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一部后记得
季鹏
北春编者按语；季先生的长篇巨大著《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一部45章已经刊完，许多读者都追踪阅读。在习近平反祖毛的时代，此文意义更为重大。本篇是第一部的后记，后记后将刊出第二部。 在一个阅读快餐化，视频化的时代，这样一篇长篇历史记述，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能按下心来写，安下心来读都十分的了不起。《北京之春》给予崇高的敬意。
第一部 后记：关于毛主义的若干补充思考
毛泽东造反的成功，完全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简单地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外因与内因多种因素的机缘巧合。在20世纪上半叶贫穷、愚昧、落后、混沌的中国，政治斗争正好成为体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角力场，也就是说，谁脸皮最厚、心最黑、最会骗、最阴险毒辣、最卑鄙无耻，谁就会获得胜利。毛泽东因此脱颖而出。
关于毛泽东取得胜利的具体原因我们在第二部讨论。这里只探讨毛主义形成过程中，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历代农民战争以及帝王统治术的吸收和学习借鉴之外，另一些稍为次要并往往被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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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天国的学习借鉴
毛对历代农民起义的学习最重要是对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的借鉴、吸收，这也许是太平天国运动较近，而且在某些方面与毛及其领导的共产党造反夺权有一些相似之处所致。毛的御用文人称赞太平天国是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并列的中国近代史三个伟大事件，评价在李自成之上。只要稍为留意，就会看到毛从洪秀全那里确实“传承”了诸多东西，鉴于本书第五十六章有对太平天国的专门叙述，此处只作提纲式揭示。
1、两者都在起事前和招兵买马过程中大力宣传“革命”，许诺把人民带到无限美好的“天国”，洪秀全许诺的是“太平天国”， 毛共许诺的叫“共产主义”。 洪的造反组织叫“上帝教”（ 拜上帝会），毛的组织呌“共产党”， 都是贩卖“洋”货，两者的“教义” 都是从洋人处贩来，洪师从西洋的耶稣教，毛师从德国人的马克思主义。两者都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的内容，洪的口号是“杀清妖”、 毁孔教，毛的口号叫“反帝反封建”。
2、两者对组织内部控制的手段相似。控制都极为严酷，颇类黑社会，动辄以“叛徒” 罪处以极刑。洪每到一处，釆取“讲道理” 的方式強廹全体民众入伙；毛则以土改、阶级斗争的方式将民众紧紧裹胁捆绑于共产党的战车之上。
3、在战争动员方式上，洪以“守土乡官制” 实现军民一体化；毛则实行“人民战争体制”， 两者本质上都奉行“人海战朮”。
4、两者都实行“公有制”， 仇视、消灭私有制。洪天王宣示天下一切资财，包括土地、土地上的收获物，商贾的资本和经营收入，“皆天父所有”， 统统归入“圣库”， 由天王分配，“ 天下人人不受私”。毛与私制势不两立，基本消灭了私有制，创造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号召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还要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
4、两者都极力反对并发誓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反孔毁佛。洪之势力所到，杀士人，砸孔廟，焚典籍，无所不用其极。毛则视知识分子如寇仇，视中国传统文化如敝履。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 立四新” 的狂潮。两人都有自己的主义，洪妄想将其“圣谕”和上帝教传播于全世界，毛则试图以毛主义统治天下。
5、“革命成功”后（但洪天王只得了不到半壁江山），二人都把当初的誓言、给人民的许诺丢进了粪坑。洪建立的是比“清妖” 更加残暴、野蛮、更加等级森严的天朝帝囯，自已过起了超帝王的腐朽糜烂的生活。毛则将马克思列宁与秦始皇结合，建立起水拨不进、针挿不入的铁血统治的现代共产帝国，其残暴荒淫不下洪氏。毛还当起了全国子民的“救星”和“红太阳”，令洪氏黯然失色。
6、两人都想统治世界，臣服万邦而不可得。
总的看，毛比洪更成功，更胜一筹，可谓靑出于兰而胜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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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运动中极端民族虚无主义别有用心的继承和发扬
五四运动（广义的）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爱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总的来看，它对于开启民智、促进传統中国向民主和向现代社会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具有显著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偏激情绪。毛泽东和中共别有用心地歪曲、夸大，称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里程碑，还片面宣传、继承、发扬其偏激、极端、民族虛无主义的一面。
按照毛氏的诠释，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近代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从鸦片战争到五四之前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之后就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而这种分野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即共产党成了革命的领导者。“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月革命的召示之下，在列宁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者领导下的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新民主主义论》，毛选第二卷699页。毛有关五四运动的评述还可参见其《五四运动》，均收入毛选第二卷）在这里，毛初次显示了他的信口开河、指鹿为马的功夫，相信凡对五四运动略有了解的人，都会佩服毛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就不用笔者多说了。笔者要指出的是毛在后来在他的“革命”中吸收、发扬的五四运动中偏激、丑化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那一面。
作为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在当时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中刮起了全盘否定、丑化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儒家学说的民族虚无主义歪风，儒家创始人孔子成了其攻击的焦点，所谓的“打倒偶像”、“打倒孔家店” 就是当时的时髦之作。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卓越代表，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是，不容否定，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儒家思想，不可避免有其时代烙印和局限性，如等级观念，轻视体力劳动，以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但是这些缺陷不应成为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的理由，因为我们不能用20世纪的 眼光去要求2500年前的哲人拥有现代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意识，何况，历代统治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歪曲、篡改，“为我所用“，这些都属于常识。但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内核如“仁”、“义”、“中庸”、“恕道”，“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群而不党”、“和而不同”、乃至“民贵君轻”、“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是非常可贵的精神遗产和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适价值、道德观。就是儒家强调的等级、长幼、尊卑、秩序，在－定情况下也是必要的、正确的。正是以它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宽容的胸怀，在两千多年中同化了无数异邦蛮族，使中华民族越滚越大，生生不息；正是它提倡的仁爱、和平、有序，使中国社会结构两千余年来保持了基本稳定（直到毛共才将其彻底破坏），使中华民族历经千百次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打击依然挺立不倒，拆而不散，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完整保存、传承者。诚然，近几百年中国确实落后了，但这主要是专制独裁而又腐朽无能的皇帝制度发展的结果，本质上乃是毛泽东所赞扬的“秦政制” 这一祸根所致。
当然，对传统文化在继承的同时进行整理、扬弃也是必要的，但应在肯定、发扬其积极、正确、有益一面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全盘否定、抛弃。五四运动恰恰相反，它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借反封建之名诋毁一切民族文化传统，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空前巧合，毛泽东则大力继承并发杨了五四运动中这种消极、极端、破坏的－面。
毛在文革中“打孔灭儒”的表现，其丧心病狂、其穷凶极恶、其卑劣无耻，足以遗臭万年！而时至今日，在共产主义外衣掩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名人的丒恶灵魂、贪婪无耻行径也已广为人知。这种虚伪、丒陋与五四时期的某些“反孔英雄”不谋而合，在一定意义上正好反映了两者的传承关系。下面是几则令人可笑却发人深省的故事。
比如，五四运动的典型表征之一便是所谓“破坏偶像”，五四时代那些思想“先锋”们似乎在比赛着谁在反孔、反传统上谁更激进、更彻底，“打倒孔家店！”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口号，
被胡适誉为“一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吴虞，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吴虞，四川人，当时有名的学者。因见其父背弃母亲和家庭，到处嫖妓，愤而宣布与其父决裂，进而归咎于传统礼教，大反儒家思想，大骂“孔老二”，于是出了名。其激进言论被同样以反儒、反孔为己任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看中，聘其到北大讲学。吴虞初到北大受到了师生们英雄般的欢迎，其讲授的课堂因听课的学生太多而不得不临时扩充。自此吴虞专以攻击旧礼教、诋毁孔孟之道为能事。
