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四十五章

季鹏

文革终场：毛泽东无可奈何命归西

——兼及邓小平

可能和许多人一样，笔者对毛泽东没有在生前安排好他的接班人感到不解。老奸巨猾、阴险毒辣的毛，凡是都讲究“主动出击”，未雨绸缪，为何对他死后中共的权力结构、特别是一把手、“接班人”没有作好妥善安排，以至于自己一死，其亲信、嫡传就被一窝端了呢？再说，这场文革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把权力传给一个可靠的“毛家人”吗？打倒了刘少奇及一批功臣元老，又把刚利用完的林彪搞掉，原因不都是认为这些人不可靠、不是他要真正传位的人。那么，他真正传位之人是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不能公开、不能在他生前就搞成定局呢？这些都是研究文革者不可迴避、要讲清楚的问题。长期以来，当局及其御用学者的说法是：毛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中排斥了四人帮、力挺了周恩来以及周的主要助手邓小平。按照这一说法，毛要邓小平接班了。但这个说法肯定不能成立，且不说邓小平很快又被打倒了，就是在当时，邓小平的角色也在王洪文之下，王是中共位居周恩来之后的中共副主席，是第三号人物。但谁都知道第二号人物周恩来已命在旦夕，王便是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了。那么，毛是否要传位给王洪文呢？肯定也不是。毛知道，王洪文这个副主席是他一手“硬压”出来的，在政治局讨论时就遭到抵制，在后来的“试用期”中更证明他是一个扶不上墻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所以1975年8月，毛就将王洪文发回他的老家上海“蹲点”去了，实际上已放弃让他接班的打算。1976年1月国锋代总理后。王洪文成为一个既无实职、也无实权的装饰品。

那么，毛要大位传位给华国锋吗？肯定也不是。华国锋取代的是周恩来的“宰相”角色，是“二把手”或“三把手”，并非“一把手”角色，后来华氏据以宣扬自己接班合法性的毛写给他的字条：“你办亊，我放心”，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有亊情，找江青。”可见华在江青之下。可后来江青也被从内定接班名単中的“一号”拉了下来。毛本来的打算是让江青接位，无奈江青人望太差，遭到党内高层普遍抵制，只好忍痛割爱，最终决定以亲侄子毛远新代之。毛远新于1975年10月进京，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个联络员实际上是毛的代表，真正的“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是人人都知道的“太子”身份。毛远新自已也说过：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指政治局成员）学习好几个月。显然，他已知道自已的“皇储”身份了。

后来周恩来去世，毛任命华国锋代总理。毛远新坚决反对，他当着毛的面 说华国锋水平太低，主持个会议连话都说不清楚。但毛却坚持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有能力的。”这反映了毛想拉拢邓小平作辅政大臣失败后的思想转变，不想再用“强人”做总理，而想找个忠诚可靠但能力一般、又无当“一把手” 野心的人当宰辅，以确保接位的毛家人不被喧宾夺主。他选中了华国锋，正是看中了华的能力低、无班底、无野心这个“三无”，这样的人不会对未来的“主公”构成威胁。在毛后来几次草拟的接班“班子名单” 中，华国锋始终摆在第二、第三的位置，只是个“周恩来”的角色。

毛远新当时不解毛的深意，后来他理解了。不久毛泽东最后圈定了这个亲侄子做未来的“－把手”、接班人。在毛最后一次（1976年7月15日）安排后事的场合，毛远新的名字赫然上升为第一位，华国锋和江青则退居第二和第三位。（参见辛子凌：《红太阳的涢落》第39）

但是，毛的这种安排仍然不是正式的、公开的，当时在场的不过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张玉凤几人，政治局成员大都不到场。更没有形成正式决议和文件。所以，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内部安排，不能算是一种正式“交班”，是无效的。这也是毛远新和四人帮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老奸巨猾的毛为何在接班人问题上如此游移不定，难以抉择呢？这是有他的苦衷的。毛对接班人的考虑是全面的、分层次、分等级的，第一层级当然是“皇位”继承人，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确定的，这时毛虽已经在心中确定了毛远新，不过基于种种考虑，却不敢公开发表；第二层级是首席辅政大臣，是接替主理政务的周恩来的角色，毛原想叫邓小平担当这个角色，但因为邓对文革持反对态度只好割舍，求其次选了华国锋；第三层级是再次一等的角色，即政治局常委之类，主要是为新主保驾护航。

由于毛上述的打算和安排始终未能公开，也没有在任何正式场合讨论、决议，所以，中共官方也就可以不承认毛远新的接班人身份。于是毛的“接班人”就处于真空状态，为后来的变故留下了祸根，以致毛尸骨未寒其嫡系便全部覆灭。造成这种结果可谓完全是毛“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然而此中的原委和奥秘是什么呢?

一、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游移和苦衷

历朝历代，“皇储”的废立都是朝野上下关心的一件大事。这是由专制独裁的“家天下”政治体制造成的。这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阶段形成的政治体制，除了在它的初期，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外，总的说是一种反动、黑暗、落后的制度。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必然为人类所抛弃。英国在这方面走在人类的前列。早在13世纪，英国掀起的“大宪章”运动就拉响了与君主制斗争的号角。到了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正式敲响了君主制的丧钟。1688年的“光荣革命”正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是人类社会一次伟大进步。自此，君主成为虚君，权力转移到议会和内阁。其后，君主立宪制又逐渐被共和制所取代。在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宣布君主制在中国的终结。从此，一切试图复辟帝制、或变相帝制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列抵制和唾弃。即使一些独裁者也不能不披上各种“民主”伪装，否则难成大事。

马克思主义也把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为自己基本的政治纲领之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反动和进步，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进步，相对于封建帝制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两级跳”了。《国际歌》中就大声疾呼：“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共产党正是靠打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赢得民众，夺得江山。在“反封建帝制”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含糊。

虽然后来列宁、斯大林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行帝皇专制之实，但他们仍然打着反封建的旗号，他们本身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家天下”，而只能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党天下”。

毛秉承马恩列斯衣缽，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敢暴露复辟家天下的野心，只有到了他可以肆无忌惮搞“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之后，才再度萌生传承封建的家天下的夙志，迈出了列宁、斯大林所不敢迈出的一步。文革中，毛最终表露了建立“家天下”毛家王朝的意图。不过，即便如此，毛也知道，他仍然不能公然改元称帝，因为一生都打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如果在最终关头撕下了这件伪装，露出“袁世凯第二” 的本来面目，那就将“前功尽弃”，变成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的“王莽”、“袁世凱”了。所以他只能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称号、但胜于皇帝的权力的“毛家王朝”。

虽然不能公开改元称帝，但家天下的实质是一定要保存下去的。（当今共产党国家如朝鲜、古巴建立的没有皇帝称号的“世袭家天下”，实际上都仿效毛。）毛作为毛帝国的创始者，知道他本人充当“秦始皇”已经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如何才能传之二世、三世，以至万世。这成了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也是最难办的事情。

绞尽脑汁的毛终于想出了以选择接班人为诱饵，先逐个排除异姓，最后让毛氏宗亲“接位”的方法。

于是，他发动了文革，以反修防修之名打倒了刘少奇，顺带打倒了一大批他认为不忠实、不可靠、不听话的功臣元老。同时以“接班人” 为诱饵，引诱林彪充当他的文革帮凶。当林的帮凶作用发挥完毕之后，毛便“反戈一击”收拾了林。至此建立毛氏王朝的条件基本具备了，于是便进入了“家天下”的实际运作阶段。

