约三五里路便会遇到一个用青瓦盖的小茶亭，这是“解放”前那些有钱的地主、士绅出钱盖在路边，供行人歇息、喝茶解渴的处所，茶水也由他们免费提供。由此可以判断这条已经荒芜到几乎没有人行走的道路，以前也是浏阳通往江西的主要大路之一。

我沿着这条曾经繁忙而今已荒无人迹的、被冬茅草掩盖的山顶荒路，一边分开两边的冬茅草一边前进，小路两旁茂密的森林和夾路的冬茅草密不透风，使得我全身大汗淋漓。

我走到日影西斜，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依然没有遇到过一个行人，除了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语虫呜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其他声音，猛然抬头，还可望见几只的在兰天白云之间自由翱翔的雄鹰。

为了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陈坑，我也顾不得欣赏四周的景色和满头的大汗，加快脚步朝前走。突然听见前面的远处传来一阵阵砍伐树木的乓！乓！乓！的声音，我心中大喜，心想此时总算可以遇到一个砍木头的人可以问问陈坑的方向和远近了。

不久我又听到前面的路上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我以为是什么野兽在朝我走来，我立即停了下来，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两块石头，准备抵抗野兽的袭击，不料走近一看，对面走过来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他一见我就说：你一个人怎么跑到这个深山里面来了，我说：我是到陈坑去的，他说不远了，还有几里路，快点走，天黑之前可以赶到。此时我的心才安定了下来。我一直担心天黑了还找不到陈坑，夜晚我一个人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有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怎么办？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

老头说：前面砍树的声音是他儿子在这里砍几根杉树准备扛回去盖房子用的(实际上是砍出去卖钱的，因为那里十分贫穷，唯一的财富就是无穷无尽的树木，但政府又不准他们私人砍伐，所以才躲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来偷砍)，他儿子在那里搭了一个窝棚，晚上就睡在那里，免得天天来回跑耽误工，他今天是给他儿子送米送菜来的。我说：天快要黑了，下山还要走这么远，你不怕吗？这山里有野兽吗？他说：不怕，我路熟，以前这白石岭上老虎、豹子都有，但“解放”后都被打光了，现在只有野猪、麂子、獾子之类的野物，它们不伤人。我听到后便放心了，我又走了约一个小时，天已经快全黑了，转过一个山头之后，在如水的月光之下，我终于看见左边山下的山谷里有几间白色的房子，上面正冒着炊烟，我趕忙从左拐入一条下到下面山冲里去的小路，大约半小时后，我来到屋前，见一位老头，他显出十分吃惊的神态问道：你找准？我说我找林队长，老头指了指一幢一连四间的平房说：这里就是。他把我带进屋里面，对正在吃飯的三个人说：这个人要找你，林队长连忙站起来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我说：我是以前在你们这里烧过炭的张XX介绍来的，今天路过顺便来看看，说着就把隨身带的一斤饼干送给他，他说：你太客气了，张师傅是我们的老熟人，他在这里烧过好几年炭，他现在还好吗？我说：张师傅现在很好，我和他一起在人溪修公路，我又拿出一包烟给他们每人抽一支。林队长连忙叫他老婆去煮飯，又要我坐下。林队长一家三口人，夫妻两加上一个十六七岁的儿子，由于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看上去好像只有十三四岁。听说来了客人，队上的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和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单身汉都到林队长家里来了，这个队的七个人全都到齐了。不一会儿饭就煮好了，除了桌子上原有的南瓜、冬瓜和炒青辣椒之外，林队长又从罈子里舀了一碗辣椒刀豆。

晚饭后等那四位客人走后，我跟林队长说明了来意，我想把户口迁到他们这里来。林队长说这里这么穷，交通又不方便，离官渡有四十里山路，离大队部也有二十多里山路，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连粮站的人都不到这里来收公粮，他收一担公粮，请人挑出去的钱比那担谷所值的钱还要多，你迁到这里来不是找苦吃吗？