可惜好景不长，五四的高潮潮过后，吴虞逐渐被人冷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不住冷落和寂寞的吴虞，竟然又重蹈乃父覆辙，以在京城“逛窑子（妓院）”为乐，这个当年以攻击“孔教摧残妇女”著称的新派学者，却沦为玩弄妇女的“专家”，并且“名播京师”。后来吴虞被廹离京回四川，临走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与来时恰成鲜明对比。这一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当年那些反旧礼教“英雄” 们的虚伪与卑劣。（其实，束缚妇女乃至人性的主要是宋、明理学，而不是孔孟的儒学。）
不但吴虞，陈独秀本人亦是－例。陈被中共学者吹捧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对孔学和旧礼教的攻讦不遗余力，在当时知识界影响颇大。但他本人真正的面目如何呢？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了提升新派知识分子的形象，在1918年冬组建了－个“进德会”， 其中明确禁止会员嫖妓、纳妾、睹博等，并通过了惩罚条例。作为文科学长的陈自然也入了会。但就在不久后的1919年3月，陈被京城小报记者揭露去妓院嫖妓，并且“挖伤某妓女下体”，一时引得物议沸腾。蔡元培等不得不将其撤职开除，陈独秀不得不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离开了北大。
另外如钱玄同、赵元任、胡适、林语堂等名流提出“打倒古文！打到汉字！打倒国粹！”的口号，那位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则说：“这国故的臭东西，它本是与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它丢在茅厕里三十年”。
但是，乱世和“乱臣贼子”正是孔孟极力贬斥的对象，孔子就宣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就个人品德修养而言，孔孟都堪称世人楷模，所以才被尊为圣人，他们与“小老婆、鸦片烟”有什么联系呢！从两千多年的历史看，凡正直的名臣、廉吏、大儒无不是正宗的孔孟之徒，而反孔灭儒者无不奸佞、叛徒、卑鄙小人，儒学的性质和作用难道还不清楚吗？怎么反成了乱世之产物，要丢到茅厕去了呢！更令人莫解的是，这些名人差不多都是靠研习传统文化即“国故”起家，后来，很多也是靠“整理国故”、 即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吃饭。而当时却要把“汉字”这个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都 消灭掉。这些彻底否定本国历史、否定民族文化、否定中国所有的－切的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此时却打着“爱国”、“ 救国” 的旗号，难道不与“共产主义救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
还有一个小插曲颇能说明这种极端思潮：1918年，钱玄同与陈大齐在《新青年》杂志上互致通信，陈大齐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有眼疾的人去看外科医生，医生说患者的眼睛不干净，要拿出来洗净再晒干，却不慎在晒时被老鸦叼走了。医生无奈，便以一狗眼冒充给患者安上。从此这个换了狗眼的人（暗喻中国人）香臭不辨，将大粪当作美食享用。
于是，作者吁请钱玄同编一部”粪谱”，将中华传统文化尽收其中，“使我同胞见了，知道粪的所在。”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文化就是一堆“臭粪”！钱玄同回信极赞陈大齐的要“换回人眼” 之说，说：“这确实是中国社会上顶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这《新青年》杂志的唯一目的。”
对传统的道德核心的“孝道”的攻击是五四中的又一“亮点”。针对传统观念中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格言，有人反其道提出了“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 的口号。此外，反叛家庭、对抗父母、男女随合随分的“个性解放行为” 亦被大力赞扬。下面是见证者亲历的一个小故事：
中国青年的思想，以五四前后变动最为厉害，那时候的青年，大家嚷着反家庭、反对宗教，反对旧道德、旧习惯。打破一切旧制度。我在南京暑假学校读书，曾见一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年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章依萍：《枕上随笔》1929年上海版。转引自《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54页，周策纵著，哈佛大学1960出版，周子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这就是当年五四精神的另一面，它与后来的毛思想何其相似乃尔！
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与－切历史传统彻底决裂”不谋而合，所以，五四后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兴的苏联产生了兴趣，直至倒向马克思主义是毫不奇怪的。
另外，五四运动中暴力的一面，如“火烧曹家耧、痛打章宗祥” 等等，也开启了毛的文革暴力之先河。毛还五四中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能量，从中悟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掌控的重要性，所以，毛提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命题，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所谓与工农结合，就是要改掉知识分子固有的气质、思想和习性，将其改造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整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直严抓不放。知识分子成了毛最不放心的人群。这也是五四运动被毛反面借鉴的一面。
数十年后的回望五四运动，在肯定它一定的进步积极意义的同时，其消极乃至破坏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可以说，它动摇、破坏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但却没有建立起更好、更符合人性、更具智慧、新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结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入侵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五四英雄最后便只能走向两个极端：一是皈依于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一是追逐、皈于专制极权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则是后一类人的代表。
三、借鉴义和团，青出于蓝
在毛共的历史教科书及其御用学者的有关著作中，不但把太平天国“革命”、也把义和团运动都捧上了天，称之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云云。这里讲一讲义和团运动的点滴真相，以及其对毛泽东的启发、借鉴和运用。
中国近代史上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非常奇特的民间武装斗争，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数千年的农民起义、暴动，矛头都是对准官府、统治者，是官民斗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莫不如此。而义和团却不同，它打出的旗号是“扶清灭洋”，即扶助清廷、消灭“洋人”。因为如此，这场运动曾得到清朝统治着的枳极支持和利用，成为数千年农民运动的特例。
义和团原叫义和拳，兴起于咸丰年间，为白莲教的－个分支，最初打出的是“反清复明” 的旗号。后观察形势见风使舵改提“扶清灭洋”。可见其本无定见、毫无原则，实为一群投机取巧、趁机捞取利益的野心家和亡命之徒。它以“排外、灭洋”之名，行杀人放火抢劫自肥之实，是－伙地道的暴力团伙，江湖黑恶组织，故史称“拳匪”，名符其实。
十九世纪末义和拳发展到山东，改称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以其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认为可资利用，予以大力支持。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至河北、天津，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和东南各省。得到官府鼓励纵容后，更加肆无忌惮，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有例外，如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坚决镇压）。最后慈禧太后毅然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洋人开战，导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慈禧“西狩”。
慈禧对义和团的利用意义非同一般，它将一股本是是异己的、反叛的力量变成了自己的力量，这一减一增之间，统治者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正如慈禧在决定利用义和团向世界11个强国开战时说的那样：民气可用也。清廷自鸦片战争以降，与洋人开战，屡战屡败，无不以割地赔款收场。慈禧和整个清廷不思已过，只对洋人恨之入骨，早就想跟洋人再打一仗以雪前耻，告慰先皇于九泉。这－次有上百万“拳民”自动站起来帮她“灭洋”，此等好事不加利用，更待何时！为了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慈禧杀了五个劝谏和反对的大臣。清军为了帮助义和团，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外交官杉山彬（还对后者破腹剜心）。又一不做二不休，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的常规，以国家正规军攻打洋人使馆区，务求对洋人及躲避其中的中国教民斩尽杀绝。所以，所谓八国联军侵华的辛丑之役，实乃慈禧和中国暴民主动挑起，洋人为保卫其在京官民被迫应战之举。由于清军惊人的腐败（清军中的“虎神营”“神机营”等装备不亚于联军，却连外国使馆都攻不下，更不用说与联军交战了）及拳匪不堪一击，导致中方惨败，慈禧自食其果，自取其辱。与八国联军之战是清政府与列强最后一次战争。
其实，客观地说，洋人到中国目的在于开辟商品市场，做生意，牟取国际贸易互通有无之利。如果处理得好，此事完全可以得到互利共嬴的结果。可以说，导致相反结果从根本上讲乃是清朝统治者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愚昧狂妄自大的“天朝上国”思想作怪。由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由此满清政府和多数中国人都与洋人结下了大恨深仇，因此，清朝统治者和它治下的子民在“仇洋” 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因而就出现了义和团与清廷“合作”官民一体“灭洋” 的奇特现象。
现在看看数十年后毛泽东对这场战乱的借鉴和仿效。“犯上作乱、造反有理”是毛主义的基本教义，煽动、裹胁、利用愚民运动去“造反”，是毛和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义和团既犯上作乱又劫富、杀洋，与毛的共产党高度一致，故义和团运动得到毛的高度赞扬理所当然。毛当政后，历来被史家和社会各界所谴责、公认为“拳匪” 的义和团突然变成了“反帝爱国英雄”，在毛共的历史和教科书中义和团运动变成了纯正的爱国、正义、善良、抗暴之举，所谓的“三元里”抗英故事被写进中小学课本，“红灯照”（ 义和团所属之妇女组织）被拍成电影。可以看出，毛共与义和团在本质上乃一丘之貉。