在这里，首先需要強调的是，我们说毛所谓选择接班人纯粹是一场骗局，一个诱饵，一个障眼法，这绝不是无端的猜疑，更不是污蔑，而是完全从事实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先说他在大臣中寻找接班人的欺骗性。刘少奇本来完全够格，但他却必欲除之而后快。林彪都更是不二的人选。林彪从井冈山时代被毛发现、提拔，二人形成了紧密的“师徒”关系凡数十载。从军亊方面说，林彪是建国第一功臣。建国之后，林彪对毛的大拥大顺在党内绝无仅有的。文革中林彪更是对毛一步亦趋，可以说林对毛“忠顺”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学生”、伙伴、亲密战友，毛居然也不能相容，最后竟然鸡蛋里面挑骨头，以林彪对他吹捧不当——鼓吹“天才论”为由，欲将林“换马” 并置之死地。请问：毛还能容谁？谁还能当他的接班人？

那么，毛是否会在年青轻一些的干部中寻找“接班人”呢？答案也绝无此事。如果毛真的想找，那么现成摆着的就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甚至王力、关锋、戚本禹也够格。但毛从来没有真正把这些文革的干将当作“接班人”看待，最多只是作为他未来接班人的辅佐之臣（王、张、姚），有的则只是当作纯粹的帮凶、工具（王、关、戚）。在毛泽东生前最后拟定的未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被除名（参见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第39）。这样，毛关于接班人的真正打算，就明摆着了：那就是只能在毛氏血亲之内寻找。

毛的血亲传承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无庸置嶷的。早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他就几次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在朝鲜被炸死了，一个疯了。——言语中充满了怨恨、激忿和无奈。没有了亲生儿子了，这“皇位”传给谁呢？在当时他大概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就是必须逐步将原来的所谓“继承人”搞掉，待到血统外的继承人一个个被否定之后，血统继承人就顺理成章摆上台面了。

文革之初，这继承人已经初步内定，那就是江青。虽然江青只是夫人，但“出嫁从夫”，她已经彻底“毛化”了，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传位给皇后，以其作为过渡，也是历代的陈规。

这种说法是否有证据呢？证据不多，因为这是“特级秘密”，是见不得人的阴谋，不可能有正式文件记载。但不乏间接的证据，如，1966年7月8日毛给江青的那封信，在信中毛明确表示了他对林彪是不信任的，留有余地的，“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这里毛向江青表示对林彪的不满，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林彪的“副统帅”、“接班人”身份已经人人皆知，全国人民都认为林彪与毛形同一人，“接班人”的地位不可动摇了。在这个时候，毛告诉江青：没有这回事，林彪只是借助他这个“钟馗”打鬼，他当然也是利用林来搞文革，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他对林彪所作所为并不以为然。这就暗示，也就等于告诉江青：我对林彪是有保留的，我与林彪的关系，与你我的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江青未来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也是后来江青以毛的代言人横行无忌的缘由之一。

但是，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毛的这个由江青接班的打算遭到挫折。这是由于江青自恃有了毛的“特殊关系”，在文革中飞扬跋扈，得罪了大批党内重臣元老、军中实权派，甚至包括周恩来。毛不可能把这些人全部打倒，而且还要利用他们，依靠他们。这些人的势力盘根错节，特别是掌握了军队。毛可以打倒全部“文官”，但却不敢得罪“武夫”，而江青偏偏得罪了大批“武夫”。所以毛隐约感到要传位给江青，很难成功，如果“硬要”推出江青作为接班人，待到自己一死，江青就可能被推下台，并且可能要“人头落地”。

正因为如此，毛后来做出痛苦的抉择：放弃江青。这就是在1974年春夏之交毛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江青的原因。1975年5月3日，毛在他的书房里最后一次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无可奈何、极尽拉拢邓小平之能事，同时不得不对江青和“四人帮”进行批评，还要江靑在政治局检讨，到邓小平家里去“谈心”。这是毛为弥合元老派与江青的最后努力，实际上是希望在他死后文武大臣们能够容忍江青，起码让江青不致遭到“不测”。

但这里有个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在此之前的1973年8月中共十大前夕，毛对他的文武大员们讲西汉“周勃安刘” 的故事：西汉军事长官周勃在刘邦死后，与丞相陈平合谋，一举铲除了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毛还引用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而江青在文革中气焰薰天，大有“呂后” 之慨。毛这样讲，是否在暗示：“等我死了之后，你们不妨学周勃、陈平，一举把江青一党干掉”？有学者就以此为依据认定毛是“反江青、反四人帮” 的。

但是亊实洽洽相反，毛的这种表演正好表现了毛在这一问题上的狡诈、暗藏玄机和对江青实际上的保护。首先，毛说的这个“刘” 和“吕”，就是个耐人寻味、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一方面，毛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是地地道道的“家天下” 的宣示，人们自然地感觉到毛要把位子传给他最亲近 的人，然而在当时，此人除了江青还能是谁呢？（当时毛远新还没有登场。）而且，江青也不象吕后，没有家族势力，没有“江党”。所以人们完全可以推测，江青可能就是毛要传位之人。对这个毛的接班人，谁敢“击之”？ 所以，毛此言可能是个陷阱，一个圈套，他要利用人们对江青的不满，试探地“钓出”那些对江青、也即对他毛泽东不忠之人。即使不能达到这种“钓鱼”的目的，也可以借此警告对那些蠢蠢欲动者。果然，此后江青的权势越来越大，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舆论工具掀起了一场对江青的“影射吹捧” 运动，报刊、广播大肆吹捧、赞扬“法家吕后”和“女皇武则天”，说什么吕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 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才使得西汉前期出现国力強盛的鼎盛局面”等等。由于明显地以吕后、武则天比喻江青，甚至号召拥立“当今吕后”，以致使很多省纷纷给中央发电报“请愿”，要求江青当党的主席。这些舆论都是在毛泽东健在时发生的，当然是得到毛的允许至少是默认的，否则，如此重大、敏感的问题谁敢如此胆大妄为？可见，江、毛原为一体。 “江”就是“毛”，“ 毛” 就是“江”。这个吕后，谁敢“击之”？

1974年11与人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这几个人都是江青的死党、亲信。毛看出了江青的意图，在信上批示说：“（你）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但他并沒有制止江的行为，更没有指出她不能接班。只是说她“积怨甚多”，要她注意养成人望，不要急于抢班。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蓉向毛转达她的意见：建议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排名朱德、董必武之后。待朱、董归天之后，王即接任委员长。毛听了对王海蓉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因为这时人人都已经看出，王洪文不过是江青的傀儡。

江青的放肆引起党内元老们的不满、愤怒。这时毛对江青可谓又爱又恨，愛恨交加，他说：“江青敢于反潮流，但不注意斗争策略，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她对我的思想理解的很深刻。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实捍卫者，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一心为公，容易把人逼到墙角里去。我看我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教育她要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

在1975年8月以后的坪《水浒》、批宋江运动中，毛在上层公开亮出了他对江青的评价，他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致的。她不会搞两湎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这时毛已意识到由江青接班阻力太大，决定以毛远新代之，所以语气中充满了对江青“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以上均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第39）

十分精明又十分园滑的周恩来也深知毛对江的态度，他在背地里说：“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

据辛子陵书中转引姚文元的回忆彔中披露，毛最初拟定的、并曾征询政治局委员们意见的主要接班人名单如下：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钖联

这是一个十足明显的“家天下”传承的安排，是毛泽东试图由“党天下” 过渡到“家天下”的明证。政治局委员们当然不敢指出这一本质，但对由江青接“皇位”均委婉地表示了保留意见。毛知道江青接班难以服众，只好另作打算。

