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中苏战争危机始末（2）准备打仗

宋征

中国挑起珍宝岛冲突的时间是在“文革”中的“九大”召开前的一个月。合乎逻辑的推理应该是它与中国内部事务有关的可能性，远大于外部事务。但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复杂诡异，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也很难解读。因此在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分析中方的动机与目的，怀疑毛泽东“试图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政治调情”。 但中方在冲突后的最初行动，似乎表明珍宝岛冲突只是用以炽热煽动国内的反苏气氛。已被确认的事实是，从3月2日珍宝岛冲突之后的两个月之内，北京当局并无重要的举动。3月15日早上珍宝岛再次发生战斗，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听取战况时还轻松地说:“一个县建立一个民兵团，全国都要搞。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准备好了，他（苏联）不来打也不要紧。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寒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飞机轰炸。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 此时林彪插话:“今天的行动（3月15日的战斗）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线人指挥的。” 毛又明确说:“到此为止，不要打了”。 随后，毛泽东指示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并让周恩来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3月22日周恩来提交书面备忘录，毛泽东批示“同意备忘录，准备外交谈判。” 同时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表示:“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3月2日的冲突，他们（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苏共）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他们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 毛还主张“（将要举行的）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珍宝岛冲突的事情已经结束，其中并不包含准备与苏联开战或者纠缠不休的意图。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毛相信中苏大战是打不起来的，“毛泽东‘不要打了’的指示，显示他不想扩大事态。”

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谈到珍宝岛冲突，强调了精神胜利法:“我们主要靠勇敢，靠破除迷信，这次在珍宝岛打了一个小仗，破除了一个迷信。” 那个在珍宝岛举手发信号的中国军人（孙玉国），在“九大”大谈他们如何偷袭了苏方巡逻队，毛泽东高兴得起立鼓掌，会场的千名代表极度亢奋，掌声雷动。周恩来及时指点此人向毛泽东敬礼，场面欢腾。从记录影片来看，此人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大幅度抖动不停，毛泽东以老人之身受此剧烈抖动，倒也没有不悦。这期间，珍宝岛冲突引起了苏联在边界局部上的军事反应，毛泽东和周恩来基本上视其为“故意虚张声势”。 周恩来还判断:“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军事进攻的可靠基地。” 林彪此期间表现冷淡平静，他的反应基本上是无动于衷。

那么，是谁主导了这样一次目的模糊不明的边界战斗？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系统都直接听命于毛泽东。从周恩来在珍宝岛冲突前后的表现来看，他的作用局限在外交层面，他附和毛泽东，又模棱两可，而且一直在担心边界战斗的扩大化。周恩来，实则不属毛氏团队，毛并不信任他参与决策，仅用他跑腿办事。周恩来的实际地位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之下，甚至不比谢富治、张春桥。所以从周的意愿、权限和动机来说，他不配做此事。江青等人活跃地推动“文革”，虽然勇气十足，但只是毛泽东麾下的攻击手，更没有激惹苏联的动机，也不配做此事。《剑桥史》分析道：考虑到中共军队是从上到下控制十分严密的组织，可以完全排除中国边界部队或当地军区自行发动战斗的可能性，结论是:“有动机、有权力、有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军的命令，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人。江青及等人缺乏指挥系统。周恩来不会认为自行采取这种大胆行动而不受任何惩罚。” 中共资料也说明“毛泽东事先知道珍宝岛战斗将会发生，但并不具体地知道在3月2日发生。” 这表明挑起珍宝岛冲突，确实是毛本人的意图；而负责军事层面的人，就只能是林彪了。

总地来看，毛泽东对冲突后的苏联反应，是准备不足。3月29日苏联政府声明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冲突问题，毛泽东迟钝地对苏方建议较长时间未予以答复。可以说，珍宝岛冲突可能只是毛的反苏路线的一次发作，那路线是“通过仇外宣传，毛和他的同志们使用外国威胁来动员中国的民众。” 而林彪的最初反应很象是“事不关己”。 据林彪的秘书讲：“我注意到，林彪对珍宝岛冲突的事情，从始至终缺乏兴趣。我向他转报有关情况，他只是听听而已。”

