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五十

如石

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尽管对毛泽东就《红旗》杂志发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态度，反应不尽相同。但对于长期在毛身边与其共事并深知其为人的刘、周、林来说，三人的所思所忧，或许可以通过田家英前后说的两句话加以印证：

前一句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彭德怀因谏言之“信”而问题升级后，毛专门找了支持彭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李锐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1 其后，除了周惠被从轻发落外，黄、周、李，皆未幸免。

后一句发生在后来的“文革”前夜。1965年11月5日，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1月10日，毛泽东应杨尚昆的请求，接见了杨。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

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2

毛郑重其事当面给杨布置了两项任务，难说是敷衍。但深悉毛的内心，能把毛的思想写成毛得意文章的田家英，认定是“敷衍”。而当日（11月10日），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号角的日子。之后“文革”伊始，首先打倒的便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包括同样在“文革”前夜，毛用几乎同样的做法对待彭德怀。在彭德怀拒绝了其他领导为其安排的工作后，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庐山一别后的彭德怀，一番推心置腹的安慰和鼓励，甚至说了“真理也许在你那边”之后，要彭德怀赴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只是，彭副总指挥人在北京还未出发，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便发表了。彭到成都第二天，11月30日，这篇文章便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登出。

如此，对于比田家英了解毛泽东更为深刻的刘、周、林来说，毛的“《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之赞语，不能不令他们陷入深思忧虑之中。“很及时”三个字，可涵括的太多了。对毛来说，是作为精神食粮很及时？还是作为“一面镜子”很及时？抑或是作为“糖衣炮弹”很及时？最终，答案给出在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上。全文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代名词，相当于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拉开了正式批刘大幕。

虽然历史不宜用其后解释其前，不能“事前猪一样，事后诸葛亮”。但政治、特别是中国体制下的政治，是有历史传承的、是有前车可鉴的、是有因果循环的，是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自然也就是有规律的。

比如，我们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疑罪从无”原则，在古《传》中说：“赏疑从予（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姑且赏予），罚疑从去（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姑且赦免）”。比如，说到“文革”，必先说“四清”；说到“四清”，必先说“黑旗事件”3

再比如，东汉人仲长统在《昌言》中写的：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埶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及继体之时，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即，受命于上天的豪杰英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统一天下的名分，由于没有这种名分，所以竞争者纷纷崛起。但到后来，那些仗恃智谋的，智谋穷尽；仗恃力量的，力量枯竭。形势不允许再对抗，也不足以再较量，于是才捉住头，捆住颈，服从命令。等到第二代统治者继位时，那些豪杰已不再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士大夫和百姓都已习惯于遵从命令，富贵之家已经固定，威权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在这时候，即使是一个下等的蠢人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也能使他的恩德大到与天地相同，使他的威严达到与鬼神相似的地步。即使是有几千个周公姬旦和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也无法再发挥他们的圣明；有几百个孟贲和夏育之类的勇士，也无处再施展他们的孔武。那些继承天下的愚蠢帝王，见天下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旨意，就自认为政权像天地不会灭亡，于是随意发泄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邪恶欲望，君主与臣僚都为所欲为，上下一起作恶，荒废朝政，排斥人才，穷奢极侈，丧却底线。所信任亲近的，都是奸佞谄媚的小人；所宠爱提拔的，都是后宫嫔妃的家族。以至达到耗尽天下民脂民膏，敲骨吸髓的程度，百姓身受怨毒，痛苦不堪，各种灾祸，同时而起，四方外族相继背叛，政权民心分崩离析。从前本该由我护育的庶民，如今全都成为喝我鲜血的仇敌。至于那些大势已去、还不觉悟的人，岂不正是富贵导致的麻木不仁，溺爱造成的愚昧顽劣吗？！政权的存亡相互交替，治理与战乱也不断周而复始的循环，这正是天地运行的规律。迄今异乎？！

8月3日，毛在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4

8月5日，毛在同来参加北戴河会议的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农业机械部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部长）、王观澜（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以及柯庆施、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谈话时，又说到：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黑暗估计得过分黑暗了（明指在“西楼会议”持此论点的陈云，暗指支持陈云的刘少奇）。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是光明的。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

如前所言，此次会议，毛泽东在已然意识到自己和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想法观点有所不同时，吸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因为事先没有及时跟与会者进行沟通而导致几败俱伤、包括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采取了其擅长的、一贯的、大会前的小会、大讲前的小讲以及个别谈话等，很明确向与会者表明自己了对行将上会的诸问题的态度，尽可能未雨绸缪、先行布局，在大会开始前，就做到心中有数，稳操胜券。

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在会上作了讲话，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6 这三个问题实际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互为依存的。按照这一罗列和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有了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有了阶级斗争，就会有或好的或不好的形势；有了或好的或不好的形势，就会有决定或好的或不好的形势的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样最后，必然要抓主要矛盾，而对毛来说，主要矛盾就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斗争。

毛从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的“万言书”讲起，批评以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单干风”（未点支持邓子恢的陈云、刘少奇的名）；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字的上书，批评为“翻案风”； 把刘少奇、陈云等人之前提出的“五年恢复、五年发展”，“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否定大好形势的“黑暗风”。毛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7

   为什么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一贯反右？对此，林牧（曾任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指出：因为中共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它本身就是很“左”的。毛泽东又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更加“左”上加“左”。邓小平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说过，“纠‘左’有时就是纠正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其实讲得比较中肯。8

前不久，中央很是隆重地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本人对马克思没有什么研究，不敢妄言。不过记得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方法，虽然也被人们称之为活动的手段，但它不是物化了的手段，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应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因此，黑格尔把方法也称之为主观方面的手段。他说：“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英国哲学家培根则把方法称之为“心的工具”，他论述方法的著作就命名为《新工具》，认为方法是在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是条条蹊径中的路标，它的作用在于能“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既然是认知世界的方法，其主观必然应遵循并顺应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而不能一成不变。也就是说，既应该“不是现成的教条”，也应该不是僵化的教条。

说了这么多空洞乏味、自己都懵懂的东西，才想起毛泽东在延安（1939年）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说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时的毛，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把这句话当成枪炮、造了蒋介石的反，后来这句话在“文革”中，又成了红卫兵打砸烧杀的“护身符”。不知道它以后还会成为什么，也许无所不能，也许一无所能。不过至少现在，如果说它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指路明灯，此处便略去一万字，掌声依然......

注释：

1 《庐山会议纪实》：李锐著，电脑版。

2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3  “黑旗事件”：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年轻干部戚本禹、林克（毛泽东的英语导读）等人向室领导何载等人提意见，受到批评和审查。毛泽东得知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于是，毛支持提意见的年轻干部，并作出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杨尚昆、曾三等中直机关领导也为此丢职降职甚至被打成“右派”。当时发生在中南海的这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打人、查抄等一系列非常规做法的整风运动，与时隔8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所取得的政治影响和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4、5、6 《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4、126、127页。

7、8 《回忆1962年的那场“批习斗争”》：作者：林牧，1946年入读西北工业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参加中国民主联盟，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处长，1960年起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曾是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文革中受到迫害，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中共党籍并判予八年半劳改。至1978年11月获平反。先后出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著有回忆录《烛烬梦犹虚》。据他女儿林红说，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一直生活在警察的监督下，家里电话长期被监听，一有风吹草动电话就被掐断，两次抄家、一次被绑架到临潼强行“疗养”，三次被迫出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