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寫不盡的儲安平/張成覺

章詒和把她父親章伯鈞跟儲安平比喻作“兩片落葉”，饒有深意。這兩位知名人士“五七反右”時遭到大陸中國全民共討，正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從之前的高位落到泥潭，緊挨在一起蒙受沒頂之災。不過，此非他們本人的意願，乃時也命也運也！

储安平在统战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表了千字左右的意见，他认为三大主义（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源在于“党天下”。据参加会议的记者说，储安平发言时，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坐在沙发上击节赞叹：“VERY GOOD！VERY GOOD！（非常好！非常好！）”储的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本报编辑部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八篇社论！（摘自殷毅《香花毒草任憑說—〈第一朵迎春花〉背後的故事》原載《光明日報新聞內情》）

筆者1957年6月初（差半年才滿十八歲），作為交通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首次讀到儲安平那篇振聾發聵的發言時，就被“黨天下”這三個字扣動了心弦。歲月流逝，此刻已是2026年，新世紀過了四分之一了。身為八十有七的老朽，仍然對之拍案叫絕。但想深一層，儲安平本人更值得讀者思考：為什麼偏偏是他“太歲頭上動土”，出了這個風頭？弄到毛幾個晚上睡不好覺？筆者以為這當中一言難盡，概括而言應歸因於：

儲安平出身於宜興望族。其十二世祖儲昌祚、九世祖儲方慶、八世祖儲大文皆為進士。他出生後六天即喪母，14歲喪父，依靠祖母、伯父儲南強撫養成人。儲南強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與吳稚暉是同學兼摯友，曾官南通知縣。1916年，儲進入伯父在當地辦的武廟小學。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 17~19 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 200 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1928年9月，儲安平考入光華大學文科政法系，愛好文學創作，是為「新月派」後起之秀，與徐志摩等人均有往來，徐也是這個時期對他影響最大的一位。大學期間儲曾擔任《光華週刊》的主任，為之後在傳媒的工作打下基礎。當時胡適、徐志摩、張東蓀、羅隆基、潘光旦、田漢、邵洵美皆在光華任課，儲也因此與之相識。在光華，端木露西是比儲安平低兩級的校花，兩人相識相戀。1934年，端木露西與儲安平結婚，先後共育有四個孩子。儲安平大學畢業後，任《中央日報》編輯。1935年4月24日，《中央日報》副刊《婦女周報》創刊，端木露西（筆名路茜）任主編。1936年底，端木露西隨儲安平赴英國學習教育學，儲安平比端木露西早一年到英國。

1938年，儲安平和端木露西因抗日戰爭爆發，學業未完成即雙雙歸國到重慶。儲安平任《中央日報》國際版主筆，端木露西同在《中央日報》任職。《中央日報》社社長程中行追求端木露西，最終得手。儲安平得知後，向同鄉、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告狀。吳稚暉將此事轉告蔣介石，蔣介石乃痛斥程中行，程中行請辭《中央日報》社長，於1940年秋下台。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惜才，認為「風流無罪」，乃將程中行安排至監察院當秘書長。

1940年11月，儲安平獲聘為國立師範學院教授，端木露西與儲安平一同來到湖南省安化縣，端木露西在國立藍田師範學院附中教書。在此，二人開辦一家出版社，名為「袖珍書店」。1943年5月，儲安平主編《袖珍綜合文庫》叢書出版，其中收有端木露西的《海外小箋》，內有她致儲安平的十餘封信。未幾，儲安平與端木離婚，四個孩子由儲撫養。之後，端木一直用「端木新民」這一名字。1946年，她任教於上海市立敬業中學，深受學生愛戴。後和上海水產學院教地理課的孫西岩結婚，1964年，端木露西因病提前退休。1960年代後期，她因直言不諱而屢遭打擊。晚年，丈夫孫西岩逝世後，端木露西獨居在陝南村寓所至1998年病逝。

1944年豫湘桂戰役爆發，儲安平隨學校逃難。1945年11月，與力報的主事者張稚琴創辦《客觀》周刊，任主編。《客觀》一經出版便洛陽紙貴，但因和副刊編輯聶紺弩筆戰，1946年春離開《客觀》雜誌，1月6日，在重慶籌辦新刊，定名為《觀察》，任社長和主編，並使得《觀察》成為國共內戰時期著名的自由主義刊物，8月，任復旦大學政治系教授，並在新聞系兼課，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9月1日，《觀察》半月刊創刊，這本雜誌的宗旨是「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對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做毫無偏袒的評論」，基本立場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以「高級知識分子」為閱讀對象。儲安平對國民黨有批評，比如稱其「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也對共產黨有批評，比如稱「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還對美國也有批評，他的《中國的政局》一文對兩黨，還有自己所屬的自由思想分子，都提出批評，其結論是，「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在《觀察》上『中間路線』的代表人物發表了大量討論『第三條道路』的理念和主張。

1947年2月，傅斯年在國民參政會上主張清查孔宋產業，並發表名文《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轟動一時，儲安平也向傅斯年約稿，很快便在《觀察》上發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一文。儲安平非常感謝傅斯年的文章，對其盛讚不已，而且期待中國政治界能出現更多的傅斯年一改中國的政治文化。這年學潮洶湧，儲安平也在《觀察》上連續發表文章支持學潮。7月，國民政府發佈『戡亂總動員令』，11月，「民盟」也被歸為反動團體解散，這些事件也讓儲安平的思想有所轉向。

1948年10月，《觀察》發表張申府和楊人楩兩篇反對內戰的文章，這時正值遼沈戰役接近尾聲，而這兩篇文章呼籲停戰，這也引起中國共產黨方面的不快。11月27日，《觀察》刊出的張今鐸所撰的軍事通訊《徐淮戰局的變幻》，報道了國軍統帥部在徐蚌會戰中的戰術改變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分析陳布雷之死與翁文灝之拖」，蔣中正說：「我們的軍事機密已經被人家在雜誌上洩露了，還打什麼仗？」，下令追捕該文的特約記者。1948年12月25日，查封《觀察》和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觀察》事件」。此後，王造時出面，以自己的影響力多方奔走，給當局施壓。並於1949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咸在內數位《觀察》人士出獄。儲安平在查封之前就已逃往北平，12月30日，北平的警察闖入《大公報》社等待抓捕儲安平，這時儲安平於樓邦彥、王鐵崖等好友家暫避，未被逮捕。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針對蔣介石提出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和平談判八項條件，北平有多位知識分子和社會人士表示支持，儲安平也聯署通電表示擁護。4月22日，參加『民主人士東北參觀團』考察中共控制地區的情況。歸來後被安排住進了遠東飯店，正式成為內定的政協代表。1949年11月1日，《觀察》正式復刊，但封面上的Independent（獨立），Nonparty（非黨）字樣不見了。1950年，《觀察》終刊後，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下半年由潘光旦和費孝通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9月，加入九三學社。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5月由胡喬木安排下到達青島度蜜月，其後開啟了為期兩年的新疆之行。1956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入楩、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 —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94位同志，其中26 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 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分上，真箇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比如第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 ”，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导层有 4 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 50 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 “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吗?这实在滑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1957 年暮春的版面上看，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他还想成立杜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的协调——这事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 (或者说，幸运的是)，他的这些想法，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储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 ”。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4 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作人一生惟谨慎，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而且，作为一种信条— —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仅在 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 1949 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 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的程度。

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 70 天中，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 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 ”，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1(陈铭樞); “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儿戏了(陈振汉)。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鈞——这话最初是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 ——他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 :“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陈振汉、徐毓楠等);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那段话的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