更值得回味的是义和团与毛的红卫兵的一脉传承，精神与行为的高度契合。义和团在慈禧和清廷的鼓励纵容下，胆大包天，杀人放火，为所欲为，只要被他们指为“二毛”、“汉奸”便随意戮其人、抄其家，不但在农村、小城镇橫行不法，在京城也敢屠戮高官显贵，弄得人人自危，他们甚至冲进皇宮，要捉拿光绪皇帝；红卫兵在毛的指使下无法无天，一句“牛鬼蛇神”、“走资派”便可将人置之死地，他们还敢于冲进中南海揪斗国家主席。两者都唯最高领袖的马首是瞻，只对最高统治者负责。两者可谓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矣。
可以说，从毛对红卫兵的纵容利用中，明显地看到了当年慈禧利用义和团的影子，看到了毛对慈禧的借鉴。这是缘于毛在文革中的心态与当年慈禧利用义和团与洋人开战有一定共同之处。文革之初，毛急欲一批为他充当冲锋队的暴徒收拾他的政敌，夺回被他们分割去的权力，这批人要对自己绝对忠诚，又有着不顾－切的凶狠、狂热、愚昧，毛把目光锁定在不谙世事、不计后果、斗狠好勇又易于操纵的青少年学生身上。而这些人也自以为有毛做后台，“战无不胜”， 横扫一切。有些像当年的拳民深信他们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当年的慈禧知道，如果她不利用拳民，这些匪徒很可能成为反政府的力量；而毛也知道，由于他的国家在经济上濒临破产，无法满足学生们升学、就业要求，如果他不主动去利用这些学生，学生们也将成为他的“不安定因素”。权衡之后，毛决心学习慈禧，主动利用这些青少年学生，将本来可能的异己力量转化为“正能量”，作为打击自己政敌的冲锋队。
为了利用这些本来的异己力量，慈禧纵容拳民们的一切暴行，还“检阅”他们的“功夫”， 奖掖他们的头领；毛为了驱使这些青少年钻入自己的圈套，死心塌地为自己的阴谋卖命，八次在天安门检阅－千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学生，不吝词色取悦他们，还许以“接班” 的诱惑，让他们免费到全国各地“串连”“造反”……利用“群众组织”干坏事，当局既可以不担责任，还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待到这些暴徒没有利用价值了，再反过来抛弃他们，并反戈－击，将这些凶手、爪牙宰了当作替罪羊。慈禧和毛泽东都是这样最后处置义和团和红卫兵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被毛高度赞扬的义和团的拳民们干了些什么。
义和团头目承袭了历代农民造反借助神灵怪异愚弄民众的传统，它的大小头目聚众设坛练拳，自称有神灵护佑，可以“刀枪不入”， 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去干什么呢？去破坏、打杀、劫掠、发财。它不反官府，却利用当时朝野存在的“仇洋”心理，打出“灭洋”口号，去杀洋人、烧教堂、灭教民(天主教、耶稣教之中国信徒) ，劫掠财物以肥已。为了表现对洋人的仇恨，所有与“洋”沾边的器物和人事，如洋学校、洋医院、铁路、电线等等都在摧毁之列。至于人，它认定要消灭的对象有十种 ，“分别差等，列为十毛，必杀无赦”！义和团初开杀戒之举是在头领张徳成率领之下包围河北涞水的高娄村，先冲进教堂捕杀了正在做弥撒的三、四十教民，然后将他们的家人悉数杀戮，共计消灭一百四十余口“阶级敌人”——教民及其家属。。
这－切，使人想起与文革中红卫兵杀戮阶级敌人何其相似!只是两者打出的口号有所不同，义和团是杀洋人和教民；红卫兵则主要是杀 “阶级敌人”和“ 牛鬼蛇神”。
后来义和团为慈禧与八个国家作战，红卫兵则响应毛的号召去掀起“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
简言之，两者都体现了野蛮、残暴、愚昧和反文明的本质。但由于毛共的故意隐瞒、歪曲，义和团的暴行不为囯人所知，人们只知道他们是“爱国英雄”。其实，其野蛮残暴、无法无天与红卫兵如出一辙，只是总的规模不及红卫兵。下面是史载当时拳民暴行的片断：
（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钟，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寺……共计店铺四十余家，火至（次日）天明未熄。匪禁水会救火。”
“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灭，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出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之乱，劫道乘之，掳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以上是京师的惨状。外省亦大同小异。在山东巡抚任上挑起拳匪之乱、后调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仅在6月27日（农历六月初一）这一天，他先把太原城内洋人办的医院烧掉，然后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日“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口，……于六月十三日（农历，即阳历7月9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居住之地，亲自兜拿，将洋人大小四十四口及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付市曹，同时正法。”
“寿阳县秦锡奎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解押前来，一并正法。”
“寓晋西人，得京师动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被（毓贤）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山西一省就杀教民5700余人。“奉天（辽宁）全省杀教民人命千余”。“而直康（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浙江省“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除了杀人放火，抢劫富户是义和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凡有富厚之家，皆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北京“各处城廂大街小巷，所有天主、耶穌奉教之人，尽被団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作恶远在－般盗匪之上。
据不完全统计，义和团杀灭西方传教士240多人，杀死中国教民二万余人，而死于其屠刀下的无辜民众仅北京－地达十余万，全国数字不详，当在数十万众。
不但作恶相似，两者的结局也基本相同。慈禧先是鼓励义和团上前线与洋人干仗，但眼见义和团的金刚不坏之身在洋人的洋枪洋炮面前一觸即溃，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并且，在北京失陷前夕，“……一夜之间数十万团民踪影全无，比来时尤觉迅速也。” 于是慈禧决意抛弃这些无用的“工具”， 改“抚”为“剿”， 将其作为向洋人求和的“献礼”。
毛的红卫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之后，奉毛之令到各地去向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但眼看不能成亊。毛也立即改 “捧” 为“剿”， 最终不惜出动军队将这些“工具”消灭之。
看来，利用暴民为自已火中取栗未非毛之独创，发明权在慈禧，毛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己。
四、关于毛对知识分子仇恨之由来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忌恨、仇视、蔑视、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是一种少有的奇特现象，是毛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反人类、反文明的突出证明。如果说，崛起于底层的草莽英雄、根本不识字的农民造反领袖对知识分子的杀戮是一种对优于自已的异己者的本能报复，情有可原；而毛则并非这种情况，毛自己也能断文识字，也算半个知识分子（特里尔评价），而且，毛本人并未受到文化人的任何压迫剝削。历史上即便滥杀士人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也只是－种短暂行为，真正成了帝王以后，就会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改为笼络、利用，就如那个在造反过程中将读书人的帽子当溺器的刘邦，后来也改弦易辙，对很清高的 “商山四皓”礼让有加。因为他们懂得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毛也并非起于贫穷，更不是一字不识的莽夫。他出生于乡村一个小暴发户，前后读了10多年书，而且一生手不释卷，还能附庸风雅，写点诗词、文章。虽然毛本人的科学知识非常有限，但他也懂得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亲自制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件。在未夺得天下之前，毛也不敢把对知识分子的仇视、蔑视全部表现出来，只有到了毛共胜利、他坐上了“龙廷”之后，才原形毕露，打压知识分子的运动接踵而至，而且一个比一个升级，一个比一个厉害，且至死不改，乐此不疲。
关于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一般人认为是他早年在北大做临时工受到文化名人轻视所养成的报复心理。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全部或主要原因。笔者以为，原因虽然复杂，就全面来说，大致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共产党造反夺权的基本策略和毛打天下的特殊环境、条件，造就了他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外在环境。
马克思将共产党定义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后来列宁干脆把俄共的目标定为“工农专政”，或“工农兵专政”， 并创造了所谓“工农苏维埃” 的政权形式。所以苏俄屡屡指示中共，要想夺取政权，必须把“占总人口九成的农民” 发动起来，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毛在初期对农民兴趣不大，甚至还赞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名臣曾国藩。后在苏共的一再指示之下，他才转变态度，专注农民问题，特别是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之后，才发现农村中那些流氓地痞的野蛮、残暴、无知，正是他的“革命”所需，自己的最爱。如苍蝇逐臭，毛从此爱上了这些最底层的社会渣滓，并将他们捧为“革命先锋”，终生赞美之、利用之、玩弄于股掌之上。
毛和共产党依靠农民“打天下”，而且主要依靠农民中极端贫困、绝无文化、生性凶暴即所谓斗争性强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不但与“文化”无缘，而且对富人、对文化人、对社会上层人士有着本能的仇恨。毛的基本队伍就是由这些人构成。毛本人长期与这些人为伍，自觉地与这些人打成一片，久之，也就养成了他说的“彻底工农化”、“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亦即彻底流氓化了。毛不但自己变成了这些人的同类，还要求参加到他的队伍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要与“工农兵打成一片”，要求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化”，其实质就是彻底粗鄙化、流氓化、愚氓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适合“革命需要”，才能成为毛和共产党的驯服工具。
但是，知识分子终究与流氓无产者不同，他们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乃至世界观、人生观都不大可能“彻底无产阶级化”，能够像毛那样彻底变质、彻底蜕化的知识分子是很少很少的。 毛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由此认定对知识分子必须进行终身改造，并将此定为他的基本“国策”。
