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九）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苏双方为了爭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头，发生了激烈的所谓理论论战，最后发展到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场武装冲突之所以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发动的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搞得中国大陆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国民经济再一次陷入濒临全面崩溃的困境。毛为了转移大陆民众对毛和中共的不满，而有意在珍宝岛地区挑起这场边境冲突。

之所以选择珍宝岛，是因为它是黑龙江中的一个小岛，在这里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很容易控制武装冲突的规模，毛是知道中国大陆当时的状况是不能也不敢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战爭的。

由于毛和中共要维持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以制造毛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加强控制的借口，所以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以致使得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对华强硬派一度计划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幸被美国坚决制止，使中国大陆避免了一场核灾难。此事件在毛和中共领导人心里造成极大的恐惧。毛被迫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在苏联的核威慑面前服软。

面对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和发出的核威胁，尽管当时毛和中共拥兵四五百万，但面对被自己搞得千瘡百孔、民不聊生的经济状况和落后的武器装备，毛和中共知道一旦和苏联开战自己是毫无胜算，这个世界上能与苏联抗衡的唯有刚刚从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中拯救过自己的、被毛和中共称之为：“亡我之心不死的、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于是毛和中共的外交政策忽然之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以前的极端仇美、反美转变为联美抗苏。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毛和中共通过中共的铁杆兄弟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穿针引线，顺利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基辛格率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且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尼克松和基辛格怀着虔敬的心情在北京的国宾館等待刚从一次重病中搶救过来，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毛的“召见”。

在这次会见中，毛语无轮次地用他那含混不清的湘潭话，东拉西扯地胡乱说了一通。尼、基二人都被毛的东拉西扯搞得晕头转向，莫测高深，因而都被尼、基二人认为这都是毛高深的、他们无法理解的哲学理论。会见之后尼、基二人都尊毛为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尊周恩来为机敏干练的外交家。

国内宣传毛和中共邀请一天之前还被毛和中共宣传为中国人民的死敌的美帝国主又的头子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并与之会谈，不仅盛宴款待中国人民的这些“死敌”，还与之至相吹捧，发表《上海公报》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因为毛和中共一直指责苏联与美国会谈缓和国际紧張局势、放弃向世界暴力推进共产革命的行为是“修正主义”，现还自己又与美帝国主义眉来眼去，豈不是自己也变成修正主义了？不过对于掌握了全部话语权的毛和中共，这也难不倒他们，对于毛和中共来说，许多事你说、你做就是错的，而他自己说、自己做出来就是英明伟大的“战略决策”了。这件事在中共公开的宣传上被宣传成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外交战线上的伟大胜利。

在对内传达的关于尼克松、基辛格访华的文件中把这说成是：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震慑和感召之下，美帝国主义的头子都不得不到北京来朝拜毛泽东这位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对此，不仅我们兰岭大队的社员，整个中国大陆除极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之外，全都深信不疑，我在湘阴和长沙遇到的许多人都还对此津津乐道，许多人对此还感到自豪。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大陆的民众在中共当局的洗脑和灌输之下，均已完全喪失了认知事物本质和真像的能力。

尼克松、基辛格的访华以及前一年中共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两件事，无异于给被毛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内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外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和核打击的威胁的中共当局打了一剂强心剂，使毛和中共得到了美国强大的核保护伞的保护。

尼克松的访华和后来的卡特时代中美建交开啓了一个惡劣的先例，这导致日本和众多西方民主国家爭相效仿，这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就掀起了一波东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先后争相访华。并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与台湾的中华民囯政府断交的浪潮。

这是自杜鲁门、马歇尔在国共内战中背叛并出卖自己二战时的盟友中华民国政府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再一次出卖并背叛自己的盟友中华民国政府。从此开啓了一个东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共奉行绥靖主义的时代。

为了给开办养蜂场筹集资金，我曾到湘阴县城的建筑工地做过小工，在一次挖墙基的过程中，遇到塌方差一点被垮塌下的泥土掩埋，幸亏当我发现有塌方的征兆时，我趕忙往前跑了几步，给果只被跨塌下的泥土埋到肩部，其他工友连忙挖开我四周的泥土，把我从泥土中拉了出来，所幸这次事故中，只因垮下的泥土把我推向所挖墙基另一侧凸出的一块砖头上，被这块砖头梗断了一根肋骨(因所挖墙基的地方是以前填充起来的一片松土，要一直挖到硬底才行，所以这一道墙基当时已挖到两米多深)。