1976年6月15日，这时毛己病重。毛召集他的心腹重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蓉在他的病榻前谈了些心里话，大有口授遗嘱的味道：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多年，把他赶到了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行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充分反映了毛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无奈。

毛最后圈定的接班人名单是1976年7月15日，这天毛召集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钖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当面口授，由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三人同时记彔。这回毛没有具体安排职务，只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常委名单排序：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

这应看作毛的最后安排了，此后没有更新。

按照这－安排，江青由最初“内定” 排名第一 的“党主席”降为第三位，排在毛远新、华国锋之后。毛如此安排，是不难理解的，首先，毛远新是他的亲侄子，无子传侄，名正言顺。再者毛远新年轻、完全由文革起家，几年來的表现（毛远新在辽宁捧出了一个“白卷英雄” 张铁生，创造了奇左的“哈尔套经验”，残酷杀害了张志新等等，可谓功勋卓著），充分展现了其生性残忍、狡诈的特点，深得毛的欢心。另外，还因为毛远新已经与陈锡联合作共掌沈阳军区，在军中己有一定实力。这比完全没有军队基础的江青可靠多了。当然，更主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不管是毛远新还是江青，都是“毛家人”，谁当一把手无碍大局，只求谁更合适，谁能坐稳这个大位。这样衡量，毛选定了毛远新。

排名第二的华国锋却是“异姓人”， 这有点值得研究。有人对华国锋的身世进行了认真的搜查，结果发现华原来是毛的非婚私生子。此说不知是否得到确认，暂且存疑。但从当时毛的安排看，华其实只是个首辅大臣角色，毛认为他虽然沒有能力，也没有野心，却有忠心，于毛家王朝有利无害，所以叫他充当周恩来第二。（可惜毛又失算了，后来正是这个华国锋与另一个“异姓王”汪东兴联手把毛家继承人毛远新、江青“一锅端”了，成了对一生一世专搞阴谋害人的毛泽东的的莫大讽刺。）

这个名单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王洪文、张春桥去掉了。江青面问其故，毛斥其“幼稚”，示意是恐老帅们不服，所以“左、右” 都去掉。其实是毛有意淡化“四人帮” 色彩，因为毛考虑到“四人帮”已招致上层普遍怨恨，而且他本人也公开批评过“四人帮”，那就让王、张委屈一下吧。在毛看来，由毛家人接皇位才是最重要的，其余都属次要，以后可以慢慢调整。

当然，这个名单其实只是 “内定”， 毛如果 真要如此安排后事，就应公诸天下，并采取措施让这些人先接位，掌握实权，以便平稳过渡。可他没有这样做。难道是毛考虑不周吗？当然不是。老奸巨猾、精于算计、一世专搞阴谋诡计的毛岂能连这一点也不懂？事实是：非不欲也，乃不能也。

先看这个名单吧：毛远新、江青、张玉凤是他的侄子和“后”、“妃”（ 张玉凤没有名份，其实只能算个通房大丫头），如果华国锋也算上，则子、侄、后、妃占了主体，汪东兴其实也不过是个“大内总管” 而已，地位与李莲英差不了多少。陈锡联则是毛远新的搭档，枪杆子“保镖”。剩下一个纪登奎，笔者对其不太了解，当然也是毛家的铁杆奴才。

完完全全 一个“家天下”的班子！能将这种班子公布天下吗？先说最重要的“皇位”接班人毛远新，他有什么资格接管这个庞大的国家、庞大的党呢？文革才大学毕业，当了两年兵就成了大军区政委，又一跃而成为“皇储”，还不是因为他是毛的亲侄子吗？“子死传侄”，也是封建帝制的传统，活生生的家天下安排！

“皇后”江青，早就是天怒人怨、众矢之的了。如今却要安排做真正的太后娘娘了。

张玉凤，实际上一个通房大丫头，也要高居庙堂之上，排在一般政治局常委之前，即使在封建帝王时代，这种安排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班子一公布，毛的功臣元老、大小官僚、数千万党员，以及几亿人民，将如何议论呢？那些天天听毛的教导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反修防修”，“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广大臣僚和党员，到头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为毛家打天下，是为在中囯恢复早被打倒、人人痛恨的封建帝皇制度卖命。他们该作何想？天天被吹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的毛，突然间变成了复辟封建帝制的袁世凯第二，又将如何向全国、全世界“革命人民” 解释 ？还有全世界的“帝、修、反”，该是如何借此掀风作浪……

这一切都可能因公布这个名单而发生。毛确实不愿亲眼看到他的“世纪谎言”被揭穿后的可怕后果。毛还知道，如果他真要公开按这个名单交班，还得准备动用武力镇压那些不会屈服的老干部、老军头，但胜负难料，搞得不好可能还要“重上井冈山”，他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还能够领导这场斗争吗？……

所以，考虑再三，权衡利弊，他只好采取这种“内部交班”的方式，算是对他的毛氏嫡系作了交待。当然，他们“接班”能否成功，那完全看他们的造化了，反正那时他已经去另一个世界了，他哪能管得“死后洪水滔天”？……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江青对待此事的态度。可以肯定，江青对毛最后这个接班安排是非常不满、強烈抵制的，不仅她由“女皇” 变成了“太后”， 而且他的股肱重臣王、张、姚都没有入选，难道她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大业” 就这么轻易让给毫无根基、一步登天的毛远新？但毛还在世，她不好公开反对，却在背地里积极筹划自已未来的班子，以便毛死后夺权。以下是粉碎四人帮从王洪文等处查获的江青版的接班名单：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囯务院总理：张春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在江青版中，毛远新被除名，彻底出局。华国锋也被架空了，成了徒有虚名的党的第一副主席。被安排任军委副主席的四人，都是江的亲信，掌实权。毛的嫡系之间的这种内斗，注定了后来被其对手各个击破。

那个被毛指定为未来 “国君”的 毛远新也没闲着，毛一死，他就在运筹从沈阳军区调兵“勤王”，以便按毛的“遗诏”登上宝座。只可惜他终究还“嫩” 一点，晚了一步，还没等其调遣到位，就被华国锋等人“一锅端” 了。

从上述可见，在接班人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在生前作出明确、公开的安排，导致最终其嫡系全军覆没，不是考虑不周，而是实有隐情和苦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毛打定主意要建立一个没有名号的家天下王朝，却无法公之于众，更无法名正言顺地叫全国人民来拥护。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偷偷摸摸的“内部交接”的办法。这种交班方法既缺乏合法性，也就缺乏权威性，所以，很快就被对手推翻了。

毛泽东一世搞阴谋、整人、害人，凭着他那超人的权术、残忍的手段，无往而不胜。然而可叹的是，到了晚年，到了生命最后关头，他的计谋却失灵了，手段也用不上了，结果重大的交班计划完全破产。可以说是“阴沟里翻船”了，呜呼哀哉。

何以至此呢？一言以蔽之，蓋源于其心术不正、见不得阳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连党内都无法公开，岂有不败之理！

二、邓小平的选择和毛泽东的无奈

邓小平是文革后期的关键性人物之一。

本来，邓小平是文革中全国名列第二的的“走资派”，所谓刘、邓、陶之“邓”。刘和陶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邓却无大碍。这缘于毛泽东他的的“区别对待”和刻意“保护”。