毛的“革命”不但主要依靠无文化、无知识的农民，而且战争过程中也主要依靠最原始的暴力方式，他的最著名的、最基本的战争法宝人海战术，其实质就是将人的生命视同粪土，靠死人的多寡决定战争的胜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得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的结论。
这种特定的环境和经历造就的毛对知识分子的轻视、蔑视，在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就大肆羞辱那些尚未与工农兵“结合”，“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的知识分子，说他们实际上最没有知识。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
像大师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我们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大师傅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放多了要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是一门艺术。
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死读书，那么，只要你认识三五千个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他打开或者关起来，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呀！
所以我们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我这样说，难免有人会发脾气，说：“照你这样解释，马克思也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种田，但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研究了商品。
这是一篇典型的毛式知识分子理论。同时也表现了毛的粗鄙、霸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劣文风。又据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中记载，毛在1941年5月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中，指斥他的政敌“留苏派”说：
“他们－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以上原话在收进《毛选》时已被删去或经过修饰。）从中不难看到毛为了贬低知识分子是何等蛮横无理而又粗鄙无赖，也就反证了毛的演讲水平是如此低劣（那些笑声则是毛的工农干部们对他的奖赏），无怪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曾在无意中坦言：“那时他（指毛）可破烂了，讲演没人听。”（此人文革前曾任南方某省会城市市市委副书记，因这句话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斗得死去活来）。
从上面毛的讲话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毛本身“知识” 的贫乏可怜。毛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并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搞社会活动、“造反”方面，学习严重偏科，除了他喜爱的文学历史之外，自然科学、数学和艺术考试时经常得0分或接近0分，只是那时的学校非常宽容，可以照常毕业。所以严格地还说，毛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教育的宽容，早年养成的特立独行、为所欲为的性格习惯，再加上后来他自已所选择的“绿林大学”、“山大王”经历结合在一起，一个藐视知识、仇视、鄙视知识分子的流氓型领袖人物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
由于中共取得了胜利，毛的这种知识观还在继续发展。在原来“知识无用论”的基础上, 他又发眀了“皮毛论”, 他说知识分子是附着在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几张” 皮” 上的”“毛”。在毛看来, 知识分子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他们不做工、做农、从商，不能创造财富、创造价值，所以一文不值；然而知识分子要吃饭、要生活，就只能依附在经济实体的“皮”上，靠剥削他们，吸他们的“血”讨饭吃，讨生活。所以, 知识分子不但一文不值，而且还有“原罪”，有“血债”。毛的这一“理论”不但反映了他的无知，更主要可能反映了他的蛮橫恶毒，为了取悦工农兵，挑唆这些工农兵对知识分子仇视和鄙视, 他制造了这个“皮毛论”。
毛当政之后，对知识子的打压更甚了，这是因为他发现知识分子还是他实行愚民政的主要障碍，而他的统治一刻也离不开愚民、离不开谎言骗局。这样，他与知识分子就更是势不两立了。他做贼心虚，只能主动出击，接连不断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以达到先声夺人，先发制人的目的。
毛的无知和畸形知识结构，还反映在他执政后釆取的一系列荒唐之举上，其中最突出的搬用“人海战术”来搞“大跃进”运动，从而遭到惨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二）早年在北京大学的遭遇文化名人的冷遇，以及当年文化名人对政治权威的藐视、鄙视，埋下了毛对知识分子报复的种子。
未发迹前的毛，虽然在求学途中处处闹事，揪校长，斗老师，赶省长，骂社会，恣肆妄为，却从未受到惩罚，致使他的恶劣本性有增无减。但在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即从学校踏进社会之后，却立即遭到了社会的冷遇，其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图书管理员时受到的轻视、蔑视。
1918年秋，毛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立即陷入前途迷茫，他只得与其他20名同学一同到北京，本来打算赴法国勤工俭学。但已経25岁的毛发现自己不适合出国求学。他留在了北京，靠着他在一师时的老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的引荐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助理管理员的临时工作，名为“管理员”，实际上干的是为图书馆打扫卫生、整理书报、登记借书之类的杂活。
毛在北京的生活是清苦的，精神上是受压抑的，犹如习惯了在小池塘里掀风作浪的一条小鱼，偶然间来到大鱼塘，在众多大鱼中间他感到自惭形秽和被忽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毛回忆说。
毛的一项工作是让来图书馆看书报和借书的师生签名登记。毛从中发现了一些他熟悉的知识界头面人物，但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南方话。”
这份工作还有一个权利，可以在工余去旁听教授们的讲课。一次，听胡适讲课，毛想问一个问题，便站起来向胡提问。胡适在弄清毛并非北大正式学生之后，非常干脆地拒绝回答，然后潇洒地走人了。此亊让毛尴尬不已。（大概源于这次遭遇，毛在建国之后不久就发动了一场对胡适的批判运动，只是这时胡适已不在大陆，毛只能对风车作战一阵出出气罢了）
在北京的近半年，使他饱尝了“文化低”、“地位低”，被人藐视、歧视的滋味，这对一贯心高气傲、早就想着当英雄豪杰的毛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一瓢冷水。不过这瓢冷水浇不息他心头的欲火，倒是从此种下了他对那些“大鱼”们仇恨的种子。也使他开始养成了将仇恨深埋于心底，一旦时机到了，便“眦睚必报”（王明语）的性格。
除了这次令毛毛一直耿耿于怀的经历之外，养成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仇恨和报复心理的，还跟他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们的狂傲行为和作风有关，只是，那些行为并非针对毛、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权威。
毛成长的年代，正值满清被推翻，新的国家体制尚不成熟，政坛的头面人物走马灯似的变幻不停的年代。由于政局动荡，南北分裂，军阀割据，政府权威丧失殆尽。加上自清末以来宪政运动的掀起，西学东渐，首先在知识界吹起了一股强劲的民主、自由、人权新风，五四时期，是这股新风的高潮。正是在这种政治宽松的条件下，五四运动中那些出格的民主行动如火烧曹家楼、痛打章宗祥等均未受到追究，而运动反而取得了全胜。（促使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签和约，政府（内阁）倒台，亲日大员被撤职。）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下，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及至国民政府，中国知识分子享受了一个思想、学术和政治自由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也有军阀镇压学生、工人运动，也有知识分子死于军阀的枪口之下。但总的来说，只要不是直接与执政的头面人物过不去，知识分子便能享受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来不再有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等自由。与之相对应的，是学术、思想、文学的空前繁荣，各种学术流派、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拥现。有人称那是中国继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的百花齐放之后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 此言诚不虚也。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各类文化精英，学朮大师(这更证明了唯有学朮自由才能人才辈出,)。面对当时政治动荡、经济刁蔽、社会混乱、民众贫苦，政府孱弱，以及文盲遍地，民智未开的局面，这些上层知识分子一方面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如有人计算，以鲁迅当时的经济收入可以雇150个佣人或保姆），另方面却处处看不顺眼，以对社会、对政府嬉笑怒骂为其能事，言行中充分展现其狂放不覊、孤傲怪诞的名人风采。这些名人突出的共同点是藐视政治权威，追求个性的彻底解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其中一个典型如章太炎。章乃国学大师，以行为怪诞、敢言敢骂闻名于世。还是在清廷统治之下的1904年，当朝的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之时，章在报纸上为慈禧撰“祝寿联”，曰：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上联中重提“何日再到古长安”, 乃讽其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逃窜西安一亊）
1905年6月，章氏又在上海其主编的《苏报》上发表驳斥康有为保皇观点的文章《驳康有为书》, 内中直斥当今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在皇帝专制时代，以上两事均可定为“大不敬”的“灭族”大罪。可章氏并未受到大的迫害, 只被判入狱三年，狱中狂傲依旧。出狱不久，清廷倒台了，章氏更加名声雀起。后来袁世凯又谋称帝，欲拉一批名士为其“劝进”，章太炎在拉拢之列。可他就是软硬不吃，不给袁氏面子。袁十分恼火，趁他去北京时，将其软禁起来（虽为软禁，仍过着让多人伺候的老太爷生活），试图逼他就范。章氏大怒！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喜笑怒骂、最后通牒式的信，限令袁三日内答复。信被媒体公之于众。当时的舆论称：章疯子直把袁大总统当作孙子训斥！可袁世凯仍不敢得罪章，还自我解嘲曰：“彼一疯子（按：时人给章太炎一个“章疯子”的外号），我岂能与他一般见识！”。后来，章氏还演出了一出以大勋章作扇坠，大闹总统府的活剧。一时纷纷扰扰，名满京华。袁世凯却始终不敢给他加罪。