我到县人民医院照了一个透视，医生说：只断了一根肋骨，因有两边的肋骨和肋间肌固定，不需另外固定。医生开了一些药，我也没有买，自己到药店买了几张伤湿止痛膏药每天贴上，又照样在工地上干活，只是每次用力的时候，都会引起断裂处的一阵剧痛。由于难得找到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仍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还有一次，湘阴县城附近的三峰窑镇(一个专门烧制陶器的小镇)环卫所的一名负责到各家各户的厕所清除大糞的环卫工人病了，居民们家里的便池都满了，居民们因此些怨声载道，镇环卫所不得不出钱雇请一位临时工来为居民们清除糞便，恰好那时我到三峰窑买烧水的瓦壶和醃菜的陶罎，到曹楚材(孫治国的同学，也是“反动学生”，下放在六塘公社茶木大队，已与当地一鲁姓姑娘结婚)在镇上当理发师的姐夫那里去吃午饭，谈到镇上居民家里粪池无人清理，环卫所正找临时工清理粪便，每挑一担粪有一角钱的工资这件事时，他姐夫对我说：你何不在这里干几天？赚几个钱，你吃住都可在我这里，不必另外花钱。我说：好呀！他姐夫连忙找来他的熟人镇环卫所长，把事情定了下来。

我的工作就是挑着一担粪桶到每家每户的厕所把粪池里的大粪挑到环卫所的大粪池集中，一百二三十斤重的一担大粪，对我而言挑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在别人家里挑粪，十分注意不要让粪便溅到地上，动作又迅速，居民们都十分满意，我一天可挑六十多担大粪，一天可赚到六块多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只用了一个星期便把全镇二百几十户居民家的厕所清理完了，赚了五十多块钱。

那时的大粪是农村的上等有机肥料，环卫所花一角钱一担挑来的大粪，一转手便以四角钱一担的价格买给进城买粪的农民，利润率高达300％。所以环卫所是那个效率低下的时代少有的高效率、高利润部门之一。

我家在聚福园五号房东冯建平的弟弟冯建昆，因在冯家兄弟姊妹之中排行最小，所以我们都叫他小伯伯，他公私合营之后，原也在医药公司工作，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离开了医药公司，为维持生计，不得已在长沙当起了“土夫子”[註：1]队的一个小包头。有次他所在的居委会在长沙市新广播电台的建筑工地包到了一个土方工程，要他带人去搞，工地上正缺劳力，那时我正好到了长沙，见到他，他问我：老四，你愿不愿意到他的土方队当“土夫子”？我答应了。

于是我晚上就住在聚福园五号的阁楼上，我用母亲去成都时留在阁楼上的棉被、棉垫被，在阁楼上开了一个地舖，晚上就睡在那里，早上六点起床，趕往工地建筑公司的工地食堂吃早餐，接着在工地挖土、挑土、午餐，直至下午六点收工后，在工地上吃完晚餐再回聚福园五号睡觉。在土方工地上，我拿出在西洞庭农场挑大堤的阵式挖土、装箢箕、挑土，我挖土上箢箕供两个人挑土还绰绰有余，我挑起土来飞跑，一个挖土上箢箕的人供我一个人还供不上，让那些由城市无业人员[註：2]和城郊蔬菜队的家属组成的土方队的男女“土夫子”们相形见拙，也令小伯伯惊叹不已，连连对我伸出大姆指说道：老四！想不到你看起来文质彬彬，干起活来一个可以顶他们两三个。我在小伯伯的土方队当了一个多月的“土夫子”等这处土方工程结束后，除了吃饭我也只赚了四五十元钱，又回到兰岭务农。

在长沙广播电台工地当“土伕子”时，还认识了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土伕子黎XX，他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失去了升学资格。他的继父是长沙“解放”前赫赫有名的“相命大师”程梅仙(这是他看像算命时用的艺名)，程先生以前在上海滩就是著名的相命大师，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程先生不甘当亡国奴，携家小一路逃难来到长沙，以后就在长沙定居下来，为维持一家老小生活，程先生在长沙重操旧业，在长沙蔡锷南路开起了一家相命馆，由于他熟知看象算命的机理、对易经有很精深的研究，又浪迹江湖多年，阅人历事无数，加之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历史、心理学、近代科学等诸多方面均多有涉猎（他儿子说：以前湖南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物理……等科系的教授常是他家的座上客，来他家与他父亲探讨“相命学”方面的机理），又聪慧过人，善于察言观色，所以他看像算命极其精准，有时精准到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儿子说：有时父亲在前面的相命间算完一个命之后，回到内间的住处对家人说：“怎么搞的？又算准了！”

不久之后他便在长沙声名大振，成为长沙最著名的“相命大师”。记得刚“解放”我在楚怡唸高小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时有意要从程梅仙的相命馆面前经过，停下来听程梅仙在长沙请的一位为他站前台拉生意的本地相命师“谭铁嘴”的那张铁嘴为程梅仙拉生意，这位“谭铁嘴”也聪颖过人、见多识广也是个老江湖，极会察言观色，他有本事把一个完全没有打算到他们的相命館来看相算命的围观者，说得心甘情愿地花钱到内面房间去找程梅仙看像算命。