邓小平是1969年10月被流放到江西去的，由于周恩来的关照，江西文革当局对邓小平是颇为照顾的，安排在南昌郊区一个县拖拉机厂“锻炼”，每天做半天工，住在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一栋小楼里，人称“将军楼”。周之所以对邓所有关照，并不是私人关系，完全是按照毛的意图行事，毛指示，中央由汪东兴保持与邓小平的联系。可见毛对邓是留有余地的。文革中，很多比邓小平次要的当权派都被整得一命呜呼，林彪、江青当然也想将这个二号“走资派”邓置于死地，但没有毛毛泽东点头，他们无可奈何。“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只能是造反派的口号，报上仍不许点邓的名。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想到自己在反“二月逆流”中曾对老干老帅们说过要和林彪一起上山“打游击”的话，感觉“太过份了”。如今那个“副统帅”、“亲密战友”成了敌人，叛逃中死了，他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向这些老干、老帅表示一下妥协；另－方面，此时周恩来由三把手升为二把手，这让毛有芒刺在背之感，必须要设法对其加以制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想到重新起用邓小平。。

江西那边，邓小平也心有灵犀，他在与拖拉机厂的工人们一同听传达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后也感到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反复考虑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据说前后写了四封信)，认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毛对自已的处分是罪有应得，又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处理。当然重点是希望能重新出来“为党”工作。同时反复、郑重表示：“永不翻案”。

这时周恩来已经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毛的政府主要靠周恩来支撑着，而周有些力不从心了。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直接向毛进言，要求让邓复出工作。叶更多地是把邓当作潜在“盟友”，以期增強自己与文革派抗衡的力量。而周恩来则相信，以邓的政治理念和行事作风，不可能成为江青等人的伙伴，而更可能成为自己的盟友。

毛则有更深的打算。毛对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都不滿意（公开斥责“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其实质则是因为周、叶骨子里对文革持抵制态度。从毛的本意来说，他当然想让文革派独揽大权，但事实上办不到，他曾经把王洪文、张春桥安挿到军队任职。无奈，军队暗中抵制，阳奉阴违，使王、张仍如军中的浮萍。毛也不敢把老干、老帅逼得太急了，怕他们万一撕开脸皮，与他公开对抗，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终于想到，要找一个两派都能接受、而且在党、政、军中拥有雄厚根基的人物，这个人可取代周恩来，又能成为自己的代理人。毛把目光锁定在邓小平身上。

毛做出这一决策肯定经过反复考虑，仔细权衡的，先从历史和政治路线上考察，邓从来都是坚定站在毛的路线一边的人。还在中央苏区时代，邓就是受到王明路线廹害的毛派四大干将“邓、毛、谢、古” 之首。在延安整风中，邓是受到提拔重用的少壮派之一。建国后，邓被从军队转移到地方，并被破格作为“接班人” 培养。1957年11月毛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当面问起毛是否有自己的接班人人选时，毛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而对邓小平则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总的看，对邓的评价在刘少奇之上。

再从邓的资历看，邓在“长征” 时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共内战中曾任淮海战伇和渡江战役前委书记，管辖、指挥两个野战军（中共总共才四个野战军）。在党、政、军中都有足够的资望和基础。

毛对邓的不滿主要是在大跃进运动后期邓跟了刘少奇，附和了刘少奇为挽救饿死人而釆取的政策措施，从而使毛认为邓成了刘少奇的人。1964年12月28日毛借口邓小平不让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而演出的一幕，宣示毛将邓也作为了自已的政敌。其实，这是毛的误会。邓任何时期都没有背叛毛，只看在在七千人大会上邓的表现就可以得出这－结论。在刘少奇对毛的“突然袭击”之后，林彪单骑救主，作了那翻“挺毛”的颠倒乾坤的讲演之后，邓小平在二月六日登台发言，他把这场反省大跃进惨败、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变成－场为毛歌功颂德的讲台，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没有一句自责自省的话，实在与林彪的讲演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也就可见邓之用心良苦，想见邓之为人。此前，邓在反右运动中任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成为毛的主要助手；在与苏联共产党辩论中担任中央反修领导小组长，挂帅弄出了个“九评”。可见其人从来都是毛的铁杆支持者。

但毛是个眦睚必报的人，又是个只记仇不记恩之人，他不能容忍邓的那怕－丝“动摇”。所以在文革中毛仍然决定对邓进行报复，让他尝尝被打倒、被“火烧” 的滋味。不过很明显，他把邓和刘少奇区分开来，对邓留有余地，并在暗中寄予希望。

在毛看来，如今邓己经吃够了苦头，尝够了被打倒、被抛弃的滋味，此时如果再次起用他，必然感恩戴图报，忠贞不二。

毛起用邓的直接用意是以邓代周，逐步摆脫对周恩来的依赖。再则，寄望邓开创全新的“一元化”政治局面。从毛来看，当时中国的政局是不统一的。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地位上升，在囯内外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周的周围己经聚集了所有在文革中被打倒、被“火哓”对文革心怀不满的旧臣，成为反文革的核心力量；另一边是由他支持的文革派。但他知道，他扶持的文革派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他用十年心血谛造的文革事业，包括他建立毛氏王朝的计划，都可能毁于一旦。所以他要物色一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之人。

这个人是谁呢？毛思来想去给出的答案是：这人只能是邓小平。

从后来的事实看，毛在这场豪赌中只赌赢了一半，那就是邓坚持了毛的基本执政理念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也即后来邓所宣示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他赌输了的那一半则是邓的“灵活性”， 邓没有坚持毛的文革政策，原因是邓认定那样下去可能带来亡国亡党的灾难。为了救党，邓坚决把毛那些东西抛弃了，也把毛的嫡系“毛家班子” 铲除了，将毛的“家天下”还原为 “党天下” 。邓还按照他自己的“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的理论，将市场经济这只“猫”拿来为我所用，完全抛弃了毛式社会主义。总的看，毛选择邓有得有有失，得失参半。

当然，这有些是后话。在当时，毛认为他起用邓小平绝对是个“全胜”选择。他的如意算盘是：邓小平复出后会“改邪归正”，会一心一意归顺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很快地与他的文革派（毛后来给他们取名“四人帮”） 统一起来，融为一体，从此中国在毛主义统治下万寿无疆。

为了能笼络住邓，毛不惜代价。十大之后的1973年12月，毛任命邓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总参谋长，使邓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实权人物。毛还使出极其阴险毒辣的一招，试图事先拆散邓与周、叶可能的结盟。就在任命邓为总参谋长之际，毛故意当着周恩來、叶剑英和几个大军区司令员们的面，斥责周主持的政治局“不议政”， 叶主持的军委“不议军、不议政”。 意在向邓表明：我起用你，就是要你取代他们，你要与他们划清界线，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毛接着又说：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来……一打起仗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願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在场的人都清楚，毛的这几句话是赤裸裸地射向周恩来的，因为他之前说过周恩来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在含沙射影骂完周之后，毛又当着大家的面力挺邓小平，说邓是他和政治局为大家请回来的“军师”。 军师也者，诸葛亮一类人物也，可见地位之高；同时诸葛亮又是个忠心为主的主儿，连对阿斗也耿耿忠心。毛对邓的期望和要求，己经全在这句话里了。毛当着重要领导人的面抬邓辱周，其用意是明显的，那就是要邓（以及所有人）与周划清界线，不要和周搞到一起，要绝对做他老毛的忠臣、奴仆。

可惜的是，毛这一切良苦用心后来都成了瞎子点灯白费腊。事情沿着与他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破坏他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的，首先是他的嫡系文革派、而且主要是江青。毛完全低估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邓势不两立的心态，同时也忽略了邓与他们在执政理念、执政风格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就邓来说，是个讲求实际、干实事、不尚空谈的人，在治国安邦上，他倾向于抓经济建设，反对空喊口号，这一奌与周恩来等人不谋而合，也成为后来周、邓、叶结盟的思想基础。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主要靠搞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起家，热衷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反对“埋头垃车”，不“抬头看路”。与邓的风格完全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所以邓复出后全力抓经济整顿和建设，立即被文革派批为“唯生产力论” 和“经验主义”。