“章疯子”越是疯狂，其名气越是陡升，于是人人效尤。章氏门徒钱玄同、鲁迅、黄侃，以及刘师培、辜鸿铭等名流莫不步其后尘，都以不同的怪诞言行闻名于世。“民国”之后，士林亦复传承此风，政府首脑都对这些名士避让三分，如刘文典，安徽大学校长，1928年蒋介石上台不久去安徽，表示要去安徽大学视察，并对师生发表讲话。这在正常国家，一国政府首脑来学校视察，任何学校都会表示欢迎的。可这个刘文典连这点面子也不给蒋介石。他虽无法拒绝，却故意下令全校“坚壁清野”，当蒋氏一行到达学校后，发现全校冷冷青清，无人接待，更无人欢迎。蒋的随从问及何故？刘答曰：“大学不是衙门。”蒋却并不计较。
不久安徽大学闹学潮，公开反对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召刘文典问责。刘文典先放出话来，曰：“我刘叔雅（文典之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其奈我何？”两人见了面，果然话不投机，这次蒋介石被刘的傲慢无礼激怒了，两人吵起来，情急之下，蒋以“我手下有一万精兵”相胁，刘则以“我手下有一万学生”相对应。刘当面骂蒋为“军阀”。蒋大怒，以“治校不严”为由将刘拘押。但刘文典到底是名人，有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内的众多名流为其求情，不久蒋只好将其放了。而后，刘狂狷如故。
当时此类文化名流与政府要人的对抗之事数不胜数。而当时的报纸都为民办，言论自由，媒体独立，与政府唱反调是其合法的“新闻自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下一记者（陆悭）在上海“犯事”，被上海警方拘留。王芸生知道后大怒，拿起电话直接给上海市长吴国桢“下令“：如不当夜放人，则明早报上见！可怜吴市长“接令”后果然不敢怠慢，立即命令警方释放了这位记者才得了事。后来这位记者还因撞冲蒋介石而声名雀起。这就是国民党的所谓“专制独裁”。
这些故事发生时正直毛泽东为夺取政权而大搞“土地革命”武装暴乱的时候，应该说一切与蒋介石政府对着干的人和事都为毛所欢迎，都是毛的盟友。但是，毛却绝对不是如此单纯之辈，毛清楚，他的共产党将来要建立的是一个说一不二，不容许任何个人、任何政党团体挑战的极权政府，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是榜样，在那里除了共产党的声音，不容许有任何“杂音”。任何反政府的言行，除了监狱和劳改营、刑场之外，决没有第二个收留地。而这些藐视政治权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将来必然成为他的共产党政府势不两立的大敌！可以想见，毛当时听到当时那些藐视政治权威、胆敢与当权者作对的言行时，本能地想到，一旦他当权，决不对这些自命不凡的名流手软！……
不过当时他绝不会怒形于色，他甚至为这些人叫好！（一个例子就是他对鲁迅的吹捧。）但我们可以肯定，毛却在暗中冷笑：你们这帮资产阶级教授，臭知识分子，待到我毛泽东、共产党掌权，看我怎样收拾你们！
这并不是笔者的逻辑推理，更不是对毛“栽赃诬陷”，下面这件发生在毛掌权后的故事，是毛这一心理的绝好证明，那就是他自爆心迹对 “假如鲁迅还活着”的答复。
事情发生在1957年7月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毛与旧友、翻译家罗稷南之间的一段对话。此亊先被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收入。后来，这一情节被当时参加座谈会的亲历者黄宗英（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之妻）撰文回忆证实。现摘录黄女士文章如下：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是风起云涌……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只见一些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排和祥气氛……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的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全场，他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们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我又见毛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答道：“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胡风为鲁迅的忠实门徒——笔者）；可又有哪个敢公开提出？……天晓得会发生什么？我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地理解了，我却吓得肚子里娃娃险些蹦出来……
（黄文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
此文配有会场的照片，系当时《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配发的新华社通稿。从照片说明看，赵丹与黄宗英就坐在毛的身后。照片右角是罗稷南，罗的斜对面是毛。这几个人都坐得很近，绝对不会听不清或听错。
而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毛“推崇”的典型，毛几乎用尽了最美妙、最肉麻的词句为鲁迅鼓吹，把鲁迅捧上了天，什么鲁迅是“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丝毫没有奴颜和媚骨”，“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勇敢、最忠实、最热枕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见毛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二节）
毛在做了最廉价的高帽大放送之后，心里一定暗中窃笑，等待鱼儿上钩。果然，许多青年学生、包括鲁迅的门徒胡风、萧军等就冲着毛的这篇文章去投奔延安，还有更多的知识精英和青年学子则是凭着毛的这种“开明”，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
可有谁知道口蜜腹剑的毛原来是打算在他的革命成功之后，就将这么一位“最最最最最最”伟大的人物送进大牢呢？——当然如果鲁迅也像郭沫若那样奴颜婢膝，他可以赐给他一顶官帽；但毛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他不怕鲁迅的骨头硬，他总硬不过枪杆子和脚繚手铐！——可是谢天谢地，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因为鲁迅已经死了。
对鲁迅尚且如此，其他人当然就不用说了。可以想见，在毛的骨子里、在他的心灵深处，对这些“文化精英”、“社会名流”该是何等痛恨和鄙视！此后，即有很多毛针对知识分子的著名语录出笼，如“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 对资产阶级教授们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对其鄙视、蔑视、藐视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真可谓直抒胸臆，－吐为快。
毛为什么如此仇视这些并没有对其不敬、甚至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知识分子呢？此中原因不在于个人恩怨，原因就是所有的名流、知识精英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斗士。这就与毛主义和他的马列主义水火不能相容，这就是他最大的仇敌。由此也就可推知，虽然当年那些名流藐视、谩骂的是北洋政府，是蒋介石，却痛在毛泽东心上！名流、精英们之所以能在他们的时代大显身手，唯一的原因是那些统治者太过软弱、无能，“专政”的水平太低，太低！如果这些狂狷不羁、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们碰上他毛泽东，哈哈……对付这些自以为学富五车、不可一世的高知们，其实只要把他们交给工农群众去“专政”，或者派两个大兵去对付就够了，就可以将他们制服得服服贴贴，哭爹喊娘，让他们斯文扫地，猪狗不如！——毛后来毛就是如此对付那些还活着的知识名流的。
所以，清末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养成的傲气、骨气，是促成了毛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底，是知识分子既不大好欺骗，又不大好成为极权政权的驯服工具——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高压和暴力下表示驯服顺从。但毛认定，他们口是心非，心底仍是不服的，决不能相信他们表面的顺从，必须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只脚，让其永远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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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另外两个元素
作为专制、独裁、极权主义之集大成者，毛主义的形成除了上边论述过的各种因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较为隐蔽，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因素，下面是两例：
（一）从早期的新村主义者到后来的“五·七指示”。
在五四时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比共产主义传入更早，影响力更大的一种学术流派，很多后来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初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早年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无政府主义中又产生了一个叫“新村主义”的流派，它仿效欧文的“和谐新村”的某些做法，试图探索在未来无政府、无国家的社会中生产、分配的基层单元模式，并进行建立过这种基本单元的实验。毛泽东就曾经是一个新村主义的拥戴者和热心试验者之一。
新村主义发源于欧洲，创始人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亨利·孚岱。孚岱1905年在法国与西班牙的交界处创建了一个叫“山鹰共产村“的小村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完全由自由人共同劳动、共同协力、共同治理的共产主义世外桃源。后来，这一做法传至日本，日本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也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天国” 试验地。在日本求学的周作人（鲁迅之弟）于1919年3月的《新青年》杂志上撰文介绍新村主义，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毛泽东就是接受这一新思想的新派青年之一。
毛所设计的新村的除了类似傅立叶、欧文的和谐公社，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之外，又加进了“共同学习”的内容，即实行半工半读。毛泽东在1919年12月14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撰文，介绍了他曾邀集数个朋友于1918年在岳麓山建立”工读同志会”，实行半工半读的经过，只是后来入伙者各奔东西，工读会遂告解散。但毛仍打算从头再来，并订出了详细的“新村蓝图”。毛计划中的新村，将学校、家庭、社会结合在一起，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新村中有育儿院，公共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厂、消费社、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俨然自成系统的一个封闭式小社会。