我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很好，又清静，好好的经营一下，生活就可以改善许多。他说：我们队七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只有我儿子是个年轻人，身体还不好。没有劳力什么也干不成。我说：劳力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经营的问题，何况我的劳力也不差。那天晚上我向林队长了解这里的情况，一直聊到深夜才睡。

第二天我要林队长的儿子带我到四周去转一个上午，我对这里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陈坑原本位于张坊到铜鼓的一条大路的下面，这里在共产党在这一带闹革命之前，是一个有百十来口人的小村庄，村民大都姓陈，所以叫陈坑。村子里原有水田七八十亩、旱土三四十亩，以种植水稻和红薯为主，但现在他们只种了十几亩水田和几小块菜地，勉强够他们七个人吃飯和吃菜，其他田土均已荒废多年，原有油茶山二十余亩、茶园一二十亩现均已荒废，仅屋前屋后还保留了几颗油茶树和茶叶树，连供他们七个人吃油和喝茶都不夠。这里偶有外地的人到这里烧炭、割松香，每烧一担炭，交给生产队一块钱，割松香的人每割一颗松树交给生产队两角钱，这七个人都懒得自己去烧炭、去割松香，尽管自己干收入要比从别人那里收费要高出好几倍。他们房子周围的油茶林：茶园只要花点人工把里面的杂树杂草除掉，他们每年的茶油、茶叶吃不完还可出售。

村子周围都是参天大树，其中有许多是可以割松香的大松树，如果自己割松香，每年也是一笔不小的固定收入，村子旁边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常年水量充沛，筑一个小水坝把溪水拦起来，就可以建一个水力碾米的装置，再也不用把稻谷来回挑二三十里山路到山下的昇平公社去打米(山下面的昇平公社距陈坑只有十七八里山路，而且都是下坡)。今后开发得好，生产队有了资金，还可以在小水坝下装一台一两千瓦的小型发电机，全队的照明问题都可以解决。

此外这里是当时中共当局无所不在的严密统治下，少有的中共统治鞭长莫及的地方。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人管，在这里可以隨意收听“敌台”(只要把天线架得足够高)，而且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也是一个打游击的理想地方。

晚上我和林队长商量好，到十一月份我再过来，一方面请他帮忙去大队、公社帮我办理户口迁移的事情，顺便把他的儿子带去割芦苇。

我从陈坑回来后，宁乡的老张问我：找到了陈坑没有？我说找到了，你说的路线一点都不错，只是那一带人烟怎么那么稀少，而且白石岭山上的那条路虽然已经荒废了，但从冬茅草下面的路，和路边残留的茶亭可以看出，以前这条路是一条往来行人很多的道路，现在怎么变得几乎没有人行走啦！张师傅说：这有什么奇怪，我还见过更稀奇的事哩，我以前在浏阳江西交界一带大山里烧炭时，还见过好几个已荒废多年、至今无一人居住的村庄，门窗都是好好的，有的房间里的桌椅，床和床上的蚊帐、被子看起来都好好的，但那些蚊帐、衣被，手一碰就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问房东陈爹，他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在这一带闹革命，红军打下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成立苏维埃、农会、赤卫队，就把地主、乡绅、商人、国民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抓起来，开斗爭大会，将抓起来的人处决一批，处决时，叫每个村民都拿把梭标或大刀之类的武器，一起去杀这些人，哪个不动手，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就要和阶级敌人一样对待。又把这些阶级敌人的财产、粮食没收，自己得了大部份之后，把一些财产、粮食分给村民。然后就开会扩大红军，号召村民们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说：现在你们杀了这些阶级敌人，分了他们的财产、粮食，将来一旦白军[註：1]打过来，他们就要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报仇，就会杀掉你们，你们只有跟共产党一起去闹革命、参加红军，才能保住分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当白军打过来之后，又把那些红军家属和被迫参加屠杀“阶级敌人”的村民杀掉一批，如此反复多次后，村民们被杀得差不多了，剩下少数未被杀的，也被吓得离开家园逃到长沙、南昌等大城市去买苦力为生去了，这就造成了大山中的那些无人村。

