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第九章

王哲

九

如果说前两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个人一起谈话时，语气和表达还是软硬兼施、进退两顾、蜻蜓点水、言辞闪烁的话，那么当此时独对自己第一心腹嫡系且已经被闲赋十年、急于让其了解情况包括自己想法的林彪时，说话就变得非常随意和性情了。毛的这种表现，对林彪来说既罕见又很遥远了。

在林彪的记忆里，前面说过的毛泽东1932年落难宁都、林彪去看望毛时，毛内心是澎湃的，尽管努力压抑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但林彪还是从其灼热的目光和紧握的双手中感觉到了。然后是1945年抗战结束后，派林彪去东北前，毛在他的窑洞里，双手叉着腰来回踱着步对林彪说：你打胜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新中国；打不胜，新中国也会有，但要晚几年，而且不一定是我们的。我等你的好消息，成功后回来，我们共同将这个千疮百孔的中国治理好。林彪当时摇着头对他说：不，我不懂治理国家，只会打仗。打完了仗，放下枪炮，我得休息。林彪和毛泽东握了握手，微笑着走向东北战场。三年后，林彪在歼灭了蒋五大主力中的三个、解放东北全境、率百万大军出关、用黄永胜的话说：我们一个四野就能解放全中国的时候，相信当时毛深情地对人说：林彪，林彪，静时如林，动时如彪，不仅是我们党、也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将才。是何等的感动和自豪！如果说毛泽东是猎人，林彪就是他最得意最宠爱的猎犬。什么是美？需要就是美。

今天，当毛泽东又一次站在林彪面前，虽然国家情势和之前已完全不同，但从毛带着情绪的话语中，林彪感受到了和之前同样既是信任更是期盼的巨大压力。

不过林彪听到主席说到高岗的名字，心里还是不由一个激灵。他和高岗的交情，直接缘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林彪刚到东北时，还是彭真主持东北大局。当时日本刚刚投降，在国共打打谈谈、真打假谈胶着混乱时期，在进与退、攻与守的方略问题上，林彪、高岗、黄克诚等人与彭真、林枫等人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导致了当时“血战四平”的失败和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的失守。幸而毛泽东及时醒悟，在全权任命林彪负责全东北事务后，才有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才有了后来让蒋介石黯然泪流的“辽沈战役”。就在那块黑土地的战火纷飞中，林彪和高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高岗对林彪非常敬服。而就在大军进关时，林彪感慨地对前来送行的高岗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1。

后来“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即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主任：高岗；副主任：邓子恢、李富春、贾拓夫；委员：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

当时毛泽东是想让“五马”分权于刘（少奇）、周（恩来），尤其寄希望于高岗。高岗的最终失势基本源于自身，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自身的原因，即友情。主要是与彭德怀、林彪等军方过从甚密。跟林彪的关系如上所言，跟彭德怀的友情得益于抗美援朝。当年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他的一级国旗勋章时不安地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高岗）”2。尤其跟毛泽东一直不待见的彭德怀的交往。因二人都属于性格直爽粗放、不拘小节之人，很是谈得来而不加避讳。历史上有条古训：阁臣与握有军权者结交，死罪。长此以往，精通历史、猜疑极重的毛泽东，不可能无动于衷。

二也是自身原因，即信任。将毛泽东跟高一个人说的“政治私房话”，即毛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告诉了自以为挚友的陈云。“陈云就把他听到的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意见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公开发行的《高岗传》用了“等人”二字，把毛泽东名字做了遮蔽）3。再就是邓小平落井下石地告密。邓的告密是高岗事件的关节。从历史渊源而言，邓是毛的人，远比毛、高关系深厚。且邓向来举重若轻、惜字如金，所以邓的话，毛不会不有所警觉。想必会直透毛的内心深处、正中毛的软肋，令毛不想不信、不能不信、不信不行！即不得不信、不敢不信、必须得信！而后当毛泽东抛出了他提议的、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一诱饵时（公开发行的《高岗传》用了“毛泽东提议”4一语），刘少奇谦虚表示轮流，高岗对此赞同（刘退高进，所谓的“野心”终于被坐实）。说是“诱饵”，是因为从延安七大起就确立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从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始，就已然形成毛外出期间由刘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惯例。为什么在大家早已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毛还要做这种多此一举的提议？！当时赞同轮流制的还有彭德怀、朱德，后来无一例外都被扣上了“野心家”的帽子，应该说与此不无关联。

