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导演了中原大地的这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
——嵖岈山噩梦（下）
梦之魂
（七）
伴随着绝粮和饥饿，浮肿病象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蔓延。
由于大人把仅有的一点能果腹的东西让给小孩吃了，所以先是大人肿；等到小孩也没吃的了，小孩也跟着肿；先是双脚肿，接着两腿肿，渐渐肿到上身，直至肿到皮肤发亮，头如柳斗，两眼如缝；再肿下去，不消一天，人就彻底断气。 浮肿病人的人数在逐日增加，在死亡线上坐以待毙的人数与日俱增。
这里，我们仅摘录１９６０年２月份（农历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某日，嵖岈山公社部分大队浮肿病当日统计表来看一看（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有很大出入）：
槐树大队： 浮肿病人２８人；
土山大队： 浮肿病人２８人；
农场 ： 浮肿病人５１人；
霍庄 ： 浮肿病人６８人；
大里王 ： 浮肿病人３１人；
嵖岈山 ： 浮肿病人５０人；
包庄 ： 浮肿病人７８人；
小陈庄 ： 浮肿病人７５人。
……
这一天，全公社浮肿病人７８６名。
也就是说，这一天有７８６个原本鲜活的生命正一步步以小时、以分秒计算走向死亡。
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仍然宣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路宪文从潢川县返回地委，沿途只见“死倒”(倒毙在路旁的饿殍）横陈，被父母遗弃的小孩奄奄一息，他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反而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封锁村庄，不准饥民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于是，善良的农民们一切活命的希望和可能性全都被彻底剥夺和取缔了，留给他们的唯一选择是死亡。
原公社干部娄本耀回忆说： 大约在１１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群众的一封来信，信上写着：俺庄已经死了６２口人，剩下的人只有一口气，你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一惊，摇摇晃晃到县委找到办公室秘书赵文亮和通讯员徐文堂，由他俩架着我向刘班庄走去……
我们一口气走到八里杨的场地里，准备靠到麦秸垛上休息一会，忽然发现麦秸垛下有个死人．我们也顾不上休息了，就一口气赶到刘班庄……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一推门，见当门处坐了一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她家的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上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 我又走进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
又继续往西走，先是走到酒流村，一打听，村里死了９口人。 又走到小岗村，一问，村里死了１０口人。 又走了一个村，村里死了３口。
我们连夜走到关王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饿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个人就急急忙忙往苗庄赶。我找到队长家，队长叫苗长富，４９岁，说：“你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我一问，村上百十口人，已经饿死２０多口了，全村２００多亩地，全年打５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就征购了１０万斤，村里连红薯叶都上缴顶任务数了。 苗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毬了！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
李尧大队张庄村１２个娃娃每顿半勺清水煮红薯叶，只好去抓草根、草虫、树叶，吃糠吃得屙不下屎。一个月时间１２个娃娃死了８个，剩下四个也是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可怜毛旦那娃娃临死时嘴里吞了一口黄土……
遂平县文化馆馆长周水山回忆说：“５９年俺庄几百口子人，只有生产队长的老婆生了一个孩子。有的人家死光了，死人也没人管，鼻子都叫老鼠咬吃了。” ……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１９５９年冬至１９６０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达１００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１０万人，自然村减少６３９个；正阳县饿死８万人，不少人家绝了户；新蔡县饿死10万人，至今仍不得不在贫困线上挣扎；嵖岈山卫星公社原有人口四万，三个月期间饿死近４０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１０％，有的队竟高达３０％；仅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竟达１２０００之多！ 而这不过是信阳地委自己上报的数字。据当地群众的估计，以及国外一些机构统计估算，全地区饿死人数当在200万以上！
《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一书的作者在写到信阳地区当年大量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惨剧时不禁发出感慨：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一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而，以饿死最令人发怵。你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没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生命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一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一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谁想去死呢？没有一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一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那么，按毛泽东的标准，嵖岈山乃至整个信阳地区饿死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共产主义狂飙热潮中的１００万孤魂野鬼究竟是“重于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呢？
（八）