当然，计划是计划，做起来不容易。1920年毛第二次赴京离开北京之前，曾专门拜访了在北京的周作人，请教创办新村事宜。到了上海，毛还与几个朋友在上海租了房子，共同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实践其“有工同做，有书同读、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新村式生活。但结果，只维持了个把月，大家感到“殊无把握”，就散伙了。
两次短暂试验的失败，毛并未从中认真吸取教训，他还想继续试验，并就组建新村问题与恽伐英、林育南、林育英（二人均为林彪之堂兄）商谈，但恽伐英等人这时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共产主义方面去了。毛泽东之后也忙于在长沙组建“文化书社”（共产党的宣传点），建立新村的试验从此搁浅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建立这种“有工同做，有饭同吃，有书共读”的劳动共同体，并把劳动、学习、家庭、社会融为一体的打算始终没有泯灭，只是，待到已经成了极权暴君以后，毛想到的不再是建立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国”，而是想用它旧瓶装新酒，使之成为他的极权帝国的基层综合单元。38年之后，在大跃进中，毛把最初只是一种“大社”形式的人民公社演变成当年“新村”模式，变成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基层组织。毛大概以为，他当年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缺乏一定的财力支持，而且当时他也无法解决人员的自由流动问题。如今已成了“一国之君” 的他，可以以政府的名义派遣干部去管理公社，还通过户籍制度把民众强制捆绑在公社里，这样，新的新村——人民公社就完全可以成功了。
然而，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这一“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实际上也失败了。可是，自以为是、自以为精神万能、权力万能的毛根本不承认失败，他认定公社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决不放弃。遂以国家强制的方式继续维持公社体制，不但要在农村维持原有公社，还想在城市、在各行各业推广这一模式，让它真正成为他的极权帝国基层综合单元。
毛对新村主义进行的－点创新是以工读、业余学习的方式取代国家正规的教育体制——学校的精英教育。毛的这一思想在他读湖南－师时就形成了，当时的毛由于入学太晚，年龄偏大，缺乏全面系统的现代知识基础，对正规教育非常不适应。为此他曾向学校提出要求，取消他跟不上的科学课作为必修课。这一要求理所当然被驳回。毛不思自己之偏激，反认为是现代教育制度脱离实际、脱离大众，他激烈地抨击道：“现时学校之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截，犹鸿沟之分东西。－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他认为应打通学校与社会的隔离，使两者打成－片，造成“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 的局面。并拉扰拢－些志同道合者建立“工读学校”、“自修大学”，与正式学校进行抗衡，试图以业余的普及教育代替学校的教育模式。这一思想成为他后来他在“大跃进”中提倡全民办学、普及大学和文革中发布的“七·二－”指示大办工农业余大学的根源，也是他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疯狂的诬蔑、诋毁、对教师和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的“理论根据”。
文革前夕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的实质内容基本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把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建成封闭式自然经济小系统，实际上是复活他的新村模式；二是废除原来正规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将学校放到社会中去，与实践溶为一体，废除教师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这成为毛的教育改革、也是他从根本上改造——消灭知识分子的计划。
毛这封信内容如下：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以做各项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阶层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么？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农村、工厂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顾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顾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侯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己经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从这个“五·七指示”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讲，毛坚持当年“新村”的“半工半读”、生产、学习、生活共同体的模式，但增加了 “批判资产阶级，参加文化大革命” 的内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年新村主义的基本“教义”：摆脱政府、国家的羁绊、建立自由人共同体的初衷，实际上把它推到了原来“新村”的反面：使它由独立的、无政府主义的民众自治组织，转变由极权政府直接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单元。
“五七指示” 后来成为迫害教师、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尚方宝剑，也是中国教育灾难的真正开始。后来，毛又发表进－步的“七·二－”指示，明确改变现行大学模式，取消文科大学，由厂矿、经济实体办理工科大学，只招收由各地、各单位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毛的这个指示造成了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毁灭性打击。追源溯流，实滥觞于他当年热衷的“新村试验”。
毛将此信写给林彪也有特别含义，38年前，毛就是与林彪的两位兄长商量、谋划建立“新村”之事，但无果而终。现在跟林彪重提此事，就是希望林彪能继承两位兄长的遗志，将这一旧形式赋予新内涵在中国推广开来。
毛由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将无政府主义的民间自治祖织，改造为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极权政权的基层单元，这一事实反映了他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的蟺变，是“物极必反”规律的表现。因为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只隔着－层薄纸。从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再跨出一步，摇身一变就成了最凶暴，最野蛮的专制、独裁魔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量现实：当年那些高喊追求自由、民主、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者，－旦掌握政权就变成了专制魔王的原因，因为他们自以有了追求共产主义天堂之名，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们给自己赋予了不受限制的权力，却不肯设置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当尝到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甜头之后，就再也不肯放弃了。
（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优秀门徒。
人们往往把毛泽东主义视为直接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的产物。但是，却没有追溯更早的根子。其实，毛和诸多专制独裁的统治者一样，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或同时，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的信徒。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担任重要职务，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共和国政府被推翻后，他专心从事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被誉为“世界政治学之父”。
马氏生活的年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已处于衰落，外临大敌压境，内部分崩离析。马氏认为，意大利唯一出路在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然而现实中却并不存在实现这一理想的条件。无奈之下，马氏只好集中精力从事探索建立这种国家的途径，特别是关于君主应该具有的手段、计谋、气度，《君主论》（又译《霸术》）就是这一产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些光辉的著作面世之前，它是政治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是一切专制独裁的统治者的必修读物。
马氏学说的最核心思想是：君主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后人称其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马氏认为，统治者——君主既要坚忍狠毒，又要假仁假义；既要勇猛善战，又要能说会道。残暴使人敬畏,为了慑服被统治者，残暴必不可少，不必顾虑被人指为暴君而退缩不前。慈悲能让人爱戴，所以即使没有慈悲，也要假装出来，因为统治者需要人们 “爱戴”。
马氏还特别指出：君主可以不必守信，可以自食其言。当然，前提是要找到恰当的理由。
在《君主论》第18章，马氏写下了一段名言：“每个人都同意，一个君主能有信于人民，能诚笃不欺，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经验却告诉我们，那些成其大事的君主很少恪守信用，反而总是善用机巧，使那些守信的人大上其当。” 这就是成功统治者的终极奥秘。
马氏以古代君主受教于半人半仙的故事说明，君主应兼具人、兽两性，如果用人性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就改用兽性的办法。学习野兽主要学习狮子和狐狸，狮子虽然勇猛有力，但不识陷阱；狐狸狡猾却不能胜恶狼，只有兼擅二者之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善学狐狸还要善于伪装，为狐却不露尾，使人不知其为狐。
关于信用问题，作者认为要服从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一个聪明的君主眼见遵守前约于己不利时，就不能，也不应该讲究什么信用，或者，那些使他守信的理由不存在时，他就不妨失信。”“何况一个君主总会找到合法的理由为自己的失信辩解的。”
马基雅维利总结了历代君主的统治之道，并且说得那么直率、那么露骨，毫不掩饰，所以，名声不太好。他的学说在受到人赞赏的同时，也使一些后来的信徒——如以追求伪善、欺骗为能事的毛泽东之流——不敢公开承认为其门徒，尽管他们在行动中对马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当然也有敢于直言不讳的，如拿破仑就说，他的最大智慧就是知道“在哪些时候应该充当狮子，哪些时候应该扮演狐狸”。