另一方面，邓的強势作风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又与江青以皇后自居、独步天下的“斗争精神”互不相容。最终导致针尖对麦芒式的内斗。

江青为了阻止邓“飞黄腾达”，先后发起了针对邓的主动进攻，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却不想这样一来被毛泽东认为干扰和破坏了他的将邓与他们“合为一体”的伟大战略部署，使得毛极为不快，廹使毛不得不出面干预，批评江青。

另一方面，邓小平复出后并未能如毛预期那样，与周恩来斩断关系，站到自己和文革派一边。事实是，邓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展示对毛的忠诚，暗中则主动与周、叶联络。1973年4月9日，回到北京不久的邓小平夫妇去到玉泉山探望病中的周，看到焦瘁不堪的周，文革中大致相同的经历，共同的治国理念，对形势大致相同的看法，很快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邓原谅了文革中助毛为虐的周，冰释了前嫌，之后，邓与周、还有叶剑英很快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

就邓来说，他自有一套对形势的判断方法：文革已经搞了七、八年了，己搞得民生凋蔽，社会混乱，国运艰难，长此搞下去是不可能的。邓还知道，现在文革派表面上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完全靠着毛的庇护、支持，但毛年事己高，颓象显露，不会久于人世。文革派和四人帮没有根基，不说人心背向，单说军权不在手里，毛一死就得完蛋。这个时候，他投靠四人帮，只能是自取其辱，招来千古骂名。他没有那么傻。只是他要应付毛，不让毛对他再起怀疑。

就在此后不久，1974年7月，毛在做例行的体检时，查出患上了一种叫做运动神経元病的不治之症，据医生估计，毛只能活两年。

这一重要讯息首先呈报到周恩来的案头，周又告知了叶、邓，大大鼓舞了三人的士气，巩固了他们之间己经形成的联盟。他们同时决定严密封锁这个消息，不让“四人帮”知道，对毛则谎称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反应”云云。

毛对自已的病情一无所知。但这时的毛，已经对邓有了一些戒备，不过仍然坚持原来的拉拢方针。1975年1月，邓又被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代行总理职权。真正的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了。毛对邓来说，可谓用人不疑、皇恩浩荡了。

被委以重任的邓，仍然坚持他的以抓经济、抓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为防备四人帮的攻击，邓又提出以毛的“三项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経济搞上去）为纲”。 这虽被毛和四人帮批为“経验主义”，但毛最终迁就了邓，因为他要靠邓帮他整顿眼前的烂摊子。邓还抓紧时间，在1975年的六、七月份与叶剑英联手，对军队进行了整顿，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为毛死后消灭四人帮、控制大局预作准备，打下了基础。

这期间，毛也作过考察邓小平政治态度的试探。1973年12月毛亲自组织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判，毛指定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列席批判会。邓知道毛要借此考验他的政治立场，他在会上对周进行了不失严厉而又警醒的忠告，其中特别提出：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邓的这个警告十分高明而精准，它既滿足了毛的要求又实际上不对周造成伤害。就毛来说，邓代表他说出了他最想对周说的话：不要利用你今天的地位向我挑战，企图取我而代之。而对周来说，邓知道周本来就没有觊觎毛位的野心。最后，他也向毛表了态：我既然叫周警惕自省，自己当然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了，你放心吧。

邓交出了令毛满意的答巻，毛放过了他。此后的一年多里，由于毛本人老弱多病，又患白内障几乎眼瞎，对政局控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邓得以自行其是。面对江青等人 告发邓的“不忠”，他将信将疑，只能釆取在邓的周围安挿四人帮的人马的办法，以使其相互监视，相互牵制。

1975年7月下旬，毛成功地进行了摘除白内障手术，困扰他一年多、眼睛几乎瞎去的痛苦一朝解除，令毛雄心又起。紧接着，他决心报复邓和周。便发动了一场“评水浒、批宋江” 的运动，这场运动的重点便是所谓批宋江“投降、被人招安”，实际上就是影射邓小平被周恩来“招安”了。这表明毛己经初步认定邓小平“背叛”自已，要对其进行打击。

不久，毛又作出了重大决策，将在东北的侄子毛远新调进京城，充当了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实际上是充当毛的代表，也是一种“皇储”身份。表明毛己决定以毛远新取代江青，挑起延续毛家王朝的重任。

毛远新以其不同凡响的毛主义功底，发觉邓不是“自己人“，向毛建言对邓进行直接考察、甄别，其判断的关键之处则是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毛泽东进言说：

“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的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一语惊醒梦中人。毛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决心彻底弄淸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先叫毛远新偕同汪东兴、陈钖联当面向邓问个究竟。结果邓表示：完全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说毛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

邓小平这个委婉回答可谓棉里藏针，不温不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毛听后虽然恼火，但却抓不到什么把怲。毛知道，不能跟邓小平辯论，搞文革就是靠暴力、靠压服。他想出了一个直接判断邓对文革态度的招数：1975年11月20日，毛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并指定由邓小平主持会议，作一个肯定文革的评价，毛同时给邓定下了答案——底线：“（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毛看来，这是最低要求了。

然而对邓而言，这无疑是个关系到他的仕途命运、也关系到他身后青史留名的重大考验。这时他考虑的集中之点是：毛活不过明年了，毛嫡系的寿命也就到头了。还有什么必要继续伪装下去呢？思想斗争的结果是，他委婉却坚定地拒绝了毛的讹诈和要挟。当着130多位党的要员，邓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原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的说法很策略、委婉，其实他哪里是什么桃花源中人（中国哪里还有桃花源），他曾是这场阴谋运动的受害者，被愚弄者。他没有参与决策，当然对这场运动也就不负责任，也就不予置评。然而其对文革的否定态度昭然若揭。

谈砸了。毛与邓的关系迅速向质的变化转变，由此直接导致了之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可是，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即便如此，毛在对待邓小平的问题上，仍然与对待刘少奇、林彪迥异，他一忍再忍，直到最后，仍想挽留邓。1976年1月20日，此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巳经一月有余，邓自觉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己不合适，遂向毛写了一封信，主动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日常工作的责任”。 毛却以此事为借口，为邓小平作了又一次开脱，毛说：

“（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意做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

毛泽东说的不是事实，刘少奇是作过“自我批评”的，而且作得比邓还“深刻”，可毛连一条生路也没有给他留下。林彪不愿作自我批评，是因为他看清了那是毛为他设下的陷阱。

毛之所以屡屡给邓“法外施恩”，其原因大概是：一是邓是他自己选中，给予复职的，他还亲自为邓吹嘘，他不愿很快否定自己。二是毛清楚，邓是个能治国安邦的人才，特别是他在军队中有强大的背景，这是包括四人帮、华国锋等人都不具备的，如能把邓争取过来，他身后的事就可一解百解了。三是，毛此时可能已经隐约感觉到，在他死后，他选定的班子、嫡系，可能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 他们的对手就是老干派，其首领就是邓小平，他必须在生前对邓妥协一下，以免自己死后嫡系遭灭顶之灾。

总之毛在安排后事上已经黔驴技穷了，除了拉拢邓小平，沒有别的办法了。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毛的这一打算也落空了。这时的邓小平己不是刚复出时的邓小平了，他已经重建自己的权力网，毛不能随意剝夺他了。邓看准了历史的大趋势，不再违心迁就毛。

