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四十八

如石

之后，让毛继续憋气的事，接踵而至。

其一，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得道歉”。 1

周讲话后，因要赶回北京准备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由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2当陈毅在讲话中说到：“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此，陈毅站起身，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3

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三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响起六十多次掌声和笑声。但是党内有人不满意了。据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普通的党员干部也有的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4 可见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之深之广。

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在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如果说，广州讲话是中央领导人的明确表态，那么，政府工作报告则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全国人代会通过的中央正式意见。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新结论（其实是重申一九五六年已经公开宣布过和党内决议过的旧结论），在8月份北戴河会议后，又遭质疑乃至否定。此是后话。

结合之前刘少奇说的“除了彭德怀，都可以平反”而在党内外正在大力进行的对错误分子、右派分子犯罪分子等平反工作，成为在其后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所指责的“翻案风”。

其二，5月，毛泽东听取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毛听后反应冷淡，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5

这是毛对包产到户第一次明确的表态。只是，这并未引起田家英足够的重视。随后，毛在视察期间更是格外关注农业生产收成等情况。

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指出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6

6月上旬在杭州期间，在同韩先楚、许世友等人谈话时，还向他们了解夏收情况。当听到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时，毛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7即鼓励他们公开说出来。

6月中旬在在长沙和华国锋（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谈了话，了解到“六十条”在恢复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之，农业生产一时不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农业六十条》）的作用。8

另外，毛泽东十分关心河山东河北三省的农业情况。7月1日在河南郑州同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河南的麦收情况。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比夏收还会好一些。9

7月3日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周兴谈话。毛问：听说你们夏收能增产10亿斤？谭说：八亿斤稳当一点。毛说：八亿也很好嘛。10

7月5日在天津听取刘子厚（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关于夏粮征购、粮食自由市场、自留地等情况。关于夏粮征购，毛说：征购多了不行，多了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关于粮食自由市场，毛说：农民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11

7月8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会上毛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等于在间接否定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强调并得到刘少奇赞同的“农业经济遭严重破坏，要恢复起来，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等言论。这些言论，在其后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责为“黑暗风”。

其三，如前所述，5月，毛泽东听取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呼声很高。毛听后反应冷淡，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而就在前两天，即7月6日，毛应田家英要求与其谈话，田向毛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待田说完后，毛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12

关于毛、田这段谈话，因涉及毛对田猜疑之起缘，并最终导致毛对田的废弃而致其在文革前夜自杀。故在《聆听历史细节》（作者：王凡，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田的爱人董边对此有颇为详细的忆述：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和刘少奇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毛泽东和全党都关注的问题，陈云也在组织人力深入调查和研究此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既然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加之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而且毛泽东是重视实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尽快向毛泽东汇报，以便他及早下正确的决断。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出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毫无疑问，田的爱人董边的“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之言是对的，只是还没有说到最本质、最重要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作为一个秘书最本质、最重要的是对首长，也是其主人以及爱屋及乌包括其家人的忠诚。专制体制下的秘书，如同古代的幕僚，实际也可谓家奴，根据能力和亲近程度，可细分为军师、谋士、门客等。一般来说，主人自会视情形，尽可能对他们加以提携擢升，以丰满自己的羽翼，扩充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权力。而作为家奴，他们一方面要尽力维护和延续主人及其家人的权利，一方面又因为自身实力所限，须勾连结盟，以为彼此呼应、盘根错节。最有名的如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等人，及至现在各种层级的秘书党更是数不胜数。

作为家奴，一旦被主人认为忠诚上出了问题，就相当于叛徒。而共产党历来宁可饶恕敌人，也不宽恕叛徒，如薄熙来之于王立军。江青在抓了其首任秘书闫长贵后，对接替闫工作的杨银禄说：“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的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 15

田家英向这些领导人的汇报和来往，怎么可能瞒得过毛泽东。而田家英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在毛看来，错之有三：一公然撒谎；二被人利用；三为人遮护。为了保护自己且不伤害别人的谎言以及因一时懵懂被人利用，勉强还可以原谅。但有意为了别人而欺瞒自己，而此别人又是自己最为留意之人（助手变对手，如同翻手为覆手），所欺瞒事又是自己最为看重之事。这对一直视田为心腹的毛来说，可谓心腹大患。田的命运，也因此注定。

至于刘少奇在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对其的指示，且不说等于将田的直接领导毛泽东，晾之一旁，有失尊重。如此重大的问题，让一个秘书去上下吹风，难免有投石避险之嫌，非厚道之举。所以，董边的一番直率之语，与其说在批田，不如说是对刘有所不满。

毛与田谈话的同日，应陈云要求亦同其谈话，陈向毛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13 关于这次谈话，姚依林后来回忆说：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人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单干。姚担心毛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14 陈在明白毛对其主张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及经济形势判断的态度后，这个被毛说成“树叶掉下来怕打脑壳”的人（《李锐口述往事》一文中，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高岗谈论陈云时所言），又开始进入“病休”状态。

7月9日、11日，邓子恢（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这些党内高级干部们关于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言论，在其后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责为“黑暗风”。随后，邓子恢更因之而被撤销其领导的农村工作部。

也就是说，毛对2月份“西楼会议”的报告、对3月份周恩来、陈毅等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对5月份财经小组的报告及刘少奇的讲话、对7月份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言论，毛都有不同看法乃至反对意见，只是没有爆发。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一直憋着气的毛泽东，终于爆发了。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62页。

2 《湘潮》2006年第9期：刘武生：《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3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毅传》编写组，第309页。

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毅传》编写组，第310页。

5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2页。

6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1页。

7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页。

8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6页。

9、10、11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9、110页。

12、13、14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15 《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