毛泽东却没有拿破仑那么直率、坦白，本来，他不但学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真义，而且还大有发挥，例如，他还添加了中囯式的“厚黑学”， 又扯起一面共产主义大旗。这些都是马氏学说所不曾有的。但毛却不会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信徒，因为那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已是个伪善的暴君加狐狸了。
不过，掩饰得再好，也会露出“马”脚的。毛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仪，应该早在他在长沙求学时就开始了。在他未进入湖南一师之前，有6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泡省立图书馆中度过，这期间，毛浏览了中、外历史地理书籍，特别是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传记如“世界英雄豪杰传”之类兴趣最隆。我们可以肯定，特别关心政治，喜爱权术的毛，一定曾涉猎过《君主论》。而且这是有间接证据可考的。据美国的毛传作者特里尔记述，毛在一师读书时就喜欢说自己身上有“虎”、“猴”二气，“在不得不与人共事时，毛泽东表现出一些猴气；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时，他又会很有虎气。”毛自己也多次说过自己具备“虎”、“猴”二气。建国之初的1951年，毛曾经将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一位校长、一位老师请到北京，毛对他们说：我当时身上的“虎气”太多些，遂有发动学生驱逐校长、老师之举，如果当时身上的“猴气”多些，就不会如此莽撞了。（毛自已最后提及自己身上的虎、猴二气是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一些猴气，是为次。”）
毛的虎、猴二气之说从何而来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对《君主论》中关于君主应具备狮子、狐狸两种特性说法的化裁、翻版。毛不直接援用“狮、狐二气”，因为那是明确针对“君主”而言的，而毛当时还是流浪在长沙的一名穷学生，他当然不好直接自比君王；他也知道马氏理论的“名声”不大好，不能公开当他的“门徒”。但是他对这位权谋大师肯定心仪有加，而且按耐不住对这一名论的膺服，于是改头换面，以“虎、猴”取代“狮、猴”，顺理成章却不授人以炳。毛以此虎、猴自喻，其实也是向人家暗示：他天生就是 “君王”的料，将来要君临天下。毛在少年时代就狂放不羁，每有机会都要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将来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譬如他的“咏蛙诗”：“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以及“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等等，质言之，毛的虎、猴二气就是他崇尚《君主论》、师从马基雅维利的证明。
如果从毛后来所作所为看，则应该承认他己将马基雅维利主义确实学到家了，其中运用得最多、最娴熟的莫过于“言而无信”。请看他人生的关键几步棋，莫不靠言而无信取胜：抗日之初为了中共生存并取得合法地位，他信誓旦旦地说服从中央政府、服从蒋委员长领导，要上最前线去与日本兵拼命；可转眼间就只干抢地盘、打内战的勾当，并且和日本人勾搭“成奸”；在重庆与国民党和谈时在答英国记者甘贝尔的书面提问时义正词严地宣称：共产党将要建立的未来的新中国，是与美英等国一样的“民主国家”，是拥有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从基层官吏到中央政府首脑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可一旦得了“天下”， 他就把“民主、自由”丢进监狱去了；进北京之初他还说要坚持“新民主主义”二十年不变，转眼间就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等而下之如尔虞我诈、过河拆桥、口蜜腹剑、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等，更是玩弄得出神入化。马基雅维利先生如地下有知，应自叹弗如。毛是当之无愧 “青出于蓝” 的“双马（马基雅维利、马克思）高徒了。
六、毛主义为何能在中国大陆横行无忌
这是个很少人提出并寻求答案的问题，但似乎是个应该寻求答案的问题。
以1949年10月为分界线，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早就在党内进行个人独裁的各种努力，但终究还有所顾忌，不敢公开以帝王自诩；1949年10月以后，毛自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当仁不让”地当起了没有皇帝名号的当今“秦始皇”了。1950年中共发布建国后第－个五一劳动节口号，毛就大言不惭地加上最后抄底的－条：“毛主席万岁！”因为中国人都知道，“万岁” 是皇帝的专用称谓。毛此举无异如告诉国人：如今他毛某人就是当今的皇上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后来执政期中这个皇上不但没有表现出治国安邦的才能，相反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一场大跃进饿死人几千万，全国人民长期陷入“食不裸腹、衣不蔽体” 的困苦境地，国内阶级斗争不息，血流成河；国际上成了孤家寡人，陷于空前孤立。毛成了真正祸国殃民的暴君。可是，他的地位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挑战、更没有垮台，反而对其个人的崇拜和歌颂之声有增无减，直至文革，他把全国搞的天翻地覆，鸡飞狗跳，举国臣民朝不保夕，经济陷于崩溃边缘，而他个人威信则达到了顶峰，变成了一尊受全民顶礼膜拜的超级的“大神”。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毛究竟有什么神奇的本领能成就这超凡的“伟业”。下面，我们试图揭开这一迷团。
（一）中共党内体制和党员构成有利毛专制独裁。
为什么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数千万党员的大党，最后都匍匐在毛的腳下，都成了他一人的驯服工具？这确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比较复杂，但简单地说，主要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毛占了先机：
一曰成功地贪天之功以为己功 。毛知道，他要充当全国人民的皇帝，首先要在中共党内当稳党皇帝。为此，毛制造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共产党夺权的胜利），是由于他一人正确领导的结果”的舆论，进而大造特造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还是在延安偏居一隅的情况下。包藏祸心的毛就有意识地制造对自己的帝皇式的歌颂，掀起了对自己肉麻的大合唱，诸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爱人民，他是人民大救星”等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允许用这种语言吹捧自己的，即使是列宁、斯大林也没有允许使用这种肉麻无耻的颂词，因为它和马克思主义反封建、反皇权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国际歌”中就明确宣示“不靠神仙皇帝”。毛却敢于为自己制造这种神仙皇帝式的颂歌，就是为自己将来某一天成为真正的皇帝制造舆论、打好基础。
当然毛要把共产党夺权胜利的功劳全算到自己头上，得有一些“事实”， 于是经他精心策划，制造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全党”；是毛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八年抗战，打败了小日本；“解放战争” 的胜利全靠毛的英明指挥等等“丰功伟绩”。但这种明目张胆歪曲亊实和邀功推过的行为，首先要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支持或默认，因为少数党内领导人对上述种种的真相是清楚的。他们为什么也黙认甚至帮腔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毛贪天之功以为己功，这些领导人也跟着“占光”， 毛吃“肉”他们喝“汤”； 另方面，更主要的是，这些领导人都被毛整怕了，谁也不敢跟他争雄，唱反调。于是，谎言就成了事实。至于毛共广大军队将士和中下层干部，在战争年代，他们被分割在各个战场、各个区域，即使是高级指挥员，也不了解全局的情况。所以毛的谎言、讹诈在全党畅行无阻。
二曰共产党的党内决策体制有利于产生独裁者，毛则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体制 。中共宣称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一种独裁体制。它的关键词是“全党服从中央”。而毛是中央的“头”，后来又制造出了党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就变成全党服从毛一人，毛就是“党”，就是“党中央”。
毛还有一个“杀手锏”，叫做“服从大局”。 毛说“大局”是全党最高利益，任何人都要相忍为党、相忍为大局。其实，所谓“大局”，实际就是毛的利益，毛就是“大局”。 所服从大局就是服从毛。 例如，任何人都不能背着中央搞阴谋诡计，却只有毛一人例外（毛与江青密谋发动文革就是典型的阴谋诡计）；任何人不得染指、控制军、警、特系统，唯毛一人例外，因为他代表“党”； 任何人都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毛的驯服工具，但任何人不能要求毛做“党”的驯服工具，因为他凌驾全党之上；任何人不得违背党中央的决议，但只有毛一人例外，中共的七大、八大、九大的有关决议，后来都被毛推翻了，因为他代表 “大局”，－人凌驾于全党之上， 他还有什么不能做、做不到呢！
三是中共队伍的构成状况，有利于毛实行独裁 。中共庞大的党员队伍，大概由下述几部分人构成：一是最高的领导核心层。在毛的时代，主要是在中共创建初期入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在莫斯科受过训练，是一批全心全意为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彻底的俄式赤化分子。经过多轮较量，这些人一个个被毛制服，全体甘拜下风。毛最终带领中共夺得了政权，这些人更是由衷地感佩，拜倒在毛脚下。这些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毛分给他们一杯羹，毛也滿足了他们的要求，前提是他们不得挑战毛的绝对领袖地位。所以总的说这些人能与毛和平共处，绝沒有取代毛的野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是这类人的代表。
第二类是早年在所谓“土地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队伍的工农干部。他们出身贫苦，文化很低或没有文化，是响应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宣传而加入毛的队伍的。这些人大多是逞勇斗狠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与国民党和地主、有钱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别无选择只能“跟党走”、 跟毛走。后来他们如願以偿成了毛的高级干部和军队将领。这些人因为毛带领他们夺得天下享受荣华富贵而对毛感恩零涕、忠贞不二，是毛的最忠实拥戴者、捍卫者，毛政权的中坚、支柱
第三类是抗战时期投奔中共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听信了毛共的抗日宣传，又对当时国民党不滿而选择中共的。但他们身上仍然沾染着知识分子习性和追求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这使毛感到不安，毛既要利用他们，更要“改造”他们，“延安整风”使这些人初次接受了毛的“革命洗礼”，领略了毛的手段。他们害怕了，被驯服了。接下来他们被毛共的胜利暂时平息了心中的怨恨。可毛对这些人终究不放心，不信任，建国后，这些人虽然担任了各种大小不等的官职，但他们在各种运动中仍然挨整、被改造，少数被打成“右派”、“右倾”、“ 反党分子”、“ 反革命”。文革后这些人获得平反，开始觉悟，但已垂垂老矣。他们在物质上仍然享受实惠，但没有实权，也不敢有非份之想。