长期以来，苏联对周边安全极为敏感，蒙古国即是苏俄为防御中国而建立的安全地带之一。近代历史表明，在非常注重“地缘政治”的俄国人眼里，中国东北地区处于重要地位，关系到俄国的远东安全和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现在，中国的矛头突然“北进”，在远东挑起边界冲突，“苏联怀疑中方意图并非仅要控制那个小岛（珍宝岛），而是有更广泛的战略考虑。” 从逻辑上说，如果中苏边界冲突的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那么真正的主导者，不一定对具体事件或战斗过程感兴趣，但一定会关心冲突所引发的后续效应。

在当年4月份的“九大”期间，在毛泽东看来珍宝岛事件已经结束，毛的重心是要在国内“取得更大的胜利”。 按照毛泽东旨意撰写的“九大”政治报告也依旧把美国算作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九大”闭幕，珍宝岛事件不但没有被淡化，相反地，中国对苏联军事进攻的前景估计发生了极大反转，在中国掀起了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备战高潮，全国急速进入铺天盖地的“备战”总动员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异乎寻常地持续了一年之久。虽然这与毛泽东挑起边界冲突的初衷并不相符，但应该说，这才是珍宝岛冲突事件的真正效应，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在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准备打仗”，并设想了战争形式或是边界“小打”，或是苏军全面入侵的“大打”，对这两种情况都要有所准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具体提出要准备与苏联进行战争。

在5月底，毛泽东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苏联随时可能沿两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必须马上准备应付苏联的入侵，还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因此要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备战成为此阶段中国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

这时，中国军队被大量调往中国北部。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400万部队进入了战前状态。国民经济也火速转入临战状态。“一切为了打仗”成了最中心的任务；中国各地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备战宣传；各层级“革命委员会”（1968年建立的政权机构“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和大部分工作员都投入了备战工作；大批的城市人口被疏散到乡下（例如南京市疏散居民13万多人）；大量的物资被搬迁到农村地区；全国各大专院校也迁往农村；留守在城市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及居民都被当局以军事形式组织起来，分别组成所谓的战斗队、支前队、后勤队等等；各城市挖掘简易的防空工事、防空洞和地道。这时中方的一连串举动，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中国行进在前所未有的战争恐慌之中，看来两国必有一战。

实际上中国此时并不存在急迫的战争危险。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的全球战略是与美国争霸，其劲敌是西方世界，不可能与中国“鹬蚌相争”而让西方坐收渔利；因此苏联的本意仅是要制止边界挑衅。从哪个方面看苏联都犯不上与中国打仗。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的总体反应是满腹疑团，怀疑中国通过边界冲突“在追求另外的政治目的”， 由此自然产生出防止中方挑衅重演冲突的意图。苏联驻华公使（叶利扎维金）也向莫斯科报告:“现在北京的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加强自己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有可能下令在边界上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 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要与中共领导人通电话以便解决边界冲突问题，但被北京电话局的一个接线员自作主张和无理辱骂。柯西金只好联系苏联驻华大使，他说:“我奉苏共政治局之命，要亲自与毛泽东或周恩来谈判。我试图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里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接线，使馆能帮我想办法吗？” 周恩来对北京电话局拒绝接线一事极为恼火，但他只能既高度表扬接线员的“反修斗争的坚决性”，又婉言指出不要在国家大事上自作主张。6月13日苏联再要求中方最迟在“两三个月之后”开始边界谈判。此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Kuznetsov）主持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Khabarovskiy Kray）的边防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与中国的边境问题，没有一个苏军将领主张用武力解决争端。7月26日苏联政府提议通过两国总理的高级会晤来解决边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