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文革」是指毛澤東親自製造的紅色恐怖。1966年5月16日，毛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論，把「五一六通知」推向全國，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在毛澤東惡貫滿盈後才結束，被鄧共稱為「十年浩劫」。共產筆杆子比如吳晗都未能逃脫浩劫。吳晗利用民國的言論自由，以大學教授的身份為共產國際抹黑中華民國不遺餘力，大陸淪陷後，他曾助共為虐，大抓右派，破壞古都北京的風貌，甚至瞎挖明帝陵。「文革」中曾任北京副市長的吳晗被害得一家四口，三人死於非命。

 

 

自從陳獨秀們從西方拿來馬列主義後，就開始摧毀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以致近百年來無數中華兒女不自覺地淪為認賊作父，數典忘祖的魯迅徒，像魯迅一樣崇洋媚外，血口噴人。

五四讀書人比如胡適的童年啟蒙教材是《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清光緒27年(1901年)初版問世，「全書四卷(八冊)，共選三千二百九十一個漢字，插圖七百六十二幅。該書既是一部小型的百科全書，又是一部小學字典，同時，還是一部解釋字根意義、正本清源的《說文解字》。」然而五四狂人尤其是魯迅卻致力於用外來邪說毒害青少年，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後，通過教科書與工具書系統地把充滿智慧的中華古文化偷換成邪惡的共產黨文化。《新華字典》飽含紅色毒素，不僅毒害大陸人，也毒害學中文的外國人。中華民國在大陸淪陷後，大陸人無不浸泡在紅色毛坑裡，成績越好，中毒越深。 

2013版的《新華字典》甚至把「自由」刪除！漢代先賢許慎在其經典《說文解字》中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在斯大林的指示下，魯迅帶頭鼓吹消滅漢字，當共產黨篡奪政權後，淪陷區居民從此失去通過學習正體字，承傳正統智慧與文化內涵的機會，只能被迫學習被異化的殘體字與被赤化的中文。

唯其如此，「文革」時花季少女宋彬彬們在學校活活打死其校領導共產黨員卞仲耘的紅色恐怖才會發生在中華大地。所以，「文革」與「五四」一脈相承。宋彬彬們既是害人者，但更是受害人。

中共極權來自西方，與傳統皇權不能同日而語。中國5000年歷史上有的是文明史，比如貞觀之治就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高度文明！可惜五四狂人阻擋了無數華人認識本民族的文化，讓他們誤把中共的罪惡算在中華文化的頭上。

 

 

淪陷前，雅安是西康省的省會，城區不大，但古建築很多，尤其是寺廟，從孔廟、城隍廟、觀音閣、三元宮……到天主教堂與基督教堂，應有盡有，堪稱歷史悠久，文化濃郁。中共篡奪政權後，強行把寺廟教堂改建成學校、工廠、機關單位所在地。

我上的雅安四小，前身是建於1951年初的西康革大附設幹部子弟學校，是西康省獨一無二的紅色子弟學校。1955年，西康省被與四川省合併，成為雅安地區。

1982年，我考上雅安中學。雅中始建於1905年，前身是清朝雅州府中學堂，1980年被批准為首批四川省重點中學。因為先母要我考文科，於是我被轉學到以文科見長的雅一中。雅一中的校址就是過去雅州的文廟。可我去求學時，文廟古風已蕩然無存。因為此前該校在匪共接管後，一度「校鐘停擺，球場長青草，課堂斷書聲，種瓜菜自救，撈青苔充饑。痛哉！十年『文革』，惡浪翻滾，紅衛兵，……橫行無忌……子彈橫飛，地雷轟然。雅州文廟，國之精粹，留下累累傷痕。」這是我的一位語文老師的見證。廖老師是30後，18歲那年（1950年）參加共軍，曾被派到朝鮮當炮灰，幸運生還後，於1955年考入重慶師專，在反右運動中替代被打成右派的同學來到雅安。

1957年，廖老師首次抵達雅一中時，還能看出雅一中在雅安城中蒼坪山下的古廟裡。他的回憶中透露，一中校門就是原來的古廟門，門後是一個四面厚重的磚牆圍著的兩個籃球場面積大小的院壩，一座巍峨的石牌坊佇立在高出院壩後約十個石級的台階上。牌坊緊挨著兩邊圍牆，是孔廟的第一道大門—「欞星門」。大門洞開，仰望石門遙見蒼坪山綠油油的樹林。石牌坊後面是狀元橋。三道拱橋，雖然色彩斑駁，但不失原來面貌，中間拱橋安了百葉箱測量氣象，左右兩道拱橋，成了師生通道，橋下是半圓形池子，池水澄清。水浮蓮下紅色金魚游來游去，池邊垂柳依依。雅安的文廟頗具規模，在增修了兩幢教學樓後，可以容納將近一千學生。大成殿做了學生活動室與圖書室；大大小小參差不齊的廳堂與房舍做了教室、辦公室與宿舍；三個院壩成了學生體育活動場所。最大院壩中央，有棵特別高大的楠木樹，樹冠直徑約20米，常有白鶴棲息。

我在大陸的老師們多像廖老師一樣屬被共產黨赤化的文人，但他們像我父母一樣都在民國時期度過中小學時代，接受過中華正統文化的熏陶，所以，堪稱被捲入紅潮的民國遺民。有位當年讓我昏昏欲睡的政治老師後來隨兒女移民北美，臨終前還入了當地教會。多虧他們的言傳身教，我雖然從小就生活在魯迅們編造的紅色謊言中，但因我貪玩好動，天性強大，沒被中共灌輸學生的紅色毒素害得腦殘。當我帶著《紅樓夢》來到自由世界後，得以通過六四屠殺，明白共產黨的邪惡本質，以及馬列紅朝如何如何摧殘中華文化顛覆中華民國。

我抵達現代德國都市後，得以在自由中提高思想境界，懂得吸收中華文化的營養，推崇中華先賢比如王維。科隆市與終南山大相徑庭，但我卻像王維一樣熱衷修鍊。這是我能認識到法輪功與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原因。鬧市修行不同於深山修行，但目的一致。王維修出宿命通，知道自己「前生應畫師」；而我對前生還一無所知，但我相信輪迴轉世，越活越快活。

正是煉了法輪功後，我才有耐心與精力撰寫中文，抵制紅色宣傳，聲援仁人志士。上網以來我參與不少筆戰，其中之一是支持高智晟與郭飛雄。2006年在郭飛雄失去到白宮與小布希會見後，我查出排擠他的都是魯迅徒，其中之一還是證據確鑿的「文壇剽客」，而他們鼓吹的什麼「憲章」及打著基督徒的名義搞的什麼「共識」都是假冒偽劣的豆腐渣工程，希望大家警惕。