第四类人数最多，是国共内战（即所谓“解放战争”）时期加入毛共队伍的下层分子，一般党员，以及建国后各个领域发展的党员。这些人很大部分是在毛共已经胜利在望和己执政的情况下对毛和共产党追捧，试图从中分得一点好处，捞个一官半职。毛推行“入党做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他们也就忠心耿耿三呼万岁了。这部分人数量虽多，但在党内处于下层地位，没有权力，只是毛的工具。
真正构成毛的统治支柱是军队和警察。这两部分人都是毛亲自掌控的“命根子”， 毛从1935年从周恩来手中夺得军委主席一职之后，便牢牢攫为己有，列为禁脔，任何人不得染指。到了文革中，一个营的军队调动也要经过他的首肯。毛的警察队伍基本上是从军队挑选、转化而来的，是对毛绝对忠诚的近卫军，由毛的亲信掌握的专政工具。毛非常爱护这些工具，军队和警察摆在最受宠信的地位，享有诸多特权。在文革中，毛还一度将政权全部交给军队去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军队对他的忠诚。总的看，军队和警察始终牢牢地掌握在毛的手中，以致于文革后期“二把手”、 副統帅林彪都无法发动针对毛的军事政变。
另外，中共队伍类似黑社会的特征，严密的纪律，严格的审干制度，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管理体制，以及长期以来推行对毛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运动的洗脑，都保证了全党、全军对毛的绝对忠诚。
（二）中国民众的特质和毛构建的专制“党文化”加固了毛的统治。
毛泽东的野蛮统治受害的首先是中国一般民众，其次才是中共内部。大概估算，在毛执政的27年间，被其直接、间接廹害致死的人数在八千万至一亿左右，受到迫害和牵连的则难以计数，其中包括党内各级干部。但是，为什么在毛如此酷毒的统治下，中国人民没有形成有效反抗，相反，对毛的个人崇拜却蒸蒸日上呢？
直接的原因是明显的，那就是毛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严密而残酷的统治制度和内部监控网络，以及由他直接掌握的强大的武装和暴力机器。在现技术代条件下，只要统治者牢牢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并且在内部建立起了严密而有效的控制，老百姓是无法与他抗衡的，因为不是陈胜吴广可以揭竿而起的时代了。除中国外，世界上其他的极权暴政国家如北朝鲜、古巴，非洲军事独裁者等等，也都对民众实行着绝对极权统治。所以毛的统治并不是什么奇怪和绝无仅有的事例。
然而，毛和中共在中国实施残暴的极权统治，还有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那就是这个国家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专制传统，老百姓习惯于在皇权统治下充当顺民，对专制独裁统治有着极强的适应力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配合能力。这一点，只要看看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巍然不动”就可知了。实际上，中国人民对统治了他们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并没有什么深切认识和仇恨，对皇帝专制制度的罪恶更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全民式的批判。直到今天，皇帝、皇亲贵族仍然是中国人民赞美、追捧的对象，银屏上天天上演的宫廷戏，现实中到处都有特权横行就是例证，人们见多不怪，反而羡慕有加。也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够肆无忌惮地宣称自己是今日的“秦始皇”而无人声讨。
此外，毛处心积虑、无孔不入地地向中国人民灌输极权主义的价值观，构建了一整套专制主义的“党文化”，也对维护和强化他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实施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愚民教育。比如，运用瞒天过海之术，把中共说成抗日战争的主力，把毛吹捧成抗战领袖，而真正领导八年抗战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则被描绘成了抗战中的“投降派”、“卖国贼”。此等颠倒是非、篡改历史比比皆是。另一个方法是偷换概念，将毛共构建的－党专政国家混同“中国”、“祖国”，将维护毛共的专制极权统治称为“爱国”，将反对毛主义暴政指为”“叛国”“卖国”，逐步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目中树立“祖国（中华民族）=毛共中国=共产党=毛”的概念。毛及其同伙则肆无忌惮地将国家据为己有，将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以爱国之名，行窃国之实。
其次，推行“驯服工具” 的奴化教育。从延安整风以来，毛就借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阡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名，扼杀一切独立思考的思想火花，推行 “驯服工具”论。要求每一个党员、每个公民都无条件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和“革命的螺丝钉”。为此，当局掀起了宏扬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持久全民思想改造运动，要求每个人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生交给党安排”。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有所效仿，毛的宣传机器不断制造出各种“典型”、“样板”，如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等等己经死去的“英雄”，这些典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无限忠于毛，无限忠于毛思想”， 并且最终都为了毛和毛共献出了生命。与此相反的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讨伐，凡是为了个人打算、为维护个人和家庭利益和权益的言行，都被指斥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作为落后、可耻、鞭挞的对象。人们从幼儿园、小学就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奴化教育，反之，－切具有自由精神的思想火花都被扼杀于萌芽之中。
其三，大力推行仇恨教育，培养为毛主义卖命的凶徒，传承阶级斗争的“香火”。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无产阶级专政，是毛主义的基础，毛共的看家本领。建国前靠它打江山、夺江山。夺得江山之后，这方面教育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愈益强化。“人民”被告知：阶级斗级会越来越激烈、复杂，阶级斗争永远不会息灭，对敌人必须要“像严冬一样无情”（雷锋日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等等。对那些在各种运动中敢于打砸抢杀、冲锋在前的积极分子，都给予各种奖励，入党提干，升官发财。为了给仇恨教育造势，毛政府又开足马力开展“忆苦思甜”运动，昼夜不停地宣讲“旧社会的苦”、国民党的“万恶”，地主、资本家被塑造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然后要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珍惜今日的“甜”，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告诉人们“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他们去“解放”，等等、等等。
仇恨教育的最大果实，便是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变成了无限忠于毛、忠于共产党、与阶级敌人誓不两立的逞凶好斗之徒，成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文革初期红卫兵杀人放火，将老人活活踩死、将婴孩撕为两半；贫下中农活吃生人、将阶级敌人剖腹挖肝送酒等超乎人们想象的血腥残暴，就是这一教育结出的硕果。
其四，制造战争竭斯底里，实行临战体制的恐怖统治。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掩饰经济建设的失败，掩盖对人民严酷剥削压迫的本质，毛除了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人民进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以外，另外就是制造战争恐怖，推行临战体制。从毛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天起，毛共的战争叫嚣就没有停止过，先是主动挑起“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局部战争，后则叫嚷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战争”，号召“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实行全民皆兵，临战动员等等。使中国人民的神经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战争阴影之下。战备压倒－切，令全国人民自觉节衣缩食，勒紧裤带，而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血腥镇压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五，主动进攻，开展不停顿的政治运动，令全体臣民诚惶诚恐，自顾不暇。这一招颇类当年赵高对秦二世贡献的对臣民“行督责之法”，即不停顿地对官、民进行“督责”， 让其“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 不仅无法谋“变”，也不敢对毛的统治有半点不满、怨恨。先是不断开展残杀、蹂躏阶级敌人、打击“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的各种运动，让人们胆战心
惊。在苏联出现反斯大林之后，毛又把防止和铲除“中国的赫鲁晓夫”，作为头等大事。毛釆取的仍是主动进攻、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即对凡是有一点“右倾”、“新思维” 的干部，党员，都被以各种名目一一清除。直至在文革中将各级“当权派”都作为“走资派”全部打倒，在全国人民中发动“清査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令全民惶惶不可终日。
除上述各点之外，毛还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继承了 “阶級分化”，掌握多数、依靠“群众”的这一基本战略。不管对敌人、对敌对阵营，或对自己队伍、对“亲密战友”，毛都视其为斗争对象，竟争对手，对其采取分化瓦解、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多数情况下都屡试不爽，保证了自已統治的巩固。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毛实施上述各种方法、权术、手段，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首先对全国人民实行严密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腕统治，实行信息封锁、舆论垄断、行为控制，把全国变成一个特大监狱，使全国民众变成狱中囚犯，成为“聋子”、“瞎子”、“跛子”，然后其他手段才能有效。说到底，这还得靠暴力和愚民两手。
以上就是毛和毛主义横行中国的终极秘密。
（第六篇字数：39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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