原来，长沙等大城市街上拉黄包车的、担河水沙水卖的、卖黄泥的人，大都是从浏阳一带湘贑边境逃出来的村民。那些没有完全废弃的村子人口也锐减，就像陈坑已由原来的一百多口人减少到七个人。

从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起[註：２]到我到达浏阳的一九七三年，四十多年过去了，毛和中共在湘贑边境一带搞共产革命对当地农村所造成的惨重破坏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不久，人溪拉板车修公路的账已经结好了，王大履行了他的诺言，没有扣我们的管理费，拖板车的工钱全部算给我们了。我和治国又用板车拉着行李工具准备返回兰岭。由于身上有钱有粮票，又不要赶时间，我们从容地经官渡来到古港小火车站，中途我们在官渡的一家小旅馆还住了一个晚上。

我们在古港买好小火车票托运好板车，午饭后登上小火车，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到达醴陵，当晚已无去长沙的火车，我们在醴陵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去醴陵火车站办理板车零担托运手续，不料货运部的人说：现在接到县搬运公司的通知：板车不能办理托运，因为最近醴陵搬运公司有不少板车被盗，正在查找。我说我们有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板车从郴州托运到醴陵的货运单，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板车不是你们县搬运公司丢失的板车，而且按规定什么货物准不准托运，只有铁道部和省革委会才有权决定，一个县的搬运公司怎么就可以决定板车不准托运？货运部的人说：我们不管那么多，反正板车不能托运就是不能托运，你再讲也没有用，拖板车不是很赚钱吗，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我估计不是货运部的那个人想借此敲诈我们一点钱物；就是确实接到了醴陵运输公司的通知，他自己又不太熟悉铁道部和省革委会对托运货物的有关规定(从他后面一句话我估计是想敲诈我们一点钱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不甘心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贿赂他，我想这种人通常都怕他们的顶头上司。于是我找到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打听到车站的站长兼党支部书记姓龙，又打听到车站办公楼的地点，就在车站侧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龙站长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

我找到二楼的站长办公室，见到里面一位三十多岁穿铁路制服的人正低头在那里办公，我进门问他：请问，您是龙站长吗？，他抬起头说：我是，你有什么事？我把刚才在运部托运板车的经过向他讲了以后，我又说：铁道部和省革委会都没有規定板车不能托运，你们醴陵火车站怎么能仅凭一个县运输公司的通知就违反铁道部和省革委会的规定禁止托运板车，难道要我们拖着板车走几百里路从醴陵拖回湘阴去吗？我把我们外出拖板车的证明和郴州到醴陵板车的托运单都拿给龙站长看了，他说：你是知青呀，能外出拖板车真不容易(看得出他对知青是抱同情态度的)，你们的板车可以托运，你到货运部去办理托运吧！说着，他从办公桌上拿起电话对那位货运员说：给那两个知青的板车办理托运！搬运公司无权规定我们能不能运输什么东西。

我谢了龙站长后，和治国再次来到货运部，那位货运员二话没说就乖乖地给我们办了板车托运的手续，办完后我对他说：你连运输规定都搞不清楚，还当什么货运员。他不知道我们和龙站长是什么关系，也不敢回嘴。

我们办好从醴陵到越江车站(白水)的板车托运，又买了两张醴陵经长沙中转到越江的火车票，经越江回到兰岭，因零担托运也是要经长沙中转所以板车到越江车站的时间要比我们晚几天。

［註：１］：共产党及其军队以“红”色作为自己的标记，诸如：红色革命、红色政权、红军……等等；而用白色作为它们的敌人的标记，诸如：把国民政府的军队称之为“白军”、把国民政府的统治区称之为“白区”、把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打击镇压称之为“白色恐怖”……等等。

［註：２］：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易礼容、卢德铭等人在湘赣边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毛率残部流竄至井岗山地区，投奔袁文才、王佐的土匪帮伙，毛及其残部才得以立足井岗山。因该起义时间正值江南的秋收季节，故被中共当局称之为“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