不久就发生了1976年4月初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尊照毛的意旨，当局釆取低调报导、低调处理的做法，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终于在这年4月4日和5日清明节期间，引发了数十万群众借悼念周之名、举行反毛、反文革的政治大集会。一意孤行的毛指示用武力驱散并镇压示威群众。同时毛泽东此时也意识到，他的拉邓战略已经破产了。这使他想到了在他死后局势可能对他的毛家班子更加不利，后事变得更加凶险难测。此时毛虽然对邓已经绝望，但理智告诉他，对邓不能斩尽杀绝，给邓留条后路，也即给四人帮留条后路。

大概基于这种考虑，在对天安门事件作出处理时，毛令人意外地仍然保留邓这个“幕后祸首”的“党籍”，“以观后效”。这与过去任何党内公开斗争中毛采取的斩尽杀绝风格迥异。

更令人意外的是，毛不但未抓捕邓，反而叫汪东兴将邓小平从原住地转移软禁起来，实际上是保证邓的生命安全。可以看出，毛这样做是意识到，如果邓小平被四人帮搞死，也许就不是在他死后，而是就在眼前可能爆发“清君侧”的内乱，届时自己的下场都不可预知了。可见，这时毛对邓是有所顾忌的了。

毛釆取的另一项措施是任命华国锋为总理，而不是曾経设想的以张春桥为总理，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对立。

毛的这些措施其实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并没有多大作用，但他己别无他法。

毛为毛家班、四人帮所作的最后努力是在他临死的前夕，政治局成员奉命前去与他“告别”之际，人们排着队从他的病榻前走过去，用目光与他告别。人们一个个走过去了，忽然毛示意已经走到病房门的叶剑英回来，叶走回到毛的床边，在这关键时刻，毛张口结舌，却出不了声音，二人相顾无言，待了一会，叶只好离去。

这是官方的报道。在这最后时刻，毛要向叶剑英说些什么？为什么他只选定叶一人说话？这些自然已成千古之谜。但我们知道，毛如此动作，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向叶交待。叶是他平生最信任的人之一，据说长征中与张国焘会师，张对毛等中央红军领导人起了杀心，电令与毛部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执行清除毛等的任务的电报，就是叶剑英告知毛、周的，毛周等才得以脱险。可见毛、叶关系不同寻常。文革中毛让叶剑英任军委秘书长，地位仅次于林彪，林彪出事后叶成了军委的实际负责人。但是，由于叶与四人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毛在最后不得不“免”了叶的军权，试图把这个职务它交给了四人帮的党羽陈锡联。然而令毛意想不到的是，叶却不肯听令，“赖”着不肯定，仍然将军权牢牢攥在手中。毛知道，四人帮与老干们的对立，最后可能要靠武力摊牌。叶剑英就成了关键性人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毛想起还是应该把叶剑英拉过来，让他与毛远新、江青等人“重归于好”，起码叫叶不要伤害他的“未亡人”和亲侄子，于是想来一次临终托孤……可惜，为时已晚了，这时的叶是不可能改变立场的，即使毛真的对叶说了什么“托孤”之类的话，叶也会说“毛不能言语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托词呢！

毛泽东犯了另一个致命错误是，他没能使自己阵营形成“统一战线”。毛家班子、四人帮内部始终处于矛盾、内冮状态，江青不服毛远新，毛远新不服华国锋，华国锋视四人帮为对手。毛泽东则被华国锋表面的“朴实少文”所蒙蔽，以为他会成为毛家班子的忠实辅臣。更没有料到汪东兴这个大内总管也在觊觎着更大的权力……说到底，是毛泽东苦于他的家天下计划不能公之于众，所以不能确立一个正式的皇储班子，名正言顺地把权力交给自已人。于是，毛阵营始终处在四分五裂、勾心斗角的状态，结果是毛尸骨未寒，老干派还没有动手，四人帮倒先被“内部”（华、汪原为毛的自己人）给搞掉了。

可是，“先下手为强”、自以为得逞的华国锋也没能高兴几天，因为老干老帅们不可能容忍象他这种在文革时代飞黄腾达、助纣为虐的“毛家班”成员继续毛的文革路线，继续独揽大权。终于，没有等多久，华国锋就被迫将最高权力转移给邓小平为首的老干派了。也许看在他搞掉四人帮有功的份上，邓没有过多为难他，留给他一个空位子，算是宽大为怀了。

历时10年，“死人两千万，整人过亿”（叶剑英的说法）的文革就这样不了了之终结了。历史在划过一个巨大的、360度的轮回之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文革前的当权派重新上台，重新当权，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格局面恢复了，政权实质没有丝毫改变，只是重新上台的统治者对人民，特别是对“造反派”的专政、报复更加凶残、更加疯狂了。邓小平掌握权力之后，总结毛的统治得失，改行务实的政策，他抛弃了毛那套假、大、空、害人害己的“文革路线”， 在坚持共产党－党专政的前提下，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经济，也就改善了民生，缓和了社会矛盾。共产党得救了，共产党中国得救了。

邓的另一个明智之举是废弃了毛的“家天下”的打算。邓己经看到，毛泽东为实现自己“家天下”的传承而大肆排除异己、杀戮功臣不得人心，激起众怒，既不可取也不可行。而且邓小平也不可能象毛泽东那样组建自己的“邓氏王朝”，他的大儿子已在文革中残废了，夫人卓琳和另几个子女也不具备做“邓二世”的条件。于是，他选择了继续“党天下” 的老路。对于党的一把手，改为有任期的“协商选任”制。在确保全党有一个“领导核心”的前提下，让全体 “红二代”接班，让他们确保政治上的特权，还捞足经济上的实惠。于是，人人分得一杯羹，皆大欢喜。可以说，邓小平是文革“笑到最后”的人，最大的赢家。

不过，对这个最后最大的贏家，我们过去对他的认识不太全面，也不太正确，直到后来他亲自发动了六四大屠杀，才知道他原来是毛的专制极权政治的忠实维护者。人们曾经以为他是反毛、反文革、反四人帮的英雄。但事实证明，邓既不反毛、也不完全反文革，他只反四人帮，那只属于高层内部的派系斗争。前面我们己经讲过，从历史的一贯性看，邓是毛忠贞不二的辅臣，得力的助手、打手。被毛“特赦”复出后，其政治立场没有丝毫改变。邓竭尽所能，在经济上为毛修补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政治上，他没有给毛造成任何威胁和麻烦，在政治大原则上邓始终是忠于毛的，这从其执政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 以及“六四” 大屠杀等事件中得了充分的证实。

即使对于文革，邓也只是反对打倒、廹害老干部，即原来的当权派，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志、战友。而对于文革中的造反派，对于草民百姓，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的态度鲜明：对于一切不驯服的“刁民”坚决镇压。这与他在“镇反”、“反右派” 等运动中的作风一脉相承。在文革复出后邓依然不改其对人民群众的強势作风，为了维系共产党对人民的绝对统治，他不惜血流成河，滥杀无辜，毫不手软。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远在“六四”之前的亊例，那就是1975年7月发生在云南的“沙甸惨案”：

沙甸是云南蒙自地区一个回族行政村，全村7000多人。文革中，当局派出的工作队在村中橫行无忌，村民被禁止信教，教堂被占，过宗教节日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宗教经典被焚毁，宗教信仰的习俗被强行制止并肆意亵渎。回民忌吃猪肉，村里的水井却灌进了猪肉和猪骨头，教民们被强行披着猪皮游村，还迫使他们学猪叫、学猪走、学猪滚，受尽侮辱和折磨。村民们哀求、上访都毫无作用。无奈的村民们只好组织起来自卫，拒绝、阻止当局的工作队进村。于是被一级级的“革委会”认定为“反叛” 和“现行反革命”。回民选出代表进京控诉，王洪文亲自接见并告知：“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武力解决）。”对村民的正当、合法要求则完全不予理睬。