当毛泽东觉察到自己与高岗的私房话已泄露后，便索性将计就计来了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趁机看人、识人、辨人。毛通过高，让一些人暴露出了本来面目。随后毛制刘（当年9月的人大会，毛为国家主席，刘是委员长，毛没有放权）、抬邓、压陈（毛认定其为势利之人）、稳周。同时没忘了紧抓枪杆子——拉林（随后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彭德怀之前，1955年进入政治局，1958年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毛将这些“棋子”，了然于胸。

三还是自身原因，即性格。关于这一点，高的小儿子高燕生在接受《新浪网》采访时曾说：“他的那个选择（自杀），我可以想像得到。那是他的性格所致，他选择了牺牲，用自己的牺牲维护了团结。当时正在筹备全国第一次人代会议，当他看到公布的各地人大代表名单时，发现许多在西北、东北一起工作的战友和同事未被选成代表，感觉他们受到了自己的牵联，内心非常痛苦。同时，在本应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中央会议上出现了许多让他不明白也很不理解的情况，又无法和别人说，也促使他选择了那种方式。5”

至于后来为其所定的那些罪责，皆为政治需要，实质最多也就是严重错误。高的性情和心思，对毛来说如一盆清水，一望而知。毛对这类人一向宽怀为主，如陈毅、许世友、陈再道等，包括贺龙（文革中打倒前也做了极大的争取）。所以，尽管当时刘、陈、邓、周，近乎联手倒高，毛仍想保高（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6）。邓是踩着高上去的（1954年任党中央秘书长、1956年任总书记），也可以说接替了毛牵制刘、周的位置。

1981年，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和“高岗反党集团”的字样从文字中消失了，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人尽管没有公开平反，但都重新安排了工作。

2004年春夏之际，中组部的领导来到李力群的家，在谈及高岗时，称他是“高岗同志”，这个称呼让当时已经84岁的李力群激动不已。2006年高岗的墓碑重新修葺，墓碑上写着“高岗同志之墓”。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评论高岗事件时，不再强调高岗、饶漱石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是指出：高、饶的阴谋活动，其实质是利用党内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挑拨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从而造成党的分裂。

应该说，离给高岗彻底平反只一步之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实际上这“一步”，不仅是对高岗个人一生的终结，也是对一辈人、一个时代，更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一种体制的终结。所以，这一步注定是极其艰苦乃至漫长但又注定是极其深刻和伟大的历史性一步！

现在毛泽东又提到了高岗，敏感的林彪，当然不会忘记当年他写信向毛说明和高岗的关系后毛给他的回信：我们都不要受别人的挑拨，养好身体，来日方长。林当初拿着毛的回信，在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琢磨，足足一个下午，直到认定确实得到了毛的谅解，才走出屋门。

对于林彪来说，现在毛一方面在拿高岗说彭德怀，一方面或许也有敲打他的意思，无论如何得宁信其有。于是林彪接着主席的话说：是啊，说起高岗，我还差点上了他的当呢。幸好主席发现得早，及时揭开了盖子，教育了我们大家，要‘吃一堑长一智’啊！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要长五智、长十智呦，而有些堑，是一次也吃不起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此时的林彪，知道彭德怀的结局已不可逆转了，而作为彭助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肯定也在劫难逃。林彪对黄克诚的印象还是相当好的，耿直敢言，当初进入东北之初，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且上报直言。林彪想着应该为黄开脱一下，顺便也探探毛对这个总参谋长职位的人选有无意向或考虑。