孫治国和他冶金学院的同学张奠磐等，也曾到长沙的建筑工地做过临时工，干了一个多月结束后，等工程结帐，一等就是二十来天，到后来带的钱和粮票都花光了，最后还是正仁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钱和粮票才坚持到把工资领到。

1972年冬天之前我和孫治国商议：像这种到外面做小工、挑土每天除了吃喝能余下一块钱左右就不错了，但要靠此筹足开办养蜂场所需的1500元钱就太难了。

我们又想起了到洞庭湖的芦苇荡里去割芦苇的事。这年十一月份已进入割芦苇的季节，我们找到相邻的赵垄大队的湘阴县知青李前锋，要他带我们找到他在活水洲芦苇管理站当会计的表哥杨德安家里，那天他表哥正在县财政局开会佈置这年的芦苇搶收工作。

那时芦苇是制造高级纸的优质材料，湘阴县在洞庭湖区的几万亩芦苇，收割打成捆后，卖给造纸厂所得的的四五百万块钱是湘阴县最大的一笔财政收入，这也就是县芦苇场为什么直接划归县财政局管理的主要原因。我们向他表明我想带领十来个知青到他们芦苇站所辖范围的湖洲上收割芦苇的愿望。杨说：割芦苇赚是赚钱，少说一天一个人也能赚四五块钱，组织得好劳动力强一天一个人赚七八块钱也是能赚到的，只是冬季的湖洲上风霜雨雪，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自己临时搭建的四处透风芦苇棚里，还要自己做饭，附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没有人烟，要买点食物和生活用品要走几十里烂泥路过几道河才能到沅江县的农村买到粮食、蔬菜。要想多赚钱还得天不亮就要起来，干到天黑才能收工，你们吃得了这个苦吗？我心想西洞庭农场那种苦我都受得了，还怕割芦苇这种苦吗？我说：杨会计你尽管放心，凡是别人受得了的苦我们都受得了。杨说：那好！只要你们吃得了这个苦，我就让你们去试一试。过两天我散会后回芦苇站，你们来一两个人，带上大队以上的证明，跟我一起到站里的田站长和张书记那里办个进场的手续，让站里划分一块芦苇给你们割，过几天等湖水退下去后，便可进场了。

告别杨会计后，我们商量由李前锋负责组织七八个能吃苦的湘阴知青，我和孫治国邀上茶木大队的曹、袁二位(后来曹因故未去)。但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割过芦苇，用什么工具、怎样搭芦苇棚、怎样割、怎样打捆……我们均一无所知。我们想：必须找一个以前割过芦苇的人和我们一起干，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我想起曾听东塘公社的冯谷选说过，他们相邻大队的一个远房寻戚冯金胜，曾割过几年芦苇，还赚了不少钱。

那天晚上我到了东塘公社一塘大队的冯谷选那里，由他带带我到了冯金胜家里，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很爽快就答应了，他此时正为还没有人来找他入伙割芦苇而发愁，听到我们来邀他入伙，当然喜出望外，他告诉我们除了个人用品、煮饭的锅盆碗筷油盐酱醋和前几天的大米、蔬菜之外，还要备一块粗磨刀石(金刚砂轮片最好)和一块细磨刀石，因为芦苇的根部比较坚韧、刀子有时还会不小心划到地上的泥沙，所以刀口容易钝，需要隨时磨快，这样割起来不仅省力，而且还能提高工效，要穿厚底胶鞋，最好是工厂里发的那种厚底工作皮鞋，因为割掉芦苇后，留在地上的尖桩十分锋利，鞋底太薄容易被刺穿而伤到脚板，割芦苇的刀每个芦苇站都有卖的，只需砍一根湖洲上的柳树枝桠做一个约一米长的把就行，有这么长的把，割的时候就不必弯腰，就不会腰痛。

与冯金胜约好了到营田码头汇合的时间后，我回到兰岭，把一张大队开的证明改成去割芦苇的证明，要治国负责准备所有炊事用品，各人自带饭盆衣被。在杨会计散会的第二天我和李前锋一起到了杨会计家里，和他一道从湘阴码头先乘小火轮到了汨罗县的营田镇，在营田午饭后，再乘机船到洞庭湖中的青山岛，此时因退水，青山岛与活水洲之间已连成一片，中间只隔了几条小河沟，河上都有渡船，我们从青山走了三十多里路，过了几道河，终于在天黑之前到达了位于洞庭湖中的活水洲芦苇管理站。这是一座用湖洲上的泥土在湖洲上堆起的一座高十多米的土台，土台上建了一幢红砖瓦房，这就是活水洲芦苇管理站。这里在涨水季节，周围便是一片汪洋，只有长出水面一眼望不到边的墨绿色的芦苇在水面隨波逐浪迎风荡漾。

［註：１］：“土伕子”是长沙人对在基建工地以挑土为生的临时工的称謂。

[註：2]：城市无业人员均为家庭出身不好、“四类份子”、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所组成，因他们找不到固定的正式工作，故被中共当局称之为城市无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