此时该村已被当局调遣武装民兵团团包围，但地方当局向中央诉说“火力”不足，要求派正规军支援。

此时邓小平复出任三军总参谋长，只有他才有权调动部队参与镇压。邓与王洪文一同作出了以武力镇压、毁灭沙甸村的决策，下令调动炮兵部队参加“平叛”。

1975年7月29日凌晨，对沙甸村武装进攻开始，先是用各种火炮，火焰喷射器轰击、焚毁村寨，沙甸村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全村4400多间房屋无一不遭炮火摧毁。900多村民被炮火和随后的“战斗”打死，600多人受伤。其中有157名男女老幼是举着双手投降走出村寨时被野战军和民兵射杀的！主要村寨攻陷后，军队又对其他回民居住村屯开展武力扫荡，共计打死1600多人，伤、残近4000人。“平叛”之战结束后，又以“叛乱”罪名逮捕、枪杀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以上引自朱长超的网文：《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

就这样，邓小平与王洪文“联手”制造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本来邓小平与王洪文、四人帮是势不两立的，但是在血腥镇压草民百姓方面，他们“联合”起来了，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两人本质上完全是一丘之貉。后来沙甸惨案在胡耀邦主持下获得平反，但只能将罪责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了事。

邓复出期间还有另一桩间接的罪恶。1975年春夏河南大水灾，扳桥水库有溃埧的危险，一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唯一的办法是立即让空军炸掉水库的副垻泄洪。而这只有时任军队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才有下令出动空军炸毁副埧的权力。然而这时邓大人却在外打桥牌不接电话。结果，听任发生了这场旷世的、死人24万的大水灾。扳桥水库死人案被联合国列为“人类最大技术灾难”之首。邓小平为此至少犯下渎职罪。其时邓复出不到两年，其草菅人命的恶霸作风就己暴露无遗。由此可见，其后邓的“六四”大屠杀决不是偶然的。

此外，邓上台掌权后的恶政还有：挑起保护红色高棉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扼杀北京“西单民主墻”；推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罢黜两届较开明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邓还有两桩残忍不亚于六四屠城、却被当局长期掩盖的罪恶，其一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邓发动的“严打” 运动，这场严重破坏法纪、草菅人命的残忍运动居然延续了20年之久，在这里不妨作－简单揭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文革时代严酷统治下获得“松綁” 的人们，有了一点放松的感觉，社会上也就多了一点“自由” 之风气，特别是打破了毛时代的禁欲主义，娱乐场所开业了，男女之间的接觸多了，免不了有一些“越轨” 的行为（但远远没有达到今天“开放”的程度），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決非什么大问题，即使有违法行为，也完全可以通过加強法制和教育的正当方式解决。

可是，习惯于对人民进行极权统治的邓小平及其同伙，便认定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负责政法工作的彭真等不断制造“乱世用重典”、要“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活动的舆论。1983年7月，“太上皇”邓小平亲自出马作出开展“严打”的决定。

应该说，如果因为犯罪增多，或者现有法律过于宽容，或执法不严，那么，通过健全法制，打击犯罪活动是正常的。可事实绝非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场当权者滥施淫威、为所欲为、以无法无天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实施野蛮屠杀的恶行，是一场肆无忌惮的大恐怖、大屠杀，其本质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完全无异。彻底暴露了邓小平蛮橫、残暴、视民命如草介的暴君本质。

且看邓釆取的主要手法：

1、重拾毛的运动方式，实行所谓“全党动员、首长动手、统一指挥、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限期抓出成果”等毛式运动惯技。邓小平本人因受文革迫害，上台之初曾经申言：从今以后永远不再搞“运动”。 可是言犹在耳，一旦大权在握，立即变脸（邓为了复出，向毛保证“永不翻案” 亦属此类）。仅此一点，即可见其朝三暮四、言而无信，实为毛的“好学生”。

2、效法毛的“无法无天”，全面破坏法制，为所欲为。在邓的示意、操纵下，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超越法律，越俎代庖，作为运动的最高准则。又廹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原有刑法作岀重大修改或废弃，主要有：

——大大提高量刑幅度，对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拐卖人口罪均可判处死刑。

——死刑判决权下放至基层法院（执行中很多地方实际上将权力下放到乡镇的党委会），釆取党委讨论定案，法院宣判的方式。

——对过去已判决的非死刑案件，可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劳改刑满和劳教期满人员一律不准释放，永远“留场就业”。

——剥夺被告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不准上诉，上诉者加倍处罚。

——各级法院实行速判速决，特别对死刑犯要“速判快杀”，即鼓励放手杀人，放胆杀人。

此外，还降低对证据的要求，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只要求所谓“基本清楚”即可判、可杀。

面对上述严重破坏法律、法纪的行为，有关法律专家虽然内心不满，但在邓的高压下，无人敢正面提出反对意见或质疑。公安部曾给中共中央一个报告，因为措词不够激烈，被邓当面批为“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丢进了废纸屡。由于邓亲自挂帅，又 事关“无产阶级专政”，谁也不敢支声，生怕惹火烧身。相反大批各级当权者和御用学者都为其拍手叫好，鸣锣开道。（ 但是，对外则大肆宣扬当时中国是所谓“太平盛世”）。

在邓及其党羽的全力推动下，中国大地顿时腥风血雨，鬼哭人嚎，到处都是拉着警笛呼嘨而过的行刑警车，到处是法院打满红叉（死刑）的布告，令人胆战心惊。据官方统计，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即从1983年8月至12月，全国即逮捕108。29万“罪犯”（ 杀了多少没有公布）。

在如此“严打” 之下，制造的冤、假、错案可想而知，大概不亚于毛式政治运动。过来人偶尓记得的是：十五、六岁少年有“调戏”其女友的行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跳舞过程中熄灯数分钟跳贴面舞，杀无赦！有小偷窃得人民币20元，判刑20年；河南巩县24岁的青年农民魏清安在事实不清、又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半年后真正凶手露面才知是冤杀。但对冤杀者从不追责，更无国家赔偿。还有数不胜数的趁机公报私仇者、蓄意诬陷者，不少地方为了完成成捕人、杀人指标而滥捕、滥杀无辜，某省党委政法书记在当年的“严打”中要求必须凑够杀一百人的整数……

邓小平并不满足于一年半载取得的成绩，也不肯在三两年内结束运动，他声言要将“严打” 永远打下去！使之成为一项“超级运动”和高悬于全囯人民头上的达摩斯利克之剑。这点甚至已超过毛，因为毛也没有将一场运动延续二十多年之久。直到邓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1996年，有关部门才修正了邓氏的一些恶法。拖到2005年6月，横行22年的这一恶政才正式宣布结束。

（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崔敏文：《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另一桩罪恶是贯穿其复出执政始终的所谓“计划生育”决策。人口政策本是一个国家正常的民政范畴，不管是奖励或抑制人口，都是采取宣传教育、精神或物质引诱的办法。唯有在邓执政的中国，却被当局搞成一场腥风血雨的暴力恐怖。回首当年，很多地方刷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标语：“哪怕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因为要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极端政策，多少人被搞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中国广大农村，常年上演“计生干部进村” 的恐怖剧，甚至比当年“鬼子进村”有过之而无不及！鬼子来时人们可四处逃匿，共产党来了人们无处可逃，只能任其砸锅拆屋（罚款），或被捆绑“阉割”（结扎），有的人当场死在简陋的手术台上，有的成为终生残疾，无数家庭因此破灭。据后来官方公布，全国取得了少生三亿人口的伟大成绩（也就是说，直接、间接屠杀了三亿婴儿）