于是林彪叹了一口气说：主席，我听说黄克诚也陷进去了？这可是不应该啊。他可是我们都很了解的人呐。一个直筒子、炮筒子，真是想不到啊。

毛泽东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一点儿一点儿地轻吐出来，吐出最后一口烟后，语气有些黯然地说：他是一个忠臣、烈臣，但这次他忠错了对象、烈错了地方。我让罗荣桓找他谈，站过来事情就过去了。可人家要做个君子，说自己没有落井下石的石头。好得很嘛，既然你没有石头，我们就给你准备石头嘛。也没什么可惜的，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让别人能怎么办呢？反正我们是给出路的，连王明我们都给了出路，不仅给了出路，连去苏联的路费、生活费都给了。何况这些人呢。统统给，而且还是比较光明的出路。死了的，只能做研究室里的标本；只有活着的，才能做样板，才更有意义。

林彪听了主席的这番话，心里有了些底。便慨然说到：是啊！主席对待这些人，一向是宽大的，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所以，我们党才能由少到多、由弱变强，才能打倒蒋介石，取得政权。对主席的这一做法，我是由衷的钦佩。

这是林彪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从上井冈山认识毛泽东至今，亲眼见识了多少强大的不同政见、不同势力者在毛泽东面前纷纷落马，但更多的是投入毛的麾下，任其趋用。作为政治家，心胸比心计更重要。

注释：

1 2013年3月22日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文字实录。

2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第237页。

3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第331页。

4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第332页。

5 2014年12月3日高岗之子高燕生独家对话新浪网：父亲只是名普通党员，不是政治家。

6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电脑版。

但是林彪更知道，在毛泽东那深不可测的心胸里，能够占据一位的人，在如何使用？用在哪方面？如何控制？等等，毛泽东是非常有数的。对于彭德怀，不要说其在历史上与毛泽东的几次离合，就是其性格本身，就为毛所不喜，他是领导人中，把“老毛”改称“主席”最晚的。因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只得让其管理军队。但正是让彭的功勋达到顶峰的抗美援朝，令毛泽东失去了被他寄予无限希望的长子毛岸英，特别是他的另一个儿子毛岸青身体又不好。作为毕生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理念教育、浸染，视自己为一代开国创业者的毛泽东，其内心的感受，虽鲜有记录，但是在他去世后，工作人员在他的衣柜里，发现了一件毛岸英的衣服，平平整整，放在最底层，也是他内心最深处。当毛泽东前几天在会上讲话时说到：始作俑者就该绝子灭孙……。突然激动起来，眼睛湿润，声音哽咽，夹着烟卷的手不自抑地簌簌抖动。这种突然的激动，这种联想，这种语言，在感动、感慨之余，特别是细想之后，又令人心怀不安、心有余悸。

当然，也有林彪没有想到的，即1958年初的全军“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其源自于当时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发动于当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高潮于当时的最终裁决者毛泽东。这场运动，最终毛因势利导而一箭三雕，并为林彪顺利接替彭德怀做了人员组织上的铺垫。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此时，南京军事学院个别学员因为对一些条例不满意，越级给北京写了告状信。彭德怀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调查组。在看过调查组的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其后开始了清算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潮，及至1958年5月开始的军委会议上达到高峰。

1958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前期是批判粟裕的所谓“向党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里通外国”、“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后期是批判以刘伯承为首的“军事教条主义”。而这次会议的历史背景，一是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挥动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巨手，大谈所谓“反冒进”，批评周恩来等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加以肯定。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二是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军队的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历来对军队极为敏感的毛泽东的警觉和有所考虑。

在国内国际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当彭德怀对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和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的一些做法表示出不满时，毛不失时机地主导了这次会议。这次名义上是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负责召开的、实际上是批斗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大将的会议。而这样级别的会议，如果没有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首肯，是无法想像、也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