“反右倾”运动以来，河南省委跟中央是跟得最紧的一个。运动中，对那些所谓执行中央和省委精神不够坚决、不够得力的干部，也就是搜刮老百姓不够狠毒的干部，进行了无情的打击。
河南省１２０万基层干部，被定为“犯错误”的有４０万，受处分的达到３０００名。与此同时，那些敢打人、会打人、打人打得多、打得狠的干部则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在三级干部表彰会上披红戴花。嵖岈山公社书记陈丙寅则作为“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团长组团出国访问。
在这样的一种政策贯彻实施中，干部要想不变成灭绝人性的恶魔和禽兽也难！
一方面，在１９５９年冬－１９６０年春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南全省饿死农民２００万人（国外权威机构估算当在300万以上），死亡牲畜７４万多头，扒毁民房１６０多万间；另一方面，省委书记吴芝圃则下令在黄河边大兴土木，盖起十几座豪华别墅，赠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栋。
当信阳和整个河南省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捂盖子已经捂不住时，吴芝圃抢先将路宪文和一批县委书记逮捕，以作替罪羊。
直至河南全省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只得派出陶铸、王任重带队的工作组，在全省农村进行所谓“民主补课”、“揭盖子”运动，又一次将几十万小队、大队、公社和县委干部打成“国民党复辟势力”，残酷批斗、无情打击。
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经是好经，硬是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坏了。”
所谓“民主补课”的提法出自于1960年底信阳地委的报告。信阳地委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大批饿死人的现象说成是漏网地主、富农“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结果，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象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民主补课”的口号使毛泽东正中下怀、如获至宝，立即于1961年元旦批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
于是，河南和信阳地区又一次陷入一片恐怖之中！大批基层干部被揪斗、被殴打、被关押、被判刑，替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承担罪责。有的县委书记甚至被迫全家自杀。群众中又扩大名额，新划出一批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中原大地重又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原省委书记吴芝圃则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了事。
（九）
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又在发表于１９５８年第一期《红旗》杂志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庄重宣称：“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开始真正统治这块地方了。”
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吗？中国的劳动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和这块土地的主人了吗？ 真正统治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究竟是中国人民还是谁？
发生在嵖岈山区以及信阳地区，乃至整个河南省、全中国的这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不用说今天的年青一代对这幕惨剧所知甚少，不甚了了，即使是经历过那段噩梦的人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脑海中的印象和记忆也会越来越淡薄，更何况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大都年已古稀，甚至不在人世。四十多年来，如同对待其它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中共并未认真深入地对这一惨剧进行反思和总结，甚至今天还在极力地掩盖和回避，当然也就谈不到真正地改正和吸取教训。
关于这一页历史，回忆、回顾和采访的文字虽不很多，但总算勉强还可以看到一些，然而，研究的文字却少而又少。尤其是对这幕惨剧的有关分析和看法往往停留在表浅的就事论事的层次。
其实，嵖岈山和信阳惨剧所反映出的最关键问题，并不是什么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等工作方法错误，其要害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它代表的究竟是谁的利益？中共和全体中国人民究竟是什么关系？
嵖岈山惨剧首先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这场惨剧的全部事实使我们看到，在所谓“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群众不过是专制暴政屠刀下任人宰割的、毫无自由和权利的奴隶。嵖岈山惨剧是中共反人民、反民主专制残暴本性、本质的大暴露。这才是这场惨剧给予我们的最根本的启示，也正是我们通过这一事件最值得思索和关注的问题。
无论中共当局在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做哪些修修补补，搞哪些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它奴役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本质并不等于有所改变，也绝不会真正得到改变。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国人民被奴役、受压迫的悲惨地位和处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彻底的扭转。不彻底结束中共的专制B暴政，中国人民将永无出头之日！
中共灭绝人类的罪行必须受到严正的审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人民要想真正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和权利，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彻底认清中共的反动本质，破除对专制暴政的一切幻想，为彻底清除邪恶暴政，结束反动专制统治而努力。
（全文完）
（本文完成于2006年，部分素材选自康健《人民公社警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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