中国的“计生运动”长达二十多年（主要在邓的执政时期），制造的罪孽罄竹难书，它同时给国家、民族、家庭和个人带来的灾难难以言说，有关此一恶政需要专题研究和揭露，在此不展开论述。邓作为其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难辞咎。

有关这一切，都与邓的刚愎自用、残忍而刻薄的个性分不开。有一件事情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据知情人透露，曾被中共宣扬“中间放不下一个顿号的刘邓”即刘伯承与邓小平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那么美妙，1958年中共军中反教条主义，刘伯承挨整，邓小平就是这个批刘领导小组组长，他不断给运动加码，让刘伯承苦不堪言。到文革后，邓小平掌权，别的人都给平反了，唯独不给刘伯承平反。对“最亲密战友“如此，就遑论它人了。

总之，事实充分证明，邓从来就是一个草菅人命的“铁腕”极权主义者，六四大屠杀只是他秉性的大暴露之一。由此也就可知，毛为何那样赞赏邓，为何对邓一再挽留，法外开恩，难割难舍。

有人说，邓当政后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挽救了国家，总起来说，他功大于过。但论者忘记了：他拯救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极权政权，使共产党－党专政得以无限延续，发扬光大。所以，总的来看，邓应是“过大于功”，而不是相反。

尾声：毛泽东得到和失去的……

最后、不能迥避而又值得推敲的－个问题是：毛泽东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得到了什么？他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表面上看来，他收获不少：消灭了刘少奇、林彪两大政敌，还有他自认的大批潜在的政敌、走资派。还消灭了大量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包括传统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造反”的刁民；摧毁了无以计数的“封、资、修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普及了毛主义，把偌大的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尸骨如山，血流成河……

但是，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知道，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被他打倒、原计划要大换班的原来的“走资派”，后来都东山再起，重新上台执政；更为糟糕的是，通过十年文革苦心培养起来的“文革派”和毛家班子却在他尸骨未寒之际被彻底消灭了；原来以为通过文革可以造就毛氏王朝万世基业，将“老祖宗”秦始皇的事业发扬光大，结果未及二世，就变成了黄粱一梦！……

而且，进一步推想：如果没有文革，货真价实的毛主义可能还会延续更长的时间，恰恰是这场文革，使人们包括毛的忠臣旧党，看清了毛的“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原来是排除异已、铲除政敌、建立独裁专制的毛家王朝的幌子，结果引起了反弹，继任者大规模“复辟”了资本主义，使中国彻底“变修”、变“颜色”了……

如果没有文革，人们也许会认为毛是一个列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怎样还算个共产主义“革命家”；但是有了文革，毛泽东的一切光环和外衣被他自己剥得精光，人们发现他不但是当代秦始皇，还是试图恢复封建帝制的袁世凯一流人物，是一个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窃国大盗，民族败类，一个毁灭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

文革是大坏事，是亘古未有的大浩劫；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它也未尝沒有“好” 的一面：如果没有文革，也许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内，仍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仍然生活在天天“早请示、晚汇报”，见面先要背“毛语彔”的时代……

文革的一大“功劳”是：它使许多人露出了真相，现出了原形，首先是毛泽东自己现出了原形。1300年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叫《放言》的诗，诗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假若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与黄炎培作了“窑洞对”之后突发心脏病死去，后人也许要将他列入“争民主、反独裁斗士”的名单中去；

假若1949年10月的某一天毛突然抱病归西，历史或将记载他“历经艰辛，创建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假如他只活到五十年代初期，历史的评价也许不会太糟……。

可惜他活到了1976年9月9日，（实际死于8日晚9时，当局为了“对应”当年毛的“秋收暴动” 把他的死期延长了－天）历史只好把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毛泽东的最后岁月是凄凉的。伴随他打江山的“亲密战友”大多数都已“见马克思”去了，而且相当部分是他亲手“送”他们去的。在经历了太多的阴谋诡计和黑暗丑恶的内斗之后，他变得不相信任何人，常常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发脾气、撕文件、摔东西。他是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包括江青在内他的家人都不能随便进入他的住处。他不相信任何人，没有一个“知已”，据张玉凤回忆，毛曾多次找来周恩来、重复问周一个问题：我周围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则恭谦地回答：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哈哈大笑。周和周围的人则禁若寒蝉，面面相觑，汗流浃背。

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后，毛自知人心己失，变得更加多疑、乖戾起来，甚至对他最宠信的大管家汪东兴也起了疑心。一天，毛突然正色对汪说：“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吓得脸色骤变，当即跪下磕头如捣蒜，向毛反复发誓效忠……

看来毛的直觉还是以较灵敏的，果然，毛尸骨未寒，汪东兴就协助华国锋发动了对“四人帮” 的宫廷政变，把毛的“未亡人”抓进了监狱。

一代大阴谋家最终陷在自已缔造的阴谋陷阱里不能自拔，也算报应了。

最后的岁月里，毛在诺大的中南海里孤独地躺着，没有几个人能去见他。没有温情，没有亲人陪护，没有人能诉说知心话。他一辈子反对“温情主义”，反对“人性论”，不准别人讲人性，自己也没有人性，一辈子连一张全家福也没照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有政治局委员轮流守候，但这些“政治动物”能给他带给他什么呢？他们只能相顾无言。他一生崇尚斗争哲学，与任何人只有“斗争” 的关系，还能有别的关系吗？没有了。幸好，他平生好色，有几个年轻女子侍候左右，到了死神将近的日子，靠近他的也就只有几个护士兼情人了，然而这时他也不需要她们了。

他没有遗嘱。对这个世界没有赠言，没有留念，更没有歼悔。

最为巧合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一生号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信鬼、不信神的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上天仿佛要报复似的，不断向他发出“天六帝”存在的警示：

1975年4月下旬，毛从工作人员的读报中，得知吉林省降落了一场空前的陨石雨，陨石散落的范围有500多平方公里，最大的一块陨石达1770公斤，乃全球陨石之冠。按照“天人感应” 学说，“天雨石”即天崩也，乃异兆，凶兆，是上天对有不轨、不敬行为的统治者的一种严厉警告。……熟悉经史、知晓图谶之学的毛想到这里，立即从床上坐起，叫护士小姐扶起来移步至窗前,望着远处辽阔深邃的夜空，陷入了沉思……

接下来是河南暴雨，几百座大小水库垮塌，二十几万人成为鱼鳖。按传统的说法这叫“灾异”， 也是也上天对统治者的严厉警告的方式之一。

更大的警示来临了，1976年7月28日，地近京 畿的唐山发生8级大地震，实实在在的“地裂”！城市顷刻化为废墟。官方公布死人26万多，非官方估计死亡60万。不论是那组数字，都是自然灾害史上死人最多、最大的一次灾难。毛喜欢“史无前例”，老天成全他了。

“天崩地裂”！没有比这更大、更厉害的上天警告了。如果联系到北京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和全国性的骚动，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天怒人怨”……

毛泽东这时已经不能行动了，然而，每次躺在病榻上听别人读报和汇报时，他都神情严肃，不言不语，呆若木鸡。

他在想什么？从来不信鬼神的毛也许感到冥冥中有鬼神在向他怒斥：如此暴虐，天怒人怨，不死何为？！

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毛泽东死了，文革也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